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生活
2015年6月7日
【明報專訊】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在6月1日談判成功，迫使管理層接受三項員工訴求。
試問在香港這個打工城市，為生活奔馳的打工仔，日捱夜捱，有誰不羨慕？
工會主席黎玉嬋（Dora）領軍6年，一步步走來，結結實實贏了今次硬仗。
語調溫婉的她，謙虛說，榮耀應該歸於每一個團結合作的會員同事。
空中服務員，又稱空姐、空少（竟有人稱呼男空姐），穿上制服、full make-up、高跟鞋、行李篋，飛來飛去，寓工作於旅行，環遊世界，見多識廣，似乎是人人稱羨的夢幻筍工？
以Dora近30年的飛行服務經驗，她卻感慨，想當年，日常開支只要節省一點，可以有幾層樓在手，空姐也算是打工皇帝。
哪會像今時今日，月儲3000元，根本不可能買樓。
生於這個世代，或許真的要學Dora，遇上被剝削事不能再吞聲忍氣當鵪鶉，是時候站出來，爭取回應有的待遇。
想當年做空姐 買到幾層樓
已有近30年飛行服務經驗的Dora，讓數字說話：「我們1995年入職的同事，當時的起薪點是9413元，但20年後的今天，起薪點只有8350元，真的是時光倒流！是否只有我們時光倒流呢？又不是喎。你們記者20年前大學畢業出來，人工是萬一二，現在又是萬一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她1986年入職，坦言因為空姐薪酬豐厚，可以儲錢買樓。聽她說說今昔對比：「以前就真是一個空姐。」想當年飛巴黎、倫敦等，逗留（layover）時間很長，連來回有7至9日。扣除頭尾工作時間、在酒店的standby兩天，很多時可逗留4至6日，可以到處玩，她更帶着丈夫一起去法國，飲飲食食，時間多到她大呼好悶。「現在是電視作出來就有囉。」空姐在外地逗留時間愈來愈短，別說旅行，連休息時間都不夠，她以飛波士頓為例，飛行時間約16小時，加上前後準備工夫便需20多小時，來回就是40幾小時。這中間只給他們24小時休息，但因時差不一定能入睡，未差叉電，又要踩20多小時回來。
外站津貼 每月盡做不到五千
還有，「那時的外站津貼很豐厚，因為停留時間很長。當時去9日倫敦，可拿到近5000港元津貼，相等於當時做工廠一個月的收入。但現在，即使同事做盡一個月的時薪，也不會有5000元。」其實津貼也是他們的收入來源之一，「那時做空姐的確能儲錢，以前我們如果肯煲公仔麵、食餅乾過日子，已經買到幾層樓啦！但今時今日的同事，在酒店房煲公仔麵，是因為要交香港的房租。現在空姐的底薪那麼低，如果不儲起津貼，怎可能有公司所講的月入萬七八元？」原來今天空姐的行李篋裏，還要帶備煮公仔麵的煲。
最大工會 被壓榨要出聲
上月底掀起的國泰工潮，當然與現今的員工待遇息息相關，可是，總有輿論批評他們貪得無厭。她說得很肉緊：「我哋唔係要攞多一蚊，只不過係唔可以畀你在僅有的東西上再切，唔得！唔得！」「大財團壟斷，令所有打工仔被壓榨，這個問題我們也很想讓公眾知道。因為中國人太聽話了，聽話到一個地步，老闆給你多少人工就收多少，做唔到頂唔住咪轉工囉。」作為最大的工會，他們肩負社會責任，「我們不能低估自己的價值，也不要讓人有機會低估你自己的價值。如僱主說你不值這個價錢，你也甘之如飴的認『係，我唔值』。遊戲規則不是這樣玩的。」
三項剝削
這次工潮，源自他們有會員提出，公司在今年2月檢討外站津貼時，在墨爾本將原來的60澳元大減至35澳元，變相削減收入。「在工會角度而言，除了是錢的問題外，我們更不能讓公司任意違反協議。」在他們極力爭取之下，津貼調整到55澳元，而且所有外站津貼，都必須根據簽訂的協議來計算。
法律保障條文被抽起
另一點是，在工會4月28日召開第一次記者招待會前一天，有會員發現，有關員工法律保障的條文被抽起——條文寫明，所有員工包括空中服務員及地勤，如遇上客人滋擾，或影響飛機安全事情發生，面對法律訴訟時，公司會負責。Dora說這20年來，「乘客種類多了，城市人的情緒控制亦差了，公司沒可能保證事情不會發生。」她憶起在2012年，有同事在飛行途中蹲下收拾手推車，有伯伯用拐杖從後打他的後腦，拐杖當場斷裂，當時澳洲警方指，伯伯有精神病紀錄，很難追索，故同事也沒有追究。但假如沒有法律保障，如同事有需要時，便得不到支援。而這次經過勞資商討後，公司才答應把原文放回去。
同工不同酬
還有，國泰在1996年向新入職員工實行時薪制，而在2012年入職的一批空服員，3年後由合約轉為長工，卻發現，在4月2日前轉約的員工，時薪加幅高達22%，而在4月16日後轉約的員工，竟只加幅10%，變成同工不同酬。工會和公司談判後，得知公司想將時薪制轉約後的薪金加幅全部拉低，以後只加10%。最後，工會爭取得今年轉約的同事時薪加幅22%，而往後3年續約的同事，則可加16%時薪（跟歷來加幅相同）。
談判成功 有賴緊扣部署
這次勝仗，跟Dora過往六年的經驗不無關係，部署來得有條不紊。工會在4月28日召開第一次記者招待會，首次向公司施壓，有300多名會員出席，也給傳媒和大眾更多時間去消化事件。在5月19日開完緊急會員大會後，他們在機場，連同500多名員工進行兩天馬拉松靜坐，以及圍城。之後更和約200名員工到中環派發傳單，又在尖沙嘴設街站，跟市民面對面解釋這次工業行動。「我們很難一早就計劃好部署，要因應公司反應而作改變，這次的成功，是一環扣緊一環。」他們不即時罷工，而是提早宣布罷工，讓乘客可以調整計劃，將影響減至最低，亦是給公司最後通牒。Dora說：「這幾年我學到了很多，但直至今天問我，我仍然會說，工會有這樣的成績，絕對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也不是我有什麼魔法。是要靠自己的團隊，每一個都有同樣的心態，為公平和公義，團結起來。」工會透過臉書及whatsapp動員，也有賴會員的投入參與，讓他們有更多時間研究策略。
當選主席初期 曾被不信任
原來Dora最初並沒打算競選工會，認識她的朋友都知道她鵪鶉，她卻無心插柳，捲入競選風波。2008年8月，兩隊人馬競選，會員投票選了她所屬那一隊。團隊內部再投票，在10人之中，選出她當主席。「那是最難過的兩年。」她說。原來理事其實想選回前一任主席，但因怕會員挑戰，便將她推上主席之位。「當你在那個位置，但又無認受性，真的很慘，兩面不是人，在外在內也不能做事。」那麼她如何化解？
面對魔鬼試探 思維開放取勝
直至2010年，她突然收到公司電話，說推出新措施，飛少於70小時者不准調更。她覺得勢色不對，但當晚正要坐夜機到荷蘭，於是致電時薪制同事：「公司頭先打電話給我，我嗅到裏面有陣『除』，有啲唔妥，我不知道你們時薪制的運作係點，你先幫我想想。一定有大危機在裏面。」原來這個措施，對月薪制而言當然高興，可以無限調更，但時薪制則難以調動，問題嚴重，「是一個魔鬼的試探」。如時薪制每人手上有80小時，A有紐約航班約22小時，B有台北航班，但A和B卻不能互換，因為一調更，A就不足70小時，變相限死了，誰人想做多點或做少點，都不可以。「如果那一次，公司做了改變，工會已經死了。原來做工會，思維開放很重要，若固步自封，以為自己那一套想法就是最好的，可能就是最不好的。這一次也令工會打響了第一炮，挽回了一些時薪制同事的支持。」
維護同事僅有的
當時10個理事中，只有一個時薪制員工，而月薪制的理事，怪她只幫時薪不幫月薪。那惹得本來脾氣溫和的Dora，忍不住拍枱大罵：「時薪制在待遇、福利、醫療、退休等範疇，全都比我們差。若我們不是去維護他們僅有的，其實等於將自己放在最危險的位置。若公司不景氣，他們最想剁走哪些人？就是我們這班老弱殘。」她自此逐漸得人心。現在工會有7名時薪制理事、3名月薪制，6000多個會員，也有七成是時薪制。她沒有偏幫哪一制，如爭取回外站津貼和法律保障，其實月薪制也有所得。
爭取「集體談判權」立法
Dora本來是個不問世事的人，當上工會主席六年，「也同時激發了我潛在不肯認輸的心態。因為既然你唔肯幫我，我就一定要努力學如何幫自己。」她汲取經驗，和工會一起成長，還說如會員有質疑，不要只聽傳言，可向他們查問，甚至上工會總部查數簿。她希望各界工會能聯合起來，爭取「集體談判權」立法，迫使資方埋枱傾，才有機會避免剝削。
機艙日夜 所見所聞
機艙內，很多奇難雜症，Dora記得一次長途機，有婆婆痔瘡脫肛，她先生處理不來，情急下問空服員：「你們可否幫幫手？」但Dora愛莫能助，只能在轉機時交代下班空服員拿水泡給婆婆坐。最奇怪的是，有內地人喜歡帶小孩和膠樽，明明洗手間就在後面，卻讓小孩用膠樽撒尿，還放在座位裏。也有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有幾個內地人在座位吃瓜子，扔得滿地瓜子殼，那人忙賠罪：「真的不好意思，我已經幫你說了他們，吃瓜子別吃得到處都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Dora笑說他們誠實得可愛。但最令她傷心的是，身為香港人，香港乘客的嘴臉卻可以很刻薄，有次飛北海道，航班因積雪滯留，機門打開，有男乘客要求取回大褸。於是她也好心問旁邊的年輕女士，想不到女士冷冷一句：「仲使問？」不過，也有時候讓Dora很有滿足感，曾有外籍女士有飛行恐懼症，航班開在馬航MH370客機失蹤之後，起飛時女人抖得像「鬼上身」。幸好Dora運用培訓所學，慢慢安撫她的情緒。
Dora寄望：「真的希望工會可以薪火相傳。」未來一屆主席，她有意退下火線，扶植新人。作為工會主席、艙務經理，Dora言語間卻透出孩子氣，她笑臉盈盈，完全沒有阿姐架子，身邊總是簇擁着一班年輕人。原來有一種戰鬥力，叫做「以柔制剛」。
文 李寶瑜
圖 劉焌陶、資料圖片
編輯 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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