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生活 2014年5月4日
【明報專訊】羅孚先生逝世，傳媒報道集中三點：一是他曾因「間諜罪」軟禁北京十年，其二他是新派武俠小說的推手，其三是他是中共在港的統戰強將。這是一般的認知與分際，並無錯誤；然而羅孚在這三間之外還有多重身分，他是報人，也是作家。
三聯書店多年前出版香港文叢，其中包括《絲韋卷》。絲韋是羅孚筆名，《新晚報》年代，絲韋在副刊有一專欄〈島居雜文〉，很受注目，講的是天下之事以外還有文史哲。《絲韋卷》的「代前言」，是羅孚以絲韋之名所寫，題為〈感慨萬千〉。
「面對這一卷東西，真是感慨萬千。
感慨之一，是有些寫在四十多年前的東西，自己還看得下去，可見寫來寫去，文字和識見都沒有多大長進。
感慨之二，也是最主要的感慨，是四十多年來，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案如山，無地自容。最要命的是，當寫下這些假話、錯話時，自己卻是很為嚴肅的，認為那是真話和正言，真實無疑，正確無誤，很有些『替天行道』的味道。現在大夢醒來，才明白並不是那麼一回事，於是感到很大的失落：真實和正確到了哪裏去了？因此也就有了很大的空虛。」
寫這篇「代前言」時，時為一九八八年，羅孚仍在北京未能歸港。
今天重讀《絲韋卷》，在紙頁與字裏行間閱讀出的况味與初讀之時全然不同。翻開扉頁，已是一九九二年的書，那時距離九七回歸還有五年，樓巿狂潮還未捲起；至於今天中共幾乎全面插手香港，在天天大講「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那時更是無法想像。二十二年間的變化，再讀羅孚兼任編者的《絲韋卷》，有着另一種理解和感受。當嘗試以讀者身分從《絲韋卷》片言隻語尋找十年京城生活之間或以後的羅孚，「代前言」固然是羅孚對自己前半生的檢視，但書中的不少章節，如今讀來，令讀者有着對歷史某一特定時空的凝視，由此而想到更多。這都集中在《絲韋卷》的第三輯「文藝風景」。
與曹聚仁葉靈鳳的關係
這輯由二百五十一頁到三百五十一頁，裏頭二十八篇，談巴金，林風眠，曹聚仁，葉靈鳳，聶紺弩，蕭紅，蔡元培，魯迅，西西，小思等；寫得最多是葉靈鳳和曹聚仁，前者收納七篇，後者三篇，是談論所有文壇人物之中屬最多。曹聚仁是著名記者，曾先後供職中央社以及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五八年中共炮轟金門，曹聚仁事前得到這一消息，把新聞發給《南洋商報》，消息見報後幾個鐘頭，解放軍的炮彈水銀瀉地落在金門。《絲韋卷》由〈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寫起，從一九四二年在桂林第一次看見「一身舊軍裝」的曹聚仁，之後因曹曾在蔣經國手下做事，「不敢恭維是理解當然的事」。這段與曹聚仁的因緣在羅孚筆下娓娓道來，到了後來，羅孚從當初的鄙視轉變成形容曹是「國門外的自由主義者」、「實在不能稱他為反動文人了」的正面。這一變化，與其說是曹聚仁的人生歷程，毋寧說是羅孚如何看待曹聚仁、並從中折射一己變化也許更貼切。
從初時對曹聚仁的「不敢恭維」，到後來文字之中寄予體諒，人們讀到的是中國讀書人之難當，尤其是要做一個對國家民族有抱負的知識分子更難。在這些章節，人們讀到羅孚對曹聚仁的同理心，特別是在一些「不夠政治敏感」問題的反應及做法。當時有一種說法：曹聚仁要去台灣，說服老上司蔣經國走和平統一的路。以今天的政治尺度來說，曹聚仁根本就是兩岸和平統一的先行者，但那年代的國事不由得一介書生單方面想像，羅孚是這樣寫的：「原來周恩來當年曾對夏衍說過，曹聚仁『終究還是一個書生』，『把政治問題看得太簡單』，『他想到台灣去說服蔣經國易幟，這不是自視過高了嗎？』」
曹聚仁一九七三年在澳門去世，那時中國大陸仍在「階級鬥爭是綱」的文革狂潮，「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是廣貼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大街小巷的標語，與「打倒美帝國主義」及「毛澤東思想萬歲」並列。就在這種充滿鬥爭氛圍裏，傳出曹聚仁要去台灣說服蔣經國和平統一，恐怕只有充滿理想主義樂觀情緒的人才能想得出。儘管這種僅局限於想法的和平念頭，仍受到中共溫和派的周恩來批評，知識分子連渴望國家和平統一的念頭也遭當頭一盆冷水澆下，政治確實是如此不近人情，而且不近人情得令人討厭，放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及香港，有同感的應該不在少數。羅孚寫〈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是一九八六年，這是他軟禁北京的第三年，那時他寫下這篇懷念故友的長文，今天看來不僅是望向長空憶舊人，更是在開始大談「和平統一台灣」的八十年代對往日政策的無言以對。
令人想到對台政策變化
羅孚對一度被中共目為「自視過高」曹聚仁的念故情懷，在作家葉靈鳳身上更為明顯。葉靈鳳在中共的文學史觀曾經是有一定爭論的作家，這是因為一九五七年出版的《魯迅．三閑集》的〈文壇的掌故〉有這麼一段注文：「葉靈鳳，當時雖投機加入創造社，不久即轉向國民黨方面去，抗日時期成為漢奸文人。」羅孚在《絲韋卷》用了相當長的篇幅談到葉靈鳳，他引用一九八一年新版的《魯迅．三閑集》刪去原注文的「投機」、「轉向」、「漢奸」等，改為「葉靈鳳，江蘇南京人，作家、畫家。曾參加創造社」為葉證明清白。在中共的文學史觀，對所謂「投向國民黨」，於對立氣氛肅殺的年代是極大禁忌，其後中共對葉靈鳳取態出現根本變化，消除昔日的敵視，羅孚仍用了極多篇幅消除敵意看法的殘餘影響，其中說到一九四九年前在上海擔任中共地下工作的潘漢年與葉靈鳳的長期友誼，說明葉靈鳳絕非中共以前的史觀所言。羅孚更在〈鳳兮，鳳兮〉說到葉靈鳳把珍藏嘉慶本《新安縣志》海外孤本送給廣東中山大學，拒絕賣給外國，證以葉靈鳳「書要送給國家」願望。
毫無疑問，羅孚與曹聚仁和葉靈鳳有相當私交，他在關於曹與葉的文章當中，透露出來的惺惺相惜極為明顯。《絲韋卷》關於曹聚仁及葉靈鳳的主要章節，都是羅孚身在北京時所寫，應該說，當時「戴罪之身」的羅孚不可能仍然參與統戰工作，人們閱讀這些文章時可以放下對統戰的戒心，純粹以讀者身分探究羅孚與曹葉兩人的交往。通過這些內容，或可閱讀出羅曹葉在各自歷程有着的共同特質，即對廣義上的中國或狹義上的中共深情一片——曹聚仁追求的是和平統一的中國，葉靈鳳把《新安縣志》送給中山大學可見一斑，羅孚則是為了中共政權統戰港台的知識分子。然而，這三位都在人生的不同時間遭到中共批判甚至軟禁，羅孚在《絲韋卷》給予曹聚仁及葉靈鳳足夠的篇幅，從歷史觀照而言，那是極有深意的安排。
中國知識分子的崎嶇路
羅孚筆耕不輟，曹聚仁著作等身，葉靈鳳寫譯全材，三人都在中國近代文學各自佔一席位。然而在中國近代的政治當中，這三位或多或少都走過崎嶇之路，或曰，這便是人生，可是當人們回望這一條迤邐長路之時，可能得出另一種歸納，若然剔除「中國」及其關連因素的影響，這條道路或會截然不同，可能好走一些。但是於當年的年輕知識分子而言，五四運動，日軍侵華，他們都投入家國之戰，其後的內戰把民族硬生生一分為二，於是，統戰高手也好，追求和談也好，終究是在畸形的政治氛圍下的扭曲政治行為，受苦的是人民，累極的是書生。
面對歷史，羅孚在《絲韋卷》顯露出來的是坦然，儘管後來他沒有就「間諜案」透露更多內容。然而他在「代前言」中有一段講到他編這卷書的想法，他說雖然編進的大多是近年的作品，六七十年代火紅日子的也匯編了一些，「這裏不牽涉到避忌某些年代的東西。我寫過的假話、錯話，自己並不要避諱它們，錯了就是錯了，避也無用」。
講真話是八十年代大陸的反思大潮，巴金文革後的《真話錄》影響了經濟改革下的中國人民。去世二十五年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得人心的是各種層次的真話：撥亂反正摘「右派」帽子即是行動上的真話，承認中共犯下錯誤則是心靈上的真話，回首前塵，那是大亂過後大部分老百姓曾經感到中國還有希望的日子。
文 安裕
編輯 楊競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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