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沛理 - 美國的新寡頭統治

亞洲週刊   2012年11月

今年美國總統大選，勝出的不管是連任的奧巴馬，還是他的挑戰者羅姆尼，都不會改變一個基本的事實：美國越來越變成一個由超級富豪與特權階級寡頭管治的國家。說得誇張一點但不至失實，所謂美國的新寡頭統治(New American oligarchy)，就是由有財有勢者支配政府的施政與社會的發展(the rule of the rich)。

在美國這個崇拜財富的國家，金權與政治本來就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三度連任、史上任期最長的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一九三六年接受民主黨總統提名的演說中，便提到「超級特權階級的獨裁統治」(dictatorship of the over-privileged)。

事實證明羅斯福絕非杞人憂天。過去四十年來，在總統列根、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弗里德曼（佛利民）和媒體人與保守主義政論家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等人的領導、鼓吹和大力推動下，美國的政策鐘擺(policy pendulum)明顯和大幅度地向商界、企業精英和極富的一群(the super-rich)傾斜；而受損甚至受害的就是窮人和中產階級。

的確，自一九八一年列根上任開始發動「大市場、小政府」的所謂「列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以來，不管執政的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美國政府在政策上所作的選擇，總是有組織——甚至可說是有條不紊——地優惠和偏袒僱主而非僱員，富人而非窮人，商界而非消費者。稅務政策如是，最低工資法例如是，組織工會法例如是；就連規管總統候選人籌款和接受捐款的選舉法例也是如此。最影響深遠的，是撤銷對金融業有關金融產品銷售的監管(financial deregulation)，令投資銀行可以將垃圾和風險包裝成回報可觀的投資工具，而自己則賺取天文數字的交易佣金。

在這樣一個「勝者全取」的經濟體系(winner-take-all economy)，財富無可避免高度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裏。據統計，美國二零零九年全國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七賺取了全國收入的百分之七點八。由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七年金融危機爆發，美國的生產總值在計除通貨膨脹後有百分之十八的增長；但中產階級家庭的同期收入卻只增加了不夠零點五個百分點。至於量度美國人由窮變富所需時間的所謂「代與代之間的流動性」(generational mobility)更遠遠落後於德國和加拿大，甚至法國和日本。

仇富不存在於美國人的基因，他們也絕少是平均主義(equalitarianism)的信徒。出自他們的口中﹕「你是個共產主義者嗎？」是假裝成反問的人身攻擊(personal attack disguised as a rhetorical question)。然而美國人對社會種種不公平的容忍建基於一個堅定信念，那就是美國乃人人都有機會飛黃騰達的社會，而最終飛黃騰達的人，靠的多是他們的才幹與努力。

這個信念在今日的美國已經變成一廂情願多於合理期望。獲普立茲獎的《紐約時報》記者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新書《誰偷走了美國夢？》(Who Stole the American Dream?)指出，由於極少數人壟斷了創造和累積財富的秘密、方法和手段，美國正逐漸演變成一個按財富、收入與特權劃分的等級社會(caste society)。一如冤冤相報會導致永無休止的暴力，特權自會鞏固特權，而貧窮亦會衍生貧窮，這就是等級社會的惡性循環與自我延續(self-perpetuating)本質。

表面上，美國人在奧巴馬與羅姆尼之間的抉擇，是要選一個為平民百姓爭取權益的總統，還是一個捍衛富人特權的總統。實情是，不管哪一個做它的主人，白宮都不可以對華爾街的請求、吩咐和命令置若罔聞。四年前，奧巴馬以改革者的姿態入主白宮。可是，金融危機爆發，他的政府大慷納稅人之慨，為「大到不能倒」的華爾街投資銀行提供總值七千億美元的拯救方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公開呼籲政府將債台高築和虧損累累的銀行收歸國有，奧巴馬就是充耳不聞。今日美國的股市已經反彈到接近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的歷史高位，但經濟復甦帶來財富和收入的增加，百分之九十三卻落了僅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一的最高收入人士的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