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生活
2014年12月13日
【明報專訊】星期四晚10點，夏愨道上燈光昏黃，車輛飛馳，行人絕迹。同一路段，在一個小時之前，卻還是旌旗飄揚，人聲鼎沸，慷慨激昂。香港既有的城市秩序快速的修復，使一場震驚世界，持續了75日的佔領運動，戛然終結，恍如一場黃粱之夢。
可是，沒有人以為這場運動真的會因此而告終。如果林鄭都不相信，哪會有街頭上真正關心政治的人相信？可是，金鐘清場將臨前後，一些評論人已急不及待去作總結陳辭。但既然運動尚未結束，又如何能急不及待去評論成敗？又如何能逼着去叫人「今次一定要『敢於』承認失敗」？
從某個意義來說，今次佔領運動根本就沒有可能成功，也沒有可能失敗，因為928突然湧現在金鐘、旺角、和銅鑼灣的群眾，根本從來沒有共同達成什麼運動的協議，以什麼為目標。有人原來出來支援罷課學生，有人抗議警察施放催淚瓦斯，有人要高喊打倒共產黨，有人要去佔領區發表政見演說，示範勇武……這些訴求和目的，有的達成了，有些過時失效了，有些根本不可能短期實現。
70多天以來，沒有組織，沒有大會，學聯不代表我，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口號響徹雲霄，給某些人大肆褒揚的正是運動中的「自發主義」。而既然原則是自發主義的群眾抗爭，也就根本從未有人可以代替其他任何人去樹立任何運動是否成功的標準。
在街頭我們有時會共同喊相同的口號；學聯那次去談判，也提過一系列訴求，但政府從未給予實質的回應，因此尚未成功。可是，那些今日急着要把運動定性為失敗了的失敗主義者，又有多少曾經授權學聯去代表他？……在一個「誰也不代表誰」的大氣候底下，究竟又有誰可以代表誰去宣布運動已經失敗？
「工具性」vs.「表達性」
社會學家研究社會運動的文獻，將集體行為和社會運動分別歸類為「工具性」和「表達性」的兩種不同取向。工具性的社會運動以爭取具體可見成果為目的，運動積極分子動員各種資源去達成目的。可是，表達性的集體行為根本不會以達成短期可見目的為重點，因為憤怒、抑鬱、疏離，以致無力感的宣泄、爆發，根本就無法用一些具體、短期的工具性訴求可以承載。這些集體行動的參與者，志在從參與運動的過程當中，讓情緒可以表達，更透過找尋分享共同價值的其他同志，使彼此可以互相扶持，達成更緊密的團結與認同。
如果說，爭取加薪、改善待遇的經濟性罷工，是一種工具性社會運動，那麼參加胡士托音樂節，表達反戰願望、抗議資本主義的異化生活方式，就不可能用工具性訴求是否成功達到來評價。
香港的佔領運動源於政改，目標是爭取真普選。當初三子發起的「和平佔中運動」，原來的構想是藉「電子全民公投」及聲稱要發動的「佔領中環」，意圖為政改的談判角力增加籌碼。以這目標來組織的佔中運動，顯然是工具性的。可是，從公投和擬定佔領日期的先後次序，根本就沒有預計過有831的人大落閘，所以整個和平佔中，根本沒有任何「後佔中」或者「佔中難產」後的應變計劃。所以，他們也從沒有設計過一個以「迫使人大撤回決定」為目標的佔領運動。
也因此，從831開始，佔中運動已經應該宣告失敗。而支援學生罷課的群眾，927當晚聞三子宣布提前啟動佔中而大量離開，亦證明了原來佔中運動已經失去時效。三子在928未發生佔領夏愨道的事件之前，既沒有宣告佔中行動的細節，也沒有說明行動的步驟，而只是枯坐添美道大台等候被捕，迎接公民抗命這「被捕」的「人生最美好時刻」（原話）。這亦證明了他們心目中的「佔中」已經結束，準備在「成功地被捕」的一刻迎接「失敗」。你能說它究竟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
誰有權宣布運動失敗？
當然，佔中原來計劃大失預算，不代表市民默認失敗。928的群眾用自己的智慧詮釋佔領，自發堵路，打破人大落閘我們只能無奈接受的悲觀主義，認命主義和失敗主義，而是試圖突圍而出，在金鐘、旺角、銅鑼灣引爆了可歌可泣的佔領運動。試問：沒有當時的市民群眾和學生，不甘失敗主義，不以三子原計劃失敗為市民失敗的自發、不認命精神，又何能提振士氣，讓運動有起死回生的契機？
而如果佔領運動從催淚彈爆發的一刻開始，已經是由自發、不認命精神所啟動，那今天誰又有權來宣布，運動已經失敗？
當然，佔中三子計劃的和平佔中並沒有成功，而學聯在與林鄭會談後提出的延續談判條件，也未能實現，取得勝利。然而，這些短期的工具性目標，又豈能涵蓋整個以自發性為主導精神，以表達性宣泄為主軸，以創新性探索為重心的雨傘運動？
歸根到柢，當日在金鐘街頭捱催淚彈的群眾，又或者留守了在各區70多日的群眾，又有多少真的如此樂觀，相信人大是會因為他們的留守而退讓？很顯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絕地反抗，重視運動過程所召喚出的新的社群感、團結感、戰鬥意志，以至對香港社會生活深刻的批判、反思，重拾追求理想的社會生活的那股烏托邦式衝動，才是大雨傘旗下70多日無法用短期目標去評估的成果。對於這種自發主義精神的草根性、堅韌性，誰又敢言這種自發主義創新都已經失敗？
事情不是因為它有希望，而是因為它正確，所以才值得做。因此之故，如果有人要聲稱運動失敗了，他首先要提出的證據不能單止是政府沒有作出讓步，而更要說明，運動中一直主導的自發、不認命精神，運動中的自發主義路線，是否也一併失敗。
可是，自發主義的群眾抗爭失敗了嗎？先莫說方興未艾，晚晚出發的旺角鳩嗚團，以及區區可見、自發掛起的黃色標語，以及大大小小的落區計劃、雨傘大學，以至醞釀中的新青年政黨，參選聯盟等……這些「後佔領」的運動能量積累，急速轉化，一些在播種，一些在發芽，但遠遠未到評估成功失敗的時候。
1968年3月，巴黎農泰爾文學院學生因為宿舍生活的管制問題，佔領校園。風波不斷蔓延，波及巴黎大學。5月學生發動大示威，與警察發生了激烈的街壘戰。外省也發生騷動，工人發動全國罷工，要求戴高樂總統下台。全法國陷於癱瘓。是為法國五月風暴。可是5月底戴高樂絕地反擊，發動百萬人參加反示威，支持政府。解散國會，右派大獲全勝。這場舉世聞名的風暴，成敗也難一言定論。
從政治上說，運動使左派大敗，右派大勝。可是，西方的文化思潮和繼後的新社會運動，以至往後幾十年社會改革的思維和方案，無一不受益於五月風暴的遺產和經驗教訓。青年激進主義，也影響全球，改寫世界歷史。那麼1968年的五月風暴，究竟是一個成功的還是一個失敗的社會運動呢？
最大共同敵人：犬儒主義
香港的社會運動，如同政治民主運動，長期受制於「虛擬自由主義」的謹小慎微作風，亦受單一議題社運的範式所局限，把社會行動、抗爭都化為爭取小範圍政策修改的工具組織。這種運動傳統，動員可見但有限的資源，只有戰術的考量，而無戰略的反思和探討。妄以短期成敗論英雄，失於悲觀主義和失敗主義。而偶有突破的大型抗爭，也汲汲於出席人數，躲在數字背後，留戀在街頭。歸根到柢是對大環境的無奈，默然接受做了也沒有用的犬儒主義。
新的失敗主義的出現，正是舊的工具主義型社運觀點的殘留，未能充分放開懷抱建立新的社運實踐範式和認知範式的結果？
否定他人 掩飾內在失敗主義
平情而論，縱然雨傘運動大體是屬於魯迅式的「反抗絕望」，投槍於「無物之陣」，與虛無主義周旋的反擊，但更多時還是被犬儒主義否定一切的大氣候所包圍和籠罩：看見的毋寧是一種「絕望的反抗」（或「絕望地反抗」），也就是「玩盡這一鋪」卻懂得「臨陣抽離」的醒目仔式的拒絕姿態，打卡式的「不枉此生」。他們會以最最激進的言辭鋪墊最最抽離的姿態，以否定他人的一切來掩飾自己最最內在的失敗主義。因為積極一會但搶先宣告失敗，儼然置身事外，方是這荒誕大時代底下，犬儒派一邊苟活，另一邊卻仍舊指點江山以自娛的必勝公式。因為只有這樣，一直都選擇當犬儒派的那類香港人，才能繼續「死剩把口」。
佔領運動隨着清場不得不終結，社會步入「正常化」。最令人擔心的倒不是政權秋後算帳、白色恐怖，而是回復到香港最最正常的犬儒主義主導的狀態，以激進包裝世故，否定一切在萌生中的新力量、新潛能、新嘗試。
舊範式的復仇不是只關乎年齡、世代的事，也不管是穿上了激進還是溫和的外衣。金鐘清場，迎來警察的第一張橫幅：「這僅僅是個開始」（It's just the
beginning）——開始的是另一階段的戰鬥，這場戰鬥的最大共同敵人就是犬儒主義。
文 安徒
編輯 麥少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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