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裕周記：我們曾是如此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1月24日

【明報專訊】中國和南韓準備聯合紀念刺殺伊藤博文的朝鮮義士安重根，讓人想起安重根那個年代的朝鮮歷史。一九○五年五月，日本海軍在對馬海峽大勝帝俄艦隊，東北亞定於一尊，日本跟着向羸弱不堪的朝鮮李氏王朝進逼。同年十一月，伊藤博文帶着文書到那時還叫做漢城的首爾，要求李朝簽訂「保護條約」，實質是要朝鮮成為日本殖民地。

伊藤博文見到李朝皇帝，也不客氣，恫嚇說條約是日本反覆考慮擬定，「已無法變通之確定案，若萬一遭拒絕，則帝國（指日本）政府早已有所決心」。皇帝其後召大臣入宮商議，詎料伊藤博文率兵直闖禁宮，當面質詰一眾大臣取向，其中五人登時雙腿發軟答允。伊藤博文隨即到朝鮮外交部馬上簽署，時維歲次乙巳，條約就叫《乙巳保護條約》。

李朝當時早已是半個殖民地，財政電信郵務李朝半壁江山已在日本手上，可是朝鮮人民高麗棒子硬骨頭性格半點不讓，條約公布後，漢城《皇城新聞》拼着被日本查封的危險，寫出題為〈是日也放聲大哭〉社論，極力反對條約簽訂。

中韓紀念安重根新聞見報那天夜裏，秋風發微涼的香港讓人想到更多，包括伊藤博文對李朝皇帝的一番威嚇之言、《乙巳保護條約》的前因後果，以及《皇城新聞》冒着殺頭寫出〈是日也放聲大哭〉的勇氣。

放聲大哭的不止於舊史人物。這幾個星期香港進入另一關鍵時刻，不論同意與否，特首普選框架大致底定，愛國愛港立為主旋律，還有保險大掣的「集體意志」在龍門前一一清除來者。另一是傳媒的動向受關注，名嘴李慧玲的節目從早上調到黃昏，當然，任何私營企業公營部門都有調動任何人力或資源的絕對自由及權力，李慧玲也不例外，就是說調到凌晨節目當通宵唱片騎師人們都不可置喙，只是誰都會猜測政治冷鋒下調動的動機是什麼。更進一步的是，當李慧玲一轉身去了黃昏節目，社會上很快冒出「我亦如是」的聲音，包括以前香港電台的吳志森，曾經坐過李慧玲早晨節目同一直播間的蔡子強，流麗的回憶文字裏人們閱讀出一陣陣蒼涼：在此之前，我們曾經如此。

「留守到最後一分鐘」的悲願

未必歲數大了就缺了那股憤慨，李慧玲的「留守到最後一分鐘」就看得出那股不服之氣和悲願，吳志森也就更不必說了。讀了他們的文章之後，想起近幾天美國傳媒排山倒海的甘迺迪遇弒五十周年報道另一句入心入肺說話：詹森在甘迺迪死後在飛機上宣誓接任總統，記者問他有什麼想說，他說「I will do my best; that is all I can do.」（我當必竭盡所能，我所能做的就是這樣）。總統死了，副總統接任，能夠做的便是竭盡一己所能把整個國家扛下去。「留守到最後一分鐘」雖沒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是不妨想想，一個三十年經驗的新聞工作者在《基本法》第二十七條「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之下發出這樣證言，那就不得不檢視一下，我們這個社會是不是得了病。

像李慧玲和吳志森以及區家麟等資深新聞工作者近年對特區政府嚴厲批評的原因，不難理解這是由於他們都是歷史過來人。他們至少親身經歷九十年代的後過渡期，或者像李慧玲那樣參加基本法起草進程的大部分採訪，又或如吳志森不僅經歷起草的日子並且在中文大學念書時已經關切香港回歸大大小小新聞，個人的親身經歷構建成他們的私密香港史，從而通過自身經歷檢視「一國兩制」以及中共的諾言從量變到質變。他們曾經目擊歷史，對中共的允諾有着一度或更長時間的正面期許，然而這種期待和今天當下的諸般事况相比難免要讓他們失望了——李瑞環的「紫砂茶壺論」言猶在耳，聽到的是壯志換新天要香港變成內地城巿般政治風格；姜恩柱要讀通「香港這本深奧的書」像是早幾年的事，如今西環治港已客觀存在並且有的人說這是理所當然。

中年知識分子的氣憤

這些四十出頭的知識分子比起八九十後尤其憤怒的原因，正是看到曾經「莊嚴承諾」的《聯合聲明》和「一國兩制」以各式各樣的方法被迅速掏空和改頭換面。他們有着比起任何人都強的個人原因表達對違諾的不滿，分別只是方式不同。馬傑偉的做法是給當面向梁振英表示不滿的學生送一個背包和在昨天的專欄說出「何處是吾家」；李慧玲和吳志森則是訴諸評論指出昔日種種如今流水落花。中年心事醇如酒，不一定都是藏在心底口難開，幾十年時光釀成的可以很溫醇，但也可以很有火氣。

像吳志森他們的立場在今天唯上的氛圍受到攻擊自不待言，前幾年曾經爆發過一場規模不小的批判吳志森風潮，主要攻擊點是指吳的節目「不夠持平」，同樣，李慧玲的早上節目，傳媒報道說也受到類似的批評。公眾節目拿得出來就必須準備面對各種質詰，李吳二位想必早有準備，但什麼是「不夠持平」，而且「不夠」得必須吳志森離開電台而李慧玲的強力批判風格要換上「二十年前已做時事節目」的陳志雲，這是一個相當有意思的課題：什麼叫持平？

「持平」，到底是各打五十大板的度量衡形態，抑或是擺事實講道理的討論，這是關鍵。我曾經細閱一些媒體的「讀者來論」，相當部分愛國群眾的「持平論」其實是指節目主持人不應批評中央或特區政府，而應是從正面給予特區政府或中央政府鼓勵。回答這個問題，要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之外找別的答案並不容易，最後我找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第一大報《紐約時報》的處理之道。羅森索（A.M.Rosenthal）曾任《紐約時報》總編輯達十七年，他對該報長留至今的貢獻是如何寫出客觀中立的新聞稿，以及嚴令禁用「消息人士」稱謂。這兩點，近月香港曾有爭論，外來和尚是不是會念經是後話，中國人老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則不妨一看。

「中立客觀」和「消息人士」

羅森索要求記者下筆客觀公正，若新聞指控某甲如何，必要有某甲回應，若找不着某甲，也要在新聞之中寫出，並在新聞見報當日繼續找某甲回應。至於何謂「客觀公正」，羅森索通過備忘錄形式向員工發出指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他發出的一則備忘錄是這樣的：新聞中以「社會主義國家」形容東歐共黨國家，實在是「太溫和，太委婉，太過尊敬了」（too bland, too euphemistic, and too much respectable）。他說，「社會主義」這名稱字義包含太廣泛，可以是以色列的公社化，可以是醫藥社會主義化，可以是西歐的社會民主黨，但用「社會主義國家」形容東歐極權國家，是受他們宣傳之愚；應該用地理名詞說是「東歐國家」或「馬克思主義國家」或共黨國家。羅森索的前任也有類似做法，六十年代西方媒體稱台灣為「Free China」（自由中國），這是有別紅色中國（Red China）的稱謂，但《紐約時報》對當時仍是聯合國安理會成員的台灣宣傳機關不賣帳，主編說台灣叫自己做「中國政府」或「自由中國」是台灣的自由，但《紐約時報》行文就不可以叫「自由中國」，原因是「台灣不是一個有自由選舉的國度，也無人身及新聞自由」。

至於在早前免費電視發牌中頻頻出現的「政府權威消息人士」或「政府消息人士」，羅森索更為深痛惡絕，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日他發出長篇備忘錄專談此事，原則是「力求少用」，若非不得已，便須盡量說明消息來源來自什麼機構或部門，例如「美國國務院外交官」，這總比「西方外交官」為好。三年後的一九七七年羅森索再發出備忘錄，要求不得在使用隱名消息來源時，以直接引述（direct quote）該隱名消息來源人士的講話或評論。

必須指出，於某一角度而言，羅森索的做法是不是最完美可以討論，當然在服膺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朋友眼中這是西方新聞學的內容，不過，從解決過去一段時間香港社會對「中立客觀」的激辯以及由此伸延出來對節目主持人或新聞記者的種種看法，相信有助真相真理愈辯愈明。回首前塵，我們社會的文明日子其實不長，但總算歷盡萬水千山，從封建王朝到殖民地到後殖乃至今天特別行政區；五六十年代左派報章被港英當局封報，心清目明的香港巿民知道對傳媒的打壓可以是如此極端。百轉千迴之後社會進步變化，今天怎麼說也不可能接受封報捕人打壓傳媒這種反文明高壓，哪怕是任何一種原因。因為，我們確實曾經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但我們之後曾是如此的挺直腰板走出朗朗乾坤。曾經滄海難為水，這是今天的香港心情。

文 安裕

編輯馮少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