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知道夏濟安的香港年輕人應該很少，若說他是夏志清教授的哥哥，就會有一點聯想，若說他是白先勇、劉紹銘、陳若曦等著名作家學者的老師，那就大體知道他的來歷了。
最近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已故夏濟安教授的幾本書，一本是他的論文集《黑暗的閘門 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還有兩本是《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上下兩卷）。「書信集」有大量史料，合該慢慢讀，這本《黑暗的閘門》研究的對象，都是我有興趣的現代文學作家，因此先讀為快。
這本書包括六個章節：一、瞿秋白：一名軟心腸共產主義者的煉成與毀滅；二、蔣光慈現象；三、魯迅與左聯的解散；四、魯迅作品的黑暗面；五、五烈士之謎；六、延安文藝座談會後的二十年。還有一篇附錄：中共小說中的英雄與英雄崇拜。
作者選取這幾個對象均有相當的典型意義：瞿秋白是作家兼革命領袖；魯迅是作家兼革命同路人；蔣光慈是作家兼革命逃兵；五烈士是作家兼革命犧牲者；至於延安文藝座談會，則是左翼文學正式回到黨的旗幟下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整部著作研究的就是文學與革命的關係。
瞿秋白：性格不宜搞革命
很不幸，中國近現代文學，從「五四」開始，就幾乎是一面倒的左傾，開啟民智、變革社會是那一代青年共同的志向，激進的心態被外來的新思想武裝起來，以嶄新活潑的形式佔領新文學的舞台。一方面，一些左傾的青年文學愛好者很快被初出茅廬的共產黨發現並吸收，另一方面，那些急於以文學救國的青年，也紛紛投奔到共產黨門下，以汲取集體的力量。文學與革命合流，似乎是歷史的必然。
但革命與文學具有先天的互相排斥的傾向，這卻是大多數左翼作家沒有清醒認識到的，或者他們的文學初衷被革命激情蒙蔽了，或者革命的急迫性與文學的永恒價值不可兼得的形勢下，文學被迫讓步去服從革命，總之，很多左翼作家以熱愛文學始，卻以服從革命終。服膺文學文學則生，服從革命文學則死，中國左翼文學的悲劇命運，於此注定。
夏濟安先生選取的這些人物，都同樣追求正義、公平和自由這些永恒價值，他們都富於文人氣質，憎恨萬惡的獨裁統治，希望通過社會變革，改變國人的命運，建立更加合理和進步的社會。他們的主觀願望與共產黨的政治訴求不謀而合，因此很自然地成了共產黨人，或共產黨的同情者和同路人。但這些人本質上都不是職業革命家，他們都有一點浪漫氣質，有的甚至憂鬱、孤僻，比起冒險犯難、冷酷無情的政治鬥爭，他們更熱中於以筆為槍，討伐獨裁統治，喚醒民眾，追求美好新世界。
夏濟安論瞿秋白：「他是一位搞革命的抑鬱症患者；一個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唯美主義者；一個憎惡舊社會的多愁善感者；一個在莫斯科受過訓練的『菩薩行』人生觀的實踐者；一位追求『餓鄉』卻又受不了黑麵包的朝聖者，或者，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位軟心腸的共產主義者。」如此矛盾、複雜、多面、軟弱的人，做一個對世事人生有豐富感受力的作家，應該可以勝任，但做一個革命領袖，就力不從心了。
革命不是瞿秋白這種性格的人幹的，革命是毛澤東那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人幹的，是鄧小平那種三起三落堅忍不拔的人幹的，瞿秋白誤入革命，喪送他的才情和豐富內心世界，他的悲劇也是整個左翼文學的悲劇。
魯迅：為革命放棄文學
在左翼文學陣營，魯迅得到毛澤東至高無尚的評價，他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但因為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無可取代的地位，在他死後，被共產黨視為「左翼作家」的旗手。
魯迅在生時，共產黨一直扮演被壓迫人民的代言人，共產黨也一直受到國民黨的追剿與迫害，在魯迅看來，正因為國民黨的統治太黑暗，以至站在黑暗對立面的共產黨，就順理成章成了追求光明的正義力量。可惜魯迅對共產黨、對中國政治的複雜、殘酷了解不深，他接觸的只是瞿秋白、馮雪峰這些革命文人，直至引瞿秋白為知己（魯迅贈秋白聯：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而瞿秋白，正如他日後表現出來的，並不是一個貨真價實的革命者，也不是如假包換的作家，他只是半吊子革命家兼半吊子文人。
正因為同情革命，魯迅後半生一直在「戰鬥」中，他放棄了小說和散文寫作，集中精力在雜文上，以雜文為鬥爭武器，對付營壘內外的敵人。
魯迅嫉惡如仇，又因患病和孤獨而焦躁，因此不惜與包圍在身邊的敵對勢力纏鬥，夏濟安教授敏銳地指出：「魯迅內心本就陰鬱，他又出於自我保護，對一切假想或真實的敵人都心存戒備，他的作品更不時透露出被迫害妄想症的徵兆。」「他不僅敏於偵敵，也樂於應戰。」他的雜文令對手們望風披靡，但也耗費了他太多心力，使他作為一個文學作家的創作成就打了折扣。魯迅自己也曾在給友人的信中說：「不過我有時確也憤慨，覺得枉費許多氣力，用在正經事上，成績可以好得多。」什麼是「正經事」？當然是他所熱愛的文學創作，但為左翼文化陣營做了那麼多，為何又覺得「枉費」？這又反映了他在與周揚等共產黨高幹周旋中，察覺自己與真正「革命」陣營之間有不可調和的觀念衝突，而他又無法改變什麼，因此不免感慨。
夏濟安教授不無惋惜地說：「魯迅作為小說家，起勢極好，卻未能持續，這大概可算作現代中國文學的一個謎。」
關於魯迅與革命的關係，夏濟安教授有一個精闢的看法，他說：「幸或不幸，他對革命的深厚熱情讓他在有生之年沒能目睹革命的另一面，更無從與之鬥爭了。」「革命的另一面」是什麼？不就是魯迅視之如寇仇的黑暗政治嗎？文革後，著名演員黃宗英回憶，有人問毛澤東魯迅要是活到解放後會怎麼樣，毛澤東毫不掩飾地說，要嘛他會噤聲，要嘛他會在牢裏。起魯迅於地下，聽到毛澤東這句讓人膽寒的話，魯迅又將作何感想呢？大半生為革命鳴鑼開道，不惜折損了自己的文學事業，大聲疾呼，孤身面敵，而最終那革命又與他自己的理想背道而馳，如此看來，魯迅也不自覺地誤入革命了，正是：我本將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夏濟安教授論述的王統照和柔石、殷夫等五烈士，也都不同程度地誤入革命，王統照沒什麼才情，只做了一段時間的革命宣傳，後來經不起革命的殘酷鬥爭而做了逃兵。五烈士雖然慷慨赴死，但他們都不知道，自己是因為黨內鬥爭而被黨的領袖出賣。雖然各自的文學成就都不高，畢竟都是熱血青年，有一定的才情，他們的作品無不帶着那個時代鮮明的特色，如果不誤入革命，他們的創作或有機會提高，而做一個平平常常的作家，也比枉死在政治鬥爭的絞肉機裏強百倍。
延安文藝座談會：「殺」左翼文學
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時，大部分左翼作家都已歸入革命陣營麾下了，當時眾多熱血青年奔赴延安，被分派做不同的革命工作，因為成員複雜，思想混亂，有必要作一次政治動員，以毛澤東思想統一這些文人，讓他們為革命事業作出更大貢獻。從這次座談會起，左翼文學正式變成革命的工具，文學失去應有的獨立地位。如果說之前在敵佔區的左翼文人還有某種文學自覺的話，那麼自延安文藝座談會後，這一點文學自覺也被剝奪殆盡了，文學成了徹頭徹尾的侍從，奔走於革命的鞍前馬後，俯首屈膝，唯命是從，只有宣傳鼓動、歌功頌德的職責，再沒有獨立的生命了。
對此，夏濟安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他（毛澤東）認為，只要文藝還在個人或小團體的控制之下，不論他們如何支持黨的事業，就總有可能發出質疑、反對的聲音，要求公正、獨立思考和追求個人幸福的權力，繼而從根本上削弱黨的勢力。」
左翼文學的悲劇命運至此無可挽回。從那時開始，到四九年中共建政，再經批判電影《武訓傳》、評《紅樓夢》、批判胡風、反右等政治鬥爭，直至文革登峰造極，中國左翼作家和藝術家歷劫苟活，身心俱殘，他們之中，再沒有出現值得流傳後世的優秀作品（魯迅從未正式接受黨的領導，他的大多數小說和散文精品，都在左聯成立之前創作），反而遊離在左翼文學陣營之外的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等，以真正具文學永恒價值的作品，受到後世的景仰。
文革後，胡耀邦倡導寬鬆文藝政策，解放了大批作家藝術家，也出現一批有分量的好作品，賈平凹、莫言、王安憶、陳忠實、閻年科等，領一時風騷，但作家藝術家的好景沒有維持很久，近年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又死灰復燃，中央下令「七不准」，最近更出現「傳媒姓黨」、歌頌總書記的諂媚詩等等，中共奴役文學藝術的老毛病故態復萌，如此看來，革命的幽靈還徘徊在中國文人的頭頂，夏濟安教授當年對中國左翼文學的論述，也遠沒有過時。
看這部書是一個愉快的過程，全書字裏行間充滿夏教授洞悉文學本質的精彩論斷，那些豐富的背景資料烘托出來的人物精神面貌，被革命裹脅的左翼文學的尷尬與貧乏等等，無數閃光的意念，都以典雅的文字如行雲流水寬舒自在地表述出來，從來讀論述文字，都沒有像《黑暗的閘門》那樣，有如讀一篇篇韻味深長的散文那麼過癮。
《黑暗的閘門》典故來自魯迅的一句話：「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肩住閘門這個意象，可能來自《隋唐演義》，其中江湖好漢雄闊海危急時扛起城閘讓眾英雄出逃，最後自己被千斤閘壓死。
魯迅用心良苦，可是現在回頭看去，他雖然肩住黑暗的閘門，放年輕一代出走，可惜他不知道在閘門之外，並沒有寬闊光明的地方，有的是更深重的黑暗。
文：顏純鈎
編輯：蔡康琪
圖：網上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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