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生活
2013年6月16日
【明報專訊】百年名校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擬轉直資，學費估計高達三、四萬元，惹起家長和舊生激烈反對。照理說，舊生既已畢業，轉直資與否對她們沒有直接影響；挺身而出，為的是前校監「St. Stephen's is not for the
rich」的承諾。曾在此度過一段無分階級背景、共同成長的青葱歲月，怎捨得母校淪為學店？
創辦人之一的後代曹禮，直言聖士提反轉直資有違學校百年來堅守的「有教無類」精神，加上現時校方財政計劃不明，擔憂資深教師因薪酬太高被裁員，依賴商界捐款易令校方陷入利益交換的歧途，犧牲的都是莘莘學子，「可以預見的是，將來會大部分是有錢才能入學，前人的辦學理念，慢慢就不見了。我們是覺得他沒了那份心，這是好可惜的」。
創辦人 盼人人受教育
回顧學校歷史，當年為創校奔走的曹善允先生及其紳商好友、為同學爭取一套長衫校服以消弭貧富差距的李曹秀群，皆出身上流社會，卻看到基層的需要，為弱勢者出力。今天，同樣來自富裕家庭的前教育局政治助理楊哲安，卻滿口「demand」、「supply」來理解教育問題，有一女兒在讀聖士提反幼稚園的他，成為支持學校轉直資的家長代表。
時代確實不同了。年代久遠，今天或已不是很多人知道曹善允的名字。翻看他的生平，香港教育史上卻多處見到他的事迹。曹善允是曹禮的爺爺，曹禮憶述，在曾祖父的一代，曹家在澳門甚有地位，同時受到葡國政府和清廷的冊封；曹善允自小就得到用心栽培，十四歲被送往上海習國學，數年後又到英國修讀法律，考得優異成績。他在英國取得律師資格，由於司法體系相近，沒有回澳門老家，選擇來香港執業，成為香港早年少有的華人律師。曹家也有不少親戚友好在港居住，曹善允很快就跟其時的紳商名人如何啟、區德等成為好友。
這條成長之路，就像現代家長趨之若鶩的「贏在起跑線上」。但曹善允沒有獨善其身，而是運用自己的地位和人脈為社會出力。「回看他做過的事，有兩個好清楚的範疇，就是教育和醫療。現在當然好難去問他當時的具體想法是怎樣，但我猜想，他自己有機會到英國受教育，體會過西方教育的好處，就好想將這引進來令香港的華人受益。」
時為二十世紀初，香港社會仍處於非常草創的階段，學校缺乏，一般孩童就算有機會受教育，都是傳統的「卜卜齋」。一九零一年，以何啟為首的八名華人紳商，包括曹善允在內，上書港督倡建一所仿效英式公學的學校，專收華人子弟，以便他們畢業後可銜接升讀英國的大學。計劃獲港督和聖公會班納牧師支持，曹善允協助籌款，一九○三年成功創立聖士提反男校（今聖士提反書院）。翌年，曹何等人希望女孩都有受教育的機會，故創設兼收男女學童的小學及幼稚園，該校於一九○六年交由聖公會營辦，正名為聖士提反女校（今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後來開設中學部，曹善允一直有參與校政，首屆校董會於一九二六年成立時他亦當選為校董之一。此外，一九一一年創立的香港大學、一九二六年的首間官立中文學校金文泰中學、一九三五年成立的孔聖講堂，曹善允都是籌組工作的核心人物。港府以其豐富的辦學經驗，一九二○年起邀請他加入教育委員會，為教育發展提供意見，曹善允連任該職二十年之久。
長衫 平等教育精神
曹禮指出，關注基層的理念，貫徹他爺爺的教育和醫療工作，像他籌辦的九龍城民生書院、西區的贊育醫院，都是有意設在貧困華人聚居之地，以幫助他們改善生活。聖士堤反女中亦不例外，當時雖未有九年免費教育，但學校收取的學費亦很低廉，不少貧困人家的女孩子都能入讀。一九二六年是標誌性的一年，聖士提反女中成立校董會，「當時聖公會的何明華牧師（後升任主教）公開表明，聖公會的辦學理念是『有教無類』。其後，新任的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校長Miss Atkins亦說，會跟隨何明華牧師所講的理念去辦學。最近校友講那長衫故事，也是這時間後發生」。事緣當年聖士提反女中雖然貧富兼容，但家境好的女生穿戴得花枝招展上學，基層女生卻只有天天白衣黑褲。為免同學互相比較，當時就讀該校的曹秀群便設計了一件藍色長衫，向校方建議定為校服，獲得採納，從此聖士提反的女生不論出身都穿起這件藍色長衫上學。長衫美麗，在於其平等教育的精神。曹秀群長大後成為大家熟悉的李樹培夫人、香港立法局首名女議員，力推修改婚姻法廢除納妾，捍衛女性權益，聖士提反校園內的金禧樓，一九九六年亦命名為李曹秀群金禧樓以作表揚。
那些年 同學無分背景
曹禮笑言，曹秀群雖與他家同姓，但並非親戚關係。曹秀群來自越南華僑家庭，亦甚富裕，其父將曹秀群送往香港，在聖士提反寄宿就學，與曹善允的三女兒同期，故非常熟稔，放假都到他們的家裏同住。曹善允的4個女兒都在聖士提反就讀，到曹禮這一輩，才較多入讀聖保羅男女學校，「我堂姐就仍讀聖士提反，她爸爸還安排她寄宿，那是四十年代尾，戰後的時間，堂姐很記得，當時宿友什麼階層都有，還有來自九龍城寨的同學，明顯是什麼家庭背景都歡迎的」。七十年代，聖士提反女中還開始預留學額給視障和聾啞學生，失明人協進會會長莊陳有，也是舊生家長，早前跟曹禮和一群關注轉直資事件的朋友提起，當年他對校長Dr. Barker讓視障和聾啞學生入讀的決定大加讚賞，Dr. Barker回應說，能有機會給他們進來讀書當然好，但更重要的是，同學有機會接觸到跟她們不同的人，令眼界更為廣闊。「所以這真的是一間好好、好前衛的學校。『有教無類』這理念，是一九二○年代末由學校官方講出來的，實踐到今時今日，如果這時候去轉，係好可惜。」
二○○八年，聖士提反女中前校監楊簡煥珠接受本報報章訪問時，堅稱不會跟隨傳統英中轉直資的潮流，因為「St. Stephen's is not for the
rich」（聖士提反並非為有錢人而辦學）。不料數年過去，換了新校監和校董會後，校方態度忽然一百八十度轉變，仍在諮詢階段，已擺出一副轉直資事在必行、別無他選的態度。曹禮曾就此事與辦學團體聖公會的大主教鄺保羅面談，鄺表示，今年八月三十一日是政府設定的期限，學校要決定是按《校本條例》成立法團校董會，還是轉成直資學校；教會對此沒有既定立場，應由各校的校董會諮詢持份者，如家長、老師等，討論兩個方案的優劣再作決定。「後來我就在會上將主教所講的，向校董會、校監同大家講番出來。但校監（王鳳儀）卻一句話，『唔係喎，我們覺得直資是最適合聖士提反的』。好多人問，我們是否都要睇睇法團校董會優劣？甚至你可否話我聽，直資有咩唔好處？一樣咁多啦？無。一樣都無講，一句都無提過。」
「有無計過條數？」
曹禮說，四月中得知聖士提反擬轉直資，當初仍抱開放心態，與身為校友的太太同往出席諮詢會，想聽聽校方的計劃，然而，二十幾場諮詢會，「只是不停hard sell轉直資。我覺得佢係做場戲咁」。諮詢文件裏，對於日後的財政安排，細節欠奉。「我並不反對直資制度，只是認為它不適合聖士提反。從一個好practical的角度睇，即是從錢方面睇，聖士提反轉了直資後是否維持得到？校園內有廿三個斜坡，兩個護土牆和一個法定古蹟，每樣都需要維修，別的學校無這些開支。比如說政府要你每五年檢查一次這些護土牆和斜坡，平均一年都要花幾百萬，現在由出錢到找工人、完成工程，都是政府負責的。法定古蹟也是，現在教育局幫手做，教育局筆錢好大，要拿出幾百萬給你是好容易的事，但轉了直資，唯一途徑就是向古蹟辦申請，那邊的錢得咁少，你要申請就要排隊，要同其他古蹟去爭那筆小小的錢，還不知道是否全額資助，這是其他直資學校不用面對的問題。」
「校方還有一個好大的賣點是說，轉直資後會起一座好靚的教學大樓，卻沒講到要幾多錢、在哪裏起。因為大家知道，校園已無地方再起一幢新大樓，唯一方法就是將徐大統樓拆了再起過，徐大統樓才建成十五年，非常新的，而新大樓同佢現有設施相比，只是多個游泳池。我們問建築界的朋友，起一座這樣的大樓，起碼要三億，用三億買一個游水池？」家長和校友不斷想問更多詳情和計劃，校方卻一律避而不談。學費方案同樣令人疑惑，「第一輪說四萬二，因為比人話好貴，兩三星期之後就改口說三萬五，同時撥入學費減免的比例由原本十巴仙升至二十巴仙，卻無解釋是怎樣計出來，好似閤埋雙眼寫的而已，畀人感覺是，到底你是第一次想撳水魚？定係第二次那個根本做唔到㗎呢？有無計過條數呢？讓人疑慮方案背後根本無實際的財政分析及預算。」
師資恐成開刀對象
曹禮預見，若跟隨校方現時的方向，轉直資後財政壓力必然沉重，師資將是頭號被開刀的對象，「這裏好多老師都好有經驗，人工已升到頂薪點，跟普通中學相比，薪酬開支是比人高一截的。你當一盤生意你會點做？炒了高人工的請兩個平的囉。唔係仲有咩可以cut？大部分資源是放在教師上面。」當他們向校方查詢，轉直資後各種新建設錢從何來？校方便說找人捐錢，「如果我係一個舊生，會樂於捐錢畀間津貼學校定直資學校？搞到今時今日咁，好多校友已經覺得，如果轉了直資，根本就會同間學校切割的了，都唔係以前那間學校了。佢會點呢？搵商界囉。或者你都會諗到，商界會唔會無條件捐錢畀你？唔多唔少都希望會有番啲嘢吧。」曹禮感嘆，一些學校轉了直資後財政混亂，甚至有聽聞受廉署調查，「點解做學校會搞成咁？」
他的母校聖保羅男女學校都已轉了直資，問他轉直資前後的變化，他說，實在不知如何回答。他聽聞在黃竹坑小學部接送孩子的私家車太多，被鄰居投訴，校方要安排一架校車將孩子送到一處寬敞的地方讓他們「轉車」；朋友也有孩子在讀小學，說班裏二十多個同學，每個都是大企業家、高官名人的兒孫，名字一講出來人盡皆識，「佢話我都唔知個仔在咁樣的環境長大，會變了一個怎樣的人？這是否好的教育？佢話佢都唔敢講。」曹禮認為，今天基層向上流動的機會明顯減少，窮學生入大學的比率跟富學生相比，差距由二十年前的一點二擴大至三點七倍，「這是社會好需要正視的問題。教育不應該是這樣的。現在香港的教育制度或者未係好完善，但這應該是大家一齊去跟政府傾，爭取改善，而不是自己轉了直資就獨善其身」。
文 林茵
圖 尹錦恩、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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