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離訪問莊耀洸：做人要識分大惡小壞

星期日生活   2013年8月4日

【明報專訊】活在香港，我們有一種盲。

由呱呱下地開始，個體便被教導，學習生存之法。

由青澀至長成，隨着偶然的安逸，人便愈益緊密地鑲嵌在一個社會系統中；對制度的語言，完全熟悉，入骨入血，後來就有一點盲。

這種盲，恍如白內障，看不見權力縱迴交錯的施力脈絡，看不見他者的苦難與自身的聯繫，看不見建制掩埋在典章制度之間的一柄鐮刀，甚至看不見自身的權益遭到割削；眼目的這片混濁煙幕，叫繁榮穩定。

「人們只看到小的錯，卻看不到更大的不公義。」

莊耀洸說。

任職律師、大專導師，也是香港人權監察副主席的他，必須有雙清澄的眼。

宏大艱澀如法律條文，仔細散碎如生活小節，他都要深探，理出頭緒，把看不見的種種提到案前，令幾近失焦的我們，看個明白。

由林老師罵警事件出發……

近月，小學教師林慧思與警方在旺角行人專用區的爭執事件，激起軒然大波。建制陣營緊執住老師的粗言怒罵，發動空前聲討。在一片口舌謾罵的囂鬧中，莊耀洸牽出那條被淡化的封鎖線，抽出問題核心，說着，冷靜又平穩，「警察的權力也是有限制的，不是愛封哪裏就封哪裏，一定要有理由」。他強調，封鎖線的設置必須有根據，例如是避免暴力或破壞社會安寧，才能合理化警察的行徑，「但這些事中，封鎖線合理嗎？林老師的質疑是有point的，事實上警察亦無堅持要拉她，即是說開初她爭取的事是值得質疑的」。

根據避免暴力的原則，「隔開關愛青年協會和法輪功，是好正常、應該要做的，因為最容易衝突的就是這兩個（組織）」。再者，一個團體遮擋其他團體的橫額，實是阻礙了他人受法例保護的表達自由，「如果警察是維護市民權利的，他應該阻止關愛組織，但他們卻沒有，反而隔開市民，即是他們對侵犯別人權利的人好忍手」。然而這種「忍手」，卻是選擇性的。近幾年，每遇示威遊行，一旦有官員出現，警方總會隔出一條鴻溝，把示威民眾摒到視線之外；然而，當泛民、記者或市民被襲擊滋擾，卻是不了了之。雙重標準之明顯，令人訝異。莊耀洸形容，「對於任何質疑政府的，他們就鬆手讓那些團體（愛國團體）去鬧去攻擊，客觀效果是令人不敢出來示威。但支持政府的，例如對法輪功揮刀，就好鬆手。這種雙重標準，令人們擔心是『黨指揮警』」。

她的惱怒連結大不公

莊耀洸指出，梁振英的管治特色之一，是縱容暴力，作出法律以外的制壓，「某些說話不能說，某些團體不能撐，即是畫一個圈圈，在圈內無情講，但圈以外的範圍就很鬆。這不是法律，是一個無形的圈，要你識做」。要人「識做」，正是權力凌駕法律，對人民的一種不合理苛求。
世界沒有無緣故的恨，「人在某個處境下覺得很不公義，很多人都有這些反應」。自中學開始便參與遊行示威，身經百戰，看過激昂怒火，也見過淚眼模糊，他理解走上街頭時那種無法抑制的洶湧情緒；特別是面對權力機關不加解釋的拘捕唬嚇時，就更難以自控，「老師是有point的，她在履行公民義務，看見一些事覺得不公義、不合理，她只是質疑，自己又沒有個人利益。要去衡量的話，雖然她出了惡言，但也是出於公義」。比起馬恩國在議會公然辱罵長毛，林老師當下的惱怒，是連結着制度上的大不公。

辱警有罪？辱民無責？

然而，社會上不少人對制度的大不公視而不見，只執著於個人榮辱，誤把一己的自尊等同公眾利益與法治。事件後，兩大警察工會即廣發聲明予以譴責，並聲言有必要立法保護警員免被侮辱。莊耀洸說，「辱警罪或侮辱公職人員罪，我覺得是沒必要的。每個人都不應被侮辱，但如果要用法律處理，就要一視同仁，因為法律是保護弱者的，而警察本身是有權力的人。」各行各業打工仔，不管是公務員、老師、記者、律師、司機、侍應、清道夫等也常被罵得狗血淋頭，但也沒有法例保護。立法，最重要是保障弱者，「警察權力如此大，為什麼還要有一條特別的法律去保護他們？要立就要立法保護所有的人」。

自由國家與警察國家的根本分別，在於個人有權口頭反對及挑戰警方行動而毋須承受被捕風險。雖然美國有辱警罪，但法院予之大幅限制，美國公民一樣能對警察舉中指或講粗口，而毋須身陷刑責，「警察是專業的群體，整天面對市民挑戰，但卻不可以輕易嬲的，嬲就好危險」。警察也可以很「危險」，無論在體格或裝備上，均比一介市民更能傷人。面對權力，必須警惕。事實上，警察對公民一樣會粗言穢語，態度囂張跋扈。根據監警會2010/11年度的數字，對警察的指控總數為7182宗，其中涉及行為不當/態度欠佳/粗口的有2632宗，75%懲罰卻以訓喻為主，再無下文，「如果差人對市民態度不好、講粗口，或者侮辱，頂多都是警告，但如果市民侮辱差人就是刑事罪行，那不是很不對稱嗎？」一年前，有市民曾就警員以粗言穢語辱罵而投訴，時任警務督察協會主席曾昭科卻辯稱「各行各業都有人用粗口」，說市民「反應過敏」，同時希望公眾「諒解及包容」警察；如此一時一樣，令人嘖嘖稱奇。

再者，侮辱之言因人而異，莊耀洸提到2010年一宗美國案例﹕堪薩斯州一家極端保守的教會，每每在美軍死難者的葬禮上高喊「美軍該死」、「送你下地獄」，後來一位死者的父親到法院申訴，最高法院後以該教會的言論沒構成「清晰而立即的危險」而判其無罪，「即使言論幾差，都不應該受罰」。除了誹謗、偽證、淫穢、教唆或能構成即時危險的言論外，根據聯合國的比例原則，表達自由必須先於限制。美國著名大法官荷姆斯（Justice O.Holmes）曾言，「政府應該讓各種言論，在市場上公開和自由表達，有價值的言論會被接受，無意義的言論，將被淘汰，讓老百姓品評和選擇，才有真正的民主。」

缺席的人權教育

平白小事，釀成紅白對壘，令人始料未及。但細察探勘，不難發現小事若此，也潛埋着法律、法治、警權、個人權利與自由等宏大概念的交錯碰撞。觀乎事件的討論沸點均集中在「老師講粗口」上，卻蓋過了青關會侵犯他者的表達自由，或警方執法偏頗及不作合理解釋等重點，隱隱透視了不少香港市民權利意識的薄弱。這種鈍感，源自人權教育的罕乏。政府的決心和資源，大多投放到國民教育，對培育人權意識乏善可陳，「對一個政府來說，權利意識愈來愈強，可能會影響了政權或政府的管治穩定」，但人權猶如髮膚，保護個人免受損害侮辱，豈可不提？

莊耀洸研究香港人權教育經年，他批評人權教育無計劃也無策略，而老師本身的人權觀念也有偏差，「我們問老師，什麼是法治？他們通常會強調，法治就是守秩序、守規則，但法治的理念，愈是現代就愈強調人權。」他翻揭着一本本教科書，每頁密匝匝的都是熒光筆記，記下大大小小對人權概念的誤述﹕把「rule of law」（法治）等同「遵守規則」；又或是把守規則教條式般灌輸，「把法律和規則混為一談，無論法律還是規則，你都要守，從來不會去想這些法律和規則是否合理，不合理要怎麼做」。像林老師這般向警察、向規則質問的行為，在年年改版、自稱與時並進的昂貴教科書中，一一缺席。

不是自私，而是自律

不少教育工作者和家長都有一個迷思﹕推動人權教育的結果，會令學校紀律更難維持；更怕一些對人權一知半解的反叛學生，仰仗權利二字挑戰訓導或校長，莊耀洸解釋，「在理念上，個人主義是personalism，傾向較為自私，但民主、人權的基礎是individualism個體主義，即是我們說權利，也會尊重他人的權利」。在民主國家，人權教育沒導致自私，反之是愈發自律；但在專制國家，規則定到哪兒，人的自律性就停在那兒，沒臻善的動力，「因為在獨裁國家，你不為自己打算，就更加朝不保夕」。待人接物的道德界線，不同於規則；規則是最低限度的既定底線，但與人相處的界線，必須從體察他人所需所想、惜念對方的權利和感受所調整勾勒而來的，「你讓他們知道界線在哪，反而令他們成為良好公民，在學校經過鍛煉，就知道怎樣在其他處境找到那條界線」。倘若演練的機會也沒有，社會生活又怎能民主化？

不只是公約，更是生活操練

人權不只是鑲在玻璃櫃中的厚重公約憲法，更是實際的生活操練。莊耀洸說，一個人權參與者，一定要實踐；實踐，往往是默默無聞的深耕，不求聞達，只求義理伸張。生活中每個環節，都是個人與權力的拉鋸。他曾義務處理的案件多不勝數，包括2005年天水圍滅門案、菲律賓人質慘劇等，也曾耗時三年，為女教師爭取不穿裙的權利。當年身為婦進會員的他，為申訴人撰寫法律觀點，向平機會和法援署求助均被拒，「律師說，幫不過，因為不會贏，但我覺得不合理，值得一試」。來來回回，逐字逐句跟律師們互駁，終在兩年後得到平機會協助，令校方不得不和解賠錢。耗心勞力，有時也是「得個桔」，「跟一單case，要跟得好貼，好花時間，但是很值得，因為可以具體地幫到人。我們說人權教育，很空泛，但一個個案，就是切實地幫一個人」。

莊耀洸平日溫文雅靜，說起案情，每每躁動，卻也沒激動過態，有一種平熟的穩健；也是這種敦厚，才能令火心不至瞬間燒光。做研究、寫狀書，全都是義務。早前律師會頒發法律服務獎，一年滿一百小時法律諮詢已能摘金，但莊耀洸的時數超過五百，律師會破格頒他一個「傑出公益法律服務獎」。律師一字如金，分秒也是錢，但他沒計較，也沒想過把付出量化，「有些事，你見到法援署個律師這樣寫，你真係頂唔順。如果你對案件不認識，就算了，但如果你識一點，可以反駁，就覺得沒理由不駁，有知識就有責任」。對義理的堅持，始於對他者的關懷，以及對自身道德責任的要求。

警察也有人權

放眼當下，警權與人權恍如對立，勢成水火，然而莊耀洸說，「從體制角度而言，警察的人權教育也是很重要的」。他記得一件往事。99年他還是見習律師，參與死因庭一宗自殺案，死者是總督察陸永強。他因醉酒駕駛被判入小欖，在羈留期間自縊身亡。從其遺書得知，他的工作非常沉重，受到上司不公對待，又因警隊的飲酒文化而染上酗酒惡習，脾氣暴躁甚至打罵妻子，受精神病折磨多年，「警察好陽剛，無得升職就好大鑊，給自己好大壓力。如果他將這種情緒發泄出來是很危險的。其實他對自己也不好，太強調服從、紀律，覺得受到冤屈、不公道，底又花了，才自殺」。脫下制服，警察也是人，也會在體制中身受強權逼迫。人權不單重視個人的安樂，也是對他者權益的顧念，不忍他人受壓迫剝削，「難度你們不想整個制度公平一點嗎」？

清一色的呆板辦公室走廊上，一眼就能瞥見莊耀洸的房間。那馬賽克般的貼紙門框，加起來是數十年的歷史迹墨。莊耀洸自中學時已投身社會運動，所有有關民主、社運的紀念品，包括貼紙、海報、T恤，就連集會時人們接過便丟一旁的大會單張，他都細細珍藏，儲了過百種。每談到這些收藏，他就喜形於色，彷彿看見歷史的身影，翻過歲月的跌宕起伏，朝他這個老朋友問好。 （李澤彤攝）

文 阿離
圖 李澤彤
編輯 沈可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