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峯 - 互聯網與社會運動的關係的另一面：淺談網絡政治管控

2015年8月20日

【明報專訊】近年來，有關媒體與社會運動的關係的學術研究，多集中討論數碼媒體科技對社會運動的正面影響。這些正面影響包括促進網絡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的發展、使社會組織可以繞過傳統媒體直接跟市民大眾溝通、讓市民可以自發組織和動員行動、孕育抗爭論述等。筆者及幾位同事在過去大半年，也多次分析社交媒體在雨傘運動及政改爭議中的作用和影響，主調也是社交媒體如何構成社會運動的傳播基建及成為抗爭意識的搖籃。

中國大陸的網絡威權主義

但本文卻想談談互聯網和社會運動的關係的另一面。數碼媒體作為一種科技，對社會並沒有必然的影響。在1990年代，互聯網普及之初，不少樂觀的科技決定論者就曾預言，互聯網將會為威權主義國家帶來民主化，因為互聯網是一個沒有中心的、多點對多點的橫向傳播平台，政治權力難以全面操控，而威權主義國家若要保持經濟發展，又不能摒棄新傳播科技。但20年後的今天，大概沒有論者再抱持這個單純的觀點。誠然，互聯網對威權主義國家的資訊封鎖帶來了一定的挑戰，但同時，威權主義國家自有應付和管制互聯網的方法。中國大陸就是最佳例子之一。曾任教香港大學的Rebecca MacKinnon在數年前便用「網絡威權主義」（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一詞來概括大陸政府對互聯網的管制。她指出，大陸政府能成功地管制互聯網，重點在於它其實並沒有無時無刻地和完全地壓制所有人的網上言論。它禁止大部分人通過互聯網接觸境外媒體以至西方的社交網站，但同時容許有能力和有需要的人「翻牆」。它容許百姓就社會問題和事件發表意見甚至批評政府，但極力防範「線上言論」演變成「線下行動」。它容許網上出現新的意見領袖，但同時培養一批為意識形態護航的「網絡打手」。它鼓勵新聞機構邁向「全媒體」時代，但在重大突發事件中會禁止媒體進行信息直播和限制媒體與網民的互動。

當然，香港和大陸的情况不一樣。香港的互聯網整體而言是非常開放的，而政府要有效控制互聯網並不容易。但有關版權修訂條例的爭議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一些現有的網絡表達方式和自由有可能會因法例的改變而受影響。同樣地，互聯網到目前為止雖然對香港的社會運動有不少助益，但我們亦不能忽視政治力量會如何嘗試馴化網絡。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創辦的英文學術期刊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在今年第四季會出版「媒體與雨傘運動」特刊。特刊包括4篇基於系統經驗研究的文章，以及5篇篇幅較短的討論性文章。其中一篇討論性文章由筆者的同事徐洛文教授執筆，文章的題目是〈將要來臨的香港互聯網空間的殖民化〉（The coming colonization of Hong Kong cyberspace）（註）。

政治權力應對新媒體的三大策略

該文章指出，在佔領中環以至雨傘運動期間，政治權力其實頗為有效地應對了新媒體科技所產生的力量。這裏，政治權力指的不止是特區或中央政府，亦包括支持政權的力量。文章把政治權力的應對策略和手段分為三大範疇。首先是監控，佔中發起人戴耀廷的電郵外泄是最明顯的例子，顯示社運活躍分子的網絡溝通和行為可能被監視。執法部門所進行的「正規」的截取通訊行為雖然受相關法例規管，但在實踐層面，2013年各執法部門共提出了1372項截取通訊的申請，其中1365項獲得小組法官批准，這多多少少令人質疑批核是否過於寬鬆。另外，警方在雨傘運動期間曾多次以「不誠實使用電腦」罪拘捕市民，而其中一名被捕人士不過是在論壇上鼓吹其他人參與佔領旺角和衝擊警方防線。姑勿論衝擊警方防線是否值得支持，以「不誠實使用電腦」為名而作出拘捕，似乎使該罪名的覆蓋範圍變得太闊。

監控之外，第二類策略可以用審查來概括。香港主流傳媒的自我審查問題，是網絡媒體興起的背景之一。相比主流媒體，網絡言論不需要面對廣告商和大老闆，自由程度當然較高，但這不代表香港的互聯網完全毋須面對審查的威脅。香港警方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期間，就向不同的網站負責人或網絡服務供應者提出過共101個刪除網絡內容的要求，超越了2011年2月至2014年9月44個月內的數字，引發了不少社運人士的質疑。同時，以癱瘓網站為目的的網絡攻擊亦可以被視為審查的一種實踐方式，徐洛文認為，「阻斷服務攻擊」（denial of service attack）是支持政府的一方比社會運動更懂得及更有能力使用的招數。

第三是把「外國勢力妖魔化」。把問題歸因於外部或外國勢力，向來是中國政府慣用的論述框架之一。而雨傘運動期間，縱使未有提出確鑿證據，特區政府亦在很大程度上以「外國勢力」作為打擊運動的論述框架。但網絡無國界，不少運動支持者和參與者的網絡傳播行為，正正包括跟國外朋友解釋香港的狀况。金鐘佔領區的「佔中打氣機」，也是通過互聯網邀請世界各地的民眾為佔領運動打氣。外國勢力這論述的危險之處，在於依照其邏輯，它可以把在全球化時代下正常不過的，通過互聯網而進行或組織的跨國界傳播和跨國社運打壓成「裏通外敵」。

勿視網絡言論自由為必然

誠然，作為一篇討論性質的文章，徐洛文主要是總括了過去一段時間內在香港出現的一些令人憂慮的現象。我們不知道誰發動網絡攻擊癱瘓《蘋果日報》，沒有機會分析是否絕大部分執法部門提出的截取通訊申請都合情合理，亦不能一口咬定警方那101個刪除網絡內容的要求是否包括一些政治審查。但正如近年有關香港新聞自由的討論一樣，當「個別事件」累積起來時，我們面對的就是一個不能忽視的趨勢，這趨勢告訴我們不要視網絡言論自由為必然。

註：Tsui, Lokman（2015）. The coming colonization of Hong Kong cyberspace: government responses to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ies by the umbrella mov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online first, DOI: 10.1080/17544750.2015.1058834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