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偉豪 - 誰來代表香港？一個分贓與自救年代的降臨

2015年3月9日

【明報專訊】在一個經常強調「誰也不代表誰」的年代，究竟又有誰能代表香港？能夠為香港的真正和整體的利益而發聲和努力？

香港今天所面對的眾多問題，包括了自由行及反水貨客、房屋問題及貧富不均等政策上的難題，其實也只是真正問題的表象，問題的核心是，自1997年回歸開始，香港已失去了一個有效的制度和原有歷史背景，使擁有權力的人有動機和誘因，用香港整體利益的角度來思考和制訂政策。在任何地方，當控制國家或政府權力的人士，根本已喪失了為整體利益而努力的動機和意志的時候，這個國家或地方，其實已進入了一個「無人駕駛」的狀態。

在這個大環境下，通常會出現兩類各走極端的情况，就是有權力的人士，會借用政府的名義來騎劫國家機器，不斷地「尋租」（rent-seeking）及濫權，以權謀私，公器私用，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及使自己的家族或利益集團的權力得以永恆地延續下去。而生活在這個不幸社會的無權者及一般普通市民，在不能夠有效影響政府及其政策的情况下，只能自求多福，想盡方法在這亂世下「自救」，奮力掙扎求存。

一個「分贓與自救」的年代就是如此形成。不幸地，以上所描述的畫面，似乎和現今的香港的發展方向極為相似。例如，今日的自由行政策可以被理解為地產商及零售業的「分贓」行為，而政府在袖手旁觀，拒絕承擔其整合及平衡社會各方利益的應有角色下，市民唯有被迫「自救」，這解釋了為何會有市民自行組織反水貨客活動。

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世界上有很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了亞洲地區的鄰近國家，例如菲律賓和印尼，發展了很多年，但依舊處於「發展」的階段。本來，「發展」是一個暫時的身分和過渡的階段，但不幸地，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這卻往往成為了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甚至是一個看似無法突破的身分。很明顯，發展所需要的不單止是時間，更重要是一個有效促進國家或地方整體利益的制度，使擁有權力的人，真的以國家或地方整體利益的框架來思考，不是只顧為自己所屬的利益集團來分贓，不斷牟取私利。

現今世上的所有國家或地方，只要有政府，一定有它的官方統治者或元首。但是，一個擁有或壟斷了政府權力的人，是否會真正運用其權力來達至整體利益，卻可以是完全兩回事。筆者有一個學生，曾參加了一個有不少國家官員參與的國際領袖訓練活動。回來後，這個學生和我分享他的活動經驗時提及一個使他印象深刻的觀察，就是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官員私下交談的時候，他們往往熱中於炫耀自己的財富和個人成就，但卻較少見他們為國家的落後和苦難而憂心。這正正是國家或整體利益缺乏了代表的典型現象，官員往往關心自己的政治分贓及利益，多於自己國家的發展。在這些國家裏，可能出現很多的富豪，但整體社會則仍是貧窮和落後。回顧香港，在九七後，香港很多富豪的身家均屢破紀錄，但香港整體卻出現倒退，在多方面被競爭對手如新加坡拋離，市民的生活也愈來愈困難。

港「國家自主性」的減弱和喪失

在學術上，若一個國家或地方政府能夠不受少數人操控和不被利益團體所騎劫，有效制定有利社會整體利益的政策，這能力被稱為「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在這分析的角度下，香港在九七後所出現，政策向權貴和少數的利益團體傾斜的現象，可以視之為香港的「國家自主性」的減弱和喪失。但大家千萬不要把「國家自主性」這個學術概念，與國家主權、「港獨」，甚至是「香港建國」等概念和論述混淆。「國家自主性」的概念所強調的是政府的政策與整體利益的聯繫，所以一個地方政府或城市，也可以在其自治或憲法下的權力範圍，擁有「自主性」。畢竟，任何政府，不管是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均應對社會的整體利益負責，而不是為一小撮人服務。

在由Evans, Rueschemeyer和Skocpol 合編的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重新引進國家》）一書中（見參考資料），便對「國家自主性」這個概念有詳細的討論和分析。當中的爭議，是單憑民主的選舉制度，是否就足以保障一個政府的「國家自主性」，使它不會被社會上屬於少數的權貴和利益團體所壟斷和騎劫，從而犧牲公衆利益。作者們認為民主選舉的最大弱點是，要在選舉中勝出，必須花耗大量的金錢及人力物力，因而先天地使社會上的精英、權貴及利益團體享有優勢。因此，要保障社會的整體利益，加強「國家自主性」，一個不容易受政治壓力影響、高質素、高效率、廉潔和公平的公務員隊伍也絕不可少。

有誰來代表香港的利益！

在九七前的香港，雖然沒有民主，但由於有一隊相對優質的公務員團隊，加上港英的殖民地政府是外來政權，必須在香港建立一定的認受性，以維持其有效管治的微妙歷史和環境因素，殖民地香港的「國家自主性」才得以勉強維持，政府的政策不至於全面向大財團和利益團體傾斜。可惜，在九七後的香港，這情况便來了一面倒的惡化，沒有民主的同時，公務員的隊伍也日趨政治化。

九七前後的「國家自主性」的最大對比，也可以從政府的行政長官的角色的重大轉變中看出來。九七前的港督，是由英國政府派過來，可謂「從天而降」，不屬於任何本地的利益集團，可以用較中立的角色參與政策制訂。相反，九七後的行政長官，是透過四大界別的利益團體的「小圈子」選舉產生出來，整個選舉制度的最終目標根本就是要保障，甚至是鞏固利益團體在社會上的利益。這情况下，我們又如何奢望選出來的行政長官，會全力維護香港的整體利益呢？

在這一個誰也不代表誰的尷尬年代，我們除了問誰來代表自己外，更應該問的問題是有誰來代表香港的利益！

◆參考資料：Peter B. Evans, Diet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