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生活
2017年1月8日
【明報專訊】約翰伯格（John Berger）九十高齡逝世，結束了他多層次的精采人生。他和去年離開我們的翁巴托艾可（Umberto Eco）一起，曾經是八、九十年代智識（豈止知識？）世界的橋樑；一邊是浩瀚如海的符號與想像、個人和集體意識的投射，另一邊則是固有觀念、營營役役與瑣碎日常。說他們有意無意之間，當上了如假包換的文化擺渡人，庶幾近之。
不少人認識伯格乃自《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始，這本由英國廣播公司同名節目文案改寫，於1972年出版的名著，後來成了各大學視覺藝術、電影及文化研究課程的參考以至教科書。作者除了伯格，其實還有四人（包括節目監製Mike Dibb、Sven Blomberg、 Chris Fox和Richard Hollis）。書中的伯格，是一個精通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理論，兼有洞見文采的藝評家。寫於書首的金句「觀看先於言語。孩童先會觀看和辨識，接着才會說話」，早被引述無數次；那反對把觀看神秘化，從而為特權階級服務的馬克思主義者尖刀，讀者有需要的話，至今仍可借來痛宰文化建制與論敵。
觀看先於言語 筆下也寫電影
伯格本身原是畫家，辦過幾次畫展，思考影像、看與被看的問題，得心應手；他當然亦是小說家，作品拿過布克獎，連寫詩也頗有一手。不過，我最初接觸他的途徑比一般人迂迴，並非循其畫論和文字作品入路。九十年代香港辦了一次瑞士電影導演阿倫坦拿（Alain Tanner）回顧展，我對他以光影捕捉的後六八哀愁感到怵然惕然，片中人物的對白尤其印象深刻，稍一探究，才知道劇本不是他一個人寫的，編劇領頭銜的名字，就叫約翰伯格。
伯格和坦拿合作的影片有三部。第一部黑白片La Salamandre（The Salamander, 1971）是羅生門變奏，少女涉嫌槍殺了叔父，記者和小說家分別採訪她，希望把案件改編成電影劇本，事情的真相卻愈弄愈糊塗。在求真和浪漫化的敘述夾縫裏，沒有人拿到要拿到的東西，電影拍不成，真實也無影無蹤。第二部 Jonah who will be 25 in the year
2000（1976）有顏色了，明刀明槍講六八風雲之後年輕人的迷惘和掙扎，無論你進學校用新方法教歷史，抑或搞工運，還是過着今天所謂廢青生活，皆無法療癒理想失落的創傷。第三部Le Milieu du monde（The Middle of the World,
1974）最動人，講一名年輕政治家如何為了一名女侍應破壞了家庭，身敗名裂，最後落得兩頭不到岸；坦拿和伯格當然沒有把故事拍成一部男性向致命誘惑燈蛾撲火的準荷里活片，相反，觀眾在電影處處嗅到在資本主義制度生活總不能改變現狀的悲哀，片末兩名女子在火車站討論女主角為何離開情郎，怎樣也說不出答案堪稱一絕。好事成空，生命被沒來由的情事包圍，任你搭上向時間狠狠投擲青春的快車，也盡無處可去。三片於我一脈相承， Le Milieu du monde直譯是世界的中間，為什麼是中間？因為我們卡在那裏，進退維谷。
伯格獲獎的小說G跟《觀看的方式》同一年出版，講述主人公G在世紀初的歐洲，如何在荷爾蒙驅使的荒唐追逐中政治覺醒，看時就像把無名氏的《無名書》頭兩部（《野獸野獸野獸》與《海艷》）倒過來寫那樣。伯格的非線性敘事，更是一次引入圖像思維的實驗。故事是一塊一塊、一層一層地覆蓋而成，意識的進程毋須順時地把一個又一個點連結上。那裏，在電影劇本好像不斷滲出來的悲觀，獲得了重新檢閱再確認的機緣。
圖文「並茂」 意義再生
是的，這便是層次。悲中有喜，悲喜交織是不太妥當的形容。也許該這樣表達：悲不得不通過喜才成其為悲，反之亦然；悲要蓋上不悲的一層，才會有其真的况味。《觀看的形式》最特別的地方在哪？難道不就是那七章文本文與圖梅花間竹的排版嗎？四篇圖文並茂的論文被三篇圖輯間隔開，論文中的圖被文牽着鼻子走，彷彿只是用以輔助文字，充當示例；圖輯則完全沒有文字，讀者必須純靠觀看獲取意義。作者更建議讀者自由跳躍閱讀七章；沒有固定關係，必須浸淫其中以確認實際關係。一層和另一層之間的意義，不斷變化，並在變化中生成新的意義。正如伯格批判透視法「霸權」時，便以其損害影像的相互性（reciprocity）為「罪名」，人無法不落入關係，但透視法的發明，令人成為世界的中心。只有中心不斷被超越，不斷被變化中的關係瓦解，影像才會得到解放。
敘事層次 可以隨人消失
伯格不是一個簡單的人。今天我們說「這傢伙不簡單」，可能意味當事人很難纏；伯格精力旺盛，一生游走不同的媒介和形式（繪畫、評論、小說、詩歌、電影、電視、劇場），尋找、創造，大抵遠不止於這層意義上的「不簡單」。他活的是複合的生命，造就繁花似錦的作品。凝視與他有關的一切，回過頭來看此時此地，立場先行，表態決定論據論點的文化現狀，更覺可貴。今天的香港和華語論域，在人人關注，以至僅僅關注話語權下，敘事層次欠奉，語意層次被無數語言偽術搞亂，文化實踐的層次，則被幾何級數上升的挫敗和保守建制的寸步不讓，壓縮到接近二次元。難怪有人認為，約翰伯格和他同代知識分子的逝去，象徵了層次正逐漸在我們身邊消失殆盡。
文：朗天
編輯：何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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