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世紀版 2015年4月7日
在陳果拍攝的西西紀錄片《我城》裏，西西本人也好幾次流露這種孩子氣的好惡、孩子氣的喜悅與悲傷來。就這點而言，我是讚許陳果的，只有一個孩子氣未泯的導演才能捕捉或誘發出這種效果。
這個世界上最珍貴的，莫過於一個小孩子的笑和哭，因為當他笑的時候他是全心全意地笑，他哭的時候是全心全意地哭，彷彿這世界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惹他笑和哭的東西佔據了他的命運。
我不記得是在里爾克還是在紀伯倫還是在泰戈爾那裏看到上面的這個意思，也許是我自己的發現罷。文學世界裏，往往也是這麼一種忘我忘他忘天地的哭笑最惹我珍愛，心嚮往之。西西的作品裏，常常有這樣一種純粹的超越性，勉強名之為「童心」，似乎還不盡其無限意。
在陳果拍攝的西西紀錄片《我城》裏，西西本人也好幾次流露這種孩子氣的好惡、孩子氣的喜悅與悲傷來。就這點而言，我是讚許陳果的，只有一個孩子氣未泯的導演才能捕捉或誘發出這種效果。雖然陳果同時也是最世故的導演，但他身上的頑童性格與西西不謀而合，陳果未及西西的是他對香港世事的洞察尚未演變成智慧，而西西幾乎是從《像我這樣一個女子》開始就擁有這種高於世故的智慧，以至於《我城》需要刻意用拙筆去隱藏之。
「香港冇架啦……」
《我城》紀錄片裏不乏神來之筆，陳果像一個小學男生一樣討好小學女生西西，他讓她筆下的人物化身大玩偶突然出現在正在候船的她面前，她那驚喜把觀眾的心都融化了；他不惜自己化妝成小蜜蜂、整個攝製組扮成童話人物，包圍着一本正經實際忍不住笑的西西，讓她談作品裏的愛情的時候，我甚至有點感激陳果，他做了我們想為西西做而不好意思做的事。雖然這是個壞同學，他在放映後坦承自己沒有看完任何一本西西的書。
這些是會心一笑的溫馨時刻，難過時刻也有。除了西西嚴肅地（在成人眼裏是孩子氣地）控訴猿猴以及地球的被損害的那部分，對於我來說，最傷心的兩個時刻分別是：談到純文學的閱讀風氣的時候，西西決絕地吐出一句：「香港冇架啦……」雖然她指的是文學的理想讀者，但單獨聽來似乎是在宣判香港－－一個精神上的香港之死刑。另外就是西西穿過她家所在土瓜灣、紅磡那邊密集的自由行購物客回家的路，如此艱難，周圍那些本來也是她愛的同胞面孔如此恍惚如此麻木（沒有拍出來的是，在那些地方開設所謂免稅店專門坑騙遊客的香港人之嘴臉也同樣不堪），這是作家在我城現狀的一個隱喻。
與「香港冇架啦」相呼應的一句話，是大詩人瘂弦在回顧港台文學交流史之時慨嘆所道出：香港一度是台灣作家嚮往的文學自由港，「但是後來，香港漸漸閉塞，台灣後來居上」。這個閉塞，除了英殖與北大人的外來壓力，其實，香港人自身的保守和犬儒難辭其咎。香港嚴肅文學生存艱難，絕非香港作家不努力、不創造優秀作品，而是社會之功利心極重，不少讀者追求淺薄快感和速食實用，這就是所謂的「市場」，文學論斤両來賣，不俯就流行口味則被批判為離地、高高在上。
莫言與西西
電影也多次採訪了莫言，莫言和瘂弦實屬中台兩地最頂尖的作家了，他們對西西的激賞和對香港文學環境之惡劣的惋嘆同樣有之。莫言道：「西西，在小地方寫出了大作品。」還說：「八十年代我們來香港，常常讓她請我們吃飯，後來才知道她比我們還要清貧。」瘂弦說：「西西的書桌，是我見過作家最小的書桌，台灣任何一個作家的書桌都比她大。」其實這裏的「西西」可以置換成董啟章或其他一個在香港嚴肅寫作「沒市場」作品的詩人、作家。
然而，恰恰是處境最艱難的、以一己犧牲精神撐起香港文學之獨立豐盛的這些作家，在今日香港網絡上飽受攻擊。《我城》電影一結束，我打開手機，看到的就是又一波淺薄媒體接力而至的對所謂領取「文學綜援」的文學團體及作家的抹黑，此等妄語本可不理會，但接着看到的一篇聲明卻使我在看電影時一直忍住的眼淚掉了下來。被質疑的「水煮魚文化」及《字花》雜誌，為正視聽不得不做出剖腹自證清白式的聲明，文中一一列出文學雜誌工作者的薪酬，其低微令人不忍複述－－你可能想像今天香港，一個碩士畢業的前資深編輯擔任的行政總監，全職月薪只有一萬元嗎？
這些在抨擊者言中是騙取「文學綜援」的可憐人，實際上是香港最勇敢最無私的文學建設者，他們領着微薄的薪金、付出高強度的勞動，成就了一本放在中港台文壇當中都毫不遜色的雜誌《字花》，西西、鍾玲玲等前輩都會在此發表她們的新作－－這不只是惺惺相惜的支持，也是肯定他們的辦刊水準。《字花》的篳路藍縷，不難讓人想起《我城》電影中各位前輩回憶的《大拇指》詩刊和《素葉文學》的艱辛。《大拇指》詩刊和《素葉文學》的水準，絕不亞於之前生命力貌似更強的《中國學生周報》，而《中國學生周報》是有美新處亞洲基金會的資金支持的－－這在今天的港式紅衛兵們看來是否也是「文學綜援」呢？《字花》依靠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微薄資助能走到今天，不至於像以前沒有資助的好雜誌一樣夭折，難道不是香港讀者之福嗎？
文學與市場
當然，按那些庸俗的市場決定論者的邏輯，只要不能「自力更生」的事物便沒有存在的必要。然而物質市場與精神「市場」本來就是兩個不同範疇的東西，一本作為商品的書籍的暢銷絕不等同於它所承載的內容必屬佳品，市場受眾的素質往往決定了市場的健康程度，為何西西的作品要在台灣洪範出版？當然是因為鄰島的版稅和市場體現了對一個真正的作家的尊重。我願意再強調一次，這批強迫香港作家「反省」的所謂「大眾」，為何從沒反省過自身的格調、品味與誠意？西西們嘔心瀝血的創作，豈是爾等靠搬弄幾句高登潮語的譁眾取寵者能「解構」的？
有人用魯迅先生語，說這是怯者憤怒抽刃向更弱者，我說不對，這分明是蒼蠅向勇士的嗡鳴。香港文學對這個城市的精神建設，是一股深而強勁的潛流，細細滲透到每個願意接受其滋潤的心靈中。今天所謂本土派，若不是四五十年前西西《我城》、也斯《雷聲與蟬鳴》等文學作品對本城的文化身分的確立認證，你們有何精神資本？他們大刀闊斧開拓觀念之荒野，可謂前無古人，「我城」二字如今深入人心，對香港有歸屬感的人唸之便會心微笑，雖然後者未必讀過西西《我城》。而假如你讀過，其中奧妙正如董啟章在電影裏所分析：「我」與「城」之間的關係獨立又相屬，離合出無數意義，假如你能虛心思考文學於現實香港挖掘的深意，你對「本土」的思考自然也能更深一層，而不僅是人云亦云和「熱血」、「╳衝」。
這樣的文學作品值不值得公帑資助？當然值得，本質上這不是資助，而是對精神勞動的基本回報，因為市場不健康未能合理回饋，藝術資助制度便來填補遺漏，有何不可？不過話說回來，香港文學作家獲取的藝術資助極其有限，而且只要有一點可能，我們都不去申請資助，把有限金額留給更有需要的年輕作家、澤及更多作者的計劃。
文學與理想
西西有出版社願意投資出版，而以我自己為例，我只有在二十六歲之前出版的詩集申請過最基本的出版資助，其後所有書都是出版社出資印刷。我最後一次申請藝術發展局資助，是二○○八年寫作《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這本書恰恰能反擊所謂「受資助者必寫維穩文學」之說，其中詩作有撐保育、諷刺市建局的，有撐性工作者批判警權過濫的，有諷刺天朝盛世的……幾乎佔了全書一半，最後這本書由本地出版社KUBRICK出資出版，獲得了香港文學雙年獎。
西西四十歲左右開始全職寫作，最初生活全靠微薄的教師退休金；我三十歲開始全職寫作，每個月寫兩萬字以維持一個不低於全港工資中位數的收入，箇中甘苦自知。如果非要像「水煮魚」那樣羅列細節向不懷好意的人交代，我覺得並無意義，而且還變成了許驥文章所言的中國人鬥到最後就是鬥窮鬥慘。其實如何定義「慘」呢？一個創建了自己的文字世界的作家歸根到底是幸福的，一如我們在電影《我城》結尾中所見的西西，她在自己的世界－－陳果找來多個香港模型藝術家搭建的那個驚艷的縮微香港裏面從容款步，時而停下、微笑。
無欲則剛的香港作家，建構了像《我城》這樣一部部文學傑作，暗地裏記錄、重塑了一代代香港人的靈魂傳、心靈史。沒有《我城》的我城，在這些年的動盪中則難免迷失，走向虛妄。事實上，政權強力甚至洗腦教育都不能真正吞噬一個地方的精神，只要創造者繼續創造比權力更深刻的藝術，精神便生生不息。
作者簡介：詩人、作家、攝影師。曾獲香港文學獎雙年獎，台灣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度藝術家（文學）。曾出版詩集《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野蠻夜歌》、《八尺雪意》、《半簿鬼語》等，攝影集《傘托邦》、《巴黎無題劇照》、《尋找倉央嘉措》等。
文／廖偉棠 編輯／袁兆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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