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年8月3日
【明報專訊】盧瑋鑾在中英談判前夕出版的《香港的抑鬱》中，曾為香港嘆道：「沒有人會否認她的重要性，但奇怪的是也從沒有什麼人真正的愛過她。」 三十年後，愛港成為特首參選人條件。
各人以各種形式「愛」她：把她置放在經濟發展的融合大轎車，為她披上一襲厚重的繁榮袍子，讓她背靠國家的臂彎中，繼續時尚亮麗，安定無話，永遠是一顆可欲可弄的珍珠。
愛，何以為愛？
兩個多小時的訪問，羅永生沒說過一句「愛香港」。
而筆者也只是看見一個人，窮大半生精力，深潛文獻，刻痛思考，以記錄、書寫、描述、批判，嘗試讓那幾經難產、脆弱卻意識頑強的香港主體，孵化長成。
當年學運前鋒
一切從反思開始
作為本地公民社會最活躍的評論人之一，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永生（筆名安徒），一直緊貼香港社會波譎雲詭下的起伏脈搏。他的文章，既能回溯過去，嚴謹地梳理歷史紋理和理論邏輯以刺破各式論述的五里迷霧，又能兼具反身性與前瞻性，以學理和史實匡謬正俗，深刻影響新近一代本土學人與社運青年。他的尖銳與精闢，來自對過去與當下的透徹反思，「反思，為什麼這麼難，因為需要勇氣。反思即是說，我雖然做過這些事，但這些事能否重新評價呢？一涉及重新評價，就是說，你覺得自己那時很偉大，其實你是烚戇的！（大笑）」反思刻痛，甚至必須坦承自我的遍體瑕疵；然而只有如此，才能對歷史有更深廣的體認，為未來作警惕。
接戴卓爾夫人機 提出「民主回歸」
歷史與個人總在無形交織着。無論是八十年代的學運前鋒，還是回歸前後的尖銳觀察者，他的人生離不開香港歷史。八二年，戴卓爾夫人訪港，十三學子到機場「接機」抗議「三個條約有效論」，他在其中；八三年，中大與港大學子在一片「維持現狀論」中提出「民主回歸」，攪動當下輿論走向，他正是中大學生會會長。在當時東歐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背景下，學子們提出「民主回歸」的初衷，是以平等公義為念，輔以民族情感，希望藉回歸改良香港的資本主義霸權並改革共產主義之專政；然而，羅永生回想，當日學子雖一片真誠，但也是被黨國暗地統戰影響着。
八九六四後，他對中共體制徹底失望。「蘇東波」震盪消散後的九十年代末，他開始思索到，宏大論述的價值都不及在地的複雜生活處境實踐，「你會思考自己為何會有些想法，這種反思可追溯至我的過去，後來不只是了解我的過去，還有身邊的社會環境的過去。你會把問題由自身輻射到一個更遠的過去」。九七年是分水嶺，他開始研究香港。自此於歷史之河涉足索源，在文化現場作精神考古；挖掘過去，編連當下。
解殖未完
共謀勾結體制殘存延續
回歸後的香港問題叢生，有學者歸咎於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外部衝擊，亦有論者認為是管治問題，甚至搬出人心未歸、外國勢力煽動之說；然而羅永生提出，香港之困，根源自殖民遺害。香港政經等範疇固然有各自權力不平等的內在邏輯，但皆不能脫離香港特有的、由殖民地時代建立的權力機制，「例如，新自由主義何以能在港橫行無忌？當新自由主義被挑戰時，什麼力量令它安然無恙？你可以繞過功能組別不提嗎？」這種力量，明顯來自新舊殖民體制。
殖民豈止內外的關係
羅永生把這種殖民體制理論化為「勾結式殖民主義」，意指殖民地時代英國殖民者透過與高等華人精英的勾結合謀以達至間接管治（indirect rule），殖民者實踐「有效」管理時，合謀華人亦享盡投誠後的好處。他認為，殖民經常被二分作簡單的內外，但這實是被操作後的認知，「殖民性不是全都由外國壓下來的，殖民關係不是一個內外的關係」。當初中國人接受英國人統治，不過是把舊中國天朝制度的關係複製，「中國從來都有帝王和地方，一直建有這種被統治的關係，你會不會叫這是殖民主義？當時不會如此理解！但它能不能夠被複製甚至轉移？」以同一種奴性，服侍另一個皇帝的戲碼，在回歸前後一直上演中。
世界各地的前殖民地，都經歷「解殖」過程：透過文化反思和制度改革以確立民族主體性，建立民族國家。但羅永生認為，香港的解殖工程卻被「回歸」蓋過，殖民餘毒依然未清：九七後，殖民時期的不民主政制被延續並美名為「行政主導」的管治手段；殖民下的犬儒與奴性續以「政治冷感」之名被「確認」為香港人特質，「殖民留下的東西不處理，還要將之抬舉，被建制變為我們的『核心』。」就像功能組別，統治集團竟欲以「均衡參與」為名延續至千秋萬世。
回歸，與港人的自決自主，全沾不上邊，就像富商鄭家純的「更換宗主國」論。羅永生觀察到，在大國「崛起」後，中方更開始宣說另一套語言。當日「民主回歸」信誓旦旦，一國兩制世界創新；今日一本白皮書，把香港變成天朝底下的一件迷途小書僮，「咁你咪搲頭！（大笑）原來人家都不當你是同一個民族國家的人，只當你是一個非民族國家的天朝體系中的其中一個（從屬）部分！」
虛擬的自由
到本土意識抬頭
羅永生的批判不止向統治階層，十多年來，他一直是批判香港民主運動其中一支最鋒利的筆。他認為，香港回歸前後「沒民主有自由」的自由，實是虛擬而非實質。英政府在晚殖民的「（虛擬）自由主義計劃」，在不觸動港英權力基礎前提下施予香港人有表飾而無實權的自由；回歸後建築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虛擬自由，也一直被由中產主導的傳統泛民半假當真地收貨，令管治階層成功把反抗力量預先包納並將其力度消弭。泛民偏安自滿缺乏反省，實是把香港民主發展到自困悶局；○三年，虛擬自由主義已顯崩壞先兆。
羅永生指出，自○六年由八十後發起的保衛天星鐘樓、守護皇后碼頭、反高鐵等的保育抗爭運動，標誌了香港社會運動的範式轉移，「（保育運動）以廣義的文化作為一種社運和主體力量的資源，以往泛民只講利益分配，但反高鐵這些系列的社運，是說集體回憶，這些是什麼？它點燃了一種能量，不止是被動的懷舊，而是去問，我們怎樣去面對我們的祖先？」
「行動好緊要」
本土意識燃起的社運打開了香港主體性的缺口，掙脫虛擬自由主義的舊牢。然而洪水閘既開，有活水傾流，亦有泥沙冲淹：今非昔比的盲目「戀殖」，還有以我為專的族群民粹，相繼爆發。面對洪流媾淹，羅永生依然清醒，他強調範式轉移不一定帶來絕對好處，當新力量出現，不等於能聚合真力，卻可能破壞公民社會的基礎，因此這種意識醒覺「需要提升，要有質的深化」。對近年爆出的民粹現象，他一直鑑而辨之，「你要經歷考驗，行動好緊要。行動，大家一目了然。有些純粹得個講字，在不能平復情緒的情况下需要一個渠道去發泄。那些東西的性質如此，在大時代顯露無遺，陽光一照，就會退」。說着，有種篤定大氣。
「被動回歸」
到香港主體醒覺
後中英聯合聲明三十年，羅永生指香港人的變化尤為明顯，「當年大部分人都不覺得自己可以做任何事，他只是看身邊的世界怎樣變化，接着作出反應，這個反應從來沒有把自己放在圖像中」。努力無用，有話無聲，人們放棄爭取群體的自決，「變成個人應對的策略，或者自己家庭的策略，卻和身處的集體和社會環境沒有一種關連」。
視這裏為家 主動抗衡
直至港人把這個地方視為家：「很多人覺得香港不是一個寄居的地方，而是他自己的家。」由保育運動、反高鐵，到更大型的反國教，個人開始組織成群體，與不斷侵擾的國家權力對抗，「那種是生存的本能，生存的意思是提升的，是你堅持的東西被人踐踏，你的能力就會出現，會珍惜戰友，會找方法去抗衡。這些都會自己生長起來，而再不是等指揮。」
然而，當下香港，新舊殖民霸權依然盤踞、犬儒主義根深柢固、宗教右派日漸壯大，公民社會亦被不斷收編吸納，究竟港人願意選擇醒覺，還是繼續裝睡？羅永生說，不少港人是「看時勢，看大環境」，以他的觀察，身邊一部分相識多年的朋友，以往一直無感於政治，但今日卻天天「刨新聞」，還叫他「佔中預埋佢」，「有些東西就是逼到他們把自我裏面的一部分，重新拿出來」。
「人生下來，是不會接受自己被完全否定的，這是生命的本能，但在生活經驗中各種各樣原因令人否定這件事。我們的殖民過去令我們無可奈何，沒辦法互相信任去投身於爭取同一目標。或者，香港人置身的大環境令大部分人都有這些挫敗感和犬儒，甚至會將之內化，但不代表在被壓抑的情况下、某些位置條件改變時，會否觸發他們不再如此。」畢竟，人總渴望當個，真實的人。
歷史感貧乏
源自主體薄弱
對大部分不滿不公義現狀的港人而言，無力與悲憤是近年的生活主調。對這種情緒，羅永生提出了反思：「有些東西你覺得很關鍵，想改變它，若能改變就覺得世界進步了，但如果你只是把他當作一個短期之內要完成的事，完成不了，就非常挫敗，以至於覺得這些事其實都不值得做。若然如此，這種狀態其實都是距離剛開始時很無力的狀態不太遠。」他認為這是當下香港的狀態，想一步到位，「這是我們當下的缺陷。以前我們不知道不滿，但現在我們知道了，有很多不滿，但又急着要把它改變。這也是反映我們的歷史感不夠強。歷史的事，是一代一代人去做。」
沒有歷史感，是主體性缺乏的特徵，「凡是說一種集體的主體，歷史是很重要的，我從何處來，往何處去，『我從何處來』這件事要有，沒有了，代與代之間是不接連的，大家像浮萍一樣，不會有太多事可以累積。」要培植歷史感，先要珍重我城的歷史，特別是久被忽視的民間抗爭史，「做完一件事要總結，要留下一些供後人分析解讀的材料。何以香港做事的方式整天在死胡同中打圈？因為大家都以急事為先，對這些運動、口號、意識形態，沒有很坦誠地留下來，那就沒有歷史評價」，前人不補漏編織，後人亦只能在斷裂破碎間行進，「發生了的事，留低它吧，書寫它吧，討論它吧！這些就是反思」。即使是片言隻語，都是蘊涵意義的線索。
「一個社群裏面，大家分工，在各自有限的範圍內做自己的事，但那些事是可以黏貼在一起的。」在前線堵路與在圖書館挖掘史料，一樣是連結的抗爭。以社群為念的人，不因個人的一次性成敗悲喜，「如果大家覺得，我們的命運是共享的，那我就不會因為我個人的frustration而貶低自己哪怕是很微小的貢獻，那就是主體性成熟的表現，但香港當下還未成熟」。
亂世之始 更要剛強穩在
在當下最好最壞時代，我們大家將要走向天堂，還是地獄？「有些東西，是irreversible（不可逆轉）的，你想香港人回到八九十年代那種思維和生存狀態，覺得『搞掂自己就得』，不太易。那時有許多條件才能維持這個狀態，但現在香港人自己都覺得世界在變，他不能再像以往般過日子。」一如無法倒回的列車，然而車往何處？「可能好多香港未經歷過的，例如極端反動，極端激進的事，這些變化將來都會有可能出現，現在就是不斷拉鋸對抗。當下是大亂的開始，香港社會的整體思考和形勢，遠遠未去到一個平衡」。
在這魑魅魍魎四出之世，以我城為念的人，無不唏噓，他自是當中之一，「經常抑鬱架啦！（大笑）」，「但我們從小學習左派的辯證法。歷史就是辯證過程，它必定是反覆的。反覆之後，世界才會推進。我不是絕對的悲觀和樂觀，在每個悲觀裏，你也能看出積極的一面。」學術，是他在不安駭浪中憑倚的岩岸。
羅永生篤定道出歷史的規律：當下香港的苦受，乃所有具主體意識社會的必經之痛；如牡蠣磨珠，光芒必自傷痛而生：「情勢如此困難，人們反會覺得，每一點的東西都有用。一個有使命感、方向的族群，會覺得即使我只做了微小的事，但我都會珍惜。到我們當中有相當部分的人有如此能耐去珍重這些事物，這個族群的歷史主體性就是成熟了。」
羅永生早年出書《殖民無間道》，剛出版結集多年文章的新作《殖民家國外》。當下香港彷彿撕裂成兩半，大家都希望捍衛各自心中的「香港」，他認為一個社會的發展走向應該透過建基於平等機制的公民社會辯論決定，雙方以各自的理想社會圖像作辯論，但目前如此辯論在還未完成解殖的香港是不可能的，「以認命為前題的討論是一個假的討論，假的反思，假的選擇。如果真的要建立一個理想社會，前題不應以認命出發。」（劉焌陶攝）
文 阿離
圖 劉焌陶
編輯 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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