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兩個詞在劉夢熊接受周刊的訪問中出現，梁振英其後否認有此一說，無論如何，這兩句出自毛澤東的講話成了這個星期被引述最多的話語，恐怕大陸十三億人都不能想像，毛死後三十七年香港還有人討論他的講話。也許在毛派心目中，香港變成「禮失求諸野」的一塊地方。可不是麼，連在大陸上都棄之如敝屣的毛澤東講話，在這裏被視為瑰寶大講特講。
儘管如此，毛澤東的矛盾論依然有着值得細味之處。今天香港有人把理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視為解決香港問題的方向，似乎只要除去敵我矛盾即可萬事大吉。對一些今天才開始讀中共理論的人來說可能認為就是這回事，那些急於上位的忽然愛國一族更甚會把「矛盾」一詞視為較《江南STYLE》更熱門的金句，全然無視毛澤東當年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前後中國發生了什麼事。鑑古而知今，當能清晰體會今天香港面對的政治危機，更能了解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在中國政治的權宜和投機。
「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句，出自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長篇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這篇數萬字的講話，毛澤東先把「人民」分三個階段定義——抗日戰爭時的「人民」是「一切抗日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內戰時，「人民」的定義為「一切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即官僚集團、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後，「人民」變成「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也就是說，在毛澤東稱之為「人民」的一方，其身分及定義隨着中國政治蛻變而變化，由三四十年代廣義上的反對日本侵略者的大團結，到內戰年間的你死我活敵我之分，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則是以社會主義建設者為定義。二十年間「人民」的社會及政治意涵兩度變化，並非因其本質變化調整，而是在政治需要之下的扭曲操作。
以中共熟悉的唯物主義而言，物質是從量變而質變，中共對「人民」定義的質變，以及出動毛澤東來強調人民的價值和政治地位，是因為現實上有此需要，不得不賣口乖。毛澤東是在一九五七年初發表這篇長文，其政治背景則是一九五六年的中國及世界情勢。一九五六年對中共從意識形態到內部管治俱是衝擊的一年，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二十大在莫斯科舉行，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會議第一天公開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去了斯大林」，並建議大會為斯大林去世默哀，把斯大林放在僅比列寧低一級的崇高位置。詎料在大會的最後一天，赫魯曉夫突然拋出長達四小時的講話〈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全盤否定斯大林，把在蘇聯「偉大衛國戰爭」中成為英雄楷模的斯大林批判得體無完膚，直指蘇聯舉國上下把斯大林的觀點奉為真理是嚴重脫離實際，阻礙國家發展。
蘇共鞭屍震驚毛澤東
蘇聯當時是共產世界領軍國家，中共當年只是蘇聯附庸，中共志願軍出兵朝鮮半島也源於斯大林的壓力，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後全面親蘇，連解放軍軍帽也是蘇式三角帽，可見蘇聯的巨大影響；由此更可以想像，一旦蘇聯把斯大林從神壇攆下來的衝擊。同年十月，東歐集團成員國匈牙利大批學生上街示威，十萬人浩浩蕩蕩操向秘密警察總部，警方開槍打死打傷大量民眾，群眾搶去武器反抗，蘇軍坦克奉命開入匈牙利鎮壓，事件到一九八九年東歐共黨集團倒台後，匈牙利新領導層始為事件平反。今天人們回顧影響東歐至巨的兩次民主運動，就是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和一九六八年的捷克布拉格之春。
其實，一九五六年的中國也發生了很多事，幾十個城巿罷課罷工，最多時逾一萬學生參加，農村則出現退出人民公社潮，東南沿海富饒省份如浙江廣東都有農民退社，廣東最多時有十二萬戶農民退社。社會上，官民衝突大增，廣東一個縣不理反對強行開設麻瘋病院，落成之時，村幹部帶了四百人反對並拆毁病院，公安到場開槍打死五人。在斯大林被蘇共新領導層全盤推翻並成為批判對象之下，中共出現政治信仰危機，毛澤東在研判蘇共發生什麼事的時候，國內爆發罷工罷課潮。毛澤東認為，大批工人學生罷工罷課，是由於官僚主義引起，官僚無法處理當前利益及長遠利益的矛盾，建議以「團結——批評——團結」的手段解決衝突，並在理論層面提出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說法。事後檢視，造成如此深遠影響的是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的鞭屍，這令毛澤東深深感到恐懼，所謂兩個矛盾論，只是中共中央以過渡手法暫時解決國內困局，隨之而來的事態發展，便是到今天仍然影響中共施政和中國民眾的大變。一向舞文弄墨的毛澤東，在整整一九五六年這年只寫了一首詞〈水調歌頭．游泳〉，抑遏之情顯露無遺。
人民矛盾換來喘息空間
在毛澤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同一年，史無前例的反右運動爆發，此前的「人民內部矛盾」變成了上綱上線的敵我矛盾，毛澤東得意洋洋說這是引蛇出洞的陽謀。〈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後曾修改，原文當中，在中共八大會議上，有委員談到日益增長的人民文化生活與落後的生產力產生的矛盾，這些內容在修改後蕩然無存。本來，這應是中共正確體認社會矛盾根源的總結，可是到了毛澤東手上卻變成右傾反黨的證據。
被蘇共二十大批斯大林震撼得難以安枕的毛澤東認為，大鳴大放是右派向社會主義體制發動的攻擊，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也就是毛澤東表示要團結不同意見人士之後三個月不到，毛澤東發表另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態度從年初的謙虛變成兇狠，「幾個月來，人們都在批判教條主義，卻放過了修正主義」，「他們嚮往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否定一切，他們與社會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人民內部矛盾的芝麻綠豆小事變成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毛澤東的蒼山如海，神州大地殘陽如血。
五個月後舉行的中共八大三中全會，毛澤東口氣再變，變得更殺氣騰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我們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一場源於對斯大林鞭屍的不安的反右政治運動爆發。最保守統計，全國共劃分右派分子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複查後核實是錯劃右派的有五十三萬三千二百二十二人；到一九八六年，約剩下五千名右派，九十年代還有接近一千人。這是官方的數字，有大陸學者完全不同意。在這場其實是清黨的反右運動，中國人民敢言的傳統全部消磨剩盡，到今天還不夠膽以真話示人，便是出自這場萬馬齊瘖的反右。人們的總結是，這就是相信了毛澤東的兩個矛盾論，認為自己面對的只屬人民內部矛盾而非敵我矛盾，想不到後來小小的人民內部矛盾擴大成為足以致命的敵我矛盾。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反右運動狂風掃落葉，毛澤東詞興大發，連寫七闕，這些詞多少總反映了毛皇帝的心境，一九五八年的〈送瘟神〉、翌年〈到韶山〉滿是狂氣殺氣，「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紅旗卷起農奴㦸，黑手高懸霸主鞭」，一一俱是。
三個月蜜月毛發動反右
中共建政後，言必稱人民，人民大會堂，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幣，人民解放軍，然而人民在整個中共統治思維裏只是滄海一粟。一九五七年，中國人民一度欣喜，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的意見得到了尊重，所生的爭論只是人民內部矛盾。這一春夢只有三個月，毛澤東一鎚子敲碎「六億神州盡舜堯」的好夢，人民內部矛盾通通變成反黨反馬列毛的敵我矛盾。今天香港社會動輒幾萬人上街究竟是哪一種矛盾，若以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尺度而言，這是人民內部矛盾，或者中共八大所述的生產力（政治基建）追不上社會需求（民主訴求）的生產矛盾。可是，當這些上街者被認定是「反對派」（近年香港保皇黨對泛民政黨的統稱），這些不同意見者便是敵人，與之的關係便是敵我矛盾，最明顯的例子，這半年來，老左派和新左派都視不與他們同唱一個調調的為「反對派」或「搞事分子」，痛擊階級敵人的思維已是按也按不住了。
中共欠缺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從馬恩列抄一些，從《資治通鑑》又抄幾篇，再摻些《三國》《水滸》交雜而成，矛盾對立沒有客觀準則。今天是人民，明天風向一轉就是敵人，這是語言偽術的祖師，回歸十五年，該是時候回顧一下，中共當年是怎樣把人民玩弄於股掌之上。
文 安裕
編輯 馮少榮
Vic：這是我七年前的寫過的一段話：說到底，一個政權要堅持國家只能由自己「領導」，必定與民主自由為敵。當前中國社會最大的矛盾，就是共產黨與廣大人民的矛盾，用共產黨的話，這矛盾是「敵我矛盾」——共產黨與人民最根本的利益為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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