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3日 星期日

張鳴評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


傳記看時局:踩着三個雞蛋跳舞的老兵——讀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
2012513

【明報專訊】早就聽說傅高義(Ezra F. Vogel)先生在為鄧小平寫傳,這樣一位國際漢學界泰斗,寫的又是當今中國最著名的人物,理所當然會為人所關注,想這部著作早點問世,先睹為快的,恐怕不止是學界中人。然而,先生的《鄧小平時代》(台灣版書名為鄧小平改變中國)英文版問世之後,雖然不乏好評,但爭議也不小。如我這樣的土包子,英文版倒未必不能讀,但耗神費力太多,幸好,《鄧小平時代》中文版即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得友人之惠,我拿到了這部由馮克利先生翻譯的大作。

雖然,《鄧小平時代》是一部學術著作,但卻是一部能讓人一口氣讀完的書。一如既往,傅高義先生的著述,平實,紮實,立論堅實,同時又引人入勝。不可否認,雖然傳主三起三落的經歷頗為傳奇,但鄧本人卻不像毛澤東一樣,具有那麼強烈的戲劇色彩,所以,給鄧寫傳,很少能討好。應該說,傅高義的這部巨著卻平中出奇,讓人看得津津有味。

傅高義先生在中文版的序言中,回應批評者批評的時候說,「盡量理解鄧小平為什麼做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一個研究鄧小平的學者的職責。」也就是說,他的工作,是努力找出鄧小平行為的邏輯,而非一味地加以道德評判。無疑,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時代》的作者,已經抓住了他想要抓住的東西。

我注意到,傅高義的書中多次提到,鄧小平反覆強調自己的身分,是一個老兵,一個軍人,甚至開玩笑說,自己是一個丘八。我們知道,丘八在鄧年輕的時代,是個貶義詞,是人們罵大兵的話,當然,有的大兵也會用來自嘲。比如,五四運動的時候,上街攔阻學生的軍警,就會說,「我們是丘八,而你們是丘九,比我們大一輩兒,求求你們回家去吧」。而一個跟鄧小平有過職業關係的軍閥馮玉祥,也自稱自己的詩是丘八詩。

在人們的印象中,鄧小平雖然也有過指揮作戰的經歷,但人們更多地感覺他其實是一個文官。筆挺的戎裝,似乎跟他相當的不搭。以至於說起他那段看起來還挺輝煌的戰爭經歷,人們也往往只把他視為一個「政委」,一個思想動員工作者,而將戰爭的業績,更多地歸結到他的搭檔,著名的軍事家劉伯承身上。但是鄧本人,卻更樂意說自己的本色是個軍人。顯然,人們日常的認知,跟鄧自己對自己的評價,有了很大的反差。

最愛讀金庸的老兵

說起來,中共具有文官形象的高級幹部,大多具有幾分文人甚至儒者氣質,而且出身多半是學生。但是,鄧小平卻不愛讀書,留法勤工儉學期間,大家都知道,他們都沒進學校讀書,但蔡和森、鄭超麟這樣的人,至少馬列經典著作,還是會讀幾本的。鄧小平雖然有「油印博士」的美稱,卻不愛讀書,只喜歡打撲克。所以鄭超麟回憶說,當年他動不動就教育年紀小的鄧小平,要多讀點書。然而,一直到晚年,人們都大張旗鼓地闡釋有鄧小平理論了,但真正的鄧小平,最愛讀的,居然是金庸的武俠小說。在那個我們都只能讀粗陋盜版的年代,鄧小平卻能讀到金庸親自送的精緻正版的「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依碧鴛」。我曾開玩笑地對某些鄧小平理論專家說,鄧小平其實不知道鄧小平理論是什麼,你們知道。應該說,鄧小平的自我感知很準,他就是一個老兵。

見血太多 意志無比堅強

二戰和二戰之前的世界,是一個烽火連天的世界。那個時代的禍害是大兵,那個時代的英雄,也是大兵。從那個時代混出來的牛人,有幾個不是帶過兵打過仗的人呢?一手攻克天京掃平太平天國的曾家老九(曾國荃),說他一生快意之事,就是殺人如麻,花錢如水。連那個喜歡跟文人詩酒唱和的徐樹錚,都感到「以殺止殺」是一件得意的事情。殺人,對於老兵來說,不算什麼。不是說他們個個嗜血成性,而是說他們見識了太多血,神經和意志,非尋常人可比。

毛澤東曾說,鄧小平開了一家鋼鐵公司。鄧的意志,的確像鋼鐵一樣,這其實就是軍人的意志,身經百戰的軍人的意志。這樣的意志,曾經讓有鐵娘子之稱的戴卓爾夫人,差點在記者面前,失神失足摔了跟頭。這樣的意志,也讓比鄧更強的政治強人毛澤東,雖然對黨內同志毫無情義,但卻也要讓他三分,兩次拿下,兩次都留有分寸,保留鄧的黨籍。至於鄧的同僚、部下,就更是對這個鋼鐵公司印象深刻。說要你做替罪羊,你就得做,說要拿下你,就會拿下。在鄧小平最後的輝煌,南巡之際,在電視裏,人們看着鄧小平熱情洋溢地跟楊尚昆敘交情,但是過了沒多久,楊氏兄弟就從權力的頂峰滾落。

沒「鋼鐵公司」開放改革難實現

這樣的鋼鐵公司,只有在碰上美國人的時候,會打折扣。中美建交談判,美國就是在武器售台問題上不讓步,最後,兩國還是建交了。因為,中美建交,是開放的大局。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對美國日本開放,對歐洲開放。不開放,改革則無從談起。甚至,1979年的對越動武,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對美國送的「大禮」(據說是李慎之的建議)。

開放,是鄧小平後半生事業中的大局。即使六四之後,整個國家向左轉,鄧小平選擇總書記,還是首先想找一個沿海開放城市來的人,以示儘管鎮壓發生了,開放的格局不變。如果說,毛澤東的業績,是創建了一個共產黨的國家,那麼,鄧小平足以讓人記得住的事業,就是改革開放,如果沒有了改革開放,鄧小平就會跟他眾多的同事一樣,被淹沒在毛的陰影裏。而開放,則是改革的前提。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在經歷了多年毛式的極權主義統治之後,如果沒有鄧小平這樣的人物,即使能夠啟動,也步履維艱。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改革,比當年晚清的維新還難。畢竟,晚清不管多麼落後,市場還是存在的。做生意的人,不會被視為洪水猛獸。而改革之初的中國,讓農民自己種地,讓人們自由經商,都是大逆不道的背叛行為。一個年廣久賣瓜子發了點小財,居然會鋃鐺入獄,得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親自批示,才能暫時放出來。廣東、福建僅僅做了一點市場化的改革,領導人的頭上就烏雲翻滾,做檢討還是小事,項南等人還因此丟了烏紗帽。在一個女孩子穿樣式新一點裙子、男孩子穿條牛仔褲都會當成資產階級思想捱批的時代,改革開放的艱難,絕非今天的年輕人所能想像的。

傅高義先生將改革之初一系列中國領導人的出訪,比喻為日本明治時代的岩倉使團出遊歐美。然而,當年的岩倉使團回國,就做出了市場化改革的規劃,但是此番走出國門的中國領導人,卻只看到了人家精美的器物,先進的技術。也就是說,改革之初的多數中國領導人,即使走出了國門,其見識,也就是洋務運動初期洋務派的水平。儘管說,有文革的反面刺激,但是真正推動改革,沒有鄧小平和他的鋼鐵公司,估計也難。

三個雞蛋:改革開放黨領導政局

然而,即使像鄧小平這樣具有堅強意志的強人,推動改革事業,也必須維持政局的平衡。我們不知道,主持晚清新政的慈禧太后,在保中國還是保大清之間,有沒有做出最後的抉擇,如果她晚死幾年,會不會像後來的少年權貴一樣,在保中國和保大清出現碰撞的時候,選擇後者。鄧小平也一樣,他沒有在黨的事業和國家命運面前,做過選擇。也許,在他看來,兩者沒有矛盾。抗戰時的閻錫山,說他是在三個雞蛋上跳舞的人,一個老蔣,一個是共產黨,一個是日本人,哪個雞蛋都不能踩破。而改革中的鄧小平,實際上也是在三個雞蛋上跳舞,一個是改革開放事業,一個黨的領導,一個是政局。三個也都不能踩破。改革和黨的領導不必解釋,所謂政局,實際上就是三種平衡,一是陳雲的鳥籠經濟和市場化改革的平衡,一個是前台年紀較輕的操盤者和後台元老的平衡,還有意識形態中,左和右的平衡。有哪個平衡被打破,在鄧小平看來,政局就亂了。

當然,在我看來,也許是局面更加複雜的緣故,鄧小平遠沒有閻錫山舞技高明,三個雞蛋雖然沒有踩碎,但破倒都是破過了。不僅前台操盤手接連兩任落馬,還發生了六四風波,中共不得不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出動軍隊開槍鎮壓和平示威的民眾,不僅讓自己的國際聲譽跌到谷底,甚至對自己以往的意識形態,也是一種深深的傷害,讓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基本上損失到了最大限度。

六四論述成敗筆

談到這兒,我不得不說,有關六四的論述,是本書的敗筆。傅高義先生把鄧小平六四前的價格闖關視為敗筆,其實並不確切。市場化的改革,價格闖關,是早晚的事。儘管引起了震盪,民眾的不滿,但這種不滿至少在當時,沒有動搖中共統治的危險,作為改革的領導者,其實正好藉此推行政治體制改革,打掉那些阻擋改革的人,迅速建立市場體制,改變政治結構。事實上,六四民眾的改革呼聲,也恰好集中這方面。正像後來趙紫陽所說的那樣,事實上只有政治強人鄧小平,有資格推動這一改革,然而,他卻按兵不動,刻意小心怕踩碎了某個雞蛋。

可惜的是,傅高義先生對此卻沒有任何批評。雖然他比較客觀地陳述了鄧小平在六四前後的作為,點明了他對六四鎮壓的責任,但卻對此沒有過多的譴責,反而強調了鄧的所謂不得已。有意無意地,還把六四鎮壓後的中國經濟20年的繁榮穩定,跟鎮壓聯繫起來。他寫道:「在天安門事件後的20年裏,中國人享受着社會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快速增長,甚至是奇蹟般的增長。小規模的抗議不計其數,領導層為發生更大抗議的可能危險而緊繃着神經,但是中國在『六四』之後的20年裏避免了更大的騷亂。今天,億萬中國人的生活要比他們在1989年時舒適得多。與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相比,他們都得到了更多的國際資訊和觀念。教育水平和人均壽命也在繼續迅速提高。由於諸如此類的原因,中國人對民族成就的自豪感遠超上個世紀。」事實上,六四之後,中國馬上進入了嚴重的衰退,政治上的倒退,幾乎堪比晚清戊戌維新失敗後的情形。沒有招來義和團,已經萬幸。以至於鄧小平要重新啟動改革,居然需要採用「非組織手段」,自下而上的倒逼。傅高義先生所說的經濟奇蹟和繁榮,跟六四鎮壓無關,恰在於鄧小平南巡之後,局部地開放了政治,確立了市場經濟體系。

政改沒啟動繁榮帶來瘋狂貪腐

然而,即便如此,中國的政改仍然沒有啟動。連晚清那種預備立憲,諮議局的選舉都沒有,民間精英的參政,都沒有做到。所以,在經濟繁榮之後,無節制的政府擴張,瘋狂的貪腐,幾乎把經濟迅速成長帶來的民眾幸福感吞噬乾淨。被經濟高速發展激化的社會矛盾、官民矛盾、貧富矛盾,環境問題迅速惡化。中國社會結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不平衡過。精英的大規模出逃,堪比當年廣東的大逃港,而官員的瘋狂掠奪,也迹近歇斯底里。也可以說,鄧小平的改革,一方面製造了中國奇蹟,一方面也把中國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危險境地。

「人民」只是抽象的符號

鄧小平跟台灣的蔣經國曾經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班同學,他們都是二戰留下來的打過仗的強人,但是,蔣經國開啟了台灣的政治改革,但同樣是強人,鄧小平卻把難題留給了後輩的庸人,平白增加了改革的風險,很大的風險。當然,在鄧小平的字典裏,沒有動搖黨領導的政改,他不是戈爾巴喬夫,更不是蔣經國。這就是鄧小平自己的局限,一直到死,他都是一個黨化的獨裁者。其實,他並沒有理解他所親手啟動的改革開放的真實意義。他自稱是人民的兒子,但這個人民的兒子對於對手無寸鐵的人民開槍,卻毫不手軟。說到底,鄧小平這個共產黨的老兵,他心目中的人民,還是抽象的符號,並不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

《鄧小平時代》來了,在這個似乎又要重啟改革的時候,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好事。給我們一個機會,讓我們再一次一起走過從前,那改革歲月的從前。

張鳴
編輯 馮少榮

安裕周記:喟然四年

2012513

Vic:川震四週年,《陽光時務》推薦四部記錄片:
艾曉明《我們的娃娃
艾未未《老媽蹄花
Jon Appert劫後天府淚縱橫
杜海濱《1428

【明報專訊】今天的中國人民真是卑微得可以,汶川大地震都四年了,可是那些把小學生中學生壓得肝腦塗地的豆腐渣工程追究沒有一點進展。報上讀到的是遇難兒童家長只是要求當局一個「說法」,這是卑微不已的要求,只是要聽聽當局的解釋,和追究責任索取賠償還差十萬八千里。卻道是一個說法都沒有,記者採訪的家長是躲着跑着的受訪,彷彿豆腐渣工程是家長自己建出來而不是政府當局。

四年的概念是什麼?是奧運會由北京轉到倫敦,是美國總統由小布殊變成奧巴馬,是呱呱墮地的嬰兒今天上幼稚園,是剛進大學的少年變成學士袍在身的青年,是零天變成一千四百六十天。也許有人認為,在歷史長河裏四年是滄海一粟,不必只爭朝夕,更多的是說要向前看,不要讓歷史成為包袱。於是,幾百幾千鮮活的生命就這樣丟在凍結了的歷史時空裏,擱在那裏,永遠停在那裏。

錢鋼的《唐山大地震》有這樣的一段,唐山孤兒災後轉送到石家莊,「……到石家莊育紅學校時,綠豆粥和炸果子都預備好了,洗澡水也預備好了。水不冷不熱,不深不淺,據說巿委領導特地到澡堂瞧過,生怕水深淹了孩子……省市領導致歡迎詞,石家莊的小朋友致歡迎詞,接着是唐山孩子上台致應謝詞。那是一個13歲的男孩。他一上台,台下就有人哭了。他卻能控制住本人,繪聲繪色,講得清明確楚。只是說到『爸爸媽媽逝世了,是解放軍叔叔救了我』時,他掏脫手絹擦開了眼淚,但卻咬着牙沒哭作聲,進展了一會兒,又接着講下走。石家莊和唐山兩地的小朋友同台上演的時分,會場上傷心的氣氛達到了極點。瞧眾哭,正在後台的大人也哭,有個唐山孩子喊小芹的,她唱歌天真極了,瞧着她笑得那麼甜,真喊人受不了。為她伴奏的大人們哭成一片。坐正在台下的市委,忽然冠心病發作,昏倒正在地……

淳樸未變

錢先生的《唐山大地震》讀過不止一次,每次翻到這些章節時總是不能自已,眼裏一熱。過了三十六年,當年無綫電視的新聞是怎樣報道我還清楚記得,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後時刻,是一年之內死了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的一九七六年,我卻從錢先生的字裏行間讀到了中國人民的美德。儘管那是身分不同,但有救死扶危的惻隱之心,書裏引述趕到北京中南海的唐山礦武裝部幹事曹國成說:「『首長啊,唐山全平啦!』李先念、陳永貴、紀登奎過來把我抱住了。記不清是誰說:『別急,別急,坐下來,喝口水,慢慢說……』所有人都問:怎麼樣?我說着就哭了起來:『首長啊!唐山一百萬人,至少有八十萬還被壓着吶!』在座的人都哭了。」

《唐山大地震》所以成為不朽的報道文學,是因為它的真實。「在座的人都哭了」,我完全相信是真的,一個已然缺了總理的國家,還在狠批鄧小平「翻案不得人心」,仍然「要把毛主席偉大革命旗幟進行到底」的年代,空虛的不僅是政治和信仰的六神無主,還有面對晴天霹靂無力回天的無助,那種內心深處的悲哀誰都明白。今天想起《唐山大地震》時掠過心頭是「今夕是何年」的感嘆,我無法把四年前的川震放在三十六年前的唐山來看,然而中國人民的淳樸厚實從來沒變,變了的是國家。

台灣民風

韓寒去了台灣一轉後寫了一篇〈〉,從台北換眼鏡到丟了手機看到台灣的民風。不到一天就有三十萬點擊率,轉載十三萬,在我們眼中看來,乘客丟了手機在的士裏,香港可以找馬路之友幫忙,找到的機率是有的,但應不致於丟了一個找到一個;換眼鏡卻得到一副隱形鏡片,我作為四眼一族倒是未聽過香港也有這些,卻是不只一次螺絲脫了隨便找家店都無償替你更換,問店員「幾多錢」的回應是淺淺一笑「唔使啦」。說的也是,一顆螺絲釘該如何收費,是一毛還是五毛還是一元,工料費外還有店員的工務費最後都免了。這不算是美德,但肯定是助人的風尚。韓寒在台北的遭遇也許會在香港重演,丟了手機尋回,換眼鏡不成卻有一副隱形眼鏡,這不是我們獨厚於韓寒,也不是什麼陰謀詭計要坑你一筆,而是我們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裏的教育。

忘記教育

香港有人天天大吹要搞國民教育,我在facebook看到陳雲把課本上載,那是常識科的配對題,其中兩則的答案安排是「香港回歸,就是一個被人領養的小孩——回到親生媽媽的懷抱」,「每年回歸紀念日——香港人都會熱烈慶祝」。我不會爭論這些,在七百萬人裏總會有人同意或者不同意,我想說的,如果這些是國民教育的一部分,我們的下一代會變成怎樣?會是認為川震豆腐渣學校死難兒童家長不識大體給祖國抹黑,抑或是受外國勢力慫恿惡意醜詆國家。不要說這是杞人憂天,三年前六四二十周年,就有這些正紅旗下成長的大學生說出一模一樣的話:八九學運是給祖國抹黑、受到美國為首的西方反動勢力資助;當然還有天安門沒有屠殺這些質疑,帶出來的是所謂「理性討論,平衡客觀」。我每次想起這八個字總會失笑,理性討論,說穿了就是偷換概念,這些破伎倆實在低水平得可以,今天我如果要研究秦始皇有沒有焚書坑儒,這可以是理性討論,二千年來留下的古籍不多,考古專家參與是必須的;但六四到底有沒有開槍有沒有殺人,有必要那種各打五十大板的「理性討論」?一九八九年看到天安門發生什麼事的人還沒有死光,今天仍然活得好好的,像候任特首梁振英,你去問這些人,馬上可以說出一大段現場所見。就等於你要知道香港下任特首姓甚名誰,不必討論也毋須理性,直接走去問就知道答案。

這是事出有因,包括香港在內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都在推行一種忘記教育,把所有官方認為不應該留在人民胸臆中的都忘得一乾二淨。在大陸,這種教育是通過強制政治課消音,然後再祭出一套名為大國崛起的邏輯加持,就像陳雲在facebook上載的那篇配對題一樣,「一百年前,清政府無能——外國人霸佔了很多中國的領土」;之後就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從物理而言,這是實話,沒有中共就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不可以理解為共產黨救了中國。可是這類偽邏輯這幾年間很流行,原因很巿儈,moneytalks,有錢使得鬼推磨。韓寒在他們博文說了出來,「文化,法制和自由是一個民族的一切,別的國家不會因為你國的富豪瘋狂搶購了超級跑車和頂級遊艇而尊敬你的國民」,儘管韓寒欠缺了更廣袤的歷史感,台灣今天的民主是打拚回來的,不是國民黨的施予。

氣虛血弱

不過,韓寒訪台後的自我批判,從側面道出了今天大陸一些人的心結;而,對那些一心以為錢便是一切的中國人也許更殘酷:「稍知中國大陸內部真實情况的人,都不會為中共表面的『經濟繁榮』所惑。從中共『維穩』經費超過國防經費這一點來看,這一政權已在無比的恐懼和慌亂之中,正符合『日暮途窮,倒行逆施』的古話。剛剛發生的薄熙來大案和陳光誠國際事件,都為我們提供了最可靠的事證」。八十二歲的余英時是錢賓四先生的學生,歷盡抗戰內戰,上下六十年,他看到的中華文化在這一甲子裏的清洗殆盡,也看到胖子的氣虛血弱。

今天中共的經濟起飛歷史上不止是它一國,戰後的日本亦曾經如此,也是先辦亞運再有奧運,接下來是世界博覽會,所不同的是日本早了四十年。不能欺騙我們說這是沒有先例,更不應說禮崩樂壞是因為沒有先例下的走錯路。我不會服氣。日本的起飛不在於經濟,更重要是社會上另一股力量的振興——新聞傳媒。七十年代田中角榮隻手遮天,《文藝春秋》一篇調查報道捅出田中接受美國飛機公司利益,田中就得下台;八十年代末,《朝日新聞》把利庫路特醜聞公諸於世,從竹下登到宮澤喜一統統落馬。你可以說今天日本仍是派閥割據黑金四起,但日本一天還有四大報,政客一天還不敢亂來胡來。

川震四周年揭示的不只是豆腐渣工程爛帳,也不單是官員尸位素餐,而是一個欠缺監督的大國的虛胖。這幾天讀報讀得喟然,想起四年前那張紅領巾小學生橫七豎八滿身厚灰壓死的那張照片,鼻頭再一次酸起來,這筆帳在這個國家若真的是沒法算清,我們上愧列祖列宗,下愧萬千黎民,再也說不上是人了。

安裕
編輯 楊泳森

2012年5月12日 星期六

古德明 - 中國人的國家?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5月12日

陳光誠逃出山東師古村樊籠,走進北京美國大使館,也就是他的救援者所謂「全國最安全地方」:這七個字,沒有「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那麼動聽,沒有「大國崛起」那麼雄豪,也沒有「中華盛世」那麼歡樂,只有那些口號都容不下的事實。

中國人向來安土重遷,眷戀家國;從前執政者一般也明白「保民而王」的道理。春秋時,魯國法律就規定:「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魯國人在他國被迫做賤役),有能贖之(用錢把他們贖回)者,取其金於府(可向國庫領回那筆錢)。」孔子門生子貢就曾經贖魯人於諸侯,回國後,「不取其金」。當時民之思國,國之重民,於此可見一斑(《呂氏春秋》卷十六)。

北宋初年,潘美、楊業等率軍收復遼國佔據的雲、應、寰、朔四州,但無力長期固守,朝廷為免四州百姓再受遼人魚肉,下令「遷四州之民於內地」,遣軍隊護送,其間遼兵來犯,楊家將寡不敵眾,用血寫成一段為國為民捨生取義的歷史(《宋史》卷二七二)。

今天,中國還是不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的地方,《南方都市報》上月一則新聞就是答案:河北任縣農民陳保辰田地遭當局強佔,走去理論,幾個共幹「一身酒氣,沒說幾句,就向他揮拳」。最後陳保辰點着汽油,卻未能把自己燒死,傷癒之後,還不知要被控什麼罪名。類似的小故事,全國無日無之。

而中國人即使死了,也難入土為安。請看互聯網上本月一則新聞:廣東汕尾赤坑鎮一位貧家婆婆去世,瘞埋之後,鎮上公安以「違反殯葬政策」為言,要她七十多歲的兒子獻上幾萬元出殯費和埋葬費,「不給錢就挖棺材」。結果千多名村民揭竿而起,無數防暴警察出動鎮壓,又是一宗全國無日無之的小事。

至於陳光誠,過去十八個月,連一個莫須有罪名都沒有,卻遭當局公然囚禁在家毒打;南京的何培蓉、北京的曾金燕,或助他脫身,或為他執言,沒有違反中共任何成文法律,現在卻同遭軟禁。這樣的中國,假如還可以說是中國人的國家,那一定是中共詞典的定義。

中共《環球時報》說:「陳光誠挾洋自重,甘於在自己的國度上,充當外國爪牙,醜化自己國家。」這樣的言論,中國人習以為常,只不知道《環球時報》編輯會不會和《新京報》編輯一樣,痛斥陳光誠、美國之後,「夜深人寂時,卸下言不由衷的面具,向真實的自己說聲『對不起』」:這是五月五日凌晨《新京報》微博上出現的一段留言。

那段留言很有意思,但《新京報》編輯眼光未免短淺。中共大小幹部,對不起的,絕對不只是他們自己,否則現代中國人怎麼要在美國使館裏才得安全。

古德明
專欄作家 

李怡 - 拉布戰慘烈,主流泛民不能袖手旁觀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2512
Vic:中共港共今日杜絕「變相公投」,明天就要修改議事規則,「堵塞拉布漏洞」了。各位放長雙眼,屆時支持「堵塞議事規則漏洞」的人,就是出賣香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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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拉布戰之慘烈有如絕食。絕食以飢餓作抗爭,拉布則以疲累作對抗,說白了都是自殘手段,尤其拉布輪流發言的只是三個人。
《基本法》26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是香港人最基本的政治權利。替補機制雖經過一再修訂,但仍然是剝奪了香港人部份的被選舉權,也剝奪了議員以辭職再參選這種訴諸市民去表達意見的權利,而這種訴諸民意的方式是文明國家有先例的。因此,維護市民權利的議員,不管政府已作怎樣的讓步和修訂,牽涉到市民基本權利的事,必須寸步不讓。
立法會前天開始,為審議替補機制展開了壯烈的拉布戰。余若薇提出的休會待續議案被建制派否決,政府為防流會而對建制派作總動員、連被稱為「議會大懶蟲」的幾個建制派也乖乖去開會,人們會問:究竟是甚麼了不得的法案,必須在這個立法會所餘時間不多、兼有許多重要民生議案待通過的情形下,要讓這個無逼切性的議案硬闖立法會?更何況有議員早就揚言會以拉布伺候?這問題實際上已有悲慘的答案:不就是中聯辦的無形之手的操控嗎?「公投」是中共的大忌,儘管是「變相」。這一屆政府出現的「公投」必須在這一屆把它收拾掉。這是中共的命令,政府和建制派不敢不從。於是一向缺席率高的建制派都要來開會了。
第一天的拉布戰還沒有結束,一首叫《拉布戰》的歌就在網路熱傳,不到半天, YouTube點擊已過萬,這首改編自《鍾無艷》的二次創作,詞作得好,歌手也唱得好。歌曲開頭:
「回望那兩鐵的車資加幅夠兇狠/回望那政制一修改得欺騙搵笨/誰人讓領匯坐大無視百姓吃緊/為何導致這官商勾結劫難發生。」
然後直斥主流泛民:「期望議會阻止不公法例能保民/遺憾信錯政黨她只保尊貴身份/權利沒有香港失去自由/溫水煮蛙失救/誰願蘇醒改變亂世咀咒。」
接着是這首歌的主旨:「做到拉布的壯舉/兩位要撐下去/毓民與大嚿縱疲累/力竭亦說下去/縱使聲沙跟缺水/大眾不理解讚許/兩位也說下去。」
歌曲也提到市民或曾對二人「議會衝擊出蕉欠修養」不滿,但「誰人願意夜夜未眠研究各憲章/完全為了拉倒不公法例才這樣」。因此,儘管香港市民不體諒,儘管「無奈是這香港多數壽頭/溫水煮蛙爽透」,但是「難道香港將要愉快失救」?所以「兩位要撐下去力竭亦說下去/大眾不理解讚許/兩位也說下去/孤軍般的漢子/為了正義要這惡例告吹」。歌曲最後呼籲「萬眾勉勵陪伴撐下去」。
好幾個朋友聽了這首歌,都熱淚盈眶。
不以人廢言,不以人廢事,這是從政議政的基本道德。過去泛民除了在議會發聲、投反對票棄權票之外,只有發動遊行這一招。在現有的憲政規則之下,有人提出五區變相公投這一招,若當時泛民能全體以赴,會造成多大壓力?但主流泛民為了怕失去「道德高地」而拒絕參與。政改接受中共招安,作出不恰當的妥協,也是為了保住地位。特首選舉,明明中聯辦全力明撐梁振英,泛民卻不願對着幹集體挺唐英年,只為了一黨之私不想影響對九月立會選情。現在,人民力量想出按議事規則癱瘓立法會通過惡法這一絕招,泛民眾人竟忍心看着黃陳梁三人疲累不堪地硬挺着發言拉布,而沒有一個人參與施加援手嗎?
在立法會扭曲的組成下,在中聯辦幕後操縱建制派意向的擺佈下,拉布是唯一能阻止損害市民權利的惡法通過的絕招。它可力阻剝奪市民參選權的惡法,可力阻網絡23條,也可力阻不諮詢民意擴大政府架構、準備引進大批紅背景人士的新特首改組方案。這幾乎是守護我們權利的最後王牌。縱使我們不同意黃陳梁三議員過去的某些行為,卻不能不為他們的拉布喝采,不能不為他們的不眠不休感動。以三人之力,螳臂當車力抗中聯辦、政府、建制派聯成一氣的怪獸。
強權正溫水煮蛙地步步侵蝕香港自由法治和市民權利,拉布戰是在體制內合法對抗強權的最後手段,有良心的主流泛民不要袖手啊。

2012年5月11日 星期五

李怡 - 台灣的拒絕中時運動


李怡 - 台灣的拒絕中時運動
2012年5月8日    香港蘋果日報

網上流傳著名學者余英時寫於5月4日的「覆黃國昌先生書」。黃國昌是台灣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和台大法學副教授,台灣著名知識分子社團澄社社長。不久前,買下中國時報的旺旺集團老板蔡衍明發表媚共言論,整肅自由派編輯,尤其是遣散了長期擔任時論廣場編輯的資深文化人蔡其達,引來澄社發起「拒絕中時」運動,前天台灣知識界又舉辦座談會,就「五四」和「蔡其達事件」探討對台灣自由民主的影響。余英時這封信是就這些話題給黃國昌的回覆。

余英時在覆信中,表示支持澄社發起的「拒絕中時運動」和這次「五四座談」,他表達對台灣這幾年來的政治變化很深的憂慮,就是一些有勢有錢的政客和商人,出於絕對自利的動機,已下定決心,迎合中共的意旨,對台灣進行無孔不入的滲透,其中包括公共媒體的收買。他認為,「拒絕中時」和「五四座談」是及時的「救亡」行動,足以將上述那一類商人和政客的原形展示出來,使廣大的台灣人民有普遍的警覺。

余英時說,稍知中國大陸內部真實情況的人,都不會為中共表面的「經濟繁榮」所惑。薄熙來大案和陳光誠事件,為我們提供了最可靠的事證。「像中共這樣一個橫暴、下流、腐敗、殘忍的統治集團,是絕不可能獲得『穩定』的,……說不定什麼時候局面失控,一種不能想像的解體局面便會突然出現。」

余英時的信,被網民稱他做華人學術界最後的良心和靠山。另外,中國時報著名專欄作家張鐵志5日傍晚,也透過 facebook發出聲明,表示今後拒寫中國時報。


李怡 - 為中時淪落同聲一哭
2012年5月9日    香港蘋果日報

台灣《中國時報》在親共商人蔡衍明買下後,一波一波地干預編採自主,使這個曾經在台灣威權時代不懼權勢為民主自由發聲的報紙,淪為迎合中共的意旨,對台灣滲透的宣傳工具。台灣所有曾愛護和珍惜這媒體知識分子和傳媒人都感到痛心。史學泰斗、中研院院士余英時,與已故《中時》創辦人余紀忠私交甚深,威權時代一直支持《中時》的自由派取向,但在今年二月,當澄社發起「拒絕中時」運動時,他很快參與連署,日前更寫信表示對這運動的支持。

蔡老板干預編採,最早見於09年底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中時》在報道中稱陳雲林是 C咖(即 C cast)角色,蔡衍明認為這種說法冒犯別人,也使他受傷害,於是下令撤換總編夏珍。今年一月台灣大選後,他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他說他等不及,希望能早日看到統一;說總編輯冒犯他的朋友陳雲林而被他撤換是咎由自取。又說他了解六四沒有死那麼多人,大屠殺的說法不真實。他說「台灣應該克服對大陸的戒心」、「中國在許多方面都非常民主」。對這些言論,政論家江春男表示,所有《中時》前同仁,應同聲一哭。台灣知識界遂發起「拒絕中時」運動。而蔡老板進一步向遵從新聞自由原則的編採人員開刀,蔡其達被裁撤終引起知識界義憤。

蔡衍明的媚共受關注,更因為他正以約200億港元收購擁有12個頻道、11個有線電視系統台,100多萬收視戶的中嘉有線系統,倘獲批准,將成為臺灣唯一掌握上中下游的媒體王國。這正是余英時對中共透過台灣商人滲透,感到「很深憂慮」之處。香港人有同感嗎?

2012年5月10日 星期四

楊佳案電影在港風波


世紀.ChinaCatch Me If You Can:內地導演應亮誰約我去西環談楊佳
楊佳案電影在港風波
明報   2012510

編按:內地著名獨立電影導演應亮,現任香港演藝學院講師。他拍了一部電影,題材是「楊佳案」。曾有人出價近7000萬港元買下這部電影的版權,卻明言只買版權而不播放。早前,內地政府部門更想約他去西環「飲茶」,還多次「探訪」他在上海的父母。一個導演為什麼得此「禮遇」?應亮在港工作簽證將於今年9月到期,他一旦回到內地,等着他的是紅地氈還是手銬?本文作者採訪應亮,看看他在香港被「飲茶」的經過……

內地電影導演應亮,曾憑《慰問》等作品獲得荷蘭鹿特丹國際電影節金虎獎等多項國際電影大獎。現於香港演藝學院做駐校藝術家的他,今年完成了新作《我還有話要說》(下稱《我》)。該片近日在韓國全州電影節播放,沒想到卻遭到內地有關部門無所不用其極的非正當干涉,以至於應亮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不敢回家,只得奮起「反擊」,通過網絡等形式向媒體求助。

只有母親不知道

《我》的背景,是被稱作「上海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襲警事件」的「楊佳案」。200871日,北京青年楊佳持刀衝進上海公安局閘北分局,使6名警察身亡、5人受傷。而在早前的2007105日,楊佳因誤租被盜自行車,被帶到警局盤問6小時,後一直投訴無果。楊佳曾說:「任何事情,你要給我一個說法。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輩子背在身上,那我寧願犯法。」20081126日,楊佳在上海被執行死刑。

本身是上海人的應亮說,楊佳案發生的警局距離他家不遠。而促使他拍攝《我》的直接原因,是維權藝術家艾未未於2010年製作的紀錄片《一個孤僻的人》。應亮坦言:「看完這部紀錄片後我很有感觸。」於是萌生創作《我》的念頭。

後來,應亮找到了拍攝角度。《我》3月在深圳拍攝完成,以楊佳母親的真實故事為背景,講述楊母在楊佳案發生後,被上海有關部門非法拘禁了五個多月。在楊佳被判死刑後,司法機構欺騙楊母說還可以上訴,叫她回北京去準備材料。直到楊佳被執行死刑,楊母才被告知消息。應亮說:「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只有楊佳的媽媽不知道。」《我》集中表現的,就是楊母在得知兒子死訊前後的兩天半時間,楊母的內心世界,以及她與身邊人──律師、記者等等的交流。

現在在內地網絡上,已經找不到《我》的任何相關信息。在內地知名的文化網站豆瓣上,《我》的專頁已經被刪除,但用google的「頁庫存檔」仍舊可見。

應亮說,《我》在拍攝完成後一周左右,他身邊的朋友即被上海市公安局約談。4月初,應亮的家人也被叫去問話。警察說,應亮拍攝這部電影是「非常嚴重的案件」,命令應亮的家人轉告應亮,必須修改影片,或者停止播放。應亮則表示,拍攝電影與他的家人無關。在多達7次的約談後,警察見仍舊無果,又不惜千里迢迢跨省跑到應亮妻子的老家四川去,每天約談他妻子的家人,要求應亮公開表態,不播放《我》。還索要了應亮的聯繫方式,表示要到香港找應亮。

誰傷害了當事人感情

大約3周前,有兩個自稱上海「外聯辦」的人來找應亮,約他在西環見面。應亮同意見面,但地址必須在薄扶林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應亮說,對方不同意在校園內見面,不知道他們不同意的原因,於是約在學校附近的一家餐廳。而這兩個自稱上海「外聯辦」的人,從頭至尾沒有出示過任何證件。他們表明兩點:第一、《我》中表現的與楊佳案事實不符;第二、《我》傷害了當事人的感情。所以,要求一定要修改電影。

應亮也當場表示:第一、他們所說的「與事實不符」,應亮無法當場答覆,必須問過律師再說;第二、《我》是他作為藝術家自己個人的作品,有創作自由,不受干涉;第三、《我》由全州電影節出資拍攝,版權是電影節的。

事後,應亮的律師朋友表明兩點:第一、如果有關部門認為《我》與事實不符,那麼,則請有關部門公布楊佳案的全部真實材料,這是全國許多關心楊佳案人士的共同願望,求之不得;第二、如果《我》傷害了當事人的感情,必須由當事人本人提出訴訟,而不是由有關部門提出。

有關部門看再次阻撓無果,遂又想到從全州電影節下手。

曲線鼓勵獨立電影發展?

應亮說,有消息指有個韓國青年,聲稱代表上海某電影公司,願意出資100億韓元(約合6800萬港幣)向全州電影節購買《我》的版權。但是明言,只購買版權而不播放。全州電影節主辦方沒有接受這項無理的要求。

428日,《我》在韓國全州電影節隆重上映,受到好評。而在此期間,應亮的郵箱一直不斷收到家人發來的電郵,勸其不要播放電影,也不要「走極端」。

52日,應亮回到香港。回港後,他開始通過facebook等媒介訴說自己的遭遇,也開始向媒體求助。他必須這麼做,因為有消息說,上海市公安局的高層領導已經表態:「這個案件一定要抓」。而應亮至今也不明白,一宗4年前的案件,何以如此興師動眾。「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線在哪裏。」應亮說。

應亮預感到,倘若回到老家上海,他肯定會被拘捕或者限制自由。但是駐校藝術家的簽證,只到今年9月為止。應亮說:「我現在已經計劃不回去。」但要究竟要怎樣辦到呢?餘下的時間已經不多。

應亮說,他的家庭是「革命家庭」。祖父輩已參加中國革命,近代的歷次運動都牽連到他的家庭。應亮自己十幾歲的時候,父親就曾莫名被抓,失去自由兩三年。所以,雖然為自己的處境擔憂,但應亮表現得也並不害怕。採訪過程中,講到有關部門的可笑處,應亮還時不時發出爽朗的笑聲。

應亮說:「身處香港,安全感比在內地多得多。在香港,有關部門雖然有所威脅,但畢竟不敢動手。不過回到內地就不好說了。」不知道「自由之都」香港,最終能不能保護這位尋求真相的藝術家?會有香港人願意協助他嗎?

應亮家書選段

應亮近日在facebookYing Liang)發表家書,近日在網上廣傳,勸勉演藝學院的學生,選段如下:

作為一個香港人或其他民主體制裏的人,你們一定要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一切;一旦發現某些可貴的東西正在失去或被掠奪,一定要捍衛之。我今天對同學說:假設我現在中國,根本不可能睡一個平安的覺,不可能自由的行走,無法安定地吃一頓飯,與朋友和家人聊一次天。你們看,這些日常生活裏完全由個人自主支配的動作,竟成為一種奢侈──是的,這就是現實。我在MFA的紀錄片課上說過,中國的現實比電影更誇張更有想象力,當時台灣來的同學沒聽懂,我猜他現在應該懂了……假設香港人有一天也無法自由地吃飯睡覺行走和聊天,將是莫大悲哀,而香港確實正往這個方向滑去。找我談的他們說:『雖然你在香港,但畢竟是中國公民,就得由我們管;即便香港其實也由我們管的。』」

應亮,1977年生於上海,在北京師範大學藝術系學習電影,後畢業於重慶大學電影學院導演系。應亮作品不斷受國際電影界關注,曾獲多個電影節及影展的評審大獎,作品以《背鴨子的男孩》(2006)為風格代表,講述快被開發為工業園區的小村莊,一個17歲男孩背着兩隻鴨子到城市找回父親的故事。導演成長於這樣的盛世,在城市化的城鄉變遷、價值觀扭曲的年代發現人間有情。後來作品《好貓》(2008)、《慰問》(2009)均獲參展機會,並獲重要獎項。

文:洪忠閣  編輯:袁兆昌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韓寒 - 太平洋的風


2012510   

空客320降落在桃園機場。飛機的降落把我震醒。手機裏正好播放到張艾嘉的《戲雪》,這算是一首生僻的歌,陳昇寫下這樣的詞:「1948年,我離開我最愛的人,當火車開動的時候,北方正飄著蒼茫的雪,如果我知道,這一別就是四十餘年,歲月若能從頭,我很想說,我不走。」

對於臺灣,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侯孝賢和楊德昌的電影裏。後來魏德勝和九把刀又加工了一下。我喜歡的作家,梁實秋,林語堂,胡適也都去了臺灣,而且他們都和魯迅吵過架。當大陸窮的時候,臺灣有錢,後來大陸有錢了——確切的說,是政府和小部分人有錢了,臺灣又有了……

戰火把同一個民族的人分隔在了海峽的兩岸,那些具體到每個家庭的悲歡離合已經被時間慢慢抹平。臺北的街道的確像優客李林唱的那樣,像迷宮一樣展開在我的眼前。但是對於異鄉人,每個陌生的城市都是迷宮。在酒店住下,誠品書店就在旁邊。朋友的眼鏡架壞了,於是晚上先陪著朋友去配眼鏡。我們坐計程車來到了台大附近,進了一家眼鏡店。沒有聲音酥麻的台妹,老闆親自上陣。朋友看中了一副鏡框,但要幾天以後才能取。朋友說,那算了,我在臺灣只留三天,我要明天就能取的,只能去別的地方看看。這時候,讓我詫異的一幕出現了,老闆居然從櫃檯裏摸索出了一對隱形眼鏡,塞在我朋友手裏,說,實在不好意思,沒能幫上你的忙,這個送你,先用這個應急吧。連我這般總是把人往好裏想的人第一反應也是——我靠,哪有這種好事,這裏面是有什麼猫膩吧?咱還能走出這家店的店門麼?

我們平安的走出了這家眼鏡店,換去了隔壁一家。那家眼鏡店承諾第二天就可以把眼鏡做好,然後那家店的老闆用朋友殘留下的鏡片臨時找了一個鏡框凑合裝了起來,告訴朋友,這個可以晚上用。這兩家只是非常普通的路邊眼鏡店,還是自己隨機找的,要不真得讓人懷疑是不是組織方安排的,目的為了讓大家增加對臺灣的好感。

臺灣的街道上有不少的小遊行和抗議橫幅,這一切對於大部分大陸游客來說都太新鮮了,於是很多游客守著電視機看晚上的政論節目。我媽媽去年從臺灣旅游回來,就說那裏太好玩了,領導人可以在電視裏隨便罵,比快樂大本營還要歡樂。相比之下,臺灣人對這些早就習以為常。但給我留下了比馬英九先生更深印象的是王松鴻先生——他不是明星政客,也不是文人墨客。他是一個計程車司機。一天早上,我從酒店下樓,打了他的車去陽明山。到了目的地我發現把手機拉在出租車上。我沒有記下車牌號。朋友們忙著幫我聯繫出租車公司,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訊息,我也打給酒店,想讓他們查看一下監控錄像,確認車牌號。一會兒,我接到了酒店的電話,我問他們,是查到車號了麼?他們說,監控錄像裏訊息太多,還沒有查到,但是剛才有一位出租車司機開回酒店,把一個手機交給了前臺,說是一位從你們這裏上車的先生遺落在車裏的……

說實話,我石化了。我問到了出租車司機的電話和名字,說我想酬謝你。王鴻松說,不需要啦,很正常的,小事一樁,我們都是這樣的。他告訴我,前幾天剛和幾個朋友環島開了一圈,打算過一段時間來大陸旅行。他說他開計程車就是為了能夠去更多的地方看看。末了居然還來一句:我有QQ和新浪微博的,你的號是什麼,我們可以在網上聯繫的。這頓時讓我覺得兩岸關係非常親密。接著,他繼續說,你有臉書麼?我說,大陸的互聯網沒有臉……書。他說,哦,對哦,是哦。我不和你說了,有客人了,再聯繫哦。

也許是我的命好,遇見的都是好人,也許是我走的膚淺,幾乎所有人都和氣。毫無疑問,如果我在臺灣多停留幾天,我當然能看見他不如人意的一面,也許他硬件不夠新,也許他民粹也湧現,也許他民怨從不斷,也許他矛盾也不少。沒有完美的地方,沒有完美的制度,沒有完美的文化,在華人的世界裏,它也許不是最好的,但的確沒有什麼比它更好了。

這篇文章裏不想談論什麼政治和體制。作為一個從大陸來的寫作者,我只是非常失落。這些失落並不是來自於這幾天淺顯的旅行,而是一直以來的感受。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環境裏,前幾十年教人兇殘和鬥爭,後幾十年使人貪婪和自私,於是我們很多人的骨子裏被埋下了這些種子;我失落在我們的前輩們摧毀了文化,也摧毀了那些傳統的美德,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摧毀了信仰和共識,卻沒有建立起一個美麗新世界,作為晚輩,我們誰也不知道能否彌補這一切,還是繼續的摧毀下去;我失落在不知道我們的後代能不能生存在一個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傷害的環境之中;我失落在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還要不停的考慮措辭,以免哪個地方說過了線;我失落在當他人以善意面對我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居然是會不會有什麼陰謀;我失落在我們自己的文藝作品很少能夠在臺灣真正流傳,而能在臺灣流傳的關於我們的大多是那些歷史真相和社會批判,更讓人失落的是那些批判和揭露往往都是被我們自己買了回去,用於更加瞭解我們自己。除了利益和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我們幾乎對一切都冷漠。這些冷漠和荒誕所催生的新聞都被世界各地的報紙不停的放在頭版,雖然可以說這是官方的錯,但無奈却也成了這個民族的註釋。

是的,我要感謝香港和臺灣,他們庇護了中華的文化,把這個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了下來,讓很多根子裏的東西免於浩劫。縱然他們也有著這樣那樣的詬病。而我們,縱然我們有了麗茲卡爾頓和半島酒店,有了GucciLV,我們的縣長太太也許比他們最大的官員還要富有,我們隨便一個大片的製作成本就夠他們拍二三十部電影,我們的世博會和奧運會他們永遠辦不起,但走在臺灣的街頭,面對著那些計程車司機,快餐店老闆,路人們,我卻一點自豪感都沒有。

文化,法制和自由是一個民族的一切,別的國家不會因為你國的富豪瘋狂搶購了超級跑車和頂級游艇而尊敬你的國民。坐在空客330的機艙裏,飛翔在兩萬英尺的高空,一個半小時就到了上海。既然我們共享著太平洋的風,就讓它吹過所有的一切。

胡德夫演唱〈太平洋的風〉

2012年5月9日 星期三

古德明 - 親子樂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2年05月09日

臺北科學博物館有一個氣墊遊樂場,供父母帶孩子去玩,遊樂場名稱是:小淘氣親子樂園。這「親子樂」一詞,很有現代漢語特色。

中國人向來有「天倫樂」:「天倫」即父子、兄弟等天公定下的倫次關係。《兒女英雄傳》第十二回安驥和父親久別重逢,「說一番無限離情,敍一番天倫樂事」。但「天倫樂」現在變成「親子樂」了。

中文的「親子」,指親生兒子。《淮南子》卷十說,父親不愛護不造福兒子,親生兒子都會背叛:「弗愛弗利,親子叛父。」而生父、生母當然就是「親父」、「親母」,例如《淮南子》卷十說「親父慈母」愛子女不求回報,卷十一說「親母為其子治扢秃(醫治頭瘡)」等。胞兄、胞弟則叫「親兄」、「親弟」。上述詞語,結構相同,都是以「親」作形容詞。

現代漢語卻不然,以「親子」作「父母親和子女」的縮畧,即英文所謂parent-child,例如a parent-child reading scheme(父母兒女共讀計劃)、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父母兒女溝通)等。這個「親子」,據說原是日本先從英文硬譯過來的,臺灣朝野嚮慕日本,於是向日本學舌,處處都有甚麼「親子」組織;香港、大陸尤而效之,「親子」一詞就風靡全國。

根據這個「親子」構詞法,《金瓶梅》第十一回潘金蓮說「我當初擺死(擺布害死)親夫」,即不止害死丈夫武大郎,還害死了自己父母;《漢書》卷五十二韓安國說「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即要提防的不止胞兄,還要提防雙親。總之,根據現代漢語文法,你不可能讀得懂中文。

香港教育統籌局二零零五年發表《家長工作時間與親子關係調查》報告,那個「親」字,當然是指「家長」,但家長一定是父母親,一定和孩子有親屬關係嗎?改為中文,那報告應叫「家長工作時間與家長孩子關係調查」:多用了兩個字,但文法文意就無懈可擊。

大陸北方網「親子頻道」有所謂「睡前七分鐘親子閱讀」。假如改為「樂天倫頻道」以及「睡前七分鐘與孩子共讀」,那就是中文,但崇東洋又崇西洋的現代漢語人一定不滿意。

現代漢語人很有趣。他們一面慷慨激昂,說反對日本侵佔中國釣魚臺,一面卻爭購日本軍曹漫畫、T恤等等,更以甚麼「人氣」、「物語」等日本詞語取代中文的「號召力」和「故事」,還沾沾自喜,引以為榮。中國人口佔全球四分之一,中文卻日益沒落,那裡是沒有道理的。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2012年5月8日 星期二

陳雲 - 文化相對主義的謬誤


雅虎香港   三文治專欄    2012年5月8日

香港左翼有五種理論,合稱左翼五論:文化包容論、文化差異論、反種族歧視論、大陸也有好人論、香港也有壞人論。這些都是香港的左翼人士(某些文化人、社運界、社福界、宗教界、民主派)的慣用理論,好像很西方、很普世,卻也是很反智,簡直褻瀆了西洋學問。

五論之二,是文化差異論,是文化相對主義的變奏。左翼常說,大陸與香港分隔百年,政治制度不同,故此有文化差異,沒有誰好誰不好,香港人不能武斷地認為香港的一套就是好的,總之互有差異就是。這是文化相對主義的變調。例如左翼說,大陸人當街大小便、在置地廣場的餐廳縱容小孩大便、三五成群蹲在街上擋路、高聲喧嘩、拉住皮箱橫衝直撞等等,都是文化差異,要香港人尊重和包容。連帶共產黨促成的簡體字、共青團,香港左翼也叫香港人當作茶餐廳速記文字和童子軍那樣來接納,叫人不要大驚小怪。

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 relativism)是尊重民族或族群生活風俗的差別,特別要求現代化程度較高而勢力較強的一方,尊重現代化程度較低而勢力較弱的一方,彼此平等交流,尋求互相諒解以便和諧共處,不去歧視或摧毀那些與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風俗習慣。這種思想的根源,來自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人類學者呼籲,當中以美國人類學奠基人弗朗茲.博厄斯(Franz Boas)為個中翹楚。
  
十九世紀的文化進化論,將文化發展的階段模式化,如由蒙昧時代、原始社會之類進化到文明社會、工業社會的假設,博厄斯認為是不恰當的,也不能說文明社會的道德價值一定比部落社會的為高尚。任何一個民族或部落都有自己的邏輯哲理、社會思想、世界觀和道德觀,不應該用自己的一套標準套在其他民族的文化之上,因為衡量文化是沒有普遍絕對的評判標準的。

文化相對論的重點,是文化,即是該套生活方式、信仰、符號意義等,是在自然之中緩慢累積而形成的,例如食飯用筷子還是刀叉,拜觀音菩薩還是拜聖母瑪利亞,就是文化差異。使用蹲廁和座廁的習慣,也是文化差異。然而,共青團、官方指定的簡體字、極權國家教育而形成的國民性格、極權國家的政治組織而形成的國民道德和價值觀,這些也是廣義的群體文化,但不是嚴格定義的族群文化、民族文化。例如極權國家的集體批鬥、宗教迫害和團體紀律甚至心靈虐殺,雖然是文化差異,卻不能用文化相對主義來開脫和接納。
部落社會的決鬥、仇殺和巫術咀咒,卻是可以接受的文化差異。

當中的判定,在於是否自然形成,在於有否自由選擇。部落社會的成員是無可選擇的,生來如此,他們脫離了部落就很難適應,他們有自願選擇也不會拋棄舊部落的。然而,現代極權社會的成員是可以選擇的,他們不喜歡那個制度,一旦有機會逃脫或摧毀該制度,就會人人動手。故此極權社會的文化並非穩定的生活方式,而是政府用法令強加的,一旦政府倒台或改變統治方針,那套文化就會煙消雲散。

中國大陸並非部落社會或王朝社會,而是由一黨專政建立的現代極權社會,這是非常重要的判定標準。故此,我們不能包容中共社會的文化,因為他是現代的,並非原始的、王朝的。王朝中國的人民,溫順謙和,不喧嘩、不隨街當眾大小便,有人跌倒街頭,也不會見死不救,對吧?

進入現代社會之後,人類脫離了部落社會或王朝社會的自然困鎖狀態,有自由意志的選擇,文化相對主義是不適用的。民主的必定勝於不民主的制度,法治的必定勝於非法治的制度,約束資本的福利社會必定勝於叢林資本主義。這是都是無可置疑的,因為給你選擇,你會選擇前者而揚棄後者。即使你是高舉文化相對主義、文化差異論的香港左翼,你也不會選擇後者的。你不會跟自己過不去的,對吧?

陳雲 - 蚯蚓一心


am730   轉角專欄    2012年05月08日

五月三日早上八時許,在紅磡總站乘西鐵往屯門,鐵路公司報告,說南昌站與美孚站供電系統失靈,鐵路停駛,鐵路公司派遣接駁巴士在兩站之間運載乘客。本想折返旺角東站,坐巴士到屯門,預料轉坐巴士的人很多,也想試坐一下緊急接駁巴士,一動不如一靜,便在南昌站下車,沿車站標誌指示,出站坐接駁巴士。巴士很多,人人有位坐,我側邊還有空位放書包,坐得舒服。然而,也由於接駁巴士太多,連帶繁忙時間的巴士和小巴,火車站的路口堵塞,交通燈之前排了長龍。美孚站有人落車,我怕人多,便索性留在車上,坐到荃灣西站,再搭火車。如是者,巴士迂迴前進,走走停停。我合上眼,順便度過模模糊糊早上腦筋未醒的混沌期。偶爾在路口也有乘客鼓譟,要司機開門落車,但司機說公司規定,必須到站才可以開門。我在巴士上度過了四十分鐘。

睡眼朦朧,想到童年村中潤發伯的經歷。潤發伯在日本佔領香港時期,被日軍強徵了去做挑夫。日軍苛待挑夫,潤發伯知道這是有去無回的苦路,便一直伺機逃脫。一隊人到了韶關,山勢險要,路途迂迴,挑夫隊伍脫落,潤發伯便放下挑擔,猛然奔逃。韶關是高地,潤發伯見路就往下走,一心向南,褲袋裡有十元工錢,但山頭野嶺,他也無法使用,只是偷挖番薯雜糧為食,飲山坑水解渴,夜宿岩下或蔗田。某夜,在蔗坑被人叫醒,看見人人持槍,以為是日本兵,看清楚才知道是村民,便說自己是好人,不是盜賊,將身世告知。向村民買了點糧食,借住幾日,再徒步南下。

從粵北的韶關行路返香港,要幾長時間?又如何認得路?潤發伯的故事,是回家的故事,至今仍記在心中。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一心想住做一件事,勇往直前,就無人可以阻攔,即使飲山水,食粗糧也不會患病。《孟子》稱之為「以志帥氣」,以意志率領身體的正氣,外邪不侵。

《荀子》「勸學篇」云:「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蚯蚓無鋒利的爪牙,也無堅強的筋骨,卻能上食泥土,下飲泉水而生存,是由於心思專一啊。荀子舉蚯蚓為例,是鼓勵學子要專心向學,以求成就。荀子這句話,改自《孟子•滕文公下》:「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用來比喻安於貧困,廉潔自持的人。

困局之中,要忍辱自安。所謂忍辱,並非是面對侮辱而啞忍,而是面對無法改變的大環境,安心等候轉機,在等候之中養精蓄銳,機會來到,便引弓而發。此謂之蓄勢待發。潤發伯挑擔從香港元朗一直到了廣東韶關,守候轉機,就是專心致志,蓄勢待發。至於我在車上打瞌睡等待轉車,只是無事小睡,等待回魂而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2012年5月7日 星期一

吳靄儀 - 香港需要的律政司長


明報   201257

「法治」的核心意義是以法律保障人權自由,以法律限制行政機關權力。在香港的制度之下,律政司長是法治的把關人,一方面,由於他是政府的最高法律顧問,他的責任是提醒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尊重法治精神;另方面,他必須保障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行政權力和資源,包括檢控大權,不會用於包庇權貴或壓迫人民。

所以這位把關要員,必須品格高尚、專業獨立,在履行公職之際無畏無懼、不偏私、不考慮個人的禍福後果。身為第一法律顧問,律政司長需有深厚的法律修養和學識,自不待言,而對於政府在憲制精神之下應有的行為操守,要有所堅持。一般市民並無法律專業知識,而且法律意見往往在保密的情况之下提出,不能事事在事前(甚至事後)公開,市民對於律政司長能否充分信任,會直接影響法治的公信力。因此,律政司長的個人名望,比任何一位官員更為關鍵。考慮一位人士是否適當的人選,一個核心問題是:如果擔任律政司長,這位人士會不會敢於向政府最高層提出不中聽的意見?如果觸及法治及憲制原則,他會否無視本身仕途禍福,力陳利害,若政府堅持違法,就會毅然辭職?過去,律政司長在私人執業有很高成就的人選中尋,一個原因,就是這樣的人最有資格掛冠,重返私人執業,毋須背棄原則,仰人鼻息。

梁振英在競選特首前後,及在競選期間,對法治承擔特別薄弱,他物色的律政司長,是一位容易受他駕馭的人物,還是他不得不尊重的人物,不但能顯示他未來施政的風格,也足以影響未來5年,公眾對法治可以有多大的期望。

2012年5月6日 星期日

塵翎 - 地方政府 (濟南火車站)

明報   201256

濟南有一座老火車站,是全球最大的歌德式建築群,由德國建築大師Hermann Fischer建造,於1911年落成,是聞名中外的濟南地標,在戰時與革命年代仍能避過飄搖風雨,安然屹立。建築師死後,他的後代更每年帶同專家到場免費檢修。直至1992年,不顧學者與市民激烈反對,市政府堅決拆掉老車站,並在原址蓋起了所謂「現代化」火車站。


我看過老火車站的照片,那是一種無法再尋回的美,莊嚴、厚重、沉實,與濟南的氣質相配。對,老濟南,必得加上這個「老」字,來與《老殘遊記》裏的濟南呼應。

2月訪濟南,經過火車站,只覺醜陋紛擾不堪,人浮景亂,同行山東友人告之,老火車站拆掉的時候,很多人偷偷搬了石塊回家留念。這麼一大座建築,光是拆也用了半年,動員數百工人。

亂世裏的政治,更多依賴人治而非制度。人行,事就成。人不行,事則亂。當年拆掉老火車站的濟南市長,還認為自己是為地方破舊迎新、剷除殖民遺害呢。現在換了幾朝人,忽然又有人走出來想要復建舊站了,而且一副成竹在胸,沒有什麼辦不成的樣子,「不就是歌德式建築嘛」。說拆就拆,說復建就復建,毫無章法,毫無美學系統。


中國的地方政治,就是毁於大批欠缺政治道德、美學操守的官吏。各據一方,擁權為王,一個戶口制度就能把你弄死。在這國家,人的流動沒有自由,地方的官僚就成了最近的囚牢,也讓人誤以為衝出地方就可得到自由。在專橫權力遮蔽的天空下,人民沒什麼選擇,只能偷偷把美好的回憶、珍視的價值觀,藏在口袋,留給下一代。

書在燃燒:香港自由催生無名大書──無名氏忌辰十周年

201256

【明報專訊】第一次我寫無名氏是在1964年,第二次已是2002年。他逝世後不久,文章刊登於「明報世紀版」,轉眼又是一個十年,他的忌辰十周年。無名氏(卜寧),是當今中國最重量級的現代作家,當然,不是我一個人說的,在卜少夫主編的《無名氏研究》,高度評價他的人士多的是,包括司馬長風、叢甦、倪匡、黃俊東、王亭之、余樂山、李雨生等。

在《無名氏的文學作品探索與紀懷》,認同無名氏的作品是中國現代文學豐碑的作者,計有尉天聰、羅鵬、向明、張默、魏子雲等。更不能漏了海外夏志清。

無名氏的無名大書(原是七卷,後來《荒漠裏的人》消失,只得六卷)第一卷於1945年完成,到第二卷時,大陸淪陷了,之後的歲月,他要地下寫作,維持了十五年之久。到最後,幾經劫難,全書六卷,才可以陸續出版。時間已接近半個世紀了。

直到今天,2012年,無名氏離世十年,沒錯,有關探討他的書一本又一本面世,但,我覺得,一切都太遲了,而且出現一個相當奇特的現象,在書局,甚至在台灣,不易找到他的作品,在香港圖書館,只能看到零星落索的一兩部。在電腦檢索,書沒有上架,要預留。執筆之前,我還特別上深圳,兩大新舊書城,一本無名氏作品竟也找不到。

浮出水面的文學史「失蹤者」

所謂太遲,因為雖然無名大書成書這麼早,但真正被有識之士受落而讚許的,還是他離開大陸之後才發生。在大陸,人民經歷過翻天覆地的政治無情鬥爭,已把無名氏這個名字完全忘掉了。重新認識無名氏還是靠海外資訊,說出來,真是荒唐不過之事。海外人士發現及評論無名氏,六十年代初期已出現,而內地撰寫無名氏的書最早卻在1998年,那已是無名氏身在台灣的日子了(明顯地是受了台灣那一陣「無名氏旋風」影響所致)。這個時候,大陸才有人開始積極地研究無名氏作品,代表作有李偉的《神秘的無名氏》和汪應果、趙江濱的《無名氏傳奇》。

在趙江濱另一本的《從邊緣到超越》,他便直接地說無名氏是浮出水面的文學史「失蹤者」,是遲到的「歸來者」。這個說法,的確忠於事實,可不是嗎?只舉一個例子就夠說明了:如錢理群等人在《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1987年),便把無名氏放在「洋場小說」系列中,只簡短提及,作為徐訏的陪襯吧了,還直言:「隨着政治主張趨於反動,他的創作生命等於終止了。」但到了1993年,同一批人,同一本書,修訂版後,觀點完全相反,變了「無名氏集通俗、先鋒於一身,兩種寫作前後並舉,而本質上他是一個用文學來探索生命意義的純文學作家」。這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可見醜陋的政治就是這麼的一回事,隨時翻雲覆雨,處理文化藝術手法厚顏無恥。

每一次談無名氏,總有不少的唏噓與感嘆,因由首先當然正如上述的動盪時代帶來的劫難,他生於政治造成的文化斷層中,坎坷難免。在那些歲月中,他寫《塔裏的女人》、《北極風情畫》一舉成名,被譽為中國第一本最暢銷小說,如果在太平盛世,他的無名大書接着順利出版的話,他的文學地位被大眾認可,不受忽略和冷落,是可以肯定的。

作品超越時代一直被誤讀

我個人認為,可能最關鍵的一點是他的作品本身,實在太超越他所處的年代了,他的風格,他的文體,他的哲思,具無比的突破性,遠遠跑在前面。他那整套大書,是洋洋大觀的詩語,是前無古人的宇宙視野,作者背後那種嘔心瀝血的生命力場呈現,再難有後來者,如此偉大的成果,不單是讀者,就算整個文學界也一時無法消化過來,也是理解得到的。所以,一直以來,誤讀他作品的人無數,硬把他歸入鴛鴦蝴蝶派的行列,便可見一斑。

話說回來,命運就是如此弔詭,也許永恆的鳳凰,在火中才可以復活。在種種不同壓力之下,反催迫無名氏埋首專注創作(當時他是詐病隱退,把自己關在尼庵進行地下創作的)。我們常說,偉大時代必然誕生偉大心靈作品,那麼,無名氏的無名大書,就是一個最佳的一件物證。

原稿歷劫送香港得以出版面世

最後,不得不指出的是:造就無名大書具有三大動力,其一是大家有目共睹,時代劫難的大環境,其次是無名氏本人無比的才華加上頑強的鬥志,第三,個人特別指出,便是大陸雖赤化,殖民地香港因歷史遺留下來的重要性,卻注定扮演着一個肩負起逃離中國現代斷層文學險境的神奇角色。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香港,無名氏當年就無法把大書原稿分成千多封信從各地寄往香港兄長處,得以保存,收集完成後才可出版。沒有這個決口,無論無名氏的小說如何汪洋澎湃,也不可能跟世人見面。說起來,這不是一個單獨的例子,從過去的歷史中,大陸文人逃難來香港後,大有作為的不少,最為人熟悉的如許地山、戴望舒、葉靈鳳、蕭紅、劉以鬯等。他們在留港期間,先後都在他們創作生命中激閃出最強的一道光。例如,蕭紅在短短的兩年,竟可以完成了《呼蘭河傳》及《馬伯樂》長篇小說,而劉以鬯若在大陸,必然寫不出《酒徒》等重要作品。還有還有,如果馬博良不是早就從上海跑來香港,《文藝新潮》這本影響重大的現代主義雜誌,根本就沒有機遇誕生。如果沒有香港的自由環境,司馬長風就寫不出一部創建新方向,反傳統敘事體的《中國新文學史》,這部文學史,雖缺失準確的學術性,但憑他不同層次的語意元素,正彌補了對文革時期中國文學的重要論述。陳國球說得好:「他(司馬長風)寫成的《中國新文學史》,是香港罕見的有規模的『文學史』著作,但也是一份文化回憶的紀錄。在這本多面向的書寫當中,既有學術目標的追求,卻又像回憶錄般疏漏滿篇;既有青春戀歌的懷想,也有民族主義的承擔;既有文學至上的『非政治』論述,也有取捨分明的政治取向」。

再者,國父孫中山當年棲身香港,革命才有轉圜餘地,香港就是催生現代中國的革命搖籃地,同樣,香港,原來更是一個中國現代文化的搖籃地。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土地,香港竟變成了一個氧氣筒,現代中國的命脈才不會「英年早逝」。游筆至此,也許說遠了。還是反回無名氏,我夠膽說,其實是我最想說的,無名氏作品能夠長存於世,殖民地香港是他無可代替的保母。

崑南
編輯 蔡曉彤


無名氏(一九一七-二○○二),江蘇江都縣人。原名卜寶南、又名卜寧、卜乃夫、卜懷君,自稱寧士。曾在北京大學旁聽,主張自修。四十年代開始,以無名氏筆名發表作品,著有風靡一時的暢銷小說《北極風情畫》和《塔裡的女人》。抗戰期間任職《掃蕩報》記者,並開始寫作。此外,曾任職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機關。著有《中韓外交史話》。一九四二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露西亞之戀》。一九四六年開始寫作長篇巨製的《無名書》。

一九四九年後,自願留居大陸照顧母親。後來被迫下鄉勞改,並以「反革命」罪名入獄,仍繼續寫作,完成第六卷的《無名書》--《創世紀大菩提》和《獄中詩抄》等作品。《無》書全套六卷,為中國當代文學史難得的壯舉:第一卷《野獸.野獸.野獸》;第二卷《海豔》;第三卷《金色的蛇夜》(上、下冊);第四卷《死的巖層》、第五卷《開花在星雲以外》和第六卷《創世紀大菩提》。全書六十年代初完成,八十年代在台灣和香港出版。一九八三年經香港到台灣。其他作品有短篇小說集《聖誕紅》,散文集《紅鯊》、《塔外的女人》和詩集《獄中詩抄》等。曾獲中山文藝獎、國家文藝獎等多個獎項。晚年除整理出版舊作外,亦出版了《宇宙投影》、《在生命的光環上跳舞》、《一根鉛絲火》等作品。

暴動45周年:六七暴動四十五年祭


——讀《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

201256

【明報專訊】今天50歲以下的人,對1967年香港發生的大動亂,恐怕已沒有什麼印象了。

《南華早報》政治編輯張家偉的新作——《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以下簡稱《六七暴動》),對這場政治悲劇做了最全面深入持平的紀錄。

張家偉早在1996年任職《亞洲週刊》時,負責採寫六七年香港左派暴動始末的文章。其後,利用公餘時間繼續深入探究,採訪了十多名當事人,當中有好幾個已先後離世,包括新華社副社長梁上苑,老左派廖一原、蔡渭衡、黃建立、胡棣周,港英政府的姬達爵士等。在世的有曾鈺成、曾德成兄弟、葉國謙等,於2000年寫成並出版了《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簡稱《內情》)。2009年,他以舊作為基礎,寫成英文版Hong Kong's Watershed The 1967 Riots。今年,中文版出世。

張家偉以其敏銳的新聞觸覺、嚴謹的專業素養,在新著裏增補了一些大、小人物的專訪,如港澳辦主任魯平、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曾放過炸彈的左派「戰鬥隊」成員梁耀華、人造花廠工人蕭劍輝、參加罷工的水務局水務督察劉文成。其中,蕭劍輝的坎坷遭遇,尤其令人惆悵。

蕭劍輝先是被警方拘捕,在警署內遭毆打,導致部分神經線受創。休養期間,工聯會每月發給他生活費,一年後停止。蕭劍輝找理事長楊光理論,指工聯會不應如此絕情。楊光淡然說:「當時鬥爭是你自己要求的。」蕭劍輝唯有外出找工作。由於神經線舊患復發,手腳顫抖,在70年代後期失去工作能力。結果,妻子與他離婚,子女離他而去。晚年靠綜援維生的蕭形容,暴動令他家破人亡。2006年蕭劍輝去世,終年71歲。

要不是張家偉努力發掘搶救,這些珍貴的剖白早已隨風而逝,湮沒無聞。

《六七暴動》另一特點是,根據當時港英政府與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往來的大量解密文件,探討了英國政府的撤退計劃,以及英方內部鷹派與鴿派的角力。

北京不欲重提「糊塗帳」?

智者千慮,也難免有失。筆者有若干發現,與張家偉不同,茲簡略提出幾點商榷:

1)張家偉說:「北京官方和香港左派陣營都不願重提這次事件,反映了北京覺得這是『不提也罷』的事件,甚至是一筆『糊塗帳』。」

此說不確。

張家偉舊作《內情》曾提及港澳辦原黨組書記兼副主任李後的著作《回歸的歷程》,但在新書裏卻一字不提。

不知何故,此書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李後在退休後寫的這本書,絕非個人著作,而是港澳辦主任姬鵬飛建議他組織幾個同志寫的。李後每寫完一稿,都送給姬鵬飛審閱。它的簡體字版:《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香港問題始末》,印數高達十萬冊,是經國務院港澳辦黨組審定、國家新聞出版署批准,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在19974月出版,是「配合中央要求在廣大幹部群衆中進行關於解決香港問題基本方針和各項政策的宣傳教育的重要讀物。」(《黨的文獻》雜誌刊登的一段廣告文字)

官方結論:中央方針最嚴重衝擊

李後對六七暴動的論述句斟字酌,觀點鮮明。中國官方對六七暴動的權威結論盡在其中:

發生於1967年的「反英抗暴鬥爭」是建國以來對中央正確方針和政策的第三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衝擊和干擾。

當時,正處於「文化大革命」時期,中方在香港的工作受到極左思潮的嚴重影響。在鬥爭中,不是引導群衆適可而止,做到「有理、有利、有節」,而是毫無節制地一味鬥下去,致使事態迅速擴大。

據統計,在這次事件中,共有51人死亡,800多人受傷,5000多人被捕。香港的工人和各界愛國群衆雖然在港英軍警面前表現得很英勇,但作為指導這場鬥爭的思想和路線卻是錯誤的,造成的損失也是嚴重的。經過這次事件,愛國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港九工會聯合會的會員人數從事件前的28萬,減少到18萬多人。《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商報》、《晶報》5家愛國報紙的發行量由原來佔全港中文報紙發行總量的三分之一,下降到十分之一。原來在香港和東南亞享有聲譽的香港「長城」、「鳳凰」、「新聯」三家愛國電影公司,也失去了市場,從此一蹶不振。

工聯會論述與中央唱反調

且看工聯會對反英抗暴鬥爭(六七暴動)的論述:

19675月,新蒲崗人造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港英竟出動荷槍實彈的軍警,用鎮壓、槍殺、逮捕、監禁和遞解出境等手段,對付工人群眾和愛國人士!激起了工人和各界市民的極大憤怒,遂演變成一場社會性的反英抗暴鬥爭。

「六七事件」爆發的原因,是港英長期以來對香港市民和愛國工會採取高壓手段,在香港只是攫取利益,不管市民福祉的殖民地統治政策導致的必然結果。因為港英這種手段和政策,造成了與市民的尖銳矛盾,社會缺乏公義,經濟落後,市民沒有民主,生活艱辛,民生困乏,民間不滿情緒瀰漫。

即使沒有「六七事件」,這種矛盾的不斷累積而導致的對抗,遲早也會發生。

「六七事件」是哪裏有壓迫,那裏就有反抗理論的印證。

這段左得出奇、帶有翻案意味的文字,見於《光輝歲月薪火相傳——香港打工仔的集體回憶工聯會歷史圖片1948-2008》,顯然是與中央唱反調,比起張家偉在書中介紹的絕大多數左派人士的觀點還要「左」。書的總編輯是工聯會副會長、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寫序的是工聯會榮譽會長、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

毛澤東通過立即收回香港決議

220099月,國務院原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在北京接受張家偉訪問時表示:「當時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打算派解放軍衝到香港,但周(恩來)總理獲悉後連夜制止」,才不致出現香港「提早回歸」的局面。

魯平此說不妥。

內地《黨史縱橫》1997年第8期厲松:〈高瞻遠矚果斷英明——「文革」中周恩來阻止進軍香港〉一文提到:

19677月上旬,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北戴河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與會者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軍委文革小組成員和當時沒有被點名靠邊站的政治局委員共32人。會議一致通過了中央文革小組起草的《關於立即收回香港,結束英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決議。

幾天後,陳伯達等人就拿出了起草的方案:1967915日收回香港,925日前組成廣東省香港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迎接101日國慶節。方案還提出了收回香港的三種可能方式:一、採取軍事行動,從海、陸、空進軍香港,收回香港。二、由中國政府照會英國當局,限英國當局於915日前把香港政權交給中國。三、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發表告全國人民書,公布收回香港日期和將採取的軍事行動。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採取第一和第三種方式,並成立了以陳伯達為組長,楊成武、江青、汪東興、張春橋、張秀川為副組長的工作領導小組,向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負責,還決定由謝富治、黃永勝、張秀川組成香港市革命委員會籌備領導小組,由謝富治任組長。此外會議還通過一項決議,要求英國當局賠償發動鴉片戰爭侵略中國造成的損失,歸還掠奪中國的文物。

1967820日,陳伯達工作領導小組完成了各項佈置和計劃,決定動用兩個師的兵力發動進攻,另一個師待命,同時還組織3000名幹部隨軍進港,隨時準備接管港英各部門。

就在這萬分緊急的時刻,周恩來總理感到事關重大,他迅速聯絡了朱德、董必武、陳雲、李先念、陳毅、李富春、劉伯承、葉劍英等老同志,聯名給毛澤東寫信,要求暫停收回香港。周恩來還親自先後七次做毛澤東的工作,他向毛澤東提出了暫停收回香港的三點理由:一、香港現階段存在有其經濟價值;二、香港的發展主要是中國人自己的智慧和創造;三、香港工商界對現階段收回有抗拒性,倘若抽資外逃,近400萬香港人是一個大負擔。

毛澤東在冷靜思考之後,終於接受了周恩來等人的意見。

199456日,魯平在香港五大商會午餐會上講過:「你們可知道在1967年是周恩來在最後一分鐘才阻止『四人幫』派軍隊進入香港嗎?」此刻卻說是四人幫死對頭——林彪的幹將黃永勝。

其實,無論調動軍隊,還是解放香港,都是關乎政權和涉外的頭等大事,權柄都是牢牢掌握在毛澤東手上,區區一個廣州軍區司令員又何來權力這樣做?!

曾鈺成三兄姊自發行動?

3)《六七暴動》值得探討的內容還有不少。

例如,捲入暴動的曾氏三兄妹——曾鈺成「經常到中環蹓躂,並參加了兩次遊行」(不會那麼巧,兩次都是偶然蹓躂碰上,馬上參加這類速聚速散的「飛行集會」吧)、與港大同學合辦反英抗暴刊物《新港大》;聖保羅書院學生曾德成在校內懸掛「反對奴化教育」的布條,被捕入獄;在庇理羅士中學就讀的妹妹曾勵予,也因參與左派反英活動而被捕入獄。如果說這些只是個人自發的行動,背後沒有人組織,也是很難令人置信的。梁慕嫻的《我與香港地下黨》對類似的左派組織活動已有詳細敘述,不贅。

又如,六七事件是先鎮(壓)後暴(動),還是先暴後鎮?持續近半年的炸彈狂潮是否得到中央政府默許和支持?中華中學學生製造炸彈是否校方教唆?港英政府對左派人士施暴,等等。即將出版的拙著《中共在香港》下卷,會有進一步探討。

在引用了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的格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之後,張家偉說:「六七暴動的歷史,絕不是與香港社會發展毫無關連的『死的歷史』。六七暴動的影響,至今依然持續。」

「左毒」清毒劑

殷鑑不遠。左派如今在香港已是大權在握,但「左」毒未清,且時常發作。張家偉的《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是一服來得及時、而且歷久常新的清毒劑,讓人們充分認識「左」的危害。

文 江關生
編輯  馮少榮

余英時覆黃國昌先生書

2012年5月4日

Vic:我不會說余英時先生是「華人學術界最後的良心」,但覺得他非常可貴可敬,確有大學者的風範--至於「大師」的稱號,就留給識時務的俊彥吧。

昨天看自由時報的報導,還有點懷疑「像中共這樣一個橫暴、下流、腐敗、殘忍的統治集團,是絕不可能獲得穩定的」會否是報紙自己加的。今天搜尋網路,看來確是余先生親筆所書。

這封信值得各地華人細閱,尤其是已落入中共手中的香港,以及正面對中共滲透與統戰的台灣。不認清中共的面目,就可能做了奴隸還不自知。面對「中共這樣一個橫暴、下流、腐敗、殘忍,絕不可能獲得穩定的統治集團」,面對為了私利,「下定決心迎合中共意旨」的政客、商人與無恥文人,我們甘願屈服,甘願同流合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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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昌先生:

收到五月二日來信,附來「五四座談」大綱及蔡其達先生大文〈春祭,怎奈得暗黑鉤沉〉,十分感謝。

很多年前,我因為在《中國時報》上發表文字的關係,曾和蔡其達先生通過幾次信,他當時是負責編輯。其達先生學識廣博、專業精當、品德卓越,在我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不忘。現在讀到他的大文,看他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我感到無比的憤慨。你們決定在五月六日「以座談方式探討『蔡其達事件』對台灣新聞自由與民主發展所蘊涵的意義,以及民間社會應該如何看待後續發展」,我完全贊同並全力支持。

 我在美國遙看台灣這幾年來的政治變化,早已發生一種很深的憂慮。我覺得台灣有一些有勢有錢的政客和商人,出於絕對自利的動機,已下定決心,迎合中共的意旨,對台灣進行無孔不入的滲透;公共媒體的收買不過是其中一個環節而已。你們所發起的「拒絕中時運動」和這次「五四座談」恰好證實了我的憂慮。

台灣好不容易才爭取到今天這一點點民主和自由的成果,體制雖已初具,基礎則尚未穩固。台灣知識人社群必須以維護民主、自由體制並促使它不斷成長,為最大的天職;稍有鬆懈,便必將落進中共的「統戰」謀略之中。「拒絕中時」和「五四座談」都是及時的「救亡」行動,足以將上述那一類商人和政客的原形展示出來,使廣大的台灣人民有普遍的警覺。

稍知中國大陸內部真實情況的人,都不會為中共表面的「經濟繁榮」所惑。從中共「維穩」經費超過國防經費這一點來看,這一政權已在無比的恐懼和慌亂之中,正符合「日暮途窮,倒行逆施」的古話。剛剛發生的薄熙來大案和陳光誠國際事件,都為我們提供了最可靠的事證。這些事件不過是浮在水上的冰山一角,其下層的崩解動向可以想見。像中共這樣一個橫暴、下流、腐敗、殘忍的統治集團,是絕不可能獲得「穩定」的,現在大陸各地群體抗爭事件每年不下一、二十萬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說不定什麼時候局面失控,一種不能想像的解體局面便會突然出現。前蘇聯的崩潰並無絲毫外力在起作用,極權體制內部的無數矛盾才是逼使它走上滅亡的力量。

台灣有不少人患著「恐共症」,中共勢力之所以能透過政客與商人而滲透進來,便是由於這一心理因素的作祟。我盼望台灣知識人能在解除「恐共」心理方面,能發揮一點作用。

二O一二年五月四日 余英時

2012年5月2日 星期三

古德明 - 資源論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2年05月02日

香港高中由兩年改為三年,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關兆錦以此為題,發表了一篇《充足資源推動新高中學制》。這樣的文字,新中國人習以為常,一定不會覺得礙眼。

但「資源」其實是英文resources的化身。中文沒有這個詞。一九六零年代香港世界書局編修的《英漢求解、作文、文法、辨義四用辭典》resources條下翻譯是「資產、財產、富源」,沒有甚麼「資源」。後來的英漢辭典把「資產」、「財源」等意思合為「資源」,而現代漢語以英漢辭典作準繩,於是「資源」一詞,不脛而走;正式的中文用語,則束之高閣。

中文本來有「人力」和「物力」。這裡先說一段歷史:東晉以至宋、齊、梁、陳各朝,佛教大興,寺宇競起。《南史》卷七十說,梁武帝時,單在帝都,就有「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唐朝會昌五年,武宗皇帝下令滅佛,原因就是奉佛勞民傷財:「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晉、宋、齊、梁物力凋瘵(衰敝),風俗澆詐(浮薄詐偽),莫不由是而致也。」(《舊唐書》卷十八)所謂人力,就是人的勞力;物力,則是物資、財力。

《漢書》卷二十四載,名臣賈誼曾上書勸文帝節儉:「生之有時(事物生產需時),而用之亡度(沒有節制),則物力必屈(耗盡)。」清朝朱柏廬《治家格言》有一段話,教人惜食惜衣,更一度膾炙人口:「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把唐武宗、賈誼、朱柏廬的「人力」或「物力」改為「資源」,就可見中文和現代漢語的分別。

但新中國人只知「資源」。例如大陸人民網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七日有《中國軍隊兩大殺器》一文說:「美中均有資源維持強大的戰略核武。」臺灣民進黨領袖蔡英文今年初競選總統失利,檢討原因說:「民進黨的資源不及對手。」香港、臺灣、大陸三地,「人力物力」一詞已被棄如敝屣。

現代漢語有的,是「人力資源」,其本質當然又是英文:human resources。從前,一家機構之內,負責人員任免升調的部門,中文叫「人事部」,英文叫personnel department。後來,為求說起來堂皇,英文常把personnel department改為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現代漢語亦步亦趨,也把「人事部」改為「人力資源部」。但中文「人事」本來就是指任免升調職員等事,例如《閱微草堂筆記》卷二說,善惡果報人人不同:「以人事譬之,同一遷官,尚書遷一級則宰相,典史遷一級不過主簿耳。」中國人哪裡會說「人力資源」這樣的洋奴話。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2012年5月1日 星期二

吳志森 - 梁特首的紅色子弟兵


2012年5月1日

【明報專訊】候任特首辦項目主任陳冉,被揭共青團員身分,來港定居亦不足7年,還差幾個月才有資格成為香港永久居民,新聞賣了兩天,就被特首曾蔭權出訪巴西住總統套房的醜聞蓋過。

公共知識分子、熟悉國情的評論員、游走中港兩地的文化人,紛紛撰文,解釋共青團在今時今日是什麼一回事。全中國有幾千萬團員,要找出一個成績較好,不是團員的高中生,有相當難度。宣誓成為共產主義接班人的共青團員,原來已經與香港的紅十字會,救世軍和交通安全隊沒有什麼兩樣,不必大驚小怪。推而廣之,也是有幾千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要找一個在廣東道買LV手袋的女黨員,是尋常不過的事情,大家也毋須驚訝。

亦有評論指摘港人是獵巫心態,是集體焦慮症候群發作,更有左報祭起麥卡錫主義的大帽子,對共青團員擔任官職提出異議,是殖民地餘孽的冷戰反共心理作祟,是歷史的大倒退。

於是,除了非永久居民擔任官職領取納稅人俸祿,要申請特別豁免,有一點點做壞規矩之外,一切正常,是部分香港杞人憂天,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就陳冉事件發表評論的知識分子,見多識廣,邏輯嚴謹,文字具影響力,但為何整個討論卻有點怪怪的?人們把候任特首辦項目主任陳冉作為一個個案來討論,質疑梁特首為何要找一個有共青團背景的非香港永久居民加入其班子,但公共知識分子們,卻拉闊到幾千萬共青團員沒有什麼稀奇,對年輕人要寬容,不要歧視他們的出身背景……等等。兩個論題對不上嘴,也對不着焦點。


我也接觸過一些在香港讀書的共青團員,他們嚮往香港的自由,擁抱香港的核心價值,努力融入香港社會,他們也不諱言,希望留在這裏,做一個真正的香港人。從這個角度看,共青團的背景對他們的理想追求,確實沒有什麼影響。

一切都是無緣無故的嗎?

我們質疑的,不是一般共青團員,而是獲梁特首青睞招攬入候任特首辦的陳冉。陳冉向外說她的父親只是普通公務員,但卻擔任被外界視為「官二代」俱樂部的華菁會秘書長。華菁會會員不是等閒之輩,盡是高幹子弟,核心成員包括前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陳佐洱之女陳晴、貴州省委書記栗戰書的千金栗潛心等人。擔任這個高幹子弟俱樂部的秘書長,如果沒有特殊背景,為何會是陳冉?眾裏尋她,梁特首又為何會找陳冉做他的私人助理,然後進入候任特首辦做項目主任?一切都是無緣無故的嗎?

從陳冉事件,梁振英用人策略漸露端倪。紅色背景的子弟兵,忠誠可靠,加入政府,掌握要害,練好本領,作長遠打算。梁振英的視野,不是一屆、兩屆,而是香港這個江山,將來會掌握在什麼人手上,陳冉不是一個個別事件,而是深謀遠慮的一種部署。  

陳雲 - 左翼阿Q,包容共產黨


香港雅虎   三文治專欄   2012年5月1日

古龍有《七種武器》(一九七二——七四)1,香港左翼有五種理論,合稱左翼五論:文化包容論、文化差異論、反種族歧視論、大陸也有好人論、香港也有壞人論。這些都是香港的左翼人士(某些文化人、社運界、社福界、宗教界、民主派)要袒護大陸人在香港的惡行的理論,也是他們姑息中共在香港橫行無忌的理論。

左翼袒護大陸人的辯論法,不外乎五招,我稱之為「左翼五論」。我將在本欄逐一拆解。

五論之首,是文化包容論。包容是有限度地容納外來文化,在保留自身傳統文化的大前提底下進行相向的、互動的交流。而包容的重點則在於合符情理,絕不能事無大小也要別人包容這是無恥的包容,更是有以大壓小之嫌。包容一般是強勢文化、主流社會包容弱勢文化及外來移民的。香港面對共產黨及大陸移民,小小香港屬地,面對強大的中共殖民宗主國,並非強勢,而是弱勢,要弱勢包容強勢,就好像要小雞包容麻鷹一樣的無稽。

梁振英聘請陳冉為候任特首辦的項目主任,被揭發陳冉居港不足七年,不具備永久居民資格,本身又是傑出的共青團員(出任香港華菁會秘書長)之後,香港輿論嘩然。然而,香港的左翼卻忽然飛撲出來,撰文呼籲香港人包容共產黨員,說共青團員、共產黨員的身份已經發得很濫,校園很多精英都入團入黨的,香港人不應歧視共產黨員,也不應打壓共產黨,否則就是大驚小怪,不識國情了。

共產黨濫收黨員故此就不必警惕黨員嗎?那麼香港的黑社會,在這二十年也由於青黃不接,故此放寬資格,濫收會員,裡面有讀MBA的所謂精英,也有非華裔的南亞人,然而香港警察是否放鬆對黑社會的警惕呢?沒有啊!我們市民對於自稱黑社會的人,是否放鬆了警惕呢?也沒有啊。

共產黨放棄了工人階級第一,放棄了世界勞動人民大解放,走資了,招收資本家入黨了,放寬學生入共青團了,是否表示共產黨改過了呢?不必警惕呢?剛好相反啊!共產黨其實是墮落了,連它僅有的原則與黨紀都丟棄了,做起壞事更加可怕了。不是嘛?共產黨的專政,毫無改變,而且貪污撈錢更加瘋狂,遷拆舊房毫無人性,對付民運人士、維權人士的手段,簡直近乎流氓,連逮捕都不必有罪名的,不必通知家屬的,必以前做得更壞了,更不講原則了。那些在香港散播共產黨濫收黨員故此不必警惕黨員論的左翼文人,你們講一講國情好不好?講一點邏輯ABC好不好?

香港的左翼講出這種話來,他們若非共產黨的外圍黨羽,就是用「精神勝利法」來麻醉自己的阿Q,想像自己是大國霸權,或者是身處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香港盛世,故此包容一下共產黨,容忍一下大陸移民是很有雅量的事。拜託,左翼這些自我陶醉的包容論,留給你們自己享用好了。



1長生劍、孔雀翎、碧玉刀、多情環、離別鉤、霸王槍及拳頭。 

2012年4月29日 星期日

張文光 - 蒼天有眼


明報   2012429

早上仍下著雨,讀到陳光誠自由的消息,心中充滿陽光。

「敬愛的溫總理,好不容易,我逃出來了。」說話恍如隔世,心情猶有餘悸,但仍存微薄的希望,請溫家寶伸張這遲來的公義。

陳光誠是失明的維權律師,因披露山東臨沂的強制流產和絕育手術,忍受持續七年監獄與軟禁的苦楚,讓他的家人受盡無情的毆打和監視,像苟活在孤獨的荒原中,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最令人傷心的場景,是陳光誠母親、妻子和孩子的遭遇,讓人看到中國的鄉鎮,仍是冷酷的人間地獄;地方的幹部,仍是野蠻的土豪惡霸。〔Vic:中央的幹部就比較好嗎?〕

陳光誠老邁的母親生日,幹部把她推倒在地,頭撞到東屋的門上,母親大哭一場,向他們指控說:「你們仗著年輕,你們行。」無恥的幹部竟回答說:「對啊,年輕行,這是事實,年輕就是行,你老了就是打不過我們。」

陳光誠的妻子被蒙著棉被毆打,由於不准就醫,左眼的眶骨、腰椎、骨和肋骨,至今仍未痊癒。陳光誠幾歲的孩子,上課有3人監視,每天都要搜書包,無論在校與在家,都像小囚徒般不得外出。

當陳光誠追問這些幹部,「入室強打」的法理依據時,竟得到這樣的回答:「我們就是不用管法律怎樣規定,不用任何法律手續,你還能怎麼著?」這是無法無天之外,還加上了無恥。中國法律竟不及鄉鎮,連蝙蝠俠也插翼難飛,陳光誠的絕望可想而知。〔Vic:中國法律在城市就管用嗎?〕

在這絕望的境地裏,竟傳來陳光誠翻牆出走,避過嚴密的監視,逃出軟禁的村莊,到達自由的所在,藉錄影公告天下。這忽然而來的驚喜,讓人們發自內心歡呼,不能不相信蒼天有眼,猶帶著人間的祝福,讓陳光誠自由地飛,飛得越遠越好。

但一人的自由,豈是中國的自由?陳光誠去國的3個要求:徹查及處理對他的指控和暴力;保護他家人的安全;檢討維穩機制,調查內地貪污和濫權,給人民一個答覆。這卑微的要求,既屬公民的人權,也是國家的公義,即使溫家寶離任前夕,難道不應給中國人一個公道的回應嗎?

薄熙來事件涉及國家領導人,中央強調以法治國;如今,陳光誠事件涉及地方幹部,但願以法治國的承諾仍未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