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導賞：死在家，可以嗎？ 重新審視臨終護理

星期日生活   2016年7月10日

【明報專訊】我們常忘了，自己會死。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怎麼死？電視劇中，癌病主角在戀人懷中安詳去世，淒美的音樂同時安撫着觀眾，但現實是，戀人之後應該會好麻煩，首先要報警，程序上要解剖，以調查有否他殺或其他過失可能；又譬如，若然想以在自己的牀上一直睡下去的方式離開人世？現今法例下，想要在家離世，必須有醫生在兩周前探視，去世時為你簽發死亡證明，否則就得報警進行刑事調查，並解剖屍體。事實上，香港九成人都是在醫院過世，臨終前可能還聽到儀器響個不停，鄰牀病友的呻吟，醫生緊張急救，往往寫下戛然而暴烈的句號，且讓香港落得「死亡質素指數」排名落後的景况。

《經濟學人》去年公布的「死亡質素指數」，分析全球八十個地方的善終質素：英國排第一，台灣排第六，新加坡排十二，香港排第二十二。不過，政府與醫療界正在積極思變，計劃推動在家去世作為臨終病人的一個選擇，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正進行研究，審視香港的醫護體系，臨終照顧是重點之一。前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該院院長楊永強接受專訪時說，即將呈交的第二期報告將研究國際及香港的臨終護理，並提供在院舍及在家離世的法律、運作模式建議。

世界各地的人死在什麼地方？

在討論香港的情况前，先看看外國情况。

英國：着重臨終享受 聽音樂嗅香薰

英國的院舍機構指出，不少現時在醫院的病人，其實希望在家或院舍離世。因此，政府為這些末期病人提供大量支援，派紓緩治療護士上門護理，助病者減輕症狀、痛楚，亦提供心理輔導。在英國修讀腦退化症碩士的崔志文說，醫生會向家人解釋病者未來的身體轉變，作為「mental rehearsal」。「他們有清晰指引，如儀器上顯示什麼數字，要怎麼辦，香港沒有指引，家人第一件事就是報警。」此外，英國的National Health Service（衛生局）有指引，定立預設醫療指示（Advance Directives，AD）時必須醫生在場，醫生亦需要遵守AD，由法定機構監管執行，而且英國中小學將生死教育納入課程，着重人的選擇權及臨終享受（pleasure moment）的權利：「就算臨終，也不是什麼都不做，他們還讓病人聽音樂，嗅香薰。」

台灣：醫護上門紓緩不適

台灣推行全民健康保險制，紓緩治療的費用也包括在保險內。醫護團隊會上門助病者減少痛楚、不適，護士會為病者更換人工管道、洗傷口、灌食、洗澡、採集化驗樣本等，並指導家人日常照顧、提供輔導、善終準備。台灣提倡市民定立「預立醫療自主計劃」，更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鼓勵末期病人立意願書選擇紓緩治療或作維生醫療抉擇，並將之註記在健保資料系統，方便醫生得悉及執行。此外，台灣於二○○○年將生死教育列入中小學課程，有教授設計教材，推動巿民及早籌劃死亡。

香港呢？拒去醫院

報警、調查、申請剖屍豁免

其實，香港起步比台灣早，是首個將紓緩治療列為專科的地區，但要做到容許更多病人選擇在家中過世，不論法例、醫院資源都要改變。如上所述，現行規定要有醫生在兩周前看過病人，上門簽死亡證明，但現時家庭醫生或公立醫院醫生都沒有上門應診的習慣。所以，現時如病人拒絕去醫院寧願在家過世得要報警，在社署旗下的安老院過世亦然，警方按程序需進行刑事調查，家人需申請豁免剖屍。

今年七十歲的楊永強笑言自己也是長者，他說醫院不是理想的離世地方，稍後提交給政府的報告，將包括在家及院舍去世的可行模式，例如是否需要修訂法例，如何提供社區支援，如何增強人才培訓等。他舉例，末期癌病人一個好重要的治療是紓緩痛楚，新加坡的醫院會給病人一個藥盒，內有貼在皮膚的嗎啡貼止痛，於是在最後的日子不用返醫院。

暫時香港並無大規模研究了解市民對在家去世的意願，稍後會進行電話調查；楊永強表示知悉香港的文化忌諱死亡。他在馬來西亞出生，他的父母去世後，會將遺體帶回家，在家做喪禮儀式。「當然在馬來西亞地方較大，在花園擺，人們來坐夜，所以是很不同的文化。日本以前也很多人在家去世，本來有八成，最近雖然跌到約百分之二十五，但仍比香港高，香港直情不會考慮。」他相信有關文化可以漸漸改變，強調是要給病人一個選擇。

危急關頭 做不做治療？

訂立預設醫療指示

要計劃好，就要及早開始。就算身體健康的巿民，在變成「病人」前，也可透過預設醫療指示（AD）及「預立醫療自主計劃」（Advance Care Planning），及早安排危急關頭的治療意向。「當你去到末期，好危急時，你根本不會有時間思考。在危機前，我會否想將來如何？想不想有好多不必要的治療？例如插喉、吊鹽水、心臟停了要去『搓』心肺復蘇是很傷害性（traumatic）的，我們做醫生時，好多時『搓』到斷晒骨。當我知道時候差不多了（When I really know that my time has come），這些治療你還要不要做呢？」

不過，他也坦言，醫護人員對AD有不少疑慮，例如醫生會擔心按指示不施救會負上法律責任。那麼，要不要像外國般立法，進一步保障醫生？他則說，立法只是其中一步，「以前很多香港人都在家過世，但要讓巿民可選擇在家過世，還需法例及社區資源配合」。有研究指出，香港人去世前六個月平均要入院三次，約住院二十八日，因安老院舍缺乏醫療支援，長者若有發燒、氣促等病痛，便會送院。「在醫院過身的，有近四成是由院舍來，因長者在院舍有什麼病痛，他們處理不到。」

現存問題：浪費醫療資源

《經濟學人》報告中提及，香港的不足之處在於公共醫療的開支、透過研究進行的政策評估及提供紓緩治療。楊永強說，紓緩治療不只是減少痛楚及不適，更是心理、社交、靈性支援。「其實好多人入院，醫生的維生治療根本作用不大，因我們都知道，只是時間的問題。」他說，現時不單是浪費了資源，更是對病人不必要的干預（interventions），「病人都好痛苦，如何計劃得更好？（how to plan better?）」另外，楊永強相信，公共醫療資源雖然緊絀，透過精簡架構與服務重組可改善服務。

資訊不知何處尋

支援在家療養的資源其實不差，巿民可向社福機構申請，有護士、物理或職業治療師家訪，減少痛楚及不適，並減用有副作用的藥物。此外，社工亦為病者與家屬輔導，為離去作準備。陳曉蕾說，外國有的，香港全都有，質素不差，還比外國便宜，基層也負擔得來，只是大家沒留意。「但去到實際操作時，你住邊區，不同的（醫管局）聯網，也有不同的服務。」她形容現在的紓緩治療資源有如「大筲箕」，「有好多個洞，不知道去哪裏找，例如醫院有房可讓人臨終去世，但可能護士都唔知。」巿民通常由醫院取得資訊，但現在是連醫護人員都不重視。

如果有得揀……

楊永強：「如我將來過身，我都想在家過身，it' s a much better place。在醫院好foreign environment，在醫院，你知道擠迫到什麼地步嘛，所以好難在醫院有quality of death。」

楊永強自從離開政府，同時亦遠離公眾視線，濶別多時，今天見他依然一派風度翩翩，談笑風生，充滿幹勁。這天的話題是死亡，他說，退休後，突然有天發現甲狀腺分泌過多，讓他開始想到人的脆弱，自己生命也有完結的一天。「但你怎麼知道自己幾時死？死亡是生命的歷程之一，是你要活出最好的生命（living your life to the fullest）。就算死亡，也要講生活質素（quality of life）。在你死之前，其實你還活着。」

崔志文：「我當然想在家終老，我想，我會在臨終前已佈置好地方，講給家人知我想有什麼形式，例如播一些我喜歡的音樂，選一些我喜歡的衣服離去，因身邊的一切都是有情感記憶的，這樣可以陪着我行最後一段路，無憾。」

曾於大專任教老年學課程，註冊社工崔志文說，「很多老人家說，聽到醫院的儀器響聲好驚，好困擾，在家照顧有個好處，無得預先同人比較。假如你有大腸癌，其實情况未必咁差，但見到對面牀都有大腸癌，又插喉又『搓』，心情都會好差。」

大眾負面看死亡 仍需教育

他說，不少國際研究都指出，病者希望在熟悉的環境中離開，但不一定在家，可以是院舍。要鼓勵大家在家終老，有數個問題要處理。第一是老人家覺得「唔老嚟」。「老人家連骨灰都不想放在家裏，覺得對家人不好。有人講，若死在家中，會變凶宅。在香港社會，暫時仍覺得死亡不是太正面的事，要教育大家，死亡不是正面，但也不是負面，是中性的，是人要經歷的階段。」

此外，紓緩治療涉及預設醫療指示，他認為要清晰定義「末期」、「維持生命」等關鍵詞，例如家人會認為末期是身體完全不能運作，但醫生說的末期是病理診斷，病人或許仍活動自如，故宜由專業人士定義，再教育公眾。現時預設醫療指示沒法律效力，有不少個案，是家人推翻病者的指示，因此他建議增加心理支援，訂立指示時，有社工或護士與病人商討如何邀請家人參與。

陳曉蕾：「我要看是什麼病，就算是癌症，也要看是什麼情况？我是否有自理能力處理？如果病症的症狀自己無得處理，就要專業處理。但如果照顧可以應付，當然是在熟悉地方（去世），同我喜歡的人一起，可以好warm（溫暖），而非好醫療化、冷冰冰的醫院。」

陳曉蕾在寫的新書，正是講病重臨終安排。「未來十年要推（在家善終）的話，我都幾樂觀。」她說，無論政策、學術、社福資源、未來長者的教育程度及經濟能力，都在改變。「香港其實法律上可行，現實中也有人做。」聯合醫院有先導計劃，由醫護人員上門，讓病者在家去世，當中不乏公屋住戶。

倡引入新工種 照顧臨終者

「最大的問題是誰來照顧。不是很多人留意到，最後的時間很短，癌症都是一兩星期。」對政府而言，推動紓緩治療的財政負擔也較輕，「在醫院過身其實非常貴，若將資源轉為支持醫生、護士上門，請護理員照顧最後一個月，若是癌症，以星期計，其實花得不多。現時只得普通家務助理或註冊護士，當然貴。」她建議引入半專業的新工種，概念有如陪月員，但需接受相關訓練。

區結成：「如果我唔想我最後那幾星期、幾日在醫院一個嘈吵、擠迫的病房，每日只准探四小時，這樣的情况下，有幾嘈吵或幾孤獨地走，我可能會prefer（選擇）有其他方式，這應該係有好多選擇。」

醫管局質素及安全總監區結成醫生認為，引進在家離世是「應該做的方向」，「當然香港有好多限制，屋企這麼狹窄，好難在屋企照顧病重的人，有些屋企更不想（病人）死在屋企，然後層樓唔值錢，法律上也有好多嘢限住。香港不能照搬外國，但我相信我們應該有選擇。」

他說，在家或院舍離世，也能讓醫院沒那麼擠迫，西班牙有教授請醫生評估數個病房內的病人什麼時候離世，證明醫生的估計頗準確。「一個病房，你以為是急症、救傷扶危的病房，裏面原來有三四成的病人，半年一年內會去世，若是這樣，為什麼醫療模式不是幫他們面對最後半年的生活、最需要的care（照顧）？為什麼不是問他想要什麼？」後來這位教授說服一些醫生，在急症環境中做紓緩治療。

「這在全世界也是一個趨勢。我們這時代，意識上好過以前。美國在最近十年，法例上准許做善終照顧的中心，醫療保險可以cover（承保）。短時間內，善終中心就去到一個新階段，好多人選擇到這些地方度過最後的日子。如果健康保險包的話，就可以處理到這問題。」他認為社會在轉變，「所以楊教授的報告出來能得到迴響，政府和出面服務團體積極回應，香港是有可能去到另一個階段。這令香港醫療平衡一點。」

文：黃熙麗

圖：林俊源、資料圖片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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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道達人區結成：重提初衷 醫療以人為本

星期日生活   2016年7月10日

【明報專訊】在立法會恢復改革醫委會的條例草案二讀那天，任職醫管局質素及安全總監的區結成醫生在總部辦公室，跟我們由白天談至黑夜。

不過，對於議會內外的爭拗，區醫生其實沒評論太多，只道如果我們追溯這草案提出之始，大概會看出如今的局面其實是信任的問題。

二○一六年，他說是特別的一年。

這不是因為醫學界在時代洪流裏冲出了撕裂，而是因為這是區醫生退休之年，也是他用十年時間醞釀的新書《時代與人》面世之年。

尚有幾個月才退下崗位的他避談身處的體制，但興致勃勃地分享寫書時看到的醫院故事——從中世紀修道院模式的收容所，說起現代醫院的根源，其間穿插推進歷史發展的醫學先鋒，如此聽來，難免讓人像他弟弟區樂民般疑惑，區醫生是否在說沉悶的歷史？

這倒未必，在一個個歷史故事背後，聽出的是他處處對現今醫院發展的思考，盼望在醫院談論先進的同時，要設法保存醫療的初衷。

「雖然我有點懷疑，提醒人莫忘初衷有沒有用。這個時代，哪有人會聽你說關於道德的提醒？」

科技愈進步 臨牀關懷愈忽略

重提醫療的初衷，區醫生沒抱太大期望，是因為他知道早在二十世紀開始甚至更早，不少學者與醫護已先後論說過，「一直以來，不少人推動『以病人為本』的治療，期望補救『以科技為先』的現代醫療不足，只是這些努力跟科技的力量差距很大，有時甚至淪為口號與點綴」。他拿起一本舊書《醫療的目標》（The Goals of Medicine），出版年份是一九九九年，「我想告訴你，這說法有多老，這作者提出的時候，已不是新題目」。每一個年代，都不乏提出批判的人，嘗試把醫療人文、醫療倫理帶進醫學界討論，九九年的美國，醫療發展圍繞維持生命的科技研發，用機器延續壽命、體外血液循環系統、器官移植，「他逆着社會潮流，提醒要小心科技變成一種狹義的進步」——醫療科技沒錯是不斷進步，但這種進步是否真能幫助病人？「人生最後階段，應該得到好好的照顧，所謂的好，是什麼意思？當時實際的情况是，垂危的人一旦出事，就用科技延續壽命，再出事，再用更多科技。這是不是對人最好？」

人文醫學 提倡關懷

思考醫學倫理、着重醫生與病人的關係、追溯醫療的關懷基礎，我以為是由於區醫生出身老人科，耐性、溝通、安撫，讓他體會親自接觸病人的重要。不過，他回想自己的路，認為自己在選擇老人科以前，早已模模糊糊地走上關心人多於科技的路。

到牀邊聽肺 是一門技藝

七○年代，區結成在喇沙中學畢業，到美國布朗大學讀醫學院。選擇科研先進的美國，是一個偶然，但布朗大學卻是他的意願，「我的中學同學，不少早就談論到外國升學，說外國的liberal education是很好的人文、自由思想教育，當時我很想接觸。布朗大學的人文學科，在美國最有名，當時新成立了醫學院，我就申請入學了」。他一邊讀醫，一邊讀哲學文學，不過美國的醫學，還是無可避免地傾向研究多於接觸病人。他記得，他很早就開始讀研究文獻，跟教授討論的都是研究上的事。後來回香港考執照試、接觸英國的醫學傳統，才重新去學在牀邊如何摸病人的內臟，用手去感覺腎的大小，雖然那時已經有了超聲波、X光。「美國不是不教，而是教得很少，病人來到，很快就讓他們去照晒所有嘢，怎會讓你仍然在聽來聽去、摸來摸去？但英國那一套不這樣認為，在牀邊花點時間去聽肺，那技藝是重要的。」

照顧模式先進 在於看見老人需要

八二年，回港後，他第一份工作，是在啟德附近的難民營做醫生；兩年後，取得香港牌，便在瑪嘉烈醫院的老人科做實習，遇上師承蘇格蘭愛丁堡的老人科醫生，算是他的啟蒙老師，其後區醫生也到了蘇格蘭愛丁堡皇家病院受訓。雖然曾經逗留過，但在閱讀歷史的過程中，區醫生重新認識這所病院，故事卻從荷蘭說起——十八世紀初，荷蘭萊頓大學譽滿世界，後世歸功於一直堅持牀邊教學的醫學教授波哈維（Herman Boerhaave）。他的影響力遍及歐陸，大量外國學生慕名而來，當中三分之一來自蘇格蘭。「那些學生回國後，要在愛丁堡建立最好的醫院和醫學院，特點是兼容並包，不完全立足於教會、宗教理想，帶點世俗化色彩，是少有收生不問社會階層，這在當時極講求階級的英國社會是很破格的。牛津劍橋？你若不屬於上流階層，根本無法入讀」。區醫生說，蘇格蘭的醫學傳統，着重人文與關懷，這反映在老人科尤為突出，照顧模式非常先進。「蘇格蘭先於其他地方說如何評估老人的需要，單是身體檢查並不足夠，而是全面評估他身體的功能；它也是最先為老人發展日間醫院、討論讓老人科與骨科醫生合作治療老人骨折的問題，這些現在香港也開始做、變成了常識，但在當時來說是很先進，先進不是在於科技尖端與否，而是他們看到老人的需要，想方法幫助他們。」他說，尤其他做的是老人科，體會到牀邊接觸其實對病人有一種意義。「即使只是把聽筒放在他胸膛、請他吸氣呼氣，如此簡單的過程，也是一種關係。」

追溯歷史 反思醫院變革

因為想要尋找醫療初衷，區醫生翻開跨越幾百年的歷史、閱讀了上百個古今中外大大小小的醫院故事，想要知道現代醫院的起源究竟從何而來、怎樣演變、過程中人類有過什麼反思。他的書，從中世紀開始寫至近代，追溯現代醫院的雛形其實是中世紀附設在修道院、宗教情懷濃烈的收容所、醫療所，當開始步入現代社會，醫療的出發點逐漸脫離宗教、世俗化，法國大革命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經過極崇尚客觀科學的革命年代，然後是追逐科研突破。只不過，與此同時，中世紀照顧貧病者的精神似乎被撥到邊緣位置。「這不是必然的趨勢，但回看歷史，很多時候的確是這樣發生：科技愈來愈先進，牀邊的關懷工夫，就愈來愈被忽略。」他一直用不同醫院說故事，有時在發掘過程中，會出現像愛丁堡醫學院的故事，讓他在歷史中找到自己在人生歷程裏有過的信念其實從何而來；而在歷史的長河裏，他看到的是現代醫學之所以能走到今天這一步，得來不易，「有些時代會令人興致勃勃去革新，但大多數時代其實是顛三倒四、不利於建設，但即使要逆流而行，仍是有不失初衷的人，在測不準的時代變化中，堅持信念，甚至開拓，現代醫學，就是這樣走過來」。

法國醫院 改革之路

這種人物，在他的書裏出現不少，例如在法國大革命前、修道院醫療所當道時，嘗試建立現代醫院雛形的Madame Suzanne Necker。她改建古老修道院而成的Necker Hospital，把本來來者不拒、擠迫不堪、衛生環境惡劣的病房，革新成着重護理、建有清潔廁所、嚴控病人人數。但在秩序井然的醫院概念開始成形之時，法國大革命來臨，這個醫院實驗做了十年便終結，負責護理的修女被逐、Necker避走瑞士，本應流芳百世的醫院重回沉寂，但在法國的醫院改革之路上，它發揮了很大的示範作用。而它的影響，並不止於法國本土，區醫生說，醫院走向現代化，「整個關鍵在法國，那是整個概念的轉變。而法國大革命是個很怪的時代，一邊革命一邊流血，但有人繼續為建立更好的醫院制度堅持，沒有失掉方向」。

南丁格爾 醫護革命航手

另一個帶領醫療在歷史中逆流而上的，是區醫生在訪問中說得最多的南丁格爾。他說，南丁格爾沒錯是現代護士之母，但她其實不是電影中的那種白衣天使，到戰地照顧傷兵並不是她自發去的，那本來是政治任務。但在那裏，她看到傷兵的真實情况，才引起她後來推動的一輪醫護革命。「南丁格爾在她的時代裏，是一直打破固有框框的女性。」她出身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中產家庭，本應留在家裏做待嫁的淑女，但她不理家人反對，一個人到歐洲學護理，回國後遇上克里米亞戰爭，當時歐洲剛出現電報，英軍在土耳其的戰地醫院破爛惡劣，傳回英國後激起輿論，才讓政府迫不得已委派當時嶄露頭角的南丁格爾帶領護士到戰地。女性到戰地，在當時是前所未有，南丁格爾面對軍隊留難，最後除了完成使命，還更進一步地提出革新，建立護士學校。「她發現好多死於戰地的英兵，不是戰死，而是死於缺乏護理」。她數學了得，發明了後來非常有名的玫瑰統計圖，清晰簡潔地報告她的觀察，最後引發政府重組戰爭辦公室的行政管理部門，後來一直用統計分析推動醫院衛生改革。

提升護士專業與話事權

區醫生說，他寫書本意不是整理出醫院發展史，有人認為他在關於醫療制度要如何走下去的問題上好像沒怎樣討論，他說是意料之事，「就像南丁格爾的改革後，護士地位提高了，醫生憂慮地位受威脅，於是開始爭取醫院裏的話事權，這些問題，其實沒有離開過。現在香港討論護士角色，是否可以幫醫生看部分病人、做簡單檢查，這在美國和澳洲已很平常，我們只不過在繼續嘗試外國已經試了的護士專業走向。若我們沒有前進的意識，就會一直留在那個層次討論再討論，但若你想像在一個比較開放、前進的社會，為什麼護士不能多做一點？時代要走向現代，首先我們要思考的是什麼叫現代。買最先進最尖端的機器，抄晒外國的協議、條例，就是現代醫院？」

忽略牀邊醫學 因為我們時間太少

那麼，香港醫療，是被科技主導了？區醫生坦言，這問題不好答，因為香港連討論的基礎都沒有。「在香港，一方面，我們未有條件學美國、全面地追逐科技，原因是我們資源有限，香港是用GDP的2.6%來處理整個公營醫院的開支，這在新加坡、澳洲、英國的人聽來也會感到奇怪，外國一般有4至5%。我們往往是用比較輕微、保守的方式引進新科技，即是當那種新科技已搞清楚真的有效，我們引進，對於應用醫療科技，我們是中間偏慢的。但另一方面，因為資源緊絀，醫生護士與病人的接觸，時間是極短，門診看病五分鐘，巡房十分鐘，這方面我們或許是世界第一，當然你也可以說我們很有效率。所以，若說我們忽略了牀邊醫學，那不是因為我們追逐科技，而是我們沒有時間。」

非討厭科技 關顧與醫術並行

他說，自己並不是討厭科技，也認為一個體制裏如有七千個醫生的醫管局，的確需要有些醫生醉心科技、對新事物好學不倦，這樣才能帶領醫療前進。「單是擁有多高明的醫術是不夠的，若你仍在用十年前的技術，也是不行」，但同時也需要有人提醒關顧病人的重要，「到最後，當然希望整體服務可以比較平衡，但如剛才所說，困難是我們時間太少」。

辦公室裏的區醫生，尚未退下崗位，解釋體制內的事點到即止。耳猶未盡，我們說很期待他退休後的下一本書是寫《白色巨塔》。區醫生笑了，搖頭說自己不喜歡爆料「我不會成為另一個王永平，這不是貶義，只是我不是想走那條路」。那麼，會是哪條路？「下一本書，或許是寫詩。」請不要過於驚訝，追源溯本，一直以筆名區聞海寫專欄的區醫生，大學時代寫的詩其實拿過青年文學獎。

醫道達人區結成（圖：劉焌陶）


區結成用十年醞釀的新書《時代與人》。（圖：劉焌陶）

文：陳嘉文

圖：劉焌陶

編輯：蔡曉彤

sundayworkshop@mingpao.com

讀書／開卷看天下：異見與沉默之間

星期日生活   2016年7月10日

【明報專訊】最近有兩個香港人成為「異見者」：一個是歌手何韻詩，一個是書店店長林榮基。他們各有因由，但帳還應算在中共領導的國家機器頭上。從兩人身上，可以看到這副無遠弗屆的國家機器無意之間，正在打造一種異見文化。

所謂異見者，從來不只關乎思想，也涉及位置、姿態及身影。昔日，一般人的印象中，異見者多是知識分子，雖然現實並不都是如此，但「知識分子」的巨大身影總佔據着大眾目光。例如，1989年北京學運領袖是英雄式的知識分子，2014年雨傘佔領運動裏，有戴耀廷般的學者，雖然遭部分群眾質疑，但公眾目光也離不開「雙學」的幾名學生。異見知識分子的形象是：弱小的書生，提出猶如天理律法的原則（港人反而有時喜歡自貶之為「底線」），面對強權。

何韻詩與林榮基則有點不同，在雨傘運動期間，何由歌手變成明星級社會活躍分子，接着成為被中國官方全面封殺及打壓事業的藝人代表，一下子成為香港「有種」人物。林榮基只是書店店長，卻因「中央專案組」成為「銅鑼灣書店事件」這件大案中唯一的異見者，喊出港人不向強權低頭之聲。兩人在公眾面前展現了勇氣，作出了犧牲，現出了「知識分子」的身影，成為強權的對立面，但原因不是他們本來有着所謂「知識分子」的職業、思想及社會位置，把他們推到那個位置的，是無法無天的國家機器。

簡言之，愈來愈多的「知識分子」不是書生，不是縱論天下之士，任何人似乎都有機會被送上那個位置；當然，這還在乎於個人那一刻的道德決定，妥協還是不屈。

知識分子責任的爭論

差不多同一時間，在中國大陸因為楊絳去世，引發了有關知識分子責任的爭論。有人指摘楊絳及錢鍾書雖然名滿天下，但除了在文革後留下《洗澡》及《幹校六記》等外，在反右文革期間，還是毛以後的時期，從來沒有為社會政治不公仗義執言，他倆不是知識分子的表率。相反，有人以自由主義的原則，認為任何人也有沉默的權利，誰也無權指摘錢楊二人。不久，徐賁發表了頗受注目的〈沉默是知識分子的「權利」嗎？〉一文，指知識分子對公共事務保持沉默，雖然是公民權利，但畢竟沒有盡自己的社會道德責任，即康德所說的「不完全義務」（有別於屬道德底線的「完全義務」）。換言之，仗義執言你可做可不做，但若做了就能表明你盡了公共知識分子的特別責任。而著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張鳴則回應徐賁，指他說得實在太輕巧了，在嚴苛的環境裏，保持沉默是情有可原；張還暗示，徐身在海外，只是展現一種「看客式的勇敢」，令爭議火上加油。

用香港例子對照這場爭論，我們也許可以得出一種頗為後現代的回應：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只是某時某刻專權把人推至某種絕境的結果，是媒體及公眾渴求及想像的景觀，根本不存在一個叫「知識分子」的群體，那麼，還談什麼「知識分子的」責任呢？社會學家鮑曼說過，「知識分子」只是一種戰鬥召喚，而在如今的中國，徐賁要召喚一場怎樣的戰鬥？似乎這場爭論裏的人也說不清。

我其實並不那麼後現代，畢竟，一般人大部分時候都不是活於兩極。只有少數人以異議作為終身職業，以至生活的主軸（例如劉曉波）；至於完全保持沉默者，在最壓抑的專制極權時期也許常見，但終究並非常態，否則如今的監控審查者也不用那麼忙碌了。在這兩端之間及之外，那些擁有文化資源與地位，被視為最典型的知識分子，到底在做什麼，他們行為的道德意義是什麼，我以為更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在這個背景下，我介紹大家讀一下《沈從文的家國》。作者李揚是搞文學的，但他在撰寫這本有點像傳記的書時，心中必定想着許多政治問題，否則，他不會從沈從文文學創作末期，即1940年代，作為起點。

沈從文的沉默後半生

全書的起點，正是解放前夕。在中共政治運動還沒有全面開展（雖然郭沫若等已撰文批判他，指他為「反動作家」）時，他已停止文學創作，他大概預感到，自己強調「人性」的文學觀，並不容於中共工農兵革命文學，他甚至在1949年自殺過。可是，他一生幾乎沒有公開發表過批評中共當局的文章，私人書信提及的也極少而零星，相反，李揚從他1952年至文革前的書信中，找到不少接受「改造」的證據，他還寫過歌頌新社會的詩文！文革時他當然也逃不過被批鬥，但1980年時文革已過，他受邀到美國講學，他還把自己的經歷輕描淡寫，甚至否認當局限制他寫作。用徐賁等的看法，他不是勇者，更不是時下香港的異見者。若有人要用「沉默」來形容沈從文的後半生，甚至不再視他為知識分子，亦無不可，他不像文革時犧牲的遇羅克、張志新及林昭等這樣的烈士。

可是，作者在書中卻微微透露着對沈的敬意。在中共掌權後，沈雖然偶然心癢要重新創作，但總是無疾而終。他的下半生光陰，都花在文物研究上，寫下了行內人讚歎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然而行外人，特別是搞文學的，可能真不知他在搞什麼玩意。最寬容的讀者，大概只能欣賞他的毅力。雖然物質條件匱乏，得不到領導歡心，但他卻在歷史博物館裏的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人生意義。在政治運動高峰期，跟所有知識分子一樣要被改造、被批鬥，甚至要下放到農村幹校，即使後來可以回北京工作，卻要躲在自己殘破的斗室中做研究寫書，他還是無怨無悔，甘之如飴。

「堅持工作 留下一些東西」

有評論說，沈從文小說的人物故事，大多並不關於出走或對抗，而是「留下來」的結局。他自己人生最後的幾十年，在政治上最艱難的歲月，恍如走進了自己的小說裏，盡是「留下來」的故事，甚至可說是「投進去」，投進一個無力改變的體制裏，但他卻能在當中找到自己小小的天地。他在家人、同事及朋友眼中，是個忠誠的「鄉下人」，同時，他大概為歷史博物館及社科院歷史研究留下專業及敬業的模範。但是，他沒有為自己的事業及人生轉折，作多少文化與道德的詮釋，他最後只是淡淡地說：「許多人在運動中都犧牲後，就更需要有人頑強堅持工作，才能留下一些東西。」

我還在琢磨他留下了什麼「東西」，我不知道，在這個年頭，還是否有人有我這種興趣，閱讀及思考這種卑微的故事，審視那些算不上是勇敢的人生抉擇。然而，我真的更有興趣知道，何韻詩今後會如何做她的歌手，林榮基留在香港會如何過他的生活，我想，那絕不是幾天的媒體頭條及網上洗版可以告訴我的。

文：葉蔭聰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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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港官與公安磋商甚麼東東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7月8日

林榮基記者會後，梁振英煞有介事地去信「中央」說是反映港人對這件事的關注；然後煞有介事地由律政司長、保安局長等到北京與公安部討論事件；回港後又煞有介事地由689與袁國強等人會見傳媒，說取得了成果。

取得甚麼成果呢？就是雙方就通報機制循時限等四方面作檢討。另外就林榮基案中共在港官面前播出林被監視居住和認罪片段，689接着說：「不同的司法管轄區是有不同法律的，每一個社會的居民，他去到外地都要遵守當地的法律。」

香港人對銅鑼灣書店的關注，是關注通報機制嗎？是認為香港人到世界任何地方都不須遵守當地法律嗎？

通報機制再怎麼「完善」，如果在強權脅迫下要被拘留者簽名同意不通知家人，中共執法部門也有大條道理而不通知香港警方，就4個方面去檢討通報機制有甚麼意義？至於「每一個社會的居民，他去到外地都要遵守當地的法律。」還用的着689說嗎？香港人到世界各地，怎麼會不知道要遵守當地法律？問題是：林榮基在大陸，究竟犯了麼法？在大陸寄書犯法嗎？大陸憲法寫明有出版自由，沒有任何法律講有禁書，也沒有法律講不得寄所謂「禁書」，更沒有法律列明任何人不得在境外向大陸寄「禁書」。寧波市公安局竟然說，發現有人向寧波銷售境外書籍，而「書籍是從香港銅鑼灣書店購買」，於是銅鑼灣書店出售書籍也成為罪名。香港人關注的就是在大陸隨時會觸犯沒有法律列明而被指為違法的事，更關注在香港做合法之事到了大陸卻被指在香港從事對大陸非法之事。

對銅鑼灣書店事件，香港人最關注的是中共的「跨境執法」，今年一月《環球時報》社論說，「強力部門通常都有規避法律讓一個被調查者進行配合的辦法」，對「跨境執法」實際上已自我承認。袁國強等人到大陸商談銅鑼灣書店之事，若真正表達香港人對事件的關注，又怎能不講這個最重要的關注？怎能不當面問清楚《環時》講的「強力部門」是怎麼回事？

不提「強力部門」，不提銅鑼灣五子究竟觸犯了大陸哪一條法律，而講無關痛癢的通報機制，看林榮基剪髮影片，還好意思說取得甚麼成果？

而正在689和袁某等大晒通報機制的時候，寧波公安局就為文說林榮基「違反取保候審規定」，促他回內地受查，否則將對其「變更刑事強制措施」。《人民日報》對這次公安部與港府有關部門的磋商更有與港官截然不同的表述，這份中共中央機關報表示，經磋商後，「內地各省市公安機關與港警執法合作必將更加緊密」，「犯罪嫌疑人以為逃到香港就可以逃脫法律制裁的圖謀難以得逞了。」

林榮基躲起來不是沒有理由的，經689派高官到北京磋商後，香港人在大陸以至在香港的法律權利是多了些保障還是更無保障？確是使香港人疑慮重重。

李立峯 - 從不滿政治到不滿社會：本土派和民主派支持者的差異

2016年7月7日

【明報文章】本土派在今年初正式成為一股大家不能忽視的、有能力左右選舉的力量，但我們對廣大市民當中的本土派支持者的特徵所知其實仍然不多。一般認為，本土派支持者相對於民主派支持者更不滿特區及中央政府、更傾向接受武力抗爭，以及更有可能支持如港獨等激進的政治目標。但除了說本土派在一個單一維度的政治光譜上比泛民處身於一個更極端的位置之外，我們還可以怎樣了解本土派和民主派支持者之間的差別？

筆者在今年5月剛進行了一個香港社會與文化轉變調查研究。該研究計劃並不集中於市民的政治態度上，較接近社會指標研究（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的傳統，問卷主要涉及香港市民的一些基本社會價值觀和對社會的一些認知，如人際間的信任、社會包容、後物質傾向、對移民政策的態度等。其中一組題目涉及被訪者認為香港社會是否公平、平等和開放，將會在以下分析。今年的調查亦加入了被訪者認為自己屬於哪個政治派別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政治取向的市民在一些社會態度和認知上的差異。

兩個調查的分析結果

表1總結了相關的分析結果。由於本文集中談本土派和民主派支持者之間的差異，被訪者只被分為3組。本土派自成一組（佔整個樣本的7.5%）。民主派支持者包括「溫和民主派」支持者和小量「激進民主派」支持者（分別佔整個樣本的27.6%和1.7%）。建制派支持者、自稱中間派的市民，以及無政治取向的市民則被歸納為其他市民。

表面上看，表1的數據很「正常」：本土派支持者的認知比民主派支持者的認知更具批判性，而民主派支持者的認知則較其他市民更具批判性，例如只有兩成左右的本土派支持者同意香港社會中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同意這句話的民主派支持者及其他市民分別有三成多及四成多。

但如果仔細一點看，在頭4個問題上，民主派支持者和其他市民之間的差異，遠小於民主派和本土派支持者之間的差異。這在第3和第4個問題上最明顯。超過六成其他市民認為個人努力和能力是決定一個人能否在香港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同意這句話的民主派支持者也接近六成；但同意這句話的本土派支持者低至三成以下。同樣地，不足兩成本土派支持者同意香港的社會制度普遍而言是公平的；同意這句話的民主派支持者超過四成，甚至稍高於其他市民中同意這句話的比例。

相反，在第5和第6個問題上，民主派和本土派支持者之間的距離，就較民主派支持者和其他市民之間的距離小很多。本土派支持者和民主派支持者中，都有約六成認同很多香港人未能分享到香港的繁榮；認同這說法的其他市民只有三成半。

在討論這些結果前，先再補充多一點數據。由於5月的調查重點在社會價值和認知上，沒有問到被訪者對政府的評價。所以，筆者回到今年3月中大新傳學院進行的另一個調查，其中有兩條題目跟政治科學中的外在效能感有關，即人們認為現有的政治系統能否回應民意。

表2顯示，在兩個相關問題上，情况跟表1的第5和第6個題目相似：本土派和民主派支持者之間的差異，遠較民主派和其他市民之間的差異小。尤其是在「香港特區政府是否樂意接納民意」這點上，本土派和民主派支持者的態度，基本上沒有分別。

民主派支持者不滿 集中政府大財團

將表1和表2結合起來，我們可以作以下的概括性描述。民主派支持者非常不滿現時的香港政府和政治制度，亦同意社會上有強烈而不合理的貧富差距；但他們的不滿仍主要是集中在政府和大財團這兩個最主要的政治和經濟權力擁有者之上，他們對「社會」本身，並沒有比其他市民負面很多的想法。而且，近六成民主派支持者仍然相信，個人努力和能力仍然是決定人的成就的最重要因素。他們相信，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就算改變不了社會，至少可以為自己的生活爭取到一些東西。

本土派對「社會」有非常負面觀感

相比之下，本土派支持者的不滿情緒，已經不限於政府和大財團這些權力擁有者身上。他們對籠統意義下的社會制度以至「社會」本身有非常負面的觀感。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相信努力和能力決定成就的，只剩下四分之一；相信社會制度整體上是公平的，不足兩成。

有這種社會認知為背景，本土派對激進行動的支持就容易理解。筆者最近也在做一些跟香港社會和文化轉變研究計劃相關的焦點小組訪談。兩星期前一個小組內一名青年參加者就說，既然社會已經壞到一個程度，不如推倒它從頭來過。這名青年人沒有自稱本土派（焦點小組的重點亦不在參與者的政治態度），但他的說法很可能代表着一些本土派青年的想法。

本土派似成絕望情緒集結點

電影《十年》能夠引起那麼大的迴響，多多少少反映了「悲觀」是當下香港社會情感結構中的主調。但從民調數字看，悲觀還是有程度之分的。對政治、社會，以至個人能否掌握自己的將來的徹底失望，也許目前仍然只存在於一小部分香港人當中。而本土派除了建基於一種跟身分認同相關的論述外，似乎也成為了這種絕望情緒的集結點。筆者懷疑，這種強烈和全面的悲觀情緒，就算對本土思潮的發展，都不一定是件好事。只不過，悲觀和絕望不一定是不合理的反應。如果衝擊各種現有社會制度和文化的荒謬事情繼續發生，悲觀和絕望只會成為更多人的回應。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區樂民 - 無憂也是憂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7月7日

生活不如意時，我們幻想如果怎樣怎樣，那就美滿了。然而，現實生活比幻想中的生活，來得複雜。

徐先生和太太是我的好朋友，六年前，他們開發了一個很成功的電腦軟件，被國際公司收購，賺了一大筆錢，兩人決定退休，開展理想的生活。

「嘆世界六年了，感覺如何？」這天我問徐太太。

「還不是過日子。」她淡然地說。

「其實你會否覺得可惜？」我問：「你接受了高等教育，聰明，才四十多歲，但不工作。」

「這也是我最近常常想的問題，」她答道：「財富是足夠了，兒子念大學，很懂事，不用我操心，丈夫愛看書和電影，自得其樂，而我，日子輕鬆，不能說不開心，但也說不上很開心。」

「找份工作吧，」我提議：「有收入也好，義工也好。」

「曾做義工一年多，感覺一般。有薪酬又有挑戰性的全職工作，很辛苦；容易做的，太沉悶。」

人就是奇怪的動物，生活無憂，沒有壓力，仍會不快樂。

徐太太喝了一口咖啡，沉默片刻，才道：「但有時候，我很羨慕那些勤勤力力、為口奔馳的人，他們每天都有清晰的方向。」

「如此『離地』的說話，若放上網，肯定遭人圍攻。」我笑了。

「但這是我由衷的想法。」徐太太認真地道。

求不得，是苦；求得，仍是苦。快樂是人生中最大的課題。

岑逸飛 - 《春秋》三傳

生命通識   2016年7月7日

《春秋》名列儒家經典「五經」之一，是中國最早的編年史。孟子對《春秋》極為推崇，《孟子．滕文公下》提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也有人認為，孔子沒有「作」《春秋》而是「修」《春秋》。也許孔子的《春秋》，有些是「作」，有些是「修」吧！基本上，孔子是以魯史為主，加上其他各國史官對其所屬國家的記述，再加入個人觀點，予以滙編修訂。但《春秋》寫到魯哀公捕獲麒麟就停寫了，因為孔子認為這是世道衰落的象徵。

孔子的《春秋》筆法，是存有褒貶的，所謂「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然而《春秋》的記載，未免過於簡略，有點像今天報紙上的新聞標題。但新聞標題僅是畫龍點睛，不存大義，《春秋》筆法，則以微言曉大義，例如用「殺」或「弒」或「誅」，都各有深層含義。「殺」指無罪而殺，「弒」指以下犯上，「誅」則指有罪、有理而殺。

由於《春秋》筆法太委婉含蓄了，於是有了解釋《春秋》的三傳：《左傳》像是報紙上的新聞內容，敍述事件的來龍去脈；《公羊傳》和《榖梁傳》則着重闡釋孔子對此一事件的評價。晚清經學家皮錫瑞在《春秋通論》中說：「《春秋》有大義、有微言：大義在誅亂臣賊子，微言則為後王立法。惟《公羊》兼傳大義、微言；《榖梁》不傳微言，但傳大義。」可謂的論。

今人所讀的《春秋》三傳，主要是《左傳》。《古文觀止》第一篇《鄭伯克段于鄢》，正是源出《左傳》，把鄭莊公的凶殘偽善，描敍得生動逼真。《左傳》長於敍事，富於情節，具故事性和戲劇性，善於描寫細節，如寫晉公子重耳出亡及返國經過，選材布局均屬恰當，是一部上乘的文學性史書。

南宋學者胡安國以畢生精力纂修《春秋傳》，欲借《春秋》寓意，不拘章句訓詁，發揮理學家以義理治《春秋》的宏願。他對《春秋》三傳的評定也甚有見地，謂想知道歷史事實就該去看《左傳》；想知道規則和原則，就該去看《公羊傳》；想知道《春秋》義理，就該去看《穀梁傳》，才會明白孔子深層道理的蘊藏。

不過講述《公羊傳》和《穀梁傳》的，自東漢以後，幾乎銷聲匿跡。《公羊傳》的運氣較好，清朝在光緒中葉，公羊學忽而大盛，講述公羊學的學者，舉其表表者，便有劉逢祿、龔自珍、魏源、康有為、戊戌六君子等。特別是龔自珍，通過公羊學大膽地對現實進行批判，深刻影響了晚清社會，而康有為則以公羊學的「三統」、「三世」說，為戊戌變法維新提供理論依據。

倒是《穀梁傳》，一向備受冷落。直至近日，舊同學耿光天醫生贈以《穀梁傳》的中英對照一書，原來是其令尊耿亮的生前遺作。耿老先生是香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新聞界前輩，翻譯中國古籍卓然成家，難得他把眼光投射到這本幾乎被人遺忘的著作，並且譯成英文，可傳播到海外，功德無量。

趙崇基 - 一百個人的十年

2016年7月5日

【明報文章】文革五十周年，網絡熱議，官媒冷待，經歷半個世紀，不少中國人，對着這齣歷史悲劇，依然選擇沉默。

這些日子，翻開馮驥才於1997年寫的《一百個人的十年》，差不多二十年後重看，讓人懷疑，這個民族，到底有否從歷史的荒誕之中得到教訓。

書中作者前記，第一句就為文革「定性」：「二十世紀歷史將以最沉重的筆墨，記載這人類的兩大悲劇：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是的，文革浩劫，比起法西斯暴行，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這十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蹟般地消失，人間演出原始蒙昧時代的互相殘殺；善與美轉入地下，醜與惡肆意宣泄；千千萬萬家庭被轟毁，千千萬萬生命被吞噬。」君不見，今日中國人的文明敗壞，道德淪喪，其根源正是這十年間，一場政治運動，對中國人靈魂的虐殺？

書中的百人故事，其怵目驚心，匪夷所思，固然令人為一代中國人的愚昧無知掩卷，最可悲的是，正如作者所言：「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我們的民族過於健忘。文革不過十年，已經很少再見提及。」「也許由於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壓，小百姓習慣用抹掉記憶的方式對付苦難。」

「一個沒有懺悔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

這個民族，不只沒有懺悔，連人民懺悔的權利也被剝奪。這個民族，即使經歷浩劫，有了權力之後，還是樂此不疲，重複犯錯。這個民族，寧願選擇遺忘，也不選擇反省。

那些罵日本讚德國的中國人，不妨也學學德國人，想想如何以史為鑑吧！

趙崇基 derekee@gmail.com

吳靄儀 - 不要再提點法院了

2016年7月4日 

【明報文章】司法獨立是香港制度之中最重要的基石，但習慣了操控一切的北京政權始終對這個司法「獨立」不受控制耿耿於懷，明知這是最敏感的要點，也忍不住不時發表不適當的言論，包括提點司法機關怎樣判案才符合國家利益。最近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接受《紫荊》雜誌訪問，又指示一番，稱說着佔中和旺角暴亂得不到重懲，人們對法治就不會那麼敬畏。

王主任真是大錯特錯了，要是法庭接受中央官員的提示判刑，那才真的令人們對法治失去敬畏，事實上，法官判案一旦接受中央提示，香港的法治就蕩然無存！這麼重要的官員竟然這樣言論失當，顯見中央與香港之間的文化鴻溝多深！

中央官員顯然對某些案件的判決及懲處不滿，但對判決不滿，豈獨中央官員？大律師公會呼籲香港市民要尊重法庭裁決，因不滿裁決而辱罵法官會構成藐視法庭，衝擊法治。庶民泄憤不可恕，大官指示就可接受嗎？藐視與否，不只在乎所用字眼，而是在於是否有意施壓，其言行是否令常人擔心法庭會受到壓力。大官的「提點」，肯定比庶民的胡為更具震懾的作用。

正如鄧偉鈞新著《真假法治》（其實作者應贈送一本給港澳辦主任）所說，了解法治，要知法治並非完美。最重要的不是每宗案件的判決都正確，而是司法程序必須堅守公正原則。每個律師的專業生涯中，都遇過不應輸而輸掉的官司，都遇過法庭作出不應作的判決，人為的制度不能要求完全不會錯，我們要求的是能自我糾正﹕下級法庭判決錯誤，可由上訴法庭糾正，上訴法庭的錯誤，終審法院可以糾正。裁判法庭每天審案無數，不服者可上訴原訟庭，要是律政司認為刑罰太輕，也可以要求覆核和上訴。不服原訟庭的裁決，若有重大缺失者，可向終審法院申請受理。為此，所有判決，必定要清楚解釋判決的根據和理由。不是每一宗寃案、錯判都有機會得到糾正，正因如此，做律師和做法官的人每一宗案件都須全力以赴。這是實踐法治世代經驗所在，司法界深明大義，北大人少一些提點，多一些尊重，人們對法治就更有信心了。

孔誥烽 - 告別大不列顛

2016年7月4日

【明報文章】英國脫歐派在公投勝出，引發全球金融動盪。英國脫歐的長遠影響是什麼？沒有人說得準，因為一切還取決於一連串懸而未決的問題。選民大比數支持留歐的蘇格蘭，已經準備再次舉行獨立公投。2014年蘇格蘭獨立公投獨派以44.7%對55.3%無功而返。現在英國脫歐，蘇格蘭人希望通過脫英留歐，獨立成功機會大增。而英國正式脫歐之後，英國與歐洲將維持怎樣的經貿關係、英國和歐洲的資本和產品能否仍以低門檻進入對方市場，更是未知。

英國脫歐不是黑天鵝事件

很多人說英國脫歐是無人預期得到的「黑天鵝事件」。但細看一下，其實又不是完全無迹可尋。在臨公投前，支持退歐的民意飈升。移民人權工作者、國會議員Jo Cox在公投一星期前被疑似右翼瘋漢射殺。不少人以為這會為留歐派吸引更多同情票，但槍擊後的民調竟然顯示退歐民意不跌反升。

在這脫歐派來勢洶洶、兩派叮噹馬頭的情况下，留歐支持者一定會空群出來投票，一票都不能少；相反，脫歐支持者因為要求激烈地打破現狀，引來巨變與不確定，稍有猶豫就不會出來投票或改投留歐。在這上坡劣勢之下，脫歐仍能以52%對48%勝出，不能說沒有說服力，即使再投，結果恐怕也會是一樣。那些說「投脫歐選民以為脫歐不會過才會這樣投」者，都只是無法接受現實自欺欺人而已。說年輕人都支持留歐、只有老人支持脫歐，更是無視年輕人是投票率最低一群的現實。

脫歐派勝出，其實反映了一個英國自1980年代以來的大趨勢。很多人預計脫歐不會勝出，只是低估了這個大趨勢而已。年初《經濟學人》已經刊文，說脫歐公投，其實就是全球化受益者與受害者的對決，並預測在歐洲一體化下增長強勁的地區將傾向留歐，受自由貿易逼迫的傳統工業區則會投脫歐為主。如你看看公投結果的地圖，會發現這個預測基本正確，只是支持留歐的自由貿易得益區，除了要以歐洲抗衡倫敦爭取更大自主權的蘇格蘭之外，就幾乎只得倫敦及其周邊地區。這次公投結果，體現了英國的貿易自由化受害者，遠多於受益者。

新自由主義受益者與受害者的對決

這個「倫敦vs.全英倫」的格局，起源自戴卓爾夫人1979年上台後進行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改革。戴卓爾夫人的政策，包括將政府經營的煤礦私有化、取消工業補貼、開放自由貿易、緊縮政府開支，同時進行名為「大爆炸」的金融業規管大鬆綁。這造成煤礦、造船廠、鋼廠和其他大工廠大規模倒閉，失業遍野。而福利被裁，更令工人階級家庭的生計雪上加霜。獲得更大自由的倫敦金融業，則愈做愈大，使倫敦成為與紐約並立的全球頂級金融中心。

自戴卓爾時代起，英國中央政府的財經社會政策，全面向倫敦傾斜。整個中央政府，彷彿成為只服務倫敦、不再理會倫敦以外地區的中央政府。這個轉化，催生了「英國即倫敦、倫敦即英國」的格局。都市地理學理論家Neil Brenner稱之為「國家政權的尺度轉化」（rescaling of statehood）。這個新格局使倫敦以外地區成為寸草不生的廢土。樂隊Pink Floyd 在1983年推出的大碟The Final Cut其中一首「The Post War Dream」，對戴卓爾時代工人階級社區的絕望景况有很傳神的描寫：

If it wasn't for the nips being so good at building ships
（如果不是日本仔那麼會造船）
The yards would still be open on the Clyde
（克萊德河邊的造船廠應該還未倒閉）
And it can't be much fun for them beneath the rising sun with all their kids committing suicide
（而他們在上升的太陽下不會有什麼樂趣，因為他們的孩子都在自殺）
What have we done Maggie what have we done
（我們到底做了什麼？Maggie(戴卓爾夫人)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What have we done to England
（我們對英倫做了什麼？）
Should we shout should we scream
（我們要叫喊嗎？）
"What happened to the post war dream？"
（「戰後的夢想怎麼了？」）
Oh Maggie Maggie what have we done？
（啊Maggie Maggie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撕裂英國的3股力量

支持蘇格蘭獨立的左翼民族主義理論家Tom Nairn曾指出，戴卓爾時代的這種倫敦化政策，加上潛伏200多年的族群文化矛盾和英國君主立憲制的落後反動，乃是蘇格蘭民族主義崛起的底蘊。勢如破竹的蘇獨運動認為既然中央政府只管倫敦金融，蘇格蘭人便應乾脆脫離英國再造國家、復興工業和重建福利體制。這是對抗新自由主義的建國希望政治。

英倫的傳統工人階級無法有獨立建國的願景，他們只能期待工黨回朝，逆轉戴卓爾時代的政策。但1990年代工黨在貝理雅之下全面向右轉，與保守黨只顧倫敦的金融化和自由市場政策趨同。之後歐盟東擴，東歐移民大舉移入英倫，成為低薪服務業的生力軍。傳統工人階級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沒有最絕望，只有更絕望。在「伊頓公學——牛劍——倫敦金融區——國會——唐寧街」一條龍的精英建制眼中，這些「失敗者」都是可有可無可隨時置換的廢人。這些深感被整個建制出賣的中年低下層，便是這次脫歐運動的中堅。

脫歐公投之後，英國建制紛紛攻擊支持脫歐的選民，罵他們瘋狂不理性，被民粹右翼排外法西斯政客操控愚弄搞出大災難。但這些選民真的那麼不理性嗎？大家在講的，是誰的理性？

從倫敦圈精英的理性來看，脫歐當然不理性，因為加速歐洲一體化，讓倫敦鞏固其世界金融中心地位，成為美國、中國等地資本進入歐洲的橋頭堡，絕對符合他們的利益。但這卻不是倫敦以外絕望一群的理性。對後者來說，生活早到谷底，不能再差到哪裏去。他們投票支持脫歐，就算無法改善自身處境，但若能為踩在自己頭上、蔑視自己的建制精英帶來巨大損失，讓他們驚慌嘶叫，也絕對是符合他們自身利益的理性行動。這是「你不讓我翻身，我便與你玉石俱焚」的絕望政治。

蘇格蘭脫英留歐、英格蘭大部分地區支持脫歐，和倫敦支持留歐，代表的分別是1980年代戴卓爾夫人改革釋放出來的希望政治、絕望政治與新自由主義政治。英國在這3股錯綜複雜的力量拉扯下撕裂甚至瓦解，恐怕會愈來愈難避免。

延伸閱讀：
（1）Tom Nairn. 2003.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Common Ground.
（2）Neil Brenner. 2004. New State Spaces: Urban Governance and the Rescaling of Statehoo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練乙錚先生的說法有所不同（閱讀全文）：

//英國退盟，其實不是歐洲成立聯盟的基本概念不好或者退盟派的宣傳太卑鄙太有效而人民太蠢所導致的，也不是左翼人士說的全球化有問題、低下階層對跨國公司榨取利益導致99%與1%之爭反彈引起的。究其原因，其實就是「過猶不及」闖的禍。一國之內，過分的階層之間的利益再分配，無論怎樣崇高堂皇，終歸要失敗，像共產主義那樣屢試不爽；那何況是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

鄭立 - 你討厭政治，那你喜歡權術嗎？

鳴人堂   2016年7月4日

「我討厭政治」，「我政治中立」，「我不講政治」，這些話，已經是我們上一兩輩人的口頭禪，經歷過二十世紀至今的諸種動盪，香港的暴動，臺灣的戒嚴，社會彌漫著一種政治恐懼症。我們認為，政治是污穢的，政治好像只能為人類帶來鬥爭與痛苦，人類想要幸福的生活，就應該討厭和避開它。

有人說過，政治是眾人之事。甚麼是政治？不厭其煩的說，政治的本質，其實就是人事。不論人與人之間的相愛、相恨、相厭、排斥、合作、妥協、壓迫，都是政治。如果創世紀是真的話，那麼政治誕生的一刻，就是上帝從亞當的肋骨中創造了夏娃之時；當這世界上出現第二個人類，政治也同時誕生。

所以，會有所謂的辦公室政治，如果你的工作是獨自一人看守燈塔，是不會有辦公室政治的。但處於一個有兩三個同事，大家一起工作，吃飯，休閒的環境裡，辦公室政治就會出來。在家庭裡家人的相處也是政治，而擴張到一間課室、一個家族、一支球隊，一個俱樂部，人與人間相處就是政治。

政治也像廁紙，人去了廁所，就要擦屁股，擦了屁股之後，廁紙自然是髒的，令人厭惡的，你討厭一張擦過屁股的廁紙，想要他遠離自己的視線，丟進馬桶裡沖掉，是很尋常的事，是人之常情。

但是如果說，因為討厭政治，而不理會、不去理解不去參與它，你以為是怎麼回事呢？那就是說，因為你討厭擦過屁股的廁紙，所以你決定不擦屁股，去完廁所之後就這樣站起來把褲子穿上，這樣，就不會有那張令人厭惡的廁紙了。

人與人相處，團體與團體相處的衝突，你不用「政治」去解決的話，是否問題就不用解決呢？當然不是，你不解決衝突，衝突就會惡化。但是人類還是想要處理衝突的，當大家都討厭政治，回避問題，而只有少數人參與，政治儘管存在但會產生質變——變成一個個懶人包。

這個懶人包，就叫作「權術」。所謂權術，簡而言之，不是解決問題，反而是倒過來解決問題所涉及的人。先旨聲明，這並不是說殺了他們，權術是利用人類的弱點，使用言語、感情、抹黑、恐嚇與利益關係等，讓大家即使看到問題存在也不再對它發表意見，鎮壓了衝突。

政治是合作性的，一種找出大家能夠接受的界線的行為，溝通互讓，它的目標是消除衝突。而權術是博奕性的，它把所有對象視為競爭的對手，合縱連橫，它的目標是隱藏或拖延衝突。

政治是多方主動參與，大家一起提出問題和解決衝突，找出共存之道。但是你不參與政治，或者抗拒它，這件事就不會發生，政治不發生時，衝突會一直存在。而權術則相反，權術只需要單方面積極的使用，其他人不論他是否想要參與，他們都無法抗拒——成功的權術，使人放棄對衝突做任何事，只敢在背後發牢騷。

這也是為何很多專制，在有能的統治者過世後，出現整體的腐爛、內亂和崩潰，因為統治者透過他精明的權術，把很多衝突隱藏了。但只要失去了那個精於權術的人，這些衝突就會立即的浮面。現在的巴爾幹半島，前南斯拉夫聯邦，就是很好的例子。用較小的角度看，一個不把問題拿出來商議解決的家族，總是像電視劇一樣，爾虞我詐，勾心鬥角。

如果我們抗拒絕了政治，那權術就會代替了政治，維持了秩序。

法式考卷：法國高考哲學科演繹課四：其實我想要什麼？

星期日生活   2016年7月3日

【明報專訊】簡介：哲學是每年6月法國高考開考的第一個科目。哲學是必修科，每年約有60多萬名考生參加哲學科考試，四小時內，考生須從三條題目中選擇一題作答，撰寫一篇數千字的論文。本系列會挑選一些練習試題或昔日試題，參考法國學者的答題建議，引入香港讀者熟悉的例子來演繹，希望藉此說明，哲學科不是純粹法國人的專利，而是訓練人們思維的普遍方法，可以增進對人生和世界的了解，培養獨立思考和判斷，成就民主社會的公民性格。

今周我們選出2016年經濟與社會組考試的題目，和法國49萬多名考生，一同思考。

托爾斯泰的經典小說《伊凡‧伊里奇之死》講述伊凡‧伊里奇患上絕症直至死亡的經歷。伊凡．伊里奇完成法律系的課程，平步青雲，當了法官，別人認為該成家時候，他就結婚生子，生活安隱。直至有一天，他患上了絕症，身體的痛楚天天加劇，他感到生命開始消逝，眼前不再是他一直擁有的社會地位、財富和家庭，而是無緣無故的痛苦、終日抱怨的妻子和虛偽的法院同事。旁人只是關心他死後的職位誰屬，財產怎樣安排，而他在痛苦和孤獨之中，第一次真誠地面對自己，心裏有一把聲音問自己：「我其實想要什麼？」「我的人生是否一場錯誤？」我們是否總是清楚地知道我們想要什麼？年輕的時候，我們想獨立，想成就一番事業，難免想要名要利，我們想得到的東西彷彿很清楚。伊凡‧伊里奇卻恰恰相反，在死亡來臨之際，原以為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désirer），卻突然變得不確定。我們有時確切知道自己的慾望（désir），有時並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呢？

題目：我們是否時刻知道自己想要什麼？Savons-nous toujours ce que nous désirons?

愛慾渴求另一半

首先，我們需要知道慾望是怎樣一回事。慾望就是渴求一些尚未得到的東西，或者追求尚未到達的境地，例如天氣熱我想飲汽水，或者我想成為一個有學識的人。因此，慾望源自缺乏（manque），人們愈加渴求一些東西，即是愈加感到缺乏它們。柏拉圖在《會飲篇》（Banquet）裏，藉着歌頌愛慾之神（Éros）來說明慾望的含義。當中喜劇詩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就提出了著名的神話，人不只有男女兩種性別，而是有三種，男女和雌雄同體（androgyne）。阿里斯托芬認為，人原本是一個球體，擁有一個頭、兩個面孔、兩對手腳，每個人球可以是男男、女女和男女的結合。雌雄同體的人類妄想可以成為上帝，於是天神宙斯（Zeus）為了削減人類的能力，就把人類砍成兩半，而且為了令人類得以繁殖，安排了男女的生殖器官可以結合起來生育下一代。這個神話雖然不是科學命題，但是卻象徵了人類的原始慾望，每個人生下來都會感到孤單，因而渴求和「另一半」結合起來，愛情和欲求密不可分。由此看來，愛慾與繁殖並無必然關係，不論「另一半」是異性或同性，同樣是渴求自己失去了的「另一半」，既是肉體也是靈魂的渴求。愛慾並不是後來基督教所講的肉體慾望，會招致人類墮落和罪惡，反而人們通過愛慾可以填滿人生的缺乏，令人生得以圓滿，因此我們需要歌頌愛慾之神。

追求美好的理念

《會飲篇》裏的蘇格拉底並沒有對阿里斯托芬的看法照單全收，他提出人們應該學習去追求真正美好的事物，要知道真正值得追求的東西，並不是瞬間萬變的物質，而是永恆不變的真理。很多人可能都想追求娟好的外貌、名貴的衣服或豪華的房子，但是這些事物之所以美好，是因為它們在特定情况下才有用途，當情况改變了，人們就不一定想追求。例如對患了絕症的伊凡‧伊里奇來說，他最想要的不是娟好的外貌或奢華的房子，而是健康。雖然他的前半生帶給他安隱的生活，但他在臨死前，卻似乎想重新為自己的前半生作出抉擇，不再過隨波逐流的生活。我們可以看到，一般人想追求的美貌，伊凡‧伊里奇想要的健康，兩者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對當事人來說都是好的事物，值得追求的事物。蘇格拉底認為，人們並不是必然想要某些事物，而是想要對他們好的事物。因此，蘇格拉底提出，人們應該學習認識為何某件事物會對他們好，這種學習歷程猶如一條階梯，首先人們看到美好的物質，例如美好的外表或華麗的衣服，再進而領悟到美好的理念本身，從而懂得在不同情况下，揀選出哪些事物才是對他們好的。阿里斯托芬認為愛慾本身就是美好的，值得歌頌的，蘇格拉底卻不同意，他認為最關鍵的是人們要知道欲求什麼才能帶來好的人生，因為欲求壞的東西只會令人活得更差，只有欲求好的東西才能令人生圓滿。蘇格拉底主張，人們應該愛好學習哲學，因為哲學才能令人超越美好的物質，看到美好的理念。換句話說，學習哲學才可以令人知道什麼東西才是真正對自己好，從而深刻地了解到自己想要什麼。

控制慾望達至自由

斯多葛學派的愛比克泰德（Épictète）就用上簡單的語言來告訴人們可以如何了解自己的慾望。他認為，我們需要知道哪些慾望是自己能夠控制，哪些慾望不由自主。能夠自控的慾望包括對事情的判斷、意向和愛憎，不能自控的慾望包括身體、財富、名譽和權力，要不是命運決定我們出生的家庭環境，帶給我們健康或疾病，就是別人操控着對我們的毁譽、服從或背叛。當人們欲求那些不能自控的東西，這時慾望就會處處給人制肘。只有當人們調控他們的慾望，只欲求可以自控的東西，也就是改變對事物的判斷，減少對外在環境的依賴，人們就能達至自由。跟今天消費社會的生活習慣相當不同，人們以為選擇不同的商品，滿足自己的慾望，就可以體現自由。對愛比克泰德來說，恰恰相反，自由不是來自於滿足慾望，而在於摧毁慾望。哲學的任務，就是摧毁對外在環境的慾望，使人逐漸擺脫外在因素影響而過上幸福的人生。

慾望可以被控制？

柏拉圖和愛比克泰德的哲學，都認為哲學可以幫助人們了解自己想要什麼。如果完全是這樣的話，人們只需學習哲學，就會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伊凡‧伊里奇在臨終前體會到自己前半生好像不是自己想過的生活，是否疏於學習哲學的下場？這個問題可以從不同角度來回答，我們嘗試從以下兩個角度來看。

慾望無法完全滿足

第一方面，柏拉圖和愛比克泰德都認為人們的慾望和意志（volonté）是不同的，人們可以調控自己的慾望來活出自由的人生，但事實並非如此簡單。蘇格拉底主張，人們由欲求美好的事物，轉而欲求美好的理念本身，愛比克泰德則主張，人們由欲求外在的事物，轉而操控內在的態度，二人都認為操控人們的意志，就可改變慾望，造就自由的人生。然而，在《會飲篇》裏，不要忘記蘇格拉底引用女祭司俄提瑪（Diotime）的說話，表示愛慾之神總是處於中間的位置，在缺乏和完全滿足之間，在不完美和完美之間，在死亡和不朽之間。這個神話表達出人類的愛慾並不能被完全滿足，人類永遠都處於缺乏和滿足之間，慾望會不斷產生，促使人們追求更美好的事物，而慾望的滿足屬於人們不可確知的事。人類的意志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慾望，因而不可能像愛比克泰德那樣極端地說，人們可以摧毁自己的慾望，達至完全自控的人生。換言之，當人們不能確知慾望怎樣才可完全被滿足，也就是不能了解自己真正想要什麼。在此，哲學只能引導人們的慾望往真理而非物質世界方面去，卻不能像愛比克泰德那樣完全控制慾望，哲學並不能完全駕馭人類的激情，反而追求真理本身也源自一種激情，而非完全是冷靜的理性。象徵哲學理性的蘇格拉底被俄提瑪的神話所啟發，同時被阿爾西比亞德斯（Alcibiade）所愛慕和追求，他的哲學理論跟非理性的激情有微妙的關係。由此可以看到《會飲篇》同時是哲學和戲劇，一個劇本包含了多種的角色和觀點，各人對愛慾之神的頌詞看似自說自話，實際上蘊含着辯論，充滿戲劇的張力。

任何人的獨裁

第二方面，在日常生活裏，人們不必然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人們不會時時刻刻反問自己，現在的生活是否自己最想過的。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裏，形容人們的日常生活為不分明的，人與人之間沒有深刻差異。人們並不經常想着要突出自己的個性，反而只是跟從別人想要的東西，模仿別人生活的方式來過活，海德格認為人們好像受到「任何人的獨裁」。所謂「任何人」（Das Man）並非某群特定的人，例如時裝公司的設計決定了個年輕人的品味，或者政府高層代人民決定了社會政策的方向，「任何人」也不是指我以外的其他人，例如社會大眾壓抑了我的個人自由，而是指我完全不在意跟其他人劃分開來，我和任何人皆趨向相同，我不刻意去表現我自己，也可以說把自己隱身於任何人身上。在這個情况裏，我並不知道我想要什麼，因為我並未開始真正為自己而思考，而是把自己隱藏在「大家都是這樣說」「人們都是這樣做」這些口頭禪裏面。我沒有問過自己：「我其實想要什麼？」「我的人生是否一場錯誤？」沒有深刻的反省，自然也沒有答案，如同伊凡‧伊里奇的一生，只是按照其他中產階級的生活而活，並沒有問過自己：「我為何讀法律？」「我喜歡這個女人，但為何要跟她結婚和生小孩？」

直面生命的感觸

有趣的是，即使人們在特定的境遇裏向自己提出這些問題，也不一定有答案。伊凡．伊里奇在臨終時第一次向自己發問人生的意義，但他似乎得不到確定的答案，除了憶起無憂無慮的童年之外，他沒有想到真正想過的人生是怎樣。反而，他確切地知道他不再無視旁人的虛偽行徑，絲毫不能忍受他們安慰他病情早晚會好轉。如果他真正知道他想要些什麼，大概是僕人格拉西姆對他的照顧和憐憫，沒有夾雜偽裝和功利計算，純粹關懷他人，就是生命最真摯的感觸。

文：劉況

圖：Nighthawks by Edward Hopper

編輯：劉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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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輝談《伊凡‧伊列區之死》：不後悔的人生

江關生 - 從兩種治港思路之爭 尋找香港脫困之路

星期日生活   2016年7月3日

【明報專訊】炎炎夏日，數以萬計香港人無懼中暑，走上街頭，遊行示威，今年由於發生了銅鑼灣書店事件，引發港人對「一國兩制」的憂慮。

「『一國兩制』的確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幾個星期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與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對話時這樣說。（這段名為「公民對談」的「余曾對」精彩視頻見於YouTube，全長68分鐘，分六節，可惜未受傳媒及社會關注。從5月28日上載至昨日，每節點擊率只有五六千到一萬三千不等。以下有關曾鈺成的引文，均出自這段視頻。）

受到這段對話啟發，筆者嘗試從探討兩種治港思路的角度出發，尋找突破香港當前政治困局的出路，套用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接受《紫荊》雜誌的訪談，「營造理性合作的社會政治環境」。

造成香港當前社會矛盾尖銳對立，誰的責任最大？余若薇認為：「更大的責任永遠在當權者身上，因為權力在他手上。」曾鈺成表示同意，還借用毛澤東的《矛盾論》：「矛盾的主要方面一定是掌權那邊。」

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調查，香港人對中國的歸屬感，從回歸初期到2008年攀至高峰，為什麼這幾年卻插水式下跌？為什麼從來不是選項的港獨、本土分離意識現在會成為社會議題？為什麼大年初一會發生多年罕見的嚴重警民衝突？社會撕裂分化如此嚴重，為什麼？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用毛澤東這把尺來量度，梁振英的治港路線出了什麼錯？

梁振英鬥爭為綱搞分裂

今天，愈來愈多人看清楚， 梁振英在任四年，推行的是一條以鬥爭為綱的左傾路線。套用毛的說法：不是搞五湖四海，而是搞山頭主義；不是搞團結，而是搞分裂。

例如，劉夢熊曾爆料：梁振英視泛民為敵我矛盾。

原本親建制的自由黨，也受到排擠打擊。主席田北俊只是說了句梁振英應該考慮辭職，就被「搣柴」——解除全國政協常委的職務。

根正苗紅的原民政局長曾德成，竟被梁振英以霹靂手段掃地出門，還要馬上利用自己手下掌控的網站「港人講地」落井下石，把政府對青年工作的缺失，全部諉過於曾德成。

公務員事務局長鄧國威「被辭職」，令公務員團隊為之心寒。

王維基創辦的香港電視被「一男子」否決，拒絕發出牌照，破壞了廣播事務管理局一貫的發牌機制，違反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法則，活生生地扼殺了一個創意企業，也打爛好幾百人的飯碗。而梁振英以為可以保住的亞洲電視，依然逃不掉倒閉的命運，結果，助長無綫電視一台獨大、不思進取的惡劣局面。

一味迎合中央，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施政報告念念有辭講了40次「一帶一路」，打算用10億公帑設立「一帶一路」獎學金。

四年過去了，公開撐梁的工商界「大孖沙」，依然寥寥可數。

連親中陣營的政黨也吞吞吐吐，不敢理直氣壯地支持他連任，一切要等北京的「阿爺」發落。

梁振英未能做到政通人和，卻教曉香港人一大堆語言偽術和精句sound bite：

「我記憶中，我冇講過話我冇僭建。」

「我當時係冇隱瞞嘅。我當時嘅認知就係，個僭建處理咗，個僭建就唔存在。」

「（國民教育科）喺撤回與不撤回之間呢，我哋商量嘅空間同餘地係好大嘅。」

多次以「不記得、不知道、無印象」回應議員對西九「漏報利益」風波的提問。

被問到對六四看法，他回答：「我不是說我不感動，但無可奉告。」

與機場職員通電話討論女兒的行李問題時，「我沒有說我是梁特首」。

最常說的是一句：「適當時候會向大家交代。」

雨傘運動時，他說過有外國勢力介入，但至今未見他交代過。他收取澳洲UGL的5000萬元離職酬金，有納稅嗎？在哪裏納的？也沒有交代。

儘管如此，只要一朝未失聖眷，西環和官方喉舌、押注在他身上的傳媒，以及一貫寧左勿右、篤信文革「鬥則進，不鬥則退，不鬥則修（修正主義）」的，例如鄭耀棠為首的工聯會，都是他的堅強後盾。

曾鈺成：一國兩制要長期讓反對派存在

以曾鈺成為代表的另一條溫和路線， 就勢孤力弱得多。

梁振英最「挑機」的一句話：vote them out！（投票踢他們反對派出立法會）

曾鈺成針鋒相對：「以為vote them out就天下太平，這條路一定行不通，完全是錯誤的判斷。」

曾鈺成認為，「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建制派要接受一個現實：一國兩制要長期讓泛民主派或反對派存在，承認在社會得到相當多的支持，不能漠視的支持。為何有兩制，因為有他們在，有差異。」「為何很多香港人支持泛民主派或反對派？因為他們看到靠泛民主派或反對派，才可以維護大家珍惜的價值觀念。他們擔心一旦給建制派贏光了，就失去了一切，就變了，兩制就沒有了。他們不是完全沒道理，所以你要承認這些事。」

曾鈺成以下這番話，更是衝着梁振英而來：「有人以為中央領導硬，就會欣賞硬，行政長官愈硬，中央愈支持。如果你硬而行得通，管治得頭頭是道，所有事情又推行得到，中央才會欣賞；你硬但做不到事……」

請讀者諒解，為什麼要大篇幅引用曾鈺成的原話，原因很簡單，眾所周知，他是共產黨的人，比其他泛民更具說服力；他經歷了中英會談到回歸前後30多年的全過程，有組黨、敗選、勝選的經驗，是建制陣營中思路最清晰、最洞悉政局，也最能夠與泛民溝通對話、理解泛民想法的一個人。不過，他的意見遠未成主流。

毛澤東：人的因素第一

《明報》7月1日社評寫道：「香港的困局，問題並非出在某一個人，因為無論誰當特首，只要是現在的體制，最終都會被折磨得焦頭爛額，香港則繼續沉淪下去。」這正是梁營為連任造勢所提出的理由，筆者絕不苟同。

體制無疑是很大掣肘，但毛澤東說過：「人的因素第一。」小至一場球賽、體育有沒有經濟貢獻，以至對本土的看法，梁振英和曾俊華的表述就很不同，比較一下兩人的民望指數就知道。

梁振英上台後，是令社會矛盾急速惡化，還是走向緩和，早已路人皆見。涉及治港理念的分歧，不同的人當特首，分別只會更大。

「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這是精通謀略的毛澤東又一論斷。

看看梁振英重用的是什麼人：張震遠（競選辦主席、原行政會議成員）、劉夢熊（用完即棄）、邵善波（中央政策研究組首席顧問，坊間有「左王」之稱）、陳茂波、張志剛、吳克儉，還有那個自詡為「白宮發言人」、一味幫主子塗脂抹粉評功擺好的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

這批人就是為梁振英的治港路線服務的，設想曾俊華或曾鈺成或林鄭出任特首的話，還會重用這些人嗎？

梁振英一旦再獲欽點，屆時不用顧慮連任問題，恐怕只會更加肆無忌憚，「強政勵治」，為所欲為了。

有人說，梁振英最近不是已經放下身段，改稱泛民為「朋友」嗎？為什麼不給機會他「改過自新」呢？

「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毛澤東曾經這樣形容中共黨內機會主義的頭子。看來，對香港也有參考價值。

王光亞說：「近年有人說中央對港政策收緊了，這不是事實。」「中央對港政策並不存在軟硬、鬆緊的問題。」香港人會同意這種說法嗎？

特區成立的最初5年，中央派駐香港的主要官員姜恩柱（1997年7月到2002年8月，先後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和改組後的中聯辦主任），確實恪守「一國兩制」，「大隱隱於市」，香港人幾乎沒有見過他的身影，完全不像後來的中聯辦各級官員，以「第二支管治隊伍」的姿態出席各種活動，指指點點，橫加插手。

曾鈺成提到自己的親身經歷：「回歸初期，民建聯到內地訪問，往往受到內地官員警告，不要同他們討論特區管治問題，如有意見，回去跟特區政府說。當時真的是這樣。事實上這十幾年真的有變化。」

曾鈺成還說：「（2014年由國務院新聞辦發布）《一國兩制白皮書》的解釋，是同基本法頒布、回歸前以及回歸初期，中央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的說法，有相當大的差別。」他甚至質疑：「我們過去認識和追求的『一國兩制』，北京會否已有不同看法？」

回顧過去幾年，中央干預的結果，就是壓迫愈大，反抗愈大。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

全國人大委員長兼港澳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5月訪問香港時表示，要「勿忘初心」，並釋出善意，當面聽取泛民主派四名立法會議員的意見。

鄧小平：多選些中間的人

對「初心」的最佳詮釋人，就是「一國兩制」總設計師鄧小平。

他說：「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梁振英做到了嗎？

過去四年的實踐，已經證明了梁振英治港路線的失敗。

王光亞說，在中央看來，大多數泛民都是愛國，泛民立法會議員是特區政權體制的組成部分，從基本法角度看，他們也屬建制人士。泛民政團與中央有關部門的接觸和討論日後會繼續，亦會更多，又稱會依據國家法律，積極解決一些泛民人士與內地有關的問題，希望泛民成為特區的建設力量。

恢復兩制信心 要解決ABC與CBB

王光亞這些講法，與梁振英一貫對待泛民的態度有很大差別，有何含義，仍待觀察。

要恢復港人對「 一國兩制」的信心，現階段首要解決兩組英文字。

ABC（Anyone But CY）：不再欽點梁振英，揚棄以鬥爭為綱的極左路線，起用願意「營造理性合作的社會政治環境」的官員，做到李嘉誠說的「下任特首要給香港人帶來希望」。

CBB（Causeway Bay Bookstore銅鑼灣書店事件）：回應香港人對內地執法部門違法處理書店當事人的質疑和憂慮，真正讓人感覺到中央釋出善意，讓香港啟步走出政治困局，實現鄧小平的遺願：「香港在1997年回到祖國以後50年政策不變……50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

文：江關生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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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培凱 - 無題詩

世紀．文字江湖   2016年7月3日 

【明報文章】詩人寫詩，一般總是嘔心瀝血，把長期累積在內心的感覺，與忽如其來的靈感，通過雲裏霧裏捉摸不到的想像天使，在星圖上畫好位置，安排字句的星芒，讓它安安妥妥在天穹上閃爍不朽。一首詩寫完了，總會立個詩題，有時是為了畫龍點睛，引導讀詩的知音溯溪而上，進入落英繽紛的桃花源。有時是施展障眼法，為了自己也說不清的隱晦心理，讓讀者「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在想像的迂迴輾轉之中，獲取朦朧摸索的樂趣。古人命題，最拿手而常用的本領，就是「無題」。題目都沒有，你只好猜了。猜對猜錯，沒有可以實證的答案，讀詩的人就得運用自己的想像力，進行「再創作」，體會詩藝的杳渺深致。

李商隱的詩寫得好，但卻深邃隱晦，選詞用典都極為深刻幽微，不容易理解。他的詩集又有大量的無題詩，不給你具體的題目，像是把解詩的鑰匙藏了起來，引得歷代解詩的學者費盡心思，揣摩詩人是否有具體的意旨，到底想說些什麼。我們可以舉一兩首看看，也可從中學到讀詩的門徑。

有首我們最熟悉的「無題」詩，是收入《唐詩三百首》的：「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現代人讀這首詩，一般都說這是首情詩，兩個有情人分別生活在不同的環境，相見固然很難，相別則牽腸掛肚，更是艱難。東風無力改變春天的消逝，百花都開始凋零。但是情愛不渝，像春蠶吐絲，直到絲盡死亡，又像蠟燭燃燒成灰，燭淚才會停止。看到鏡中的容顏逐漸衰老，鬢髮逐漸變白，卻不能相聚相守，在夜間吟詩，總覺得明媚的月光帶來的是淒清的寒氣。你生活在仙境般的樓閣，我生活在牆外的閭里，其實相距不遠卻無由見面，希望傳信的青鳥能夠為我殷勤探望。喻守真編的《唐詩三百首詳析》分析李商隱作意，「此詩有表白兩情堅固至死不渝之意」。程千帆的《新選新評新註唐詩三百首》是這麼說的：「李商隱集中有好些篇無題詩，其中絕大部分是寫愛情的，而且寫得極好。許多注家認為它們是作者寫來寄託政治感情，主要是反映其在牛李黨爭中的遭遇和困惑的。……但就詩論詩，我們卻不能忽視這些精品。本篇寫得既纏綿又執著，尤其是第二聯，寫對與生命相終始的愛情的執著以及這種執著的愛情遭到破壞之後無窮無盡的哀傷，尤為深摯感人。」

有趣的是，歷代解詩的學者（如何焯、程夢星、紀昀、張采田、汪辟疆）都說，這首詩的本意，也即是作者作詩的意圖（poetic intention），不是寫愛情，而是以「香草美人」的寓意，訴說自己對恩主令狐綯的忠誠。雖然陷入了黨爭的政治漩渦，但是他對最初提拔他的令狐家族一直充滿了感激之情，希望能夠再次得到眷顧，拳拳初心，至死不渝。也許李商隱的無題詩都有難言之隱，隱含着複雜而多重的意指，但關鍵是寫得真好，怎麼讀都讓人感到艷思纏結，情意綿綿，輾轉悱惻，無以忘懷。或許學者們說得對，李商隱的無題詩都是感慨身世，哀歎仕途坎坷，藉香草美人之詞，發鴻鵠不得翱翔之嘆。但是，千載之下，大家都已忘卻了牛李黨爭的糾纏，只讀到無題詩中的深情款款，是情詩的極致。反正「詩無達詁」，讀來情思纏綿，海枯石爛，此情不渝，也就是情詩了。

李商隱詩集的開篇是《錦瑟》：「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你知道他在說什麼嗎？古代的大學者也七猜八猜，各有說法，有人說是序詩，有人說是悼亡。金代元好問《論詩絕句》評論李商隱的詩，就說：「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怎麼猜都好，無題有題都不要緊，只要詩好，就好。

作者簡介：學者、詩人 近著《品味的記憶》等

家明雜感：《天眼狙擊》看見的權力，影像的迷思

星期日生活   2016年7月3日

【明報專訊】沒有鋪天蓋地宣傳、末世的爆炸奇觀、性感偶像賣弄身段，英國片《天眼狙擊》（Eye in the Sky）不屬於美國片廠旗下，不是blockbuster。但正正是大片重重複複，一塌糊塗，《天眼》反是暑期檔目前為止，看得人最血脈賁張的佳作。Guy Hibbert劇本有條不紊、層層遞進，導演Gavin Hood處理得十分精準。

那只是一天發生的故事，嚴格而言，甚至只是某個下午。《天眼》濃縮的時空及場景，令它有劇場的逼力。類似同類的祖宗《十二怒漢》，因為時間及空間的先天局限，更得依賴對白詞鋒及演員的駕馭力。難度很高，但當編寫及拍得好看，力量非常強大。

《天眼》的故事峰迴路轉，這裏不便劇透，只簡述故事設定。英國軍方得到情報，非洲索馬里的恐怖組織在肯亞首都奈洛比活動，其中一對夫婦更是英方頭號通緝分子，妻子原為英國人。英美軍方聯手的「白鷺計劃」，本來只是遞捕行動。奈何事態有變，英指揮官Powell上校（演出精彩的Helen Mirren）想用導彈把他們一舉殲滅。惟按程序要求，轟炸需得英、美政要首肯，Powell必須爭分奪秒。另一方面，恐怖分子大本營旁邊街頭，一個小女孩正兜售大餅。若真的轟炸，小女孩一定凶多吉少。

不知有心或無意，《天眼狙擊》這個名字，跟1992年另一部電影《天網追擊》（Patriot Games）只一字之差。《天網》是那年頭諜戰名片，出自小說家Tom Clancy之手，主角Jack Ryan是中情局情報員，由夏里遜福飾演。《天網》最精彩一幕，Ryan被領進中情局一家密室，見證一次暗殺敵軍的行動。對象是藏身利比亞沙漠的愛爾蘭共和軍。直播屏幕上，乃衛星拍攝的即時畫面，沒有聲音，是夜攝鏡的活動影像，遠距離看着敵方好夢正酣時被偷襲。作戰室寧靜得可怕，大伙兒凝視畫面不語。在軍方高科技監控及嚴密部署下，恐怖分子只能任由宰割，全無招架之力。

權力懸殊 政府與個人

二十多年前《天網》這場戲看得人不寒而慄，因為它突出了超級大國與游擊組織的「看」與「被看」、「法內」與「法外」權力關係。中情局是操生殺大權的全知者，有國家資源作後盾，暗殺名正言順，眾人出奇的冷靜，一切來得理所當然。雖然那幫共和軍屢次威脅Ryan家人的性命安危，但連他看着行動直播也不是滋味，絕非大快人心。《天網》還有一點堪玩味，當時偵察沒今天先進，故事裏局方認定利比亞營地上就是要對付的共和軍分子，只憑一幀衛星照片，遠遠的俯拍一個女人胸膛（線報說組織有女成員）。權力的懸殊，除了看與被看，政府與個人，還有男人與女人。

《天網追擊》此震懾名場面，可說是《天眼狙擊》整部電影的骨幹。《天眼》由一場戲轉化為一部電影，鋪墊得更周密，角色的矛盾糾葛說得更詳細。故事由Powell這位女軍人出發，更大大增加了性別的趣味。時代或許變了，憑今天英美軍方的高科技，《天眼》的目標很確鑿，毫不含糊（狙擊對象同為女性）。然而，超級大國剿滅恐怖分子的道德衝突，絕對沒有因為科技進步而解決。

比較起來，作為體現權力的「看」，在《天眼》中分工精細太多了，堪稱天羅地網。無人駕駛飛機，兼具監控及轟炸功能。無人機在肯亞境內航行，控制的美軍機師在內華達州空軍基地長距離遙控。兩個人躲在基地密室，已跟置身現場無異，又沒有損兵折將的風險。若無人機的高清影像還不夠近、有盲點，地勤特工還有各種先進監視、監聽設備。《天眼》的遙控蜂鳥、甲蟲如入無人之境，偷窺及竊聽科技令人大開眼界。然後，無論遠近拍得的影像，即時由珍珠港海軍基地進行人臉辨識，分秒就知結果（裹起伊斯蘭婦女的頭巾亦無補於事）。無人機、特工、遙控蟲鳥就是決策者的「耳目」，Powell上校、在倫敦的Benson中將（本片是Alan Rickman的遺作之一），及內閣Cobra會議室的政要，全程緊盯着屏幕的監控影像。不免聯想起美國滅殺拉登時，奧巴馬與希拉里等眾人在白宮戰情室，神色凝重地「看」的經典照片。很有趣，「影像」永遠是我們世代的王道與迷思，你可說影像力量（一張敘利亞小孩難民遇難的照片改變世界），但「有圖有真相」背後，突顯了世人之偽善、不求甚解——眼不見為乾淨，看不見的屠殺只是統計數字；親身見證的濫殺無辜，卻一個也嫌多。

細節極好看演得有層次

《天眼狙擊》比得上近年美國最好的反戰片如《追擊拉登行動》（Zero Dark Thirty），research認真，細節極好看。局勢複雜，沒有太臉譜的人物——少許醜化倒是有的，像不斷延遲決定、眼中只有公關的政客，食物中毒的狼狽外相，以及只顧「乒乓外交」的美國國務卿。對了，電影中「中國」在世局的位置很邊陲，打乒乓球一場的光影特別奇怪，背景的共產黨標語完全不對（「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證明中國再有錢，還沒法躋身英國戰爭片的眼裏。

《天眼》的編導，多少覺得政客對戰爭沒建樹，最想說的還是軍人處境（導演還粉墨登場演軍官）。Powell、Benson到負責操作的兩個無人機機師，三個不同的官階，各有難處。機師受的壓力最大，因為不諳全局，只是執行命令，道理上站不住腳。兩個演員全片坐在密封控制室，演得有層次，十分好看（《天煞2》的Angelababy處境類同，演技則判若雲泥，劇本高下立見）；機師的casting恰到，Aaron Paul有點名氣，Phoebe Fox很清秀。中將Benson負責應對政府高層，故事開始不久，他在行動前購買玩具；除說明他的父親身分，亦好襯托任務前後，一天內宛如隔世。最後，即使由頭到尾最「鷹派」的Powell，不到黃河心不死，偶有惻隱之時。電影給Powell最微妙的設計，是一串經常把玩在掌的佛珠。

戰爭中，首當其衝的是真相

Eye in the Sky，除了軍方無處不在的「天眼」，大概還有「人在做，天在看」的意味。影片開首引埃斯庫羅斯（Aeschylus）名言：「戰爭中，首當其衝的是『真相』」（In war, truth is the first casualty）。除了傷及無辜、草菅人命，在戰事之中，什麼都化約成風險管理的數字，「附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聽上去是何等輕描淡寫的修辭！數字還可被詮釋扭曲，以便出師有名，預防未來更大災禍。只是，眼前具體的無辜小生命，跟日後恐襲的推算傷亡數字之間，該如何權衡？這是《天眼狙擊》提出的道德兩難。

只好記着「天在看」，An eye in the sky。不能因為你無處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就代表可以取代上帝。《天眼》的編導，告誡的當然是超級大國政府。

文：家明

編輯：蔡曉彤

朗天 - 《下女誘罪》出賣了朴贊郁

星期日生活   2016年7月3日

【明報專訊】近年聲望有下跌之勢的南韓導演朴贊郁把英國犯罪小說《荊棘之城》（Fingersmith）搬上銀幕，拍成《下女誘罪》（The Handmaiden）；電影參展康城，被譽為朴氏回勇之作，看過該片的香港觀眾及評論，也褒揚居多。究竟作品的水平是否真的相應呢？

身為作者導演，朴贊郁素以擅拍暴力電影稱著，前作《復仇》（2002）、《原罪犯》（2003）和《親切的金子》（2005），號稱「復仇三部曲」，電影的主人公抱着個人復仇理由，用激進的手法懲罰對頭人。早有外國影評人及觀眾封他為「東亞cult片闖將」，為他說項的嚴肅角度，也總可在這些前作中找到敘事及鏡頭元素，令論者相信朴氏是以怵人畫面營造逼力，驅使觀眾直接面對人性的暴力根源。我曾以「本我」（id）的召喚形容之，並為其「暴力美學」醜即是美作出定調；箇中最大特色，在於本我的欲求大多被（超我）壓抑、被（自我）調節，要它通過影音跟觀者照面，便不得不以被排斥的形式（如過分暴力和乖異的情感）召喚不被表象的自身。正如他者（other）在電影中總是以怪物現身，相對於他者的本我，在電影中則總以失控的生物本能，狂性大發的暴虐想像，遮掩因而同時顯示象徵的起源。對於朴贊郁來說，便構成了他得以標榜為作者風格的獨特電影語言無意識根源，其鏡下主人公的誘惑力，正是本我的魅力（李英愛飾演的金子堪稱最佳示例）。

朴氏轉型 收藏隱性暴力

《我的機械人女友》（2006）之後，朴贊郁似有轉型之念，2009年的《饑渴誘罪》，改編法國大文豪左拉的小說，2013年的《慾謀》（Stoker），更是其進軍荷李活之作，三部作品都販賣不同程度的不倫戀，披上西方情味，隱性暴力開始收藏得好好的。

《下女誘罪》承接朴氏這轉身姿勢。它的原作故事背景設在以性壓抑稱著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女扒手喬裝女僕混入鄉郊大宅，協助假冒的青年紳士誘拐貴族小姐，目標是二人私奔到倫敦結婚後，將小姐送入精神病院，再由紳士承繼小姐財產。這個計劃看似天衣無縫，假女僕卻情不自禁愛上了貌似羔羊的小姐，然後在緊要關頭赫然發現，小姐原來和紳士更早串謀；女扒手被套上小姐的身分，關進精神病院竟是自己！朴氏改編後把故事背景改到日治時代的韓國，將原著的女同志愛放大，令一部以扭橋懸疑為賣點的犯罪小說，變成一齣歌頌女性同盟、撕破偽善父權的情色電影。

剝洋葱式敘述局中局

《荊棘之城》吸引讀者的地方其中之一在其剝洋葱式的敘事。故事的敘事者首先是女扒手，用她的角度發現自己身陷局中局時，即改由小姐角度，把前事重述一遍。於是當初讀者囿於女扒手角度看不到、不知道的劇情，得以暴露。小姐原來一早和紳士串通，要找一個替死鬼協助她脫離被叔父監管的生活。她的母親在精神病院病死，她就在病院長大，直至十一歲時，叔父突然出現，把她帶到鄉郊大宅，讓她出任自己私人圖書館的秘書，名義上助他編纂字典，實質是編錄淫書目錄，向着一群紳士大聲讀出淫書內容，也是她工作的一部分。

由小姐敘事的故事第二部分，去到她和假紳士把女扒手留在精神病院後，遇上訓練女扒手、也是扒手的養母薩克斯比太太，故事掀起高潮。小姐知悉整個誘拐騙財計劃都由這位太太策劃，並逐步發現一個驚人秘密，就是自己根本不是小姐，真正的小姐是女扒手，而她本人其實是薩克斯比太太的親生女兒！

故事第三部分的敘事者重新回到女扒手那裏，她努力逃出精神病院，跑到薩克斯比太太那裏與眾人對質，混亂中女扒手錯手殺死假紳士，突然良心發現的薩克斯比太太挺身而出，扛起了謀殺罪，並因此被判死刑，兩位女主角得以大團圓結局。

《下女誘罪》除了改動背景，基本上沿用原著的第一部分敘事，但從第二部分開始，朴贊郁便誇大了叔父的變態程度，大肆賣弄情色場面，並且把那個局中局進一步複雜化，即在假紳士和小姐合謀的同時，安排小姐和下女結盟，反騙假紳士。第三部分的敘事者索性改為假紳士，讓他被小姐哺飲藥酒，隨而被帶回大宅，被叔父行使私刑（赤裸暴力的鏡頭終於忍不住登場），最後兩人同歸於盡，而兩位女主角同樣大團圓收場，最後一幕更雙雙出海，在船艙內試玩性玩具（雖然這違反了敘事一致性，因為假紳士角度不可能知道她們的結局）。

二元對立簡單僵化

改編的重點在突顯和加強一系列的二元對立，女與男、貧與富、真與偽、同與異（攣與直）、愛與性......這些對立固然已於原作存在，但朴贊郁如重手調味的大廚，炮製出加倍色香味濃的地道款式，而這樣做付出的代價，便是簡化了原敘事的複合，把雙重和三重的對比抹成單一對比。

《下女誘罪》基本上抹去了終極主謀薩克斯比太太，把忠奸線簡化為女女同盟大愛對抗異性戀父權，沒有了兩女的身分轉換，也把兩女既有相互算計、猜忌、復有相互吸引的矛盾，放入義無反顧的愛情之中，拿來和叔父代表的變態情慾對揚，顯得膚淺單薄。最令人難受的，是朴贊郁誇大了叔父的邪惡後，竟直接將他建立的圖書館及其代表的知識，供兩位女主角充當泄憤工具。兩女出走前用撕、刺、浸等方式毁壞書本（因它們都是淫書，她們的行為便彷彿合法了），直看得人瞠目結舌，搞不清導演何以如此仇恨知識。當然，你可以說符號系統都是男權的，所以女性解放便要將之毁掉方成？──難道朴贊郁是要討好這種女性主義理論，對準其觀點拍攝這場面嗎？

偽善的人批判偽善

用有愛之性或性愛交融跟變態情慾對比，也是僵化而難堪。原作小姐在跟女扒手團圓之前，曾靠寫淫書維生，所憑依的就是以前協助叔父編目錄的經驗。我們當然不期望朴贊郁有了解沙德侯爵的水平，但他企圖把兩位女主角的愛，拍成可賴之衝破名關利鎖、父權社會禁制的真愛，結果只拍出了簡化的概念。

說到底還是鏡頭出賣了他。兩女的做愛場面，朴氏根據不同敘事者拍了不同的角度，到底要滿足誰呢？其中那個面對鏡頭（陰戶）伸出舌頭的解畫鏡，很難逃過法眼。原作英文書名Fingersmith是雙關語，既指女扒手手指靈活，是盜竊達人，也指她做愛手技驕人，能用指功令小姐欲仙欲死。《下女誘罪》捨指用舌（因而被注視的是美女舌頭而非佔據鏡頭的手指），鏡頭後面垂涎的（無論是導演抑或目標觀眾）始終脫不掉男權本色。

還有最後一場，兩女試玩性玩具，表面沒有仰鏡或特寫的剝削性，也沒有俯鏡的男性凝視權力暗示，但整個畫面佈局，都是一幅西洋畫。兩女被收入畫框，誰在看這幅畫呢？難道不可能就是另一群屏息靜氣、情慾臨身的紳士嗎？影片一直以批判偽善的紳士文化為由，將其一切女體處理、情色刻劃合理化。導演安排兩女出走前向日本春宮畫施以毒手，狠心而痛快，並洋洋自得為道德正確，到頭來最後一鏡只是炮製了另一幅西洋侍女圖，女體仍然是被觀看的。何其諷刺？何其難堪？亦足證朴氏之偽，無可逃於天地之間。

文：朗天

編輯：蔡康琪

鄭立 - 公屋階層後代

2016年7月2日 

【明報文章】在我10年前當教師時，教一家band 3學校。我教的班，大部分是新移民的後代。我很喜歡跟學生閒談，從中了解到他們的想法。

我接觸過的學生家長，往往是中港婚姻而來，通常來到香港後就離婚，變成公屋階層，做一份技術不高的服務業維生，甚至要兼職。相比起在中國的生活環境，其實是惡化的，不論是居所的狹窄程度、工作的時數、難以建立的社會關係，使他們來到香港都過得不好，不斷試圖自殺的家長也很常見。

作為老師，我是會勸學生讀書；但是，給的回應，卻是非常的現實。學生問我，為什麼要考好試、為什麼要讀大學。不要以為中學生就是愚蠢，學生其實心水很清。他質疑，各老師常常說讀好書可以改善生活，他看新聞、看報紙，早知道就算讀完大學出來，薪金也不怎麼樣。香港的產業萎縮狹窄，工作的選擇愈來愈少，很多事業根本無從發展。

他能預見到這個營營役役的未來，他再努力讀書，也很有可能做一份自己既不喜歡、收入也不怎麼樣，而且不受人尊重的工作。這些話，是一些中學生、一些新移民的第二代告訴我的。慶幸有網絡，在我不當教師的時候，還是能接觸他們，而知道他們想法的變化。

教育沒有令他們脫離基層

慢慢長大成人，事實就愈變得現實。他們希望能夠得到尊嚴、私隱，他們不希望自己30歲時，還要跟母親在狹窄的地方住在一起。他們之前沒有住屋問題，是因為他們是新移民家庭，但長大後，需要走出自己家時，卻走不出去。

這些新移民的第二代，在香港的租金與資產價格連年急升下，他們租不起外面的物業，更遑論供樓：他們的收入不足以令他們有儲蓄，自然拿不出首期。在租金拉開了跟薪金的距離後，教育已證實不能改變他們的經濟環境。

以前這不是問題，因為他們剛移民來時是小孩，小孩跟母親住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終有一天，他們成為成人後，本地成人難以進入公屋的制度性問題，就隨着他們的成長而引爆。他會發覺，這些事情，早在20年前他們從大陸剛剛移民過來時，已經注定了。

我們假定他們只要努力讀書，就能夠有足夠收入，去讓他們買私人樓，這也是個錯誤。教育並沒有令他們脫離基層，因為沉醉於資產金融的香港，並沒有發展出能容得下他們發揮的產業。沒有產業，他們的天賦與知識，以及大專學歷，並不會變成足以讓他們支撐私人市場的收入，更不要說他們相當部分的收入，需要用來扶助他慢慢失去經濟能力的家人的生活。

最終，他們還是只有住公屋的經濟能力。他們需要成家，卻難以得到新的公屋去成家。眼下所見，過得最好的那些，就是加入了政府的那些，例如當上了紀律部隊。可是這又引致另一些問題。當收入穩定而且比起同輩多了一截後，不少就慢慢的失去了同理心，和過去的同學疏遠，甚至心裏覺得自己是成功人士，有點看不起那些過去的朋輩。

而這幾年風起雲湧爆發出來的社會衝突，更令這些過去曾是好同學的人關係撕裂，只因為大家生活的處境，已經相去甚遠。這種情况，在香港愈來愈明顯，而前老師的我，是一直看着這個形勢是怎樣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