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樂 - 在香港，公投可能是最有效的「維穩」

2013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我完全可以想像，很多讀者會對本文的結論，嗤之以鼻。要破解當前香港社會的困局，又怎可能依靠一種較「佔領中環」更要「非常」的手段呢？而就算有此可能，北京又豈會接受？

但請讓我解釋。

香港是一處很有趣的地方，它的「政治社會」（尤其是媒體所呈現出來的「政治社會」）跟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並不一致。直接的說，在政治領域裏——無論是制度內或制度外——場面十分熱鬧，爭議不絕，而且壁壘分明，各持己見，各不相讓。但在日常生活之中，情况又並非如此。這並不是說市民對特區施政大致上感到滿意，事實上剛好相反，他們不會積極支持梁振英政府，但同時也不覺只要是站在政府對立面的，都一定正確。這一類意見並未有在政治社會裏找到代言人。

究竟如何理解在日常生活狀態之中的香港市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但偏偏就是沒有太多人對它感到興趣。

那是一種什麼形態的撕裂

舉一個例：近期「香港社會已出現撕裂的狀態」、「這樣做會撕裂香港」、「撕裂社會」、「社會撕裂」之類的字句，每日見諸新聞報道，各界市民（由著名的時事評論員到打電話到電台發表意見的聽眾）人人琅琅上口，但卻很少人嘗試描寫或解釋，那是一種什麼形態的撕裂：是各佔5至10%代表性的左右兩端愈演愈激動？是市民之間意見分歧，難以產生所謂的共識？是（政府的及文化規範意義上的）權威衰落，以至舊有秩序、處事方式、言論，以至價值觀出現明顯的轉變？還是情况已經嚴重到一種狀態，在日常生活之中，人人都需要表達出自己的政治立場、主張，排斥異己？所謂的撕裂，是處於兩端的社會人士各執一詞，要鬥個你死我活？還是整個社會已分裂為兩塊，非左即右，再沒有中間、「不知道」、「無意見」、「對各種意見均不贊同」、中立、未有態度呢？

對於「社會撕裂」（如果這確實是目前最適合用來形容香港社會的字句），談論的很多，但卻好像沒有人能通過研究及客觀分析，充分掌握當前社會的狀態。我可以想像，梁振英政府領導層會覺得社會趨向撕裂；當他們的社會支持愈來愈薄弱，而支持者的背景與取向亦開始「歸邊」的時候，一眾政治領導覺得社會走向撕裂，作為個人在心理上的自衛，這可以理解。至於有社會人士以正道自居，認為邪說橫行，以為這就是社會撕裂，也不難理解；既然已將自己定為中心，周邊的人很容易就成為「異己」，是非的對立就更加明顯，同時也就會傾向於將社會看待為處於撕裂的狀態。又或者有很多對特區政府提出尖銳批評的社會人士，慣性地在總結發言時，隨便的一句「社會撕裂」，以加強其批評的語氣，這是常見的技巧，在舌劍唇槍的過程中，使用於打擊對手之上，這也是可以明白的。但以上的例子，是感受多於有實證基礎的分析與判斷。他們拋出「社會撕裂」一詞（有時是對社會狀態的描述，有時是對人的指摘，批評別人的言論或做法會產生分化的效果）的時候，大多沒有想清楚其深層的含義。一時之間，「社會撕裂」橫飛，那又的確有助於形成一種社會氣氛，令大家都覺得這個社會嚴重分化，各走極端。

問題是：以「社會撕裂」來理解目前香港社會的狀態，並沿着這個思路來分析問題，並進一步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會幫助我們對準焦點和對症下藥嗎？

社會未真正處於撕裂狀態

坦白說，我手上也沒有任何系統的調查數據或深入的研究資料，來準確判斷究竟現時香港社會正處於一個怎樣的狀態。但我敢肯定的是，在作出香港社會出現了一種撕裂狀態的結論之前，我們應先思考一下，這個社會存在什麼張力、裂縫？（如果真的出現社會撕裂）是一種什麼形態的撕裂？而憑我的觀察，現時的所謂撕裂，並不是在某一種矛盾（如中港矛盾）或某一個議題（如政制改革）之上，出現一種只有贊成或者反對的處境，並且令個人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轉化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人都需要在平日的生活中表態。我個人認為，若從一個社會整體的高度來看，香港社會還未真真正正的處於一種撕裂的狀態。無可否認，現在不少市民容易表現激動，在某些議題上有十分堅定的立場，沒有妥協的空間。與此同時，在他們的對面，也出現了另一群激動分子。兩個陣營互向對方宣戰，火爆場面時有發生。但當我們不為那些火爆的鏡頭分散注意力時，冷靜的想一下：那兩個陣營代表市民中的大多數嗎？事實上，屬於那兩個陣營的社會人士，也絕不會甘心隨波逐流，做那面目模糊的大多數的一分子。他們要比整個社會跑得更前，喚醒沉睡的群眾。所以，對那處於兩端的活躍分子而言，他們也無意去代表大眾。

擠在社會中間的大眾，當然會因為他們的階級、性別等社會背景因素，而令他們在一些切身的利益上，有不一致的看法。但經過了16年特區管治，他們受外在環境的衝擊，漸生兩點相近的看法。一是疏離於特區政府。他們不一定對政府的政策特別不滿，但也不會是積極的支持者。特區政府很希望爭取這一群市民的支持，可是一直未有成功。二是覺得「政治社會」令人煩厭。自九七回歸以來，時有調查顯示，市民對特區政府和立法會議員的評分同步下跌，所反映出來的就是這種感覺。而對於社會兩端的激動分子，他們不但敬而遠之，而且深感不安。

中間的大眾
不會提出太多要求的一群

以上這一批中間的大眾，其實是不會提出太多要求的一群——他們從沒有想過要翻天覆地的大變，只是覺得政府應體察民情，要做好最基本的；他們對內地很多人和事，以至做事作風，都很有意見，可是他們從未想過（也沒有準備）跟北京玩一次「沙蟹」；他們對民主有期望，但底線相當鬆動，沒有非此不可的要求。直接的說，只要特區政府及外界各方力量不諸多騷擾，他們不會多管閒事。

很多政黨都在選舉過程中打過這批中間大眾的主意，但卻從沒有一個真正成為了他們在「政治社會」的代言人。這裏原因頗為複雜，其中一點是「政治社會」的運作自有一套邏輯，令政黨不會將中間大眾的意見反映出來。對泛民政黨而言，中間大眾在政治問題上太容易妥協，若以代表他們的訴求為己任，肯定會被批評為對民主缺乏堅持。對親建制政黨而言，則中間大眾又不是對民主沒有期望，要討好他們的話又恐防會觸及北京的底線，於是又不會爭取為他們代言。所以，在香港的「政治社會」沒有中間大眾的聲音。

這是目前香港政局中最弔詭的地方。一方面，社會上存在一大批願意見到中間選擇的大眾，但他們的聲音與訴求，基本上沒有機會影響「政治社會」的討論。另一方面，「政治社會」的激烈辯論各走極端，各自以動員的方式來壯大政治力量，沒打算將社會上不同的取向和要求都納入其中。爭取民主的陣營基本上已演化為一場道德運動，以追求政治純潔性為最高目標，難容中間落墨的空間。而嘗試抗衡民主陣營的廣義建制派，則一早鎖定以「反佔中」作為目標，集中搞針對性的行動，而不是真正面向廣大市民，爭取一個港人會認同的改革方案。在這樣的政治舞台上，兩大陣營（因為都以為已知道應該提出什麼政治要求）各自按其原來自己手上的劇本演下去，而不是回到社會裏發現市民的要求。

而更弔詭的是，「政治社會」裏的兩大陣營無論各自得出任何結論，既不能說服對方，同時亦不可能被視為社會的共識。它們雙方過分集中在抗衡對方的主張，而忘記了最基本的一點——這是由香港人來決定的政治發展，市民大眾的想法比任何東西都來得重要。

來一次嚴肅的全民公投吧！

我要提出的是：來一次嚴肅的全民公投吧！以公投的形式來決定香港的政制發展！

我清楚知道，對很多人來說，這樣的建議基本上犯禁，萬萬不可。但我的考慮建基於兩點之上。首先，現時香港社會無法處理分歧，原因在於現存的政治程序本身經常受到質疑與挑戰（由功能組別的存在到特首的小圈子選舉），無法在制度之內達成一個大家都要接受的結果。而在特區政府的權威已低無可低的情况下，平常制度內解決問題的能力，差不多已消失得八八九九。再期望梁振英政府可以什麼重建社會共識，基本上是浪費時間（而他本人大概也知道營造共識無望，近期也開始改變策略，以反擊、動員為手段了）。現在，我們的政治系統最為明顯的問題在於所有爭拗都是翻來覆去，沒完沒了。用全民公投這種「非常」程序的目的，也不在於重建共識；任何人提出這樣承諾的，都是虛偽和對現實缺乏認識。公投不會消除分歧，也不會令市民忽然相互了解，但它是一次難以挑戰其權威性的決策過程，無論結果如何，正反雙方都要接受市民的決定，暫時停戰。當然，其他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公投也不是一了百了。但它的好處是能夠將爭論叫停，令市民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無論如何不情願）接受一個決定。

第二、以香港目前的政治環境，是兩端主導了整個討論，令介乎中間的不同可能性，連要列入議程，成為考慮之列都有困難。全民公投作為一個大民主的程序，至少要提供不同的選擇，令中間的意見可以現身於我們的「政治社會」。雖然在推動公投的過程，必然會出現一次大動員，但到最終個人參與的時候，卻只是一種低成本和低風險的、簡單得只需要去投票的政治參與形式。對很多中間大眾而言，他們既沒有想過灑熱血，也不打算付出這樣的代價。他們期望中間的意見受到重視，但不會認同某些政治動員式的發聲運動。如上文提到，他們覺得「政治社會」的環境與氣氛日趨煩厭，絕不想捲入其中，參與指罵。一種低成本和低風險的政治參與才合他們的口胃。所以，同樣是很弔詭的，是在一次「非常」的大民主過程，我們才最有機會見到平日不怎麼樣的中間大眾，以一人一票的方式出來「維穩」。

釋放中間大眾的能量
平衡亢奮的兩端

筆走至此，北京一定會覺得上述建議有一種「搞局」的意圖，公投大門一經打開，將來還得了？建制派可能會覺得這裏一定有些什麼潛台詞，既然北京不會接受，也就沒有必要認真對待。至於激動的運動派，這可能會被視為轉移視線的誘敵陷阱，還是繼續運動好了。以上三大勢力若有此反應，乃合情合理，也是預算之內。本文的目的，旨在呈現出現時香港社會一種頗為奇怪的狀態——激動的兩端完全沉醉於你一言我一語的抗衡活動之中，其亢奮之情令大家都忽略了主流、大眾。要將中間的大眾引入「政治社會」，不可能靠另一個新的運動或大規模動員。反之，以「非常」手段，擴大制度化的民主，才可以釋放中間大眾的能量，平衡亢奮的兩端。

在香港，公投可能是最有效的「維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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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