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編按：中國作家莫言奪得諾貝爾文學獎，中國政府一反先前態度，熱烈唱和，內地網民與知識界則有連番熱議，文學造詣與政治表態之間，是否亦不存在很大的空間？今期本版摘譯本身是中國文學研究專家、曾翻譯《零八憲章》的林培瑞教授（Perry Link）擬發表於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評論文章，且看他如何談論莫言的文學作品。
莫言自90年代遇上的一大難題，是尋找他能長遠採用的寫作嗓音。《紅高粱家族》雖然確是突破，但只因為在80年代的政治環境中，中國作家憑着「闖禁」就能出名了，而《紅高粱家族》一口氣闖了兩個禁區：性事解放、就中日戰爭說真話。到90年代，未打破的禁區比前少了，還留下來的（如六四屠殺、高官貪腐、台灣、西藏、新疆）卻都是生人勿近的非常禁忌。
被欺壓歸咎低級官員
他最後找到了一把拉伯雷風的聲音，而且比拉伯雷更貼近世俗。人類擁有許多動物天性——吃喝拉撒、打鬥嚎喊、男女媾合，有時也有一些動物未必有的特質，例如欺侮、合謀、背叛。莫言的表達中充滿嘲諷，也包含了許些狂想，以至有論者將之比作馬奎斯的「魔幻寫實主義」（但實際上他有沒有讀過拉伯雷或馬奎斯，卻令人置疑；當中有所雷同，卻不能認定他受到二人的影響）。
莫言寫社會底層的人，在《天堂蒜苔之歌》中，就明顯站在飽受地方官欺凌的貧農一邊。在當下的中國，同情被欺壓者是有相當市場的，但必須注意，莫言寫被欺者命運的手法，跟劉曉波、鄭義等異見作家不同。劉和鄭譴責整個中國專制制度，包括最上層的人，但莫言等建制內的作家斥責的是地方上的污吏惡紳，高官在圖畫中不會出現。把人民苦難的責任推在低級官員身上，是中國統治精英素來的做法。在網絡崛起的今天，信這一套的人已少了很多，但這論調仍行之有效。莫言這類作家很清楚這一點，他們未必喜歡，但卻接受了讓步，這就是留在體制內的代價。
莫言寫了好些涵蓋中國20世紀歷史相當部分的全景角度小說。「重寫歷史」是90年代開始的中國虛構小說潮流，但對於體制內作家，如何處理大躍進或文革等歷史片段，是一大難關。莫言的方法是，在處理「敏感」事情時，就讓某種瘋狂鬧劇登場。《豐乳肥臀》在第六章寫到大躍進時，莫言拿毛澤東的荒唐農業政策（例如提出動物雜交以繁殖全新物種）大開玩笑，卻隻字不提其後的大災難。兔羊雜交有何不可？書中一名豐乳女志工道，就是把領導的精子打進豬子宮也沒問題！當場爆笑滿堂。
笑談敏感議題
對中共而言，這種寫作模式是很管用的，不僅因為它避開了嚴肅地直面歷史，也因為這種文章能起安全閥的作用。這些敏感話題至今仍然具潛在爆炸力，領導人將之當笑話看待，也許比起完全禁談更屬上策。
莫言想過的，是否比他最終付印的多？對這問題我們最起碼應持開放的態度。他在記者會上被問及劉曉波時，說希望劉曉波能盡早獲釋，有關發言迅速被內地媒體網站刪掉，外界估計可能是惹怒了當局，視之為良心言論。
他這言論當然有其價值，但我認為比起良知和勇氣外，有一個更合理的解釋。無論是體制中人或異見人士，中國公安和文宣官員都會跟名人們保持緊密接觸，提示他們的公開言行。作為諾貝爾獎級別的名人，可以想像，莫言被約談應該不止一次，他們也一定有談及如何回應關於劉曉波的問題。這是全世界記者都會問的問題，他總得有個「說法」。從當權者角度，什麼說法能把傷害減到最低？如果莫言說劉曉波是罪犯、坐牢有理，他的形象勢將受損，他獲獎的榮耀也會受損，而他的榮耀是中共希望鞏固和利用的。可是，要他真心挺劉曉波也不行。最佳做法就是這種溫和的中庸論調，說希望他早獲自由。
曲線論劉曉波
莫言其中一句話令這說法尤其可信。他重複希望劉曉波獲釋時說：「……盡早地能夠『健康地』獲得他的自由。」我不認為他知道劉曉波現在的健康情况。這句話會否是為當局日後容許劉曉波保外就醫鋪路？
（標題和小題為編輯所擬）
文 林培瑞
編輯 黃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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