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8日 星期五

楊渡 - 二二八事件67周年:我們沒有仇恨的本錢

世紀版   明報   2014228

編按:今天,是台灣二二八事件67周年。回顧逾半世紀前的傷痕,台灣著名詩人、作家楊渡記錄一個個受害者的故事,為香港讀者梳理史料,經編輯精選內容載錄,鑑古知今。

67年過去了,台灣也歷經了兩次政黨輪替,政治的作用已不再,我們反而能從更遠的歷史的距離,用安靜而理解的眼光,重新凝視這一段歷史。因為在長遠的「時間之鏡」下,我們都只是大歷史的一個倒影,我們沒有仇恨的本錢,只有互相悲憫的觀照。發生於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延續台灣光復後所有社會矛盾的總合,也是反映出一個殖民地社會如何回歸轉型的艱難歷程。它既有兩種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如何重新融合的課題,更有各種階級矛盾、族群衝突,以及殖民文化之殘留如何轉化等的交纏糾葛。

1930年日本政府全面鎮壓社會運動,1931年全面整肅完畢,台灣的反抗組織的領導者幾乎全部入獄。許多台灣反抗者死於暗殺、刑求、牢獄折磨、嚴刑烤打等。隨後,日本發動對華戰爭、大東亞戰爭。台灣反抗運動一片沉寂。直到1940年左右,台灣反抗運動包括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台灣共產黨等組織的領導者陸續出獄。直到1945年,日本宣告投降為止。對台灣人來說,這50年時間,只能做二等公民:讀次等的公學校,在學校被日本老師歧視,被日本學生欺負;社會上被日本警察侮辱。光復之初,台灣人內心之驕傲與歡欣,做一個自主自尊公民的渴望之高,自是難以形容。但台灣人未曾料到的是,來到的國民政府是一個落後的管理者。

二二八受難者陳明忠形容,光復初期,台灣人成群結隊,拉紅布條,以迎王師的心情,興高采烈,在基隆港歡迎國軍來接收;但看見上岸來的國軍,卻感到非常驚訝。他們只見一群拖着破包袱,扛着舊槍、後面帶着鐵鍋碗瓢,腳纏破布綁腿的國軍,垂頭喪氣的走上基隆海港。他們簡直無法相信就是這個軍隊打敗了日軍。當年在現場迎接國軍的許金玉說:「那時,看見部隊髒成那樣,有人就說,這樣怎麼能打仗?可是我心裏想,八年抗戰真艱苦,把他們磨成那個樣子,阿兵哥真可憐,又乾又瘦又髒,他們為國家受苦了……」然而,善意的解釋很快破滅。現實是一個缺乏紀律與法治觀念的行伍、公務員、特務們,以及充滿互為矛盾鬥爭的政治群體,來統治台灣。

台灣光復初期的衝突

其實全中國都一樣,接收問題百出,否則國民黨不會那麼快丟了中國政權。來台灣接收的人,帶着勝利者的傲慢,也帶着大陸「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所有惡習,包括欺壓人民、貪污腐敗、缺乏法治等。起初台灣人驚訝得不知所措,隨後即開始冷嘲熱諷。台灣光復初期的衝突,根源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陸」,來統治「現代化的殖民地台灣」,即由社會發展階段較落後的一方,去統治發展階段較為現代化的一方,這是二二八悲劇發生的結構性根源。即使蔣介石派來擔任行政長官的陳儀,請來相當多優秀的知識分子(如臺靜農、許壽裳等),參與台灣的教育重建,但他仍無法管理整個腐敗貪污、霸道橫行的官僚與軍隊。接收後的腐敗惡行,民怨之高漲,兩岸皆然,而台灣社會發展較好,教育素質較高,反應尤烈。

國軍素質在大陸已經是惡名昭彰,在台灣也未曾稍有改善,加以行政長官公署陳儀手下有所謂「四兇」,以統制物資之名,行橫征暴歛之實,惡行惡狀,大至金融匯率、所有貿易、米糧物料,小至民間小小煙酒營生販賣,都要以統制管理為名,剝幾層皮。再加上工業經濟崩潰,戰後由南洋回台的原台籍士兵失業,流落街頭,只能做做街頭小販,卻還得被取締抽稅,查緝沒收,簡直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

賣香煙的婦人林江邁只是一點星火,不料她卻點燃了整個火藥庫。林江邁長得瘦小,丈夫早逝,婆家貧困,從桃園來台北賣香煙,賺取微薄的生活費用。她的孩子都留在鄉下讀書,唯有女兒林明珠因為重男輕女觀念,覺得不必讓她讀書,於是帶來台北作伴。日本統治時代,台灣實施煙酒專賣制度,所有煙酒皆由政府專賣,民間不得私營。1945年光復後,管制一度放鬆,民間開始私自經營,小做小賣,以渡過失業的難關。不料國民政府竟維持舊規,不僅實行煙酒專賣,還加強取締民間小販,這引起很大民怨。林江邁是在重慶北路、圓環一帶兜售香煙為生。當時私煙是用一個木盒子裝着,以一條帶子兩頭拉住,捧在胸前,到處走動兜售。227日這一天傍晚,緝私煙警到處查緝,到了萬里紅酒家附近,煙警五六個人從一輛卡車上跳下來,機警的煙販都跑了,只有林江邁手腳較慢,被抓了。抓住她的人叫葉得根,沒收香煙盒,準備整個拿走。取走煙盒子等於沒收了她的營生,她大哭起來,跪在地上,拉住煙盒子不放手。這煙警竟用槍柄一把打倒她。林江邁當場噴出鼻血,昏倒在地,她女兒在一旁哭泣,呼叫媽媽。旁邊圍觀的人群,眼看如此欺侮可憐孤兒寡母,莫不激憤,群情激動的圍住煙警,想搶回香煙。幾個煙警更緊張了,一心只想掙脫包圍,就向前衝,往淡水河的方向跑。群眾在後面追。其中一煙警叫傅學通怕被追上,回手就開了兩槍。不料其中一槍竟打死一個當地20歲青年陳文溪。群眾更加激憤了,一起喊「打死人了」。延平北路一帶的人群呼喊起來,整個衝突就爆發了。

台灣早已像一個憤怒的火藥庫

煙警逃向延平北路的警察局,人群隨後衝入,但他們已把煙警轉移到警察總局。群眾再追到警察總局,他們又轉移至憲兵隊。人群憤憤吶喊「嚴懲兇手」,無效,只能在憲兵隊外抗議。次日,由死者家屬和抗議民眾所組成的遊行隊伍,約有兩三千人,從南京西路的天馬茶房附近出發,沿路大鼓助陣,高喊「嚴懲兇手」。先至太平町警察派出所抗議,再轉至台北煙酒專賣分局,他們衝入其中,毆打數名職員,有二人致死,再拿出煙酒存貨,焚燒抗議。高喊「打倒陳儀腐敗政權,嚴懲兇手」。隨後,轉往煙酒專賣總局,由於大門緊閉,人群在外牆貼上標語,就轉往現在位於忠孝東路的行政長官公署抗議。不料人群才剛剛在行政長官公署站定,架設在公署樓上的幾挺機關槍就開始掃射了。有七八個人中槍倒地,有人受傷驚逃,群眾潰逃散開。有些群眾憤怒難平,無處發泄,開始在街頭尋找外省人,加以毆打。另有一股群眾,較有頭腦,向位於新公園的台灣廣播電台出發,想突破新聞封鎖,向全台灣廣播。

廣播電台的台長林忠一看群眾如此之多,不敢多說,很快放棄對抗。此時一個原本在廣播電台工作的台灣人職員,協助他們使用電台設備,向全台灣放送,並號召全台灣民眾起來反抗。廣播一放送,全台怒火齊發,大暴動就此開始了!

暴動是由台北開始的。28日行政院前的機槍掃射後,民間死了許多台灣人,民怨大爆發,衝突立即升高為報復性的省籍衝突。商店罷市,工廠停工,學生罷課,群眾三五成群,在街頭圍堵外省人,只要不會講台語或日語者,即加以毆打報復。許多外省人紛紛走避,找台灣人朋友家躲起來。當夜陳儀下戒嚴令,警察趁這個機會出來鎮壓群眾,在卡車上架着機槍,沿街掃射,不少無辜民眾被射殺,暴屍街頭。

31日,民眾開始進攻政府機關與外省人所開的商店,乃至於一些外省公務員的宿舍,也成為攻擊目標。許多外省人尋求台灣朋友的保護,偷偷藏匿起來,全台各地都有此種案例。例如,抗日知名的台灣義勇隊長李友邦的家,成為義勇隊同志的避難所;霧峰林家則在房子的夾層中,保護了嚴家淦。陳儀當場接受「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要求:解除戒嚴,釋放被拘捕民眾,飭令軍憲警不得開槍不得濫捕濫打民眾,官民合組處理委員會等,並以廣播宣布31日晚12時起解除戒嚴,也同意合組處理委員會,並派員參加。但衝突事態並未緩和。

全台灣各地的暴動不斷爆發。基隆靠近台北,很快發生衝突,民眾想攻佔基隆要塞,佔領碼頭。要塞司令部下令開槍還擊,無情射殺,群眾死傷慘重。嘉義由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部主任陳復志領導,組成隊伍;同時原農民運動領袖簡吉、張志忠、陳纂地等人,也組成「嘉南縱隊」,攻打飛機場和軍械庫,以進行武裝。

二二八之後的肅清

阿里山的原住民也衝下山來,憑他們的勇武善戰,參與反抗軍,幫助攻打機場,維護社會秩序。高雄則以攻打高雄要塞司令部為主,雙方激戰,由於要塞擁有強大武力,群眾死傷慘重。二二八事件不是有計劃有組織的行動,而是偶發性的暴動。然而,一場偶發性暴動竟能攻佔各個政府機關、軍事基地、機場公路等,政府部門中有許多台籍警察、公務員等,他們平日即看不慣貪污腐敗的統治,更因身為台灣人受歧視的待遇而不滿,事變一發生,即作為內應,內外夾攻。也正因為它是偶發性暴動,無組織、無計劃,各地狀况混亂,北中南消息不通,武力支援不明,無法即時組織起來。

更慘的是二二八之後的肅清,許多參與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知識精英、民意代表、抗日領袖、地方士紳,甚至文學作家、醫生、藝術家都遭到毒手。嘉義畫家陳澄波突然被抓走槍決,就是一例。參與反抗的各地領袖,有不少人被逮捕槍決,其餘參與者則遭到通緝。台中的領袖謝雪紅及其幹部,台北市處理委員會的一些領導者,有多人流亡至香港,再轉大陸,投靠旅居大陸的台灣人。人們開始思考如何反抗暴政,打倒國民政府。整個台灣反抗運動,於是走向下一個階段。

台灣民眾認知到有「兩個祖國」,一個是國民黨的「白色祖國」,一個是共產黨的「紅色祖國」。台灣自日據時期即有農民組合、文化協會、台共等左翼社會運動組織,雖然有一些領導者流亡大陸,但台灣的社會基礎仍在,在反抗暴政的前提下,台灣的反抗運動與大陸合流,成為國共內戰的一環。像農民組合領袖簡吉,就擔任中共地下黨的山地委員會負責人。二二八的結果,是讓反抗運動徹底走入地下,並與國共內戰合流。到了1949年底,國民政府從大陸潰敗遷台,為了保住台灣,蔣介石展開新一輪的清鄉,大量逮捕所謂「匪諜」嫌疑者。在「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人」的原則下,所有與地下黨有往來的人,不管知情與否,一律牽連逮捕。舉凡青年讀書會、被密告思想有問題的人、嫌疑人連絡過的親戚朋友等,都被逮捕入獄,株連之廣,手段之殘忍,讓整個社會陷入恐怖。有些青年只是閱讀1930年代魯迅、沈從文小說,被密告,即被判感化3年,期滿再加3年,坐了6年的牢,連一個罪名都沒有。

當時「白色恐怖」這名詞還未出現,人們無以名之,更且這些被逮捕者大多與二二八有牽連,從民間角度看,這整個歷史是延續的。民間於是以「二二八事件」為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的這一段歷史命名。這便是為什麼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被形容為數萬人的原因。因為和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相加,確實超過數萬人。

1950年代後,戒嚴體制鎮壓了所有異議的聲音,二二八成為一個禁忌的名詞,不許民間或任何媒體加以討論。然而這是一個暗傷,一個永遠無法痊癒的傷口,它是台灣人心中永遠的痛。只要召喚它,那百年來被壓抑在地底的無奈與悲苦便傾泄而出,召喚出集體的傷痛,進而凝聚出力量。乃至於1970年代的黨外運動,1980年代的民主運動,二二八事件都是反對運動的政治動力。

直到台灣的民主化逐步實現,二二八事件的真相逐步公開,整個社會終於直面了這一段歷史。1995年,當時的總統李登輝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受難者及家屬公開道歉,同時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以公開立法賠償受難者和家屬。整個二二八事件的傷痛,才慢慢平息。

(篇幅所限,文章原文近萬字,經編輯選錄)

作者簡介:曾任《中國時報》副總主筆、輔仁大學講師、國民黨文傳會主委,現任國家文化總會秘書長。著作有十數種,近著詩集《刺客的歌》。

文.楊渡  編輯:袁兆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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