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2日
【明報文章】鮑曼（Zygmunt Bauman），1925年出生於波蘭，1968年被驅逐出自己的祖國，自1971年旅居英國。作為具有猶太血統的社會學家，他自幼承載着家境清貧的困苦和外界反猶太的壓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親身參與，旅居他鄉的坎坷人生歷程，深深地烙入並影響了鮑曼的學術思想。鮑曼的名著《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就是源於個人經歷，認為屠殺猶太人與現代性的程式思維是緊密相連的。
鮑曼的文字老練優雅，如詩如賦，流暢而有音韻。他愛用長句、生僻詞，多隱喻，但輕鬆自如。鮑曼名著Liquid Modernity指出液態社會有個無法窮盡的購物清單，唯一不在上面的就是「不購買」。教育，傳道、授業、解惑，在今天教育成為產業，其績效用學分績點、學位學歷，還有畢業薪酬來量化衡量。婚姻在古代是誓約，在現代社會是責任，在液態社會是合同。古代，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強調朋友能夠起到的啟迪作用。但今天這種啟迪也可作商品，比如心理諮詢師、律師、投資顧問等。
缺乏安全感是液態社會的基本心理特徵，結構性失業加之各種各樣的風險，讓我們無法確定明天的自己會是怎樣。追求現代生活，本來是為了過得更好、更開懷，但現實卻是我們處於一種孤獨無助的狀態。我們每個人的生活皆是現代性的注腳與說明。我們承受着現代負荷，努力讓自己的個人生活不至於失衡。當永恆變得短暫，當生命變得漫長，現代生活變成一場在不安世界裏尋找庇護的歷程。借用米蘭昆德拉的名言，鮑曼說「生命不能承受之輕成為現代生活的悲劇之源」。
我與張瀟瀟合著《媒體現代：傳播學與社會學的對話》，其中一章討論鮑曼液態社會，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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