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世紀版
2012年10月17日
編按：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下稱「諾獎」），多位國際級的文學評論家都認為莫言獲獎實至名歸。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致信作協，稱莫言獲得諾獎「既是中國文學繁榮進步的體現，也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他希望「廣大作家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創作出更多無愧於歷史、無愧於時代、無愧於人民的優秀作品，為中華文化繁榮發展，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新的更大貢獻」。本文作者專訪蜚聲國際的文學評論家、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就現當代中國小說發展提出他所觀察的脈絡，並就官方最近的反應，猜想他們有沒有讀過莫言近作。先從莫言於中國小說的貢獻談起……
記者：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莫言的貢獻是什麼？影響是什麼？如今莫言獲得了諾獎，那麼，他在世界文學史中的地位又將如何？
王德威：在198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新時期的文學發展以來，莫言可以說在「尋根」和「先鋒」方面都有相當的貢獻。之後的文學發展，可以說是莫言一代所帶來的非常好的示範。這種示範，一方面延續了共和國的敘事傳統，但是在相當程度上，又逆轉了這個傳統，這裏產生了非常複雜的關係。如今莫言獲得了諾獎，諾獎在世界上有坐標性，莫言作為諾獎得主，一定會（在世界文壇）佔有一席之地。但是我們冷靜地看，諾獎在過去100多年所代表的文化、地理、政治，以及評審委員會所依賴的各種資訊，其中還是有出入的。所以，莫言得獎是實至名歸，但是我們也要用平常心來看待這件事。
記者：莫言的創作，其鄉土書寫承襲了趙樹理、孫犁等作家的傳統，其魔幻成分也有馬奎斯、卡夫卡等作家的影響，莫言有他自己的創新性嗎？
王德威：創新和承襲永遠是相輔相成的，莫言文學中強大的想像爆發力，早在1980年代《紅高粱家族》的時代，已經一鳴驚人。從這個意義上講，可以認為他是全新的創作。但是從專業的文學史角度，我們總是想看出各種千絲萬縷的脈絡。這種脈絡，並不代表他的承襲只是一味的「抄襲」而已。他是在和傳統以及西方對話的語境中，展現他獨特的創新的位置。
記者：莫言的貢獻是否還在於他把中國一些鄉土的東西介紹給世界？
王德威：莫言的創作一方面有他的「中國性」，但是不容否認，在世界文學中，確實有一類文學是有「跨國性」的。你剛才也提到了馬奎斯和卡夫卡，西方讀者在閱讀莫言的時候，勢必會作出聯想。從這個意義上，我可以有些反諷地說，諾獎評委似乎又在用莫言找尋一種容易拆解的價值。我不願意太簡單地回答這個問題，我覺得在「中國性」與「跨國性」之間，有一種微妙的關係。
相對地，我可以舉兩個例子。一個是王安憶，她的作品是不太容易得獎的，她的作品如《長恨歌》，雖然有上海懷舊，評價和銷量也不錯，但不可能達到讓人為之一振但又似曾相識的感覺。另一個例子是賈平凹，他比莫言還要鄉土，鄉土到他的語言都不能被翻譯了，但他獲得諾獎的機率也不如莫言。莫言的獲獎，是天時地利人和，來促成他的成功。
記者：莫言的獲獎，對整個中國的文學創作，會產生哪些影響？中國政府會否就此更加重視小說的創作？
王德威：莫言的獲獎對中國文學創作當然會有影像，這幾天舖天蓋地的報道，想必很多對文學創作有興趣的讀者，以及年輕的作者，會受到很大的鼓勵。但是中國的文學創作是不是因為一個作家的獲獎，從此就脫胎換骨了呢？我也不敢說。文學創作畢竟是相當個人的，新聞效應之後，我們怎樣判斷莫言的影響，再給我們三五年的時間吧。
民運人士對莫言不盡公平
中國政府從來都是非常「重視」文學創作，中國政府對文學的控制，從延安時期開始其來有自，是個很有趣的現象。這方面，中國政府其實是承襲了列寧式的運作機制。所以，從反諷的角度講，中國政府從來都是很「重視」文學的。我希望他們不要再依循黨的路線，可能會得到更多的成績吧。
記者：我們知道，以往中國政府會有「計劃」地在幾年內推出多少部「好作品」，比如「十年十部好作品」，莫言獲獎後，中國會不會又掀起這類「文學運動」？
王德威：我相信莫言獲獎後，又會開始新一輪的「文學運動」。莫言作品研討會之類的活動，我們樂觀其成。但是作協出來推動「十年十部好作品」，或者廣泛招收會員什麼的，這類機制我個人表示非常懷疑。莫言獲獎當然是好事，但是如果藉此來有計劃地干預文學創作，「生產」好作品。我相信在今天劇烈改變的文化生態裏，可能未必能夠達到目標。所以，政府如果不要那麼「重視」，說不定好作品反而來得更多。
記者：有英美評論家說，莫言是在體制內反抗體制，您是否認同？
王德威：如果說莫言在體制內反抗體制，我覺得是把莫言「英雄化」了。他反抗了怎麼樣，不反抗又怎麼樣？我覺得這不是重點。重點是如莫言所說，在這樣一個絕對的壓力之下，在他實際上已經得到了很多好處的體制之下，我不認為他有完全的反抗，也不認為他完全沒有反抗。
我可以開玩笑地說，是「既聯合又鬥爭」。莫言有一種中國農民的智慧與狡黠，好處也沒少拿，反抗也多少反抗了。文學的複雜度，很難用簡單的反抗或者不反抗，來作充分的說明。
記者：莫言的反抗，從他的文本上來看，有哪些具體的表現？請舉幾個例子加以說明。
王德威：李長春給莫言去賀電，這些共產黨的頭頭們如果誰最近看了莫言的小說，他們大概都會把他們讚美的話收回去了。比如《生死疲勞》，講的是中國大陸土改以來60年的歷史。它其實是講一個不願意把自己的土地輕易地捐獻出來的單幹戶，他一輩子為了土地經歷的各種各樣的辛酸。莫言把它寫成了現代的「變形記」，這個人死後變成了狗、豬、猴、牛……在一個什麼樣的體制裏面，會把人變得禽獸不如？莫言的感慨，已經涵蓋在這部作品內。所以，莫言被絕對不會看這些小說的黨中央的領導們稱頌，我想莫言自己捫心自問都會覺得很好笑吧。從這個意義上講，批評莫言的民運人士對莫言也不盡公平。
諷刺一胎政策的小說文本
另外，莫言最近的作品《蛙》講的是一胎政策，這裏面尖銳的諷刺和嘲弄。莫言絕大部分的作品，是把共和國以來那種崇高的、輝煌的、雄渾的美學完全扭轉過來。我曾經說過，莫言所作的是「社會主義式的嘉年華」。這種嘉年華的狂歡，體現的是中國鄉土的生命力，但任何的狂歡，都是一種放縱，這種力量不能小看。
我個人特別推薦莫言1993年的作品《酒國》，它預言了中國在1990年代市場自由化之後最瘋狂、最混亂、最腐敗、最不可思議的狂歡大會。莫言的《豐乳肥臀》，用最情色的方式顛覆抗戰。他的《檀香刑》，講庚子事變山東地區的故事，傳統紅色經典是歌頌，但莫言卻讓人感動。莫言在很多情况下讓人瞠目結舌，你不知道他的想像力從哪裏來的，又不是胡鬧的想像力。他已經在自己所能做的範圍內，做到最好了。我不願意把莫言英雄化，也不必讓他有這樣大的壓力。
記者：中國有大量體制內的作家，而很多好作家也是體制內人，如王安憶、余華、蘇童……體制內作家知道體制的局限，但是偶爾還是要配合體制做身不由己的事情，是否會造成「人格分裂」？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體制內作家的寫作？
王德威：作家不是好人好事代表，也不是民運人士，作家就是作家。他在什麼樣的情况下能寫出好的作品呢？必須付諸公論。莫言能夠出類拔萃，絕對代表了他的成就。共產黨裏面難道就出不了好作家嗎？
會不會造成「人格分裂」是個有趣的話題。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是分裂的，有些作家善用了自己人格分裂的現象。比如莫言手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事，他說延安代表了一個特殊的歷史意義。你又覺得他「實事求是」，一種小農的謹小慎微、得過且過，你要我抄我就抄了嘛，他沒把它當回事兒。
作家需要一種「人格分裂」的姿態，來成全他們的想像力與創造力。我們但願不要人格分裂，但也幸好他們「人格分裂」，所以一方面他們唯唯諾諾，一方面又允許自己在創作的世界裏馳騁他的想象，這不是黨的機器所能控制。他們不會像1950年代那些一心一意為黨國寫作的作家那樣，寫完了被打成右派，如王蒙、楊沫，那真是太慘了。這樣看，真得慶幸這個體制現在已經是百疏一密了，而不是百密一疏。莫言特別證明了這代作家的矛盾，他已經是作協副主席了，這種跟體制交換的複雜關係，值得思考。我當然對這種監視的體制不以為然，但是創作本身就是突破體制的活動。任何社會都有壓力，莫言只不過是在社會主義體制裏，所以特別敏感而已。對莫言這代作家，我個人有很深的敬意，我可以理解到他們的壓力，比一般人都更不容易，任何看了莫言小說的讀者應該都能理解。
記者：你如何看待對莫言獲獎後的眾聲喧嘩？
王德威：我覺得眾聲喧嘩無論多麼膚淺，都是好事。它畢竟迫使一代人，去思考文學和社會、國家的關係。這其中有嚴肅的文學討論，有媒體的報道，也有政府層面的介入。我覺得，莫言的寫作從來沒有受到制式的局限。諾獎在這個意義上，可能是始料未及的效果。就像我前面開的玩笑，國家領導人如果願意花半個小時讀讀《生死疲勞》或《蛙》，他們或許都會覺得這個獎有沒有給對人啊？但是，無論是國家領導人還是絕大多數參與眾聲喧嘩的人，都不會有時間去看書的。只要有一小眾能夠繼續閱讀莫言，知道在這個時代有這樣的作家，我覺得就夠了。
記者：莫言獲獎後，彷彿立刻和政治變得特別緊密，究竟是莫言自己的言行將文學政治化，還是爭論者將莫言政治化？
王德威：爭論者將莫言政治化是無可避免的，他們已經將莫言政治化。但是逼迫莫言為劉曉波表態是很奇怪的，莫言沒有選擇做民運分子啊。我很敬佩民運分子，但是其他人沒有義務表達自己的立場。
不過，反過來說，莫言本來就已經是政治化的了，他接受了作協副主席的位置，他參與了官方的很多活動，他無可奈何的身陷其中。莫言自己的言行將他政治化，我恐怕將來也難免，包括他公開支持劉曉波的事情。莫言因為獲得了諾獎，似乎取得了某種發言權。而主觀和客觀的環境，也似乎不得不讓莫言做出了某種政治的表態。回到最初的問題，諾獎本來就是文化、政治、地理之間的角力。獲獎作家一方面受到最高的尊榮，但一方面也無可奈何地參與了政治方面的運作。
文．許驥 編輯 袁兆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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