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元旦晚上的一張照片令人感慨：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名店如林的中環街頭，身穿外套裏頭是白色汗衫，帶着笑意站在亞曼尼店外的馬路中心，左右兩旁幾米之外是幾十個身穿黃色反光背心的藍帽子警員。之後不久，梁國雄就以「非法集結」被捕。我猜長毛應該讀過「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這天晚上巋然不動的是梁國雄先生。
今年是「星期日生活」十周年，仍然記得當年在陽光明媚的星期天在工作間細讀這一疊文化社會周刊的初始悸動。悸動，是由於二○○三年的香港是政治開始搖動的一年，而這份周刊的內容若隱若現點出了公民社會主題，然而當時絕對想不到香港的公民社會在二○○三年以後的十年愈發壯大，本土意識抬頭成為抗爭主流，二○○三年堪稱香港現代社會抗爭元年。那年春天有一段時間寒冷陰沉，我有次去看牙醫，從灣仔地鐵站出來後，穿過孩提年代熟悉得閉上眼睛也不迷路的軒尼詩道，在下班摩肩接踵人潮裏從史釗域道向杜老誌道一呎一呎的擠過去。那個傍晚至今難忘的原因，是朝着我走來的行人都繃着臉孔滿是深沉；我回到辦公室跟天天駕車上班的同事說起，請他們在周末休息的日子不要開車自己到街上走走，呼吸一下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味。之後的都是七百萬人不能或忘的歷史，從SARS疫潮到七一大遊行，千里之行，都始於每次幾萬到幾十萬示威人群的足下。
儘管之後的七一遊行間中有幾年變成某程度的ritual，但從年復一年的參加者結構看到了香港的深邃變化，愈來愈年輕的示威者、愈來愈多的六四燭光晚會參與者、愈來愈廣闊的社會議題。皇后碼頭的抗爭和利東街的保育，則從另一個空間揭示除了爭取民主之外的第二戰線。到了反高鐵的八十後群起冒頭，香港本土意識無論在保育及政治都以超越當權者想像的速度飛躍發展。特區政府和中共完全不能掌握這一質的變化，以為香港還是停留於民主抗共的八十年代，絲毫沒有察覺這批年輕族群決心為這片土生土長的土地打拚。所以，當二○一○年政改談判中共以民主黨為對手，企圖以舊式統戰應付香港要求大幅政改的聲音，卻倒過來令民主黨被其他泛民以及完全不屬於傳統政治系統的年輕族群猛烈抨擊，後遺症在去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顯見無遺，民主黨幾員大將折戟沉沙，後民主黨時代破土而出。
統戰民主黨留後遺症
二○○三年可以視為觀察中共對港政策的分水嶺和風向標，中共面對社會民情不復回歸初時的人心穩定，兩手政策交替使用，從對董建華的「信」多於「用」，以至對曾蔭權的「用」多於「信」犬牙交錯。這種做法在中共歷史不算罕見，大亂之後有大治，文革十年折騰帶來國民經濟瀕臨崩敗，這是出錯在於「信」的政治忠誠。之後鄧小平出山，是毛澤東無法治理國家之下的被迫妥協，鄧小平是「中國的第二號修正主義分子」，但卻在「用」策之下復出。這一循環在一九九七年到二○○五年的香港如法炮製，董建華代表的「信」字派，與曾蔭權的「用」字派先後登場，殊途同歸目的則一：維護治理。
緣何從二○○三到今天的這十年，中共對香港的政策由寬而緊，而不是八十年代中英談判年間社會認定的由緊而寬；緣何今天一面倒指摘有人搞港獨，一面收緊兩制擴張一國。其中關鍵在於左右兩條路線的取捨，我在這裏寫過不下十次，中共永遠不能擺脫「左」與「右」的二元思維。在這二元思維當中，「左」的路線幾十年來縱然撞得頭破血流，然而始終佔據主流的原因，是「左」是認識上的問題，「右」則是原則上的錯誤。對香港，中共六十年間「左」與「右」交替，於是前者有六七暴動，後者則是文革後的銷聲匿迹。一九七六年之後，香港左派吃透中央精神，韜光養晦，不強出頭，然而左毒不可能容易清除，偶爾總有人觀覲風向而舊病復發。
左派觀風向偶復發
香港今天的政治氛圍，除了是梁振英誠信破產觸發，另一隱性因素是本土政治的抬頭，這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民主派追求更大程度的民主空間截然不同。今天本土派的政治態度是「傾都費事」，經過多年玩謝玩殘的入局——被出賣——再入局——再被出賣，新生代港人失去耐性，政治歸屬與廣義上的「中國」漸行漸遠。我無意扣帽子，但這種意識形態，確實與我們認知裏的中國/香港各無瓜葛，而是意圖以獨有的政治人格平等與中港周旋。因此，有一種漸見的勢頭是，本土派關切的議題不是中國民主（不僅是地理和實踐時間上的遙遠，更是「傾都費事」），也不會太過關心香港的民主前景（地理上雖密切，但曠日持久的磨蹭歲月也是「傾都費事」），而是老一輩民主派或親共人士摸不着頭腦的香港本色。
香港本色的論述迄今未有一套嚴謹體系，陳雲的城邦論屬其一，手持龍獅旗懷緬昔日殖民年代是其二，這裏頭有沒有貨真價實的港獨成分，要看後續才能說得清楚，不過，城邦也好，龍獅也好，統一的是對中共以及特區政府處於死心狀態。或曰，這些都是少數派，不成氣候，必須指出的是，他們的具體理念儘管各有各說，核心的「傾都費事」早已植根三十年來歷盡爭取民主崎嶇路後的心灰意冷。也許梁振英和中共看到這一趨勢，開始在政府政策上出現調整，以求爭取更大的公約數。這不是指元旦收二百五十元喊幾聲的那些金毛，而是左派說的「沉默大多數」，做法就是政策上的傾斜。
政策傾斜學不了日本
元旦夜燈下讀到一段日本近代史，一九六○年六月，第一次反對美日安保條約鬥爭大規模爆發，幾百萬人示威罷工，東京霞關國會外的人群最高潮時有幾十萬。示威衝突中，東京大學文學部學生樺美智子死亡，首相岸信介面對巨大壓力，只得辭職下台。當年七月十八日晚，翌日就要接任首相的池田勇人在家中默然良久，秘書伊藤問池田，你明天就要做內閣總理大臣了，會如何處理當下的事態。池田想了很久，說了一句「只有靠經濟政策，讓國民收入增加一倍」。日本經濟從此高速增長，平均每年達百分之九點八，一直狂奔到七十年代末，那幾年的增長更是超逾百分之十一。政治上，池田採用「寬容並忍耐」低調取態，當時日本有句名言，當官的就像踏自行車一樣——頭要不斷的點、腳要不停的走。
無疑中共和梁振英都想用池田勇人的方法治理香港，主觀地想像只要讓香港巿民生活好過房價下挫就可以政治收緊為所欲為。倘是這樣看日本社會就未免太過簡單，六十年代的日本早已有普選，民眾有權選出所有議員，但日本照樣爆發大規模的社會抗爭，包括第二安保鬥爭，以及三里屯收地建機場的延續三十年的保地衛村。香港今天的樓價早已遠離可以負擔的水平，就算下調百分之四十，普羅大眾都不可能力足扛上。既是如此，沒有期待之下對中港的冷感自然而生，某些特定政策的傾斜或許有點拉動作用，但已然遠去的卻永遠不會再回來。這和誰當特首已無大關連，唐英年上來、曾蔭權回鍋甚至董建華重返俱是如此，梁振英和他們仨的分別只是比這三人更不堪。
政治冷感不是虛無主義，而是蘊發更大反彈的燃劑；有人說香港社會的激進派大增，我完全同意這一觀察，去年七月一日之後幾次大集會大示威，儘管各有訴求，但戰意則一。北京社科院點名黃之鋒，從這一層次來說是中共對香港社會力量的判斷，中共是察覺到香港社會與八九十年代爭取普選的單一政治訴求時的不一樣。對中共來說，這是棘手的課題，哀莫大於心死，當利益沒有轇轕，當血緣沒有關連，一種他者的社會形態會一點一滴成形。中共的拖延打壓分化割裂，當年用在香港社會確實達致「不給香港民主」這一政治目標，卻把港人的信心也一併打死再伸一腳；港人今天對中共疏離冷漠，不能怪香港，只能怪中共自己。
文 安裕
編輯 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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