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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生活
2016年1月10日
【明報專訊】1968年，捷克共產黨展開黨內民主化運動，卻被蘇聯派出坦克進入布拉格城鎮壓，史稱「布拉格之春」。
運動發起人之一的捷克作家克里瑪，其後成為異見作家，被秘密警察審問多次，一度做過掃街工人謀生。
其間，他有機會移民到西方，但最終回國。克里瑪這樣解釋過：
「我想起布拉格的河邊，那裏是我和初戀情人第一次約會的地方，
我想到如果要永遠離開捷克，以後再沒機會回去那裏，我就感到難過。
雖然最後我回布拉格定居多年，始終沒再回去那河邊；
但在我意識裏，我知道自己隨時可以回到那個地方，這種心態讓我感到自由。」
克里瑪坦言，「自由」是他一生的主題。
近年，他在80歲的時候出版了自傳My Crazy Century，詳述自己「被剝奪自由的大半生」：童年因猶太背景被困集中營4年；成年於布拉格之春後被打壓為異見作家整整20年，至晚年才於1989年天鵝絨革命後再嘗自由。
克里瑪的抗爭歲月裏，已故捷克總統兼劇作家哈維爾，《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作者昆德拉，皆為他的文壇親密戰友。
克里瑪在自傳裏表示，反對任何形式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還將自己混沌的私生活與大歷史交錯寫出。
他坦言：「我不想隱瞞，不想說謊。」
克里瑪指，拒絕說謊，無論是面對國家還是面對自己，才能使人自由。
■問：譚蕙芸，因工作關係偶爾到訪捷克，路上讀過哈維爾、卡夫卡和昆德拉，卻喜歡克里瑪文風樸實有人味，從日常生活的平凡事物看到人生哲理。
■答：Ivan Klíma，伊凡‧克里瑪，84歲，捷克著名異見作家，布拉格之春後於七、八十年代與哈維爾等一起反抗蘇聯扶植的共產黨政權，被禁止公開寫作20年。至今有40餘本著作，作品被翻譯成30種語言，台灣前文化部長龍應台也曾在時政文章中多次引述克里瑪的話。其部分著作在中國內地出版，書商宣傳指出：「昨天讀昆德拉，今天讀克里瑪」，並形容「很多評論認為，克里瑪的文學成就和社會聲望都在昆德拉之上」。
一年前，筆者身處布拉格一間咖啡室，於零度的氣溫中哆嗦着追看伊凡‧克里瑪（Ivan Klíma）新出版的自傳。當時正好是香港「雨傘運動」尾聲，香港瀰漫着一股無力感。書裏我看到克里瑪對極權制度的觀察，以及在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後，文化圈子在低潮下堅持十餘年頑強抵抗的韌力。一年後，我因公事再訪布拉格，想到邀請他做訪問。
我透過當地作家組織接觸到克里瑪，跟他通電話。曾在美國密歇根大學教過書的他，英語帶着濃重捷克口音，他邀請筆者到他布拉格以南近郊的家。當我到達這間小樹林旁邊的三層高小屋，克里瑪開門給我，已84歲的他背有點駝，動作緩慢但不失靈活。有英國記者形容，克里瑪有一個「披頭四髮型」，和「食肉獸般的牙齒」，事實上，他身形高大，頭髮厚重凌亂，頂着大肚腩，臉上表情木訥，第一眼給我印象有點像「猿人」。
少年曾入共產黨 此後「窮一生重建自由」
克里瑪穿著格仔毛衣、絨西褲，拖鞋和袜子，帶我到二樓書房，幾百呎的空間四壁塞滿書，書架擺放着他曾協助出版，但被秘密警察充公過，後來物歸原主的禁書（samizdat）。他給我泡了茶，坐下來單刀直入：「你想問什麼？」就這樣，我們天南地北談了三小時。訪談間，他倚在椅上時而深思，時而配以誇張手部動作解說，偶爾拉出手巾擦鼻。雖然他是國際知名作家，但沒有一種「我來教訓你」的氣焰。我說看完了他的英文版自傳，他不忘自嘲：「讀這本書會否浪費時間？」其自傳全球賣了2萬本，他傾向解釋是受惠於文學潮流。我們雖然有語言、文化和年齡的鴻溝，但觸及話題之深邃，讓我慶幸在這位作家年老之時，仍能與他澄明的腦袋相遇了一個下午。
克里瑪在自傳中說：「我大半生活失去自由，有時是坐牢（集中營），有時是失業，持續被警察審問。我做過一段時間（14年）共產黨員，當我發現這個黨是沒有良知並剝奪人民自由，我窮一生去為社會重建自由」。克里瑪少年時被共產主義吸引，後來他那位對共產主義更狂熱的父親被無理拘捕，令他開始醒覺。克里瑪今日回望：「我沒有後悔加入過共產黨，少年時有錯覺，相信共產理想可以造福人群。」他解釋，不少捷克人最初對共產主義有好感，因為蘇聯紅軍在1945年打敗納粹德軍，其後1946年捷克舉行的自由選舉，共產黨獲票高達四成。至1955年後，捷克共黨內進行大搜捕，國人對共產黨感覺變差。
「凡是烏托邦的思想，就要壓迫人民」
克里瑪年輕時，曾任記者和文學雜誌編輯，發現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文字工作有諸多限制，於是與作家們一起爭取更多表達自由。至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打壓後，他被逐出共產黨，但仍堅持與其他作家如哈維爾繼續地下寫作。克里瑪從書架上翻出當時他們出版的「禁書」：薄薄的牛油紙上滿佈打字機字體，他們用電動打字機製作複本然後拿去釘裝，並透過民間人脈互相傳閱，十多年間，地下書目多達數千本；另一邊廂，他們亦有把文章偷運到國外出版。
官方為了阻止這些活動，不但扣起克里瑪在海外出版得到的版稅、還沒收他的護照、駕駛執照，並切斷他家的電話線，他至少四次被秘密警察審問：「我發現，共產主義是烏托邦思想，凡是烏托邦的思想，就要壓迫人民，這是定律；因為烏托邦在地上根本沒法實現，要實現就要壓制人民，是鐵一般的定律」，他咬牙切齒說出「iron law」兩字。
克里瑪形容，那些年，圈子裏至少有一百個文學家堅持站在蘇聯對立面。筆者訝異，作家可以如此團結，克里瑪解釋：「捷克有很長的民主歷史，從十八世紀末（捷克在一次大戰後1918年脫離奧匈帝國獨立）便有民主選舉，加上捷克作家一直是社會抗爭的先鋒。而且布拉格之春後，蘇聯派來的領導人，是共產黨內最保守最強硬的一派，是愚蠢的政權（stupid regime），對大部分國民欠認受性。」我反問，這個他口中的「愚蠢政權」至1989才被推翻。克里瑪不忘補充：「對，它撐了20年，卻一夜間死亡」，克里瑪的語調裏，總有一種樂觀的底氣。
克里瑪自傳裏提到，官方對異見作家的手段，對香港讀者感覺似曾相識：1977年，異見作家包括哈維爾聯署《77憲章》爭取人權；官方發動市民投稿到報紙反對《77憲章》；並拉攏藝術家、演員站台支持政權。凡是民間有反對聲音，官方都會發動同等聲音抗衡，這畫面在今日香港何其熟悉。我問克里瑪，為何藝術家會支持極權，克里瑪語帶不屑：「有些藝術家很天真，因為藝術家大部分時間都像活在夢境中（才能創作）；加上政權會用很多方法拉攏你，用物質來賄賂你。當然，我認為藝術家應該反對任何形式的操控，忠於真相。」
我追問，藝術家是否有責任關心政治？克里瑪說，這是個人選擇，但生於極權國度有更大迫切性：「在不自由的社會裏，牽連上政治是不可避免，作家需要爭取表達自由，否則難以創作」。1989年天鵝絨革命後，哈維爾邀請他加入新政府，克里瑪婉拒，他解釋，既然自由已經爭取了，他想回去做自己最喜歡的事，就是寫作。對於捷克民主化後的狀况，克里瑪覺得總的來說也算滿意。
自傳裏亦披露，在七、八十年代，捷克異見作家一旦參與地下創作，報章就會出現文章攻擊他們「與西方勢力勾結」，不討好官方路線的藝術家會丟工作，有雜誌總編輯變成酒店門僮，作家變成洗窗工人；大學教授成為地鐵苦力；克里瑪就做過醫院雜工，測量技工、掃街工人。克里瑪的女兒更受父親牽連，差點沒機會讀大學。克里瑪回憶當時，語調平淡：「我算是較幸運一個，我在西方較有名氣，他們沒有抓我去坐牢，只是不斷審問威嚇和搜屋；其他作家被迫移民，有些坐牢一至兩年。」
不想享受自己沒份爭取的自由 回到地獄
知識分子變身洗窗工人，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的內容；事實上，克里瑪也把他的掃街經驗寫進他的小說《愛情與垃圾》裏。然而克里瑪卻覺得，知識分子在共產鐵腕下20年來受的苦，一點也不浪漫。他的自傳裏提到，法國著名哲學家沙特（Jean Paul Sartre）在60年代曾訪問過布拉格，於會面上說過一些話：「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題目就是社會主義了，即使它是地獄，也能為文學提供上佳的題材。」當時克里瑪覺得十分荒誕，在內心反駁道：「地獄當然是好題材，特別是你不用活在地獄裏。」
布拉格之春後，克里瑪有機會移居美國，但最終選擇「回到地獄」，不少人都責備他是傻子，他曾在自傳裏解釋，身在美國享受自己沒有份爭取回來的自由，卻知道同胞在國內苦苦掙扎，感覺不妥，而且他不想告別作家的創作泉源：「一個作家，離開了自己的母語就會失去一種聯繫，難以創作」。事實上，另一位捷克作家昆德拉在七、八十年代已移居法國，部分人批評昆德拉已離開太久。
走出集中營 便是自由人
克里瑪童年在布拉格以北的Terezín集中營度過了4年，當時他只有十來歲。他承認，集中營的日子影響他一生。筆者後來用了一日造訪Terezín，這裏收容過十萬人，最後活口不夠十分一，其餘都被送到波蘭毒氣室。克里瑪能活下是奇蹟，他一直覺得自己倖存的「運氣」令他既內疚又感恩。克里瑪形容道，他人生最快樂的一刻，就是當集中營大門打開的一刻：「那刻好像夢境，我感到自由的天堂向我打開了門，我走過這道門，就成為了自由人。」說時他年邁下垂的雙眼閃着光。
但克里瑪午夜夢迴都想起集中營的小玩伴，擦身而過就消失於人間：「集中營的歲月令我明白自由的可貴，就是後來共產黨剝奪了我各種自由，我仍可用一種『自由人心態』過活，即是，在文章裏只寫自己看到和經歷的事，不寫被指派要寫的東西。」
筆者屢訪捷克，發現捷克人對自由的擁戴，和美國人有點差異，特別在拒絕過度資本主義上比較硬淨。克里瑪也認同，即使在自由社會裏，人也可以活得「不自由」：「我認為自由分兩種，外在的和內在的；在自由的社會裏，有些人仍可能活得不自由，例如受到工作壓力，傳媒的影響，令人感到不自由。要得到自由，有時是要拒絕一些關係和影響，有時卻要冒一定風險。」
對自己坦誠 才是自由的開端
讀克里瑪的自傳，叫我最訝異的是，他披露了自己私生活的瑕疵。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蘇聯坦克入城的一剎那，克里瑪寫道，他當時與一位女子身處英國，而這女子並不是他的妻子；到1977年《77憲章》聯署時，克里瑪到最後並沒有聯署，部分原因是希望官方能讓他女兒考上心儀的大學。這些人格的弱點，克里瑪敢於披露，當筆者問到他為何把外遇都寫出來，克里瑪顯得有點尷尬：「我決定要寫出來，即使我沒有把所有（婚外情）都寫出來，因為發生了很久，而且我太太都知道……我希望自己在這本書裏坦白，不要說謊，不想隱藏。」
捷克作家之中，從卡夫卡到哈維爾到昆德拉，大家都強調面對人性陰暗面和弱點的重要性。克里瑪寫過：「卡夫卡在共產主義下之所以成為禁書，只因他的性格太坦白。」克里瑪指，完美是一種危險的事，而對自己坦誠，才是自由的開端：「納粹和共產黨都愛搞個人崇拜，當你說找到完美的人，或聲稱找到真理，就是危險的時候。」我續問，被公認為人民英雄，多次坐牢的已故總統哈維爾是好人嗎？克里瑪這樣形容舊友：「他不是完美的人，但他是一個坦誠的人（an honest man）」。
我追問，若世界上沒有「真理」，那「民主和自由」算是「好」的制度嗎？克里瑪小心修正我：「民主只是一堆壞制度裏比較像樣的；至於自由，你必須為它作出定義和一些限制，我才敢說自由基本上是好東西。」
我追問：「為何人要爭取自由？」克里瑪顯然喜歡這個題目，他眼珠一轉：「因為人類生來是自由的，但近代史卻是對人類自由的不斷踐踏，人之為人就是要捍衛自由，若人不自由就像動物，好像豬，豬也活得快樂……直至牠被屠宰。」我告訴克里瑪，香港有一個「港豬」名詞，形容一些不關心政治的快活人，他揚眉一笑，覺得很有趣。
克里瑪從沒到過中國和香港，但他的著作卻在國內出版，克里瑪說，深深明白一個小地方面對強大鄰舍的壓力：
「捷克很小，當時面對蘇聯的big power（他把手伸得高高），我們這個文人圈子只有百多人，也沒有放棄過抗爭；香港作為中國裏仍然『自由的地方』，處境一定很困難，它的面積這麼小，中國卻是強大的力量，我希望香港人能夠頂住。你們必須記住要捍衛自由，因為即使你這麼小，也可倒過來影響比你大的鄰舍。」
後記：克里瑪今年和太太結婚已六十周年，離開時，克里瑪太太開車送我到車站，她對今天捷克民主化的境况，明顯比丈夫悲觀：「天鵝絨革命的時候，我們很天真，認為得到民主後，社會所有問題會得到解決，現在我們知道情况複雜得多。」克里瑪太太Helena是心理分析師（此心理輔導學說在歐洲大行其道），她說，會替求診者「解夢」：「夢境裏會讓人看到壓抑了的陰暗面，有時，要了解自己不承認的東西，人才會得自由。」我反問：「所以有些人害怕得到自由，因為自由像赤裸一樣，讓人面對自己的問題，需要勇氣」，克里瑪太太笑着點頭稱是。
文、圖／譚蕙芸
插畫／吳浚匡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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