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時代制約與超越時代——浸大六十周年校慶「文學與時代」名家講座韓少功講話

明藝．特稿   2017年1月16日

【明報專訊】編按：香港浸會大學為紀念六十周年校慶舉辦了多項活動，其中文學院及創意研究院於去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在校內大學會堂舉辦了由韓少功先生、劉再復教授主講的名家講座，主題為「文學與時代」，並由浸大中國語言文學系林幸謙副教授主持。內容富意義，故本版邀請了兩位講者整理講稿，分兩期刊登，以利賞讀名家話語，今期先刊出韓少功先生講稿。

「文學與時代」這個題目特大，怎麼說都只能是掛一漏萬，所以我只能從一個很小的側面，談談個人看法。

作家成長受時代制約

主要有這樣三個意思：第一是作家的成長受到時代制約。

我經常覺得自己走上文學這條道路是一個意外，甚至是一種誤會。小時候，我的語文成績很爛，考中學時的語文成績差一點不及格——這是中學老師告訴我的。但是我的數學成績不錯，在中學一年級就把三年級的數學自學完了。每次數學競賽，我只要一半的時間就能走出賽場，然後拿到高分。我的父母也特別鼓勵我在理科方面發展，覺得同文字打交道特別危險，可能會捲入政治的糾紛和鬥爭，甚至引來殺身之禍。「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們覺得數理化安全。在這種情況下，我一直以為自己會在理科路上走下去，像我父母期望的那樣，將來當一個工程師或醫生。

但我遇到了「文革」這樣的時代。十年之內所有的大學都關門了，一九七二年後即便招生，也不通過考試，你學得再好也沒用。那時我在鄉下務農，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我所在之地的附近有一個公社機關，相當於後來的鄉政府，經常飄出一些食堂裏的香味，其實也沒有什麼好菜，不過油鹽稍多一些的味道，但這已經讓我特別嚮往。我在黑板報上寫的字不錯，於是有一位幹部就把我找去複寫材料——在沒有複印機的時代，一種常見的人工複印方式。後來又因為我在複寫過程中能糾正一些語言標點和詞句的錯誤……幹部們說：「這小傢伙後輩還有點語文的才華」，於是就讓我幹更多的事情，比如寫材料，比如給業餘文藝宣傳隊寫腳本，三句半、對口詞、表演唱、花鼓戲什麼的，因此能讓我吃上一些稍好的飯菜。這就開始了我的文學道路。所以我說，我和文學發生關係，不是我對命運的選擇，而是命運對我的選擇。

很多作家也有類似的經歷，不過是陰錯陽差，誤打誤撞，最終被命運拋到了寫作這樣的一個位置。至於他們寫什麼，怎麼寫，更受到時代這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暗中制約。其中有些人比較貼近時代，例如英國的狄更斯（Dickens）、法國的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俄國的托爾斯泰（Tolstoy），用他們的筆展現了戰爭、革命、人間苦難，一幅幅風雲變幻的歷史畫卷。以前很多中國的作家也把文學看作「旗幟」、「號角」、「投槍」、「匕首」，緊緊地盯住時代，有力地介入時代——這些作家同時代的關係看起來好像比較明顯。不過也有另一些作家，好像離時代比較遠，甚至信誓旦旦咬牙切齒地要逃離時代。這些人會經常提到一個名字：卡夫卡（Kafka）。卡夫卡有一則著名的日記，只有一句話：「德國向俄國宣戰，下午我去游泳。」多麼大的事情，世界大戰都要爆發了，他居然冷漠，無所謂，超然世外，背對時代和逃離時代的姿態再明顯不過吧？原來我也是這樣認為的。直到不久前我在布拉格待了近一個月，才覺得自己的看法有些動搖。我在布拉格尋找卡夫卡的痕跡。特別有意思的是，我發現他作為一個猶太人，在布拉格的住處經常變換，先後換了七八個地方，好像一直在東躲西藏——躲藏什麼呢？他所在街區有一個顯赫的建築是市政廳，上面矗立不同民族身份的四個人物塑像，分別代表不同的人性品質，其中猶太人代表了最可耻、最糟糕的一種：貪婪。卡夫卡幾乎每天都看到這組塑像，其心理壓力可想而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歐洲基督教徒對猶太人存在普遍的偏見，比如他們認為猶太人應該為耶穌之死和歐洲的黑死病承擔罪責。在布拉格的西邊，德國、法國等地都出現了程度不等的排猶仇猶喧囂；在布拉格的東邊，波蘭、俄國等地同樣有排猶仇猶的暗潮洶湧。在那種情況下，德國向俄國開戰，對於卡夫卡有多大的意義？那樣的「時代」是否值得卡夫卡去貼近、去熱心投入？也許恰恰相反，無論向東看還是向西看，無處不在的排猶仇猶只可能讓他選擇自我主義，選擇一種逃避、冷漠、孤絕。很多卡夫卡研究專家強調他與時代的疏離，也許恰恰忽略了他當時四面受困的真切處境。從這個角度來看，設身處境地想，卡夫卡同樣是那個時代的「兒子」——只是那個時代對他那種自我主義的催生，表現為一種隱晦曲折的方式而已。

作家的影響受時代制約

第二是作家的影響也受到時代制約。

有一個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Balzac），在中國內地一度非常流行。可是我後來見到一些法國朋友，他們說巴爾扎克沒有你們說的那麼好吧，他在我們看來寫作很一般啊，法文很粗糙的，你們中國人憑什麼把巴爾扎克看得那麼高？這件事情讓我有點納悶。後來我一想，可能其原因藏在翻譯的過程裏。比如翻譯巴爾扎克的有傅雷先生，其本身就是一個好作家、美文家。他在翻譯巴爾扎克小說的過程中，也許是為原著加分了。在座的浸會大學各位朋友，肯定都是雙語、多語的人才，當然都知道翻譯是一種再創作，因譯者的水準不一，所以在語言轉換的過程中，有時會給原著加分，有時會給原著減分。巴爾扎克因漢譯者而加分，是他的幸運。但是其他作家是否有同樣的幸運呢？那就不一定。有一次，一個國際性的作家會議在某國召開，也有中國作家參加，恰逢魯迅先生周年忌日，於是與會的中國作家建議，以大會的名義向中國內地紀念活動組委會發一份電報，對魯迅先生表達敬意。據說那些外國同行都非常友好，都同意，只是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問題：「魯迅是誰？」

魯迅的名字在中國文學界如雷貫耳，在國外的知名度、可見度卻受到明顯的局限，肯定不如姚明，也比不上章子怡和鞏俐。這些球員、演員是不需要翻譯的，人家可以直接看，但魯迅的文章是需要翻譯的。很多人知道，愈淺白的作品往往愈好譯，比如學生腔就最好譯，倒是內涵特別豐富和深邃的作家，語言風格特別有獨創性的作家，碰到翻譯這一關，往往就是「九死一生」。沒遇上好譯者，就免不了七折八扣、傷痕累累。魯迅的小說已經是很難譯的了，雜文中的含蓄、幽默、典故等等，一經譯者的過濾，更可能變成了大字報。一部《紅樓夢》有好幾個英譯本。中國孩子讀中文系的，還不一定能把《紅樓夢》原著全讀懂，特別是讀其中的一些詩詞。但是中國孩子讀英文系的，讀英文版的《紅樓夢》幾乎毫無問題——可見《紅樓夢》英譯本也比原著簡化了不少。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第一流的作家，如魯迅、茅盾、巴金、周作人等；第一流的學者，如嚴復、費孝通、朱光潛、錢鍾書等；其絕大部分都在學西語，做翻譯，表現出中國人對西學的巨大熱情，因此他們的翻譯幾乎都是加分的。但西方第一流的作家、學者會來學漢語，做漢語作品的翻譯嗎？讓我們數上五十個、一百個……其中可能一個也沒有。沒錯，那裏有不少優秀的漢學家，曾經為推介中國文化貢獻卓越，功不可沒，但總的來看，漢學隊伍還是很小，處在某種邊緣位置，二三四流人才混雜其中。這就會造成所謂跨國文化交流的一個失衡現象，「雙行道」可能變成「單行道」，或者一條道是高速公路，另一條道是泥濘小道。有一位老前輩說過，參評諾貝爾文學獎，人家大多數是用原版，東方人卻只能用翻譯版，這就像體育競賽中的不平等規則。而這一切都緣於時代——十九世紀以來的這個時代已經把世界分成了富國與窮國，分成了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強勢語言與弱勢語言。我們對此毫無辦法，一時無法改變。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強弱雙方的翻譯意願、能力、效果完全不對等，很多作家的境外影響力，以及「出口轉內銷」以後的國內影響力，都是自己力所不及的。

我也被不少人看成一個運氣不錯的作家，比如在讀大學期間就多次獲獎。其實回頭看看當年的作品，自己也覺得很粗糙。眼下在青年作家群體裏隨便拎出一個來，也許都比我當年寫得更圓熟、輕鬆、活潑靈動，而且知識面更廣。可在我出道的那個時候就是很少人寫，整個文壇幾乎空蕩蕩。很多人還有「文革」留下的餘悸，還不敢寫。所以在那時的勇敢就是文學，誠實就是文學，一個孩子只要說出皇帝沒穿新衣，也可能成為名滿天下的社會意見領袖。這就像象棋中的棋子，在特定的棋局裏，小卒完全可以強過車馬炮，所謂「時勢造英雄」也。從這一角度看，一個作家的價值，與社會所承認的他的價值，與社會若干年後所重新認定的他的價值……都不是一回事，不能用等號來連接。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如果倒霉了，可能就不必過於沮喪，抱怨什麼「生不逢時」。如果我們成功了，可能也不必牛皮哄哄，誇耀什麼「天生有才」。在一個流動不居的時代裏，在價值評估機制和環境不斷發生轉移的動態過程中，對於一個寫作人來說，「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態度也許更為可取。

大時代與小時代相互關係

最後一點，「大時代」與「小時代」。

什麼叫做「小時代」？內地不久前有一部票房不錯的電影，就名叫《小時代》，由一位知名的青年作家製作出品。這人當然是成功人士，據說到哪裏都有自帶的化妝師、保鏢、秘書、攝影師等前呼後擁。「小時代」由此就被很多人視為一個恰當的命名，用來描述當下這個吃喝玩樂、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的時代，一個「娛樂至死」的時代。在這樣的時候，技術進步、思想突破、經濟危機、民意壓力等綜合性條件積累得不夠，實現社會大變革的前景顯得較為渺茫和遙遠。那什麼是「大時代」？在我有限的知識範圍之內，我覺得人類文明曾出現過兩大高峰。一是公元前八世紀到公元前二世紀，古希臘、古中國、古印度、古中東的文明同時爆炸式呈現，群星燦爛，人才輩出，「百家爭鳴」，包括三大宗教幾乎不約而同登場，頗有點神秘意味，由此奠定了人類文明的基本框架和堅實基礎，被史家稱之為「軸心時代」。二是史家說的「啓蒙時代」，即從歐洲的十六世紀開始、俄國的十八世紀開始、中國的十九世紀末開始，直到今天的所謂「現代化」過程。中國人似乎「慢了一兩拍」，把這個過程一直延續到「文革」後的「新時期」。

其實歐洲與中國的啓蒙同中有異，都在說「啓蒙」，語境和針對點卻不一樣。歐洲啓蒙要反神學，但這個問題在中國不算太大，特別是在漢文化區，宗教傳統比較薄弱；歐洲啓蒙反貴族，但這個問題在中國也不算太大，歷經皇帝改革與農民起義，貴族傳統也一直比較薄弱。反過來說，中國外患嚴重民族危亡的問題，在歐洲人那裏又很陌生。但不管怎麼樣，啓蒙的工業化的伴生物，是「賽先生」、「德先生」登場，中國人聽了都覺得很對胃口，顯示出東、西方的很多問題又是共通的。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就總體而言，中國人很願意把西方人當作自己的老師。

在這兩個文明高峰期之外，人們會進入相對平庸、沉悶、遲滯的一些歷史階段，可能會有小破小立，但難有大破大立；可能會有延伸性的積累，但難有革命性的跨越。那麼我們如何辨別眼下的時代？是一個大時代，還是一個小時代，還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時代？電影《小時代》的看法是，盡情享樂吧，隨波逐流吧，市場和錢就是人類歷史的終點。但根據某些科學家的預言，重大的事變迫在眉睫。互聯網、基因技術的發展，尤其是這兩個學科融合交叉的發展，將在二十年前後把全人類送入一個歷史的「奇點」——這是一個物理學概念，意味着天翻地覆，一切都要重新來過。比如基因技術一旦可以取代和廢除生殖，如果人都成了基因公司的批量產品，那麼還會不會有性別、愛情、家庭？人道主義怎麼辦，還要不要？對基因公司的產品談真、善、美，是不是純屬文不對題和多此一舉？

也許大時代和小時代也是不能截然分開的。就文明的演進而言，也許「小時代」是生根發芽，「大時代」是開花結果，二者是互相依存的，我們可以在不同的季節裏幹不同的活。我們還可以給文學找一點特殊性——在座各位朋友中有不是文學專業的，聽了可別不高興。我的意思是，文學超越時代的可能性比其他學科似乎要多一點。比如在經濟學領域，如果沒碰上工業化，沒碰上市場和資本主義，無論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還是凱恩斯（Keynes）都出現不了。史學領域也差不多，如果沒有遇上大航海，世界史就無從談起；如果沒有新的考古技術和考古發現，國內史就只能停留在司馬遷時代。這就是說，經濟學、史學等學科所受到的時代制約要大得多，而文學家則可能相對超脫，可關切人和人性中較為永恆的一些問題，或這些問題中較為永恆的層面。這些問題中有愛情：以前用唱山歌的方式戀愛，現在用發視頻的方式戀愛，但戀愛還是戀愛；這些問題中也有殺人：以前殺人用大馬長矛，現在殺人用激光、納米武器，但殺人還是殺人。命運、道德、智慧、精神、靈魂這一類問題的某種永恆性，不會因為工具、方式、技術的變化而變化，是工具理性和進步主義史觀使不上勁的地方。在這個意義上，古往今來的作家跨越時空，其實就像進了同一個考場，面對同一張試卷，來回答人類自身的考題。他們面對特定的時代，也面對所有的時代。

我現在每年冬天都住在海南島。海南島曾經旅居過一位偉大的詩人蘇東坡。他似乎也沒有遇上一個好時代。他所處的宋代，剛好是中華文明經歷過漢唐的高峰期，開始走下坡路的時候。各種社會、政治、經濟的積弊交織如麻，把他折磨得灰頭土臉，很倒霉。他官也當不成，在各黨各派哪裏都碰壁，最後被流放到當時特別蠻荒的海南島，過一種半野人式的生活。但他的詩詞、散文直到今天仍讓我們欣喜和激動，比眼下任何一位當紅的詩人也毫不遜色，甚至更好。他是一個在任何逆境下都能快樂生活的人，文思飛揚妙句如湧的人。他的一生證明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只要我們努力，無論是生根發芽也好，是開花結果也罷，我們的文學事業不會死亡，我們靠一支筆仍可以有所作為，甚至能取得一個個讓我們自己都驚訝不已的成果。

作者為著名中國作家。

主編：潘耀明

編輯：張志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