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 - 從嚴治黨治不出合法性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17日

王岐山曾被認為是學者型官員，也是中國高層領導中的開明派。顯然他希望保持這個形象，剛升任政治局常委，就推薦大家讀法國學者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引來民間群起「六經注我」，儼然中國前途有了嚴肅思辨。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不僅離學術越來越遠，而且習近平公開讚揚文章連小學生作文都不如的「網絡作家」周小平，令偽裝的斯文們也深蒙羞辱。

後來網絡上傳出王岐山與美國學者福山等人會談的紀錄。紀錄中，王岐山引經據典東拉西扯，邏輯混亂地表達「中國需要皇帝」的「深刻見解」，竟然也引來無數人認真研讀。

這幾天，王岐山再次很「學術」地成為新聞人物。中國媒體咋呼呼地報道：「中共話語體系獲重大突破：最高層首次明確論述『中共合法性』。」9月9日，王岐山在北京會見一批外國政要和知名學者。他說：「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源自於歷史，是人心向背決定的，是人民的選擇。」他還強調，要持續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就要做到「從嚴治黨」。他又說，執政黨能否合法執政，歸根到底在於政績和民眾支持率。

「合法性」的確是一個新詞，但是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中國人從小接受的政治教育中，就被一再強調歷史選擇了共產黨，人民熱愛共產黨。「歷史選擇論」極其荒謬，它取消了合法性的根本含義。中共用武力奪得政權，「打江山者坐江山」，這連皇帝世襲制都不如（那畢竟還是和平的權力交接）。如果這樣的歷史選擇都算合法的話，那麼還有甚麼政權沒有合法性呢？政治學中的合法性，講的恰恰就是，你光掌權了還不行，還要獲得授權，比如有足夠的選票。

跟之前的偽學術瞎扯一樣，王岐山這次的論述也前後矛盾：合法性到底源自歷史，還是當下的政績及人民支持率？這是兩個不同的衡量標準。如果按照支持率，那麼合法性的意思就是，不論歷史作過甚麼樣的選擇，現在得到人民的足夠支援，才有資格執政。正如國民黨曾經高壓統治台灣，那時歷史裏根本沒有民進黨，後來民進黨獲得了更多的選票，同樣可以也更應該掌握政權。

王岐山的論述，跟中國官方的一貫理論同樣虛偽。他說：「辦好中國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連上街舉牌要求官員財產公開、上網支持香港民主運動都要被抓起來坐牢，人民不高興、不滿意、不答應又能怎樣？

新詞語沒有帶來改變

善意地理解，中國媒體似乎想要表達，不管王岐山想要表達甚麼，說出「合法性」總是好事，它讓人們去學習這方面的理論，思考這方面的問題。其實，中共從來不缺乏創造新詞的能力和動力。

毛澤東以馬列理論包裝皇權思想，鄧小平以「黑貓白貓」扮演樸素真理，江澤民以「三個代表」佯裝行為先進，胡錦濤以「和諧社會」掩飾強權鎮壓，習近平以「中國夢」鼓吹民族主義。幾乎每一次，中國媒體都像打了雞血，如獲至寶，以為新詞語帶來新氣象。每一次，大家都在自欺欺人。

王岐山的講話最終落到這次會議的主題——「從嚴治黨」。這麼多政要和學者來捧這個場，真是莫名其妙。「從嚴治黨」就算是真的，又跟合法性有甚麼關係？一個民主社會的政黨，合法運作即可，誰可以決定從嚴或從寬？只有黑社會組織才需要從嚴治理。我們從影視作品裏看到，黑老大的管理非常嚴格，稍不如意就會將貼身兄弟一槍斃了。他可以「從嚴」，是因為自外於法律。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賈也 - 政權黨授的困境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17日

王岐山提出中共的合法性源自歷史後，各界矚目。政治學意義上的合法性與法學意義上的合法性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後者指某種行為是否符合既定的法律規範，前者指人們對某種政治權力秩序是否認同及其認同程度如何的問題，也稱為「正統性」、「正當性」。

政治學上的合法性，主要有兩種邏輯：一是君權神授，二是公權民授。對中國來說，君權神授已經退出歷史舞台。而公權民授從辛亥革命玩起，結果玩出袁大頭（袁世凱）、蔣光頭（蔣介石）、毛額頭（毛澤東）「三巨頭」，雖然立場不同，但或多或少都有那麼點「公權民授」的意識。問題是，這三個強人血液裏依然流淌着帝王思想，都迷信槍桿子裏出政權，紛紛從武力上取而代之，順乎民意徒有其名。

中國既不想再走君權神授的「老路」，又不想走公權民授的「邪路」，但取法於君權神授的邏輯，將國家管理團隊神聖化，凸出宣傳兩個邏輯：一是歷史的必然。在槍桿子之外附加民意的選擇，比如是我們團隊救你們於水深火熱之中，沒有我們的過去就沒有你們的現在。二是未來的必然。那就是我們是最先進的團隊、是最有代表性的團隊，只有我們才有資格把你們帶向未來、帶向更美好的明天。

問題是，這種「政權黨授」的史太林模式在上世紀90年代後開始全面崩潰，蘇聯及東歐國家走上「邪路」，即走向公權民授，中國的另外一個近鄰朝鮮則正式回歸到君權神授的老路。面對歷史困境，中國何去何從就成為一個極需解決的世紀難題。中國不想走老路，也不想走「邪路」，更不想原地踏步，於是主動從兩方面作出改良：一是擴大政黨的代表性；二是增強權力的合法性，比如走群眾路線、派巡視組反腐，比如將民主和法治納入社會核心價值、提出落實憲法等。

說來說去，種種修正改良辦法，就是在彌補其正統性、正當性。在這條修正改良道路上，雖然未能達到公權民授的程度，但也是一再強調人心向背和人民選擇的。問題的關鍵在於：這個管理團隊缺乏民眾監督，一切靠自覺，自身出了問題也只能靠自我糾正，這就難免陷入利益的陷阱，畢竟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所以難免會左右反覆。更重要的，中共這個管理團隊面臨的是日益覺醒的民眾，他們想到了自己的權利，他們不想做蟻眾，盼望着做國家公民，而恰恰因為這個管理團隊包辦了一切，難免心存怨隙。

這正是這個管理團隊目前面臨兩大方面的挑戰：一個來自自身，一個來自民眾。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最佳的方式，就是政治改革，通過國家管理團隊來釋放政治紅利，消彌這個被撕裂的時代。

賈也
內地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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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傑偉 - 抑鬱

明報   2015年9月17日

近來幾宗家庭悲劇，均與情緒病有關。讀到母帶子自殺的新聞，大家惋惜難過；尤其見到十歲男孩的生前照片，知道那個尋常的早上，男孩還在梳洗、吃早餐、穿校服，母親那不可解的悲與愁，化作死亡使者，一陣烏煙，捆住了至親，共赴虛無，全無先兆。旁觀他人之痛，聞者也感凄苦。然而，抑鬱的陰霾並非他山之霧，城市人掉進情緒漩渦的案例比比皆是。也許你的家人、朋友，在你不知情的困境，躲在幽閉的密室，「阿愁」殺死了「阿樂」，俘虜了好男好女，愁懷不展，就算生不出一個悲劇來，苦海折騰，人間憾事。有時，連當事人也不自知，有如隱疾，潛而未發，抑鬱的壞細胞在滋長蔓延。

我自己早幾年灰黑黑的，應該是輕度抑鬱，但完全不知不覺，還以為自己是「真文青」，年紀雖老，還有藝文情懷，一如強說愁的少年，讀讀詩，看看小說，愁，當作是一種亂世情調。這一年從幽谷走出來，原來生命可以如此明亮，才猛然醒覺，以前真的是生病了，而且病了一段頗長的年月，以為世界就理所當然是灰色的。生活意義可有可無，朋友是負累，家庭是個圍城，香港無藥可救，多活一天少活一天沒有什麼分別。這都是抑鬱症的先兆。若真的病發，就戴上了絕望的眼鏡——不想見人，沉醉在孤絕的世界，壞情緒浸透腦袋，興趣失掉了、動機熄滅了，無助感戰勝了一切重新起動的念頭。

走出幽谷，今天站在陽光之下，對身邊遇到挫折的「阿愁」與「阿躁」，格外親切、體諒。受情緒困擾的人爛泥一樣，賴死爬在地上，躲在自掘的深坑不肯出來。身邊的朋友家人請給予關愛扶持，你的耐性與愛心不會白費。情緒病是病，不是絕症，只要時間、關愛與適切的對策，「阿愁」會退居幕後，「阿樂」會再次掌舵。

陳文敏 - 一國兩制的喪鐘？

明報   2015年9月16日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和曾借調中聯辦工作的北大學者強世功，在同一個場合先後發表對一國兩制重新闡釋或質疑的言論，背後意思耐人尋味。

張曉明指香港從來不實行三權分立，這一點是中方的老生常談，過往主要用於突顯行政主導，但這次卻推論行政長官凌駕於三權之上，稍為對基本法有點認識的人皆會知這論點在法理上完全站不住腳。他認為行政長官既是特區首長亦是中央官員，是中央與特區的樞紐，但這極其量只是指出特首有雙重效忠的困難，卻不會得出特首可以凌駕香港制度的結論，即使特首獲授命執行中央的旨意如硬推廿三條立法，他還是要依據立法會的程序立法而不能自行頒布法令！

法治的根本概念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民百姓和達官貴人皆同樣受法律約束，行政長官亦不例外。基本法規定特區政府必須遵守法律，並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特首是政府的首長，政府自然包括政府首長，基本法沒有任何地方指行政長官凌駕於三權之上，相反是明確指出各司其職和互相制衡的關係。特首可以不符香港的整體利益為由，將立法會通過的法案發還立法會重議，但若立法會以三分之二多數再次通過，特首便必須簽署法案或解散立法會；若解散後重選的立法會仍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法案，則特首必須辭職。類似程序亦適用於財政預算案，而在特定的情况下，立法會可以彈劾特首，這些規定，皆與特首凌駕三權格格不入。

這些規定，張曉明不會不知，如果只是想突顯行政長官向中央負責的地位，那是沒需要指特首凌駕三權。他的言論，似乎是要從政治上重新界定特區的制度，這和強世功的言論不謀而合，強認為一國兩制令兩制隔離，從而產生孤立封閉和排斥中央的心態，故質疑一國兩制窒礙香港的發展。這論據是本末倒置，產生排斥中央的心態並非源於一國兩制，中港兩方皆有責任。近日內地股災而香港不受影響正是一國兩制的原因，沒有兩制，香港才沒發展！廢除兩制，讓首長不受制衡，這不正是為何內地出現遍地貪官的制度誘因？

陳雲 - 驅趕「水貨客」，永續社運人

三文治   2015年9月15日

我童年在粉嶺度過。在六七十年代，沙頭角邊界走私貨物的村民，都大大方方認自己是走私，不是叫自己是走水貨。我們口裏也說，某某叔公、伯娘靠走私為生，幫補家計。叫他們水貨佬，因為他們是香港本土人。這是我們包庇自己人，也是合理的。我不知道，現在的香港人中了什麼蠱毒，竟然叫那些跨境走私的大陸人做「水貨客」！大家必須知道，我們的傳媒如何放毒，令大家失去常性。

水貨是parallel imports，指不是經過生產商的總代理入口的貨物，要報關扣稅的。水貨客是parallel trader，例如那些因為各地產品推出日期不同，而繞過香港代理直接從日本和韓國等地，帶潮流貨來香港賣、滿足MK潮人的醒目商人。

走私，是smuggling啊！是為了逃避關稅或進口非法產品，那些貨品就是「走私貨」，例如未完税的香煙是「私煙」，不是「水貨煙」。走私是龐大走私集團操控的犯罪活動，有關人等就是「走私賊」。未定罪，當然不能叫「走私犯」，必須由政府通緝、定罪。叫公然方法的人做「賊」，是民間的看法，正如我們街頭被人強搶財物，會高呼「捉賊啊！」，而不是自作聰明依照法律指示，叫喊「喂啊！幫我截停可疑搶奪者，等待警察到場啊！」。即使是律師、法官在街頭被強搶，呼救的時候也是說「捉賊啊！打劫啊！」之類的。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將走私講成走水貨，將走私賊講成水貨客，是將犯罪活動正名為合法行為。有賊來了村、入了城，你和本地居民一起打賊、趕賊，甚至捉賊，都是理直氣壯，無可質疑的。但你叫大陸的走私賊做水貨客，就提升了他們的地位。他們變成靈活走位、抵抗代理商剝削食水深的商界英雄！他們來香港，是振興獅子山精神，振興經濟。於是我們就要夾道歡迎，不可以趕客！

二Ο一五年九月六日在山水的光復上水行動，將「走私賊」講成「水貨客」，自願放棄道德譴責的地位，將維護香港和中國法紀的驅趕行動，變成要求買水貨的大陸客人遵守一點香港公共秩序的善意規勸，等警方、親共嘍囉可以振振有詞地抵抗光復行動。這樣，驅趕走私賊的行動，就變成每個星期日都可以做的永續社運。

講「走私賊」，譴責走私賊走私漏稅、是貪污犯罪團伙，連同包庇走私賊的權貴也是共犯，驅趕行動就成功了，沒有人夠膽擋在你的前面。傳媒也不敢訪問這群「走私賊」會不會因此不再來港購物，權貴也不夠膽說出「走私賊被驅趕，打擊香港經濟」之類的話，警察也不敢再拘捕協助捉賊的良好市民。但這樣做，就沒法做到永續社運，不能夠次次出來領功勞了。

然則，城邦派對於盟友是寬鬆的，沒所謂。當然，你要跨過你的心理障礙，就是那些走私賊之所以犯罪，是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法（走私漏稅及賄賂海關），其次是犯了香港的國法（打黑工違反旅客逗留條件及從事集團式跨境走私活動）。如果你不承認這兩個國家那些仍是合理的法律，那麼就只能當他們是「客」，這樣的話，你就是國際主義的左膠了。左膠參與光復行動，我也是支持的。雖然你以為自己是港獨派、舉米字旗的歸英派，但你最終只是國際主義的左膠而已。

李怡 - 下任特首熱門人選淺釋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16日

不久前，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示，中央政府正部署對港政策，將來特首人選會以能夠團結各方面人士為目標。「能夠團結各方面」肯定是政改被否決後中共對港政策的主軸。起先，梁振英也受命貫徹此政策，可是在他勉強與公民黨等接觸卻不歡而散之後，中共相信已看到以梁的好鬥個性根本無法執行此政策。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馮巍來港，與民主黨及其他溫和民主派私下會見，了解特區政府管治情況。閱兵期間，馮巍也與被邀赴京的湯家驊等晤談。

前天，《蘋果》季陶報道，「獲接見的政界、無論溫和泛民甚至建制派，幾乎連成一線圍篤梁振英；有中間人向政界中人苦笑問：到底香港還有沒有人真正挺梁？」

的確，政界中人包括建制派，儘管在議會中不得不支持政府的法案，但私底下幾乎沒有人是挺梁的。有打算在今年區選或明年立法會選舉挑戰建制派的人士，提出的口號是：「支持689，票投民建聯」。換句話說，梁振英已經成為建制派參選的毒癌。在這種情況下，689有可能連任嗎？

政界中沒有人挺梁

問題是，在中共人治觀念下，是沒有任何領導者不連任的。江澤民、胡錦濤都連任，習近平連任自然也無懸念。香港前兩任特首，在中共掌控下也都連任，儘管董建華2002年民望極低，中共還是讓他連任，中途下台是另一回事。不予連任，就代表中央對這位特首的否定，其實也顯示中共選錯了人。

對梁特不滿而有意角逐下屆特首寶座的人士，都力撐普選特首的政改，他們難道都看不出由中央篩選的普選不是真普選嗎？但即使是假普選，他們相信只要給全港合資格選民投票，梁振英是肯定不會當選的。他們儘管嘴裏都說不會參選，但林鄭月娥去年十月前把英國的物業賣掉，梁錦松從美國大公司百仕通轉投本地非上市公司南豐，很難說沒有參選的考慮。政改被否決，了解中共政治的人士，都相信梁振英幾乎肯定會連任了。而梁在見張德江後表現出連任的可能性，更使各熱門人選打消參選意願。

曾俊華獲「習握手」，馮巍來港，傳達出中共的一個重要訊息，就是「連任並非必然」。儘管這訊息不算清晰，但對有意角逐或覺得為了香港前途必須阻攔梁連任的人士來說，這已經足夠了。

於是梁錦松改變早前表示沒有計劃參選的說法，近日接受報章訪問時，只稱「交由上帝安排」，沒有再明言不參選。曾俊華則開始活躍，去球場看港足與卡塔爾球賽，既表示對香港的認同，也顯示他與現任特首的區別，因為後者若現身球場是必定會引來全場噓聲的。

上月底，左派元老吳康民接受訪問時表示，他認為下屆行政長官若出身公務員，可以駕馭公務員團隊，穩定班子有助施政，他更點名指，現屆兩名司長林鄭月娥及曾俊華都有能力更上一層樓。

以民望來看，曾俊華在林鄭之上，而且近來仍有上升趨勢。但這也是由於曾俊華只處理財金事務，從沒有沾手敏感性或挑戰性工作，而林鄭則一直被梁振英放在「三煞位」，尤其是處理政改更惹非議，儘管政改方案受人大8.31所困，並在中共高度關注下難有迴旋餘地，但她一力承受。有人認為她能夠繼續留在梁班子內甘當箭靶而不去職，相信中共對她或有更上層樓的暗示甚而承諾，這也可能是她賣掉英國物業的原因。政改後，林鄭的民望雖不如曾俊華，但也不致大跌，置身民怨沸騰的梁班子的三煞位也還算守得住。從中共看來，她比沒有經過考驗的曾俊華也許更適任。

林鄭機會仍然最高

至於梁錦松，近來頻頻發表談話，似乎在爭取港人認同和中共信任之間正求取平衡。比如上周末他強調要香港人心回歸，內地政府應尊重香港自由、民主、平等和法治的價值觀，因這些都是絕大多數港人的價值觀。

吳康民雖表示曾鈺成已無意參選，但曾鈺成在建制派中民望最高，而且在有意角逐者中，他也是唯一經歷過普選洗禮的。他近來的言論，頗多向中共傾斜，與過去較反映市民意願甚至民主派觀念的談話不同。對他來說，爭取香港民望已非重要，因為已經得到；他需要爭取的是北京不會因他接近香港民意的言論而否定他參選。他近來向中共意識傾斜的談話，顯示他並未完全放棄對下任特首的競逐。

建制派最蠢蠢欲動參選的是葉劉淑儀，但她可能只會是陪跑角色。

在談了幾個建制派之後，我們也應該看看民主派。既然原地踏步，就意味民主派仍然有機會提名一人參選。如果民主派能夠團結，並推出余若薇競逐，倘若經幾次電視辯論而能在民調中遠遠領先所有對手，那就會給中共帶來一個不小的難題。（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古德明 - 「大陸」耶？「內地」耶？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15日

香港一九九七年易手之後，傳播界用詞，一律棄「大陸」而取「內地」。一位朋友為謀生計，去學中共的「普通話」，說了兩次「大陸」，說到第三次，教師就忍耐不住，教他改說「內地」。

「大陸」、「內地」二詞，本來並行不悖，一指大片的陸地，一指國家非邊陲的地區。《尚書．禹貢》夏禹疏導恒、衛二水之後，大陸之地就可耕作：「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後漢書》卷四十五司徒袁安上奏談當年光武帝之安撫南匈奴：「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權宜之計），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天，中共禁止香港傳播界用「大陸」一詞，當然有政治含義：香港、臺灣人說「內地」，等於承認港、臺無非邊陲地區，等於承認港、臺都屬中共之國。「大陸」則只是地理名詞，沒有「同一國家」的意思。

香港人一忤中共意旨，中共一定怒斥「有人搞政治」：追問梁振英涉嫌貪污事件，是「暗懷政治鬼胎」；反對新界東北重建計劃，也是「暗懷政治鬼胎」；甚至查問食水含鉛原因，都是「暗懷政治鬼胎」。中共自己則一言一行，全帶政治計算，連香港傳播界用語都要審查。怪不得蔣介石臨終仍以「對大陸共產邪惡，展開政治作戰」為言。

毛澤東一九五零年《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報告說：「戰爭已在大陸上基本結束。」那十九字標題，等於中文「力求改善國家經濟」八個字；而那個報告，在香港讀，大概也須改「大陸」為「內地」。

馬嶽 - 選舉公正與政權穩定

2015年9月14日

【明報專訊】區議會選舉愈來愈近，傳媒和政團揭露不少可疑的選民登記。大家發現選民登記冊可以出現各種想像不到的登記地址：酒店、商業地址、工作地址、已拆卸的大廈、20層大廈的28樓，當然還有燈柱。

經過2011年區議會選舉後傳媒揭露大量種票個案後，上述例子很難不令人懷疑是有組織的舞弊行為。令人沮喪的是：選管會似乎不能給人信心他們可以杜絕相關問題，結果引來大量投訴，耗用相當的法庭資源來作查究和裁決。更重要的是，當市民懷疑選舉不公正，對政權和管治都有不良效果。

選舉指引的寫法可是不含糊的：《立法會條例》第28（1）條列明，選民需「通常在香港居住」，而「登記申請中呈報的住址是他在香港唯一或主要的居所」。這裏說明了要能登記為選民，要「經常居港」，於是說自己經常離港要登記在酒店，其實選舉事務處不應接受。條例列明登記的應是「住址」，是一個「居所」，於是工作地點或者「不是住人的地方」，都不應接受登記。如果容許工作地點作登記，其實一個老闆可以大量登記下屬作某區選民以影響選舉，容易造成舞弊。

無家者的選舉權

報章曾經查證：「登記在燈柱」的選民沒有固定居所。我認同無家者的投票權利問題是需要解決的。投票權是基本的公民權利，窮人不應因為不能負擔固定居所而喪失投票權。但「登記在燈柱」可以引發很多問題。在公眾眼中，如果燈柱都可以登記為選民地址，那應該沒有什麼東西不可以了：公園長椅、沙灘上的太陽傘、街邊的垃圾桶……那如何查證和防止舞弊呢？

我覺得需要讓無家者有登記選民的機會，但選民登記的地點，起碼應有兩個標準：一是要能防止舞弊，例如負責部門可以查證是否有選民作如此登記，以防止種票。第二是選民登記地址應該是一個候選人或有關當局能接觸選民的地方，否則這個登記地址在選舉上有什麼意義呢？大家沒可能寄信給一支燈柱，候選人也不能家訪一支燈柱。如果選民真是無家者，可能沒有很好的方法，我能想到的只能是由民政事務處提供某種聯絡機制，例如某個郵箱（我明白原則上郵箱本身不可作選民登記）作收信用，令政府和候選人有起碼的機制接觸該選民。

選舉公正影響政權穩定

事實上，有關選舉公正（electoral integrity）的研究近年愈來愈多，原因之一是近20年全球的選舉民主政體（electoral democracies）的數目在增加。這些政體的特點是政府和立法機關往往由一人一票的選舉產生，但選舉可能不甚公平和自由，各種安排或規定偏袒執政黨，或有操控和舞弊的情况出現。

政治學者Pippa Norris近年研究了多個有選舉的國家的選舉公正問題，包括老牌的民主國家和民主化沒多久的國家。她根據世界價值觀調研（World Values Survey）的數據發現，人民最普遍的不滿是選舉開支的不公平，即某些政黨經常擁有遠超對手的金錢資源，其次是傳媒偏袒，通常是指執政黨獲得較多而較正面的報道，當然各種舞弊和操控，都是不滿的來源。

Pippa Norris的研究反映：對選舉公正的印象會影響人民其他的政治態度，包括影響政權的認受性、對政府的滿意度、民眾對政治參與和政治暴力的態度。認為選舉不公的人民，通常較多對政府不滿，以及懷疑政府的正當性。覺得選舉不公正的人，較易會對整個民選制度失去信心，因而政治參與的意欲（例如投票意欲）也會較低。覺得選舉公正的人，較多會覺得「任何時間都不應該犯法」，但覺得選舉舞弊普遍的則較少這樣想，甚至會投入更多的抗議活動，而這些政體也更容易面對各種暴力抗爭。

這現象應該不難解釋：如果民眾覺得選舉基本上是公平的，他們會比較信任選出的議會可以代表民意和比較「順氣」，比較願意遵守政府和議會制訂的遊戲規則。反之如果他們覺得選舉根本是受操控的，服從政府和法律的意欲亦會下降，甚至可能有人會訴諸違法或暴力手段表達意見，政府管治會更為困難。

政制事務局應問責

自殖民地年代引入選舉，港英政府的一直立場是「置身事外」，自稱在選舉中是中立的，公務員執行選舉事務時不會偏袒任何一方。但在梁振英月前呼籲「vote them out」之後，表明了政府高層希望某些派別在選舉中獲勝，要市民相信政府在管理選舉時能保持中立更形困難。

現在政府差不多把選民登記的相關責任推給選舉管理委員會和選舉事務處。但如果市民覺得選舉機關不能確保選舉公正，或者懷疑他們處理舞弊「放軟手腳」，會質疑整個體制的公正性，那是會影響整體制度公信力和管治穩定的政治問題，不能當單純的行政和執行問題處理。

選舉事務處有基本責任確保選民登記冊正確無誤，而不是倚賴別人投訴然後由法院核實。我相信部分問題源自選舉事務處資源不足，不能主動抽查可疑個案，以至要被動的用寄信回信的方式測試選民身分（但如果我在某住所種下10票，替他們回信又有何難？這不能防止舞弊的）。政黨中人的理性選擇是先投訴，因為「寧枉勿縱」，而法院亦發現事實上有不少問題個案，證明現有機制有不少疏漏。

如果處方資源不足不能解決問題，但事關重大，便應向局方爭取更多資源。當選舉公正已經成為危害制度信心的體制問題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應該問責，不能永遠躲在中立招牌的選舉機構後面不出來解釋和處理。

延伸閱讀：
Pippa Norris, Why Electoral Integrity Matter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卓文 - 三十一年

夾心人   2015年9月14日

《信報》刊1984年林太駱友梅女士《北京觀禮記遊》，重溫當年參加閱兵前後北京見聞。明為觀禮，暗寫中國當年情景。31年前後比較，憶古思今，真的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筆者1986年第一次踏足北京，距離林太之遊兩年。看她文章，當年事物，重上心頭。不過天安門外，惟餘名店。中華文化，頓失滔滔。以前的書店畫舍，而今何在？林太筆下之沉毅淳樸古城，拆的拆，遷的遷，已變成國際店舖林立之現代都會。

從港人角度看，兩次閱兵一大分別，是對代表團招呼規格。1984年觀禮，香港代表分別受到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總理趙紫陽，以及鄧小平接見。今時今日，就算特首，也要往港澳辦叩頭請安。看到一些特區精英，吹噓和某些中級官僚會面，港人身份也貶值得非常之快。兩代亦有相同處，代表都是沉默和不願說真話，這點港人特質30年不變。

不過最大差異則是保安情況。林太在大典前，可以城內城外到處閒逛。今天觀禮，不要說閱兵前夕，數月之前，京城已如臨大敵。聽我北京同事說，6月時已有公安上門，登記職工名單及雜物房物件。當時他們嚇了一跳，以為公安又上門「敲竹槓」。雖然有一天假期，他們也只留在家裏，不敢往外跑。因為北京到處封路檢查，出入非常麻煩。引述林太所言，當年人們盡情歡聚。鈞天廣樂，流露了不知身在塵世的率真。今日除了網絡廉價恭賀之言外，民眾卻感覺是「嚇」和「不敢」，連自發走上街頭慶祝興致也沒有。變成世界強國，領導和民眾距離反而愈來愈遠，這樣變化是好是壞，也不由人取捨。

四維出世 - 金棕櫚獎是怎樣煉成的（四）——場景的設置

論語‧電影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13日

【明報專訊】 土耳其導演舍蘭（NB Ceylan），揚威康城，奪得金棕櫚獎的作品是2014年的Winter Sleep，跟《亞細亞的故事》（Once Upon A Time In Anatolia，2011），又準備了三年。

影片在香港上映時的譯名是《冬日甦醒》，這個翻譯很有水準，發行商不譯作「冬日沉睡」或「冬眠」，卻反其道而行，倒轉來譯，表面上意思相反，可是看過此片後，定會覺得此譯名更加貼切，雖然有劇透之嫌，可是，因什麼而沉睡，為什麼蘇醒，怎樣蘇醒，才是電影的主題，還是要看過影片，才能夠明白。

舍蘭步進成熟的階段，說起故事，不徐不疾，娓娓道來，影片愈拍愈長，此片是他所有作品中最長的，全片196分鐘，超過三個小時，可是行文流暢，看來毫不累贅、悶藝。

冬天奇石區 積雪重重

今次故事的場景，仍然是設置在土耳其中部的Anatolia，是另外一個亞細亞的故事。場景在旅遊勝地Cappadocia奇石區，有很多山洞石窟的天然奇景，而這地方的建築物，大多是依附天然的石窟而建，蔚為奇觀，是世界知名的奇景。導演把季節設置在他至愛的冬天，積雪重重，遊人稀少，非一般名信片看慣的景象。

故事的中年主人翁Aydin，以前是一個舞台劇演員，現時是在小報撰寫專欄的知識分子，樣子敦厚，行為温文爾雅，他在Cappadocia擁有不少物業，包括經營一所建在石窟的旅館，是一個小康的資產階級。

上幾回說過，舍蘭會在序幕放下懸念的問號，這次他卻沒有急於這樣做，明顯是信心大了，把吸引觀眾看下去的懸念，放在第二場。序幕主要是介紹主角Aydin及其助手出場，交代場景的環境，天氣的狀况。

第二場戲，Aydin跟助手駕車出行，冷不及防，Aydin座位旁的車窗忽然爆裂，嚇了觀眾一跳。原來玻璃的碎裂，是路邊的一位小孩擲石頭擊破的。這小孩究竟跟他們有什麼深仇大恨，還是只是一個頑童而已？可是當鏡頭呈現這小童的面孔，眼神中帶有憤怒和怨恨，觀眾便會否決頑童這個可能性。從這一響的爆裂聲，開展了故事的懸念，讓故事慢慢的引領不同的人物出場。

溫文學者與無邪小孩結怨

舍蘭聰明的地方，是在於成功的建立形象，而令這風馬牛不相及的兩面，產生戲劇的對立面。溫文的學者，跟無邪的小孩，何以結怨？光是這個好奇，就夠觀眾看下去。Aydin問小孩所為何事，小孩沉默不語，他們只好載他回家。

原來小孩的一家是Aydin的租客，父親失業，欠租多月，想業主通融，Aydin的助手顯然沒有那麼做，小孩懷恨在心，作出報復。小孩的父親Ismail為人火爆，為了賠償玻璃窗的事，跟助手再起衝突，他們只好暫時迴避。

有朋友來探Aydin，帶出他有一位年輕貌美的妻子Nihal和一位剛失婚的妹妹Necla。此時小孩的大伯帶同他步行前來道歉賠罪，我們便慢慢的了解到底下階層為了生活而掙扎求存的困局。

老好人到懦弱偽善

影片高明的地方，是令Aydin以老好人的姿態出場，可是故事發展下來，Aydin跟不同人物的接觸，慢慢的透視了他人性立體的一面。他跟妹妹促膝夜談，互相針鋒相對，互揭瘡疤，Aydin懦弱、偽善、憤世嫉俗的一面，慢慢的流露出來。

太太Nihal搞婦女會，籌備慈善的項目，籌辦學校，Aydin疑心跟她合作的年輕的教師不老實，怕她受人欺騙，藉口要幫助她，要看她的帳目，Nihal覺得自主、自專受損，不願永遠活在他的庇蔭下，大吵一場，嚷着要離開。Aydin不要她再搞這項目，乾脆給她一筆現金了事。金錢真的萬能，權力的高底，不在話下。離開時，他說要到伊斯坦布爾寫作，要不要離婚，隨她的。

然後劇情急轉直下，Nihal拿了這疊鈔票，去見欠租的一家，說要給他們幫助。金錢真的萬能，施與受的角色，是否就是自尊的化身？ 最意料之外的是，Ismail拿着那疊鈔票，慢慢的踱步到冬日的火爐旁，一手把它投進火堆裏。是尊嚴，還是精神失常，影片並沒有明言。他回眸，用帶着有血絲的眼睛，望着Nihal。Nihal好心做壞事，瞬間崩潰，驚恐得只能失聲尖叫。

這邊廂，Aydin改變了主意，沒有到伊斯坦布爾，反而去了朋友的家喝酒，席間竟有那年輕的教師，大家舉杯痛飲，原來每個人也有不足為外人道的苦况。翌日清晨，他們還作了一場冬日的狩獵。

回家後，Aydin在家的前園跟二樓窗伴的Nihal相視對望，兩個罪人，面面相覷。他對自己說，永遠不會離開她，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現在就要開始寫書。

在雪中潛行的艱辛，抑或是在大自然環境中自覺人的渺小短暫，還是是獵物的無助與死亡，令到他在人生的冬日中蘇醒，電影也沒有明言。影片的收結，在哀傷中不失希望。

逼出無助孤獨感

舍蘭今次的取態，是高開低收，男女主角以好人的姿態出場，慢慢的各自的黑暗面浮現，到最後相互救贖。劇本的鋪排及角色的描寫，相比起《三隻猴子》或《亞細亞的故事》由命案開始，難度更上一層樓。

場景、天氣的設置，讓人物像原始的野獸般在山洞中鑽來鑽去，逼出了無助的孤獨感，而大自然亦是眾生尋回答案的歸宿。

舍蘭就是這樣的一步一步走來，從轉捩點定向，一次比一次的深化議題，一次比一次的挖深對人性的描寫。

康城的金棕櫚獎，少有的實至名歸。

文：四維出世

編輯：蔡曉彤、洪慧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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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天 - 由情迷失控點到白晝的惡魔

開卷看天下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13日

【明報專訊】 活地阿倫新作《情迷失控點》（Irrational Man，夏日電影節閉幕電影）描寫一個「迷人」的憂鬱哲學教授，因偶然的機遇走出生命陰霾，但也同時走上命運不歸路。看過的朋友說今天的香港人都該看此片，因為裏面提到思考和行動之間的衝突，也觸及公義的辯證問題，十分應景，值得深思討論云云。

電影裏重點提到兩本書，其中一本是漢娜阿倫特的《平凡之惡》，另一本則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正是後者連帶片中主角的處境，令我立即想起遠藤周作的《白晝的惡魔》。

相比起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太宰治、大江健三郎等大文豪，遠藤周作是被忽視了的日本超一流作家，《白晝的惡魔》更是其作品較少人注目的一部（相比於其名作《海與毒藥》《沉默》、《武士》、《深河》等）。日文原作1980年由新潮社出版，九年後譯成中文（棣新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是迄今為止我看到的唯一中文版。

《情迷失控點》有一場哲學教授和女學生，也是他情人辯論公義的好戲，前者認為殺一獨夫而令天下得益，何樂而不為，後者說不過他，唯有這樣回應：「我辯才雖然不及你，但直覺告訴我，這是不對的事！」差不多的議論交鋒也在《白晝的惡魔》中找到，女主角漂亮的醫生和到訪的神父談到她利用一個患病老婦實驗抗癌新藥。神父嗄聲問：「你當然是取得了那位患者同意後才這樣做的吧？」換來的卻是：「不，我沒有跟她商量，因為商量的話，她會拒絕的。」

世上總有這樣的人，活着是別人的負累，他／她對社會、對家人早沒有用處了，好像再沒什麼存在價值，別人反而要因照顧他／她而受苦受罪。他／她死了，卻會令千百人得救。權衡輕重，難道我們不該「殺掉一隻羊，救護其他九十九隻嗎」？

思辨倫理學課堂上的道德兩難

《情迷失控點》加上《白晝的惡魔》，便是思辨倫理學課堂上經常碰到的，其中兩個的所謂道德兩難：（一）失控過山車的駕駛員發現前面路軌縛了五個人，他只能轉換路軌，旁邊路軌上則縛了一個人，他該否轉換路軌呢？（二）急症室躺了五個心肝脾肺腎都呈衰竭，生命危在旦夕的病人，這時恰好進來了一人，他的五臟都適合移植給那五個病人，醫生該否把那人殺死，用他的器官救活五個人呢？道德常識告訴人們，轉軌遠比殺死無辜者容易。但《情迷失控者》要殺的是邪惡的人，《白晝的惡魔》犧牲的是無用及拖累社會，浪廢資源的「廢人」，一旦附帶條件變得複雜，判斷便似乎又得懸在半空了。

《白晝的惡魔》一開章便非常高調。神父在教堂跟信徒講道，談到《驅魔人》這部電影，究竟裏面少年人着魔的情境，是一種精神錯亂抑或真的有惡魔作祟？神父的判斷是精神錯亂，因為惡魔的出場沒有這般戲劇性。惡魔恰似灰塵，除非人們很小心，否則是不會發覺屋子裏有灰塵。「惡魔的最大詭計便是令人們覺得他們不存在……」神父如是說。

小說的女主人公，一位外表和善大方，外貌出眾的醫生就在聽道的人群中。她就不信惡魔存在，但她同時不相信上帝。她來聽道只是裝模作樣的。還不止此，說實一點，她的生活根本就是由各種偽飾組成的，用她自己的話來說，便是她的心早麻木不仁了，總有着百無聊賴的空虛感，令她表裏不一，天天只是打發着時間。基於無聊，無可無不可，她會用針扎和她搞一夜情的陌生人的手，活生生扼死試藥的白老鼠，慫恿弱智病人把同伴推進水池……而這些只是開始。

書提到《罪與罰》

書無可避免提到《罪與罰》，女醫生讀過這部名著兩遍，對書的結局很不滿意，認為殺死放高利貸老太婆的兇手不可能基於內疚而自首認罪，《情迷失控點》的哲學教授也有同樣的「領悟」。惡魔潛入了他們的內心，而他們始終理直氣壯，不相信惡魔存在，並且覺得自己很對，對得要命（要別人的命）。

《白晝的惡魔》的受害人是患上肺癆的大學生難波，協助（說推動也成）女醫生作惡的則是另一位年輕病人芳賀。神父到後來探訪醫院，難波向之求助，把沒有人相信他所知道的真相告訴神父，但一切似乎來得太遲。最可怕的是，作惡的人沒有把事情隱瞞，還先後與代表光明的神父不當面對質，因為他們（又或者在他們心中的惡魔）曉得，俗世沒有人也沒有可引用的法例可以阻止他們——沒有人證，沒有物證，光天化日之下，無辜者消失了，以非常「正當」的理由消失了。

是的，這就是法西斯及其恐怖。女醫生最後找到她的長期飯票，但臨近結婚幾乎把未婚夫推下斷崖。有動機有目的的邪惡不是魔，它們或出於貪，或出於淫，或出於憤慨、嫉妒，甚至懶於改變老羞成怒，都是可以理解可以溯源，因而可以對治的。魔是沒有目的犯罪，不為什麼而作惡，甚至不是出於喜歡作惡本身而作惡。以理殺人本已令人驚懼，但當其依據的所謂理原來也是偽飾，不外掩蓋裏面空空如也，什麼也沒有，枯竭了的內心，才最讓人感到一道森寒浹脊而上，毛骨悚然。法西斯的歪理，你真的相信了的話是良知錯用，問題在其實你也無所謂相信，甚至根本不信，任何「道理」來到你手上，只是方便的挪用，無論它叫法西斯，或者共產主義。

今天的香港人要去看《情迷失控點》嗎？該否不擇手段，把不義的建制力量拉下來？又或者更應去看《白晝的惡魔》，不單看清楚可能已潛伏在我們內心的陰暗，更明白那白日行事的惡魔，現在在那裡明目張膽地說，有時真忍不住笑。

謝孟謙 - 士人——讀七《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

專題閱讀：香港人系列之四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13日

【明報專訊】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徐承恩一句話，可堪解答：「身為香港人、讀書人，在此亂世中有種責任，都要盡一己之力書寫自己之歷史。」亂世當下，民間史家徐承恩立心治史，新著《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洋洋四百多頁，決意書寫香港本土歷史。筆者不同意徐氏的民族史觀，但見作者志氣宏大可敬，在此介紹，下文稍有批評，惟願集思廣益，還請同道指正。

一城舊事幾多，看看書店那一列「香港研究/香港學」書架，尤見史家著述甚豐，惟史觀不離既有框架，每每沿用以下幾種——政權治術、世家大族、社會民生、行業發展、地方風物。本地史家善於剖析歷史，條分縷析，藉以理解各級階層風貌。上有權貴，大家回顧港英政府如何管治，也知道名門望族發迹軼事；還看社會，看看六七暴動，檢討社運路線；深入民間，考證村落宗祠，查找廟宇由來。學者用心研究，解開歷史脈絡，細緻歸類……然而我們只顧斬件切細，少有綜合歷史全局，也沒有整合香港主體——常覺香港歷史零碎得很。

前人「演繹」 徐氏「歸納」史事

徐承恩此書則不循傳統框架，今另闢蹊徑，不再斬件切細，而是整合香港主體，極具野心。前人史家大多「演繹」，徐氏試行「歸納」，收回歷史碎片，砌成完好主體，而此主體名為「香港民族」。徐氏大筆揮灑，捨棄細節，取其神意，兼有近觀、遠望之景。遠望嶺南舊事，秦漢時期短暫立國，此後幾番戰亂攻伐，嶺南位處邊陲，山嶺阻隔，故此文化異於中原；近觀明清以後，香港位於中國之外，處於中國之旁，遭受帝國壓迫，漸成族群意識，後來形成公民民族。

徐承恩推演民族意識，次序如下：海洋族群、本地精英、文化國族、公民民族。這一切從明清時期說起。話說明代中葉，中國各地族群圈地競賽，填海造地，搶佔水土耕作營生。有些嶺南人未及圈地，或因山多地貧，於是以舟為居，出海經商，活躍南海一帶，當中有商旅背靠香港海港，也有武裝勢力打劫商船謀生。投奔怒海，狂風巨浪，練成一身大膽。他們懂得在各方勢力之間周旋，早與外國商旅交易，走私運貨；有時與清廷合作，有時反抗。因勢利導，海洋族群從不效忠故國，此後洋人與中國開戰，鴉片戰爭時候服務英人，也不忌諱私通外敵。

推演族群 鼓吹民族

海洋族群靈活多變，好為「中間人」，促成交易，從中取利，正是「買辦」人格。開埠之初，英國商賈聘用本地華人與混血兒充當買辦，這些貿易中介盡握政商人脈，躋身上流，成為本地精英。那時候清朝衰亡，民國初開，廣東地區動盪頻繁，革命黨人煽動香港華工罷工罷市，抵制外國勢力。這些本地精英身處香港，正是中英帝國狹縫，為保本土利益，多番出手談判，不想得罪中國，實不可倚靠外人英國，只好以本地身分出面解決。本地精英此後知道，想要保護自己的本地家當，必須自信自力，立根本土，不假外求。

然後中原風雲突變，歷經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文人南來香港，北望故土花果飄零，政治鬥爭不息。但看世道淪喪，感懷故國，悠生文化國族之志。文人倡導文化國族，雖自認中國人，卻不以地域為限，不歸附共黨政權。中原既為中共竊據，傳統舊學盡毁，大家今後毋庸眷戀舊地，而在香港靈根自植，重振古典，書寫正體漢字。七十年代有中文運動，也有年輕學生保衛釣魚台，在在可見時人深感文化國族意識，雖在香港，無礙報效中華。所以八十年代中英談判，論政團體與組織大多願意民主回歸，承傳文化國族。

後來一九八九年六四慘案，港人目睹解放軍鎮壓北京學生，醒悟英國去意已決，才認真思考前途。徐承恩如此形容港人心境：「香港人早已淪為亞細亞的孤兒，他們已被英國所遺棄[......] 香港人就要獨自面對這個草菅人命的暴虐強鄰。」徐氏認為六四促成公民意識覺醒，大家遊行抗議，對抗鄰國暴秦。後來我們有二〇〇三年七一大遊行，然後一輪保育運動，繼以二〇一二年反對國民教育，還有去年雨傘革命。幾經抗爭行動，大家認同一些公民價值，力行法治精神，爭取民主自由，然後生成公民民族，告別文化國族身分，此後只要認同香港公民精神，即成香港公民民族一員。

「城邦」與「民族」論 難磨合兼述

這是徐承恩的推演：說香港位處嶺南邊陲，關山阻隔，文化大異於中原；明清以後遺傳海洋族群人格，圓滑聰明；繼以本地精英立根本土，既不親附中國，也不仰賴英國；後有文化國族意識興起，苦戀中華而徒勞一場；到現在大行公民價值，是為公民民族。話說回來，書名《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並置「城邦」與「民族」，作者似乎有意兼行兩邊論述。然而陳雲倡導的城邦論（始於2011年）與民族論（見港大《學苑》2014年出版的《香港民族論》，徐承恩是其中一位作者）是不同的，而徐氏此作的民族立論，與城邦論不可磨合，大相逕庭，尤見民族論的三大弊處，僅此拋磚引玉，略述如下：

一、捨棄華夏 甘作蠻夷

城邦論講「夏夷之辨」，認為香港秉承華夏正統，粵語本為上古雅言，保留正體漢字。華夏蠻夷本是一家，香港既為華夏正宗，必須固存禮教，教化蠻夷。但民族論只論述嶺南香港與中原漢族之別，不取華夏正宗之說——如此立論危矣！一旦香港捨棄華夏正統，我們的文化地位無從立足，然後媚共（徐氏用語）輿論進攻香港，貶斥港人為蠻夷後代，徐承恩筆下的海洋族群與本地精英，將成百越蠻荒先民……那時候，他們大條道理取替粵語，消解港人身分。文化無根，甘作蠻夷，是民族論者未有顧及的。

二、民族自決 用字缺失

徐承恩建構當下公民民族，界定港人身分，不限人種血緣，只要認同本地自由民主法治的公民價值，即為香港民族一員。徐氏原意是鼓吹民族認同，此認同感覺不分種族，而取決於公民價值。只是，中共才不理會這是哪門兒的民族觀念，管你什麼「公民民族」、「人種民族」，官員一見「民族」二字，可以巧妙地承認「港族」，劃分「港族」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十七個」民族，特別行政區降格淪為「少數民族自治區」，香港丟失現有主權，不堪設想。大家搬用「民族」此詞論事，宜審慎為文，不要妄為。

三、鬱躁壓迫 消極防守

徐承恩的香港民族設想，源自近代歐洲建國風潮，歐洲民族遭受強鄰壓迫，鬱躁不安，只好謀求自立，建成現代國家——此為「鬱躁城邦」命題。是故，徐氏讀遍歷史，回顧舊時香港如何抵抗壓迫，遊走中英帝國之間，試圖喚起港人共同想像昔日「鬱躁」，今後奮起共建「城邦」。但以帝國壓迫為由，鼓動鬱躁思潮，最終注定只作消極防守，不敢文化反攻，因為人們心中的帝國強盛不衰——清帝國如是、英帝國如是、中共亦然。

循此途建成鬱躁城邦，自守邊陲，終而偏安一隅，等待帝國日落，遙遙無期。陳雲的城邦論則放下壓迫歷史，宣傳本地管治制度，揚言共建華夏邦聯，香港與中國、台灣、日本締結友好，而香港的理性清明制度可以惠及廣東省，接管深圳惠州，共建香港大城邦。比較兩者，徐承恩的「鬱躁城邦」顯得消極，而陳雲的「大城邦」則進取得多。

筆者不同意徐承恩的史學觀點，但深感徐氏立心治史，另闢蹊徑，險行畏途，不逐學院名利，正是士人救港救國之志，崇敬可嘉！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徐承恩心繫香港民族，而梁啟超晚清民初倡說中華民族，皆胸懷大志，逆流而上。且引梁啟超一句作結：「吾雖不敏，竊有志於是，若以言論之力，能有所貢獻於一方，則吾所以報國家之恩我者，或於是乎在矣！」梁啟超雖然失敗了，但香港共此時刻，士人思量出路，總好過哀嘆行動無力，重演失敗。香江有幸，一城士人俱在。

文：謝孟謙

編輯：蔡康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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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 - 殷海光為何能看穿共產黨的假面？──從《中國共產黨之觀察》談起

想想論壇   2015年9月3日

自視甚高的臺北市長柯文哲以為可以玩轉中共，意得志滿地飛赴上海演出「雙城記」。結果，他自己被中共玩弄於股掌之間：不僅像被套上馬鞍的馬一般，重複九二共識及「兩岸一家親」的謊言；而且還像小學生一樣被安排參觀中共一大會址，接受中共偽造的黨史教育。柯文哲沒有在中共的統治下生活過，當然不知道共產黨的厲害。就連那些老謀深算的國民黨政客，一個個都是共產黨的手下敗將，更何況柯文哲這樣一位過於輕敵的政治素人？尤其讓人莫名驚詫的是，柯文哲在被問到參觀中共一大會址的心得時，笑著表示，參觀時想，當年只有十三名黨員，後來居然變成這麼龐大的組織，覺得「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滿厲害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星之火，更可以鍛造出中共這個冠絕古今、禍害全球的極權主義政黨。如果柯文哲要向中共這個最初只有十三個「破落戶」、二十多年後卻席捲天下的政黨學習，還不如向希特勒和他的跟班們學習——希特勒和早期的納粹黨徒，當初更是一群誰也看不上眼的流氓無賴、烏合之眾，卻能在更短的幾年時間內，通過民主選舉上臺執政，終結魏瑪共和國，並在數年間就創造出德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大大超越英國和法國的奇跡，而且戰爭一爆發就勢如破竹地佔領了大半個歐洲。那麽，柯市長為什麼不拜希特勒為師呢？中共對人類文明的破壞，可以跟納粹相媲美。如果跟納粹學習，有違自由和正義的原則；那麽，跟中共學習，為什麼可以當作一句輕鬆的笑話來講呢？

柯文哲表示，他對歷史很有興趣。但是，他的一系列言行顯示，他的歷史乃至整個人文素養存在嚴重欠缺。這是台灣的醫師教育內在的缺陷，柯文哲是其犧牲品，不可苛責之。但是，柯文哲可以積極展開「自救」──通過閱讀填補知識結構上的漏洞。我想，柯文哲一定沒有讀過自由主義思想家殷海光寫的一本小書《中國共產黨之觀察》。如果他在臨行前讀過這本書，就不致在跟共產黨交手時，出現「虎落平陽被犬欺」的悲劇情勢。所以，我要好為人師地為柯文哲推薦這本好書。

相信共產黨就是自取滅亡

在中國贏得抗戰勝利、共產黨乘勢發難的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殷海光猛然發現，「中國共產黨問題是攸關中國民族的歷史與生命之存亡絕續的重大問題」，便率先研究此課題。他「驚訝於千千萬萬的人在此欺騙之中而不知欺騙之存在」，「不願漠視這種欺騙所加於國家和人民的災害」，遂埋頭寫出這本小書。他用純正的自由主義價值，像鏡子一樣照出中共用謊言重重包裹的獨裁本質。

殷海光首先梳理了中國共產黨的簡史，概括出其五大特性，即詭辯性、獨佔性、堅執性、國際性和崇尚暴力。他痛斥共產黨說：「這樣一群人，以撒謊為真理，視陰謀為珍寶，以食言自肥為家常便飯，視反覆為常為得計，無國家思想，無民族觀念，無信無義，無父無子。」最後一個「無父無子」的概括，恰好是習近平和薄熙來的本質：習近平偏偏要學習差點將他父親迫害致死的毛澤東的厚黑手腕，而薄熙來在文革中一腳將被打倒的父親薄一波踢飛——薄一波後來居然讚揚這個心狠手辣的兒子有出息。對於中共的禍害，殷海光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共產黨真是個『絶物』，中國共產黨問題是一個『絕症』。消滅它，或者被它消！你不消滅它，它要消滅你，它今天不消滅你，明天要消滅你；明天不消滅你，後天一定要消滅你。」

殷海光在書中指出，在對外關係方面，美國的對華政策對於中共的成敗至關重要。若美國積極幫助國民政府改善經濟問題、拓展政治基礎，那麽共產黨籍此作亂的內在因素就可以消除；若美國採取消極放任的政策，中國的局勢很有可能惡化，「如果剿撫靡定，而且中國人民不能清楚地瞭解暴動的結果更形悲慘，那麽中國共產黨一定更形猖獗難治了」。後來半個多世紀中國歷史的演進，果然被殷海光不幸而言中。國共內戰剛一爆發，美國看到國民黨的統治日漸糜爛，遂袖手旁觀，直到韓戰爆發、中美直接衝突，這才重新出手幫助防衛台灣；而那些甘心樂意地在淮海戰役中幫助解放軍的中國農民，做夢也想不到共產黨允諾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遠景，居然被十多年後在風調雨順中活活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所取代。

殷海光（圖片來源：殷海光基金會網站）

中共的江山，與其說是打下來的，還不如說是騙來的。共產黨不僅欺騙無知的本國人民，也欺騙過於天真的美國人。美國資深中國問題幕僚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新書《百年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中提到，美國人被中國騙了六十多年。從韓戰相信北京宣稱不出兵開始，到冷戰時為求聯中制蘇、提供中國情報、協助中國懲越戰爭，一直到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美國還是交付中國先進軍事科技設備。他在書中提到中國領導菁英──尤其是軍方鷹派──很多的戰略觀都受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思想影響，包括中國要以「天下體系」的世界觀來統治世界，《孫子》、《戰國策》中教他們如何欺敵、如何裝可憐，進而騙取了對手的支援而壯大自己。美國人對這一切卻茫然無知。

白邦瑞痛心疾首地承認，他自己也被騙了。除了在尼克森時期積極向季辛吉建議與中國合作，在雷根時期擔任國防部助理副部長時，更為了博取中國歡心，主張提供先進刺針飛彈給阿富汗叛軍來攻擊蘇聯直升機和戰鬥機──等於美國出武器幫中方打擊對手蘇聯，這讓鄧小平非常高興。白邦瑞說，中共一直學習老祖先的智慧，懂得「無為」、「借刀殺人」。中國人讓美國人相信他們沒有稱霸野心，相信他們會和美國誠心合作，更相信他們與美國人終究會分享共同價值觀。「一九六七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政治學教授就強調西方和日本是如何如何地欺負中國，暗示我們這一代必須設法彌補前人之過錯。」白邦瑞說：「這個視角──不惜代價協助中國、幾乎盲目到看不見中國人的親善或惡意——籠罩了美國政府與中國打交道的方法。」白邦瑞的這本新書，梳理了殷海光去世之後半個多世紀的中美外交史，以沉痛的自我反省驗證了殷海光超越時空的預言。

為什麼說民盟是共產黨的幫凶？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剛剛結束，家破人亡、飢寒交迫的民眾大都希望休養生息，社會上瀰漫著「厭戰」和希望國共雙方「政治協商」的情緒。對此，殷海光提出一個重要觀點：中國國內的工農大眾及知識界人士、甚至國民黨內部的某些派系，不假思索地相信共產黨畫餅充饑的宣傳術，對共產黨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這是當時中國面臨的最大危機。他苦口婆心地勸誡民眾，不可期待共產黨有民主及和平主義的思想。他指出，從抗戰及抗戰之前的歷史來看，共產黨從來不是一個可以談判的對象。「一切『會議』、『協商』都是表面文章；即令有點收穫，最多只能換取一時的不徹底的安寧。共產黨如果看見內外情勢不佳，會搖身一變，作個笑臉給我們人民看看。等到機會一來，它馬上又出毛病了。」

當時在知識界籍籍無名的殷海光，不僅堅決反共，而且對自詡為國共兩黨之外「第三勢力」的民主同盟作出猛烈抨擊。那些民盟的知識分子，多半以社會清流自居，贏得許多民眾特別是年輕學生的支持。殷海光卻發現：「無論民主同盟的領導人如何裝飾他們自己，裝飾得似乎能夠站起來，似乎能夠單獨行走，而共產黨牽著他們的一條繩子太粗了，無法藏在衣襟裡。」換言之，民盟的那些學者名流，用冠冕堂皇的左翼思想掩飾他們要在共產黨政權下分得一杯羹的私心。民主同盟的正人君子們玷汙了「民主」這個美好的名詞，他們其實是聽共產黨號令的傀儡。

殷海光準確地預見到以民盟為代表的「第三勢力」在中共得勢之後可悲而又可恥的結局：「假若中國共產黨勝利，國民黨失敗，大勢已去，它不再需要民主同盟這類組織。⋯⋯它既不復需要，當然『鳥盡弓藏』，在共產黨新的政權，立足不穩的時候，它是可以分一點政權給其他小黨小派的。可是，一旦其勢既成，它一定要奪回來，一點一滴也不留下的。」果然，在中共建政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民主同盟檯面上的光鮮人物，一一落入毛澤東精心設計的網羅，或受盡羞辱而死（如章伯鈞），或關入牢獄被折磨而死（如吳晗），或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如儲安平）。

民盟領袖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在《最後的貴族》一書中，描述了民盟高層人物在中共政權下的悲慘命運，不僅他們自己倒楣，甚至連累到妻子兒女都成為賤民。整本書都可視為殷海光當年預言的一個小小註釋。然而，《最後的貴族》一書的自我反省相當不足，基本上未觸及民盟當初幫助共產黨奪取天下的斑斑劣跡，反而炫燿和懷念這群「偽貴族」在還受中共禮遇的五十年代初，「食有魚，出有車」的奢侈而優雅的生活。殊不知，有因才有果，正如聖經所說：「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四十年代中期，民盟跟共產黨簽下了賣身契，如香港電影《無間道》中那句有名的臺詞：出來混，這筆債遲早要還的。

殷海光、徐復觀、王實味：三位命運迥異的先知

在左翼思想大行其道，非得加入共產黨或與共產黨為友才能顯示「進步」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對中共的邪惡本質有清醒認識的中國知識分子屈指可數，其中就有殷海光、徐復觀和王實味這三位命運迥異的先知。

王實味本來是中共的自己人，是一名投奔延安並獲得優待的北大學子。在「整風運動」中，他撰寫並發表雜文《野百合花》，批評延安「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等級制度。毛澤東本來想將王實味當槍使，打擊王明等政治對手，沒想到王實味像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中的孩子一樣，大膽地喊出「皇帝什麽都沒有穿」的事實。毛澤東哪能容忍王實味推倒他一手打造的延安這個「動物莊園」，遂對王實味痛下殺手，將其定性為「反革命託派姦細分子」、「反黨五人集團成員」、「暗藏的國民黨特務」，監禁並殘酷折磨。路見不平的作家蕭軍曾當面請求毛澤東對王實味從輕發落，被毛斷然拒絕。毛說：這事你不要管，王實味的問題複雜。一九四七年，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與副部長的李克農批示：「將王實味就地秘密處死。」七月一日夜，王實味被行刑隊用大刀砍死後，置於一口枯井中掩埋。

另一位則是後來在海外成為學術大師的徐復觀。一九四三年，受蔣介石器重的徐復觀，毛遂自薦到延安第十八集團軍擔任少將聯絡參謀。在此期間，他曾與中共高層多有直接接觸，並觀察延安政情、軍情。他返回重慶後，在與侍從室、軍統局高級人員交談時，「歷述延安荒謬狂悖之情形」，認為對中共問題「非用武力不足以解決。任何方法，徒枉空言。而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現狀下，前途並不可樂觀！」後來，他更撰寫了一份延安印象意見書，上報蔣介石。在這份報告中，徐複觀批評毛澤東當時口稱革命，在窯洞裡仍抽大炮臺香煙，專講享受。他也提醒蔣介石：中共雖困在延安，但他們有所用心，不可輕看。同時，他認為國民黨必須改革，要注意民心向背。蔣介石曾在該意見書上作「眉批」，並下令印成小冊子，在少數高級情報人員中傳閱。然而，自私心極重的蔣介石無心對既得利益集團盤根錯節的國民黨動大手術，最終導致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兵敗如山倒。徐復觀後來淡出國民黨權力中心，在香港和台灣從事著述和講學，將自由主義思想注入儒家傳統，成為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大家。

殷海光的命運又與王實味和徐復觀不同。在國共內戰全面爆發之前，殷海光向國民政府提出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四個方面齊頭並進解決中共問題的建議，可惜病入膏肓的國民黨政權不予採納。遷居台灣之後，殷海光發現國民黨如朽木不可雕也，不願邁出民主改革的步伐。於是，他改變了在《中國共產黨之觀察》一書中對蔣介石的大力擁護和支持，蔣介石從其推崇的領袖變成其尖銳批判的獨裁者。他一面繼續譴責彼岸共產中國的紅色恐怖，另一面又批評台灣國民黨政權以專制手段實現反攻大陸之迷思，並堅信惟有民主自由才是戰勝共產黨暴政的不二法門。他將《自由中國》作為言論陣地，對抗極權和威權兩大獨裁勢力，直到《自由中國》被查封、雷震被捕、自己失去台灣大學教職，最後在淒風冷雨、特務環伺的逆境中悲憤交加地去世。

物換星移，今天的國民黨已淪為共產黨的傀儡，不願也不敢翻開《中國共產黨之觀察》這本書。但這本殷海光年輕氣盛時的傑作並未過時，它仍然可以拿來檢視如今的兩岸關係。共產黨從來沒有打算「寬容」台灣的存在，消滅台灣是其長期目標。今天，中共對柯文哲這位民選的臺北市長又拉又打，也是為這個目標服務。可惜，柯文哲一不小心踩入了爛泥潭。但願殷海光、徐復觀和王實味這三位先知的思想遺產和生命歷程，能夠讓包括柯文哲在內的被中共催眠者猛然醒來。

古德明 - 砍樹的故事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9日

八月七日晚，港島般咸道已少行人。路旁貼斜坡而築的石牆之上，四株百年榕樹牢牢盤根，斜斜聳立，枝葉扶疏，無異平時。一隊路政署砍樹工人悄然掩至，取彼斧斤，伐木丁丁，四株大樹，一下子就只餘下樹樁。當局說，四樹不砍，一旦塌下，恐怕會傷人命。

從前，我卜居般咸道，將近二十年，在樹下不知走過多少次，當時的青青兩鬢，現在已變作蕭蕭二毛。而那四株榕樹，卻依然綠陰如蓋，直到八月七日晚。看見報紙上四個樹樁的照片，有如聽到老朋友忽然殂謝。

而香港市民，為這四位老朋友惋惜的，人數之多，顯然非當局始料所及。有樹木專家，指出古樹、石牆都未見危險，當局不應先斬後議；有般咸道居民，致祭樹樁之下；有中共旗下政客，如區議員陳財喜者，須爭取選民支持連任，也一副義正辭嚴模樣，斥責當局砍樹砍得「鬼祟」。發展局長陳茂波終於承認：「砍樹的決定，的確是倉卒了一點，致令公眾反感。我們會記取這個教訓。」

但「這個教訓」梁振英政府其實絕對不會記取。請看香港這株大樹，本來盤根錯節，生意盎然，過去三年，卻有一隊獐頭鼠目人，砥礪斧斤，旦旦而伐之，以致法治、教育以及民權、民生，披離落索。而那丁丁伐木聲，至今仍然此落彼起。

安娜 - 回到風櫃

紙上聲色   2015年9月9日

經過《刺客聶隱娘》的洗禮，回頭去看侯孝賢早期的《風櫃來的人》（1983）和《冬冬的假期》（1984），感覺就像由萬徑人蹤滅的極地回到有丁滿與彭彭唱Hakuna Matata的樹林。《風》片與《冬》片最好看的是演員（這一點，對我來說，適用於《戲夢人生》及之前的侯孝賢作品）；形式在這裏是次要的，雖然後來成了獨家商標一樣的「侯式風格」已見濫觴。

《風》片講三個一事無成的少年由風櫃跑到高雄謀發展，寫他們在生活上碰到的大小事情；《冬》片講一對住在台北的小兄妹冬冬與婷婷暑假期間到外公家暫住，見識了嶄新的綠野田原與人際關係。兩片取材貼近現實，氣氛親切，而且，我會形容，侯孝賢的靜止長鏡頭是很鼓勵演員去展示自己、流露自己。哪怕是一個毫不起眼的鏡頭，如《風》片裏阿榮（張世飾）知道鄰家住着一對年輕男女就鬼馬地說了一句「同居人，好爽欸」，然後旁邊的阿清（鈕承澤飾）馬上敲一敲阿榮的頭殼並揶揄他，裏面的spontaneity與演員間的互動實在令我看得投入開懷。在這兩部片裏，長距離長鏡頭並不是一種純粹的形式雕琢；鏡頭基本上是一動不如一靜，就算要動，也是從簡。鏡頭的布置與移動不會凌駕於演員與演出之上。

長鏡頭作用

翻開訪談錄《煮海時光》，在《冬》片一節侯孝賢這樣說：「我的鏡頭形式，就是從非演員來的，要長要遠不要亂動，若是太近拍他會發抖，不行……所以我就遠遠的，盡量一場戲不切斷拍下來。」

在《風》片與《冬》片裏，創作者、演員、觀眾三者是非常緊密貼近的，不但如此，我們還可以感覺到創作者是盡了最大的努力讓觀眾瞥見演員/角色身上某種更接近事物核心的閃光。所以我們在《風》片裏會看到阿清讀得父親死訊後將信將疑、彷似理解不了「爸爸死了」的含義的神情。所以我們在《冬》片裏會看到冬冬連累小舅被捉後，在警察局站在小舅後面那個極惶惑又充滿歉疚的演出。

這裏篇幅有限，我不能詳細談論這兩個具衝擊力的時刻，有機會大家可看一看。我特別點出這兩個時刻，是因為它們分別代表了這兩部片最凝練的部分，有若結晶。優秀的不只是一個鏡頭內一個演員的演出，這樣抽空脈絡來看反而令演出失掉許多層意義。像《風》片的例子，這個時刻與之前一場戲（阿清因心煩而與阿榮在碼頭大打出手）對照映襯，令這時刻具體地成了阿清步向成熟的關鍵點（無論多不情願他以後都不能再輕狂任性）。在《冬》片的例子，靜止的深焦鏡頭強調了後景的冬冬與前景的小舅的聯繫，兩人互敬互愛卻因無意間捲起的風浪而各嘗痛楚，人情的微妙波動猶如有形有色。

我不能斷言侯孝賢拍《刺客聶隱娘》時對演員的關注，及不上他拍《風》片與《冬》片的時候。但明顯這裏我們談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取態（approach）。《刺》片從頭到尾着力壓抑演員的感情流露，刻意求工，演員所有的表情與動作皆由導演高度掌控。

這部片的演出給我的整體印象就是冷漠、抽離而沒生氣。有人點出聶隱娘在結局展露的笑容，以此作為一種釋放、追求自主的象徵。每個演出的時刻都有其份量（weight）與能力，我舉《風》片與《冬》片的例子，我認為都有足夠的份量擔當電影故事與人物的轉捩點，而聶隱娘的微笑，暫時對我而言，可沒有這個扭轉整部電影的含義的力量。

李怡 - 守住良好傳統才是人心的大勢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9日

大陸網上笑話：老師要學生用「竟然」造句，學生的句子是：「一個1949年成立的國家，竟然在1945年成為戰勝國。這國家未滿建國66年，竟然閱兵慶祝勝利70周年。」

日前，《壹錘定音》主持李慧玲收到一位公務員的來信，說設於比利時的駐布魯塞爾經濟貿易辦事處今年是成立50周年，本想藉金禧之喜推廣經貿活動，按規矩邀請特首梁振英做主禮嘉賓，怎料得到的回應是：「特區政府成立才18年，何來50周年？」

着眼點不是經濟繁榮

這個回應，與前引的「竟然」，都是以權力支配歷史令人啼笑皆非的混淆。前者是把前政權的榮耀，扭曲歷史硬安在現政權身上；後者是把一國兩制原定要繼承的那一制的歷史割斷，把本是繼續原有駐外辦事處運作的歷史丟棄。

這看似小事，但實際上是特首及所領導的港府要改變一國兩制意念的大事。原來全世界都以為「中國香港」還是50年不變的香港，現在特首的回應是「中國香港」只是「中國」：97前沒有香港存在，駐外辦事處的沿革從97年開始。

在全城為港足逼和國足而振奮的日子，特府官員只有鬍鬚曾在網誌為港足打氣，昨天梁振英會記者，無一言談及昨晚的重要賽事，而是反覆針對星期日上水的反水貨示威，說有損香港作為一個好客的旅遊城市的形象。梁特的說法同之前引述王光亞稱，「反水貨客相關活動，示威者言論和行動傷害了大陸旅客的感情」，一脈相承；也同《人民日報》海外版上周三的評論若合符節，《人民日報》指「驅蝗」及「反水客」等活動，是導致內地旅客數量下跌的主因，最令人詬病的是「香港激進勢力針對內地遊客的無禮非難」。文章叫港人應該開放目光，指「香港與內地融合是大勢所趨」。

今年7月訪港的大陸客減少9.8%，零售總銷貨價值較去年同期下跌2.8%，於是政府官員和建制派，都把矛頭指向了市民的反水貨行動。但從中共官媒和特首的措辭來看，他們並非為了香港的經濟繁榮去抨擊反水貨示威，他們針對的是香港人維護自身利益並力拒港中融合的本土自主思潮。

香港反水貨示威最蓬勃是今年初1至3月，但今年5月訪港大陸客仍然增5.0%，而1至5月則增5.9%。顯然大陸客並沒有因香港針對水貨的示威而減少來港。到6月，訪港大陸客減1.8%，7月減9.8%，主因顯然與港元匯率轉強、大陸反貪、經濟放緩和股市崩盤有關。即使如此，1至7月訪港大陸客仍然上升了2.3%。從數據看，訪港大陸客減少，與近幾個月已經趨平淡的驅蝗行動很難說有甚麼關係。儘管本土行動派或許會為他們的行動有效果而高興。

旅遊下滑是良性調整

更何況，反水貨行動所反的是走水貨，對大陸來說其實是走私貨，跟一般旅遊客無關。梁特和建制派只是以旅遊業下滑為藉口，製造輿論批判反水貨行動，目的是要排除與大陸融合的阻力。而港中融合帶給香港的，就是會使上水、元朗、屯門居民日常生活被破壞的情勢擴大至全港。

旅遊業和零售業下滑，藥房有結業潮，若排除大陸內部經濟和政策變幻的因素，其實是良性的調整。在旺角經營了小藥房30年的李先生表示，附近多間藥房結業，與它們專做遊客生意有關，自己則有穩定的街坊客源，所以旅客大減，生意額只是下跌一成。他承認光復行動確實對生意有影響，但「冇所謂」，「我覺得他們爭取的事情是對的，自己只是付出一點點、損失一些沒關係」，更指他們比自己付出更多。

去年發哥的一句「咪搵少啲囉」，筆者曾奉為2014年金句，並說如果大家都能這麼想，香港就有救了。現在看來，已有越來越多的香港商人有這個想法了。《人民日報》說，「香港與內地融合是大勢所趨」。即使是，這也只是汲汲於從港中融合中得到政治經濟利益的政商界某些人的大勢，而絕對不是人心的大勢。香港人心的大勢是寧可搵少啲，也要守住97前百多年形成的香港的良好傳統：自由，法治，公平，公正，公開。（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龐永欣 - 談博士

明報   2015年9月9日

港大「等埋首副」風波中，對陳文敏攻擊之一是他不是「博士」，因此認為他的學術地位不足出任港大副校長。

所謂博士，一般是指「哲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簡寫Ph.D.）。要完成這學位，須在某學術領域內（不必是哲學）做原創研究（original research），呈交論文，經校內外委員評審合格方可。大學也有非Ph.D.的博士課程（如教育博士Ed.D.、工管博士DBA），並不要求原創研究，學生只要完成學分課程，做點研究工作，再寫篇論文即可畢業。

在英國讀法律，畢業時學位是「法律學士」（L.L.B.）；在美國讀法律，先要完成一個學士學位，才能上法律學院，畢業時學位叫Juris Doctor（簡寫 J.D.），其中雖有 Doctor 一字，但並不能稱作「博士」。

英美大學的法律學院，一般重點並不在於原創研究，而是專業實踐（professional practice），故很少開設「法律博士」（Ph.D. in Law）課程，偶有頒發 Doctor of Laws（LL.D.）學位，亦只屬榮譽銜，頒予捐款人或有成就者。正由於此，著名的美國大學如哈佛、紐約、史丹福，法律學院院長也只是J.D.（耶魯的法律院長縱是博士，但其博士是歷史而非法律）。沒有博士學位，並不妨礙他們升任教授、法律學術期刊的編輯，甚至總統顧問。也從未聽過這些院長因非「博士」而被評為不稱職或缺乏領導地位。

一般人認識的學位階梯是：學士、碩士、博士，這並沒有錯，但不同領域對學術地位的評審亦有所不同，不可一概而言。陳文敏曾獲頒「名譽資深大律師」殊榮，至今還未有第二人，足以說明他的地位和貢獻，攻擊他的人還祈仰觀俯察！

pongdidit@gmail.com

古德明 - 藐視法庭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8日

八月十四日，新香港暫委裁判官陳碧橋以「乳房襲警」罪名，重判一個反政府女郎入獄三個半月，法庭上不知何處傳出一聲「狗官」。這兩字或云粗俗，但如此時刻，如此情景，聽來勝似彈絲吹竹，擊石敲金。

有律師說，侮辱法官，無論在法庭內外，都可問「藐視法庭」之罪。但近來實在越來越多市民藐視法庭，罪責未必真在市民身上。陳碧橋、李唯治之類法官，和藐視法庭的市民一樣，近來實在越來越多了。

去年六月，有香港人倪志榮者，支持當局的「東北發展」計劃，打傷反對的市民，裁判官李紹豪贊譽有加，並把「暴力」美名為「武力」：「被告現居廣州，仍然關懷香港社會，為法庭所樂見，唯不應用武力而已。」於是，倪志榮獲輕判罰款三千元。

而也是去年六月，有香港人黃根源、葉寶琳、張漢賢者，反對當局的「東北發展」計劃，和和平平，硬闖立法會抗議，裁判官也是李紹豪，卻出言譏諷：「被告的動機，即使正當不過，但所為違法，雖然博得攝影機一時的鎂光，卻無補於事。大眾只見其違法行徑。」於是，三人全遭重判入獄，由一個到三個星期不等。請不要問為什麼「武力」違法只須罰款，和平違法卻要入獄；也請不要問，同樣是「關懷香港社會」，為什麼倪志榮獲贊美，黃根源等卻遭揶揄。這是新香港司法的特色。我差點又犯「藐視法庭」之罪了。

吳靄儀 - 有權必用 司法必危

明報   2015年9月7日

司法獨立有多堅牢，請看以下法律權力，面對一個當今特首及其馬仔們以至不少公眾人士對合法權力可任由掌權者利用的邏輯，你晚上就不會睡得那麼安穩。

核心是法官的任命。基本法第88條訂明，香港特區法官，根據當地法官和法律界及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推薦，由行政長官任命。這項條文，我們相信基本法的目的是保障司法獨立，就自然理解為特首只是禮儀上的任命，他必須依照獨立委員會的推薦。但照「虛者實之，有權必用」的心態，則大有可能說成委員會只是行使「推薦權」，基本法沒有說特首必須接納，如果特首認為不符合國家利益，當然不用接納。至於幾時是不符國家利益，則由特首決定，或面聖之後決定。

這個「獨立委員會」有多獨立？按照香港法例第92章，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組成為，終院首席法官（當然主席）、律政司長（當然成員），另加兩名法官、大律師及律師各一名，及三名非法律界人士。這七名成員全部由特首委任。第3（14）條是有訂明，特首委任大律師或律師之前，須分別諮詢大律師公會執委會及律師會理事會。我們相信條例原意是特首須尊重專業獨立，須委任行內眾望所歸者，至少不委任不得行內尊敬者。但法例條文沒說明啊！於是可以任由特首自己決定合意之人，或面聖之後而委任合上意之人？

還有那三名非法律界人士，更無明文規限。在第3（5）條規定之下，操三票者操否決權。窮兇極惡的特首可間接操控八票。當然，法例訂明，影響或企圖影響委員會者罪、未獲授權而披露機密者罪，那麼可保證委員會不受特首政治干預否？問題是，不尊重委員會獨立的掌權者的語言偽術我們領教太多，對這些條文的保障已信心大打折扣。

不止此，我上星期提過，根據基本法第73（7）條，終院所有法官及高院首席法官的任命，須得立法會「同意」。這是實權，但三權分立大原則之下，有責維護司法獨立的議員，應視為備而不用。不過，照梁民定理，只要過半數在席議員反對，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推薦的大法官也會墮馬。有等權力欲膨脹的議員，蠢蠢欲動，要趁此對準首席法官施下馬威，你說有哪位自重的司法人士願當此位？司法獨立，就此蒙塵。單憑法律不足以保障法治，法治是要用原則用人格去保障的。

莫哲暐 - 論「中立」 講「現實」 ——再駁彭泓基及樂鞏南

2015年9月7日

【明報專訊】彭泓基早前撰〈跟羅同學談「中立」與實事求是的精神〉（《明報》，9月1日）一文，回應羅冠聰同學。而樂鞏南也撰〈走火入魔 兼自擬virtual reality〉（明報，9月5日）一文，回應本人。現一併反駁。

「中庸」之基礎乃「天道」

彭氏謂，「中立」（neutrality）就是「中庸之道」，實屬錯解。在政治學中，「中立」此概念多用於國際關係。瑞士乃中立國，即使鄰國鬥得你死我活、合縱連橫，也堅拒偏向任何一方。然瑞士所謂「中立」，乃是要維護國家利益。彭氏解「中庸」為「客觀，不偏不倚」，也不算錯，但忽略了「中庸」背後之基礎，乃「天道」，即儒家所謂「仁」。按牟宗三先生解讀，「仁」乃「悲天憫人」、「好善惡惡」。由悲憫轉化為意志，要揚善去惡，參贊天地化育。「中庸之道」，就是不偏不倚持守「天道」。假若有人不仁，即使犯者乃天朝大吏，君子也必指斥其非。

倘若把國際關係的「中立」用於在地衝突，就是無論誰對誰錯，也不理會。南非前大主教圖圖謂：「你在不義前選擇中立，就是助紂為虐。」還有一種「中立」者，凡事要討好各方，孔子稱之為「鄉愿」，「德之賊也」。孟子解：「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鄉愿」、「中立」，又豈是「中庸」？彭氏把港大之爭歸因於「8．18」、「佔中」，甚至「六四」。又說「猶如清官難審家庭事，非當事人，不知其中微妙之處」，此乃典型「鄉愿」說詞。把大學副校長之任命說成是「家庭事」，「外人」不應判斷箇中對錯，因為來龍去脈太「微妙」。假若彭氏真心相信自己所言，則是「鄉愿」；若否，則是要利用巧言去批學生、保校委。不論何者，皆德之賊也。按彭氏邏輯，年輕人實在不應判斷日本侵華之罪責，畢竟那是老一輩的「家庭事」，錯綜複雜，大家都是「陰謀論的犧牲者」。

誰人可知事情所有細節？

不論情况如何複雜，我等也有責任下道德判斷，盡量公允。敢問世上，誰人可以知曉事情所有細節？而且不是學生不願知道細節，而是港大校委會要掩蓋真相。彭氏不去追究校委閃爍其辭，反指摘學生，實是欺人太甚。彭氏謂「校委會尚未作出任何決定」，其實「等埋首副」本身就是政治決定。早前港大畢業生議會中，彭氏提出的議案被否決，竟歸咎對家有政黨動員。既無風度，也極無知：香港政黨，何曾有強大動員能力？

至於樂氏的文章，本人尚且回應幾句。樂氏堅持大學高層任命屬「行政管理架構用人」，由《基本法》第136條賦予政府全權負責。而「學術自由自主」則由第137條賦予院校，與「管理架構用人」是「兩碼事」，並從屬第136條。樂氏稱此為「現實」。按此「現實」的邏輯，政府可直接干涉校委會，下令委任屬意人選為高層。人選上任後如何制訂校政，方屬學術自由的範圍。這不是「現實」，而是樂氏想要實現的威權秩序。現實是：2009年，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就「律政司司長 訴 與香港教育學院有關的指控調查委員會」一案所撰之判辭中，表明「academic freedom vested in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must therefore extend not simply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at institution but to the faculty of academics too」。另，本人說學界可研究政治，然政界不得干預學界，乃針對樂氏要為董建華等翻案。樂氏回應時不敢再提董先生了，卻豪言壯語謂「政府裏比你大學更有資格鑑定錯與對的，大有人在」。這叫「走火入魔」。其最後批評某些港人「崖岸自高，以為自己的英式法律教育優越，大陸的官員『老土』」，樂氏當年要勉強接受比大陸低劣的傳統英式教育，且在港英政府的民航處當官數十年，領取俸祿，想必是臥薪嘗膽、忍辱負重。何其愛國。

黃偉豪 - 中國經濟奇蹟告終：中港應保持安全距離

2015年9月7日

【明報專訊】所謂有危必定有機，在中國正面臨自開放改革以來，其中一個最嚴峻的經濟考驗的時刻，也給予我們一個重要的機會去思考中港關係，及為香港重新定位。

我們應要撥亂反正，認清過分的「中國化」及盲目和太快的中港融合，只會帶來「禍國害港」的嚴重後果。相反，保持香港的獨立性，以確保香港的獨特優勢，反而更有利香港和中國雙方的發展。這一個「安全的距離」，對於目前在經濟上處於危機四伏的中國更為重要，隨時發揮一個可使中國絕處逢生的功能。

股市爆破 非一般正常波動

曾幾何時，中國的經濟奇蹟（China's economic miracle）成為了世人的熱話，甚至有不少人樂觀地認為，中國的經濟可以無窮無盡地高速增長，最終國力超越美國，完成中國的「大國夢」。可惜，近日發生的由股市爆破暴跌所引發的中國經濟危機，卻告訴我們一個完全不同的殘酷現實，就是中國的經濟奇蹟已面臨幻滅，除非中國決心推行制度化的改革（institutional reforms），否則，中國的經濟增長的放緩將是一個無法逃避的結果，甚至整個經濟的制度有崩潰的可能。

我們不應對中國經濟奇蹟的幻滅感到突然和驚訝，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本身是否稱得上為奇蹟，也有十分多的爭議。例如，不少的經濟學家，包括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曾經指出，東亞及中國的經濟起飛，所反映的只是早已家傳户曉的基本經濟定律。簡單來說，中國因為擁有龐大而又廉價的勞動力，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下，資本家不斷追求生產成本最低的地方，以極大化自己所得的利潤。在這原則的運作下，中國便最終成為了舉世知名的世界工廠。

中國今天的經濟下滑，其實也在理論預料當中。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會使生產成本上漲，因此，亦是基於基本的經濟發展理論和原則，尋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家，便會開始移離中國，把生產基地遷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因此，我們近年見到了越南和孟加拉等國的經濟崛起，正重複中國經歷過的發展階段。

中國要經濟繼續發展，就必須在經濟模式上升級及轉型，和其他高度發展的國家一樣，進入後工業化階段（post-industrial）及知識型經濟（knowledge economy），以知識、制度及技術，而再非廉價勞工及超低的生產成本作為競爭優勢。中國面對的今次經濟危機的最危險的地方是，這並非一般正常經濟周期的波動，而是中國發展模式的破產。當舊有的發展模式已到了極限而不適用時，而中國又拒絕所需要的改革，這才是問題核心的真正所在，及今次的危機為何如此嚴重及揮之不去的原因。

維持專制經濟轉型 不可兩全其美

中國面對今時今日的田地，不少熟悉中國的情况和發展的學者早有預期。當中最為人所知的，包括了國際知名的中國研究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他早前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廣為人所關注，題為〈即將來臨的中國崩潰〉（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一文（註一）。這一篇文章，如它的題目所指，一早就預言了今次的危機。沈大偉認為由於中國面對的是一場結構性的危機，並非時間可以自行把問題解決，而是必須進行制度性的改革。可惜，現時中國的態度卻是只想經濟繼續快速增長，但又拒絕推行任何重大的制度改革，正正是這種既頑固而又不願意接受現實的心態，使到沈認為中國能自行走出危機的機會不大，只會愈走愈深，不能自拔。

沈大偉指出中國拒絕進行改革，來使到自己的經濟可以成功轉型的原因不難理解，因為現階段所需要的已不再是經濟範圍的改革，而是必須包括了政治制度上的改革。舉例來說，中國要進入知識型經濟，首先必定要放寬人民的言論及集會自由，減低對他們的政治控制及監察。而且，今日中國所面對的不少經濟問題，包括了貪污腐敗及權貴濫權等，根本所反映的是政治問題遠多於經濟問題。換句話說，中國面對的兩難正是又要維持極權的專制統治，拒絕政治改革，但又想要經濟成功轉型的互相衝突，不可兩全其美的不可能任務。

沈大偉其實也不是第一次在他的著作中「唱衰」中國。早在2013年，在他的《中國走向全球》（China Goes Global）一書中（註二），他早就指出中國根本未有足夠的軟實力及硬實力，和美國一樣，可以成為全球大國（global power）。即使經歷了這麼多年的開放改革和發展，以現時的實力而言，中國只不過是一個「半桶水」的大國（partial power）。綜合沈的分析，中國無論是現狀或將來均是較灰暗和可悲的，隨時有機會在大國夢未完時，已面對倒退和不穩，前景使人擔憂。

保住香港的重要性

在中國要面對如此重大挑戰的時刻，香港更應與中國保持一個適當的「安全距離」，特區政府的官員及領導人不要進一步把香港「大陸化」、「中國化」，及停止任何消滅或削弱香港的文化、歷史、特色和優勢的「去香港化」的行為和政策。首先，香港的整體發展水平比中國高，要香港向中國學習，本身已是一個奇怪及難以理解的說法，只會帶來香港向後倒退的反效果。更重要的是，香港若要在中國的發展遇上危機的時候提供知識、技術，及資金等的幫助，便先要自行不要成為問題或危機的一部分，否則香港不但不能幫助中國，更恐怕自身難保。

即是說，香港若要能夠幫助中國，它一定不能成為中國的腐敗和落後制度的一部分。其實，以上所說的，不外乎是「一國兩制」背後的理念。長久以來，也是「香港好，中國好」，只有保住香港，才能幫助中國，兩者的關係是共生、並存及互惠。

在中國的經濟及政治正進入一個不穩定及充滿變數的階段，有智慧的中央領導人及本地的重量級建制派人士，更應了解保住香港的重要性。只有香港守得住，中國才會有前途！

註一：Shambaugh, David.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6, 2015.
註二：Shambaugh, David.（2013）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