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裕周記：六四二十五

星期日生活   2014年5月11日

後排左起：郝健、崔衞平、劉荻、梁曉燕、胡石根、王東成、郭于華

前排左起：周楓、徐友漁、張先玲、秦暉、野夫、浦志強

【明報專訊】中文大學周保松老師在面書為一張照片寫了一段短文字，平淡如水輕風不颺裏的是知識分子強抑的激動。照片中，粉白的牆上貼着紅紙，上面是斗大的「2014北京六四紀念研討會」，前面坐着站着一些人，臉容寬大，剛直不阿。這段短文題為〈歷史終會記住這張照片〉。

「我相信，歷史終會記住這張相片，以及相片中每一位值得尊敬的人。在六四二十五周年的時候，他們走在一起，辦了這樣一個家庭式研討會，然後拍下這張相片，然後公開，然後承受隨之而來的對他們肉身的鎮壓和精神的折磨。」

周保松的文字寫得清澈，沒有一絲激情的矯揉造作，一個政治學者應該就像這樣冷靜得像冰人洞察世情政事，然而在周保松短短三百字不到漢字當中是無比巨大的異議，於無聲處聽驚雷，「他們手無寸鐵，他們無黨無派，他們本來可以像我們絕大多數人一樣平靜地舒適地慎微地生活，同時默默承受加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的恥辱。但是，他們終究站出來了。謝謝你們」。

平常的一句稱謝，蘊含是感激以及「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決心。今年是北京血腥鎮壓民主運動的二十五年，在人們把焦點放在反蝗普選樓價股巿自由行的二○一四年夏初，天安門廣場上的歷史，再一次來到我們面前。

歷史的長河不會因為它的流長而隱沒某一段歷史，也不容隨意污衊篡改這段電視直播的史實。近代史沒有一章像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那樣巨細無遺在每家每戶電視現場直播，包括開槍殺人的那一夜。我們可能因為某一議題有所爭論討論，像今天仍然燃燒的普選議題，可是六四是沒有辦法爭論的，因為就像前幾年鄧小樺所說的那樣：不要岔開話題，你要事實嗎，過來問我就是；就等於你要知道我的名字，走過來便可以，毋須問第三者。我就在你面前。

「廣場上沒死一個人」不值一哂

這些年總有一些人自以為巧妙的拐個大彎企圖推翻六四屠殺證言，包括「廣場上沒有死一個人」，這種啞謎式的下三濫不值一哂，現場照片的血泊一句都不必說就把這頂回去；「西方勢力指揮學生」更連邏輯都搞不通，若就如這些人所說真有「西方勢力」，不等於就可以開坦克把人壓成血泥。近一陣子香港也有幾個人說要「真相」，這也是好事，回去問北京當權者把他們的「真相」公諸天下，我也想看看京官把「廣場上沒有死一個人」這些話像念經那樣再說一遍。

爭論歷史話語權不是今天的事，皇帝登基馬上修史是古已有之只是於今為烈，中共當家後費了相當大力氣修了一摞近代史，其中包括由前朝國民黨元老撰寫的個人經歷和雜憶。在五六十年代以至七十年代，這些迹近溥儀《我的前半生》的回憶錄是極大片面性的遷就當權者。他們留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日子就是自我批評和再教育，蘇聯式的靈魂改造工程不是生活在喜歡寫什麼就可以寫的香港社會能夠想像。六四在中共或其附從者的歷史爭奪重要程度絕不比建政初期為低，因為若不能推倒二十五年來的人民證言，中共就沒有統治的合法性，人民就可以不承認。

然而這一爭奪中共無法取得上風的原因，除了核心的血腥鎮壓令中共失去合法性，另外是如何令六四鎮壓與中共內部當年的改革歷程切割，中共對此四分一世紀以來一直沒法子。這中間牽涉到一個人物：當年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眾所周知，六四的起點是因為胡耀邦猝逝，從此掀動社會覺醒，胡耀邦所以在文革後成為自由派的一面大旗，在於他提倡解放思想，為右派摘帽，令神州蒼生有着免於政治運動的憧憬及期許。在舉國上下當了三十年政治「老運動員」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沒有非凡的政治及道德勇氣，是無法把毛澤東的政治殘餘一掃而清。過了二十五年，胡耀邦清名如故，不玷塵污，成為中共的政治光環；如何清洗六四鎮壓的血漬而又不觸及胡耀邦，便是今天中共的頭痛之處。

把歷史還給人民

六四鎮壓於茲二十五年，中共的教育成功地把這段歷史從教科書抹去，但畢竟這不過是八十年代末的事，口耳相傳，一宗慘案無以從此消失。踏出國門，六四資料撲面而來，一股「把歷史還給人民」的動力愈加強勁；由於維權運動抬頭，某程度追尋六四以另一種形態在大陸開始燃燒。面對中共打壓，周保松的短文講出了爭取平反六四的悲壯，那是從此跌進天天監視月月追蹤的沒有欄柵的牢籠當中。那張十三個人的照片，如果沒有牆上的大字，說是大學畢業二十五年後的同學聚首也許會有人相信。可是這十幾個人就等着國保找上門這天的來臨，前排最右的浦志強、左二的徐友漁；後排右三的胡石根，右五的劉荻，最左的郝健，這幾天新聞報道說因為在家裏討論六四被捕。

在一個威權主義當頭並且迷戀「控制」的國家，要為一樁官方早已定性的慘案平反不是一件易事。這二十五年我們見過流亡海外民運人士的證言，他們在自由空氣底下自主作證，這是理所當然；然而在大陸的另一群他們，則要冒上從此和家人不得安寧的巨大株連風險，因此有一種說法是「盡量不犯法，不踏過底線」式的抗爭，保住有生力量。可是當一向持這種看法的律師浦志強也因為在家中討論六四慘案而涉「尋釁滋事」被刑事拘留，姑勿論這「尋釁滋事」的對象究竟是誰也沒有弄通、誰將出庭指證「尋釁滋事」的如斯荒謬，但中共仍不顧顏面把人架走，從此一側面可以看到，縱使是經濟大國也無法買下政治人格和道德人格。

一九八九年以降，中共傾一國之力推行「有特色的社會主義」混和七十年代中美洲與台韓威權政體的新權威主義。這種一元論加以廉價民族主義包裝，建構成一元論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某些人心目中，這即是「國富民強」的說明，卻無視於這些「國富」源自於大批來自農村的廉價勞動力被資本家剝削後的財富累積。至於民強則更是不消提的扭曲民族主義。最近有本地學者說，「今天反共報章講的內地自由及人權問題，就算是事實，相對於西方民主國家對殖民地的剝削、巧取豪奪，所犯下的滔天罪惡，只是小巫見大巫」。這些話並非來自愛字頭組織卻是來自社會科學學者，先不討論是否迹近失蹤多年的中共六四解說口徑，光就行文用句之間看到，中共民族主義威權美學的魔力，的確可以令一些人迷失方向，迷失自己。

一元論底下的人權淪喪

一元論在中共治下大行其道，事實上不過是重複前蘇聯軌迹。六十年來，一元論及多元論互相杆格，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及其後的東歐集團傾覆，在在說明一元主義的局限以及多元主義的活力。於中國人民而言，這其中不存在東西方集團的冷戰意識形態的對峙，而是就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價值判斷，民族主義與重視人權互不排斥；同樣的是，經濟發展亦毋須以人民權利對冲。

中共視為圭臬的一元論是強者哲學，正切合所言的「大國崛起」，鼓動人民為「偉大」目標犧牲一己，從而達至更大的「宏偉願景」。相對於此，多元論沒有如斯「巨大」的政績或政治期許，準確來說，多元論只是強者腳下的弱者，然而卻就在多元論之中，人民的利益凌駕於國家或政權利益。在「我」和「我們」之間，不同的抉擇直接導致結果可以是喜可以是悲。

今年六四前中共官方的強硬行動，連浦志強這樣的溫和派也被捕，天安門母親開始感到不自由，這與幾年前本來就強硬的氛圍相比是更加強硬，可是與其說是強硬，毋寧說是倒退更為恰當——文化向四十年代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倒退，政治更是一元主義當頭、倒退得令人想起斯大林主義。如斯政治情景，映照出今年六四前夕的嚴峻肅殺；這令人更加憶念北京那屋子裏參加研討會的十三人，周保松旨哉斯言：「我想是要告訴世人，即使在萬馬齊瘖的時候，他們仍然未有忘記。」

謝謝你們。

文 安裕

編輯 馮少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