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5年4月19日
鄺健銘（李澤彤攝）
【明報專訊】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上月病逝，帶動亞洲熱論，一代強人曾帶領新加坡由英殖領土走上自治之路。回看香港，同樣曾為英國殖民地，為何時至今日，只得出人大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民主政制停滯不前？
又有人問，為什麼回歸後，社會才湧現呼聲爭取民主？又為何回歸十八年，港人卻愈來愈人心向背？
愈來愈多人懷緬港英時期，時見龍獅旗在遊行和雨傘運動中飄揚，甚至於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畢業的鄺健銘，新書《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封面也是大大一張米字旗。有人謂港人「戀殖」，難道是奴性使然？
鄺健銘反問，殖民的定義是什麼？
香港歷史，離不開英國155年的殖民管治，回歸後，宗主國由英國變成中國，各界只顧聚焦中港問題，卻遺忘了香港在世界及亞洲上原本的定位——一個海洋城市。
鄺健銘翻開一個個英殖歷史案例，大量資料他琅琅上口，他說，只有回望過去，才能解構現在，照見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
「香港仍像一個殖民地」
坐在皇仁書院綠草地旁的涼亭裏，看着一班學弟在紮竹棚準備開放日，鄺健銘笑說：「這裏仍然有殖民遺風。」這所中學前身是1862年創立的中央書院，作為英治時期的第一所官校，中英文化薈萃，人才輩出，是個活生生的英殖符號。他說如稱英國和中國為香港的「宗主國」，即是假設香港仍然有殖民特質，「呂大樂也曾說，『一國兩制』的精粹，凍結了八十年代香港的殖民體制，所以運作至今，今日的香港形神上仍然像一個殖民地」。第二點是，董建華在回歸七月一日凌晨，言之鑿鑿地說：「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明確身分主宰自己的命運。」但以至去年國務院頒布的白皮書、特首強調「權在中央」，香港人有的是無力感。他想起：「在1940年代，泛非洲的『反殖宣言』，人民有自我管治的能力、需有新聞及言論自由，竟然意外地發現，這些宣言，和今日香港人的想法有所共嗚。」如他所言，香港現今的政治處境，不止是停頓，而是大倒退。
海洋自由vs.大陸集權
是故港人對港英政府的念念不忘，其來有自，他以地緣政治的方法研究，發現「中英兩個宗主國最大的分別，是海洋國家和大陸國家的分別。」中國這大陸國家講求中央集權，最近有衛星圖片顯示，中國在南海填上小島宣示主權，他打趣道：「如果中國有能力，它真的會把整個海也填了，但海洋不是這個玩法。像英國這個海洋國家，就採取自由開放態度。」海洋沒有邊界，靈活變通，不是用力量去決定秩序，而是使用法規、談判、和解。他指日本歷史學家濱下武志，在《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裏提到，日本佔領台灣後，隨即在管治問題請教英國和法國的顧問，英國建議任用當地精英間接管理，而明顯是大陸國家的法國則主張日本把台灣當作國家的一部分來管轄。「可見英法的殖民手腕不一樣，法殖的阿爾及利亞和越南解殖過程，就明顯地比英帝國殖民地的解殖過程更血腥，法國要動用龐大軍隊，英國相對來得少，如殖民印度，大概只有千多二千人來管理上億人口。」一個海洋國家，因着地理位置，發揮香港作為一個海洋城市的優勢，效果才能相得益彰。
英人治港 保存在地文化
於是回望英治下的香港，鄺健銘認為有三個特質：「第一是政治自由空間較大，像香港和新加坡的華人精英，何啟和林文慶，他們可以有三重效忠，包括效忠英國、中國大陸的發展、香港或新加坡本地社會的發展。」「第二是英國在港的統治者，重視保存在地的文化習俗，因為可以省錢，減少當地人不滿，減低暴力鎮壓的機會。如駱克在1898年接管新界，他建議盡量維持原有的社會和政治模式。」「第三是英國人重視軟實力，像皇仁書院就是中港融合最早期的例子，福州船政局也派精英來讀書，畢業生在社會上舉足輕重，像袁振英，就和陳獨秀一起創建中國共產黨。學校並非只教授英文不准學中文，反而着意保持中國人原有身分，再傳授西方教育，學生回到中國後就能幫忙宣揚英國的好，從而令中國人對英國人的印象良好，方便英人到中國做生意。」
現時福利自主雙失
眼下港府民望插水，港人若有所失，他一語道破：「像Edward Vickers也曾批，現在政府似乎不及港英時代的官員，因為無民選而有很大的危機感，怕認受性不夠高，產生社會不滿，帶來政治不穩定和阻力。」「特區政府的缺失，第一在於不重視基層利益。雖說港英行積極不干預政策，但在暗地裏卻另有經營，令基層擁有生存空間。如工廠旁邊建公屋，節省交通費及時間，還有工人飯堂、住屋津貼，生活成本大幅降底，反觀現在小販、桂林街夜市被打壓。」還有觀塘清拆重建、推倒牛頭角下村的廉價公屋、利東街，他極憤慨：「為何完全無想過這班人的生存空間？」這些在港英時代備受重視的要素，現今港府卻視如無物。「二是以前的港英官員，很敢和倫敦對着幹，以香港的在地利益為先，倫敦的管治文化亦給在地官員賦予空間，the man on the spot should be left with
the last word，有最終決定權、自主空間。」但現在通通消失，「香港沒有了自主權，競爭力不斷下滑。」他提到梁振英曾形容香港為一個「萬能插蘇」，與新坡加李顯龍說的「舢舨」，高下立見，「『舢舨』有很高的自主性，活動範圍廣闊，可以擁抱世界，但『萬能插蘇』只能被動地依賴某一方。香港和新加坡本來都是港口城市，競爭且看你的網絡來源有多廣，若不能自由與世界接洽、尋找自己的腹地，香港一定會輸給新加坡。」
「香港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當人人都認為，現下中國經濟起飛，香港勢要北望神州，但他卻提出：「香港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像張保仔年代由長洲到越南的海盜圈、五六十年代在東南亞流行的港產片「南洋三部曲」，或港商在南洋市場的紡織業大賺，甚至新加坡還有人在地鐵裏看《衝上雲霄2》，新加坡公司Page One在香港站穩陣腳，都說明了，「香港原本的腹地不在北方，而在南方」。「香港不是一個文化沙漠。香港的書店肯定比新加坡多，香港的書展也肯定比新加坡好看。」他建議將視野擴闊至整個華南文化圈，包括星馬、台灣、香港、澳門，可以由下而上改變，如新加坡的「草根書室」可以和香港的「序言書室」合作，杜汶澤便懂得在馬來西亞開設電影公司，主攻星馬市場。「如果我們不認真回看過去從何而來，我們不會知道自己的強項，會看不清前路，最後只能繼續甘願做萬能插蘇。」
本土意識早種
從而鄺健銘解構出，對於香港日趨強烈的本土意識，早在七十年代以前，已有共通點。首先是對「中國」和「愛國」的不同理解，「在中國這個疆域裏，有很多不同的在地文化，你不能用『中國』或『大中華』來一概而論。所謂『血濃於水』，就是用北方的視覺和標準，去同化所有多元文化。」但無論方言、文化性格、社會行為上，從來都有南北分野，明朝時，廣東、福建在南海上已很活躍，經濟自給自足。另一方面，香港更早有「反共意識」，在1925年省港大罷工之後，反共恐共的情緒濃厚，至1940年代，文人錢穆、唐君毅來港創立新亞書院，提及「花果飄零」實是對中共失望，視香港為中華文化復興地。
組屋光環以外的新加坡
另一方面，港人近年開始羨慕鄰近的新加坡，這也是鄺健銘在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後，負笈到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修讀碩士的原因。他在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閱讀大量文獻檔案，他批評香港對新加坡的認知非常薄弱，實如李慧敏《成長在李光耀時代》中寫到，新加坡在國內亦有他的問題。但很多港人將新加坡「組屋」視為住屋天堂，卻沒注意到新加坡人投訴樓價太高，在2011年大選執政黨的支持率更因而降至歷史新低。而在十九世紀英殖時代，濱下武志用「兄弟」或「夫妻」來形容星港關係，鄺健銘稱之為「星港走廊」，互相補足。他更認為：「新加坡和香港兩者不可相比，新加坡是個主權國，香港只是一國之內權力愈被收緊的特區。」這也是為何英國最後沒有促成香港自治。當年英殖官員詹遜爵士，由錫蘭到香港做輔政司，也曾建議二戰後的香港需要改革自治，他到新加坡當總督時更是積極推動當地自治。但香港在民主上，卻無法避免中國因素，「英國深知，如中國要打過來，實在難以守住，在1956年雙十暴動後，曾認真考慮不如撤出香港」。後因香港仍有戰略價值，才將之留下。
「我們在走新加坡的老路」
但鄺健銘認為：「『弱政府、強社會』是香港的資產，香港有很強的自理能力，雨傘運動就是例子」。因着八十年代的政治自由空間，香港的文化才「可以這樣生猛」，而言論自由在經濟角度而言更為重要，「像以色列是Start-up Nation，文化核心是敢挑戰權威和應變、創新能力」。但香港現在開始有一種順民文化，還有電視不發牌、出版業受制等。「到底香港可以怎樣重新擁有舢舨的性格？第一是要有擴闊的比較視野，第二是歷史視野也要深廣。」他著述的《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就是「給香港往後的研究備上彈藥」，拋磚引玉。
對於快將表決的831人大框架方案，他不感樂觀：「我們的社會結構是發展文化產業的重要資產，包括社會自由、社會活潑度、社會文化空間。這個方案對北京來說安全系數當然高，雖然一人一票，但誰可出來選，中間悉數落閘。如果最後由北京信得過的人出選，而這人竟然可有幾百萬人給他託管權，即是替北京開路，而北京這套『大陸國家』的文化會危害香港，即單向效忠、縮窄自由空間、更加行政主導，沒有制衡機制，可以想像社會的自我生存、自我空間更細。我們在走新加坡的老路，我肯定新加坡在不久將來會自由化，而我們卻是走『警察國家』的路。」
文 李寶瑜
圖 李澤彤、資料圖片
編輯 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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