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生活
2013年6月16日
【明報專訊】最近因着六四紀念，社會上激起一波環繞「愛國」問題的爭論，它不期然令人聯想起○四年發生的那次「愛國論」風波。所不同的是，上次的爭論是由中共官方先發炮，香港的民主派及評論人紛紛起來辯解。但今次爭辯，雖然也回應着早前喬曉陽說將來特首要「愛國愛港」，但焦點卻是意圖祭出「愛國愛民」為主題的支聯會，反對「愛國」的聲音卻多來自新興的「本土派」。
強調「本土」，抗拒「中國」，這本身是一種可以選擇的立場和態度。可是，正正因為「本土」的內涵並未真正展現，所以，反對「愛國」的理由也是千差萬別，甚至相互矛盾。有的認為六四是「他國」的事，港人要務是「去中國／去中華」，不應再浪費眼淚；也有的認為，六四應該悼念，但只是基於普世價值的原則，不應高舉「愛國」；當中更有意見認為，愛國主義本身就是違反人類進步的落伍思想，根據普世價值，我們應當全盤否定愛國主義……當然，在這個眾聲喧嘩的「反愛國主義」陣營當中，也不乏一些壓根兒就連普世價值也認為要讓位給本土忠誠，要堅守本土派基本要義的意見。
愛國從來不簡單
在這個見解紛雜的漩渦中，唯一肯定的就是本土主義思想的錯綜複雜、彈性可變。這些多樣的立場之間，共通點幾乎就是不滿再用「愛國」這一面旗幟。但其實，「愛國」也從來不是一件簡單的原則和口號。
就以中共創黨領導人陳獨秀為例，他早年身處晚清列強侵略的年代，他參與愛國運動，鼓吹反帝的民族主義，振興尚武思想，意圖保衛社稷，恢復國權。當其時，陳獨秀是傾向於建構民族國家，擁護那些救亡圖存的「國家主義」。可是，到了民國初年，政局混亂，「國家」的幻象消亡，成為政客壓迫人民的工具，陳獨秀思想遂轉向啟蒙思想中的自由主義，高呼自由自主的人格，個性解放。在醞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時候，他主張以「理性、自覺、民主」為主軸的愛國主義。如要愛國，當愛保障人民權利和增進人民幸福的民主國家。如是觀之，愛國主義應為民主主義的延伸，注重的是人民主權的政治認同，而不再是以領土、族群、文化為基礎的民族認同。
事實上，就是一個世紀之前，陳獨秀的思想就已經例證了幾十年後學術界所列舉的兩種民族／愛國思想的類型：前者為「族群民族主義」，後者為「憲政愛國主義」。「族群民族主義」訴諸族群感到挫傷、屈辱、欺凌，而作出同仇敵愾的反抗，民族／族群的利益優先，為着救亡而不惜放棄實現民主、自由等現代啟蒙價值；但「憲政愛國主義」則基於個人，以人權為本來建立政治共同體的主權，人民沒有天經地義的責任愛國，倒反是國家應以是否遵守現代價值，保護人民以獲得自由和享有權利來贏取人民對國家的愛戴。
八九民運非一般「愛國」運動
回首百年，陳獨秀當年的覺醒成果，竟然是被他自己日後創辦的中國共產黨所否定掉。當然，這個否定的過程也是迂迴的。中共初則信奉世界大同能夠進一步超越狹隘的民族國家思想，後又在反日反帝的民族主義中找到了活命良方。甚至在馬列烏托邦都徹底失敗了的時候，鄧小平選擇了重新向資本主義投懷送抱，也是以「愛國主義」來重新建築這個政權的意識形態。
八十年代的中國，是所謂思想解放的年代，一面有國家主導的用愛國主義取代馬列教條的「開放改革」計劃，另一面有發自民間、知識分子的所謂「新啟蒙」文化運動。八九民運，是這一波文化運動的最後結果，是在一連串一面掙破馬列教條，一面批判新君主鄧小平式「愛國主義」的潮流下發生。所以，八九民運原來就是一場啟蒙運動而不是一場一般族群或民族意義底下的「愛國主義」運動。「愛國」口號在運動期間被提出，用意是一面保護「民主運動」，保護思想啟蒙，以爭取更大支持。運動是按「憲政愛國主義」原則來推行，它批判國家、批判政權，所以，它既是「民主」也是（特殊意義下的）「愛國」的行動。
六四的「去殖民」及「去冷戰」
六四在香港所產生的意義，既有與八九民運中的「民主運動」相繼之處，但畢竟不完全是同一件事。香港人當年支援民運所產生的複雜「民族主義」轉向，也不能用簡單的「愛國主義」去理解，而是需要置放在香港本身戰後的「去殖民」及「去冷戰」脈絡。
「去殖民」所指的是，殖民者在香港長期培養的「非政治化經濟人身分」在八九民運前後被打破了。就像當年巴黎五月風暴的一個多月，香港人在八九年的四月至七月左右，獲得一種從常規下突然解放，充滿使命感地、理想地、無私地、也天真地活過，因此，六四也成了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去冷戰」所指的是，香港人首次地在既不為共產黨，也不為國民黨雙雙壟斷的民族話語中，以自由人的身分去定義民族，投入一個真正是想像的「想像共同體」當中。這一種「愛國」當然也不是「愛」一個實體之「國」，也不是完全的臣服在夢幻的民族族群訓導中。而在往後一段長時期仍然縈繞不去的「留港」與「離港」的掙扎中，也體驗出一種香港人與自身文化民族身分有距離的反思和自覺。這種香港人特有的主體經驗，靠近更多的主體「啟蒙」而非族群的「救亡」。
本土主義愛國根源
這幾年香港的本土意識冒升，但本土意識成長的歷史經驗卻缺乏完整的梳理。究其實，作為一種美德的本土主義，其實正是愛國主義的根源（「愛國」一詞patriotism的字源是patria，意謂不管你的族群身分，也要愛你的居住地，愛你的共同體），它是一種「吾土吾民」之情，休戚與共，生於斯長於斯的情感連結。而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本土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共同點就更多，因為兩者都希望從某種負面的文化歷史經驗中，建構出一種能動的反擊力量，正面肯定地形塑共同體的尊嚴，解除威脅和苦難。但是歷史經驗如果無法整合，就只能停留在互相割裂的碎片狀態，製造對立和分裂，那建構共同體的希望就只能是一廂情願，無論是「民族」還是「本土族群」，都只能成為內在自我分裂的虛構。
當前國家主義主導「愛國」，「愛國主義」更是一種反動的意識形態。無論提出什麼方案去反擊和制衡，都不能只成為對手的鏡像倒影，一同開歷史的倒車，重複錯誤的歷史。因為，在「救亡」的迫切感底下，最終仍只有一再的「啟蒙」，才能制止「新的愚昧」、「新的封建」和「新的帝國」。不管你是不是仍然心繫大中華，讀讀陳獨秀關於「理性、自覺、民主」的愛國主義論，反思他早期經歷中這兩段思想的轉折，當有裨益。畢竟，香港本土歷史還欠一場專屬於我們的「五四」。
文 安徒
編輯 鍾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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