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樂 - 提出政策前 請好好了解社會現狀

2014年12月12日

【明報專訊】我當然明白，對於特區政府解讀年輕人的怨氣的言論（例如社會流動的機會減少、買樓置業困難等等），不能太過認真。面對年輕人的民主政治訴求，特區政府完全沒法／沒有／不打算回應；政府的領導們轉而以經濟、物質的考慮作為社會訴求的頂替，將問題移置到其他範疇之上，有可能是無知，但更有可能是明知不對題，也必須如此回應——好好醜醜找個題材來發揮一下，提出一些與政策有關的建議，算是對當前社會狀况有所交代。

我並不期望特區政府領導們在政策建議上有些什麼突破，更不相信短期之內會搞出一套對策。我只想他們不要多講多錯，在缺乏對香港社會狀况有足夠認知的情况下，開出一些無助於面對和解決問題的「施政良方」。這有可能引來更多不滿事小（因為這個政府本來就不怎樣受歡迎），浪費了一個好好的探討新政的「窗口」事大。政策定錯了方向，不單止未能回應本來的問題，而且還會留下「手尾」，令日後調整政策，更加困難。

指年輕人無膽北上沒現實基礎

最近特首梁振英說：「一個社會的經濟要壯大，要發展，就要用好境外機遇。」這句說話本身不會怎樣出錯，錯的是他似乎並不知道，這跟為年輕一代製造創業、就業機會，沒有任何必然關係。如果他以為只要這樣講講，那樣做些什麼，便可以令時下年輕人覺得前途光明，形勢一片大好，只要個人努力上進，便有出頭之日，那恐怕將會是大錯特錯。年輕人的未來與前途的問題，又豈止是克服北上面對新挑戰的心理障礙那麼簡單。繼續指年輕人無膽北上，錯過遍地機會，咎由自取，並以此作為理解香港社會經濟的未來發展空間的一套政治修辭，其實沒有什麼現實基礎。

本人在2013年9月20日於本報曾寫過一篇題目〈這麼近，那麼遠〉的短文，針對很多人嘴邊所掛着的所謂「中國機會」，提出了一些疑問。該文的詳細內容，沒有需要在此重複。在這裏我只想很簡單的再次列出一些官方的統計數字，以供參考。首先，按政府統計處所發表的數字，在內地工作的港人的數目，早已由2004年的高峰（當時達24萬多人）逐年減少。到了2010年，人數只有17至18萬人左右。當然，由於工作的關係，好些港人已轉為長期在內地居住，而他們的狀况不會在上述統計中反映出來。但問題是就算我們將這類港人包括在內，基本上也看不到一種港人在內地發展事業於人數上有持續上升的趨勢。內地是否有很多機會開放給港人（或者任何外來人士），這不應看待為想當然的事情。第二，自2004年至05年，在內地工作的港人的職業，超過八成是屬於經理及行政人員、專業及輔助專業人員，高度集中於某些學歷、資歷背景的人士身上。若特區政府的領導們以為內地人才短缺，只要香港的年輕人有勇氣到大陸闖一番事業，便將會看見金磚大道，那他們實在太不了解國情了（他們不可能不知道每年內地大學有多少畢業生）。第三，超過九成的港人是透過香港公司外派他們到大陸工作的。當然，那些香港公司可以是港資、中資、跨國資本。但重要的是，他們到內地工作的渠道，是要經過香港，而並非像其他內地僱員一樣，在大陸應聘而取得工作。我們談論「中國機會」，必須先了解大陸的勞動市場的運作。最後，在內地工作的港人的年齡中位數是47歲。在他們之中，超過一半是年齡在40或以上歲數的人士。簡單的說，內地經濟及香港公司所需要的人才，並非剛畢業的年輕人。這是憑常識便可以理解的事情，只是很多人都不願意看清楚現實而已。很多中年人都是以他們在八九十年代於大陸的經驗，套用到時下的年輕人身上，在過程之中產生不少摩擦、意見上的分歧，不難理解。

其實，只要特區政府的領導們願意虛心學習，翻一翻一些官方統計數字，或讀一下坊間流傳的研究、分析（就以近這兩個月來說，可讀一下智經研究中心所發表的《激發原動力，開拓新思維，助青年，闖出一片天》研究報告，或趙永佳和葉仲茵於12月5日在本報撰寫的一文〈青年「下流」問題的虛與實〉），便應可對目前香港的社會狀况有更貼近現實的了解。兩批研究員異口同聲的指出，專上非學位教育背景的年輕人的處境特別困難（其學歷的經濟回報並不理想，其收入跟中五或以下程度的僱員並無顯著分別，而他們能入職的工種，主要是文員、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香港社會需要很實在的對策

參考半年前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有關人力需求推算的討論文件，同樣可以看到上面所提到的問題——到了2022年，副學位教育程度的僱員會供過於求，而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的職位持續上升。究竟香港經濟是朝哪一個方向轉變？是政府期望中的知識型經濟？還是保留大量勞動密集、低工資、長工時的低端服務業工種的服務型經濟呢？特區政府必須認真了解和回應。

在回應具體的問題時，花言巧語、意識形態口號、政治修辭都會顯得虛浮。現在，香港社會最需要的，是很實在的對策。但在新的政策出台之前，我們先要好好的了解社會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