鄺健銘 - 英帝國統治與中國香港的民主浪潮

立場新聞   2015年1月6日

刻下香港政改爭議激烈，有些人士很喜歡說：「英國人百多年來也沒有給予港人民主」，《環球時報》也補充說，英國政府為香港引入民主改革，只始於(八十年代)中英政府討論簽署《聯合聲明》。這多少意味英殖時期的管治更獨裁，本地人各種生活意願與訴求多得不到重視；現在港人在中國治下可親身參與討論政改，已是歷史上的一大突破、一大進步，港人焦躁，無甚必要。

如果鑑古可以知今，這種說法忽視了英殖歷史中的起碼三點、與現今狀況不可同日而語：

1. 英帝國的運作，並非單由港人耳熟能詳的「中央政府」主導，原因是英國社會多元，且能夠透過議會向英政府施予壓力、進而影響殖民地政策；

2. 英帝國對主權的執著，其實不如想像中強烈。帝國管治者更著重保留影響力，以維持在殖民地的利益，因此「殖民地自治」甚至獨立，對需要管理全球殖民地的英帝國而言，是解決一些殖民地與倫敦衝突的良方之一，「剩餘權力」顯然並非洪水猛獸；

3. 二戰後，港英政府對香港政改發展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四九年後中共執政而衍生的地緣政治，而香港當下的社會討論，卻常有意無意忽略這一環，也因而低估了港英政府當年所需要面對的政改壓力。

十九世紀如日方中、成為全球殖民地數目最多的英帝國，其社會思潮有如泉湧，繼有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自由主義、福音派教義(Evangelicalism, 重視道德行善與社會改革)、達爾文主義 (Darwinism, 強調物競天擇, 適者生存)、懐疑主義 (Scepticism, 科學與宗教的對立)、道德精神、英雄史觀與女權主義，不但推動了英國國內改革，也影響國外殖民地的政策。

當時英國社會掀起的曼撤斯特主義(Manchesterism)運動浪潮是例子之一。運動領袖Richard Cobden與John Bright倡議自由貿易主義，認為殖民地應如獨立國家一樣為自己而活、應當自治，而不應讓宗主國進行剝削統治、得到特殊商業利益；換句話說，這個學派的理想不是主張建立帝國，而是在社群自治的基礎上構建聯邦(commonwealth)(“The object of the Manchester School was not an empire but a commonwealth of autonomous communities.”)。這種思潮後來某程度上影響了英國在加拿大的殖民地政策，二戰後英帝國的論述也以此為藍本。

英人管治全球龐大的殖民地帝國，要合符商業利益，要務是減低成本，亦因此英人也著重道德形象，以減少所需的鎮壓行動與開支。中日甲午戰爭後、日本佔領台灣之際，曾就該如何管治台灣諮詢英法顧問意見。英國顧問建議，將台灣視如香港般的殖民地，善用當地領導階層的影響力，加以小型殖民地政府與軍事力量來管治；法國顧問則主張用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式(法國的一個縣)統治方法，視台灣為日本的「內地」直接管治。這可以見到英人的管治風格、海洋與大陸國家的政治區別。

英帝國的治理並非一帆風順，美國獨立戰爭就給英人上了一課，但英人維繫帝國的手法也因而變得靈活。「自治領」(Domainion)是其中一項產物。1926年英帝國會議已對自治領給予三點定義，其中兩點是： 1. 自治領與英國地位平等; 2. 自治領與英國自由組成不列顛聯合國。

二戰後，英人仍想維持英帝國，但也務實地意識到英國財力已大不如前。他們維繫帝國的新方法，是主動給予如新加坡的殖民地自治政制改革。英人背後的理念是，要加以利用戰後日濃的本土民族意識，使之有利於殖民管治。英國官員眼中，自治的好處之一，是為殖民地政府引入更多民意壓力、加快政府的社福施政效率、使之更貼近民生，從而贏取支持。到後來，英人更選擇提拔有利己方的本地政治力量、推動殖民地整合獨立，以在財力與維持帝國力量間取得平衡。有東南亞學者研究指，如非英人扮演誠實中介者(honest broker)一職、解決馬來亞各族各派的分歧，馬來西亞根本難以立國。

《環球時報》沒有提到的是，早在二戰後的四十年代末，港督楊慕琦治下的港英政府，已一度計劃推動香港自治政改，以重建英人的管治威望。除了以政改換取增加政府稅收的現實考慮外，楊慕琦的其中一個考量是，英國應該吸取美國革命的教訓，重視地方自治對維持帝國的重要性。不過計劃因中共建政、變數增加而告吹。

冷戰期間，港英政府因一直意識到香港難以抵禦中共進擊，因此治理香港時，往往小心翼翼，以防觸發中共收回香港的行動，也因此沒有緊密配合美國針對中國的冷戰行動，例如英人曾以BBC取締對中共構成挑釁的美國之聲(VOA)電台廣播。在此情況下，香港難以進行政改，因會被視為推動香港自治而引發中方行動。

不過港英政府也曾感到政改壓力。六十年代初聯合國增加了對英國的解殖壓力，這令港英政府有留意成立於1963年的香港民主自治黨的行動—這個政黨主張反共反殖、任命港人為港督，也曾向聯合國提交聯署。

刻下香港在「國家安全為上」、沒有「剩餘權力」、不能提「次主權」的大前提下，政改不但寸步難行，甚至是出現倒退──特首候選人的提名門檻由以往的1/8增至1/2。八十年代為確保香港主權順利移交中國而設的「一國兩制」，曾令人有所想像；今人見到此情此景、回望過去、慨嘆今不如昔，自然不難理解。

總會有人反駁說，不要美化「英殖」。但英國對蘇格蘭獨立公投的處理手法，卻給港人上了一場活生生的政治課，令他們體會更多，中英兩國處理中央－地方關係的政治文化差異：與中國對香港的一貫辭令有別，英國沒有說蘇格蘭是大不列顛聯合王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沒有說蘇格蘭自古以來是大不列顛聯合王國領土、沒有說蘇格蘭的命運應該由全大不列顛聯合王國人民決定、沒有說外國評論公投是外人說三道四，傷害英國人民感情。

有趣的一點是，親中人士多愛以英殖時期香港的政治狀態與現況比較，認為今日的問題當年也有；現在民眾大肆批評，是對英人厚此薄彼的「英奴心態」表現。如果1997年7月1日凌晨，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對所謂「回歸」意義的理解，是「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明確的身份主宰自己的命運」，而英殖歲月又如愛國人士所言般不堪回首，那麼我們為何要視今昔大同小異為平常事？我們又應如何重新理解「回歸」的意義？去年9月以「抗殖反篩選自主港人路」為綱、引發共鳴的學生罷課運動，又應從何說起？

事實上，中國歷史上，中治觸發社會情緒、管治效果不如英人的情況，並非沒有案例參考；1930年從英國「回歸」中國的威海衛，便是例子，這在1985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Pamela Atwell所著的British mandarins and Chinese reformers :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of Weihaiwei 1898-1930 and the territory's return to Chinese rule裡有詳細分析。在1898-1930年30多年的英治裡，有差不多三分之二時間（1902-1921），威海衛的行政專員由曾任香港華民政務司、與香港華人關係融洽、任內大力支持保良局、東華三院與團防局（District Watch Committee）等華人自理組織的發展，且熱愛中國文化的駱克(Steward Lockhart)出任。駱克的管治風格，是盡量維持當地社會文化制度、盡量不擾民；也因為此，村民享有相當大的自治空間。這管治模式，亦與1898年駱克考察新界、方便英人接管時所作的建議大同小異。

駱克治下，政府只訂下每年需繳交稅款，具體收稅細節由每村之長安排；雖然英人頒佈的法律與大清律法截然不同，但在實行上，中國律法傳統仍受法庭尊重，英人也選擇性地執行普通法，以遷就中國律法；政府於1904年設立的免費學校皇仁學堂，以雙語教學，中國典籍，以及西學如地理數學，同為必修學科。因為英人著意保留地方傳統，中國革命時期，威海衛甚至出現反革命暴力事件。駱克離任時，得到華人精英歡送，被他們讚揚為尊重學者，管治有方，同時為威海衛帶來了啟蒙與進步。

1930年威海衛回歸中國後僅僅兩天，威海衛人便有別於英治時期，上街示威，抗議政府。當中的原因，是威海衛政府財政權力收歸南京中央政府，因此計劃開徵新稅，影響民眾生活。事實上，中治風格與英人相反，新政府銳意要破舊立新，毫不陰柔；其發展計劃的野心相當大，支出因此快速增加，且使用權力時毫不吝嗇，這都削弱威海衛作為港口城市原有的大都會外向性格、網絡匯聚繼而競爭力。

因為政府財政需求增加，新稅項削弱了威海衛的轉口港地位，貿易商轉用其他鄰近港口；為彰顯威海衛是中國管轄的城市，公共空間不再展示英語，這無疑是向「外國勢力」架起一道牆；政府在基層增設官僚機構以集中權力、縮窄社區自治空間；警察介入私人生活的程度，也明顯比英治時期高，警隊工作包括確保民眾繳交稅款，甚至調查學校出席率；最重要一點，是南京中央政府的黨組織在威海衛伸延，威海衛政府權力被架空，首任中國威海衛行政專員因與南京中央政府意見不合而被撤職，結果威海衛發展以「國家」而非「地方」利益為依歸。

研究香港的學者Norman Miners，曾為上述威海衛專著以「香港與威海衛」為題作序，並說威海衛的往事對香港前途頗有啟示。但當時他頗為樂觀，因為相信《中英聯合聲明》能保持香港原有性格與生活方式。到了今天，當《聲明》仍否生效也成了香港政治議題之一，就不免使人再次細味history repeats itself這句老話。

(原文刊於新加坡聯合早報，此為增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