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 - 知識分子的底線與責任──從莫言領獎談起

世紀版   諾獎爭議   明報   2012年12月12日

編按：12月5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許紀霖，應「Co-China」的邀請，和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陳韜文演講。早前，許教授曾對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發表評論，引起內地與海外關注。演講當天，適逢莫言啓程赴歐領獎，許教授即從莫言談起。他認為，莫言代表了當下內地知識分子的主流……

在往中大的路上，我在鐵路車廂內的電視上，看到一張熟悉的臉：莫言。他啓程去斯德哥爾摩領獎。我想從莫言談起。

批評莫言內地不刊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天，我在微博上發表了一篇〈我為什麼要批評莫言〉。人家喜事的時候我去冲喜，結果引起了微博上很多人的圍攻。這條微博被轉了3萬多次，評論有近萬條，是我發微博以來回應最大的一次。

後來為了澄清為什麼要批評莫言，我又在香港報紙發表了一篇〈雞蛋與高牆〉。莫言獲獎後，反對的聲音在內地報刊出不來，所以我只能在香港發聲。

莫言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批判性。莫言的作品裏有一種很強的中國農民的原始欲望，通過這種文化對當下的批評和反抗，這是讓我們對莫言有所尊敬的地方。但問題是，現實生活中的莫言，似乎和他的作品有很大的差距。

大家知道，他和100位作家手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下稱〈講話〉）。但是有一件事，很多人可能都沒有注意到，就是去年薄熙來最大紅大紫的時候，莫言在微博上主動的、沒有人逼迫的他發表了一首打油詩，歌頌重慶的「唱紅打黑」：「唱紅打黑聲勢隆，舉國翹首望重慶。白蛛吐絲真網蟲，黑馬竄稀假憤青。為文蔑視左右黨，當官珍惜前後名。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莫言說他不關心政治，對政治也不懂。但是他在現實中的表現，和他的作品好像判若兩人。

莫言坦率地承認，在作品中他是「膽大包天」、「色膽包天」，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他是「孫子」、「懦夫」、「膽小鬼」。這樣的「雙重人格」在中國是怎麼形成的，這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這和我們說的「底線」有關。

當然，莫言是不是「知識分子」，這要看我們怎麼理解。如果按照1980年代來說，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不是學者，而是作家，比如劉賓雁、劉心武、王蒙。他們繼承了19世紀俄國知識分子的傳統，作家走在時代的前面，他們代表了社會的良知。但是今天，作家是不是認為他們和知識分子沒有關係了？和良知沒有關係了？他們是不是可以例外？

之所以從莫言談起，是因為如果莫言只是個案，真的不應該把他拉出來討論，這對他不公平。問題是我發現，莫言代表了今天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主流。為什麼說是「主流」呢？因為他不是一個人在墮落。

莫言的事情被挖出來以後，很多人為他辯護。有個也是手抄〈講話〉的作家，他覺得很後悔，但是他想自己當時為什麼會去抄呢？他說，他的家族明明受到毛澤東時代的迫害，照理說他是不應該抄的。他回想說，他好像覺得手抄〈講話〉這事不就是大家一起做一件好玩的事嗎？做就做了，如果不做也許很見外。

莫言曾受過迫害

今天我們可以舉很多例子來說明，過去所說的很多底線──包括道德的底線、政治的底線、學術的底線──都在被突破。大家覺得薄熙來可怕，是因為他是個沒有底線的人，跟一個沒有底線的人在一起是很可怕的。但是今天出現的情况是，很多知識分子，照理說是對底線問題最有自我意識的人，今天卻失去了底線，底線變得很模糊，甚至不需要有底線。有個評論者，如此嘲笑對手抄〈講話〉的批評者：「我們早就放下了，你們為什麼還沒放下呢？」放下的是什麼東西？在我看來，放下的是底線。被輕描淡寫地、非常優雅地放下了，這個時代似乎什麼都行。問題很嚴重，這是時代的病徵。過去中國古代士大夫是最講道統的，道統和倫理、道德的底線有關。這些人都放下了，還指望誰去堅守呢？

在我看來，今天的中國大陸，有兩種放下底線的知識分子。

一種是「價值虛無主義者」。這種人覺得什麼都放得下，是非善惡已經說不清楚了。抄〈講話〉怎樣？歌頌「唱紅打黑」又怎樣？這是「識時務者為俊傑也」，充其量只是場遊戲而已。他們以一種玩世不恭的方式，對待一些在我們看來和氣節有關的問題。有人為莫言辯解說，莫言當年發表《豐乳肥臀》後，也受了迫害，他是很不容易的。我覺得很奇怪。如果莫言是一帆風順的，我還可以理解，因為他沒有親身感受過〈講話〉所代表的極左路線的危害。但莫言是從那個左的時代走過來的人，好了傷疤忘了痛，難道就這樣輕易地「放下了」嗎？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恐怕有些東西是不能忘記的。走了一趟重慶，沒人逼你，就主動出來唱讚歌了。我發現，如今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瀰漫着濃郁的價值虛無主義，什麼都可以不在乎，唯一在乎的就是：是否可以得獎，是否在市場上獲得成功。

屁股決定腦袋的人

另一種是「犬儒主義者」。這種人內心是明白人，私下聊天時比誰都明白，但是屁股決定腦袋，坐在什麼位置上就做什麼事，在什麼山唱什麼歌，隨波逐流。這種犬儒哲學如今在大學生當中相對普遍。談到現實比誰都憤青、憤世嫉俗，但是一到現實生活中，他們又比誰都主動積極地去適應自己所痛恨的體制，形成非常奇怪的人格：一方面憎惡體制，一方面主動適應體制。錢理群老師對北大、清華所代表的學生精英有個批評，他把這些人稱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因為他們非常清醒明白，自己在這個體制裏，通過什麼方式，能獲得最大利益。

今天，這兩種人在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裏已經成為主流了，這是讓我很憂慮的。底線，或明或暗地被突破，而且愈來愈模糊；雖然存在，卻不具有實際的意義，是用來衡量別人的標準。

過去孔子講「狂狷之道」。狂者，有所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今天，我們不能對所有人提出太高的道德要求，那是逼人為善。但是有個標準，在我看來不是逼人為善，而是底線，每個知識分子都應該要求自己成為「狷者」。

誰既憎惡又主動適應體制

做「狂者」很難，要有很高的德性，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恐怕只有聖人才能做到。但「狷者」的要求是守住不應當做的那條底線。簡單地說，在一個黑暗的環境裏，首先是不作惡，或不與惡為伍。如果與惡為伍是被逼迫的，那還可以理解。但問題是，今天很多時候不用付代價，很多人卻做不到有所不為。比如，不加入手抄〈講話〉，並不意味着你要付出什麼代價。有兩位當代女作家王安憶、方方就拒絕了。但近百位作家卻做不到，失去了底線的判斷力

狷者的要求不高，不是聖人，不是君子，只是個「正派」的人，我們每個人或許都應該對自己有這樣的最低要求。在不需要付出代價的情况下，守住本分。作為學術人，不違背自己的學術良心去說假話，作假證。作為文化人，守住基本的道德、政治底線。但是，今天很多人守不住。

守不住的不一定是惡人，我們只能說他們是平庸。平庸者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漢娜．阿倫特所批評的「平庸的惡」，他只把自己變成執行最高意志的工具，積極主動。莫言還算不上「平庸的惡」，他屬於另一種類型：「平庸的鄉愿」。

「平庸的鄉愿」不主動作惡，只是好好先生，識時務，隨大溜，消極地附和惡，但「平庸的鄉愿」是與「平庸的惡」一樣，都是惡的體制之基礎。薄熙來事件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教訓是，文革很可能再發生一次。文革怎麼搞起來的？不是一兩個領袖腦子發昏，而是下面有群眾基礎，有一幫「平庸的惡」，也有更多的「平庸的鄉愿」。這些平庸者，內心沒有底線，只是「識時務」者，跟着最有權勢、最有市場效應的人走，於是一場悲劇就發生了。

體制的黑暗有多猖獗

今天我們要改革政治體制，這當然很重要。但不要以為體制是外在於我們的，所有的黑暗都是體制造成的，好像我們個人都是清白的，不必負任何道德責任，黑暗在的時候一個個都跪着，黎明來臨之後都一個個站起來「控訴」。其實，體制的黑暗就在我們的靈魂裏，我們就是體制的一部分。體制在今天已經內化為我們每個人我們每個人的靈魂，所以才可以大行其道。我們當然要爭取體制的變革，但是在體制暫時還無法改變的時候，並不意味着我們就可以放縱自己、原諒自己，什麼都行。不，即使在某個崗位上，都有將槍口抬高一寸的道德責任。

改變自己，要對各種我們所不能容忍的東西說「不」。如果有更多人這麼做的話，我想體制的黑暗不會這麼猖獗。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進步很多。過去是你沒有不作為的自由，今天不作為的自由還是有的。空間是自己爭取來的，不是人家恩慈給你的。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亮蠟燭。內心的蠟燭，就是底線。

講話／許紀霖  紀錄／如許  編輯／袁兆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