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 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

2008年3月6日 【明報專訊】

香港每年耗用在文化上的公帑超過20億港幣，其中有多少流向藝術家？又有多少成了公務員薪金呢？
我不怕香港人才流失，我只怕沒有人要來香港。我們不要再騙自己，說什麼香港是個很多元化的大都會了。香港就算不是一個部落社會，也是一個高度同質化的大眾社會(mass society)。這其實是一個只有主流沒有分眾，贏者全贏輸者全輸的城市。
一個良好的創意環境就算給不了太多的錢，至少要給人尊重。
沒錯，我們擁有全國稀缺的言論自由，但是我們怎樣利用這個珍貴的寶藏呢？有一天，當中國真的更開放更自由，香港會不會順理成章地成為全國的媒體中心、全國的輿論基地呢？
一個學者能憑中央台連續每周地講《史記》而名揚全國，香港電視台又有「文化味」又受人注意的居然就是《志雲飯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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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移世易 請勿自欺欺人

在剛頒布的財政預算案裏頭，我找到沒有人留意的「創意經濟」這一節，總共只有兩小段，其中第一段有一句非常令人感慨的話﹕「香港在創意經濟的多個範疇都居於區內領先地位」。但願這句話不是財政司長曾俊華先生自己寫的，因為它就像威尼斯宣稱自己是今日的世界貿易中心一樣好笑。的確，香港曾經是區域內的創意經濟龍頭；同樣地，威尼斯也曾經是13世紀的世界貿易重鎮。

對於不想看太多數字的讀者，我可以用一個最現成的例子來說明我的意思。當年張國榮與梅艷芳先後逝世的時候，內地媒體報道的聲勢之浩大絲毫不遜於香港。最近的「藝人自拍事件」同樣也成了全國話題，只是你會在內地的網絡論壇上看到有人留下這樣的問題﹕「其實阿嬌到底是誰呀？我不大弄得清Twins那兩個人的分別。」周星馳的近作《長江7號》令很多人感到星爺不再屬於香港，其實在其漸漸喪失港味的內容之外，我們更應該看到周星馳的電影製作從幕後到台前終於會有徹底離開香港的一日。從前只有在香港演藝圈混不下去的人才會北上，如今的情勢正演變為只有混得好的人才能殺出香港。

然後我又在第二段看到這樣的一句話﹕「去年11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率領本港的創意產業代表團訪問上海，參加一個國際性的創意產業展覽，為業界拓展內地市場」。那次活動在號稱「上海牛棚」的「1933老場坊」舉行，恰巧我也在，還碰到不少朋友，有的做設計，有的做建築，還有的做戲劇經紀人。但他們不是被馬局長率領上來的，而是早已在大陸打下江山，如今以內地代表身分出現的香港人。甚至連活化「1933老場坊」這座古蹟的搞手也是香港人。當時我問馬時亨﹕「你說怎麼辦呢？一大批香港精英都走了。」他答道﹕「放心，他們會回來的。」回來？回來養老嗎？

10年前，榮念曾、胡恩威、陳雲和我大概是最早在報刊建議新成立的特區政府要注重創意產業的人，然後又在海峽兩岸和他們的官商學界討論這個當時還算新生的概念，那時不少內地官員只覺得這個念頭很有趣。10年後，從北京到深圳，不只出現了大批專責文化創意產業的單位，甚至還有近百個「1933老場坊」這類的創意產業園區。而本來在觀念上最領先的香港，現在則有這兩段財政預算案上含意可疑的文字。

香港有創意產業的社會土壤嗎？

他們會回來？他們為什麼要回來呢？直到今日，你都沒辦法在無線電視上看見香港最出色的音樂錄像導演的作品，因為無線電視不願意再花一筆錢向唱片公司購入版權，它寧願用自己的導演以最低廉的成本再製作一個專供電視播出的版本。香港每年耗用在文化上的公帑超過20億港幣，其中有多少流向藝術家？又有多少成了公務員薪金呢？你去替香港中央圖書館做一場講座，車馬費不過千元；要是在上海圖書館，「勞務費」起碼是5000人民幣。曾經有朋友替任職機構尋覓一群本地藝術家工作，一個官方的人物居然告訴他﹕「不用給他們太多錢，他們有創作機會就夠開心了。」我不知道香港的編劇酬勞特低是否也是這個理由。在香港從事創作就真的要賤到這個地步嗎？

我不敢像林夕一樣建議政府出錢扶助流行音樂產業，我也怕被人罵，我們都不敢犯下叫政府偏離不干預政策的大忌(其實林夕只是說要建一座音樂博物館)。不，我不想政府再做什麼了，因為一切都已經太遲。就像珠三角各個港口快要取代香港了，港珠澳大橋才打算上馬一樣。

我不怕香港人才流失，我只怕沒有人要來香港。創意產業靠的主要是人，而這些人，無論是第一線的導演和設計師，還是在後面厚植土壤的藝術家文化人，都很講究環境。這個環境必須開放包容、多元刺激，有很多和自己一樣的人溝通競爭，有很多不一樣的事情每天發生。香港是這樣的地方嗎？我們不要再騙自己，說什麼香港是個很多元化的大都會了。香港就算不是一個部落社會，也是一個高度同質化的大眾社會(mass society)。大部分的本地華裔居民其實都像，我們喜歡的東西是一樣的，我們思考的方式是相同的。所以我們的電視有慣性收視，我們的周刊長得都一樣。從前搞文學的人辦垮了雜誌就說香港市場小人口少，700萬人真的很少嗎？比起北歐國家要少很多嗎？光是在紐約，《紐約客》雜誌的訂戶大概就有16萬，同類的刊物要是在香港又會有什麼命運呢？香港的人口比諸紐約又如何？這其實是一個只有主流沒有分眾，贏者全贏輸者全輸的城市。

一個良好的創意環境就算給不了太多的錢，至少要給人尊重。北京的報紙評選年度十大人物，作家和藝術家居然佔去一半；在香港當作家要受人重視，或許就得賣燕窩廣告。

再說我所熟悉的媒體。一個學者能憑中央台連續每周地講《史記》而名揚全國，香港電視台又有「文化味」又受人注意的居然就是《志雲飯局》了。坦白說，最近一年，我不只辭去港台《頭條新聞》的工作，在內地《南方周末》等報刊上發表文章的次數也快要超過香港了，不是為了那日漸逼近香港的稿費，也不是為了以百萬計的發行量，而是為了一種群體理性討論的氛圍。在那裏，你或許會遭到很多反駁，但你起碼不孤獨，而且真有一種我們能夠改變現實的感覺。在那裏，觀念還是被尊重的，觀念還是有力量的。

走不走？為何走？

如果這番話的酸味太重，講點不扮高深的東西吧。去問問那些不只顧著賭波的球迷，香港市面上最好的中文足球雜誌是哪一本，他們大概會說是《足球周刊》，一本內地出版的雜誌。內地雜誌的種類要比香港多，水準要比香港高，這早已不是秘密了。沒錯，我們擁有全國稀缺的言論自由，但是我們怎樣利用這個珍貴的寶藏呢？有一天，當中國真的更開放更自由，香港會不會順理成章地成為全國的媒體中心、全國的輿論基地呢？

每當內地傳媒把香港捧成「先鋒城市」，要我介紹領略香港文化風味的必遊地點時，我都會很心虛。你總不能老叫人去看旺角、蘭桂坊、文華酒店、阿麥書房、藝術中心和六四燭光晚會吧。凡是本報李照興周日專欄的讀者都曉得，廈門有愈來愈多的「樂活族」開了自己的咖啡小店，雲南有一年一度的搖滾音樂盛會，重慶有一條任人揮灑的塗鴉街……

李照興在他新著《潮爆中國》的序言裏以一個十分浪漫的說法去形容我們這些在回歸前出生的人﹕「最後一代香港人」。我也要用「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去形容我們這群喝《號外》、《年青人周報》和《越界》奶水長大的文化人，以區別開從《城市中國》、《城市畫報》與《新周刊》等內地刊物汲取新知的新一代文藝青年。

終於到了我們這一代該認真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了﹕走，還是不走？

我不是在抱怨什麼，我不怨怪政府，不怨怪商家，更不怨怪我深愛的香港人，真的。我只是想客觀地描述現實，這個市場的現實，這個社會的現實，如此而已。這麼多年以來，我看著許多朋友把工作重心逐漸北遷，從余力為(賈樟柯的老拍檔)到歐陽應霽，從邁克到劉小康，這個問題困擾我很久了。走，不是因為不感激香港養育我啟蒙我的恩德，而是出道近20年了，我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再為這個地方付出。我們「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可以做的，就是走出香港，然後為接下來的「第一代在香港出生的中國文化人」指路，讓他們發現香港以外，世界很大。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