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4日 星期一

鄭培凱 - 大學的出路

世紀.文字江湖   明報   2014223

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在二十世紀初,曾對德國的大學制度做過深刻的省思,感嘆國家權力的擴張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直接導致大學架構的官僚化,影響了大學教育的方向,同時也由於強調「工具理性」的規劃,限制了學術的獨立性與價值取向。長此以往,大學就逐漸喪失了獨立思考的氛圍,成為維持國家運作的工具,以世俗性的社會需要馬首是瞻,甚至墮落成職場需求的供應鏈,只訓練有專業知識的技術工蟻,不再培養有文化反思能力的特立獨行人才。學術發展因為強調「工具理性」,着眼實用性與可持續性,鼓吹社會效益,也就日漸泯滅沒有實用性的獨立人格、批判思維與藝術修養。

近代的國家,是革除了「君權神授」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在自由、平等、博愛的旗號下,成立了有效管理與相互監督的國家機器,以法律無所偏倚作為執行的機制,客觀冷靜,不分賢愚,不論階級,一律平等。國家權力得以逐步擴張,得利於近代國族主義的勃興,經常操弄強烈的愛國情操,一方面拓展實質的政治統治與管理,另方面發揚精神領域的族群認同與依歸,相輔相成,互為表裏。國家政體與社會發展相結合,配合近代資本主義的勃興,以經濟增長為手段,倡言物質進步即人類之幸福,顛覆了傳統人文為本或宗教情懷為本的思維模式,發展了理性科學主義的盲目信仰,成了民眾膜拜的對象。

「工具理性的合理化宿命」

資本主義的經濟管理模式,是精密核算的錙銖必較,是規避法律的無情貪婪,在可預期的範圍之內無限擴張,保證投資一定要有回報。只要不觸犯法律,為達賺錢的目的,一切蠅營狗苟,都因為「合法」而披上了「合理」外衣。這種精密無情的制度管理,其實是「工具理性」的異化,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中,滲透到政治與社會的每一個領域,公立大學當然在劫難逃,在學術管理上愈加精細化、技術化、機械化,向市場看齊,為資本主義全球化提供兵員與彈藥。

經濟全球化影響了現代社會的專業分工,也愈來愈迫使大學強調實用性。大學本來是容許「象牙塔」存在的一方淨土,卻因學術職場化的傾向,不可避免走上標準劃一的道路,把人文學、數理化科學、工程學、社會科學、醫學、法學、商學、生命科學、藝術學、文化產業學……都作為專業商品,一視同仁,不斷推陳出新,就像製造業工廠的生產車間,按照所謂「學術規範」批量生產,按期推向市場。

韋伯對現代化的「工具理性」傾向,對大學在資本主義體系中扮演的角色,十分憂心。現代大學強調知識專業化,排除人的主觀情感與價值判斷,為資本主義世界提供實用的科技產品,群策群力,改善人們的物質生活,使得學術研究的目標與成果向着實用性傾斜,變成了知識工廠。學術研究的資助,來自政府的規劃或是財團基金的投入,研究發展成了資本主義物質與利潤追求的一環,大學與社會經濟的聯繫愈來愈緊密。這種趨向,有短期的實效與利益,卻戕害了人類文明的長遠發展,學者也在學術機器的運作中逐漸異化,喪失了自我的夢想與追求,再也不可能侈言什麼「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了。

作為一個探索客觀現實的社會學家,韋伯對現代學術異化的現象,呈現一種悲觀的、無可奈何的宿命態度,因為他清楚看到,大學官僚化是資本主義體系發展的必然進程,大學成為官僚化機構是「工具理性的合理化宿命」。怎麼辦呢?沒有辦法。既然是宿命,是資本主義體系的進程,就不可能推倒重來,不可能靠着天真爛漫的革命手段來重建純粹的、獨立自由的學術環境。韋伯不是革命家,不相信「大破大立」的烏托邦夢想,他是冷峻的理性主義者,反對革命動亂。他看到的是人類追求物質進步與物欲貪婪的後果,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大勢,無法逆轉。那麼,大學的出路在哪裏?韋伯說不清楚,我也看不到出路。只好在茫茫的路途中,為了依稀的未來,摸索着前進,知其不可而為之,能做多少是多少。

作者簡介:學者、詩人,近著有《行腳八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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