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生活 2017年1月15日
【明報專訊】「永生不單純是死亡的缺席，更是違抗和拒絕死亡。因為『意義』是源於死亡，而永生正正是蔑視這事實。沒有死亡，便沒有不朽。沒有死亡，便沒有歷史、文化，或者一切人的特質。人的有限性使這一切得以可能。」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在《生與死的雙重變奏曲》（Mortality, Immortality and Other Life
Strategies）以此思考文化和生死的關係。如今，泰山其頹，哲人其萎，鮑曼享盡天年而逝，舉世哀慟。
鮑曼的一生十分傳奇。1925年，他在波蘭出生和長大。14歲時親歷納粹德國入侵，於是隨家人逃入蘇聯避難。後來從戎，在波蘭軍隊中作戰，並獲頒十字勳章以表揚其勇氣。二戰後，更成為波蘭軍史上最年輕的少校之一。但他棄軍從文，在華沙大學攻讀社會學和哲學。經過數十年的研究，成為當代社會學泰斗。鮑曼學識淵博，著作等身，撰寫過的書籍超過50本。即使退休後，他仍然筆耕不斷。例如去年，年屆90的鮑曼，依然在報章訪問中，暢談有關社交媒體的問題和西班牙佔領運動的缺點。他就是一個如此精力旺盛的學者，一生奔走，為人類文明的危機而疾呼。
二戰——親歷屠殺 破謬屠殺
在20世紀的人類苦難中，二戰時期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必然榜上有名。幾年間超過200萬猶太人死在集中營，舉世震驚。德國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曾言「希特勒為後世立了一條新的定言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別再讓奧斯威辛重現人間。」戰後，很多學者反省為何在20世紀科技高度發達，物質條件豐裕的時代，人民不但無法過幸福生活，且孕育出如此泯滅人性的暴政暴行呢？是不是單純因為一小撮邪惡的人胡作非為，破壞整個社會和政治秩序呢？
鮑曼作為一個社會學家，自然不認同大屠殺問題只歸咎於偶然的個人因素。他在《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指出，我們目前生活的社會，不單令大屠殺得以可能，而且發生時亦很難被制止。也就是說，納粹屠殺不是個別的歷史事例，而是現代社會的產物，這涉及到現代性（Modernity）的討論上。鮑曼認為西方文明，是透過理性戰勝無知、人性戰勝野蠻、科學戰勝迷信來建立現代的世界。而高舉理性的現代文化，便是「園藝文化」（Garden Culture），意謂打理整個花園先有一個理想計劃，然後以此衡量所有工具和原材料的價值。所有能有助打理花園成為某一模樣的事物便是有用，反之便是垃圾廢物，需要園丁修剪去除。現代的大屠殺，正是為了某一個社會藍圖而做，為的是令社會徹底地變得更理想。科技的工具實用性和效率，並不內含道德價值的判斷，而現代性只追求前者。因此，本質上大屠殺跟現代文化所標榜的價值並不相違。
戰後——消費者勞智者憂
戰後，歐美各國埋首發展經濟。世界銀行、歐洲煤鋼共同體（歐盟前身）等跨國經濟組織相繼成立。其中，鮑曼認為最劇烈的轉變，便是從「生產者社會」轉向「消費者社會」。這意味着，社會較需要成員擔任消費者的角色，消費者的能力和意願，變成社會的規範。
作為消費者，人生大部分時間都需要佔用付費的服務商品。在佔用的過程，藉着破壞消費品來滿足各種欲望。例如光顧餐廳，吃下食物便消費了，滿足了食慾。但是，要增加利潤，必須令消費者的欲求不用等待，即時滿足，且不斷刺激更多的消費欲望，絕不能休息。「必須讓他們不斷暴露在新的誘惑下，以便一直保持激動狀態，永遠不讓興奮萎縮，並且要保持懷疑和不滿足的狀態。」顧客在市場上，以為有自由選擇各樣商品，其實不過是服從於內化的、強制的、不得不然的行動方式。在《工作、消費與新貧》（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鮑曼憂心地說，消費者無法以其他方式過活，甚至被剝奪了自由意志也不自知。
在消費者社會中，一個人倘若沒有能力在萬紫千紅的商品世界消費，無法盡消費者責任，他們便會被社會拋棄，遭受貶抑。這種新的貧窮，是以生活標準來釐定「正常生活」，不達到標準便會自覺羞恥。想想消費世界帶來的資訊和交通便利，只要有錢，便可以乘飛機四處遊玩，在網絡即時接收各地資訊，跟世界各地的人保持通訊。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跨國流動性變成精英的象徵（elite of mobility），窮人則被迫留下，被迫困在當地。除此之外，城市亦出現更多禁入空間，如私人屋苑會所，確保精英能遠離在地性（locality），保持階層間的權力分野。結果，城市空間日漸斷裂，公共空間亦慢慢萎縮。每個城市公民，只能當一個孤立的消費者，淹沒在消費狂歡中。
今日—— 存在即死 液態關係
「一切堅固的事物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事物都被褻瀆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激昂名句，在現代消費社會有了新的詮釋。在現代化的進程上，舊有的社會秩序和人際關係被打破，但牢固的新關係沒有誕生。著名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曾言，過去作為人類生活坐標的社會關係，例如家庭，今天都成了「喪屍範疇」（zombie categories），因為它們既存在又死了。試想想，怎樣才算是家庭呢？結了婚可離婚，離了婚亦可因了解而再結合，只在乎個人的一個決定。人的關係，彷彿是網絡世界中的選項般流動和脆弱，連線斷線，加入或刪除好友，只是彈指之間的事。
於是浮動慢慢滲透到生活的每個環節，甚至包括最親密的愛情和性關係。對鮑曼來說，愛情跟欲望是截然不同的。若然欲望講求消耗和破壞吞噬，愛情則是令自我擴大，跟對象融合，為世界添上更多愛的生命痕迹。若援引弗洛姆（Erich Fromm）的概念區分，愛情講求的是生命的轉化（to be）而不是單純擁有對象（to have）。但是在消費世界的主旋律下，欲望與愛只能任擇其一。伴侶關係跟某他關係一樣，變成消費品，即用即棄，才可追求更多更新鮮的對象。而保持長期關係，風險大，意義少，正如人也不會承諾永遠不賣某張股票。既然麻煩多，投資的回報亦不明朗，這種不安全感正正是恐懼的源頭。但是分離的孤獨同樣不好受，於是重投伴侶關係的欲望會永劫地回歸。經濟人既想要選擇自由，但同時怕失去安全感，擺盪在兩者之間彳亍而行，如酒醉者。因為，「經濟人是一個孤獨，自私自利且自我中心的經濟行動者，他追求最划算的交易，受『理性選擇』支配。」在兩個經濟人之間，哪裏容得下愛情、思想和人文價值呢？
今後——世界結束 開卷反省
在1990年，接連有幾位大師過身，當中包括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當時感慨地說，每個人的離開都是一個世界的結束，而且每一次均是獨一無二的世界的結束，且永不會再重現。今日，我們永遠失去了鮑曼的世界。但他的思想，睿智和洞見，將繼續流傳下去，啟發往後一代又一代的人，勇於求知和批判。他在《流動的恐懼》（Liquid Fear）的結尾，借用阿多諾的話，點明批判思考的目的「不在於保護過去，而在於對逝去的希望的救贖」。面對恐懼，只有理解恐懼及其根源，才是人類唯一的出路。
文：李宇森
編輯：何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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