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令讀物 星期日生活 2014年5月4日
【明報專訊】《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是一本令人驚喜與能受啟發的新書。它指出各派因自身利益與主張而對「愛國」、「進步」、「改革」、「民主」賦予不同的詮釋，致使過往有關「五四在香港」的論述偏失，客觀效果上回應了自國教風波後更受大眾關注的香港愛國教育問題，也提供了另一種歷史視角，讓人思考何以香港難以人心回歸。
從五四看本土意識
作者陳學然從當年港人對中國五四運動的反應，以及回歸後香港的五四紀念運動，來看本土意識，以及香港愛國教育的一些問題。這所以值得探究，是如陳學然所說：「目前不少研究五四運動在香港發展的文章，除了揭示百年殖民統治陰暗面外，還強化了港人在殖民地統治下如何保持高昂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懷，構成香港『五四』愛國，反殖民話語——批判萬惡之英、日帝國主義、殖民地主義，突顯港人與祖國血濃於水，同根共感的愛國情懷與民族意識，傳達國家歸屬感、認同感的信息，述說香港人與廣州人、上海人、北京人向來毫無二致的愛國熱情，使香港進一步納入『國家』，『民族』的視角與思想框架下，最後達至加強香港與祖國關係的目的。這些論述很多都是在應合現實需要情况，在1997『香港前途』議題下出籠，藉着塑造五四運動在香港引起巨大迴響的圖景，闡揚港人思想情感從未與祖國母體脫離的事實，進而為『新時代』而強化『香港人』是『中國人』的意識，香港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土地』的政治命題」（頁214-215）。這反映了「歷史」背後的政治身影，無怪乎George
Orwell在《1984》曾言「He
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回歸後，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在97年頒布的《中國歷史科課程綱要》增添了香港史部分，香港的歷史教科書也繼而增加了「香港尋根」、「血脈相連話香港」等欄目；「五四運動在香港」亦有別於97前的情况，逐漸成為焦點課題，陳學然將之評為「失實的五四」在地化論述（頁203）。其中一個失實的地方，是教科書傾向表現五四運動中港人「與內地民眾休戚與共的愛國熱誠」。按陳學然的研究，很多歷史書寫者皆引用曾任職於廣東社會科學院與廣東政協的陳謙在1979年所作的回憶。他的文章〈五四運動在香港的回憶〉指，「上海各地商人罷市，工人罷工……我香港同胞義憤填膺，愛國心並不後人。那時居住在灣仔的群眾，蜂擁至日本商店門前擲石示威，破毀櫥窗，高呼抵制日貨口號……員警不得已勸日人商店緊閉門戶，暫停營業。並勸日僑要居家內，切勿出外閑遊，避免事故。」但陳學然查閱1919年相若時段的中英文報紙，卻不見有發生日人店舖被集體破壞的事，在英日官方檔案也找不到相關記述（頁206-207）。陳氏也指這類港人自發響應國內五四運動的歷史觀點，也忽略了當時的英日同盟關係、要在港英政府規管下大規模反日並不容易（頁210）。
愛國史觀下的香港史
對這種愛國史觀下的香港史書寫，陳學然有以下反思：「如果過於迎合時下政治的理由或因素，過於遷就愛國主義史觀而將之用書寫大國史的筆觸勾勒『五四』的在地化圖景，所設計的教材雖能滿足一時所需，但有關內容反過來恐怕往往又是與時代人心脫節，與學界知識體系發展更是產生隔閡。那些嚴重來說是被創造、被虛構的『五四在香港』內容，於目前而言仍不加以糾正的話，將會影響下一代甚至下一代的下一代人，這恐怕不是我們所樂於見到的……在香港回歸以來，以『五四在香港』為視角的歷史教科書編撰，又應該如何處置本土與國家觀念歸屬的問題，這也是亟待處理的。」（頁214）
回歸後官方五四紀念活動的要點，發揚「民主」、「科學」的精神還在其次，首要目標是宣揚愛國、增強國民身分與民族認同——用陳氏的話說，「強調愛國成為回歸以來『五四』場域裏的主流話語……它受到了政府和親建制的民間機構重視。當局藉着『五四青年節』這個平台，先後上演了諸如『青年心繫家國，共創和諧香港』（2005）、『慶回歸十周年』（2007）、『迎奧運』（2008）、『慶祝建國六十週年』（2009）、『心繫家國』（2010）等等的大型紀念活動」。（頁301-302）
不過，雖然陳氏以香港本位來看待五四在香港的歷史，進而思考陸港關係、對以愛國史觀書寫香港歷史加以相當的批判，但他卻不太認同台灣學者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的治史方法，其理據是70年代之前有相當部分的香港居民皆為等待時機回鄉的中國移民，沒有強烈的本土意識，「香港人之香港史」因而無從談起；這種本土歷史觀，亦有「去中國化」、忽略中國因素對香港的影響、「有去歷史化的簡單化」之嫌。（頁3-7）
「70年代之前香港人之香港史無從提起」的評斷其實值得商榷。首先，如果五四運動在胡適眼中就如中國的文藝復興、從毛澤東角度看則是反帝國封建、繼1911年革命之後中國一等一的大事，那該如何理解港人不如愛國史觀所指有着「與內地民眾休戚與共的愛國熱誠」的狀態呢？其次，徐承恩在其近著《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就曾提出港式愛國主義的概念。例如何啟相信中國要強大，便需要引入與香港殖民地制度類同的西方制度，更斥責清廷盲目抗拒西方事物。事實上蔡榮芳同樣注意到早期香港精英港式愛國主義的存在，他稱之為「與外國強權協力的民族主義」（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何東是個好例子。在1899年舉行的香港華商公會大眾聚會，他便曾慷慨激昂地主張中國必須聯英抗俄，更建議英國應操控中國的軍隊——「試觀英國與埃及兩國所操練各軍，其成效不卓然可睹耶？」早前李祖喬、袁瑋熙、鍾樂偉刊在明報星期日生活的文章〈香港的「中國」觀念〉也有提及這種港式愛國情意結；其三，徐承恩與蔡榮芳皆指出基層更在意在地生計利益問題，而非國事。香港史家John
M. Carroll也在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記述，1884年中法衝突中，有很多在港工人因為受到廣東官員威迫，擔心住在廣東的家人的安全，才參與騷亂。蔡榮芳亦引述了1930年代南來文人對港人不關心國事之不滿——「港僑醉心歐化，喜用洋裝……中間或吸煙，或食物，或喚歌童，或戲舞女，彼等殆不覺中國今日有何可憂，有何國難！」
「中國性」
當年與香港一樣同受五四運動影響、同為港口城市的新加坡，能夠映照地方性格如何重新演繹新文化運動，以及定義「中國性」（Chineseness）。學者David
L. Kenley在著作New
Culture in a
New Worl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ingapore
1919-1932，透過當時獅城海外華人社群的報刊與文學，研究「中國性」之複雜以及什麼是「中國人」。他發現當時的新加坡知識分子以在地文化、充滿南洋文化氣息的方式，演繹新文化運動。地方因素的存在，令人想起著名歷史學家王賡武研究離散中國人（Chinese
diaspoara）時，曾提出「中國性的文化光譜」（cultural
spectrum of Chineseness）的概念。他舉例，在香港的華裔人士於「歷史上」更中國一點，儘管「並不像他們在上海的同胞那樣完全中國」，然而在舊金山與新加坡的華裔人士則有更多「複雜的非中國變因」。
故此愛國史觀的危險之處，就是忽略地方性格，犯了陳學然所說「去歷史化的簡單化」問題。如果主事官員依賴這種愛國史觀閱讀香港的過去，那理順中港矛盾、理解為何回歸後人心難以回歸可會是遙遙無期。
文 鄺健銘（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助理）
編輯 蕭麗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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