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9日
【明報專訊】學問要用到身上，然則用到身上的學問，便少了動力，要著書立說，傳以後世。錢穆先生解說中國有政治之術而無政治之學，是由於唐代之後，文人考取功名便直接出仕，隨官而學，一世都是當官，自然知道治術與官規，猶如能工巧匠不會著書立說，流傳學問。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史家閒話一句，茅塞頓開。這叫講學，孔子說的「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聖人是擔憂不能開壇講學的。學問要講得出來，才是真學問，著書立說的學問，與當眾宣講的很不同。大學士沒有稿本，之前想一下，登台便講的，往往有驚人之說。
正經的帝王書
錢穆這本書，原是往昔高中生讀國史的必備參考，然則為了應考而讀的書，與閒來讀的書，或是求經世致用而讀的書，收穫不同。我參與政治之後，讀此書，所得更豐。我就是在民政局任職的時候讀的，之前一直擱在書櫃，二〇〇二年，聽黃毓民在電台節目久不久提醒讀者看錢穆這部書，某夜，按捺不住，取出來讀。這是一部資政之書，經略天下之書，簡潔而實用，是錢穆當年應國府戰略委員會之請，赴台灣講中國制度史，五講，每講兩小時。錢穆返港之後，國府的總政治部再請著述一本總攬中國歷代政治制度的書，於是整理演講記錄成書。這是正經的帝王術，經天緯地之史學，不是歪風邪氣的法家之流的小道。黃毓民介紹此書，我也在此一再介紹此書，至於曾蔭權的謀臣介紹的那些政治化妝術的書，是不堪入目的小人書。
我在大學修的是文學，也兼讀史學之書。在中文大學迎新營的時候，同組的有一位讀歷史系的新生，博學多聞，出語驚人，往後我晚上便在新亞圖書館讀史書。爬梳史料的專論史書要讀，這是根本，講史更是中國的寶貴傳統，可以活學活用。當代講史的，唐德剛有鈎沉與談趣，但眼界不寬，也有武斷之預測，如說中國走出「歷史三峽」之後，可開出民主共和之類。黃仁宇的大歷史其實眼界很短，只是挪前挪後一百幾十年來看一個斷代。胡蘭成的講史，如《山河歲月》，不易明，但細讀有深意。胡也參政，是謀略家，其書也有資政之功，只是一般人當他是汪精衛的心腹，評為漢奸，他正經的書也不理了。
民主制度奠基於傳統
中國制度由漢代開始，直至清末及民國，一脈相承。穩健的制度，必須有精神傳統，所謂道統來維繫，不能橫空出世，自己發明或由外國搬移，太平天國和共產黨都是憑空發明或照搬外國的制度，結果都是失敗。中國政治傳統不是帝王專權，也不是貴族封建的，而是講求文人的平等參與，皇權受到相權也就是士權的制衡，帝王很多時只是虛君。然而中國傳統解決不了的是中央集權與地方政治之間的平衡，以及世族的民間權力與政府的中央權力的平衡。地方政治是藩鎮的傳統，宋代中央集權之後削弱了。世族是諸侯封建的傳統，唐代之後沒落了，沒了世族傳統，一旦政府崩潰，全國便一盤散沙，不能好像五代十國的慢慢支撐，恢復元氣。中國幅員廣大，地方沒了自治是無法穩健統治的，連省自治或聯邦自治，都是出路。
錢穆論清朝的統治，說是私心深重，滿洲皇族凌駕漢人士權，滿人是正官，漢人是副制，滿清恩寵蒙、藏，卻歧視漢人。共產中國的統治也是黨委系統凌駕人民政府的系統，例如市委書記是正官，市長是副官。制度不正，人心也不正。這些歷史智慧，錢穆這部書俯拾皆是，讀之可以觸類旁通，鑑古知今。
西方有城市自治和貴族世家的傳統，可以順利過渡到聯邦政府和政黨政治，中國則困難重重，但不往這方向走，中國則只能卡在中央集權及一黨專政的死穴之中，可以苟安一時，甚至可以稱霸一時，但終不是長治久安之王道。中國安邦定國之道，仍在於民主共和。此路難行，但不得不行。香港若能開其端，是中國之福。
2010年5月9日 星期日
2010年5月1日 星期六
李怡 - 即使面對失敗，也不可輕言放棄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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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日前接受訪問時說，毋須看五區公投投票率，「已經可以斷定呢個公投已經失敗」，原因是根據「我們自己的內部研究，大部分香港人認定它已經失敗了」。劉教授犯了邏輯學上結論與前提「循環論證」的謬誤：為甚麼失敗？因為我們內部研究認定它失敗。──犯這種謬誤說明他學術上不及格。
公投本身無所謂成功或失敗。只有成功舉行或無法舉行的區分。有些公投規定必須達到合資格選民百分之多少（比如 50%）的投票率才算有效，那是指公投結果的有效性，而不是公投本身的失敗。公投只有在強權或政黨爭執中無法舉行，才可以說是失敗。
如果以公投的結果會不會被接受，來判斷它是否失敗，那麼這次五區公投肯定是失敗了。因為中央與特區政府已非常明確地表示，不會接受公投的結果。如果公投人數偏低，中央和特區政府可以振振有辭地說，這證明大多數市民不關心甚至不贊成真普選和廢功組；如果公投人數夠高，比如超過 50%，而且絕大多數選票都投向支持真普選和廢功組的議員，中央也可以振振有辭地說這反映了「港獨」傾向，於是更理所當然地要通過釋法來保留有功組的所謂「普選」了。
因此，無論五區公投的結果如何，以公投要求中央接受真普選和廢功組的結果，都注定是失敗的。
普選聯以明天的遊行和威脅否決 2012政改方案，想要達到讓中央和特府接受真普選和廢功組，也是注定要失敗的。
明天遊行不論只有 2、 3萬人，還是有 50萬人，中央和特府仍然可以說，支持廢功組的只是選民中的少數，而保留功組就是真普選啦。如在立會有三分二議席支持 2012政改方案，那麼中央和特府自然會按部就班地推動它的假普選方案。倘若 2012方案被泛民否決了，那也會成為中央乾脆取消 2017與 2020實現雙普選的理由，因為泛民的否決使政制原地踏步，而原地踏步中央和特府可說這是無法踏入「普選」的。於是，取消普選的罪魁就落在泛民頭上也。
因此，爭取香港民主的人士，無論遊行也罷，爭取與中央或建制派溝通也罷，發動全港選民參加公投也罷，都是改變不了中央要搞假普選的心腸的。了解中國大陸的情況以及中共政權的本質，就知道實現真普選是相當渺茫的事。
然而，任何一個獨立個體，任何有尊嚴的個人，做事是不能只問成敗得失，而不問是非對錯的，尤其後者涉及對個人存在價值的肯定。
中國傳統儒家有「義命分立」的人生觀。「義」講「是非對錯」，「命」講「成敗得失」。人生有人力所不能支配的「天命」，天命也指人一時不可逆轉的現實政治。但作為一個在天地間生存的人，不能只由成敗得失去支配自己的言行。所謂當仁不讓，孔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己知之矣」，意思是明知「道之不行」，但君子仍要「行其義」，也就是要把是非對錯放在行事的前面考慮，不能一味只考慮成敗得失。「行其義」，更不應着眼於成敗，人生中「義」之所當的事情，就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情。
因此，從現實政治又或者「命」的角度來看，無論參加明日的遊行還是 5.16公投，都難以使真普選成功實現。但港人 20多年爭民主，豈能輕言放棄？公投、遊行、爭取真普選，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的自主尊嚴，自應義不容辭。《中庸》說，「盡人事，聽天命」，台語歌《愛拼才會贏》中的「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都表達出即使面對失敗，義之所在也須努力以赴的人生態度。奇迹有時就往往是在「盡人事」中創出來的。
民主之為貴，在於它體現每一個個人都應有自主的政治權利，故能使人們縱使失敗也要前赴後繼地去爭取。
了解中國大陸的情況以及中共政權的本質，就知道實現真普選是相當渺茫的事。然而，任何一個獨立個體，任何有尊嚴的個人，做事是不能只問成敗得失，而不問是非對錯的，尤其後者涉及對個人存在價值的肯定。
中國傳統儒家有「義命分立」的人生觀。「義」講「是非對錯」，「命」講「成敗得失」。人生有人力所不能支配的「天命」，天命也指人一時不可逆轉的現實政治。但作為一個在天地間生存的人，不能只由成敗得失去支配自己的言行。所謂當仁不讓，孔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己知之矣」，意思是明知「道之不行」，但君子仍要「行其義」，也就是要把是非對錯放在行事的前面考慮，不能一味只考慮成敗得失。「行其義」，更不應着眼於成敗，人生中「義」之所當的事情，就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情。
因此，從現實政治又或者「命」的角度來看，無論參加明日的遊行還是 5.16公投，都難以使真普選成功實現。但港人 20多年爭民主，豈能輕言放棄？公投、遊行、爭取真普選，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的自主尊嚴，自應義不容辭。奇迹有時就往往是在「盡人事」中創出來的。
民主之為貴，在於它體現每一個個人都應有自主的政治權利，故能使人們縱使失敗也要前赴後繼地去爭取。
中國傳統儒家有「義命分立」的人生觀。「義」講「是非對錯」，「命」講「成敗得失」。人生有人力所不能支配的「天命」，天命也指人一時不可逆轉的現實政治。但作為一個在天地間生存的人，不能只由成敗得失去支配自己的言行。所謂當仁不讓，孔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己知之矣」，意思是明知「道之不行」，但君子仍要「行其義」，也就是要把是非對錯放在行事的前面考慮，不能一味只考慮成敗得失。「行其義」，更不應着眼於成敗，人生中「義」之所當的事情，就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情。
因此，從現實政治又或者「命」的角度來看，無論參加明日的遊行還是 5.16公投，都難以使真普選成功實現。但港人 20多年爭民主，豈能輕言放棄？公投、遊行、爭取真普選，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的自主尊嚴，自應義不容辭。奇迹有時就往往是在「盡人事」中創出來的。
民主之為貴，在於它體現每一個個人都應有自主的政治權利，故能使人們縱使失敗也要前赴後繼地去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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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日前接受訪問時說，毋須看五區公投投票率，「已經可以斷定呢個公投已經失敗」，原因是根據「我們自己的內部研究，大部分香港人認定它已經失敗了」。劉教授犯了邏輯學上結論與前提「循環論證」的謬誤：為甚麼失敗？因為我們內部研究認定它失敗。──犯這種謬誤說明他學術上不及格。
公投本身無所謂成功或失敗。只有成功舉行或無法舉行的區分。有些公投規定必須達到合資格選民百分之多少（比如 50%）的投票率才算有效，那是指公投結果的有效性，而不是公投本身的失敗。公投只有在強權或政黨爭執中無法舉行，才可以說是失敗。
如果以公投的結果會不會被接受，來判斷它是否失敗，那麼這次五區公投肯定是失敗了。因為中央與特區政府已非常明確地表示，不會接受公投的結果。如果公投人數偏低，中央和特區政府可以振振有辭地說，這證明大多數市民不關心甚至不贊成真普選和廢功組；如果公投人數夠高，比如超過 50%，而且絕大多數選票都投向支持真普選和廢功組的議員，中央也可以振振有辭地說這反映了「港獨」傾向，於是更理所當然地要通過釋法來保留有功組的所謂「普選」了。
因此，無論五區公投的結果如何，以公投要求中央接受真普選和廢功組的結果，都注定是失敗的。
普選聯以明天的遊行和威脅否決 2012政改方案，想要達到讓中央和特府接受真普選和廢功組，也是注定要失敗的。
明天遊行不論只有 2、 3萬人，還是有 50萬人，中央和特府仍然可以說，支持廢功組的只是選民中的少數，而保留功組就是真普選啦。如在立會有三分二議席支持 2012政改方案，那麼中央和特府自然會按部就班地推動它的假普選方案。倘若 2012方案被泛民否決了，那也會成為中央乾脆取消 2017與 2020實現雙普選的理由，因為泛民的否決使政制原地踏步，而原地踏步中央和特府可說這是無法踏入「普選」的。於是，取消普選的罪魁就落在泛民頭上也。
因此，爭取香港民主的人士，無論遊行也罷，爭取與中央或建制派溝通也罷，發動全港選民參加公投也罷，都是改變不了中央要搞假普選的心腸的。了解中國大陸的情況以及中共政權的本質，就知道實現真普選是相當渺茫的事。
然而，任何一個獨立個體，任何有尊嚴的個人，做事是不能只問成敗得失，而不問是非對錯的，尤其後者涉及對個人存在價值的肯定。
中國傳統儒家有「義命分立」的人生觀。「義」講「是非對錯」，「命」講「成敗得失」。人生有人力所不能支配的「天命」，天命也指人一時不可逆轉的現實政治。但作為一個在天地間生存的人，不能只由成敗得失去支配自己的言行。所謂當仁不讓，孔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己知之矣」，意思是明知「道之不行」，但君子仍要「行其義」，也就是要把是非對錯放在行事的前面考慮，不能一味只考慮成敗得失。「行其義」，更不應着眼於成敗，人生中「義」之所當的事情，就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情。
因此，從現實政治又或者「命」的角度來看，無論參加明日的遊行還是 5.16公投，都難以使真普選成功實現。但港人 20多年爭民主，豈能輕言放棄？公投、遊行、爭取真普選，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的自主尊嚴，自應義不容辭。《中庸》說，「盡人事，聽天命」，台語歌《愛拼才會贏》中的「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都表達出即使面對失敗，義之所在也須努力以赴的人生態度。奇迹有時就往往是在「盡人事」中創出來的。
民主之為貴，在於它體現每一個個人都應有自主的政治權利，故能使人們縱使失敗也要前赴後繼地去爭取。
2010年4月30日 星期五
郭儀芬 - 「區議會方案」 真的向民主邁進？
2010年4月30日
【明報專訊】對於立法會2012年的組成，政府建議增加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至6席，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政府認為民選區議員經300多萬選民選舉產生，選民基礎廣濶，所以由他們互選區會功能議席能「增強功能界別選舉的民主成分」。這說法成立嗎？
首先，民主選舉的定義是平等的投票權和參選權。從這角度看，「區會方案」跟傳統功能組別選舉沒有分別——都是選民基礎狹小而參選資格高度篩選的小圈子選舉。「區會方案」的投票權和參選權只限於幾百名民選區議員，數百萬香港選民並不享有這兩項權利。即使參選權擴至非區議員，普羅選民如無權投票由誰出任區會功能組別議員，就談不上增強功能組別選舉的民主成分。
區議員間選 無助民主問責
或有論者說，由民選區議員出任區會功能組別議員，他們應會較問責。這需要商榷。投票權是民主政制的重要控制機制（control mechanism），促使議員以選民的利益為依歸，否則競選連任時，將有被趕離議會的風險。然而，在區會功能組別選舉中，這問責的誘因並不存在。控制區會功能組別議員議會命運的，只是幾百區議員同僚，一般選民不能決定他們的去留，因此他們將無可避免地傾斜於同僚的要求多於回應選民的訴求。
論者可能反駁，對於不稱職的區會功能組別議員，只要相關區會的選民不讓其連任，那她不就喪失被互選為立法議員的機會嗎？那不就能令她向選民問責嗎？這說法沒有解決區會功能組別議員向廣大選民問責的問題。區會功能組別議員是立法會議員，處理全港性事務。立法會直選議員面對的是數十萬計選民，但每個區會的選民只是一萬幾千至二萬之數。如果區會功能組別議員表現不佳，但有權決定其去留的只是幾百區議員同僚和一個區會選區的選民，這其實與傳統功能界別小圈子選舉無異。
論者可能再反駁，選民大可指示區議員投票給指定的區會功能組別選舉候選人。只要區議員想連任，就有誘因跟從選民的「投票指示」。這樣，選民即使沒有選票在手，也可間接令區會功能組別議員回應自己的訴求。然而，這誘因未必如想像般強烈。
首先，一個區會選區內的選民，對區會功能界別候選人的評價多會不盡相同，除非他們對候選人的期望和評價有明顯共識，他們的「投票指示」將會是多樣、不明確而容許不同詮釋的。其次，區會的首要功能是地區事務，不是選舉立法會議員。選民應不會單以區議員在互選立法會代表中的投票意向評價他們。因此，區議員在互選區會功能代表中的投票意向將有很高的自主性。選民透過「投票指示」從而間接控制區會功能組別議員的想法，只會是一個「遙遠的希望」。這希望更可能因為區會功能組別選舉的「小圈子」性質而成為「奢望」。政治哲學大家穆爾（J. S. Mill）對小圈子選舉有如此批評：它無可避免會為密謀操控及各種形式的賄賂提供最大方便（the comparatively small number of persons in whose hands....the election of a member of Parliament would reside, could not but afford great additional facilities to intrigue, and to every form of corruption....）。
民主倚靠制度的建立
民主並不倚靠希望。民主倚靠建立制度——透過有效機制確保政府以人民利益為依歸。投票權和參選權是民主政體中兩個最重要的機制。一個大部分選民既無投票權，亦無參選權的選舉，不可能稱作民主。辯說區議員由300多萬選民選舉產生，因此區會功能議席能增加立法會的民主成分是不成立的。
特區政府拒絕開始取締功能組別，反而建議再增加功能議席，又聲稱「區會方案」是民主進步的，這真是跟香港人開玩笑。1985年當立法局首次引入選舉，其中10席就是由區議員選出，這方法在1991年立法局引入直選時廢除。其後，由直選區議員組成選舉委員會推選立法局議員只曾在彭定康1995年政改方案中引入過。若說「區議會方案」是進步的，它無疑是帶領港人往「過去」邁進！
作者曾任教大學政治系
【明報專訊】對於立法會2012年的組成，政府建議增加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至6席，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政府認為民選區議員經300多萬選民選舉產生，選民基礎廣濶，所以由他們互選區會功能議席能「增強功能界別選舉的民主成分」。這說法成立嗎？
首先，民主選舉的定義是平等的投票權和參選權。從這角度看，「區會方案」跟傳統功能組別選舉沒有分別——都是選民基礎狹小而參選資格高度篩選的小圈子選舉。「區會方案」的投票權和參選權只限於幾百名民選區議員，數百萬香港選民並不享有這兩項權利。即使參選權擴至非區議員，普羅選民如無權投票由誰出任區會功能組別議員，就談不上增強功能組別選舉的民主成分。
區議員間選 無助民主問責
或有論者說，由民選區議員出任區會功能組別議員，他們應會較問責。這需要商榷。投票權是民主政制的重要控制機制（control mechanism），促使議員以選民的利益為依歸，否則競選連任時，將有被趕離議會的風險。然而，在區會功能組別選舉中，這問責的誘因並不存在。控制區會功能組別議員議會命運的，只是幾百區議員同僚，一般選民不能決定他們的去留，因此他們將無可避免地傾斜於同僚的要求多於回應選民的訴求。
論者可能反駁，對於不稱職的區會功能組別議員，只要相關區會的選民不讓其連任，那她不就喪失被互選為立法議員的機會嗎？那不就能令她向選民問責嗎？這說法沒有解決區會功能組別議員向廣大選民問責的問題。區會功能組別議員是立法會議員，處理全港性事務。立法會直選議員面對的是數十萬計選民，但每個區會的選民只是一萬幾千至二萬之數。如果區會功能組別議員表現不佳，但有權決定其去留的只是幾百區議員同僚和一個區會選區的選民，這其實與傳統功能界別小圈子選舉無異。
論者可能再反駁，選民大可指示區議員投票給指定的區會功能組別選舉候選人。只要區議員想連任，就有誘因跟從選民的「投票指示」。這樣，選民即使沒有選票在手，也可間接令區會功能組別議員回應自己的訴求。然而，這誘因未必如想像般強烈。
首先，一個區會選區內的選民，對區會功能界別候選人的評價多會不盡相同，除非他們對候選人的期望和評價有明顯共識，他們的「投票指示」將會是多樣、不明確而容許不同詮釋的。其次，區會的首要功能是地區事務，不是選舉立法會議員。選民應不會單以區議員在互選立法會代表中的投票意向評價他們。因此，區議員在互選區會功能代表中的投票意向將有很高的自主性。選民透過「投票指示」從而間接控制區會功能組別議員的想法，只會是一個「遙遠的希望」。這希望更可能因為區會功能組別選舉的「小圈子」性質而成為「奢望」。政治哲學大家穆爾（J. S. Mill）對小圈子選舉有如此批評：它無可避免會為密謀操控及各種形式的賄賂提供最大方便（the comparatively small number of persons in whose hands....the election of a member of Parliament would reside, could not but afford great additional facilities to intrigue, and to every form of corruption....）。
民主倚靠制度的建立
民主並不倚靠希望。民主倚靠建立制度——透過有效機制確保政府以人民利益為依歸。投票權和參選權是民主政體中兩個最重要的機制。一個大部分選民既無投票權，亦無參選權的選舉，不可能稱作民主。辯說區議員由300多萬選民選舉產生，因此區會功能議席能增加立法會的民主成分是不成立的。
特區政府拒絕開始取締功能組別，反而建議再增加功能議席，又聲稱「區會方案」是民主進步的，這真是跟香港人開玩笑。1985年當立法局首次引入選舉，其中10席就是由區議員選出，這方法在1991年立法局引入直選時廢除。其後，由直選區議員組成選舉委員會推選立法局議員只曾在彭定康1995年政改方案中引入過。若說「區議會方案」是進步的，它無疑是帶領港人往「過去」邁進！
作者曾任教大學政治系
2010年4月26日 星期一
葉家興 - 金融創新 向下沉淪
2010年04月26日 台灣蘋果日報 Vic：你真的認為「高盛的名譽和聲望已經一落千丈」嗎？我希望是這樣，但事實恐非如此。不出數年，短視健忘的人們，大概又將要高盛（或類似的頂級金融機構）當作神那樣膜拜了。這麼講不是誇張，現今這年代，全球盛行的宗教叫做「經濟發展至上論」，而高盛標榜的，不正是「Our Work Enables Growth」嗎？兩手空空、不事生產，大玩虛擬的金融買賣，就不但能「enable growth」，自己還能賺得荷包腫脹，這種本事不是很神嗎？
經濟學家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批評：「說到底，金融體系的關鍵功能包括風險控管、資本配置，以及壓低交易成本。但我們的金融體系沒有一樣做得到：業者製造風險、資本管理不善，而且造成龐大的交易成本--在本次危機爆發前，美國金融業盈利佔企業總盈利約40%（Vic：別忘了，金融業的盈利就是非金融業的成本；金融業越賺錢，非金融業付出的成本越沉重）。金融業還導致人力資本錯置：美國優秀的年輕人抵擋不了輕鬆賺大錢的誘惑，大批加入金融業。當中一些傑出人才若流向其他領域，大有可能以真正的發明或創新促進社會進步。」
1999年2月15日，《時代雜誌》封面是Greenspan, Rubin & Summers，近代史上三大金融蠱惑仔被捧為「救世的英雄」。當年正是這三位先生堅持政府不必監管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種下日後華爾街胡搞亂來的禍根。Greenspan執掌美國央行，負有責無旁貸的金融監管責任，卻始終認為政府監管一些高風險金融活動是不可行的；並且一直認為央行沒有能力控管資產泡沫，貨幣政策因此不應考慮資產價格。他因此不負責任地長期維持偏低的利率，讓金融體系內充斥廉價資金，為資產泡沫與金融投機推波助瀾，製造「不理性的榮景」。
近數十年來，世上無本生利、賺錢能力最強的其中一個行業叫做投資銀行。這行業除了賺錢，什麼都沒生產出來，卻為社會製造了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機。投資銀行家衣冠楚楚，但盡做些爾虞我詐的勾當，將自己的財富建築在別人的損失上。但社會大眾鄙視這些人嗎？不是的，大部人只是對他們無比豐厚的薪酬與獎金艷羨不已，視他們為成功人士的榜樣而已。
我們將金融炒賣視為可稱羡的正業，將掠奪社會財富的銀行家視為天之驕子，而責無旁貸的政治領袖卻犬儒冷漠、冥頑不靈，這樣的世界又怎能不沉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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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後，決定到香港開始學術生涯。離開前，向幾位移民到美國的長輩報告動向，其中一位居住紐約的親戚，電話裡劈頭第一句話就是：「怎麼不去高盛？」
上一代華人移民努力培養子女進入美國名校，認為融入美國社會的最好方法，不是當醫生、律師，就是進入華爾街。這位長輩的子女分別從哈佛醫學院和史丹福法學院畢業，在波士頓和紐約當醫師和律師。在他們眼裡，擅長文科的當律師，擅長理科的當醫師，擅長金融的到華爾街是天經地義的選擇，而華爾街頂尖的公司當然是高盛。
10年過去了，飽受科網股泡沫、房地產泡沫、石油泡沫折磨的美國人開始對華爾街失去敬意，這位事業有成的長輩也不例外。現在如果再遇到私人銀行家向他推銷結構型投資商品，他會敬而遠之，回以「Don't Goldman Sachs me！」意即是說：「別再拿金融創新的幌子來詐騙我的錢。」
金融海嘯後數百萬失去工作的人們難以理解，為什麼一些買房的人無力支付貸款，竟會釀成百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原本是用來規避風險、穩定經濟秩序的金融創新，怎麼搖身變為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成了系統風險的來源？
放大系統風險來源
美國證監會前周五對高盛提出證券詐欺訴訟，認為「高盛設計的產品雖然新穎而複雜，但其中的騙術和利益衝突卻是老舊而簡單」。指控可能回答了許多人心裡的疑惑。原來有對沖基金透過投資銀行設計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在房市泡沫中大賺一筆，導致其對手銀行的龐大虧損，並幾乎摧毀了為該產品提供擔保的保險巨人AIG。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最近承認，錯誤地採納兩位前財長的主張，毋須特別監管衍生工具的透明度，因為這些昂貴和精密的產品，只有小部分人會購買這些產品，而他們不需要額外保障。言下之意，衍生工具只是企業和少數富人彼此之間的零和遊戲。
然而，次級房貸相關的衍生產品，讓大型金融機構產生鉅額虧損。其中美國的AIG、德國的IKB銀行、英國的RBS銀行等都必須靠政府的紓困措施，才得以避免破產所導致更大的危機。因為資訊不對稱和不透明，金融創新無情地放大了系統風險，成了經濟危機的推手。
美國證監會起訴高盛之後，英、德兩國的金融監管當局先後開始進行對高盛的調查，而幾家損失慘重的金融機構也表示，要研究交易裡是否存在誤導以及資訊披露不明，考慮對高盛提出求償訴訟。
高盛案件何去何從？到底只是冰山一角，未來即將引爆更多的詐欺訴訟？或只是金融市場的小漣漪，很快高盛就會與證監會和解，從而將一切紛擾劃下句點？樂觀和悲觀的理由都有，恐怕一時之間難以論斷。然而不管結果如何，在許多人眼裡，包括我那位移民美國的親戚在內，高盛的名譽和聲望已經一落千丈。
1987年的電影《華爾街》留下了一句經典名言：「貪婪是好事。」時代雖然不同，人心卻亙古不變。當時的情節仍然生動刻畫今日的華爾街。為了金錢而出賣靈魂的金童，以更厲害的金融創新為武器，造成更大規模的殺傷力。
少數人的貪婪，犧牲了多數人的經濟福祉。無論高盛是否打贏官司，人們對金融創新的思考與監管的要求，絕對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財務系副教授
2010年4月21日 星期三
李怡 - 假如黃福榮仍活著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4月21日
玉樹地震中捨己救人的香港貨車司機黃福榮，遺體已安放紅磡世界殯儀館，家人正安排適合的禮堂，讓所有認識他或不認識而敬仰他的市民，前去致祭。
黃福榮的生前事蹟，連日來許多媒體報道，曾特首撰文讚揚，特區政府追頒他金英勇勳章，新華社訪問他家人，中聯辦派員向他家人致意，內地網民稱道他是香港人之光，是真英雄，許多香港人在網頁留言說「他永遠是香港人的驕傲。」
黃福榮殉難，受到交相頌揚，自是應有之義。只是近日筆者想到一個問題：如果黃福榮沒有死，他繼續活着，繼續不斷到大陸各個發生災難的地方做義工，他的遭遇會怎樣？
08年他到汶川震區當義工，他在網誌寫道：「拍子跟我說，政府現在有人在調查我們幾個。唉，在中國做事就是這樣；那管它，反正自己行得正企得正，在這沒做壞事，你們喜歡查就查吧。」
但是，行得正企得正，未必就得到公正待遇。在內地，像黃福榮這樣不顧身家性命到各災區幫助災民的人，他的動機就足以引起泛政治化並輕忽人命的當局懷疑。而且，救災這種事，要黨和政府去做才顯出領導英明，民間和非政府組織的救援，會受到當局敵視。早前教育部發文件指樂施會「用心不善」就是一個例證。
在內地，做好事做善事是要擔風險的。 06年南京青年彭宇，在路旁扶起一個跌倒的老太太，並送到醫院，結果被告上法庭，說老太太是被他撞倒的。法官認為彭宇的好心「與情理相悖」，判他賠償四萬多元。自此以後，在內地要不悖情理只好對跌倒老人袖手旁觀了。
去年江蘇淮安居民周翠蘭在路上撿到 1,700元，她找到失主，對方卻堅稱丟掉的是 8,200元，要她歸還全數。這故事告訴人們以後撿到錢也不要歸還失主。
在大陸，行善很難，行善讓人覺得不可思議，行善讓人懷疑動機。因此，黃福榮在內地不斷做義工，做善事，做久了未必不會被當局懷疑。
即使黃福榮在內地行善而沒有被當局懷疑其動機，那麼另一種情況也很容易發生，就是他在災區救人，卻目睹種種人禍害人，他激於義憤，站在災民一邊向當局爭取公道，於是他又成為當局的「敵人」了。
黃福榮到汶川震區當義工時，他在網誌上寫道：「教學樓（學生上課的地方）倒塌，但連在一起的宿舍只有裂痕，一層也沒有倒，為何會這樣？其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發生甚麼事……如果說這只是天災，打死我也不信。」
玉樹地震的情形也一樣， 80%的校舍倒塌，政府大樓依然光鮮亮麗屹立在廢墟旁。黃福榮本着對受難者的愛心，對官與民之間建築物的對比他豈會孰視無睹？他會一直只是默默地救人而不會正視造成災難的人為原因嗎？而一旦他正視，他就會惹禍上身。
因此，如果黃福榮活着，繼續他在內地捨己救人的善行，他未必會有一個好下場。
因為，他行善的地區，有一個不把人當人的政府。
劇作家沙葉新在回應溫總關於尊嚴談話的文章中說，「若要讓人有尊嚴，根本要把人當人」。「……不能強行拆毀人的房屋，不能禁止人的嘴巴發聲……不能把上訪者當神經病，不能逼拆遷戶自焚，不能在記者採訪時奪走她的錄音筆，不能在律師取證時置疑他的眼神，……不能把人打死說成是『躲貓貓』，不能把人判刑是因為他的言論……甚麼時候真的把人當人，人的尊嚴就成真。」
黃福榮的三姐說，阿福不會喜歡這種烈士光榮，「我細佬覺得自己都係一個普通人，（救人）係本能反應，又唔係一心想捨己救人。」
現代文明社會，普通人就是把人當人的有尊嚴的人。本着對生命的尊重，救人是普通人的行為。在不把人當人的社會，想當一個做點好事的普通人也難。
在懷念黃福榮一生行善的時候，是不是也該想想怎樣去除惡，怎樣實現一個普通人有尊嚴、做善事不會無好報的社會呢？
玉樹地震中捨己救人的香港貨車司機黃福榮，遺體已安放紅磡世界殯儀館，家人正安排適合的禮堂，讓所有認識他或不認識而敬仰他的市民，前去致祭。
黃福榮的生前事蹟，連日來許多媒體報道，曾特首撰文讚揚，特區政府追頒他金英勇勳章，新華社訪問他家人，中聯辦派員向他家人致意，內地網民稱道他是香港人之光，是真英雄，許多香港人在網頁留言說「他永遠是香港人的驕傲。」
黃福榮殉難，受到交相頌揚，自是應有之義。只是近日筆者想到一個問題：如果黃福榮沒有死，他繼續活着，繼續不斷到大陸各個發生災難的地方做義工，他的遭遇會怎樣？
08年他到汶川震區當義工，他在網誌寫道：「拍子跟我說，政府現在有人在調查我們幾個。唉，在中國做事就是這樣；那管它，反正自己行得正企得正，在這沒做壞事，你們喜歡查就查吧。」
但是，行得正企得正，未必就得到公正待遇。在內地，像黃福榮這樣不顧身家性命到各災區幫助災民的人，他的動機就足以引起泛政治化並輕忽人命的當局懷疑。而且，救災這種事，要黨和政府去做才顯出領導英明，民間和非政府組織的救援，會受到當局敵視。早前教育部發文件指樂施會「用心不善」就是一個例證。
在內地，做好事做善事是要擔風險的。 06年南京青年彭宇，在路旁扶起一個跌倒的老太太，並送到醫院，結果被告上法庭，說老太太是被他撞倒的。法官認為彭宇的好心「與情理相悖」，判他賠償四萬多元。自此以後，在內地要不悖情理只好對跌倒老人袖手旁觀了。
去年江蘇淮安居民周翠蘭在路上撿到 1,700元，她找到失主，對方卻堅稱丟掉的是 8,200元，要她歸還全數。這故事告訴人們以後撿到錢也不要歸還失主。
在大陸，行善很難，行善讓人覺得不可思議，行善讓人懷疑動機。因此，黃福榮在內地不斷做義工，做善事，做久了未必不會被當局懷疑。
即使黃福榮在內地行善而沒有被當局懷疑其動機，那麼另一種情況也很容易發生，就是他在災區救人，卻目睹種種人禍害人，他激於義憤，站在災民一邊向當局爭取公道，於是他又成為當局的「敵人」了。
黃福榮到汶川震區當義工時，他在網誌上寫道：「教學樓（學生上課的地方）倒塌，但連在一起的宿舍只有裂痕，一層也沒有倒，為何會這樣？其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發生甚麼事……如果說這只是天災，打死我也不信。」
玉樹地震的情形也一樣， 80%的校舍倒塌，政府大樓依然光鮮亮麗屹立在廢墟旁。黃福榮本着對受難者的愛心，對官與民之間建築物的對比他豈會孰視無睹？他會一直只是默默地救人而不會正視造成災難的人為原因嗎？而一旦他正視，他就會惹禍上身。
因此，如果黃福榮活着，繼續他在內地捨己救人的善行，他未必會有一個好下場。
因為，他行善的地區，有一個不把人當人的政府。
劇作家沙葉新在回應溫總關於尊嚴談話的文章中說，「若要讓人有尊嚴，根本要把人當人」。「……不能強行拆毀人的房屋，不能禁止人的嘴巴發聲……不能把上訪者當神經病，不能逼拆遷戶自焚，不能在記者採訪時奪走她的錄音筆，不能在律師取證時置疑他的眼神，……不能把人打死說成是『躲貓貓』，不能把人判刑是因為他的言論……甚麼時候真的把人當人，人的尊嚴就成真。」
黃福榮的三姐說，阿福不會喜歡這種烈士光榮，「我細佬覺得自己都係一個普通人，（救人）係本能反應，又唔係一心想捨己救人。」
現代文明社會，普通人就是把人當人的有尊嚴的人。本着對生命的尊重，救人是普通人的行為。在不把人當人的社會，想當一個做點好事的普通人也難。
在懷念黃福榮一生行善的時候，是不是也該想想怎樣去除惡，怎樣實現一個普通人有尊嚴、做善事不會無好報的社會呢？
2010年4月14日 星期三
成名、陳錦卓 - 功能界別損害公益
2010年4月14日
【明報專訊】本地研究功能界別的學者，或多或少已就該界別達成一致立場：它不但帶來不平等的公民權利，也令既得利益人士，為促進私利損害公益。關於不平等的公民權利，最小的15個功能界別的選民僅佔6889位個人及團體選民，卻足以否决代表337萬地區選民的直選議員所支持的議案或修訂案！至於損害公益，本文提出3個功能組別損害公益的例證。
地產商售賣發水樓
港人為求擁有私人物業單位，往往因此需做牛做馬，甚至耗盡畢生積蓄。發展局在2009年10月公布了發水樓名單，抽查了61個2001年1月至 2006年4月期間落成的樓宇項目，計算它們的停車場、機房、環保露台等所有獲豁免計算設施的發水面積與比例，發現部分地產項目發水程度達112%。
發展商提供的樓盤價單多只提供建築面積及以建築面積計算的呎價，以一個新樓盤為例，建築面積包括：會所、休憩花園、兒童遊樂場、物業管理處、緊急救援車輛通道、訪客泊車位、電梯大堂、及樓梯等公用部分。有些發展商更將鼓勵環保的豁免面積如環保露台、公用空中花園等計入建築面積。一個千多呎的單位在扣除公用地方的面積後，只有500至700多呎實用面積。
為監管有關情况，地區直選議員早在1999年已在立法會討論樓盤面積的計算方法。在2006年，地區直選議員在立法會提出動議：規定發展商在售樓說明書中，須提供位置圖則，並禁止包括內幕交易、虛假交易，以及披露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等市場失當行為，但議案遭到功能組別議員的否決。同樣，另一個於2008年提出的議案，即「籲請政府立法規定發展商於售樓說明書上載列樓宇實用面積」，也遭功能組別議員否決。如果上述法案已獲通過，一些正在進行、有關懷疑具欺詐性的物業交易調查，可能根本就不用展開。
漠視「反屏風樓」訴求
近日沙塵暴襲港，空氣污染指數「爆燈」達到500水平，更暴露出空氣質素標準落後於國際的問題。事實上，本港空氣污染嚴重的元兇除了珠三角工業的污染物外，屏風樓的建築亦同時妨礙空氣流通，令到污染物不能消散。市民還記得SARS的教訓，樓宇過分擠迫及空氣不流通原來會造成巨大禍害。但掌控香港經濟命脈的地產商，漠視公眾對空氣質素的關注，透過商界和地產界的功能組別議員，拒絕在興建屏風樓上作出少許承擔。
規劃署於2006年中展開《都市氣候圖及風環境標準可行性》研究報告指出，中環及油尖旺區建築物龐大密集，妨礙空氣流通。負責研究的中大建築系吳恩融教授表示，「尖沙嘴未來還有重建後的摩天大樓，區內通風將更惡劣」；而下一批「將死」的地區包括上環、荃灣、銅鑼灣及觀塘。科大環境研究所所長陳澤強教授亦稱，道路兩旁是否存在屏風樓是造成污染的重要源頭。
從學界的研究可見，屏風樓令到空氣污染物囤積，加劇空氣污染問題。但遺憾的是，大部分功能組別議員一直忽視社會主流「反屏風樓」的訴求，只着眼於地產項目能否「賺到盡」。在2007年，一個僅促請政府「考慮」以立法形式規範建築物的密度和高度、空氣流通和採光等，以確保香港的規劃更完善的議案，被功能組別否決。
拖延營養標籤管制修訂
最後，根據消委會的調查，某些標榜健康的食品只是「名過其實」，食用後是否有正面功效並沒有科學的根據；而食品標籤上亦毋須列明即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總量、飽和脂肪、反式脂肪、鈉、糖及能量的成分，規管較一般歐盟國家落後。故此，政府於2008年向立法會提出修定規例，監管所有預先包裝食品的營養標籤必須標示成分，以及任何涉及聲稱的營養素的含量，當中銷量少於3萬件而聲稱低糖或低鹽的產品則在條例的管轄範圍內。
就政府的修訂，消委會認為，若食物標籤上附有任何營養聲稱，均不應得到營養標籤規例任何豁免，否則會大大削弱對消費者的保障。香港營養學會與營養師協會更強調部分健康聲稱食品名不副實，低糖產品可能高脂，若豁免標示成分，可造成誤導，影響市民健康。由醫護界、營養師、病人組織、全港的家長教師所組成的香港關注營養標籤聯席會議向60名立法會議員發出公開信，要求議員為捍衛市民健康，支持「聲稱健康的食品不論銷量都不應獲豁免」、「反式脂肪標籤要劃一」。
但面對功能組別零售業界和商界對食品營養標籤條例的反對聲音，立場一直「企硬」的食衛局突然作出讓步，向商界低頭，轉軚提出修訂案。政府突然轉軚提出修訂案，容許每年進口少於3萬件聲稱「低糖」或「低脂」等營養聲稱食品，豁免受營養標籤法規管，不含反式脂肪定義亦放寬，而忽視市民的健康，以商為本和金錢掛帥，赤裸地屈服於商界的壓力。
到立法會表決時，只有5位非泛民派具良心的功能組別議員反對政府偏頗商界的修訂案。由此可見，功能組別議員以專業知識的掩飾下，利用政治特權，維護其界別的利益，而漠視大眾市民的健康。
以上三個例證僅是許許多多功能組別破壞大眾利益的冰山一角（其他例證見：www.afcnow.hk或www.nofc.hk，登入後按「為何要廢除」）。不同例證清楚闡明，若不廢除功能界別，沒有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少數特權階級會繼續操控議會，阻撓利及市民健康，生活質素，和公平交易的政策通過，久而久之會徹底破壞香港長遠的安定繁榮。
作者成名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陳錦卓是香港科技大學三年級本科生
【明報專訊】本地研究功能界別的學者，或多或少已就該界別達成一致立場：它不但帶來不平等的公民權利，也令既得利益人士，為促進私利損害公益。關於不平等的公民權利，最小的15個功能界別的選民僅佔6889位個人及團體選民，卻足以否决代表337萬地區選民的直選議員所支持的議案或修訂案！至於損害公益，本文提出3個功能組別損害公益的例證。
地產商售賣發水樓
港人為求擁有私人物業單位，往往因此需做牛做馬，甚至耗盡畢生積蓄。發展局在2009年10月公布了發水樓名單，抽查了61個2001年1月至 2006年4月期間落成的樓宇項目，計算它們的停車場、機房、環保露台等所有獲豁免計算設施的發水面積與比例，發現部分地產項目發水程度達112%。
發展商提供的樓盤價單多只提供建築面積及以建築面積計算的呎價，以一個新樓盤為例，建築面積包括：會所、休憩花園、兒童遊樂場、物業管理處、緊急救援車輛通道、訪客泊車位、電梯大堂、及樓梯等公用部分。有些發展商更將鼓勵環保的豁免面積如環保露台、公用空中花園等計入建築面積。一個千多呎的單位在扣除公用地方的面積後，只有500至700多呎實用面積。
為監管有關情况，地區直選議員早在1999年已在立法會討論樓盤面積的計算方法。在2006年，地區直選議員在立法會提出動議：規定發展商在售樓說明書中，須提供位置圖則，並禁止包括內幕交易、虛假交易，以及披露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等市場失當行為，但議案遭到功能組別議員的否決。同樣，另一個於2008年提出的議案，即「籲請政府立法規定發展商於售樓說明書上載列樓宇實用面積」，也遭功能組別議員否決。如果上述法案已獲通過，一些正在進行、有關懷疑具欺詐性的物業交易調查，可能根本就不用展開。
漠視「反屏風樓」訴求
近日沙塵暴襲港，空氣污染指數「爆燈」達到500水平，更暴露出空氣質素標準落後於國際的問題。事實上，本港空氣污染嚴重的元兇除了珠三角工業的污染物外，屏風樓的建築亦同時妨礙空氣流通，令到污染物不能消散。市民還記得SARS的教訓，樓宇過分擠迫及空氣不流通原來會造成巨大禍害。但掌控香港經濟命脈的地產商，漠視公眾對空氣質素的關注，透過商界和地產界的功能組別議員，拒絕在興建屏風樓上作出少許承擔。
規劃署於2006年中展開《都市氣候圖及風環境標準可行性》研究報告指出，中環及油尖旺區建築物龐大密集，妨礙空氣流通。負責研究的中大建築系吳恩融教授表示，「尖沙嘴未來還有重建後的摩天大樓，區內通風將更惡劣」；而下一批「將死」的地區包括上環、荃灣、銅鑼灣及觀塘。科大環境研究所所長陳澤強教授亦稱，道路兩旁是否存在屏風樓是造成污染的重要源頭。
從學界的研究可見，屏風樓令到空氣污染物囤積，加劇空氣污染問題。但遺憾的是，大部分功能組別議員一直忽視社會主流「反屏風樓」的訴求，只着眼於地產項目能否「賺到盡」。在2007年，一個僅促請政府「考慮」以立法形式規範建築物的密度和高度、空氣流通和採光等，以確保香港的規劃更完善的議案，被功能組別否決。
拖延營養標籤管制修訂
最後，根據消委會的調查，某些標榜健康的食品只是「名過其實」，食用後是否有正面功效並沒有科學的根據；而食品標籤上亦毋須列明即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總量、飽和脂肪、反式脂肪、鈉、糖及能量的成分，規管較一般歐盟國家落後。故此，政府於2008年向立法會提出修定規例，監管所有預先包裝食品的營養標籤必須標示成分，以及任何涉及聲稱的營養素的含量，當中銷量少於3萬件而聲稱低糖或低鹽的產品則在條例的管轄範圍內。
就政府的修訂，消委會認為，若食物標籤上附有任何營養聲稱，均不應得到營養標籤規例任何豁免，否則會大大削弱對消費者的保障。香港營養學會與營養師協會更強調部分健康聲稱食品名不副實，低糖產品可能高脂，若豁免標示成分，可造成誤導，影響市民健康。由醫護界、營養師、病人組織、全港的家長教師所組成的香港關注營養標籤聯席會議向60名立法會議員發出公開信，要求議員為捍衛市民健康，支持「聲稱健康的食品不論銷量都不應獲豁免」、「反式脂肪標籤要劃一」。
但面對功能組別零售業界和商界對食品營養標籤條例的反對聲音，立場一直「企硬」的食衛局突然作出讓步，向商界低頭，轉軚提出修訂案。政府突然轉軚提出修訂案，容許每年進口少於3萬件聲稱「低糖」或「低脂」等營養聲稱食品，豁免受營養標籤法規管，不含反式脂肪定義亦放寬，而忽視市民的健康，以商為本和金錢掛帥，赤裸地屈服於商界的壓力。
到立法會表決時，只有5位非泛民派具良心的功能組別議員反對政府偏頗商界的修訂案。由此可見，功能組別議員以專業知識的掩飾下，利用政治特權，維護其界別的利益，而漠視大眾市民的健康。
以上三個例證僅是許許多多功能組別破壞大眾利益的冰山一角（其他例證見：www.afcnow.hk或www.nofc.hk，登入後按「為何要廢除」）。不同例證清楚闡明，若不廢除功能界別，沒有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少數特權階級會繼續操控議會，阻撓利及市民健康，生活質素，和公平交易的政策通過，久而久之會徹底破壞香港長遠的安定繁榮。
作者成名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陳錦卓是香港科技大學三年級本科生
2010年4月12日 星期一
陳雲 - 容易激化的民意
2010年4月11日
【明報專訊】呎價8萬，時薪20元。激進的老虎蟹出洞抗爭，沉睡的河蟹醒覺過來，紛紛吶喊助威。上星期四，中大亞太研究所公布香港社會和諧的調查結果，說香港有25.9%的人不抗拒激烈鬥爭，化成人口數字，是153萬人。報章及學者分析，香港社會不和諧，甚至有暴動之虞。今年元旦遊行的時候，以巴勒斯坦頭巾蒙面的少年，高舉抗議牌，說「這是一個警告﹕我們對狗官沒有耐性，已準備暴動及流血。」網上也成立了相關的 facebook群組。原先以為是若干青年激進而已，調查公布之後，認同這些口號的，有幾十萬人也不定。
激烈抗爭是理性的選擇
有些報紙詮釋香港會有暴動，難免令官員驚怕。然而，民不畏死，暴動比在家集體自殺，來得有益及有建設性。上世紀70年代港英的福利、政治諮詢甚至文娛政策，起因就是1967年的工人暴動。當政府不再回應民眾的正義訴求，民眾僅有的武力和生命，就是最後的本錢。活得有如等待屠宰的畜牲，有如等待輪姦的性奴，當人民認清了自己的處境，有人拿性命去賭博，或者在旁邊吶喊助威，是極其理性的行為。暴動，比起在家中燒炭，或者為一個燒炭自殺的親屬而哀嘆，來得更有道理。
嗜血、發泄、好勇鬥狠，是人的天性，只是文明社會教化之後，令人覺察如果團結和諧，可以一起達到更佳的人倫歡樂和物質生活，便應該放棄暴力，交出兵器，將暴力的專利權交託予可以信賴的統治者，這是法治政府的原理。然而，現在的香港人，有人倫歡樂麼？有很好的物質生活享受麼？如果兩者都沒有，又要捱生捱死，時薪20元，被地產財閥、政府高官和立法會的功能組別不斷剝削和出言侮辱，這種生存，有意義麼？與其吸毒飲酒麻醉自己，與其躲在家中打罵親人，怎不上街激烈抗爭？或者最少支持人家激烈抗爭？如果激烈得來又有文化娛樂創意，快樂抗爭，歡樂今宵，那就更加very good了。
民意的可塑性
看官，如果你讀了上面的文字而覺得有道理，或者蠢蠢欲動，不論是做上街的老虎蟹還是靜靜支持老虎蟹的覺悟河蟹，也許，亞太研究所的調查是可信的。
中國皇朝第一明君唐太宗與魏徵之間的對答，最著名的就是民意如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意如水，以為人民冷漠，熱中私利，誰知給予火力助燃，是可以沸騰起來的。這是民意的可塑性，以前一個共產黨老幹部向我說過，「群眾運動」就是「運動群眾」，這當然是極端的講法了。然則，民意確是受到行事條件、安全性和可得的效果而改變，裏面有理性的因素，感性的動力。比如說，愈來愈多和平示威者被警方控告襲警的刑事罪行，而不是阻差辦公、行為不檢等政治罪名，民眾就會真的動手打砸，不打白不打嘛。我在2010年1月26日在《信報》寫文章「（曾蔭權）如何毁滅一隊警察」，警告過港府之後，警方就不再以襲警罪名控告和平示威者了。他們也不真的是政治白癡啊。
所謂安全性，就是「法不治眾」，只要激烈的人聚集夠了，有了群眾動量（critical mass），政府就只能容忍激烈行為，民眾對激烈抗爭的看法也會改觀。如果激烈行為帶些調皮幽默，文化雅興與本土情懷，民眾甚至當作是有政治作用的文化享樂。是但男、巴解男、扔蕉大哥、扔鞋小弟、街頭和議會的溫柔烈女……都比「打工權」和「張廿蚊」更能引起共鳴，帶來更多歡樂。
也許中國永遠需要香港
《尚書》有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都是有血有肉的生靈，是感受到時代危機的。百姓有怒火，顯示社會有危機，有智慧和仁心的統治者便要改革，孚應民心。
香港並無戰亂，社會也很太平，但香港危在旦夕。以中國全局而言，一國兩制是必須維持的，香港的整體經濟繁榮和真實的政治和諧，對中共有利。香港是中國的金融活口，沒了香港的緩衝，中國很難逃避一場金融洗劫，落入1997年的馬來西亞和泰國的命運，甚至更早的菲律賓和南美國家的命運。以目前中國內地的政治形勢和社會人心來看，中國也許永遠不會有憲政民主與社會和諧，面對內外夾擊，中國也許永遠需要香港。中國愛護香港，是出於自利，而不是出於憐惜。4月 7日，中央政府高調出席廣東省與香港之間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簽訂儀式，確保香港的金融領導地位，也許覺察到危機所在。香港不保，內地便要在金融和政治上直接面對美國，這會很刺激，但絕不是好玩的遊戲。
全國一盤棋。看穿這棋局，香港人要這要那，打打鬧鬧，都不是問題，而且打鬧要趁早。這就是政治判斷，就是我一貫說的香港生存公式﹕以政治特權換取經濟特權。只要玩好這一招，香港永遠有運行，人民永遠有得撈。然而，也有很多富豪、高官和土共，都叫香港人不要搞政治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是香港的政治代理人，並且以代理人的身分——即政治買辦，撈得風生水起。然而，他們是稱職的中共代理人麼？
代理人失職 港危在旦夕
然而，香港的特殊地位，正受到兩種非理性的權力擴張所侵蝕。第一，是中共無法在香港直接統治，其委託的政治代理人（proxy），不論是土共還是港英餘部，都是不知自我克制，夾帶私貨，上下其手，發展勢力，撈取非分的利益。不論是港府和民建聯，官僚勢力要膨脹起來，都是非理性的巨獸（Leviathan）。可惜，即使港官權力膨脹，遇神殺神，他們都是吃裏扒外，不盡代理人之責，不去調和北京和香港之間的衝突，遇到民怨，便使出一招「仙人指路」，將衝擊香港政府總部的民怨，指引去上環的中聯辦，自己「走精面」，坐山觀虎鬥，要阿爺做醜人。至於民建聯，本來是勞工階級的代言人，可惜中共走資之後，土共又沒智慧，不能維繫其中間身分，反而愈來愈走資，成為香港財閥黨派的附庸。如此，香港的勞苦大眾便失去代理人，要親自上街爭取了。
至於香港的地產財閥，則因為代政府預收三數十年的稅（樓宇供款），也以土地收入來供養政府，勢力坐大之後，盛氣凌人，也有非理性的擴張和剝削，不惜殺雞取卵。香港是他們的老本營，沒了香港，他們是沒處牟取暴利的。他們能去內地落腳嗎？能去美國與人家玩嗎？然而，若非受到民主制衡或政治調停，資本擴張是瘋狂的、非理性的，自挖墳墓的。近日有些富豪的第二代，也許察覺到社會不利，出來搞什麼「香港精神大使」運動了。然而，這與政府高唱獅子山精神一樣，是沒意義的，只會令人民討厭。
快樂抗爭是很理性的，很過癮的，而且有實效的。不玩，香港就會玩完。不玩白不玩。
【明報專訊】呎價8萬，時薪20元。激進的老虎蟹出洞抗爭，沉睡的河蟹醒覺過來，紛紛吶喊助威。上星期四，中大亞太研究所公布香港社會和諧的調查結果，說香港有25.9%的人不抗拒激烈鬥爭，化成人口數字，是153萬人。報章及學者分析，香港社會不和諧，甚至有暴動之虞。今年元旦遊行的時候，以巴勒斯坦頭巾蒙面的少年，高舉抗議牌，說「這是一個警告﹕我們對狗官沒有耐性，已準備暴動及流血。」網上也成立了相關的 facebook群組。原先以為是若干青年激進而已，調查公布之後，認同這些口號的，有幾十萬人也不定。
激烈抗爭是理性的選擇
有些報紙詮釋香港會有暴動，難免令官員驚怕。然而，民不畏死，暴動比在家集體自殺，來得有益及有建設性。上世紀70年代港英的福利、政治諮詢甚至文娛政策，起因就是1967年的工人暴動。當政府不再回應民眾的正義訴求，民眾僅有的武力和生命，就是最後的本錢。活得有如等待屠宰的畜牲，有如等待輪姦的性奴，當人民認清了自己的處境，有人拿性命去賭博，或者在旁邊吶喊助威，是極其理性的行為。暴動，比起在家中燒炭，或者為一個燒炭自殺的親屬而哀嘆，來得更有道理。
嗜血、發泄、好勇鬥狠，是人的天性，只是文明社會教化之後，令人覺察如果團結和諧，可以一起達到更佳的人倫歡樂和物質生活，便應該放棄暴力，交出兵器，將暴力的專利權交託予可以信賴的統治者，這是法治政府的原理。然而，現在的香港人，有人倫歡樂麼？有很好的物質生活享受麼？如果兩者都沒有，又要捱生捱死，時薪20元，被地產財閥、政府高官和立法會的功能組別不斷剝削和出言侮辱，這種生存，有意義麼？與其吸毒飲酒麻醉自己，與其躲在家中打罵親人，怎不上街激烈抗爭？或者最少支持人家激烈抗爭？如果激烈得來又有文化娛樂創意，快樂抗爭，歡樂今宵，那就更加very good了。
民意的可塑性
看官，如果你讀了上面的文字而覺得有道理，或者蠢蠢欲動，不論是做上街的老虎蟹還是靜靜支持老虎蟹的覺悟河蟹，也許，亞太研究所的調查是可信的。
中國皇朝第一明君唐太宗與魏徵之間的對答，最著名的就是民意如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意如水，以為人民冷漠，熱中私利，誰知給予火力助燃，是可以沸騰起來的。這是民意的可塑性，以前一個共產黨老幹部向我說過，「群眾運動」就是「運動群眾」，這當然是極端的講法了。然則，民意確是受到行事條件、安全性和可得的效果而改變，裏面有理性的因素，感性的動力。比如說，愈來愈多和平示威者被警方控告襲警的刑事罪行，而不是阻差辦公、行為不檢等政治罪名，民眾就會真的動手打砸，不打白不打嘛。我在2010年1月26日在《信報》寫文章「（曾蔭權）如何毁滅一隊警察」，警告過港府之後，警方就不再以襲警罪名控告和平示威者了。他們也不真的是政治白癡啊。
所謂安全性，就是「法不治眾」，只要激烈的人聚集夠了，有了群眾動量（critical mass），政府就只能容忍激烈行為，民眾對激烈抗爭的看法也會改觀。如果激烈行為帶些調皮幽默，文化雅興與本土情懷，民眾甚至當作是有政治作用的文化享樂。是但男、巴解男、扔蕉大哥、扔鞋小弟、街頭和議會的溫柔烈女……都比「打工權」和「張廿蚊」更能引起共鳴，帶來更多歡樂。
也許中國永遠需要香港
《尚書》有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都是有血有肉的生靈，是感受到時代危機的。百姓有怒火，顯示社會有危機，有智慧和仁心的統治者便要改革，孚應民心。
香港並無戰亂，社會也很太平，但香港危在旦夕。以中國全局而言，一國兩制是必須維持的，香港的整體經濟繁榮和真實的政治和諧，對中共有利。香港是中國的金融活口，沒了香港的緩衝，中國很難逃避一場金融洗劫，落入1997年的馬來西亞和泰國的命運，甚至更早的菲律賓和南美國家的命運。以目前中國內地的政治形勢和社會人心來看，中國也許永遠不會有憲政民主與社會和諧，面對內外夾擊，中國也許永遠需要香港。中國愛護香港，是出於自利，而不是出於憐惜。4月 7日，中央政府高調出席廣東省與香港之間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簽訂儀式，確保香港的金融領導地位，也許覺察到危機所在。香港不保，內地便要在金融和政治上直接面對美國，這會很刺激，但絕不是好玩的遊戲。
全國一盤棋。看穿這棋局，香港人要這要那，打打鬧鬧，都不是問題，而且打鬧要趁早。這就是政治判斷，就是我一貫說的香港生存公式﹕以政治特權換取經濟特權。只要玩好這一招，香港永遠有運行，人民永遠有得撈。然而，也有很多富豪、高官和土共，都叫香港人不要搞政治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是香港的政治代理人，並且以代理人的身分——即政治買辦，撈得風生水起。然而，他們是稱職的中共代理人麼？
代理人失職 港危在旦夕
然而，香港的特殊地位，正受到兩種非理性的權力擴張所侵蝕。第一，是中共無法在香港直接統治，其委託的政治代理人（proxy），不論是土共還是港英餘部，都是不知自我克制，夾帶私貨，上下其手，發展勢力，撈取非分的利益。不論是港府和民建聯，官僚勢力要膨脹起來，都是非理性的巨獸（Leviathan）。可惜，即使港官權力膨脹，遇神殺神，他們都是吃裏扒外，不盡代理人之責，不去調和北京和香港之間的衝突，遇到民怨，便使出一招「仙人指路」，將衝擊香港政府總部的民怨，指引去上環的中聯辦，自己「走精面」，坐山觀虎鬥，要阿爺做醜人。至於民建聯，本來是勞工階級的代言人，可惜中共走資之後，土共又沒智慧，不能維繫其中間身分，反而愈來愈走資，成為香港財閥黨派的附庸。如此，香港的勞苦大眾便失去代理人，要親自上街爭取了。
至於香港的地產財閥，則因為代政府預收三數十年的稅（樓宇供款），也以土地收入來供養政府，勢力坐大之後，盛氣凌人，也有非理性的擴張和剝削，不惜殺雞取卵。香港是他們的老本營，沒了香港，他們是沒處牟取暴利的。他們能去內地落腳嗎？能去美國與人家玩嗎？然而，若非受到民主制衡或政治調停，資本擴張是瘋狂的、非理性的，自挖墳墓的。近日有些富豪的第二代，也許察覺到社會不利，出來搞什麼「香港精神大使」運動了。然而，這與政府高唱獅子山精神一樣，是沒意義的，只會令人民討厭。
快樂抗爭是很理性的，很過癮的，而且有實效的。不玩，香港就會玩完。不玩白不玩。
2010年4月9日 星期五
梁文道 - 自求多福
2010年4月9日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你見過自己帶筷子去吃飯的人嗎？坦白說，當我第一回遇到同桌這麼幹的時候，我還真為他感到尷尬，因為我的第一反應是以為他不信任那家餐館的清潔程度，就像我們平常在露天大牌檔先把刀叉泡在熱水裏的做法一樣，要用自力救助的方式來確保自己的健康。然後我就為自己覺得羞愧了，原來是我小人之心，人家根本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地球。朋友詳細舉證，說明免洗木筷的數量已經嚴重威脅到全球森林的生存；自攜匙筷，多少算是為環保盡一分綿力。
從拒吃魚翅和鵝肝開始，一直到購買「可持續發展魚」與公平貿易有機農產，這個世界上有愈來愈多的人開始意識到日常飲食實在不止是美味和營養的事，它更是一連串非常廣泛的倫理和政治的議題，所以才會有這麼多以前聞所未聞的飲食社會運動在這十來年間大量爆發。這些運動可愛的地方在於它們用不着參與者上街示威，用不着大家憤怒揮拳；我們只需持之以恆地看顧好自己平常的生活習慣就行了，真真正正做到了「日常即政治」的新社運格言。
可是這些在發達地區很常見的飲食社運，我卻幾乎沒在大陸見到有誰提倡過。也許有人會辯說這是「發展水平」的差異，那些公平貿易產品不便宜，鵝肝魚翅對月入一千的大多數老百姓來講都還是神話裏的珍品，我這麼比較太不公平。不過，中國的千萬富翁不是已經達到 75萬戶了嗎？年紀和西方那些搞運動的小伙子差不多的「富二代」不是正開着寶馬滿街飆車嗎？這批最有本錢透過飲食展示良心的人都到哪裏去了呢？
我知道，其中有些跑去自己開農場了，就像我上回說過的，他們巴不得獨力掌握自家的整條食物供應鏈。
表面上看，自己帶油去餐館就和自攜食具一樣，都是種食客自助的表現，可它們的前提卻截然不同。前者是恐懼飯莊偷用地溝油，使自己吃出了癌症；後者是害怕木筷用完就丟，無端消耗了地球資源；一者出於自保，一者出於公心，差距遠得很。
保命是人的頭等大事，「生存權」是中國最關注最提倡的一種人權，誰都沒有資格批評他人自求多福的努力和用心。我只不過納悶，自保也可以變成一種社會運動呀，怎麼我們中國人卻會走到帶着油瓶去吃飯這麼極端的地步呢？消費者權益維護運動大概是全球投入人數最多花樣最齊全的一種社運，裏頭有不少都和飲食相關。根據過往經驗，有些人會集體罷買某些品牌某類食品，直到相關廠商屈服；又有些人會組織成民間的監察隊伍，自行向社會公告水源的污染情況，對政府形成社會壓力。今天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已經到了紅燈閃不停的地步，為甚麼我們那些有學問有資本的精英不像他處同類那樣行動起來，反而採取一種最個人最原子化的態度，紛紛自掃門前雪呢？
或許這是犬儒病蔓延的症狀，社會主義中國的國民不再相信社會，他們只能相信自己；他們不再知道甚麼叫做公共，只能確定個體。當然，大家還害怕付出代價；為了一口乾淨的水，為了一棵無害的菜，不值得花力氣去搞甚麼運動，甚至連投訴都不值得。套句大陸的流行話，這麼幹「有甚麼用」呢？你以為消費者維權就不政治不破壞「和諧」了嗎？你真以為保障自己家人的「生存權」是天底下最神聖最理所當然的事嗎？看看那些孩子喝了三聚氰胺毒奶的家長，他們組織起來了，不屈不撓地上訪，不屈不懼地開記者會，然後就被抓了。因為穩定比生存權還重要。[Vic：如果為了穩定與和諧就得將弱勢者壓得死死的，這到底算什麼穩定、什麼和諧呢？]
在中國，你不必自己帶筷子，但你一定要自己帶油。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你見過自己帶筷子去吃飯的人嗎？坦白說，當我第一回遇到同桌這麼幹的時候，我還真為他感到尷尬，因為我的第一反應是以為他不信任那家餐館的清潔程度，就像我們平常在露天大牌檔先把刀叉泡在熱水裏的做法一樣，要用自力救助的方式來確保自己的健康。然後我就為自己覺得羞愧了，原來是我小人之心，人家根本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地球。朋友詳細舉證，說明免洗木筷的數量已經嚴重威脅到全球森林的生存；自攜匙筷，多少算是為環保盡一分綿力。
從拒吃魚翅和鵝肝開始，一直到購買「可持續發展魚」與公平貿易有機農產，這個世界上有愈來愈多的人開始意識到日常飲食實在不止是美味和營養的事，它更是一連串非常廣泛的倫理和政治的議題，所以才會有這麼多以前聞所未聞的飲食社會運動在這十來年間大量爆發。這些運動可愛的地方在於它們用不着參與者上街示威，用不着大家憤怒揮拳；我們只需持之以恆地看顧好自己平常的生活習慣就行了，真真正正做到了「日常即政治」的新社運格言。
可是這些在發達地區很常見的飲食社運，我卻幾乎沒在大陸見到有誰提倡過。也許有人會辯說這是「發展水平」的差異，那些公平貿易產品不便宜，鵝肝魚翅對月入一千的大多數老百姓來講都還是神話裏的珍品，我這麼比較太不公平。不過，中國的千萬富翁不是已經達到 75萬戶了嗎？年紀和西方那些搞運動的小伙子差不多的「富二代」不是正開着寶馬滿街飆車嗎？這批最有本錢透過飲食展示良心的人都到哪裏去了呢？
我知道，其中有些跑去自己開農場了，就像我上回說過的，他們巴不得獨力掌握自家的整條食物供應鏈。
表面上看，自己帶油去餐館就和自攜食具一樣，都是種食客自助的表現，可它們的前提卻截然不同。前者是恐懼飯莊偷用地溝油，使自己吃出了癌症；後者是害怕木筷用完就丟，無端消耗了地球資源；一者出於自保，一者出於公心，差距遠得很。
保命是人的頭等大事，「生存權」是中國最關注最提倡的一種人權，誰都沒有資格批評他人自求多福的努力和用心。我只不過納悶，自保也可以變成一種社會運動呀，怎麼我們中國人卻會走到帶着油瓶去吃飯這麼極端的地步呢？消費者權益維護運動大概是全球投入人數最多花樣最齊全的一種社運，裏頭有不少都和飲食相關。根據過往經驗，有些人會集體罷買某些品牌某類食品，直到相關廠商屈服；又有些人會組織成民間的監察隊伍，自行向社會公告水源的污染情況，對政府形成社會壓力。今天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已經到了紅燈閃不停的地步，為甚麼我們那些有學問有資本的精英不像他處同類那樣行動起來，反而採取一種最個人最原子化的態度，紛紛自掃門前雪呢？
或許這是犬儒病蔓延的症狀，社會主義中國的國民不再相信社會，他們只能相信自己；他們不再知道甚麼叫做公共，只能確定個體。當然，大家還害怕付出代價；為了一口乾淨的水，為了一棵無害的菜，不值得花力氣去搞甚麼運動，甚至連投訴都不值得。套句大陸的流行話，這麼幹「有甚麼用」呢？你以為消費者維權就不政治不破壞「和諧」了嗎？你真以為保障自己家人的「生存權」是天底下最神聖最理所當然的事嗎？看看那些孩子喝了三聚氰胺毒奶的家長，他們組織起來了，不屈不撓地上訪，不屈不懼地開記者會，然後就被抓了。因為穩定比生存權還重要。[Vic：如果為了穩定與和諧就得將弱勢者壓得死死的，這到底算什麼穩定、什麼和諧呢？]
在中國，你不必自己帶筷子，但你一定要自己帶油。
梁文道 - 自己帶油上餐館
2010年4月2日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近年來每逢入冬，北京和上海這些繁華地就一定有些朋友到處送臘肉臘腸，而且特別聲明是自家養自己做，格外健康。當然啦，這批人很忙，又住在城裏，不大可能真的自己動手闢建豬欄。所謂自己養豬，就是把挑好的乳豬送到農村，僱一家人看管養大，指定飼料，不加激素，到了冬日再宰了取肉灌腸。這麼做不止保證口味合意，更能確定肉是好肉絕無添加。他們說，現在市面上的豬哪一頭不灌水不打針？哪一個畜場不在飼料裏頭下藥？尤其臘肉之類的東西，你都不知道夾雜了甚麼玩意。
再發展下去，便開始有人圈地種菜了，因為他們連街上賣的蔬菜都信不過。而且，對於一些工作壓力過大的高端白領來說，趁着周末全家人開車去市郊的農地裏稍事勞動，也不啻是一個回歸田園親近泥土的紓神妙法。
國勢昌隆，於是中國可以不高興；食品有毒，於是中國人又可以務農了。表面上看，這兩端似乎十分矛盾；但要是照清末知識界流行的那種國民體質決定國家命運的學說看來，百姓天天服毒其實又頗有助於盛世的開展。想想看，我們中國人喝加了三聚氰胺的奶粉長大，平常吃的是假雞蛋與實質上形同巨型避孕藥賣的水產魚鮮，後來又打污染過的疫苗針，居然還有十三億人熬了過來，在黨的英明領導下邁步前進；這該是個多麼百毒不侵多麼可怕的民族呀！古時候的斯巴達把小孩扔到曠野，沒被狼啃掉的才能回來當戰士。如今的中國人一生下來就活在巨毒的溫室，不看有害精神的谷歌，卻以刻苦的環境鍛鍊出最強健的體魄最純正的人格。我估計未來要是發生核子大戰，地表上唯一能夠存活下來的動物大概就只有中國人和蟑螂了。
可惜我那些朋友目光短淺，看不到光輝燦爛的未來，只見噁心腐臭的今天；不顧大局，專愛小我，竟然試圖把自己的食物供應鏈從整個社會上切割開來。然而，天網恢恢，雖疏而不漏，千算萬算他們大概也算不到原來連炒菜用的油也是「地溝油」吧。
不懂國情的香港讀者必須明白，「地溝油」乃是一種大陸中文字典裏頭才有的東西。查一查《維基百科》，可知它的定義是「從餐廚垃圾坑渠內撈取狀似膏狀物，帶有惡臭的垃圾，經過濾、加熱、沉澱、分離，變身成為清亮的『食用油』（我尤其喜歡『膏狀物』三字，描寫得非常傳神）。其主要成分是三酸甘油酯，內含致癌物質、細菌、病毒、重金屬，毒性是砒霜的一百倍」。除此之外，它還有一個表兄弟：「某些不法餐館、酒店或其他公共餐飲場所將客人留下的剩菜經過回收後，經過濾、漂洗後的油，因為加工前就已混入了客人的口水，故稱為『口水油』」。
真是無所逃於天地間呀，這兩種油看起來聞起來幾乎完全正常，而且價格低廉，所以深受廣大餐飲業者的歡迎；根據最近向媒體爆料的武漢工業學院教授何東平所說，你在外面平均吃十頓飯就有一頓會吃到地溝油。特別是川菜湘菜這些用油量大的菜系，內行人都曉得「口水油」「地溝油」早就不是甚麼行業機密了。我去《阿里巴巴》隨便輸入「地溝油」，兜售相關設備的工廠就超過兩百家，這些年國人口味愈來愈重，川湘菜館開得到處都是，就連菜式一向清淡的福建人廣東人夜裏也都跑去水煮魚酸辣鍋，恐怕就和地溝油這些新種食材有因果關係。
後來聽說何東平教授受到壓力，被逼改口，表示「地溝油」其實沒有他本來說的那麼嚴重。究竟是誰在施壓？為甚麼施壓？我想那些人一定是有心人，為了大家好，不希望人民從此怕了「地溝油」；畢竟這也是我國強種大業的一部分呀。
至於那些膽小怕事的傢伙，聽說他們已經開始自己帶油上館子了。或許可稱之為「自助油」。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近年來每逢入冬，北京和上海這些繁華地就一定有些朋友到處送臘肉臘腸，而且特別聲明是自家養自己做，格外健康。當然啦，這批人很忙，又住在城裏，不大可能真的自己動手闢建豬欄。所謂自己養豬，就是把挑好的乳豬送到農村，僱一家人看管養大，指定飼料，不加激素，到了冬日再宰了取肉灌腸。這麼做不止保證口味合意，更能確定肉是好肉絕無添加。他們說，現在市面上的豬哪一頭不灌水不打針？哪一個畜場不在飼料裏頭下藥？尤其臘肉之類的東西，你都不知道夾雜了甚麼玩意。
再發展下去，便開始有人圈地種菜了，因為他們連街上賣的蔬菜都信不過。而且，對於一些工作壓力過大的高端白領來說，趁着周末全家人開車去市郊的農地裏稍事勞動，也不啻是一個回歸田園親近泥土的紓神妙法。
國勢昌隆，於是中國可以不高興；食品有毒，於是中國人又可以務農了。表面上看，這兩端似乎十分矛盾；但要是照清末知識界流行的那種國民體質決定國家命運的學說看來，百姓天天服毒其實又頗有助於盛世的開展。想想看，我們中國人喝加了三聚氰胺的奶粉長大，平常吃的是假雞蛋與實質上形同巨型避孕藥賣的水產魚鮮，後來又打污染過的疫苗針，居然還有十三億人熬了過來，在黨的英明領導下邁步前進；這該是個多麼百毒不侵多麼可怕的民族呀！古時候的斯巴達把小孩扔到曠野，沒被狼啃掉的才能回來當戰士。如今的中國人一生下來就活在巨毒的溫室，不看有害精神的谷歌，卻以刻苦的環境鍛鍊出最強健的體魄最純正的人格。我估計未來要是發生核子大戰，地表上唯一能夠存活下來的動物大概就只有中國人和蟑螂了。
可惜我那些朋友目光短淺，看不到光輝燦爛的未來，只見噁心腐臭的今天；不顧大局，專愛小我，竟然試圖把自己的食物供應鏈從整個社會上切割開來。然而，天網恢恢，雖疏而不漏，千算萬算他們大概也算不到原來連炒菜用的油也是「地溝油」吧。
不懂國情的香港讀者必須明白，「地溝油」乃是一種大陸中文字典裏頭才有的東西。查一查《維基百科》，可知它的定義是「從餐廚垃圾坑渠內撈取狀似膏狀物，帶有惡臭的垃圾，經過濾、加熱、沉澱、分離，變身成為清亮的『食用油』（我尤其喜歡『膏狀物』三字，描寫得非常傳神）。其主要成分是三酸甘油酯，內含致癌物質、細菌、病毒、重金屬，毒性是砒霜的一百倍」。除此之外，它還有一個表兄弟：「某些不法餐館、酒店或其他公共餐飲場所將客人留下的剩菜經過回收後，經過濾、漂洗後的油，因為加工前就已混入了客人的口水，故稱為『口水油』」。
真是無所逃於天地間呀，這兩種油看起來聞起來幾乎完全正常，而且價格低廉，所以深受廣大餐飲業者的歡迎；根據最近向媒體爆料的武漢工業學院教授何東平所說，你在外面平均吃十頓飯就有一頓會吃到地溝油。特別是川菜湘菜這些用油量大的菜系，內行人都曉得「口水油」「地溝油」早就不是甚麼行業機密了。我去《阿里巴巴》隨便輸入「地溝油」，兜售相關設備的工廠就超過兩百家，這些年國人口味愈來愈重，川湘菜館開得到處都是，就連菜式一向清淡的福建人廣東人夜裏也都跑去水煮魚酸辣鍋，恐怕就和地溝油這些新種食材有因果關係。
後來聽說何東平教授受到壓力，被逼改口，表示「地溝油」其實沒有他本來說的那麼嚴重。究竟是誰在施壓？為甚麼施壓？我想那些人一定是有心人，為了大家好，不希望人民從此怕了「地溝油」；畢竟這也是我國強種大業的一部分呀。
至於那些膽小怕事的傢伙，聽說他們已經開始自己帶油上館子了。或許可稱之為「自助油」。
2010年4月6日 星期二
韓寒 - 陌生人的來信
2010年4月4日
因為以前有一個報紙寫過去我老家自駕游的攻略，所以有一些來訪者也曾找到過那裏，送來一些小禮物或者拍一些照片，我都會看到，但是最近看到放在老家的一些來信，讓我讀後覺得非常無奈困苦。
我們國家有一個部門，叫做信訪辦。古代老百姓受了當地官員的冤屈以後，就會上京告御狀，運氣好的還能攔到當官的轎子，運氣最好的能遇見微服私訪的皇帝，這些小概率事件乃是支持整個社會對公平正義嚮往的精神支柱。到了現代，領導們都換上了好車，不能再用攔轎子的方式自殺了，更大的領導由於電視曝光率很高，也不能微服私訪了，就算下鄉，最多也是去一些當地領導特地安排的影視基地，和一些農民藝術家們進行表演，但那都是影帝們在飆戲，和老百姓的關係不大，信訪辦是很多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人們唯一的出路。
當然，很明顯，他們想的太天真了，在一個司法不獨立的國家，你怎麼能指望突然會有一個政府部門為你出頭呢，一個小朋友打你一下，他媽媽罵你一句，他爸爸還揍你一拳，你去他爺爺那裏舉報他兒子和孫子，你明顯是還欠踹你一脚。雖然他們那挑高三十米的辦公樓大堂裏可能挂著諸如為你服務等文字，但人家是把這個當書法作品在欣賞，你怎麼能把這個誤會成人家的行動綱領呢。
於是，在明白了上訪乃是自投羅網主動進入黑名單以後，越來越多的人碰壁以後想到了媒體，追求公正就變成了和追求女人一樣，只要搞大了，這事就成了。毫無疑問，中國的媒體人和中國的公務員是有著本質區別的，每個職業都有每個職業的追求和素養，媒體人基本上是有自己的媒體理想和新聞追求的，雖然他們也不能違反每天下發的禁令，但是只要在他們的能力範圍以內，他們都是嫉惡如仇的。再比如車手，職業追求就是開的快，演員，職業追求就是演的好，但是我始終無法知道公務員們的職業追求是什麼，是辦公務麼。也許他們的職業追求就是好吃好喝，游手好閒，察言觀色，見風使舵，最終順利變成官員，可以有權有勢有灰色收入。恰恰因為他們沒有正當的職業追求，所以他們沒有職業素養。基本上，上訪者在他們眼裏都是沒有大局觀的刁民。
很多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朋友們把我當作了媒體，在雜誌的稿件和我每天收到的信中，有不少都是希望我主持正義，幫他們寫一寫，讓他們的遭遇引起媒體的關注。我每封信都認真的看了，但是我非常的無奈，這些事情在你們家庭的身上是個沉重的負擔，但是對於新聞媒體，這已經失去了新聞價值，我相信就算我為你寫一些什麼，也不會有傳統媒體的關注。而一件事情的解决，往往需要很多傳統媒體的幫助才可以，領導才會出來裝腔作勢的急群眾所急，想群眾所想。信中最多的是某個小區交房質量很差，某個小區邊上是個垃圾站或者變電站，還有最多的就是我被強拆了。你如果被強拆了，那不是新聞，那是生活。如果你本人沒有燒焦，還能收發郵件，全家老小全部健全，那就是幸福生活，你應該感謝國家。
最慘的一封來信來自於一個外地來的朋友，所有的材料都很全，內容是一家人被強拆了，還有人受傷，家裏的大部分面積被算成了違章建築，他們去北京上訪，結果材料被退回到省，省退回到市，市退回到縣，縣退回到村，然後每逢國家重大節假日，他們一家都被聯防隊監控起來，以防破壞和諧氣氛。最後他們告到了法院，法院居然受理了。
天哪，法院居然受理了，法院難道不是政府的一個服務機構麼，怎麼會受理此案呢？我迫不及待了翻到了下一頁。
在這一頁裏，法院居然很快判决了，判决的結果是原本政府要賠受害者二十萬的，現在政府只需要賠十萬。
在我收到的這些信件中，我並不能公布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我並沒有核實過，但是我個人又沒有能力去核實這些。雖然我相信大部分都是真實的，甚至全部都是真實的，最多就是在藝術上多寫了一些對自己有利的內容，但是對事情的大局上並無影響，操蛋的肯定是對方。對於這些需要幫助的信件，我覺得自己非常的無力。當然，他們並不是希望我能夠為他們帶來曙光，他們只是在不停的向所有他們能想到的渠道嘗試。
當然，真正苦難深重的人已經未必能夠申訴，對於在正在申訴自己苦難的人，他們始終沒有一個申訴的途徑，他們曾經向幹部申訴，後來發現好像除了幹部以外也沒其他什麼人欺負他們，於是他們向組織申訴，後來發現組織是由大大小小的幹部組成，然後他們找到了信訪辦去登記了一下自己，以便於公安機關監控，最後他們到法院去繳納了訴訟費，這條路上繞來繞去都是敵軍，於是他們另闢蹊徑，他們找到了媒體，但是發現苦難者太多，自己的苦難不夠深重，沒有達到新聞的級別，然後他們找到了網絡，但是發現倒霉蛋太多，他們的倒霉不夠獨特，沒有達到被頂的級別，然後，他們怎麼辦？
2010年4月4日 星期日
黎佩芬 - 趙家孩子的哭泣聲
2010年4月4日 【明報專訊】瑜伽學堂「吸水走人」本不是轟天動地的大新聞，但對於真金百銀付出過的瑜伽愛好者來說，肯定是晴天霹靂。電話那頭，快到晚上11時才剛完成手頭工作坐下吃着壽司的友人，說着說着便無法強裝鎮定﹕大嗱嗱的金錢損失可抵上一年裏一二三四樣大小開支了；當她在那邊憤憤不平的說着時，我卻想到，就算是法治社會，「受害人」這轟隆隆的三個字，竟也是如斯隨便和毫無先兆就鎖定一個人。
要討回足額賠償看似渺茫，但一個最起碼的「受害人」身分，實則已是公義的彰顯。這就是法治社會的可貴處。
在一河之隔的中國內地，累計有數以百萬計因着天災（地震）人禍（因有毒奶粉空氣水土甚至疫苗）而蒙難的「受害人」，當中無法彌補的人命傷亡不計其數，很多很多仍是孩子。可他們同時又不是「受害人」，因為他們是隱形的。基於企業和政府的搪塞卸責，受災的事實本身沒有順理成章地賦予他們「受害人」身分，一就是受災的事實無法曝光，一就是受災的事實被虛假陳述、甚或掩埋。
調查四川學校豆腐渣工程、蒐集川震遇難學生名單的譚作人去年3月28 日被拘；剛好一年之隔，發起「結石寶寶之家」維權運動的趙連海於日前被閉門審訊。他那因喝下大量有毒奶粉而患腎結石的稚年孩子，拿着「我愛爸爸5288」的紙牌，在庭外一臉悵然。
又不是六四那樣的敏感政治，為何中國政府一樣坐視，包庇企業的失德和不負責任？
曾經當過記者在六四時候身在天安門的蔡淑芳「冷靜不下來」。過去幾天，甚或是自從譚作人被捕的過去一年，她不住的在網上翻一個又一個的維權網站，搜尋被各方人士挖掘出土的「災難寶寶」的名單和資料。這個第二手資料的蒐集過程已經有夠艱巨了，維權網站耐不久就會被炸，炸完重開又再被炸，可以想像，第一線的更加困難重重。「川震名單有5000多個，是艾未未調查所得的folder……（人名）每一個都係好辛苦咁搵返嚟，你要知道，天安門母親這麼多年裏，也只找到200多個。」
之後我收到她傳來的電郵，逐一數算着沒完沒了的苦難沉冤有待昭雪——
●2004年安徽假奶粉事件，令過百名農村嬰兒受傷害，十多名嬰兒死亡……
●河南賣血事件，無數人無辜感染愛滋病，遺下大批愛滋寶寶及孤兒……
●2008年四川大地震，貪污腐敗而來的豆腐渣工程，近萬名學生慘死，死難學童家長申訴無門……
●三聚氰氨毒奶事件，溫家寶指全國受影響的兒童多達3000萬人，要求公義的家長反被打壓，這是什麼世界……
●陝西鳳翔、湖南嘉禾、湖南武岡、雲南昆明、福建上杭等地，相繼發生兒童鉛中毒超標事件，官方包庇縱容污染企業……
●山西疫苗事件，近百名兒童死亡和受殘害，維權律師工作受阻礙，孩子再次成為自私腐敗公權力的犧牲品……
●〈中國冥路〉提到的空內裝修污染是嚴重問題，因為中毒和致死的污染源無處不在，深入中國每一個角落
●……還有計劃生育和殺嬰
有關資料，經整理後已收入「中國良心犯後援會網頁」（http://pocsupport.wordpress.com/災難寶寶/），發起「還趙連海及所有受害者正義 救救中國災難寶寶免於人為災禍」聯署，並將於今晚6時在中聯辦外舉行燭光晚會。
法庭上，「受害人」和「被告人」位置本來是清楚對立，趙連海的案件顯示今天的中國國情是將兩者調換。支持維權爸爸一路往前的就是要減低國家出現更多災難和受害人的信念。他在庭上作無罪辯護時說﹕
「我身為一名結石寶寶的父親及社會的一員，我堅信我自三聚氰胺事件以來所做的事情沒有犯罪……我們身處這個時代，有責任堅持正確的事情並讓人為的錯誤盡量減少。我們作為社會的一員，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甚至使命為我們的後代努力營造一個更有道德、更公正、更公平、更美好的社會環境。
「在此，我要說﹕如果維權有罪，那勢必會助長利欲熏心的奸商繼續喪盡天良、肆無忌憚的將自己的利益建立在殘害他人的基礎上，我們本已日漸淪喪的社會將會變成何等扭曲的樣子。
「在此，我更要說﹕如果報案及揭示犯罪有罪，將會就此扼殺正直的行為，將會縱容更多的罪犯肆無忌憚的為所欲為，如果這樣，我們每個人都將處於危險的社會之中，正義與勇敢將逐漸不復存在，想必這是每個具有良知善德的人都不想看到的。」
今天是兒童節。遊樂場上空蕩蕩，趙家的孩子只有哭泣聲。
北風 - 趙連海案的前因後果
2010年4月4日
【明報專訊】3月30日上午，天冷風大，陰間小雨。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開庭不公開審理趙連海「尋釁滋事罪」一案。趙連海是一名因飲了三聚氰胺毒奶粉患上腎結石兒子的父親，同時也是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者維權聯盟「結石寶寶之家」的發起人。
檢察機關的起訴書指﹕「被告人趙連海於2008年9月至2009年9月間，利用社會熱點問題，煽動糾集多人先後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及北京市大興區、豐台區等地公共場所，採用呼喊口號、非法聚集等方式起鬨鬧事，嚴重擾亂上述地區的社會秩序。」及「被告人趙連海還於2009年8月4日，利用社會熱點問題，以報案為名，煽動糾集多人在北京市公安局大門東側聚集起鬨鬧事，嚴重擾亂該地區的社會秩序。」檢察機關要求「以尋釁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趙連海在法庭上為自己作了近萬言的無罪辯護，就起訴書指控的內容做了詳盡的說明。律師彭劍、李方平在法庭上亦為趙連海作了無罪辯護。辯方律師認為，檢方並未能提供趙連海的行為造成社會秩序混亂的證據，且檢方的證人多為警察，缺乏公正性。法庭未當庭宣判。律師還透露，趙連海戴着腳鐐接受了5個多小時的審判，手銬則在律師的抗議下得以取下。
趙連海案引來眾多媒體及網民關注，包括滕彪、劉沙沙、屠夫等眾多推特（Twitter）網友到場聲援並舉起「民生、法律、正義」的標語，要求無罪釋放趙連海。法院門內則有數十個警察持械戒備。
患兒近4月沒見過爸爸
趙連海的妻子李雪梅及兒子也一早趕到法院，但因為不公開審理，他們亦不得其門而入。李雪梅一度硬闖法院，旋即被多名法警架離。母子追趕押運趙連海的囚車，孩子哭喊「我要爸爸」，聞者垂淚。他們自去年11月13日起，就再也沒有見過趙連海。
2009年11月4日，趙連海發布消息，全國第一例確定公開審理之三聚氰胺毒奶索賠訴訟案件「王剛訴石家莊三鹿集團案」，將於11月10日大興區法院開庭。第二天，結石寶寶家長王剛被北京市海澱區羊坊店派出所搜查並背銬了兩個多小時。趙連海發布抗議書並徵集簽名。2009年11月13日，趙連海陪同王剛，去海澱公安局遞交有500多名網友簽名之抗議書。當天返回家中不久，即被10多名大興區公安局警察強行帶走。李雪梅說，趙連海因不服警方要將他帶走卻不給任何理由而與對方爭吵，後來才被以「尋釁滋事」的指控遭到刑事拘留。2009年12月17日，經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檢察院批准，趙連海被逮捕。
趙連海與「結石寶寶之家」
今年37歲的趙連海，曾在媒體及廣告公司工作多年，思維活躍口才極佳，「豪爽熱情，厚道仗義」。近年來，他以開車接活維持家人生計。
2008年9月11日，中國衛生部宣布「高度懷疑石家莊三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三鹿牌嬰幼兒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提醒公眾停止使用該品牌奶粉。隨後查出竟然有22家奶粉企業牽扯其中，國家許多知名品牌也在榜上，可見三聚氰胺毒奶不僅僅是三鹿一家，遍及整個乳製品行業。
2008年9月20日，趙連海3歲8個月的兒子被發現左腎有2毫米結石。他的孩子沒有餵養母乳，僅僅是吃了奶製品，可見三聚氰胺存在的範圍之廣。兩天後的趙連海寫了他第一篇博客，在互聯網上提出呼籲，一要給孩子討個公道；二是希望全國的受害家庭聯繫起來，交換病情和情况進展；三是希望重視孩子的尊嚴。9月24日，趙連海建立一個名叫「毒牛奶」的網站，徵集結石寶寶的線索和證據，以待時機成熟的時候集體訴訟。兩天後，為了更中性溫和，網站易名為「結石寶寶」網站。自此，趙連海踏上為自己的孩子及千千萬萬「結石寶寶」維權的道路。
同年11月，趙連海在網上發布「受害者統計信息表」，半個月內，收回表格200多份。此時，已經有多名維權律師及公益組織介入結石寶寶維權工作，結石寶寶家長、公益律師、民間NGO代表舉行了第一次的受害家屬聯誼會。
2008年12月，22家責任企業表示，願意對近30萬名確診患兒給予一次性現金賠償。2009年元旦，趙連海和其他家長認為，這個一次性賠付方案僅由政府與企業商定，沒有受害家長的參與，不是建立在平等自願協商基礎上的，遂提出了申訴書。準備於2009年1月2日就申訴情况舉行記者招待會的趙連海等5名結石寶寶家長，被警方控制在大興區勞教農場。原定舉行招待會的場地被封鎖，其餘家長在路邊舉行了記者招待會。
此後，趙連海曾於同年1月16日、1月22日、3月4日及6月24日就審判三鹿前董事長田長華、三鹿公司及向河北三級法院遞交公開信而4次前往石家莊。
多番奔走變擾亂秩序罪證
「毒奶粉」事件爆發時，許多家長處在一種恐慌之中。並且隨着事態的進展，媒體被噤聲，維權律師被迫退出，協助維權的公盟也遭解散，走投無路的家長感到無助和絕望。趙連海成立的結石寶寶聯盟起到了極大的穩定的作用，在他被拘留之前，收集到的結石寶寶資料就超過1000人，趙連海積極的幫助家長，並在法律允許的範圍積極的尋找方法。他一次次的奔走於石家莊和北京的各個相關單位之間，為的是結石寶寶遺留問題能有一個妥善的解決方法。以上行為，卻在日後成為了檢察機關認定趙連海嚴重擾亂上述地區的社會秩序的罪證。
2009年8月4日，趙連海接到網友劉沙沙短訊，關押上訪人員的「聚源賓館」，看守強姦了一個安徽上訪女孩李蕊蕊，趙連海趕過去和逃出聚源賓館、正前往北京公安局報案的訪民會合。許志永在文章中稱﹕「到北京市公安局後，因為此前市局曾多次將逃出灰色賓館的訪民移交回豐台局、回駐京辦，所以大家不敢貿然進入市局，而是在離市局大門東側幾十米遠的人行道上彷徨遲疑，並接受了媒體採訪。現場訪民網友『態度安靜，並無橫幅、口號、阻礙交通等事，過往行人，通行無礙。』」當天下午兩點左右，在場訪民網友包括趙連海被警方控制，帶至東交民巷派出所訊問24小時後放出。以上行為，亦成了日後檢察機關認定趙連海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罪證。
2009年7月，趙連海發布「把9月11日定為結石寶寶紀念日」的呼籲書，以求提醒大家「愛護我們民族的所有兒童」。 9月11日，三聚氰胺毒奶事件被正式曝光一周年當天，趙連海及幾個受害家長代表在北京大興區的一家餐廳的包間內舉辦了一個小型的回顧座談會及傍晚後的一個短暫的燭光紀念活動。這次周年聚會得到北京市公安局的批准，趙連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還表示﹕「感謝北京政府的理解及幫助，在此表示誠摯的謝意，也期望在今後能繼續延續相互理解與協商的方式來解決所有其他遺留問題。」但事後披露的資料顯示，就在第二天，北京市公安機關決定對趙連海立案偵查。兩個月後，趙連海被警方刑事拘留。
趙連海案深層原因
當國人還沉浸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空前成功的喜悅之時，「毒奶粉」事件爆發。該事件被認為是當年與「汶川大地震」及北京奧運會同等重要的事件，造成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其後續的影響延至今日，赴香港「自由行」的內地客當中，相當比例人都肩負購買奶粉的任務，香港也因此而多了不少銷售奶粉的商家。
「毒奶粉」事件影響的人數眾多。據衛生部通報，截至2008年11月27日8時，全國累計報告因食用三鹿牌奶粉和其他問題奶粉導致泌尿系統出現異常的患兒有29.4萬人。此後，衛生部未有公布進一步的數據，但據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010年2月27日與網友在線交流時稱﹕「我們普查了受到奶粉影響的兒童達到3000萬，國家花了20億。同時，給受到奶粉影響的兒童上了保險，為期20年。」
政府部門和責任企業協商的賠償方案中，死亡的患兒每個家庭賠償20萬元，動過手術的重症患兒賠償3萬元，普通的結石患兒每個家庭2000元。即使按此方案賠償，數額仍然非常龐大，三鹿破產的安排，讓家長擔憂賠償能否落實。亦有不少受害者家庭對此賠償方案不滿，欲自行起訴追討賠償，「王剛訴石家莊三鹿集團案」即是一例。
「毒奶粉」事件中，相關企業及政府監管部門反應遲緩，追究責任不力，均讓外界懷疑事件是否涉及官商勾結。早在2004年，三鹿曾捲入安徽「大頭娃娃」奶粉案，被列入奶粉「黑名單」，但後來經過三鹿以及河北官員的聯手操作，發布「黑名單」的有關機構竟然向三鹿道歉，三鹿自然也從「黑名單」上被抹掉。據河北石家莊的官方說法，2008年3月，三鹿集團就已經接到嬰幼兒食用三鹿嬰幼兒奶粉後患腎結石等病狀去醫院治療的報告，但三鹿及當地政府並未及時處理。國家衛生部專家組成員孫東東2008年9月中旬在媒體上表示衛生部「在8月份開始明確，9月份正式公布」。為何中間還隔了一個月，也讓外界產生不少疑問。
2008年歲末，原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石家莊市委書記吳顯國，原石家莊市市長冀純堂、副市長張發旺等官員相繼被免職。國家質監總局局長李長江，因三鹿毒奶粉事件辭職。（一年之後，李長江即復出，擔任全國掃黃打非副組長。）2009年1月，包括三鹿集團前董事長田文華在內的4名前三鹿高層、5名分銷商和1名奶農分別被判死緩、無期徒刑或5至15年有期徒刑。但輿論呼籲徹查事件，進一步追究瀆職官員的責任，甚至是刑事責任。
趙連海在「毒奶粉」維權的過程中建立了自己的公信力與影響力，使他成為了「結石寶寶」受害者的代言人及行動中樞。而他介入李蕊蕊被強姦案的舉動，相信亦讓有關方面擔心他的影響力將進一步擴散至其他領域。
各方面的原因，都讓在維護社會穩定局勢嚴峻的局面下本想盡快讓「毒奶粉」事件落幕有關當局深感不安，媒體被噤聲，維權律師被迫退出，協助維權的公盟也遭解散，結石寶寶聯盟的負責人趙連海也因此被以荒唐的「尋釁滋事罪」抓捕和審判。
【明報專訊】3月30日上午，天冷風大，陰間小雨。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開庭不公開審理趙連海「尋釁滋事罪」一案。趙連海是一名因飲了三聚氰胺毒奶粉患上腎結石兒子的父親，同時也是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者維權聯盟「結石寶寶之家」的發起人。
檢察機關的起訴書指﹕「被告人趙連海於2008年9月至2009年9月間，利用社會熱點問題，煽動糾集多人先後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及北京市大興區、豐台區等地公共場所，採用呼喊口號、非法聚集等方式起鬨鬧事，嚴重擾亂上述地區的社會秩序。」及「被告人趙連海還於2009年8月4日，利用社會熱點問題，以報案為名，煽動糾集多人在北京市公安局大門東側聚集起鬨鬧事，嚴重擾亂該地區的社會秩序。」檢察機關要求「以尋釁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趙連海在法庭上為自己作了近萬言的無罪辯護，就起訴書指控的內容做了詳盡的說明。律師彭劍、李方平在法庭上亦為趙連海作了無罪辯護。辯方律師認為，檢方並未能提供趙連海的行為造成社會秩序混亂的證據，且檢方的證人多為警察，缺乏公正性。法庭未當庭宣判。律師還透露，趙連海戴着腳鐐接受了5個多小時的審判，手銬則在律師的抗議下得以取下。
趙連海案引來眾多媒體及網民關注，包括滕彪、劉沙沙、屠夫等眾多推特（Twitter）網友到場聲援並舉起「民生、法律、正義」的標語，要求無罪釋放趙連海。法院門內則有數十個警察持械戒備。
患兒近4月沒見過爸爸
趙連海的妻子李雪梅及兒子也一早趕到法院，但因為不公開審理，他們亦不得其門而入。李雪梅一度硬闖法院，旋即被多名法警架離。母子追趕押運趙連海的囚車，孩子哭喊「我要爸爸」，聞者垂淚。他們自去年11月13日起，就再也沒有見過趙連海。
2009年11月4日，趙連海發布消息，全國第一例確定公開審理之三聚氰胺毒奶索賠訴訟案件「王剛訴石家莊三鹿集團案」，將於11月10日大興區法院開庭。第二天，結石寶寶家長王剛被北京市海澱區羊坊店派出所搜查並背銬了兩個多小時。趙連海發布抗議書並徵集簽名。2009年11月13日，趙連海陪同王剛，去海澱公安局遞交有500多名網友簽名之抗議書。當天返回家中不久，即被10多名大興區公安局警察強行帶走。李雪梅說，趙連海因不服警方要將他帶走卻不給任何理由而與對方爭吵，後來才被以「尋釁滋事」的指控遭到刑事拘留。2009年12月17日，經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檢察院批准，趙連海被逮捕。
趙連海與「結石寶寶之家」
今年37歲的趙連海，曾在媒體及廣告公司工作多年，思維活躍口才極佳，「豪爽熱情，厚道仗義」。近年來，他以開車接活維持家人生計。
2008年9月11日，中國衛生部宣布「高度懷疑石家莊三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三鹿牌嬰幼兒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提醒公眾停止使用該品牌奶粉。隨後查出竟然有22家奶粉企業牽扯其中，國家許多知名品牌也在榜上，可見三聚氰胺毒奶不僅僅是三鹿一家，遍及整個乳製品行業。
2008年9月20日，趙連海3歲8個月的兒子被發現左腎有2毫米結石。他的孩子沒有餵養母乳，僅僅是吃了奶製品，可見三聚氰胺存在的範圍之廣。兩天後的趙連海寫了他第一篇博客，在互聯網上提出呼籲，一要給孩子討個公道；二是希望全國的受害家庭聯繫起來，交換病情和情况進展；三是希望重視孩子的尊嚴。9月24日，趙連海建立一個名叫「毒牛奶」的網站，徵集結石寶寶的線索和證據，以待時機成熟的時候集體訴訟。兩天後，為了更中性溫和，網站易名為「結石寶寶」網站。自此，趙連海踏上為自己的孩子及千千萬萬「結石寶寶」維權的道路。
同年11月，趙連海在網上發布「受害者統計信息表」，半個月內，收回表格200多份。此時，已經有多名維權律師及公益組織介入結石寶寶維權工作，結石寶寶家長、公益律師、民間NGO代表舉行了第一次的受害家屬聯誼會。
2008年12月，22家責任企業表示，願意對近30萬名確診患兒給予一次性現金賠償。2009年元旦，趙連海和其他家長認為，這個一次性賠付方案僅由政府與企業商定，沒有受害家長的參與，不是建立在平等自願協商基礎上的，遂提出了申訴書。準備於2009年1月2日就申訴情况舉行記者招待會的趙連海等5名結石寶寶家長，被警方控制在大興區勞教農場。原定舉行招待會的場地被封鎖，其餘家長在路邊舉行了記者招待會。
此後，趙連海曾於同年1月16日、1月22日、3月4日及6月24日就審判三鹿前董事長田長華、三鹿公司及向河北三級法院遞交公開信而4次前往石家莊。
多番奔走變擾亂秩序罪證
「毒奶粉」事件爆發時，許多家長處在一種恐慌之中。並且隨着事態的進展，媒體被噤聲，維權律師被迫退出，協助維權的公盟也遭解散，走投無路的家長感到無助和絕望。趙連海成立的結石寶寶聯盟起到了極大的穩定的作用，在他被拘留之前，收集到的結石寶寶資料就超過1000人，趙連海積極的幫助家長，並在法律允許的範圍積極的尋找方法。他一次次的奔走於石家莊和北京的各個相關單位之間，為的是結石寶寶遺留問題能有一個妥善的解決方法。以上行為，卻在日後成為了檢察機關認定趙連海嚴重擾亂上述地區的社會秩序的罪證。
2009年8月4日，趙連海接到網友劉沙沙短訊，關押上訪人員的「聚源賓館」，看守強姦了一個安徽上訪女孩李蕊蕊，趙連海趕過去和逃出聚源賓館、正前往北京公安局報案的訪民會合。許志永在文章中稱﹕「到北京市公安局後，因為此前市局曾多次將逃出灰色賓館的訪民移交回豐台局、回駐京辦，所以大家不敢貿然進入市局，而是在離市局大門東側幾十米遠的人行道上彷徨遲疑，並接受了媒體採訪。現場訪民網友『態度安靜，並無橫幅、口號、阻礙交通等事，過往行人，通行無礙。』」當天下午兩點左右，在場訪民網友包括趙連海被警方控制，帶至東交民巷派出所訊問24小時後放出。以上行為，亦成了日後檢察機關認定趙連海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罪證。
2009年7月，趙連海發布「把9月11日定為結石寶寶紀念日」的呼籲書，以求提醒大家「愛護我們民族的所有兒童」。 9月11日，三聚氰胺毒奶事件被正式曝光一周年當天，趙連海及幾個受害家長代表在北京大興區的一家餐廳的包間內舉辦了一個小型的回顧座談會及傍晚後的一個短暫的燭光紀念活動。這次周年聚會得到北京市公安局的批准，趙連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還表示﹕「感謝北京政府的理解及幫助，在此表示誠摯的謝意，也期望在今後能繼續延續相互理解與協商的方式來解決所有其他遺留問題。」但事後披露的資料顯示，就在第二天，北京市公安機關決定對趙連海立案偵查。兩個月後，趙連海被警方刑事拘留。
趙連海案深層原因
當國人還沉浸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空前成功的喜悅之時，「毒奶粉」事件爆發。該事件被認為是當年與「汶川大地震」及北京奧運會同等重要的事件，造成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其後續的影響延至今日，赴香港「自由行」的內地客當中，相當比例人都肩負購買奶粉的任務，香港也因此而多了不少銷售奶粉的商家。
「毒奶粉」事件影響的人數眾多。據衛生部通報，截至2008年11月27日8時，全國累計報告因食用三鹿牌奶粉和其他問題奶粉導致泌尿系統出現異常的患兒有29.4萬人。此後，衛生部未有公布進一步的數據，但據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010年2月27日與網友在線交流時稱﹕「我們普查了受到奶粉影響的兒童達到3000萬，國家花了20億。同時，給受到奶粉影響的兒童上了保險，為期20年。」
政府部門和責任企業協商的賠償方案中，死亡的患兒每個家庭賠償20萬元，動過手術的重症患兒賠償3萬元，普通的結石患兒每個家庭2000元。即使按此方案賠償，數額仍然非常龐大，三鹿破產的安排，讓家長擔憂賠償能否落實。亦有不少受害者家庭對此賠償方案不滿，欲自行起訴追討賠償，「王剛訴石家莊三鹿集團案」即是一例。
「毒奶粉」事件中，相關企業及政府監管部門反應遲緩，追究責任不力，均讓外界懷疑事件是否涉及官商勾結。早在2004年，三鹿曾捲入安徽「大頭娃娃」奶粉案，被列入奶粉「黑名單」，但後來經過三鹿以及河北官員的聯手操作，發布「黑名單」的有關機構竟然向三鹿道歉，三鹿自然也從「黑名單」上被抹掉。據河北石家莊的官方說法，2008年3月，三鹿集團就已經接到嬰幼兒食用三鹿嬰幼兒奶粉後患腎結石等病狀去醫院治療的報告，但三鹿及當地政府並未及時處理。國家衛生部專家組成員孫東東2008年9月中旬在媒體上表示衛生部「在8月份開始明確，9月份正式公布」。為何中間還隔了一個月，也讓外界產生不少疑問。
2008年歲末，原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石家莊市委書記吳顯國，原石家莊市市長冀純堂、副市長張發旺等官員相繼被免職。國家質監總局局長李長江，因三鹿毒奶粉事件辭職。（一年之後，李長江即復出，擔任全國掃黃打非副組長。）2009年1月，包括三鹿集團前董事長田文華在內的4名前三鹿高層、5名分銷商和1名奶農分別被判死緩、無期徒刑或5至15年有期徒刑。但輿論呼籲徹查事件，進一步追究瀆職官員的責任，甚至是刑事責任。
趙連海在「毒奶粉」維權的過程中建立了自己的公信力與影響力，使他成為了「結石寶寶」受害者的代言人及行動中樞。而他介入李蕊蕊被強姦案的舉動，相信亦讓有關方面擔心他的影響力將進一步擴散至其他領域。
各方面的原因，都讓在維護社會穩定局勢嚴峻的局面下本想盡快讓「毒奶粉」事件落幕有關當局深感不安，媒體被噤聲，維權律師被迫退出，協助維權的公盟也遭解散，結石寶寶聯盟的負責人趙連海也因此被以荒唐的「尋釁滋事罪」抓捕和審判。
2010年4月2日 星期五
倪匡 - 憲法地位如阿斗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4月2日
偉大的毛主席在共產黨，坐的是第一把交椅，雖然「毛主席的話，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時代好像已經過去，但「毛澤東思想」仍然「萬歲」，他的話，比起方今領導人，還是一句頂萬句。所以，有必要再來看他對國家憲法的看法，以下是一九六一年，在秦皇島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的講話：
我們的黨，好比諸葛亮，對於「憲法」這個阿斗，是懷有極其複雜的感情啊！不公開承認阿斗的領導地位是不好的，是無法向人民群眾交代的；如果不把阿斗當擺設，也是不好的，是無法讓黨隨意向人民群眾發號施令的，也是遲早要被司馬懿抓去砍頭的。所以，我考慮再三，決定在全國所有學校取消憲法課，開設政治課，讓全國人民明白，第一，阿斗還是有的，諸葛亮也受他的領導，不會胡作非為的，放心好啦；第二，諸葛亮是最厲害的，是會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不聽他的話，後果會非常嚴重的，嚴重到比地球爆炸還可怕！
可憐的國家憲法，原來只不過是阿斗啊！比翻不出如來佛掌心的孫猴子都不如，連翻筋斗的能力都沒有。最妙的是，憲法只不過是擺出來裝樣子的。這是共產黨早已說明白了的事，到現在還有要依國家憲法力爭自由的，怎會有成功的希望？
明乎此，香港人似乎也可以慳番啖氣，不必再提什麼《基本法》了。國家憲法尚且如此，《基本法》？你是哪裏的？呼風喚雨、撒豆成兵，你能嗎？
呼風喚雨、撒豆成兵，這八個字真可圈可點！也真只有毛主席才能將這種生動的民間語言信手拈來，發揮妙用。看看本地的那些兵卒，個個不是比墨西哥跳豆跳得更歡嗎？
偉大的毛主席在共產黨，坐的是第一把交椅，雖然「毛主席的話，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時代好像已經過去，但「毛澤東思想」仍然「萬歲」，他的話，比起方今領導人，還是一句頂萬句。所以，有必要再來看他對國家憲法的看法，以下是一九六一年，在秦皇島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的講話：
我們的黨，好比諸葛亮，對於「憲法」這個阿斗，是懷有極其複雜的感情啊！不公開承認阿斗的領導地位是不好的，是無法向人民群眾交代的；如果不把阿斗當擺設，也是不好的，是無法讓黨隨意向人民群眾發號施令的，也是遲早要被司馬懿抓去砍頭的。所以，我考慮再三，決定在全國所有學校取消憲法課，開設政治課，讓全國人民明白，第一，阿斗還是有的，諸葛亮也受他的領導，不會胡作非為的，放心好啦；第二，諸葛亮是最厲害的，是會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不聽他的話，後果會非常嚴重的，嚴重到比地球爆炸還可怕！
可憐的國家憲法，原來只不過是阿斗啊！比翻不出如來佛掌心的孫猴子都不如，連翻筋斗的能力都沒有。最妙的是，憲法只不過是擺出來裝樣子的。這是共產黨早已說明白了的事，到現在還有要依國家憲法力爭自由的，怎會有成功的希望？
明乎此，香港人似乎也可以慳番啖氣，不必再提什麼《基本法》了。國家憲法尚且如此，《基本法》？你是哪裏的？呼風喚雨、撒豆成兵，你能嗎？
呼風喚雨、撒豆成兵，這八個字真可圈可點！也真只有毛主席才能將這種生動的民間語言信手拈來，發揮妙用。看看本地的那些兵卒，個個不是比墨西哥跳豆跳得更歡嗎？
2010年3月28日 星期日
倪匡 - 共產黨心中的法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03月28日
多年前，有問當時中國法制工作負責人彭真：「黨大還是法大？」的，彭的回答是：「我也說不上來。」彭真其實是說得上來的，不但是彭真，事實上，每一個共產黨員，對這個問題，都說得上來。因為這個問題，偉大的毛主席，早就有了定論。看看他一九五四年在憲法討論會上的一段發言：
「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台灣？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也是歷來不主張制定憲法的，可是，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制定了憲法，以及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制定憲法的嘛。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
「當然啦，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什麼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儍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
毛主席之所以偉大，其一是由於他說話直接、簡單、明瞭，絕不打啞謎，一聽就明白，以上那段話，清清楚楚說明了，法，在共產黨人心目中，是怎麼一回事。也就很明白在高叫「以法治國」口號下那些怪現象是怎麼發生的。更加明白何以本地共產黨嘍囉對《基本法》的曲解是如此多樣化。他們心中的法，和老百姓一樣，只是一個屁啊。
毛主席對「法」的理解，其精采程度，也極之「水墨畫」，外交部長的言論，是很得主席精神之三昧的，大家應努力理解之。
多年前，有問當時中國法制工作負責人彭真：「黨大還是法大？」的，彭的回答是：「我也說不上來。」彭真其實是說得上來的，不但是彭真，事實上，每一個共產黨員，對這個問題，都說得上來。因為這個問題，偉大的毛主席，早就有了定論。看看他一九五四年在憲法討論會上的一段發言：
「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台灣？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也是歷來不主張制定憲法的，可是，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制定了憲法，以及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制定憲法的嘛。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
「當然啦，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什麼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儍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
毛主席之所以偉大，其一是由於他說話直接、簡單、明瞭，絕不打啞謎，一聽就明白，以上那段話，清清楚楚說明了，法，在共產黨人心目中，是怎麼一回事。也就很明白在高叫「以法治國」口號下那些怪現象是怎麼發生的。更加明白何以本地共產黨嘍囉對《基本法》的曲解是如此多樣化。他們心中的法，和老百姓一樣，只是一個屁啊。
毛主席對「法」的理解，其精采程度，也極之「水墨畫」，外交部長的言論，是很得主席精神之三昧的，大家應努力理解之。
2010年3月27日 星期六
李怡 - 中國社會三大害是怎麼造成的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3月27日
在中共統戰部工作了 20多年、於 1999年退休的局級幹部胡治安，近日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書《統戰秘辛》，以他的實際體驗，寫出他在統戰工作中所見、所聞、所為、所思。他在後記中說，寫書不是為別人，不是為名利，而是「為了身心健康，必須把肚裏的話吐出來」。用成語來說，就是「骨骾在喉，不吐不快」啦。
中共曾宣稱，它奪取全國政權，依靠的是三大法寶：黨的領導、武裝鬥爭、統一戰線。統一戰線涉及中共與各階層，尤其是社會上層的聯繫，複雜而細緻，又與搞情報的中央調查部以及安全部門有關聯。故讀此書可大大增進對中共的基本了解。
書的副題是「我所認識的民主人士」。筆者且選其中三人談談。
一個是梁漱溟，梁漱溟與毛澤東的淵源很深。毛選五卷有《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一文，對梁頗多橫蠻潑罵之詞。 1938年 1月，梁訪問延安，與毛天天見面談話，他最重要的主張是認為「中國社會與外國社會不同，歷史上外國的中古社會，貴族與農民階級對立鮮明……但中國不是這樣，貧富貴賤，上下流動相通。『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階級分化和對立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因此，他反對照搬馬列的階級鬥爭，而主張「倫理本位」、「職業分途」。倫理本位是以家庭為本，職業分途是社會分工，人人盡責做好本行。中共建政後，他又提出要建設新中國，須「認識老中國」。然而，這些良言不但不被毛接受，反遭痛罵、強批。毛並在全國掀起一個接一個的階級鬥爭運動。
第二個人物是馬寅初，他為支持中共政權， 1949年從香港北上參政，是中共建政後第一任北大校長，他鑑於中國人口的大幅增長，將會成為中國的致命傷，嚴重阻礙中國社會的發展，於是提出了《新人口論》。他的主張起先也得到陳雲等中央領導的支持，甚至毛也說他「講得很好」。但後來毛忽然有了 180度改變，表示「人多好辦事」，「人多談論多，熱氣高，幹勁大」，於是馬寅初也受到了全國鋪天蓋地的批判，受盡折磨。
第三個人物是章乃器，他也是 1949年從香港北上參政的。他既是著名社會活動家（救國會七君子之一），又是實業家。他有一整套的在中國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理論以及對民族資本家的實際了解，他認為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展民族資本，進行「人民所允許的剝削」，是有利於人民的。公私合營後，給原來的資本家固定的利息，不是剝削，而是「不勞而獲的收入」。他這套看法，起先也得到中央領導的支持，但中共政策說變就變，在反右運動中，章乃器被打成賤民。文革期間更遭到酷刑對待。
這三位民主人士，都是硬骨頭。不管受到多麼殘酷的鬥爭，他們都不放棄自己的理念，而愛國情操也至死不渝。
如果當時中共掌政者聽了梁漱溟的意見，又或者容許他的意見在社會上討論，那麼階級鬥爭就不會那麼無法無天地在內地推行，倫理關係也不會破壞殆盡，更不會讓特權階層產生及坐大，以致使「男兒當自強」的田舍郎進階無門。如果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得到公平地討論，中國人口不會大膨脹，然後又忽然厲行節育，因一胎化而造成社會人口結構極不平衡的扭曲現象。如果章乃器的民族資產階級的見解得到取用，中國就不會從「丐化」的社會主義一變而成為最殘酷無道的官商資本主義，而會發展出守法的、有道德的民族資本。
階級鬥爭造成「一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的特權社會已難以扭轉，人口的畸形結構已無法改變，工商業者的假劣騙等無良行為的橫流更是阻攔不住。中國現社會這三大害，都是由於對自由討論的打壓造成的。
谷歌退出中國，中方指摘說，「外國公司在中國經營必須遵守中國法律」。但中國憲法和中國政府簽署的人權公約都明確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中國不但沒有給予公民應有權利，反而要求谷歌協助中國當局壓制中國公民的權利。現谷歌不願做違背中國憲法的事，卻要被迫出走。這實在是國家的恥辱。
在北京谷歌總部門外，舉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標語，向谷歌獻花的中國民眾，他們繼承的是五六十年代受盡折磨的中國民主人士的精神。
在中共統戰部工作了 20多年、於 1999年退休的局級幹部胡治安，近日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書《統戰秘辛》，以他的實際體驗，寫出他在統戰工作中所見、所聞、所為、所思。他在後記中說，寫書不是為別人，不是為名利，而是「為了身心健康，必須把肚裏的話吐出來」。用成語來說，就是「骨骾在喉，不吐不快」啦。
中共曾宣稱，它奪取全國政權，依靠的是三大法寶：黨的領導、武裝鬥爭、統一戰線。統一戰線涉及中共與各階層，尤其是社會上層的聯繫，複雜而細緻，又與搞情報的中央調查部以及安全部門有關聯。故讀此書可大大增進對中共的基本了解。
書的副題是「我所認識的民主人士」。筆者且選其中三人談談。
一個是梁漱溟，梁漱溟與毛澤東的淵源很深。毛選五卷有《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一文，對梁頗多橫蠻潑罵之詞。 1938年 1月，梁訪問延安，與毛天天見面談話，他最重要的主張是認為「中國社會與外國社會不同，歷史上外國的中古社會，貴族與農民階級對立鮮明……但中國不是這樣，貧富貴賤，上下流動相通。『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階級分化和對立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因此，他反對照搬馬列的階級鬥爭，而主張「倫理本位」、「職業分途」。倫理本位是以家庭為本，職業分途是社會分工，人人盡責做好本行。中共建政後，他又提出要建設新中國，須「認識老中國」。然而，這些良言不但不被毛接受，反遭痛罵、強批。毛並在全國掀起一個接一個的階級鬥爭運動。
第二個人物是馬寅初，他為支持中共政權， 1949年從香港北上參政，是中共建政後第一任北大校長，他鑑於中國人口的大幅增長，將會成為中國的致命傷，嚴重阻礙中國社會的發展，於是提出了《新人口論》。他的主張起先也得到陳雲等中央領導的支持，甚至毛也說他「講得很好」。但後來毛忽然有了 180度改變，表示「人多好辦事」，「人多談論多，熱氣高，幹勁大」，於是馬寅初也受到了全國鋪天蓋地的批判，受盡折磨。
第三個人物是章乃器，他也是 1949年從香港北上參政的。他既是著名社會活動家（救國會七君子之一），又是實業家。他有一整套的在中國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理論以及對民族資本家的實際了解，他認為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展民族資本，進行「人民所允許的剝削」，是有利於人民的。公私合營後，給原來的資本家固定的利息，不是剝削，而是「不勞而獲的收入」。他這套看法，起先也得到中央領導的支持，但中共政策說變就變，在反右運動中，章乃器被打成賤民。文革期間更遭到酷刑對待。
這三位民主人士，都是硬骨頭。不管受到多麼殘酷的鬥爭，他們都不放棄自己的理念，而愛國情操也至死不渝。
如果當時中共掌政者聽了梁漱溟的意見，又或者容許他的意見在社會上討論，那麼階級鬥爭就不會那麼無法無天地在內地推行，倫理關係也不會破壞殆盡，更不會讓特權階層產生及坐大，以致使「男兒當自強」的田舍郎進階無門。如果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得到公平地討論，中國人口不會大膨脹，然後又忽然厲行節育，因一胎化而造成社會人口結構極不平衡的扭曲現象。如果章乃器的民族資產階級的見解得到取用，中國就不會從「丐化」的社會主義一變而成為最殘酷無道的官商資本主義，而會發展出守法的、有道德的民族資本。
階級鬥爭造成「一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的特權社會已難以扭轉，人口的畸形結構已無法改變，工商業者的假劣騙等無良行為的橫流更是阻攔不住。中國現社會這三大害，都是由於對自由討論的打壓造成的。
谷歌退出中國，中方指摘說，「外國公司在中國經營必須遵守中國法律」。但中國憲法和中國政府簽署的人權公約都明確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中國不但沒有給予公民應有權利，反而要求谷歌協助中國當局壓制中國公民的權利。現谷歌不願做違背中國憲法的事，卻要被迫出走。這實在是國家的恥辱。
在北京谷歌總部門外，舉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標語，向谷歌獻花的中國民眾，他們繼承的是五六十年代受盡折磨的中國民主人士的精神。
2010年3月20日 星期六
《國家的命運好好玩》書摘
2010年3月20日第四章 自然資源
為什麼發現石油或鑽石往往得不償失？
美國小說家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寫過一個令人難忘的故事，名為《珍珠》（The Pearl）。故事主角齊諾（Kino）是一名貧窮的墨西哥漁夫，他付出慘重的代價，認識到天賜瑰寶有時等同天降橫禍。齊諾有天得到一顆巨大的珍珠，不僅是一生難得一見，簡直是百年不遇的珍寶。他宣稱：「這是全世界最美的珍珠！」齊諾眼界大開：他可以買一枝步槍，還可以送兒子去上學。
但這顆珍珠帶給他的，只是無窮的禍害。故事寫道：「各式各樣的人都對齊諾產生興趣：有些人想賣東西給他，有些人想請他幫忙。齊諾的珍珠忽然間跟所有人都有關係，它出現在每一個人的夢想、揣測、陰謀、計劃、前景、願望、需求、慾望與饑渴之中。妨礙眾人夢想成真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齊諾。因此，很奇怪，他成了所有人的敵人。齊諾得到珍珠的消息在鎮裡激起了一種極其黑暗邪惡的東西，這種黑色精華像蠍子，像聞到食物時的饑餓，也像愛受抑制時的孤寂。」
鎮裡的珍珠買家串通起來，裝作認為那顆珍珠價值不高，試圖蒙騙齊諾。晚上，齊諾遭不明人士襲擊。他帶著家人逃往大城市，想自己賣掉珍珠。途中竊賊跟蹤他，尋找珍珠時殺了他的兒子。
齊諾的寶物獨一無二、無可替代，變得比生命還寶貴。但最終，它卻令齊諾損失慘重。許多國家表面上獲上天賜予珍貴的礦物，但結果也發現自身的境況反而變得更糟糕。一如珍珠，石油與鑽石也會誘發忌妒與貪婪，令交易商變成竊賊、商人變成殺人越貨的強盜，鼓勵對抗而非合作，結果令發現寶藏者得不償失。
在齊諾與妻子晚間遇襲、但兒子尚未遇難前，妻子懇求齊諾將珍珠丟回海裡：「這東西是禍根。這珍珠就像是罪孽！它會毀了我們。丟掉吧，齊諾。讓我們用石頭把它砸碎，讓我們埋掉它並忘了地點……它已經為我們帶來了不幸。」齊諾拒絕了。他說：「這是我們僅有的機會。我們的兒子必須上學去。他必須突破困住我們的牢籠。」
照理說，齊諾應該是對的。但他錯了。同樣的，發現豐富礦藏的國家，以為自己得天獨厚，但結果也錯了。它們找到的珍寶激起妒忌、貪婪與敵意，結果證實不但不是無價之寶，還是無窮的禍患。
第九章 路徑依賴
為什麼熊貓會這麼沒用？
熊貓的問題，在於牠們於演化過程中走進了死胡同，如今發現要改弦易轍為時已晚。當然，熊貓的擁護者會馬上告訴你，熊貓瀕臨絕種，是因為人類侵佔了牠們的棲息地。但這只是近因，而不是根本原因。熊貓的真正問題，在於牠們在進食與生殖上非常無能，以致脆弱得無可救藥。熊貓幾乎只吃竹子，這使得牠們的棲息地極度有限，環境一有變化即面臨威脅。竹子營養價值很低，熊貓因此每天得花長達十六個小時的時間嚼竹子--有如靠吃塗了糖的硬紙板維持生存。而且，牠們的消化道相當短，適合肉食多過素食--牠們吃進去的東西大部分未經消化就排了出來。此外，牠們生殖能力很差：圈養的熊貓，要牠們交配得放熊貓A片給牠們看。（真的，沒騙你。）控方陳述完畢。熊貓真的很沒用。
相對於熊貓，家貓的「業務模式」既明確又極富彈性。現代的貓是非洲野貓的後裔。數千年前，在北非與中東的「肥沃月灣」（fertile crescent），人類逐漸從狩獵採集社會過渡至定居農耕社會，灌溉等農業技術開始普及，富「企業家精神」的野貓走出莽原與灌木林，進入了人類社會。貓兒們知道人類將是長期主宰世界的強勢物種，馬上就找到了自己的市場定位：種糧儲糧得控制鼠患，而抓老鼠正是貓咪的強項。
貓咪的客戶群遍及世界各地，必要時會跟本地業者合併，例如跟歐洲野貓交配，生出虎斑貓。牠們也曾發展一些利基產品，例如為苛求的古埃及客戶扮演神祇的角色。後來貓兒跨入商機無限的家貓寵物市場，如今在市佔率上已建立明顯優勢。（同屬貓科的老虎則比較倔強，牠們忽視商業現實，繼續在較險惡的市場中謀生，日子因此艱難得多。）家貓是高效率的獵人，而且不挑食，可以吃各種東西；牠們住在都市或農村都沒問題；牠們可以每天睡十六個小時，而不是將時間花在不停咀嚼一種其實不適合牠們吃、供給日益稀缺的植物上。貓兒在繁殖上也非常有效率。牠們愛獨處，但也能適應跟其他貓兒及人類同住。而且，牠們不像熊貓那樣，需要政府出錢才能繁衍下去。貓咪的優點是無可置疑的，牠們真的很優秀。
這樣的對比顯然有點耍寶，而且也不準確。社會並不是物種，演化過程並不是像物種那樣：基因突變，代代相傳。社會選擇自己的發展路徑，雖然有時這種選擇是無意識的。生物演化需要千百年的時間，社會的選擇則可以較快改變。但和熊貓一樣，社會及經濟體也可能走上歧路，陷入難以脫身的困境。
人們可以選擇自己要走的路。不過本章想闡釋的，是過去選擇的路，即使當時看來理由充分，也可能會令當事人今天難以轉走正路。而即使現在選擇走正路，結果也會受昔日的選擇影響。
這不是要勸人自暴自棄。這是要承認抉擇不可免的困難。管治就是做決策：但雖然這些決策並非事先註定，它們仍受前人的決策所制約。今天的決策，勢必是在歷史與祖先留給我們的政府、法律、政治與文化體制中做出的。我們可以嘗試改變這些制度，但不能期望新制度像變戲法那樣立即變出來。
眼前可以選擇什麼路，取決於我們之前的路怎麼走，這概念有一個名稱：「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傳統經濟學跟物理學有很相似的地方：經濟學家嘗試應用從一再重複的現象中歸納出來的普遍定律。路徑依賴更接近演化生物學，著重的是連串事件所扮演的角色，而這些事件有一些可能是偶然發生的。這也是我們拿熊貓作比喻的原因。
序
小羅斯福可能是美國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他對跟自己有關的故事極感興趣。以下這則是他特別喜歡的。在19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有一位在華爾街上班的先生每天早上有一個習慣：在前往火車站的路上，他會停下來買一份報紙，瞄一下頭版，二話不說就將報紙遞還給賣報的男孩，然後進站上車走人。有一天，男孩終於鼓足勇氣，問他為什麼只看頭版。這位先生解釋說，他買報只是為了看訃聞。男孩說，但訃聞是在裡頁啊。「老弟，」該先生說：「我關心的渾蛋如果死了，訃聞一定登頭版的。」
當時全球陷於蕭條的深淵，羅斯福總統正忙於拯救美國經濟。他努力維護經濟史上財富創造能力最強的體制，為此急遽擴大美國政府的規模。十年之後，在他卒於總統任內之前，他協助創立戰後國際管治體制，為全球經濟經受戰火與愚蠢的孤立政策蹂躪後重回開放繁榮之路奠定基礎。
儘管如此，羅斯福仍遭一些人詆毀，譬如上述故事中的華爾街人士，而這些人將持續受惠於他振興經濟的德政。羅斯福總統任內致力將資本體制從自毀路上救回來，但部分資本家卻極力抵制他。了解經邦濟世之道已經夠難了，但帶領國民完成使命無疑更艱難。
第八章 貪腐
印尼統治者貪腐但國家繁榮，坦尚尼亞領袖正直但國家一直貧困，原因何在？
你在印度可能會聽到以下笑話。印度某個窮邦的行政首長訪問美國某城市，當地市長--一個狡詐的老政客--陪他到處參觀。市長首先指著城市外圍的一條高速公路，說：「看到了嗎？」然後輕拍胸前口袋，眨了眨眼，說：「10%。」接著他又指著一座新的籃球館，說：「看到了嗎？10%。」如是者參觀了許多市政建設。最後，他們來到美輪美奐的市政廳的門廊下，市長又說：「看到了嗎？10%。」
第二年，市長回訪印度。邦首長帶他到自己坐落在小山上的官邸，居高俯瞰邦首府。市長看到了破落不堪、散佈四處的貧民窟，露天的下水道，坑坑窪窪的道路，以及許多廢棄的工廠。邦首長對著山下伸直雙手，說：「看到了嗎？」然後輕拍胸前口袋，眨了眨眼，說：「100%。」
人類濫用公職權力、謀取私利的歷史，跟公職的歷史一樣久。《出埃及記》即記錄，上帝囑咐以色列人：「不可收賄賂，因為賄賂蒙蔽智者的眼睛，歪曲正派人的證言。」
書名：國家的命運好好玩：從經濟史徹底看穿世界各國貧富運勢
原書名：False Economy: A Surprising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作者：亞倫．比堤 Alan Beattie
出版：財信
出版日期：2010年3月17日
2010年3月18日 星期四
孔捷生 - 三劍合璧：暴力、謊言、利益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3月18日
Vic：走不完的路，望不盡的天涯，流不完的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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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逐本屆奧斯卡的紀錄短片《劫後天府淚縱橫》（美國ＨＢＯ製作；http://www.ustream.tv/recorded/1511792），受到主流媒體的一致好評，最後惜敗於美國黑人製作的《普魯斯登的音樂》（記敍津巴布韋殘疾女孩和音樂的故事）。出於文化血緣和同胞親情，我當然希望紀錄汶川地震的這部片折桂。卻有一些堂而皇之「代表」中國的人，出盡符法不讓該片獲獎。
《劫後天府淚縱橫》的監製之一夏明（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四川籍）說，他曾接到紐約中國總領事館新聞處長的電話，此君是他的復旦大學校友，處長問：「你到底是為名還是為利？如果為名，我告訴你不值。我們會盡一切努力阻止這部電影成功，你恐怕得不償失。如果為利，那我們會給你更多。」夏明答：「我既不為名也不為利，我們都在做各自應該做的事，你是政府體制內的人，你做了你該做的，我不責怪你。我做了一個美國教授該做的事。」處長最後說：「我會向外交部彙報，我們會申請專項經費，向ＨＢＯ施加壓力，阻止這部片子。」
這段經典對白揭示了中國特色的「制度創新」，專制主義的看家法寶乃暴力與謊言，汶川地震的人禍被嚴密掩蓋，就靠謊言；追尋真相的黃琦、譚作人被判刑，艾未未被痛毆至顱內出血，就是暴力。而說到利字，以往的專制政權也會玩，但畢竟未曾上升到和暴力謊言三足鼎立的高度。到了本朝，適逢「盛世」，無論賞賜奴才抑或贖買良心，都格外大手筆。於是利益、暴力、謊言三劍合璧，堪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範。
《劫後天府淚縱橫》落榜，是否外交部的「專項經費」贖買成功？倘若它獲獎了，又待怎地？早有網民簡明概括：「外交部日常工作，周一表示不滿；周二抗議；周三強烈譴責；周四嚴正交涉；周五深表遺憾。周六周日休息。」而無論該片得獎與否，它都被嚴格屏蔽過濾，一個關於中國人的故事，在中國人的生活空間被完全蒸發。
美國是衰落了，美國人還未普遍墮落，利益固然是個好東西，但華族尚且有艾未未、夏明這樣的風骨之士，雖說西夷為利益下跪者不乏其人，畢竟難成主流。
目下谷歌公司和北京政府談判已成僵局。前述中國總領館官員對夏明教授講的那番話，中方一定原原本本奉告谷歌了，「如果為名，我告訴你不值。你要利，我們可以給更多。」谷歌偏偏不聽訓導，乖乖去做吃回頭草的「聰明馬」（全國政協發言人趙啟正語錄），而要做「草泥馬」。就在這兩天，谷歌再次停止執行中方規定的網絡審查，大陸網民奔走相告，卻又陡生依依之情，這是一曲「離歌」，谷歌要壯士斷腕，而且自己不去拆招牌，任由專制利斧剁下來，讓北京做惡人做到底。
那把巨斧是一定要剁下來的，是現在剁還是忍到世博開幕之後？我看刀斧手沒有這份耐心，將谷歌掃地出門，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了。
Vic：走不完的路，望不盡的天涯，流不完的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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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逐本屆奧斯卡的紀錄短片《劫後天府淚縱橫》（美國ＨＢＯ製作；http://www.ustream.tv/recorded/1511792），受到主流媒體的一致好評，最後惜敗於美國黑人製作的《普魯斯登的音樂》（記敍津巴布韋殘疾女孩和音樂的故事）。出於文化血緣和同胞親情，我當然希望紀錄汶川地震的這部片折桂。卻有一些堂而皇之「代表」中國的人，出盡符法不讓該片獲獎。
《劫後天府淚縱橫》的監製之一夏明（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四川籍）說，他曾接到紐約中國總領事館新聞處長的電話，此君是他的復旦大學校友，處長問：「你到底是為名還是為利？如果為名，我告訴你不值。我們會盡一切努力阻止這部電影成功，你恐怕得不償失。如果為利，那我們會給你更多。」夏明答：「我既不為名也不為利，我們都在做各自應該做的事，你是政府體制內的人，你做了你該做的，我不責怪你。我做了一個美國教授該做的事。」處長最後說：「我會向外交部彙報，我們會申請專項經費，向ＨＢＯ施加壓力，阻止這部片子。」
這段經典對白揭示了中國特色的「制度創新」，專制主義的看家法寶乃暴力與謊言，汶川地震的人禍被嚴密掩蓋，就靠謊言；追尋真相的黃琦、譚作人被判刑，艾未未被痛毆至顱內出血，就是暴力。而說到利字，以往的專制政權也會玩，但畢竟未曾上升到和暴力謊言三足鼎立的高度。到了本朝，適逢「盛世」，無論賞賜奴才抑或贖買良心，都格外大手筆。於是利益、暴力、謊言三劍合璧，堪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範。
《劫後天府淚縱橫》落榜，是否外交部的「專項經費」贖買成功？倘若它獲獎了，又待怎地？早有網民簡明概括：「外交部日常工作，周一表示不滿；周二抗議；周三強烈譴責；周四嚴正交涉；周五深表遺憾。周六周日休息。」而無論該片得獎與否，它都被嚴格屏蔽過濾，一個關於中國人的故事，在中國人的生活空間被完全蒸發。
美國是衰落了，美國人還未普遍墮落，利益固然是個好東西，但華族尚且有艾未未、夏明這樣的風骨之士，雖說西夷為利益下跪者不乏其人，畢竟難成主流。
目下谷歌公司和北京政府談判已成僵局。前述中國總領館官員對夏明教授講的那番話，中方一定原原本本奉告谷歌了，「如果為名，我告訴你不值。你要利，我們可以給更多。」谷歌偏偏不聽訓導，乖乖去做吃回頭草的「聰明馬」（全國政協發言人趙啟正語錄），而要做「草泥馬」。就在這兩天，谷歌再次停止執行中方規定的網絡審查，大陸網民奔走相告，卻又陡生依依之情，這是一曲「離歌」，谷歌要壯士斷腕，而且自己不去拆招牌，任由專制利斧剁下來，讓北京做惡人做到底。
那把巨斧是一定要剁下來的，是現在剁還是忍到世博開幕之後？我看刀斧手沒有這份耐心，將谷歌掃地出門，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了。
2010年3月11日 星期四
蔡子強 - 電影業的北望與留守
Vic: 蔡先生最喜歡的周星馳電影，恰巧也是我最喜歡的，的確讓人看得心花怒放、心有戚戚。這電影在台灣改了另一個名字，叫《凌凌漆大戰金槍客》。《黑社會II以和為貴》是近年難得的港產片，明白說出一個越來越少人敢說的事實：黑社會再黑，又怎比得上共產黨。
(延伸閱讀：Vic - 港產片中港兩個版本是應該的嗎？)
2010年3月11日
【明報專訊】前一陣子，港產電影《歲月神偷》奪得第60屆柏林影展中的水晶熊獎新世代最佳影片。雖然有報章專欄揶揄此乃「小兒科獎」，並「單單打打」一番，但我卻認為港人實在不應如此相輕。如果別人識得欣賞我們，反而自己人卻不識得欣賞，那委實是一大可悲。
《歲月神偷》訴說的是香港六七十年代的情懷，那是完全拍給港人看的一套影片，所以尤其彌足珍貴。這樣說來好像很可笑，港產片不是理所當然的拍給港人看的嗎﹖答案當然不是，因為，今天我們有大國崛起之後的內地市場。
國內vs.香港票房
從附表中可見，拿去年幾套港產大片為例，《赤壁（下）》、《十月圍城》（跨年總票房實為2.93億）、《游龍戲鳳》、《大內密探零零狗》為例，它們在國內的票房由兩億多到一億不等，不可謂不驚人。
而它們的香港票房又有幾多﹖答案是只有約十分之一（見附表）﹗其實，在同一年，在國內拿到近一億票房的港產大片，還包括《竊聽風雲》（0.9億）和《麥兜響噹噹》（0.7億）。
如果再看遠一些，過去幾年，在國內拿到上億票房佳績的電影，還包括：《赤壁（上）》（3.21億）、《長江七號》（2.03億）、《投名狀》（2.01億）、《功夫》（1.60億）、《錦衣衛》（1.37億）、《大兵小將》（1.22億）、《梅蘭芳》（1.14億）、《全城熱戀》（1.10億）、和《霍元甲》（1.02億）。
國內市場的吸引力，至此不言而喻。
但這並不是沒有代價的。
北上的代價
前一陣子，曾志偉接受《壹周刊》的人物專訪，結尾為他道出如此一番心聲：
「10幾年前，他以製片身分，勸電影人目光放遠些，不要拘泥於港產片，應該拍攝給全國人民看的華語片。估不到，本末倒置。『現在幾乎全部人都北上了，反而有大陸觀眾跟我說懷念港產片。我們太遷就國內市場，電影拍得愈來愈怪。』」
大家只要記起《無間道》，因為國內要邪不能勝正，所以香港、內地有着兩個截然不同版本的結局；又或者《深海尋人》，因為國內不能說鬼故事，所以結局把一切歸咎於主角患上精神分裂症……大家就明白，什麼是為了「遷就國內市場，電影拍得愈來愈怪」了。
芸芸眾多周星馳的電影，我最愛的是《國產零零漆》。當中最經典的一幕，莫如是主角零零漆被冤枉而送上刑場，混上其他囚犯一起被處決，正當一眾公安準備行刑，眾犯忙不迭設法脫身，但無論如何淒厲呼冤，又或者表明自己高幹子弟背景，以至賣弄一身鐵掌水上飄武功的，都難逃被處決命運，正當大家以為主角劫數難逃之際，但最後鏡頭一轉，周星馳卻平安大吉，原來他的秘訣，就是只要用上100元人民幣，便可以把官兵收買，更向歹角義正詞嚴的吐出「上樑不正下樑歪」7隻字。
當年這一幕看到大家心花怒放，但大家亦知道，也是同一幕，令周星馳在內地的演藝事業，如何波折重重，良久才能「擺平」。難怪今天大家看到他的作品，便是配合主旋律，被「和諧」掉的《長江七號》，當年周星馳的稜角已經被磨平得一乾二淨，香港小民的心聲和脈搏，更加煙消雲散。
徐克便發牢騷說過：「我最不喜歡看天氣做事，我指的是電檢天氣，和文化天氣。例如現在要談的是和諧社會的題目，便不能拍《水滸傳》；《色戒》後，不能見到改編張愛玲作品的電影。」
留守要道德勇氣
我覺得杜琪峯的電影十分之好看，例如《鎗火》、《PTU》、《跟蹤》等，以及尤其是《文雀》，它把香港很多將會湮沒的景致，以風格化的鏡頭保存了下來，拍出了一個最美麗和有性格的香港；又例如《黑社會II 以和為貴》，當中的政治含意，更直接觸動了港人最敏感的神經，諷刺和共產黨打交道，你永遠只能處於下風，對方手段之高超，就是連窮兇極惡的黑社會，也被玩弄於股掌之間，最後乖乖唯命是從。它不會把你趕盡殺絕，反而你要什麼，給你什麼，但卻抓着你的把柄，要你手執龍頭，方便直接控制。
但大家都明白，拍出這樣影片的電影人，又如何可以在國內立足呢﹖拍這樣的一套片，是要很大之道德勇氣的。
我明白電影人也要吃飯，也要養妻活兒，所以北望神州，完全無可厚非，否則香港電影業也只會是一條死路。
但最後還是容許我，向那些留守香港，拍片是為了給港人看的導演，致以衷心的敬意。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文章中有關國內的票房數字，參考自：
「時光網」：group.mtime.com
「新浪網」：dailynews.sina.com
至於有關香港的票房數字，則參考自2010年2月22日，《信報》，頁11。
(延伸閱讀：Vic - 港產片中港兩個版本是應該的嗎？)
2010年3月11日
【明報專訊】前一陣子，港產電影《歲月神偷》奪得第60屆柏林影展中的水晶熊獎新世代最佳影片。雖然有報章專欄揶揄此乃「小兒科獎」，並「單單打打」一番，但我卻認為港人實在不應如此相輕。如果別人識得欣賞我們，反而自己人卻不識得欣賞，那委實是一大可悲。
《歲月神偷》訴說的是香港六七十年代的情懷，那是完全拍給港人看的一套影片，所以尤其彌足珍貴。這樣說來好像很可笑，港產片不是理所當然的拍給港人看的嗎﹖答案當然不是，因為，今天我們有大國崛起之後的內地市場。
國內vs.香港票房
從附表中可見，拿去年幾套港產大片為例，《赤壁（下）》、《十月圍城》（跨年總票房實為2.93億）、《游龍戲鳳》、《大內密探零零狗》為例，它們在國內的票房由兩億多到一億不等，不可謂不驚人。
而它們的香港票房又有幾多﹖答案是只有約十分之一（見附表）﹗其實，在同一年，在國內拿到近一億票房的港產大片，還包括《竊聽風雲》（0.9億）和《麥兜響噹噹》（0.7億）。
如果再看遠一些，過去幾年，在國內拿到上億票房佳績的電影，還包括：《赤壁（上）》（3.21億）、《長江七號》（2.03億）、《投名狀》（2.01億）、《功夫》（1.60億）、《錦衣衛》（1.37億）、《大兵小將》（1.22億）、《梅蘭芳》（1.14億）、《全城熱戀》（1.10億）、和《霍元甲》（1.02億）。
國內市場的吸引力，至此不言而喻。
但這並不是沒有代價的。
北上的代價
前一陣子，曾志偉接受《壹周刊》的人物專訪，結尾為他道出如此一番心聲：
「10幾年前，他以製片身分，勸電影人目光放遠些，不要拘泥於港產片，應該拍攝給全國人民看的華語片。估不到，本末倒置。『現在幾乎全部人都北上了，反而有大陸觀眾跟我說懷念港產片。我們太遷就國內市場，電影拍得愈來愈怪。』」
大家只要記起《無間道》，因為國內要邪不能勝正，所以香港、內地有着兩個截然不同版本的結局；又或者《深海尋人》，因為國內不能說鬼故事，所以結局把一切歸咎於主角患上精神分裂症……大家就明白，什麼是為了「遷就國內市場，電影拍得愈來愈怪」了。
芸芸眾多周星馳的電影，我最愛的是《國產零零漆》。當中最經典的一幕，莫如是主角零零漆被冤枉而送上刑場，混上其他囚犯一起被處決，正當一眾公安準備行刑，眾犯忙不迭設法脫身，但無論如何淒厲呼冤，又或者表明自己高幹子弟背景，以至賣弄一身鐵掌水上飄武功的，都難逃被處決命運，正當大家以為主角劫數難逃之際，但最後鏡頭一轉，周星馳卻平安大吉，原來他的秘訣，就是只要用上100元人民幣，便可以把官兵收買，更向歹角義正詞嚴的吐出「上樑不正下樑歪」7隻字。
當年這一幕看到大家心花怒放，但大家亦知道，也是同一幕，令周星馳在內地的演藝事業，如何波折重重，良久才能「擺平」。難怪今天大家看到他的作品，便是配合主旋律，被「和諧」掉的《長江七號》，當年周星馳的稜角已經被磨平得一乾二淨，香港小民的心聲和脈搏，更加煙消雲散。
徐克便發牢騷說過：「我最不喜歡看天氣做事，我指的是電檢天氣，和文化天氣。例如現在要談的是和諧社會的題目，便不能拍《水滸傳》；《色戒》後，不能見到改編張愛玲作品的電影。」
留守要道德勇氣
我覺得杜琪峯的電影十分之好看，例如《鎗火》、《PTU》、《跟蹤》等，以及尤其是《文雀》，它把香港很多將會湮沒的景致，以風格化的鏡頭保存了下來，拍出了一個最美麗和有性格的香港；又例如《黑社會II 以和為貴》，當中的政治含意，更直接觸動了港人最敏感的神經，諷刺和共產黨打交道，你永遠只能處於下風，對方手段之高超，就是連窮兇極惡的黑社會，也被玩弄於股掌之間，最後乖乖唯命是從。它不會把你趕盡殺絕，反而你要什麼，給你什麼，但卻抓着你的把柄，要你手執龍頭，方便直接控制。
但大家都明白，拍出這樣影片的電影人，又如何可以在國內立足呢﹖拍這樣的一套片，是要很大之道德勇氣的。
我明白電影人也要吃飯，也要養妻活兒，所以北望神州，完全無可厚非，否則香港電影業也只會是一條死路。
但最後還是容許我，向那些留守香港，拍片是為了給港人看的導演，致以衷心的敬意。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文章中有關國內的票房數字，參考自：
「時光網」：group.mtime.com
「新浪網」：dailynews.sina.com
至於有關香港的票房數字，則參考自2010年2月22日，《信報》，頁11。
2010年3月5日 星期五
吳靄儀 - 可能的與不可能的
明報 法政隨筆 2010-03-01
早前，有學者重提上世紀社會學學者韋伯談論從政的一篇演講（Max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溫故知新，我趁機找來細讀了。香港的政論家，一面倒強調「政治是妥協的藝術」，韋伯這篇演講，卻有這樣的結語：
"Politics is a strong and slow boring of hard boards. It takes both passion and perspective. Certainly all historical experience confirms the truth - that man would not have attained the possible unless time and again he had reached out for the impossible. But to do that a man must be a leader, and not only a leader but a hero as well, in a very sober sense of the word. And even those who are neither leaders nor heroes must arm themselves with that steadfastness of heart which can brave even the crumbling of all hopes. This is necessary right now, or else men will not be able to attain even that which is possible today. Only he has the calling for politics who is sure that he shall not crumble when the world from his point of view is too stupid or too base for what he wants to offer. Only he who in the face of all this can say 'In spite of all!' has the calling for politics." （ 錄自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H.H. Gerth 及C. Wright Mills 編譯。）
「歷史告訴我們，若非一次又一次力爭不可能的東西，我們連可能的東西也不會得到。」如果我們接受對方認為是不可能的東西就不去爭取的話，我們根本不配稱為從政者。
「政治好比持久有力地在硬木板上鑽洞。我們同時需要激情和判斷力。」韋伯所指的堅持是強硬而毫不客氣的。愚公移山，可等到子又生子，子又生孫，慢慢實現。鑽木板肯定是這一代的事！愚公不跟你說判斷力，甘自讓人視為「愚」公，所以愚公移山是另一個寓言。韋伯政治領袖要有看通大局而作出判斷的智力。
還要勇敢。政治領袖須是個沉實的勇者，但「即使不是領袖也不是勇者的從政者，也必須培養出鍥而不捨的精神，使自己在一切希望都粉碎的時候，仍能勇敢面對」。識時務者只是「俊傑」，可不是韋伯的從事政治的人。但「我們今天已需要這種精神了，不然即使今天已有可能得到的東西，我們也得不到」。
所以，我強力推薦韋伯這篇1918 年的演講給公民黨，作為黨內討論的文章，極力建議關信基主席向青年黨員講解這篇演講的內容、背景，及在今日香港的意義。
早前，有學者重提上世紀社會學學者韋伯談論從政的一篇演講（Max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溫故知新，我趁機找來細讀了。香港的政論家，一面倒強調「政治是妥協的藝術」，韋伯這篇演講，卻有這樣的結語：
"Politics is a strong and slow boring of hard boards. It takes both passion and perspective. Certainly all historical experience confirms the truth - that man would not have attained the possible unless time and again he had reached out for the impossible. But to do that a man must be a leader, and not only a leader but a hero as well, in a very sober sense of the word. And even those who are neither leaders nor heroes must arm themselves with that steadfastness of heart which can brave even the crumbling of all hopes. This is necessary right now, or else men will not be able to attain even that which is possible today. Only he has the calling for politics who is sure that he shall not crumble when the world from his point of view is too stupid or too base for what he wants to offer. Only he who in the face of all this can say 'In spite of all!' has the calling for politics." （ 錄自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H.H. Gerth 及C. Wright Mills 編譯。）
「歷史告訴我們，若非一次又一次力爭不可能的東西，我們連可能的東西也不會得到。」如果我們接受對方認為是不可能的東西就不去爭取的話，我們根本不配稱為從政者。
「政治好比持久有力地在硬木板上鑽洞。我們同時需要激情和判斷力。」韋伯所指的堅持是強硬而毫不客氣的。愚公移山，可等到子又生子，子又生孫，慢慢實現。鑽木板肯定是這一代的事！愚公不跟你說判斷力，甘自讓人視為「愚」公，所以愚公移山是另一個寓言。韋伯政治領袖要有看通大局而作出判斷的智力。
還要勇敢。政治領袖須是個沉實的勇者，但「即使不是領袖也不是勇者的從政者，也必須培養出鍥而不捨的精神，使自己在一切希望都粉碎的時候，仍能勇敢面對」。識時務者只是「俊傑」，可不是韋伯的從事政治的人。但「我們今天已需要這種精神了，不然即使今天已有可能得到的東西，我們也得不到」。
所以，我強力推薦韋伯這篇1918 年的演講給公民黨，作為黨內討論的文章，極力建議關信基主席向青年黨員講解這篇演講的內容、背景，及在今日香港的意義。
吳靄儀 - 冰火盛世
明報 法政隨筆 2010年02月22日
Vic: 《盛世》這本小說，跟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以及許多許多其他有意思的書，很「自然地」在中國大陸被禁。盛世之下，人民不該看的，當然還是不該看。
------------
「自從世界經濟進入冰火期，中國的盛世正式開始……」陳冠中的科幻/寓言小說《盛世》引起熱烈興趣，一半是因為中國的「大國崛起」是熱門話題，另一半是因為它的內容觸動了文化界中人的不少聯想。《盛世》可以說是中國版的《1984》，也令人肯定少年讀過的《到奴役之路》、《自由的恐懼》等著作，仍是所言非虛。陳冠中更直接提述了霍布斯的《巨靈》（Hobbes, Leviathan）。這本政治哲學名著，認為君主極權制度的理性基礎在其必要性，因為在自然狀態之中，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每個人都有權襲擊他人，奪其財產，於是人人時刻生活在危險和戒備之中。為了解除這個狀態，唯一方法就是每個人都把自己的權利和自由，交付一個極權的君主，由他統治一切，所有人都得遵守他的命令和法規，由是建立起社會秩序和治安。
《盛世》的「巨靈」，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之下的國家體制，而適當的一黨專政，是中國達至盛世的必要手法。
「盛世」與暴政的分別，在於政府的目標是人民的幸福，以及得到人民衷心的接受。那麼，中國當局怎樣得到人民心甘情願接受國家機器的控制？在小說中，秘密就在「不見了的二十八天」——在「世界經濟進入冰火期」與「中國的盛世開始」之間，原來是有二十八天的，但這段日子在全體人民的腦子裡消失得乾乾淨淨，初時因為沒有人願意記起，後來政府索性有系統地自一切形式的紀錄中切除。
這二十八天發生的是亂：政府有意識地讓亂的情況擴大，人民的恐懼加深，直至人民主動渴望、要求政府全面插手管；經歷了血腥的一段「嚴打」時期，治安恢復，從此政府在人民合作之下控制一切，推行了連串西方國家不可能推動的經濟和社會措施，使中國正式達至盛世。
有趣的是，這個寓言，間接解釋了為什麼中國人那麼怕「亂」，香港社會穩定得不得了，香港人仍是怕「亂」。這是因為我們腦子裡都植入了「治亂世用重典」的晶片，政府當局為了要人民渴望「用重典」，所以不住散播「亂」的恐懼。自由會導致亂，開放會導致亂，人權會導致亂，民主會導致亂……
Vic: 《盛世》這本小說，跟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以及許多許多其他有意思的書，很「自然地」在中國大陸被禁。盛世之下，人民不該看的，當然還是不該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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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世界經濟進入冰火期，中國的盛世正式開始……」陳冠中的科幻/寓言小說《盛世》引起熱烈興趣，一半是因為中國的「大國崛起」是熱門話題，另一半是因為它的內容觸動了文化界中人的不少聯想。《盛世》可以說是中國版的《1984》，也令人肯定少年讀過的《到奴役之路》、《自由的恐懼》等著作，仍是所言非虛。陳冠中更直接提述了霍布斯的《巨靈》（Hobbes, Leviathan）。這本政治哲學名著，認為君主極權制度的理性基礎在其必要性，因為在自然狀態之中，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每個人都有權襲擊他人，奪其財產，於是人人時刻生活在危險和戒備之中。為了解除這個狀態，唯一方法就是每個人都把自己的權利和自由，交付一個極權的君主，由他統治一切，所有人都得遵守他的命令和法規，由是建立起社會秩序和治安。
《盛世》的「巨靈」，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之下的國家體制，而適當的一黨專政，是中國達至盛世的必要手法。
「盛世」與暴政的分別，在於政府的目標是人民的幸福，以及得到人民衷心的接受。那麼，中國當局怎樣得到人民心甘情願接受國家機器的控制？在小說中，秘密就在「不見了的二十八天」——在「世界經濟進入冰火期」與「中國的盛世開始」之間，原來是有二十八天的，但這段日子在全體人民的腦子裡消失得乾乾淨淨，初時因為沒有人願意記起，後來政府索性有系統地自一切形式的紀錄中切除。
這二十八天發生的是亂：政府有意識地讓亂的情況擴大，人民的恐懼加深，直至人民主動渴望、要求政府全面插手管；經歷了血腥的一段「嚴打」時期，治安恢復，從此政府在人民合作之下控制一切，推行了連串西方國家不可能推動的經濟和社會措施，使中國正式達至盛世。
有趣的是，這個寓言，間接解釋了為什麼中國人那麼怕「亂」，香港社會穩定得不得了，香港人仍是怕「亂」。這是因為我們腦子裡都植入了「治亂世用重典」的晶片，政府當局為了要人民渴望「用重典」，所以不住散播「亂」的恐懼。自由會導致亂，開放會導致亂，人權會導致亂，民主會導致亂……
2010年2月10日 星期三
李怡 - 譚案顯示：國家政權等同豆腐渣工程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2月10日
早前報載 2010年奧斯卡獲提名的名單，較少報道獲提名「最佳記錄短片」的，有一部是關於 08年四川地震的影片，英文片名是：《 China's Unnatural Disaster: The Tears of Sichuan Province》（中國非自然的災難：四川的眼淚），製片人是在紐約市立大學任教的華裔教授夏明和鄺治中，導演是美國著名記錄片導演 Jon Alpert和他的助理 Matthew O'Neill。影片由 HBO投資，製片人給影片起了一個中文名字：《劫後天府淚縱橫》。在 YouTube上，可以看到影片的片段。它最特別的地方，是全片沒有旁白，話音全由當地災民的直接談話組成。夏明等四人在川震第十天前往災區，親見家長們控訴校舍的豆腐渣工程，為死難的子女討正義。他們原想拍攝天災，結果拍出了「非自然的災難」，即人禍。這部獨特的電影，極可能在奧斯卡獲獎。
全世界都會透過影院、 HBO電視頻道，看到四川地震中人禍，而唯獨在中國看不到。不僅看不到，而且昨天還把最早揭露川震中校舍工程質量問題的譚作人，判了五年徒刑。
譚作人案去年 8月審理，期間有香港記者遭公安在酒店扣留，藝術家艾未未前來聽審被拒更遭毆打。審理隔 6個月才宣判，昨天香港記者也遭到粗暴對待。法院以譚作人的六四文章定罪，沒有提及豆腐渣工程。
顯然，這是經過 6個月的中共高層考量，而作出政治的而非法律的決定。譚作人的六四文章寫於 07年 5月。而他是在 08年川震後，深入災區，收集死難學生數據， 09年 2月，他呼籲對校舍工程質量作調查，「確認每一個班級，每一所學校，每一個鄉鎮，每一個縣市，每一個地區遇難學生的真實資料。」這些資料，本應是政府有責任去收集確認的，但政府不但不做，反在譚作人提出這呼籲後一個多月，把他拘捕了。當局以他的六四文章定罪，顯然是因為明眼人都會看到，若以「確認遇難學生真實資料」為由，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實在太勉強了。譚的獲罪，名為六四文章，實為他對川震受難者的人道關懷。
譚作人的六四文章，是 07年 5月寫成的。 89年他在北京，見證了六四的全過程。他在文章中說， 18年來他無數次衝動着寫作的念頭，但提起筆「都寫不下字」。為甚麼 07年 5月他寫了呢？「這要感謝一位叫馬力的香港先生，因為 2007年 5月 15日，他用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侮辱了你的智力，踐踏了你的記憶。他讓你想到了惡，而不是美。你想告訴他，你想記住的，只是美。 1989年，中國人民以前所未有的美麗，譜寫了中國當代史的華美章節。它留給世界的，是大愛的人性光輝和大美的真理價值。」
在這篇題為《 1989：見證最後的美麗──一個目擊者的廣場日記》中，譚作人寫他在廣場所見到的互相扶持、互相救護的人性的美麗，寫目睹的事實而不帶仇恨，相反還引用劉曉波《絕食宣言》所提到的「我們必須以一種民主式的寬容精神和協作意識來開始中國的民主建設。民主政治是沒有敵人和仇恨的政治」。
文章的警句很多，例如，文章提到「改革開放」之後的「偉大」轉型：「從此沒有美惡是非對錯，只有貧富強弱輸贏，以發財致富為最高理想，以最大利益為終極價值。首先壞起來，才能富起來，不能富起來，也要壞起來。這是悲，還是喜？」當年大學生在廣場的堅守，「守住的不是廣場，而是人的尊嚴和價值。這是當今發展中的中國，最為欠缺的東西。」
89年中國「最後的美麗」，在坦克機槍中消失了。譚作人反對並揭發豆腐渣工程，結果被判「顛覆國家政權罪」，按邏輯來說，他反對的，等同於他要顛覆的。因此法院的宣判顯示，國家政權也就等同於豆腐渣工程了。豆腐渣工程：堂皇、虛假、脆弱，還加上恐懼──暴力，正正是來自於恐懼。
成名 - 應否全面廢除功能議席？
2010年2月10日
【明報專訊】政制諮詢至今，應否全面廢除功能組別，已成為各方爭論的核心議題。10多年來，反對全面廢除功能組別者，反反覆覆基於如下觀點，堅持其立場：
（一）功能組別議員提供獨立和專業的意見，就多方議題廣泛參與立法會辯論，提高立法和施政水平；
（二）功能組別有利於經濟發展；
（三）功能組別「平衡」社會各界的利益，有利各界「均衡參與」。
但上述觀點可有足夠依據？
有助獨立和專業意見表達？
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只有23萬，更由於它們是由某一界別選出，它們所着重的往往只是自身界別的利益，而非全港市民的福祉。現時立法會功能組別明顯偏重工商界利益，工商界背景或相關行業的議員已佔30個功能組別議席中的一半以上，在現行分組投票下，在功能組別只需要最多15名議員投反對票或棄權票，便能否決議員提出的提案。
事實上，一項針對1998至2004年間，就功能組別議員有關社會政策提案的研究，發現功能組別議員傾向以狹義的角度理解他們的界別利益。當界別的利益不能成為立法行為指南時，功能組別議員通常放棄商議法例，或只跟隨所屬政治團體的路線，或政府意向投票。這項發現反駁了功能組別會經常注入獨立的意見、豐富立法辯論的假設。另外，研究指出很多功能組別議員的經驗或者專門技能和政策制定並沒有太大關連，這亦解釋了他們在很多立法討論中根本缺乏參與。
該項研究還發現，當一些功能組別議員認為辯論議題與組別利益無關時，他們參與立法會討論的積極性也大大減少。另一項研究也發現，當討論一旦涉及廣泛的經濟議題時，只有少數來自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員能擺脫其所屬組別或黨派的掣肘，提出獨立意見。上述兩項研究均反駁了關於「功能組別議員能提供獨立和專業的意見，和廣泛參與立法會辯論」這一觀點。
有利經濟發展？
要維持香港經濟發展，關鍵之一在於香港能否確保市場的公平競爭。可是，香港現時很多行業都存在不公平競爭，例如超市、運輸、能源等行業，由於不公平競爭，造成市民的開支增加。不公平競爭亦阻礙有創意的企業進入或停留在市場，削弱香港的競爭力，進而損害經濟發展。
根據消委會1994 年的報告，兩大超市集團在1985至93年的門市數目愈來愈多，同一時間，其他超市的門市數目則愈來愈少，此外，業界亦估計兩大集團的營業額市場佔有率約為七成。香港在2002年8月前30個月累積通縮4.5%，但消委會調查發現，本港三大超市逾63%貨品的售價不跌反升，正價升了3.6%，即使計算優惠特價，升幅仍達1.5%。中小型的超級市場亦屢屢抱怨，指該等大企業以本傷人。為確保公平競爭，現時世界上已有至少100個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在內）訂立了公平競爭法。
儘管香港目前極需推出公平競爭法維持經濟發展，然而相關議案卻在分組投票機制下多次被功能組別議員否決。否決的理由很簡單，包括「毋須監管」、「業界自律」、「現行法律已足夠」、「先考慮，次諮詢，再調查，後研究，最後再討論」等。其實，否定公平競爭法的功能組別議員只有一個目的：為了自身界別的利益而抗拒改變。在2004年，功能組別議員出於同樣目的，不僅反對政府檢討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的運作，連政府僅僅就公平競爭法進行「可行性」的研究也公然反對。此外，筆者曾翻查1998至2004年立法會的投票記錄，發現大多數關於提升香港經濟競爭力的立法動議均來自地區直選組別，而非功能組別的議員。
另一項研究發現，在2000至2004年間的立法會辯論中，功能組別議員曾建議政府，作出扭曲公平競爭的干預。例如，功能組別支持政府在沒有公開投標的情况下，以低廉地價將數碼港批給在相關管理經驗方面具爭議性的本地財團。
上述研究表明，大多數功能組別議員在立法會投票時，首要考慮的，乃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好處，縱使為此犧牲自由市場經濟、公平競爭乃至香港的經濟發展也在所不惜。
「平衡」各界利益 有利均衡參與？
要「平衡」社會各界利益、確保公民自由，有效的政治問責和合理監管商業行為乃是必要條件。基於1998至2004年的立法會投票記錄，筆者研究了立法會議員在兩個關鍵政策——（1）公民自由，（2）政治問責——的投票行為，發現有關改善政治問責的動議，大多數來自地區直選議員，而非功能組別議員。另外，所有關於保障香港公民自由的動議，同樣都是來自地方直選議員，而非功能組別議員。
實際上，對於一些威脅公民自由的議案，包括《基本法》23條和《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的立法，許多功能組別的議員都投了支持票。當《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於2006年通過時，政府強調該條例是要確保執法機關有效打擊犯罪活動；然而自該條例執行至今，兩年間竟有至少15宗執法人員違規竊聽，或擅自刪除相關資料，以掩飾其違規行為，嚴重蠶食香港法制基礎。相反，泛民主派曾在2009年提出「促請政府立即檢討上述條例」的議案，卻被功能組別議員否決。
此外，備受爭議的高官問責制實施以來，問責成效令人懷疑，問責官員與高級公務員之間的分工含糊不清，但大部分功能組別議員卻支持該制度；2008年5月，政府公布了新增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一方面他們普遍缺乏相關政治經驗，另方面，其薪酬之高，迅即令社會嘩然；之後，泛民主派提出議案，刪除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職位的開支預算，卻遭到功能組別的否決。
最後，社會各界利益能否平衡，在乎商業行為能否受到合理監管。不少港人耗盡畢生積蓄，為求購買一個住宅。可惜，香港的地產商連明碼實價的基本商業原則也不遵守。為此，來自地區直選界別的立法會議員在2006年向政府建議：規定發展商在售樓說明書中，須提供位置圖則、樓面平面圖、價目表、所須繳付的其他費用及收費等等；並禁止包括內幕交易、虛假交易、操控價格，以及披露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等市場失當行為，但議案遭到功能組別議員的否決。同樣，另一個於2008年提出的議案，即「籲請政府立法規定發展商於售樓說明書上載列樓宇實用面積」，也遭到功能組別議員否決。
此外，儘管屏風樓的建築，不單影響景觀，且妨礙空氣流通和採光，威脅市民健康。然而，地產界堅持要「賺到盡」。在2007年，一個僅僅促請政府「考慮」以立法方式進行規管屏風樓的議案，也被功能組別否決。
綜上所述，從屬親政府陣營的功能組別議員不僅未能確保公平競爭、公民自由和政治問責，還損害了自由市場經濟和公平競爭，以及在種種影響民生的提案中，偏幫大財團利益。因此，中央和特區政府應立即承諾不遲於2020年廢除任何形式的功能組別。這樣不僅有利於香港的繁榮穩定，還有助真正實現中央政府承諾的2020年全面普選。放眼世界，在已實現「真普選」的民主社會裏，若要吸納專業人士意見，大可以通過政黨、智囊團、專家小組、立法委員會等渠道。一再堅持以為只有功能組別才能提供獨立和專業的意見，以達至所謂均衡參與，從而促進香港經濟發展的陳腔濫調，不僅與事實相距千里，更是一項破壞香港長遠安定繁榮、不折不扣的愚民政策。
研究來源：http://ihome.ust.hk/~somsing/index.htm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明報專訊】政制諮詢至今，應否全面廢除功能組別，已成為各方爭論的核心議題。10多年來，反對全面廢除功能組別者，反反覆覆基於如下觀點，堅持其立場：
（一）功能組別議員提供獨立和專業的意見，就多方議題廣泛參與立法會辯論，提高立法和施政水平；
（二）功能組別有利於經濟發展；
（三）功能組別「平衡」社會各界的利益，有利各界「均衡參與」。
但上述觀點可有足夠依據？
有助獨立和專業意見表達？
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只有23萬，更由於它們是由某一界別選出，它們所着重的往往只是自身界別的利益，而非全港市民的福祉。現時立法會功能組別明顯偏重工商界利益，工商界背景或相關行業的議員已佔30個功能組別議席中的一半以上，在現行分組投票下，在功能組別只需要最多15名議員投反對票或棄權票，便能否決議員提出的提案。
事實上，一項針對1998至2004年間，就功能組別議員有關社會政策提案的研究，發現功能組別議員傾向以狹義的角度理解他們的界別利益。當界別的利益不能成為立法行為指南時，功能組別議員通常放棄商議法例，或只跟隨所屬政治團體的路線，或政府意向投票。這項發現反駁了功能組別會經常注入獨立的意見、豐富立法辯論的假設。另外，研究指出很多功能組別議員的經驗或者專門技能和政策制定並沒有太大關連，這亦解釋了他們在很多立法討論中根本缺乏參與。
該項研究還發現，當一些功能組別議員認為辯論議題與組別利益無關時，他們參與立法會討論的積極性也大大減少。另一項研究也發現，當討論一旦涉及廣泛的經濟議題時，只有少數來自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員能擺脫其所屬組別或黨派的掣肘，提出獨立意見。上述兩項研究均反駁了關於「功能組別議員能提供獨立和專業的意見，和廣泛參與立法會辯論」這一觀點。
有利經濟發展？
要維持香港經濟發展，關鍵之一在於香港能否確保市場的公平競爭。可是，香港現時很多行業都存在不公平競爭，例如超市、運輸、能源等行業，由於不公平競爭，造成市民的開支增加。不公平競爭亦阻礙有創意的企業進入或停留在市場，削弱香港的競爭力，進而損害經濟發展。
根據消委會1994 年的報告，兩大超市集團在1985至93年的門市數目愈來愈多，同一時間，其他超市的門市數目則愈來愈少，此外，業界亦估計兩大集團的營業額市場佔有率約為七成。香港在2002年8月前30個月累積通縮4.5%，但消委會調查發現，本港三大超市逾63%貨品的售價不跌反升，正價升了3.6%，即使計算優惠特價，升幅仍達1.5%。中小型的超級市場亦屢屢抱怨，指該等大企業以本傷人。為確保公平競爭，現時世界上已有至少100個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在內）訂立了公平競爭法。
儘管香港目前極需推出公平競爭法維持經濟發展，然而相關議案卻在分組投票機制下多次被功能組別議員否決。否決的理由很簡單，包括「毋須監管」、「業界自律」、「現行法律已足夠」、「先考慮，次諮詢，再調查，後研究，最後再討論」等。其實，否定公平競爭法的功能組別議員只有一個目的：為了自身界別的利益而抗拒改變。在2004年，功能組別議員出於同樣目的，不僅反對政府檢討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的運作，連政府僅僅就公平競爭法進行「可行性」的研究也公然反對。此外，筆者曾翻查1998至2004年立法會的投票記錄，發現大多數關於提升香港經濟競爭力的立法動議均來自地區直選組別，而非功能組別的議員。
另一項研究發現，在2000至2004年間的立法會辯論中，功能組別議員曾建議政府，作出扭曲公平競爭的干預。例如，功能組別支持政府在沒有公開投標的情况下，以低廉地價將數碼港批給在相關管理經驗方面具爭議性的本地財團。
上述研究表明，大多數功能組別議員在立法會投票時，首要考慮的，乃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好處，縱使為此犧牲自由市場經濟、公平競爭乃至香港的經濟發展也在所不惜。
「平衡」各界利益 有利均衡參與？
要「平衡」社會各界利益、確保公民自由，有效的政治問責和合理監管商業行為乃是必要條件。基於1998至2004年的立法會投票記錄，筆者研究了立法會議員在兩個關鍵政策——（1）公民自由，（2）政治問責——的投票行為，發現有關改善政治問責的動議，大多數來自地區直選議員，而非功能組別議員。另外，所有關於保障香港公民自由的動議，同樣都是來自地方直選議員，而非功能組別議員。
實際上，對於一些威脅公民自由的議案，包括《基本法》23條和《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的立法，許多功能組別的議員都投了支持票。當《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於2006年通過時，政府強調該條例是要確保執法機關有效打擊犯罪活動；然而自該條例執行至今，兩年間竟有至少15宗執法人員違規竊聽，或擅自刪除相關資料，以掩飾其違規行為，嚴重蠶食香港法制基礎。相反，泛民主派曾在2009年提出「促請政府立即檢討上述條例」的議案，卻被功能組別議員否決。
此外，備受爭議的高官問責制實施以來，問責成效令人懷疑，問責官員與高級公務員之間的分工含糊不清，但大部分功能組別議員卻支持該制度；2008年5月，政府公布了新增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一方面他們普遍缺乏相關政治經驗，另方面，其薪酬之高，迅即令社會嘩然；之後，泛民主派提出議案，刪除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職位的開支預算，卻遭到功能組別的否決。
最後，社會各界利益能否平衡，在乎商業行為能否受到合理監管。不少港人耗盡畢生積蓄，為求購買一個住宅。可惜，香港的地產商連明碼實價的基本商業原則也不遵守。為此，來自地區直選界別的立法會議員在2006年向政府建議：規定發展商在售樓說明書中，須提供位置圖則、樓面平面圖、價目表、所須繳付的其他費用及收費等等；並禁止包括內幕交易、虛假交易、操控價格，以及披露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等市場失當行為，但議案遭到功能組別議員的否決。同樣，另一個於2008年提出的議案，即「籲請政府立法規定發展商於售樓說明書上載列樓宇實用面積」，也遭到功能組別議員否決。
此外，儘管屏風樓的建築，不單影響景觀，且妨礙空氣流通和採光，威脅市民健康。然而，地產界堅持要「賺到盡」。在2007年，一個僅僅促請政府「考慮」以立法方式進行規管屏風樓的議案，也被功能組別否決。
綜上所述，從屬親政府陣營的功能組別議員不僅未能確保公平競爭、公民自由和政治問責，還損害了自由市場經濟和公平競爭，以及在種種影響民生的提案中，偏幫大財團利益。因此，中央和特區政府應立即承諾不遲於2020年廢除任何形式的功能組別。這樣不僅有利於香港的繁榮穩定，還有助真正實現中央政府承諾的2020年全面普選。放眼世界，在已實現「真普選」的民主社會裏，若要吸納專業人士意見，大可以通過政黨、智囊團、專家小組、立法委員會等渠道。一再堅持以為只有功能組別才能提供獨立和專業的意見，以達至所謂均衡參與，從而促進香港經濟發展的陳腔濫調，不僅與事實相距千里，更是一項破壞香港長遠安定繁榮、不折不扣的愚民政策。
研究來源：http://ihome.ust.hk/~somsing/index.htm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明報社評 - 豆腐渣工程罪魁逍遙法外 譚作人追查反被以言入罪
2010年2月10日
【明報專訊】成都市中級法院判處維權人士譚作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入獄5年。譚作人因為調查四川大地震災區學校「豆腐渣」工程而被捕，但是從判決書所見，法院是以他發表的「六四」事件文章而定罪，這是繼劉曉波被判囚之後，內地近期第2宗以言入罪案件。內地當局判處譚作人，「避豆腐渣而就六四」，如果以為可以轉移視線，反而使人進一步認定豆腐渣學校就是奪去大批學生性命的元兇。
去年12月23日，中共審訊劉曉波，25日判刑，這個舉措，被解讀為中共利用西方國家浸淫在聖誕節的歡樂氣氛，快審快判劉曉波，以減輕輿論壓力。還有4日就是大年初一，近期中共對於處理異見人士，有「歲晚收爐」之勢，例如在網上撰文揭露川震豆腐渣工程殺人的黃琦，其上訴近日也被駁回，劉曉波的上訴，據知明日也會終審裁決。若「聖誕氣氛冲淡論」成立，則近日情况，也可以解讀為當局利用急景殘年，分散人們對打壓異見人士的注意力。
因揭豆腐渣工程被捕
判決書只提六四文章
不過，就算內地當局對審判異見人士如何機關算盡，仍然改變不了當權者對付異己、大興文字獄的實質。
譚作人案件整個審判過程，值得注意之處有二。
首先，譚作人曾任雜誌主編，經常針砭時弊，判決書指他「煽動國家政權罪」的六四文章，在2007年5月27日發表，當時並未因而被捕。08年5月 12日四川大地震之後，譚作人除了批評豆腐渣工程，還深入走訪災區，核實死難或失蹤學生人數。這段期間，當局未對譚作人採取行動，但是去年3月他接受訪問時披露調查所得資料之後，3月28日被公安拘留。
因此，有理由相信，譚作人並非發表六四文章而被捕，而是因為他深入調查豆腐渣工程，掌握證據，接近真相，最終使他被關起來。設若事涉六四文章，那應該在07年出事，不會拖到約兩年後才被捕。
其次，據譚作人的律師透露，起訴書曾提及豆腐渣工程，並指控譚作人藉此「詆譭政府的形象」。不過，判決書只提到譚作人寫的六四文章，認為他「以造謠誹謗的方式，煽動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其行為構成煽動國家政權罪」云云。揭露豆腐渣工程，導致譚作人被捕，法院判他罪名成立，卻不涉及豆腐渣工程，其間蘊含什麼信息，值得探究。
而且譚作人去年8月12日受審，過了近半年之後才宣判，箇中緣由外界無從得知，內地法治為政治服務 [Vic: 這是嚴重的用詞不當，眾人皆知中共統治下只有黨官操控的法制(法律制度)，是以法治人(to rule by law)，中共權貴則凌駕法律，無法無天；中國大陸迄今不曾有真正的法治(the rule of law)。]，此案的處理，有分析認為當局以六四文章給譚作人治罪，目的是轉移視線，不想挑起死難學生家長的情緒，若這個分析較符合事實，則豆腐渣校舍奪去大批學生性命，或許可以從官方的態度得到反證。
四川大地震之後，當局雖云做了結論，以地震強度超強為由，排除了豆腐渣工程是罪魁禍首。不過，這個結論未能取信於民，因為一些倒塌校舍旁邊，卻有校舍僅輕微損毁，基本上巍然不動。這個倒塌和屹立的分野，由校舍的建築質量所決定。因此，頹垣敗瓦之中，見不到鋼筋成粉碎狀的校舍，要人民怎樣相信並無偷工減料？他們的孩子真的是死於天災？
連譚作人在內，已知有4人（其他3人是天網的黃琦、湖南異見人士謝長發、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泉，分別已被判刑3年、13年和10年），先後因為揭露和批評豆腐渣工程奪去大批學生性命而坐牢。我們不知道日後是否還有志士仁人鍥而不捨地追查豆腐渣工程，不過，中共若就此不對人民有一個合理交代，則日後災區無論重建得多麼美奐美輪，人民仍然不會忘記豆腐渣人禍殺死超過5000名學生的慘劇，而且興建豆腐渣校舍的貪官污吏和承包商若不懲處，誰可以保證他們重建的校舍符合質量要求。
因此，使豆腐渣工程真相大白，固然是對死難者的交代，更重要是使慘劇不再重演。現在中共只知又拉又鎖來鎮壓推動國家進步的人，實在使人遺憾和憤怒。
另外，關於譚作人案，當局全面封鎖消息，打壓到場採訪的香港記者，更是愚不可及。去年8月審訊譚作人時，成都公安已經千方百計阻撓香港記者採訪，荒謬到以搜尋毒品為由，把記者困在酒店房間，到庭審完結後公安人員才揚長而去。昨日法院外，公安人員阻撓香港記者，又拉又抬把記者全部困在法院內，記者一度失去自由，待譚作人案宣判後，記者才獲准離去。
公安阻撓香港記者採訪
與胡錦濤講話背道而馳
四川公安阻止記者採訪譚作人案，肯定是「上峰」的意旨，但是國家主席胡錦濤去年10月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媒體峰會，向包括港澳台在內的135家境外媒體負責人表示，中國政府將繼續保障外國新聞機構和記者的合法權益，為外國媒體在華從事採訪報道提供方便。當時，有解讀認為中國有意改善在國際上的形象，以更開放的姿態面對外國傳媒。[Vic: 中共如果言行一致，太陽就從西方出來了。]
四川公安阻撓記者採訪的做法，與胡錦濤那番講話的精神背道而馳。我們認為，內地當局應該盡快撥亂反正，因為四川公安人員的醜態，透過鏡頭傳遍全球，不但使人齒冷，也大大挫損中國的形象。中國的經濟成就與人權、自由等領域的進展，反差太大了，我們再一次希望中共拿出經濟改革的智慧和魄力，帶領國人走上民主自由法治的大道，使中國真正矗立於世界之林，贏得世人的真正尊重。
【明報專訊】成都市中級法院判處維權人士譚作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入獄5年。譚作人因為調查四川大地震災區學校「豆腐渣」工程而被捕，但是從判決書所見，法院是以他發表的「六四」事件文章而定罪，這是繼劉曉波被判囚之後，內地近期第2宗以言入罪案件。內地當局判處譚作人，「避豆腐渣而就六四」，如果以為可以轉移視線，反而使人進一步認定豆腐渣學校就是奪去大批學生性命的元兇。
去年12月23日，中共審訊劉曉波，25日判刑，這個舉措，被解讀為中共利用西方國家浸淫在聖誕節的歡樂氣氛，快審快判劉曉波，以減輕輿論壓力。還有4日就是大年初一，近期中共對於處理異見人士，有「歲晚收爐」之勢，例如在網上撰文揭露川震豆腐渣工程殺人的黃琦，其上訴近日也被駁回，劉曉波的上訴，據知明日也會終審裁決。若「聖誕氣氛冲淡論」成立，則近日情况，也可以解讀為當局利用急景殘年，分散人們對打壓異見人士的注意力。
因揭豆腐渣工程被捕
判決書只提六四文章
不過，就算內地當局對審判異見人士如何機關算盡，仍然改變不了當權者對付異己、大興文字獄的實質。
譚作人案件整個審判過程，值得注意之處有二。
首先，譚作人曾任雜誌主編，經常針砭時弊，判決書指他「煽動國家政權罪」的六四文章，在2007年5月27日發表，當時並未因而被捕。08年5月 12日四川大地震之後，譚作人除了批評豆腐渣工程，還深入走訪災區，核實死難或失蹤學生人數。這段期間，當局未對譚作人採取行動，但是去年3月他接受訪問時披露調查所得資料之後，3月28日被公安拘留。
因此，有理由相信，譚作人並非發表六四文章而被捕，而是因為他深入調查豆腐渣工程，掌握證據，接近真相，最終使他被關起來。設若事涉六四文章，那應該在07年出事，不會拖到約兩年後才被捕。
其次，據譚作人的律師透露，起訴書曾提及豆腐渣工程，並指控譚作人藉此「詆譭政府的形象」。不過，判決書只提到譚作人寫的六四文章，認為他「以造謠誹謗的方式，煽動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其行為構成煽動國家政權罪」云云。揭露豆腐渣工程，導致譚作人被捕，法院判他罪名成立，卻不涉及豆腐渣工程，其間蘊含什麼信息，值得探究。
而且譚作人去年8月12日受審，過了近半年之後才宣判，箇中緣由外界無從得知，內地法治為政治服務 [Vic: 這是嚴重的用詞不當，眾人皆知中共統治下只有黨官操控的法制(法律制度)，是以法治人(to rule by law)，中共權貴則凌駕法律，無法無天；中國大陸迄今不曾有真正的法治(the rule of law)。]，此案的處理，有分析認為當局以六四文章給譚作人治罪，目的是轉移視線，不想挑起死難學生家長的情緒，若這個分析較符合事實，則豆腐渣校舍奪去大批學生性命，或許可以從官方的態度得到反證。
四川大地震之後，當局雖云做了結論，以地震強度超強為由，排除了豆腐渣工程是罪魁禍首。不過，這個結論未能取信於民，因為一些倒塌校舍旁邊，卻有校舍僅輕微損毁，基本上巍然不動。這個倒塌和屹立的分野，由校舍的建築質量所決定。因此，頹垣敗瓦之中，見不到鋼筋成粉碎狀的校舍，要人民怎樣相信並無偷工減料？他們的孩子真的是死於天災？
連譚作人在內，已知有4人（其他3人是天網的黃琦、湖南異見人士謝長發、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泉，分別已被判刑3年、13年和10年），先後因為揭露和批評豆腐渣工程奪去大批學生性命而坐牢。我們不知道日後是否還有志士仁人鍥而不捨地追查豆腐渣工程，不過，中共若就此不對人民有一個合理交代，則日後災區無論重建得多麼美奐美輪，人民仍然不會忘記豆腐渣人禍殺死超過5000名學生的慘劇，而且興建豆腐渣校舍的貪官污吏和承包商若不懲處，誰可以保證他們重建的校舍符合質量要求。
因此，使豆腐渣工程真相大白，固然是對死難者的交代，更重要是使慘劇不再重演。現在中共只知又拉又鎖來鎮壓推動國家進步的人，實在使人遺憾和憤怒。
另外，關於譚作人案，當局全面封鎖消息，打壓到場採訪的香港記者，更是愚不可及。去年8月審訊譚作人時，成都公安已經千方百計阻撓香港記者採訪，荒謬到以搜尋毒品為由，把記者困在酒店房間，到庭審完結後公安人員才揚長而去。昨日法院外，公安人員阻撓香港記者，又拉又抬把記者全部困在法院內，記者一度失去自由，待譚作人案宣判後，記者才獲准離去。
公安阻撓香港記者採訪
與胡錦濤講話背道而馳
四川公安阻止記者採訪譚作人案，肯定是「上峰」的意旨，但是國家主席胡錦濤去年10月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媒體峰會，向包括港澳台在內的135家境外媒體負責人表示，中國政府將繼續保障外國新聞機構和記者的合法權益，為外國媒體在華從事採訪報道提供方便。當時，有解讀認為中國有意改善在國際上的形象，以更開放的姿態面對外國傳媒。[Vic: 中共如果言行一致，太陽就從西方出來了。]
四川公安阻撓記者採訪的做法，與胡錦濤那番講話的精神背道而馳。我們認為，內地當局應該盡快撥亂反正，因為四川公安人員的醜態，透過鏡頭傳遍全球，不但使人齒冷，也大大挫損中國的形象。中國的經濟成就與人權、自由等領域的進展，反差太大了，我們再一次希望中共拿出經濟改革的智慧和魄力，帶領國人走上民主自由法治的大道，使中國真正矗立於世界之林，贏得世人的真正尊重。
2010年1月28日 星期四
梁家傑辭職發言全文
【明報專訊】主席，昨日我已按照立法會條例第14條，向立法會秘書處遞交了辭去本人立法會議員職位的通知書，辭職會在1月29日生效。現在，我謹按議事規則第28A例，解釋我決定辭職的理由。
主席，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是普世人類的權利。按照《基本法》的保證，盡早實施全民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是香港絕大多數市民的期望。2003年50萬人七一大遊行，表達了反對強行通過23條立法，及要求 07、08雙普選的強烈訴求。2004年七一大遊行，更以07、08雙普選作單一口號，再有數十萬人上街。香港人早已明白，民主與人權、自由、法治是分不開的。
本人在2004年及2008年參選立法會，目標就是在議會之中，代表香港市民爭取一人一票，普及和平等的選舉。香港人無論有權無權、有錢無錢、無分貴賤，都享有一樣的尊嚴，參與建設一個我們想要的家。今日，我的辭職並不是代表我放棄這個目標，反而是藉着我和另外4位議員辭職，將這個目標更有力地推進一步。
其實民主，不但和保障人權、自由、法治分不開；民主與經濟、民生，由誰來決定公共資源如何運用，能否推動平衡的公共政策和改善社會上的不公平現象，同樣是息息相關。沒有公平的制度，就沒有平衡的政策，公道的社會。
香港現行的制度，顯然是不公平的。香港市民無權選特首，共有800名選舉委員會的成員有這個權利，而800名選委之中，只有30名立法會直選議員直接由全體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其他委員，絕大部分由功能界別所推選，誰要選特首，都要爭取這些業界代表而不是市民大眾的支持。這個制度，造成政府政策，結構性向工商界利益傾斜。
在立法會方面，330多萬廣大市民，只能選30名議員，另外30席則由不夠23萬選民選出，而30席功能界別議席中的24席，更由總數少於5萬選民選出，但在分組點票機制之下，15名功能界別議員的反對，已足夠否決任何議員議案。在這情况之下，攸關民生與推動民主的議案，一次又一次地被本會否決。不斷的內耗，造成市民、政府和香港三輸的困局。
這個不公平的制度必須改變，不但為了人權法治、不但為了經濟民生、更為了良好管治，政通人和。政制改革是關鍵和迫切的要務。
達致普選，就是要取消功能界別議席，然而特區政府2005年以及2009年的政改方案都不願提出任何改變、減少和取消功能界別的建議。2009年 11月18日，當局提出了所謂政改諮詢文件。既無路線圖，更無就市民要求實現普選的渴求，作出半點承擔。最令人憤怒的是，雖然政府公開承認功能組別的選舉，不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但在取消功能組別的核心問題上，則向本會多次表明：由於取消功能界別的建議不會得到大部分功能界別議員的支持，所以不會提出這些建議，要留待2017年後才處理。
再看行政長官選舉，政府方案是把800人的選舉委員會增加至1200人，直接加大了3個基於功能界別的議席，但論其「民主成分」，則比05年方案還低。
主席，如果政府會否取消功能議席要先問功能界別議員是否同意，而功能界別議員要清楚表示不同意，即是實施普選的進程已墮入困局。
既然在取消功能議席這重大問題上，議會已陷入困局，政府亦無意斡旋，那就應該交付全民表態決定，以打破困局。香港沒有公投法，但是按照《立法會條例》，本會議員可以依法辭職，而議席出缺，當局就須按照法例舉行補選。5區舉行補選，每位市民都有權投票，每票等值，透過票箱，表示對廢除功能組別是否支持，而選民的支持度藉選票數目量化，實質上就成了變相公投，讓市民清楚表態。雖然在法律上不能強制政府廢除功能界別，但是，我相信，這麼直接而清晰，量化的表態，必能構成重大的力量，特區與中央當局，以至功能界別的議員和選民，都不逆民眾的意向而行。
雖然我從政日子不長，但我深信只要秉持重原則、行公義的精神，市民是會理解和支持的。為了推動這個目標，為所有選民爭取這個投票權，我的辭職是積極正面，有意義而完全值得的。我的辭職所表達的，是為了貫徹讓市民行使公民權利的信念，亦表達對廣大市民的信任。香港的民主運動，不會停滯於遊行、請願，而是會邁向直接參與。我希望我的辭職，會推開大門，讓民主運動踏入新階段。
梁家傑 2010年1月27日
主席，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是普世人類的權利。按照《基本法》的保證，盡早實施全民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是香港絕大多數市民的期望。2003年50萬人七一大遊行，表達了反對強行通過23條立法，及要求 07、08雙普選的強烈訴求。2004年七一大遊行，更以07、08雙普選作單一口號，再有數十萬人上街。香港人早已明白，民主與人權、自由、法治是分不開的。
本人在2004年及2008年參選立法會，目標就是在議會之中，代表香港市民爭取一人一票，普及和平等的選舉。香港人無論有權無權、有錢無錢、無分貴賤，都享有一樣的尊嚴，參與建設一個我們想要的家。今日，我的辭職並不是代表我放棄這個目標，反而是藉着我和另外4位議員辭職，將這個目標更有力地推進一步。
其實民主，不但和保障人權、自由、法治分不開；民主與經濟、民生，由誰來決定公共資源如何運用，能否推動平衡的公共政策和改善社會上的不公平現象，同樣是息息相關。沒有公平的制度，就沒有平衡的政策，公道的社會。
香港現行的制度，顯然是不公平的。香港市民無權選特首，共有800名選舉委員會的成員有這個權利，而800名選委之中，只有30名立法會直選議員直接由全體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其他委員，絕大部分由功能界別所推選，誰要選特首，都要爭取這些業界代表而不是市民大眾的支持。這個制度，造成政府政策，結構性向工商界利益傾斜。
在立法會方面，330多萬廣大市民，只能選30名議員，另外30席則由不夠23萬選民選出，而30席功能界別議席中的24席，更由總數少於5萬選民選出，但在分組點票機制之下，15名功能界別議員的反對，已足夠否決任何議員議案。在這情况之下，攸關民生與推動民主的議案，一次又一次地被本會否決。不斷的內耗，造成市民、政府和香港三輸的困局。
這個不公平的制度必須改變，不但為了人權法治、不但為了經濟民生、更為了良好管治，政通人和。政制改革是關鍵和迫切的要務。
達致普選，就是要取消功能界別議席，然而特區政府2005年以及2009年的政改方案都不願提出任何改變、減少和取消功能界別的建議。2009年 11月18日，當局提出了所謂政改諮詢文件。既無路線圖，更無就市民要求實現普選的渴求，作出半點承擔。最令人憤怒的是，雖然政府公開承認功能組別的選舉，不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但在取消功能組別的核心問題上，則向本會多次表明：由於取消功能界別的建議不會得到大部分功能界別議員的支持，所以不會提出這些建議，要留待2017年後才處理。
再看行政長官選舉，政府方案是把800人的選舉委員會增加至1200人，直接加大了3個基於功能界別的議席，但論其「民主成分」，則比05年方案還低。
主席，如果政府會否取消功能議席要先問功能界別議員是否同意，而功能界別議員要清楚表示不同意，即是實施普選的進程已墮入困局。
既然在取消功能議席這重大問題上，議會已陷入困局，政府亦無意斡旋，那就應該交付全民表態決定，以打破困局。香港沒有公投法，但是按照《立法會條例》，本會議員可以依法辭職，而議席出缺，當局就須按照法例舉行補選。5區舉行補選，每位市民都有權投票，每票等值，透過票箱，表示對廢除功能組別是否支持，而選民的支持度藉選票數目量化，實質上就成了變相公投，讓市民清楚表態。雖然在法律上不能強制政府廢除功能界別，但是，我相信，這麼直接而清晰，量化的表態，必能構成重大的力量，特區與中央當局，以至功能界別的議員和選民，都不逆民眾的意向而行。
雖然我從政日子不長，但我深信只要秉持重原則、行公義的精神，市民是會理解和支持的。為了推動這個目標，為所有選民爭取這個投票權，我的辭職是積極正面，有意義而完全值得的。我的辭職所表達的，是為了貫徹讓市民行使公民權利的信念，亦表達對廣大市民的信任。香港的民主運動，不會停滯於遊行、請願，而是會邁向直接參與。我希望我的辭職，會推開大門，讓民主運動踏入新階段。
梁家傑 2010年1月27日
陳雲 - 變相 (香港文字學系列．三十一)
2010年1月28日
五區補選，全民決志。新聞文字也有所謂「協同效應」的，例如一月十六日反高鐵的示威者「包圍立法會，衝擊鐵馬」，被政府和某些傳媒協同文字之後，二合為一，變作「衝擊立法會」，和平青年被誣為「暴民」了。政府的鳥籠政改方案推出之後，社民連以投票明志之方式發起抗議運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口號推出不久，語言變相，也節縮成為「五區公投」，再自變為「全民公投」、「全民起義」。政治進入web世代，可謂開足turbo，一日已經太長矣。
古今之義
變相乃佛教術語，將佛經故事，如佛陀成佛經歷、凈土之福樂等，繪成壁畫，使凡人皆懂，見而起誠敬之心，謂之變相，猶如口述佛教故事之白話本，謂之變文。變相流行於古印度及中國六朝與隋唐，國主崇佛之際，後世僧權旁落，壁畫式微。然則，頗多佛教用語，如投機、傾偈、心心相印、天花亂墜等，後來變為日用語彙，詞義便粗淺起來。「變相」成為日常語彙之後，唐宋之義，有如神仙或妖精變形、變身或化身；明清之後，則成了套語，假其虛名而無其實事，借用掩眼之法，達致目的，以免露出真面目也。此詞略帶貶義。例如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辦公人員向市民索取幾元錢飲茶，便被傳媒譏諷為「變相貪污」；年前傳媒報道鐵路公司取消學童優惠或月票，便說是「變相加價」；近日報道領匯強迫租戶換上豪華裝潢，之後瘋狂加租，便說是「變相逼遷」；報道外判公司任意延長清潔工之工時而不給予適當補薪，便說是「變相減薪」，工會斥為「變相剝削」。
變相公投並非良詞，正當的講法，是「間接公投」；若借用民初中國的政治術語，如汪精衛政府「曲線救國」之論，也可說是「曲線公投」。說自己搞的是「變相公投」，實有主動揭露自己蒙騙市民之意，有如英文的white lies（白色謊言、善意謊言）。異議者無權無勢，應擁有更多自由，以政治風度而言，強勢者應保持克制及優雅，弱勢者可容許放肆與賴皮，社民連乃仗義之屠狗輩，以丐幫弟子自我解嘲，吾人也不應以小節拘束之。
五區補選，全民決志
游詞詭語，奸猾之執政者常用，被迫走向偏鋒的民間抗爭者，也會玩弄文辭，虛張聲勢，萬一執政者捕風捉影，向稻草人萬箭齊發，便可收「草船借箭」之效，平添實力焉。議員總辭及用補選脅迫選民回應之策，在二○○三年反二十三條國家安全立法時有人倡議，可惜民主派認為貿然辭職，反而危險，此議遂無疾而終。二〇〇七年馬力病逝之後，議席出缺，陳方安生與葉劉淑儀在港島區參選，起初也有民主與專權對決之意味，但選戰展開之後，議程混雜，始終是一對政壇舊人對決而已。
社民連提出「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一開始便是政治賭博，底牌只是社民連三名議員總辭，既不是日本式的內閣總辭，也不是德國式的同盟議員總辭。至於公投，只是參選黨派以民主或不民主之政綱競選而引起之全民投票選擇而已。 選舉論壇掀起社會辯論而投票，全體選民以投票方式，明示爭取民主普選之決心，功效比起民意調查更為堅實可靠。表示志向，古語謂之「明志」，此港人「明志」之過程，大可借用基督教之「決志」一詞，下定決心、表明志向也。至於大陸的「表態」一詞，有強迫之意，不可用。弱勢搞政治，要層層遞進，步步為營，應以「五區補選，全民決志」打開頭陣，暗渡陳倉，靜待選戰展開，水到渠成，再激進不遲。 選舉論壇之上，胡言亂語，輿論也會寬忍也。
弱勢從政，知己知彼
「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如實描述，是「五區請辭，全港補選」，這也是攻擊公投行動的親共報章被迫採取的客觀之語。公、社聯盟一開始便說是「變相公投」，輿論也將「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壓縮為「五區公投」，再進展為「全港公投」、「全民公投」。公、社聯盟請辭之際，更出廣告說是「五區總辭，全民起義」，引起親共輿論嘩然，可謂變相過分，走火入魔了。起義乃武力推翻政權，不可輕言。有謂此乃廣告人之建議，又說流行文化已將此詞用得輕忽，如文化起義、劇場起義、戀愛起義、時尚起義等，都是砌詞狡辯而已。
本月十五日，國務院港澳辦終於發話，譴責鼓吹議員集體請辭的公、社兩黨威脅《基本法》的憲制基礎，說《基本法》並無憲制性法律依據支持所謂公投，公投既無法律效力，港人亦無權創制公投制度。前東歐人民之鬥爭，便有人民制憲之術：在廣場上集會，召開人民制憲會議，可以成立新政府，號召人民推翻暴政。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運，就差這一步設想：共黨分裂，將軍嘩變，美艦靠岸，國軍登陸，然後山河變色，「蘇東波」變了「中東波」。劉曉波倡議「○八憲章」，就是補上這一筆，明當年之志，功德圓滿。中共判其重刑，可謂求仁得仁。香港公、社兩黨倡議公投，在中共眼中，就是創設憲制之演練，距離人民制憲、顏色革命與香港獨立，幾步之遙而已。港人固然有權明志，爭取民主，然而也應明白共黨心態，不可胡言亂語，自以為是投石問路，引蛇出洞，其實是引虎出山，無可招架。
弱勢從政，宜知己知彼，勿輕舉妄動。雖知草船可以借箭，然則逗留過久，貪勝不知輸，激怒敵方猛然發箭，船身不勝負荷，則舟沉中流，無功而返矣。公、社聯盟只有五艘輕舟，中共卻有千萬弓箭，衡量利弊，能不慎乎？
五區補選，全民決志。新聞文字也有所謂「協同效應」的，例如一月十六日反高鐵的示威者「包圍立法會，衝擊鐵馬」，被政府和某些傳媒協同文字之後，二合為一，變作「衝擊立法會」，和平青年被誣為「暴民」了。政府的鳥籠政改方案推出之後，社民連以投票明志之方式發起抗議運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口號推出不久，語言變相，也節縮成為「五區公投」，再自變為「全民公投」、「全民起義」。政治進入web世代，可謂開足turbo，一日已經太長矣。
古今之義
變相乃佛教術語，將佛經故事，如佛陀成佛經歷、凈土之福樂等，繪成壁畫，使凡人皆懂，見而起誠敬之心，謂之變相，猶如口述佛教故事之白話本，謂之變文。變相流行於古印度及中國六朝與隋唐，國主崇佛之際，後世僧權旁落，壁畫式微。然則，頗多佛教用語，如投機、傾偈、心心相印、天花亂墜等，後來變為日用語彙，詞義便粗淺起來。「變相」成為日常語彙之後，唐宋之義，有如神仙或妖精變形、變身或化身；明清之後，則成了套語，假其虛名而無其實事，借用掩眼之法，達致目的，以免露出真面目也。此詞略帶貶義。例如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辦公人員向市民索取幾元錢飲茶，便被傳媒譏諷為「變相貪污」；年前傳媒報道鐵路公司取消學童優惠或月票，便說是「變相加價」；近日報道領匯強迫租戶換上豪華裝潢，之後瘋狂加租，便說是「變相逼遷」；報道外判公司任意延長清潔工之工時而不給予適當補薪，便說是「變相減薪」，工會斥為「變相剝削」。
變相公投並非良詞，正當的講法，是「間接公投」；若借用民初中國的政治術語，如汪精衛政府「曲線救國」之論，也可說是「曲線公投」。說自己搞的是「變相公投」，實有主動揭露自己蒙騙市民之意，有如英文的white lies（白色謊言、善意謊言）。異議者無權無勢，應擁有更多自由，以政治風度而言，強勢者應保持克制及優雅，弱勢者可容許放肆與賴皮，社民連乃仗義之屠狗輩，以丐幫弟子自我解嘲，吾人也不應以小節拘束之。
五區補選，全民決志
游詞詭語，奸猾之執政者常用，被迫走向偏鋒的民間抗爭者，也會玩弄文辭，虛張聲勢，萬一執政者捕風捉影，向稻草人萬箭齊發，便可收「草船借箭」之效，平添實力焉。議員總辭及用補選脅迫選民回應之策，在二○○三年反二十三條國家安全立法時有人倡議，可惜民主派認為貿然辭職，反而危險，此議遂無疾而終。二〇〇七年馬力病逝之後，議席出缺，陳方安生與葉劉淑儀在港島區參選，起初也有民主與專權對決之意味，但選戰展開之後，議程混雜，始終是一對政壇舊人對決而已。
社民連提出「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一開始便是政治賭博，底牌只是社民連三名議員總辭，既不是日本式的內閣總辭，也不是德國式的同盟議員總辭。至於公投，只是參選黨派以民主或不民主之政綱競選而引起之全民投票選擇而已。 選舉論壇掀起社會辯論而投票，全體選民以投票方式，明示爭取民主普選之決心，功效比起民意調查更為堅實可靠。表示志向，古語謂之「明志」，此港人「明志」之過程，大可借用基督教之「決志」一詞，下定決心、表明志向也。至於大陸的「表態」一詞，有強迫之意，不可用。弱勢搞政治，要層層遞進，步步為營，應以「五區補選，全民決志」打開頭陣，暗渡陳倉，靜待選戰展開，水到渠成，再激進不遲。 選舉論壇之上，胡言亂語，輿論也會寬忍也。
弱勢從政，知己知彼
「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如實描述，是「五區請辭，全港補選」，這也是攻擊公投行動的親共報章被迫採取的客觀之語。公、社聯盟一開始便說是「變相公投」，輿論也將「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壓縮為「五區公投」，再進展為「全港公投」、「全民公投」。公、社聯盟請辭之際，更出廣告說是「五區總辭，全民起義」，引起親共輿論嘩然，可謂變相過分，走火入魔了。起義乃武力推翻政權，不可輕言。有謂此乃廣告人之建議，又說流行文化已將此詞用得輕忽，如文化起義、劇場起義、戀愛起義、時尚起義等，都是砌詞狡辯而已。
本月十五日，國務院港澳辦終於發話，譴責鼓吹議員集體請辭的公、社兩黨威脅《基本法》的憲制基礎，說《基本法》並無憲制性法律依據支持所謂公投，公投既無法律效力，港人亦無權創制公投制度。前東歐人民之鬥爭，便有人民制憲之術：在廣場上集會，召開人民制憲會議，可以成立新政府，號召人民推翻暴政。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運，就差這一步設想：共黨分裂，將軍嘩變，美艦靠岸，國軍登陸，然後山河變色，「蘇東波」變了「中東波」。劉曉波倡議「○八憲章」，就是補上這一筆，明當年之志，功德圓滿。中共判其重刑，可謂求仁得仁。香港公、社兩黨倡議公投，在中共眼中，就是創設憲制之演練，距離人民制憲、顏色革命與香港獨立，幾步之遙而已。港人固然有權明志，爭取民主，然而也應明白共黨心態，不可胡言亂語，自以為是投石問路，引蛇出洞，其實是引虎出山，無可招架。
弱勢從政，宜知己知彼，勿輕舉妄動。雖知草船可以借箭，然則逗留過久，貪勝不知輸，激怒敵方猛然發箭，船身不勝負荷，則舟沉中流，無功而返矣。公、社聯盟只有五艘輕舟，中共卻有千萬弓箭，衡量利弊，能不慎乎？
2010年1月15日 星期五
馬嶽 - 其實，這不關高鐵的事……
2010年1月15日
【明報專訊】高鐵撥款爭議搞了這麼久，大概政府仍然搞不明白，這其實不關高鐵的事。
這是意識形態鬥爭呀！你們怎麼這樣都不明白？
反高鐵運動反對的，其實不是高速鐵路、不是669億的造價（不代表300多億便沒有人反對了），不單純因為影響了菜園村和其他居民（因為我相信沒有鐵路方案會不影響任何居民），更不是因為總站設在西九龍。我近日在想：如果是政府建議把總站設在錦上路，反對者一定會想到更多理由反對（可能會反過來問為什麼不設在市中心），並且會認為這是政府跟新界鄉紳勾結，將公帑補貼新界收地和發展新界，得益者只會是鄉紳等等。
反高鐵實反對管治意識形態
我不是說這些因素完全沒影響：政府對高鐵的很多計劃細節交代不清楚，給反對者提供了很多彈藥，也擴大了反對者的層面，但如果特區政府以為消除反對聲音的方法是提供更多有關高鐵的資料，便其實是「捉錯用神」。
反高鐵運動反對的，其實是整套管治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是反對那種經濟發展至上、將土地還原為金錢價值的觀念；是反對那種自上而下的城市規劃決策；是反對那種只選擇性地提供資料，諮詢有關利益團體的形式化諮詢；是反對那種首先照顧土地利益和專業利益集團的資源分配模式；和反對那種永遠以經濟效益和增長作為所有社會政策的最高目標的管治哲學。這場運動，其實和西九、天星、皇后、一脈相承，並且會繼續承傳，以至擴大。
政府不能明白這場運動，正如他們沒有明白為什麼年輕人要保衛皇后碼頭一樣。觀乎這一兩星期政府不斷宣傳高鐵的經濟效益，是完全「牛頭唔搭馬嘴」的表現，就像不斷對覑一群回教徒說「耶和華是真神」一樣，不單完全失效，還要加深矛盾和反感。
政府上世紀一直用的那種發展模式、意識形態和管治哲學，對現時的抗爭者來說，合法性所剩無幾。那種一直用「整體經濟利益」合理化少數社群的犧牲、用高地價政策的房地產收益來補貼基建和集體運輸系統、用社區會堂式的諮詢而不是直接與受影響的社群對話的策略，當新一代社運根本不認同這些價值和程序時，政府根本無法說服反對者，也沒有方法解決矛盾，因為反對者開出的，是一張他們不能結的帳單。
政府要建立民主規劃過程和架構
政府要結帳，要建立一個民主的規劃過程和架構，不要自己做好所有的規劃，才「斬件」拿給不同的諮詢機構諮詢。諮詢的時候，不能遮遮掩掩隱藏最具爭議性或政治最敏感的部分（例如不告訴人會挖大角嘴的地底和影響西九的交通），而應該一早把方案主要利弊羅列來讓公眾可以比較，愈具爭議的愈要早作針對性諮詢。政策的原則，不能單以自己界定的「整體經濟效益」壓倒一切，要把哪些社群會受損、哪些團體會得益計算清楚並公告天下，並且考慮如何爭取受影響者的支持，或對他們作出補償。要求政府決策時不要以「經濟發展至上」的思維主導，筆者也同意是苛求了：現在的政府高官，除了這種簡單化的功利價值，根本不能說得上有任何社會政策的價值體系。
當政府不願意改轅易轍，改變既有的決策和發展模式，最後又選擇重彈舊調，出動建制權力，動員親政府的團體支持撥款、開動輿論機器重複「經濟效益」的論調，出動委任的行政會議成員批評立法會議員拖延，並且透過掌握立法會大多數通過撥款。這不但無助說服反對者，還造成另一層次問題：民眾很快認清問題的根源是政制不民主，結果將矛頭指向功能組別議員。就像元旦遊行，傳媒只放大了「80後」的主題，但其實遊行隊伍中有相當多頭髮斑白的參與者，除了支持民主外，帶著各種由骨灰龕至屏風樓、由重建到全民退休保障的民生訴求，最後「萬佛朝宗」，全都歸結到政制不民主的問題上。
回歸13年，民間社會運動和民主運動若即若離，但當社會矛盾愈尖銳，民眾開始開展對香港整個體制多個面相和基本原則的反思，最終會帶來民主運動和各種社會運動的合流，衝擊建制。特區政府如果不作根本反思，高鐵撥款也許總會通過，但可以開始準備應付下一波的社會運動了，至於保護的是港珠澳大橋的中華白海豚、上水的古洞村居民，還是某市區重建的釘子戶，我可不知道了，反正會陸續有來，而特區政府沒能解困。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明報專訊】高鐵撥款爭議搞了這麼久，大概政府仍然搞不明白，這其實不關高鐵的事。
這是意識形態鬥爭呀！你們怎麼這樣都不明白？
反高鐵運動反對的，其實不是高速鐵路、不是669億的造價（不代表300多億便沒有人反對了），不單純因為影響了菜園村和其他居民（因為我相信沒有鐵路方案會不影響任何居民），更不是因為總站設在西九龍。我近日在想：如果是政府建議把總站設在錦上路，反對者一定會想到更多理由反對（可能會反過來問為什麼不設在市中心），並且會認為這是政府跟新界鄉紳勾結，將公帑補貼新界收地和發展新界，得益者只會是鄉紳等等。
反高鐵實反對管治意識形態
我不是說這些因素完全沒影響：政府對高鐵的很多計劃細節交代不清楚，給反對者提供了很多彈藥，也擴大了反對者的層面，但如果特區政府以為消除反對聲音的方法是提供更多有關高鐵的資料，便其實是「捉錯用神」。
反高鐵運動反對的，其實是整套管治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是反對那種經濟發展至上、將土地還原為金錢價值的觀念；是反對那種自上而下的城市規劃決策；是反對那種只選擇性地提供資料，諮詢有關利益團體的形式化諮詢；是反對那種首先照顧土地利益和專業利益集團的資源分配模式；和反對那種永遠以經濟效益和增長作為所有社會政策的最高目標的管治哲學。這場運動，其實和西九、天星、皇后、一脈相承，並且會繼續承傳，以至擴大。
政府不能明白這場運動，正如他們沒有明白為什麼年輕人要保衛皇后碼頭一樣。觀乎這一兩星期政府不斷宣傳高鐵的經濟效益，是完全「牛頭唔搭馬嘴」的表現，就像不斷對覑一群回教徒說「耶和華是真神」一樣，不單完全失效，還要加深矛盾和反感。
政府上世紀一直用的那種發展模式、意識形態和管治哲學，對現時的抗爭者來說，合法性所剩無幾。那種一直用「整體經濟利益」合理化少數社群的犧牲、用高地價政策的房地產收益來補貼基建和集體運輸系統、用社區會堂式的諮詢而不是直接與受影響的社群對話的策略，當新一代社運根本不認同這些價值和程序時，政府根本無法說服反對者，也沒有方法解決矛盾，因為反對者開出的，是一張他們不能結的帳單。
政府要建立民主規劃過程和架構
政府要結帳，要建立一個民主的規劃過程和架構，不要自己做好所有的規劃，才「斬件」拿給不同的諮詢機構諮詢。諮詢的時候，不能遮遮掩掩隱藏最具爭議性或政治最敏感的部分（例如不告訴人會挖大角嘴的地底和影響西九的交通），而應該一早把方案主要利弊羅列來讓公眾可以比較，愈具爭議的愈要早作針對性諮詢。政策的原則，不能單以自己界定的「整體經濟效益」壓倒一切，要把哪些社群會受損、哪些團體會得益計算清楚並公告天下，並且考慮如何爭取受影響者的支持，或對他們作出補償。要求政府決策時不要以「經濟發展至上」的思維主導，筆者也同意是苛求了：現在的政府高官，除了這種簡單化的功利價值，根本不能說得上有任何社會政策的價值體系。
當政府不願意改轅易轍，改變既有的決策和發展模式，最後又選擇重彈舊調，出動建制權力，動員親政府的團體支持撥款、開動輿論機器重複「經濟效益」的論調，出動委任的行政會議成員批評立法會議員拖延，並且透過掌握立法會大多數通過撥款。這不但無助說服反對者，還造成另一層次問題：民眾很快認清問題的根源是政制不民主，結果將矛頭指向功能組別議員。就像元旦遊行，傳媒只放大了「80後」的主題，但其實遊行隊伍中有相當多頭髮斑白的參與者，除了支持民主外，帶著各種由骨灰龕至屏風樓、由重建到全民退休保障的民生訴求，最後「萬佛朝宗」，全都歸結到政制不民主的問題上。
回歸13年，民間社會運動和民主運動若即若離，但當社會矛盾愈尖銳，民眾開始開展對香港整個體制多個面相和基本原則的反思，最終會帶來民主運動和各種社會運動的合流，衝擊建制。特區政府如果不作根本反思，高鐵撥款也許總會通過，但可以開始準備應付下一波的社會運動了，至於保護的是港珠澳大橋的中華白海豚、上水的古洞村居民，還是某市區重建的釘子戶，我可不知道了，反正會陸續有來，而特區政府沒能解困。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2010年1月14日 星期四
梁文道 - 有人在「反高鐵」嗎？
2010年1月14日
【明報專訊】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我人在北京。想起第二天搭機回港，不免就要感到一絲輕微的痛苦。航程3小時半，加上前後的陸路交通，和入關候機的時間，足足就有8個鐘頭那麼多了。我每個月往返北京一趟，每趟來回要在交通上用掉16小時，假如有更快捷更方便的方法，那該有多好呢？不過，要是這個不知為何物的新方法必須耗用大量公帑，甚至還要一些在老家住了幾十年的人連根拔起，我就得想想它到底值不值得了。比如說我這種人所帶來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果實能不能惠及所有受到影響的人呢？他們的最後所得又能不能彌補他們將要失去的一切？如果我辯稱那套新的交通方法可以為大家帶來「長遠利益」，我是否有責任說明那究竟是什麼利益，它的分配合不合乎正義原則呢？同時，我的對象還得同意我給出的理據；就算我說得再有道理，只要他們不贊成，我們這群既得利益者也不可能霸王硬上弓吧？
同樣地，如果我能更迅速更舒適地到達廣州，把整個珠三角納入我的「一日生活圈」，上午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講，中午和朋友在深圳談項目，下午就能回到香港做節目，這當然也是件好得不行的美事。但為什麼我的生活要比菜園村居民的生活更重要，重要到要他們毁棄家園，好來遷就我想快上一小時的欲望呢？
對於香港公眾來說，直到目前為止的所有支持高鐵政府方案的意見，都只是一堆抽象的模糊名詞。這些名詞都很美好很宏大，但它們的具體所指卻不是人人都能摸得清楚的，更不要提它們根本還沒經過各種正義原則的檢視和辯析了。例如「加速融合」到底是怎麼個融合法？又如「一日生活圈」，是誰需要擴大一日之內的生活半徑？他又能為大家帶來什麼呢？
政府和建制派一直警告大家香港快要被「邊緣化」了，他們說的沒錯。可香港的邊緣化絕對不是因為香港少了一條高鐵，反而恰恰是政府和一群既得利益集團多年來的短視和倒行逆施，死死抱住高地價結構不放，在金融業上孤注一擲，什麼高科技產業和創意工業不是淪為空談就是蛻變為改頭換面的地產項目。有了高鐵，香港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用句大白話講，既然你們自己就是香港「邊緣化」的罪魁禍首，你就唔好搵呢句說話嚟「大」我。
妖魔化反對者
無助解決問題
在這場蒼白的語詞口水戰裏，最常見的一條邏輯就是把支持政府方案等同於「支持興建高鐵」，再把「支持興建高鐵」等同於「支持發展」。於是任何對於政府方案的懷疑和反對意見都莫名其妙地被簡化為「反對興建高鐵」，所以提出這些意見的人也就順理成章地被打成「反對發展」了。因此我們才會看到一些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並不是在說明政府方案本身有多好，反而是再三強調高鐵的必要。他們完全忽略了在所謂的「反高鐵陣營」裏面真正堅定反對興建高鐵的，其實只是一部分人，卻一股腦地把所有不同看法全都妖魔化為反對高鐵的反發展憤青。對於那些根本不在原則上反對高鐵的「反政府方案人士」來說，你不厭其煩地講述高鐵的妙處，無異於誤中副車；但對不明就裏的一般讀者而言，那就是混淆視聽，使他們誤以為如今真有這麼一大幫人置香港「長遠福祉」於不顧了。
「發展」總是正面的，所以當表面上是支持高鐵實質上是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竊據了「發展」的高地之後，就不只能妖魔化對手，還能催促立法會盡速通過高鐵撥款了。因為「發展」那麼美好，我們又怎能不快快發展呢？
馬家輝兄把這次有關高鐵的爭論比作西九龍文化區事件的再版，理由之一正是當年政府也是未經詳盡的諮詢和公共參與便急推計劃上馬，親建制言論也是照樣把反對人士說成反對「發展」。直到今日，西九龍文化區仍未動工，就有不少人總是以大陸比較，說什麼人家的歌劇院藝術館早已遍地開花，我們的西九仍是荒地一片，藉此譏刺香港的速度之慢效率之低。他們好像看不到大陸那些宏偉的新興場館落成啟用之後留下了多少問題﹕有的管理不善，軟件跟不上硬體；有的變成了富人俱樂部，一般百姓無緣問津；還有的根本就是空洞無物的大白象，徒具裝飾功能。這一切全拜官方急速發展之功。要跟以「發展是硬道理」為圭臬，以速度超人著稱的中國大陸比快，怎麼會是香港該走的道路呢？正是那種「先砸個100億再看划不划算」的心態才造成了今日遺禍重重的三峽工程，難道香港建高鐵還要先丟個600億再向大家解釋高鐵的種種影響嗎？
更有報道稱政府設計了一小時多的Power Point展演，許多媒體及政壇人士看了都頗受打動。這種新聞真是匪夷所思，彷彿要讀者完全相信記者的感受，他說自己被說服了，讀者也最好跟着感動。假如政府真有這麼好的展演，它怎麼不在全港19區大開town meeting，讓大家都感動一下呢？
在香港廣受宣傳的武廣高鐵其實已在內地引來一些反思和質疑了。例如發行量第一的《周末畫報》便在1月9日出了一篇題目叫做〈『被高速』﹕效率與公平的選擇〉，它在開頭稱讚「中國又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紀錄」，用無匹於世的效率成了高鐵之後，就毫不客氣地批評「其全程一等票780元人民幣」叫人吃不消，還說「武廣高鐵沿線將停運13對普通列車，更讓不少民眾的心涼了半截」。最後的結論是「一葉知秋，武廣高鐵的『被高速』，讓我們看到中國經濟發展天平的傾斜」。包括《明報》總編輯張健波兄在內的許多「記者」體驗過武廣高鐵之後，都寫下了聲情俱茂的報道；他們怎麼會聽不到這些主流媒體上都見得着的聲音呢？
香港勝在後悔前就開始質疑
不用米已成炊才反思
香港的真正優勝之處，在於我們還能在後悔之前就開始質疑，用不着在米已成炊之後才紛紛反思。我們可以在發展之餘思考發展的意義，豐富發展的內涵與面向（保育菜園村為什麼就不能也是一種發展呢？）；可以在追求效率之餘不忘公平尋找把長遠利益普潤到每一個人身上的方法。要是我們輕易放棄了這點優勢，在政府仍未徹底公開一切資訊，在市民仍未充分知情完全參與的情况下，就用一堆空洞的言辭強推一項大型的基建計劃，那麼香港還叫做香港嗎？那麼我們還不如搬到廣州，反正高鐵通車之後，我可以把香港放在我的「一日生活圈」內，不是嗎？
梁文道
文化評論人
【明報專訊】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我人在北京。想起第二天搭機回港，不免就要感到一絲輕微的痛苦。航程3小時半，加上前後的陸路交通，和入關候機的時間，足足就有8個鐘頭那麼多了。我每個月往返北京一趟，每趟來回要在交通上用掉16小時，假如有更快捷更方便的方法，那該有多好呢？不過，要是這個不知為何物的新方法必須耗用大量公帑，甚至還要一些在老家住了幾十年的人連根拔起，我就得想想它到底值不值得了。比如說我這種人所帶來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果實能不能惠及所有受到影響的人呢？他們的最後所得又能不能彌補他們將要失去的一切？如果我辯稱那套新的交通方法可以為大家帶來「長遠利益」，我是否有責任說明那究竟是什麼利益，它的分配合不合乎正義原則呢？同時，我的對象還得同意我給出的理據；就算我說得再有道理，只要他們不贊成，我們這群既得利益者也不可能霸王硬上弓吧？
同樣地，如果我能更迅速更舒適地到達廣州，把整個珠三角納入我的「一日生活圈」，上午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講，中午和朋友在深圳談項目，下午就能回到香港做節目，這當然也是件好得不行的美事。但為什麼我的生活要比菜園村居民的生活更重要，重要到要他們毁棄家園，好來遷就我想快上一小時的欲望呢？
對於香港公眾來說，直到目前為止的所有支持高鐵政府方案的意見，都只是一堆抽象的模糊名詞。這些名詞都很美好很宏大，但它們的具體所指卻不是人人都能摸得清楚的，更不要提它們根本還沒經過各種正義原則的檢視和辯析了。例如「加速融合」到底是怎麼個融合法？又如「一日生活圈」，是誰需要擴大一日之內的生活半徑？他又能為大家帶來什麼呢？
政府和建制派一直警告大家香港快要被「邊緣化」了，他們說的沒錯。可香港的邊緣化絕對不是因為香港少了一條高鐵，反而恰恰是政府和一群既得利益集團多年來的短視和倒行逆施，死死抱住高地價結構不放，在金融業上孤注一擲，什麼高科技產業和創意工業不是淪為空談就是蛻變為改頭換面的地產項目。有了高鐵，香港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用句大白話講，既然你們自己就是香港「邊緣化」的罪魁禍首，你就唔好搵呢句說話嚟「大」我。
妖魔化反對者
無助解決問題
在這場蒼白的語詞口水戰裏，最常見的一條邏輯就是把支持政府方案等同於「支持興建高鐵」，再把「支持興建高鐵」等同於「支持發展」。於是任何對於政府方案的懷疑和反對意見都莫名其妙地被簡化為「反對興建高鐵」，所以提出這些意見的人也就順理成章地被打成「反對發展」了。因此我們才會看到一些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並不是在說明政府方案本身有多好，反而是再三強調高鐵的必要。他們完全忽略了在所謂的「反高鐵陣營」裏面真正堅定反對興建高鐵的，其實只是一部分人，卻一股腦地把所有不同看法全都妖魔化為反對高鐵的反發展憤青。對於那些根本不在原則上反對高鐵的「反政府方案人士」來說，你不厭其煩地講述高鐵的妙處，無異於誤中副車；但對不明就裏的一般讀者而言，那就是混淆視聽，使他們誤以為如今真有這麼一大幫人置香港「長遠福祉」於不顧了。
「發展」總是正面的，所以當表面上是支持高鐵實質上是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竊據了「發展」的高地之後，就不只能妖魔化對手，還能催促立法會盡速通過高鐵撥款了。因為「發展」那麼美好，我們又怎能不快快發展呢？
馬家輝兄把這次有關高鐵的爭論比作西九龍文化區事件的再版，理由之一正是當年政府也是未經詳盡的諮詢和公共參與便急推計劃上馬，親建制言論也是照樣把反對人士說成反對「發展」。直到今日，西九龍文化區仍未動工，就有不少人總是以大陸比較，說什麼人家的歌劇院藝術館早已遍地開花，我們的西九仍是荒地一片，藉此譏刺香港的速度之慢效率之低。他們好像看不到大陸那些宏偉的新興場館落成啟用之後留下了多少問題﹕有的管理不善，軟件跟不上硬體；有的變成了富人俱樂部，一般百姓無緣問津；還有的根本就是空洞無物的大白象，徒具裝飾功能。這一切全拜官方急速發展之功。要跟以「發展是硬道理」為圭臬，以速度超人著稱的中國大陸比快，怎麼會是香港該走的道路呢？正是那種「先砸個100億再看划不划算」的心態才造成了今日遺禍重重的三峽工程，難道香港建高鐵還要先丟個600億再向大家解釋高鐵的種種影響嗎？
更有報道稱政府設計了一小時多的Power Point展演，許多媒體及政壇人士看了都頗受打動。這種新聞真是匪夷所思，彷彿要讀者完全相信記者的感受，他說自己被說服了，讀者也最好跟着感動。假如政府真有這麼好的展演，它怎麼不在全港19區大開town meeting，讓大家都感動一下呢？
在香港廣受宣傳的武廣高鐵其實已在內地引來一些反思和質疑了。例如發行量第一的《周末畫報》便在1月9日出了一篇題目叫做〈『被高速』﹕效率與公平的選擇〉，它在開頭稱讚「中國又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紀錄」，用無匹於世的效率成了高鐵之後，就毫不客氣地批評「其全程一等票780元人民幣」叫人吃不消，還說「武廣高鐵沿線將停運13對普通列車，更讓不少民眾的心涼了半截」。最後的結論是「一葉知秋，武廣高鐵的『被高速』，讓我們看到中國經濟發展天平的傾斜」。包括《明報》總編輯張健波兄在內的許多「記者」體驗過武廣高鐵之後，都寫下了聲情俱茂的報道；他們怎麼會聽不到這些主流媒體上都見得着的聲音呢？
香港勝在後悔前就開始質疑
不用米已成炊才反思
香港的真正優勝之處，在於我們還能在後悔之前就開始質疑，用不着在米已成炊之後才紛紛反思。我們可以在發展之餘思考發展的意義，豐富發展的內涵與面向（保育菜園村為什麼就不能也是一種發展呢？）；可以在追求效率之餘不忘公平尋找把長遠利益普潤到每一個人身上的方法。要是我們輕易放棄了這點優勢，在政府仍未徹底公開一切資訊，在市民仍未充分知情完全參與的情况下，就用一堆空洞的言辭強推一項大型的基建計劃，那麼香港還叫做香港嗎？那麼我們還不如搬到廣州，反正高鐵通車之後，我可以把香港放在我的「一日生活圈」內，不是嗎？
梁文道
文化評論人
2010年1月13日 星期三
吳志森 - 港警公安一體化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1月13日
一月八日萬人「 BIG爆」立法會前夕，四個香港警察摸到陳巧文父母的住所，與陳巧文的爸爸談了半個小時。陳爸爸說警方是來「摸底」，看看陳巧文的「幕後黑手」是怎麼個模樣。怪不得港人越來越有這樣的感覺：香港警察已經大陸公安化，辦案手法接近，徹底淪為政治打壓工具。
一人做事一人當，如果認為是女兒犯事，卻去騷擾家人向父母施壓，這不就是公安的典型所作所為嗎？上門「摸底」，預示着行動在即。果不其然，高鐵撥款再度押後，第二天陳巧文出席電台節目，節目完了，步出港台，在門口恭候多時的重案組人員馬上將陳巧文拘捕，如此陣仗，動用到偵查嚴重罪行的重案組，如此高調，在公開場合拉人，對付的，只是一位因政治訴求上街示威與警方發生推撞的小女生，用警力來打壓政治異見，與大陸公安已是只差毫釐了。
拘留期間，陳巧文無論在車上，在警署，都受到不文明甚至違法的對待，也充份凸顯港警公安化的本質。
一、禁止她用手提電話接觸親友和傳媒，連最基本法律權利都被剝奪。
二、陳巧文要如廁，警方要求她與女警同一廁格，私人空間被嚴重侵犯。
三、陳巧文又被要求拉高衣服，由警務人員拍攝腰部紋身。紋身與她涉嫌干犯的案件有甚麼關係？根本風馬牛不相及，這是徹頭徹尾的人格侮辱，也是徹頭徹尾的侵犯私隱，有可能是向陳巧文施下馬威，想恐嚇她，也有「玩」她的成份。
回歸後，警方用粗暴手法對付示威者，動輒控以襲警罪，用刑事控罪阻嚇政治活動，早已司空見慣。早前一眾年輕社運人士被捕，在警署被「剝光豬」搜身，男警扮作不經意走過女被捕者搜身房間，這種下三濫的勾當，令人齒冷，也反映了警察越來越下流化，用盡暴力手段對付異見者。
警方高調拘捕陳巧文，對她進行人身侮辱，意圖路人皆見，是想殺一儆百，藉此警告其他社運人士。警方手法如此拙劣，效果卻適得其反。一群在元旦參與和目睹「衝擊」中聯辦的年輕人，在網上發起到警署「集體自首」或「集體報案」聲援陳巧文，抗議警方無理拘捕，選擇性執法。如果能成功動員，上千網民到警署集體報案自首的場面，肯定哄動，也是一場相當諷刺的行為藝術。
香港警察不只公安化，更與公安一體化。劉曉波被判重刑，香港《零八憲章》簽署者到羅湖投案自首，大陸公安越境執法，引出軒然大波。看過現場片段後，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在立法會睜眼說瞎話，臉不紅心不跳說：越界執法，我睇唔到。互相包庇互相掩護，人們還以為，李少光早已不是香港保安局局長，而是大陸公安局長──的馬仔。
一國兩制，香港與大陸最大的分別，在於我們有獨立的司法系統，還有無偏無私的執法隊伍。但當香港警隊越來越為政治服務，越來越似大陸公安，越來越沉淪墮落，香港倒退成一個普通的南方中國城市，就只有一步之遙了。
吳志森 資深傳媒工作者
一月八日萬人「 BIG爆」立法會前夕，四個香港警察摸到陳巧文父母的住所，與陳巧文的爸爸談了半個小時。陳爸爸說警方是來「摸底」，看看陳巧文的「幕後黑手」是怎麼個模樣。怪不得港人越來越有這樣的感覺：香港警察已經大陸公安化，辦案手法接近，徹底淪為政治打壓工具。
一人做事一人當，如果認為是女兒犯事，卻去騷擾家人向父母施壓，這不就是公安的典型所作所為嗎？上門「摸底」，預示着行動在即。果不其然，高鐵撥款再度押後，第二天陳巧文出席電台節目，節目完了，步出港台，在門口恭候多時的重案組人員馬上將陳巧文拘捕，如此陣仗，動用到偵查嚴重罪行的重案組，如此高調，在公開場合拉人，對付的，只是一位因政治訴求上街示威與警方發生推撞的小女生，用警力來打壓政治異見，與大陸公安已是只差毫釐了。
拘留期間，陳巧文無論在車上，在警署，都受到不文明甚至違法的對待，也充份凸顯港警公安化的本質。
一、禁止她用手提電話接觸親友和傳媒，連最基本法律權利都被剝奪。
二、陳巧文要如廁，警方要求她與女警同一廁格，私人空間被嚴重侵犯。
三、陳巧文又被要求拉高衣服，由警務人員拍攝腰部紋身。紋身與她涉嫌干犯的案件有甚麼關係？根本風馬牛不相及，這是徹頭徹尾的人格侮辱，也是徹頭徹尾的侵犯私隱，有可能是向陳巧文施下馬威，想恐嚇她，也有「玩」她的成份。
回歸後，警方用粗暴手法對付示威者，動輒控以襲警罪，用刑事控罪阻嚇政治活動，早已司空見慣。早前一眾年輕社運人士被捕，在警署被「剝光豬」搜身，男警扮作不經意走過女被捕者搜身房間，這種下三濫的勾當，令人齒冷，也反映了警察越來越下流化，用盡暴力手段對付異見者。
警方高調拘捕陳巧文，對她進行人身侮辱，意圖路人皆見，是想殺一儆百，藉此警告其他社運人士。警方手法如此拙劣，效果卻適得其反。一群在元旦參與和目睹「衝擊」中聯辦的年輕人，在網上發起到警署「集體自首」或「集體報案」聲援陳巧文，抗議警方無理拘捕，選擇性執法。如果能成功動員，上千網民到警署集體報案自首的場面，肯定哄動，也是一場相當諷刺的行為藝術。
香港警察不只公安化，更與公安一體化。劉曉波被判重刑，香港《零八憲章》簽署者到羅湖投案自首，大陸公安越境執法，引出軒然大波。看過現場片段後，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在立法會睜眼說瞎話，臉不紅心不跳說：越界執法，我睇唔到。互相包庇互相掩護，人們還以為，李少光早已不是香港保安局局長，而是大陸公安局長──的馬仔。
一國兩制，香港與大陸最大的分別，在於我們有獨立的司法系統，還有無偏無私的執法隊伍。但當香港警隊越來越為政治服務，越來越似大陸公安，越來越沉淪墮落，香港倒退成一個普通的南方中國城市，就只有一步之遙了。
吳志森 資深傳媒工作者
2010年1月10日 星期日
陳雲 - 如夢如幻的資本主義——讀《夢的解釋》
2010年1月10日
【明報專訊】要講如何運用書本知識，甚至改造而為己用，不單止是書評，而是讀書史或讀書誌了。這可以由遠講到近。月前，在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比較文學導論，不禁重讀佛洛伊德的《夢的解釋》（也可直譯《解夢》）的德文本（一九○○年初版）。上課講解的時候，感慨起來，竟然有暈眩之感。
偽裝與推移
不是因為理論動人，而是我改用了佛洛伊德在書中的理論，超過二十年了。起初，在一九八二年讀過此書的中文譯本和英文譯本。中文譯本讀過台灣和大陸的，當時大陸書籍出版解禁，很多禁書都迅速出了譯本，佛洛伊德的著作是其中之一。佛洛伊德的夢理論，至今已是老生常談。他說，人發夢是心理經歷，日間的意識禁制稍為鬆弛，無意識之中的事情，可以用象徵物或戲劇情節在夢中浮現，然而由於意識禁制仍在，頗多意慾是以曲折甚至逆反的方式顯示，須要精神分析家協助解釋。由隱藏的願望變成夢境，此間的工作過程（德文Traumarbeit 或英文的dream-work），用的是偽裝和推移。
偽裝是取代，推移是延後。如此一想，便想通了資本主義的工作過程，也是偽裝和推移。這倒是馬克思或韋伯未講到的。這點啟發，雖是粗淺的常識，倒是從未寫出來的，只是一直在運用，而且用得很熟練。例如偽裝是發展經濟，其實是掠奪資源。商品偽裝是給予個性，其實是文化的形象消費。門禁森嚴的住宅區域，偽裝給予住客安全，其實給予住客的是不安全感。售賣服務和推銷商品的時候，偽裝是要訣。生產和售賣工業品，是原始資本主義了。
進階的資本主義是資金的增值。投資的時候，將危機推移，是獲利的要訣。推延就是將危機轉嫁給下一代，或者其他地方，例如第三世界。炒賣股票證券或樓房地產，都知道價格高得有些迷幻，但只要預計有人接貨，就可以買入。向外投資的時候，也是將本地無法獲利的工業或不容本地的污染物，轉移到外地。然而，外地的政府遲早會覺醒而反抗，怎麼辦？只得用合資的方法，令到本地的資本家（或官僚商人）都加入剝削，獲利之後將資金調走，成為四處游走的外資，這樣便消弭了本國人的反抗了。中共的走資，其實正是將共產官僚和民間商人變成游走的資本家，一群叛國者，齊來變賣水土資源，出賣同胞身體。不過由於中共的官商一開始便與外資合作，這個背叛國土和國民的過程特別刺眼而已。即是說，偽裝的過程仍未掌握得透徹，便跳入轉移的過程了。從工業生產到資產和金融炒賣，只是用了四十年時間。
資本家是移動而不須歸家的（他們的家叫做「五星級的家」、「理想居停」），而其他承受痛苦的窮人則不能移動，但最初的窮人也有家園依靠。有了家園歇息，便不必瘋狂地投入消費了，故此，也必須摧毁窮人的安樂窩，使得他們家不成家，要走出去消費，不斷換取虛幻的滿足。到了後來，富人和窮人都沒有家，然而富人有不斷轉移空間的能力，窮人則被迫留於一個空間。或者說，富人可以頻頻轉換夢境，而窮人則只能重覆同一個（惡）夢。大家都活在夢中，失去了現實。
我雖然寫了三十年文章罵香港的資本家，其實我也不大憎恨個別的富人。他們也是很疲累的。不過，由於他們令到窮人受更多的苦，也不值得同情。夢不是真實，必須要醒覺，再思考夢境。凡人畢竟是會發夢的。現代社會也想不出有其他勝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入了現代社會，也無法退回到舊時社會去。然則，必須理解夢境，才不會瘋狂。佛教修行之後，其中一個境界，是控制發夢，在夢中保持自覺，最後是不發夢，近乎《莊子》說的「至人無夢」，那是原始天真社會或共產主義了，不過只能存在於勝者的心靈之中。因此，必須時刻保持批判資本主義，正如時刻保持批判政府一樣，否則便會失去自由和自主。不斷的批評和自省，是享受現代社會的自由而必須付出的代價，很疲累，不過沒其他辦法。
《解夢》是文化書
佛洛伊德始終不是個嚴謹的精神病學家，他是文化學家，《解夢》其實是文化書，可以一讀再讀，永不過時的。反覆讀了四五次，但從未將心得和用法記錄下來，這是第一次。
【明報專訊】要講如何運用書本知識，甚至改造而為己用，不單止是書評，而是讀書史或讀書誌了。這可以由遠講到近。月前，在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比較文學導論，不禁重讀佛洛伊德的《夢的解釋》（也可直譯《解夢》）的德文本（一九○○年初版）。上課講解的時候，感慨起來，竟然有暈眩之感。
偽裝與推移
不是因為理論動人，而是我改用了佛洛伊德在書中的理論，超過二十年了。起初，在一九八二年讀過此書的中文譯本和英文譯本。中文譯本讀過台灣和大陸的，當時大陸書籍出版解禁，很多禁書都迅速出了譯本，佛洛伊德的著作是其中之一。佛洛伊德的夢理論，至今已是老生常談。他說，人發夢是心理經歷，日間的意識禁制稍為鬆弛，無意識之中的事情，可以用象徵物或戲劇情節在夢中浮現，然而由於意識禁制仍在，頗多意慾是以曲折甚至逆反的方式顯示，須要精神分析家協助解釋。由隱藏的願望變成夢境，此間的工作過程（德文Traumarbeit 或英文的dream-work），用的是偽裝和推移。
偽裝是取代，推移是延後。如此一想，便想通了資本主義的工作過程，也是偽裝和推移。這倒是馬克思或韋伯未講到的。這點啟發，雖是粗淺的常識，倒是從未寫出來的，只是一直在運用，而且用得很熟練。例如偽裝是發展經濟，其實是掠奪資源。商品偽裝是給予個性，其實是文化的形象消費。門禁森嚴的住宅區域，偽裝給予住客安全，其實給予住客的是不安全感。售賣服務和推銷商品的時候，偽裝是要訣。生產和售賣工業品，是原始資本主義了。
進階的資本主義是資金的增值。投資的時候，將危機推移，是獲利的要訣。推延就是將危機轉嫁給下一代，或者其他地方，例如第三世界。炒賣股票證券或樓房地產，都知道價格高得有些迷幻，但只要預計有人接貨，就可以買入。向外投資的時候，也是將本地無法獲利的工業或不容本地的污染物，轉移到外地。然而，外地的政府遲早會覺醒而反抗，怎麼辦？只得用合資的方法，令到本地的資本家（或官僚商人）都加入剝削，獲利之後將資金調走，成為四處游走的外資，這樣便消弭了本國人的反抗了。中共的走資，其實正是將共產官僚和民間商人變成游走的資本家，一群叛國者，齊來變賣水土資源，出賣同胞身體。不過由於中共的官商一開始便與外資合作，這個背叛國土和國民的過程特別刺眼而已。即是說，偽裝的過程仍未掌握得透徹，便跳入轉移的過程了。從工業生產到資產和金融炒賣，只是用了四十年時間。
資本家是移動而不須歸家的（他們的家叫做「五星級的家」、「理想居停」），而其他承受痛苦的窮人則不能移動，但最初的窮人也有家園依靠。有了家園歇息，便不必瘋狂地投入消費了，故此，也必須摧毁窮人的安樂窩，使得他們家不成家，要走出去消費，不斷換取虛幻的滿足。到了後來，富人和窮人都沒有家，然而富人有不斷轉移空間的能力，窮人則被迫留於一個空間。或者說，富人可以頻頻轉換夢境，而窮人則只能重覆同一個（惡）夢。大家都活在夢中，失去了現實。
我雖然寫了三十年文章罵香港的資本家，其實我也不大憎恨個別的富人。他們也是很疲累的。不過，由於他們令到窮人受更多的苦，也不值得同情。夢不是真實，必須要醒覺，再思考夢境。凡人畢竟是會發夢的。現代社會也想不出有其他勝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入了現代社會，也無法退回到舊時社會去。然則，必須理解夢境，才不會瘋狂。佛教修行之後，其中一個境界，是控制發夢，在夢中保持自覺，最後是不發夢，近乎《莊子》說的「至人無夢」，那是原始天真社會或共產主義了，不過只能存在於勝者的心靈之中。因此，必須時刻保持批判資本主義，正如時刻保持批判政府一樣，否則便會失去自由和自主。不斷的批評和自省，是享受現代社會的自由而必須付出的代價，很疲累，不過沒其他辦法。
《解夢》是文化書
佛洛伊德始終不是個嚴謹的精神病學家，他是文化學家，《解夢》其實是文化書，可以一讀再讀，永不過時的。反覆讀了四五次，但從未將心得和用法記錄下來，這是第一次。
陳巧文被捕；梁文道：警察很脆弱，好好保護他
Vic：香港青年在羅湖橋示威抗議中國政府迫害劉曉波，便衣公安越境擄人，在旁港警什麼都不敢做，是為懦弱無能。回到香港，英勇的警察動輒控告示威市民襲警與阻差辦公，有時以剝光豬搜身的手段羞辱被拘留的示威者，出動重案組探員恐嚇示威者家人，再以襲警罪名選擇性對付最知名的示威者。欺善怕惡，何異於鷹犬走狗？
陳巧文被捕，謹以梁文道〈警察很脆弱，好好保護他〉一文獻給港警：不要忘了，出糧給你們的是政府，但養你們的是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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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 警察很脆弱，好好保護他2009-01-23
【am730-觀念】示威常客都曉得香港警察是碰不得的。哪怕是在極為窄迫的街道，遊行隊伍與警察人牆狹路相逢，雙方根本不可能不接觸(遑論推撞)的情況底下，你也萬萬不能用尾指掃一下警員的胸口。因為，他們是很脆弱的，他們怕痛。他們到底脆弱到甚麼程度呢？難道要比路邊那種紙板警察公仔還更不堪一擊嗎？有這個可能；起碼紙板公仔夠厚，不容易倒。而我們的公僕卻說不定捱不了示威者呼出來的一口氣。可不是嗎？過去兩年來，平均每個星期都有起碼一人因為遊行示威和表達意見而被捕定罪，其中光是被告襲警的就不知道佔了多少成。「襲警」絕對不像這個字眼所表達出來的那麼凶狠，不是一群人掄起棍棒對著警察的頭猛打。恰恰相反，只要你說話大聲一點，推他一下，那就叫襲擊了。
有時候明明是警員先按著你的肩膀，然後你本能地伸手把他的手掌挪開，但這依然是種襲警。更有一種情況，就像最近被控襲警的馮炳德那樣，好端端地正和警員理論，突然他就心臟病發似的頹然倒下！莫非馮炳德說的話太叫人傷心？這種場面我見得太多了，回歸以來更是越演越烈。如今我很有理由相信一定是警方的伙食與訓練有問題，要不怎麼會使得一群雄糾糾氣昂昂的壯漢幾年下來變得弱不禁風，動不動就覺得自己捱打被襲擊，仲慘過林黛玉？後來有長輩告訴我這是警方對待黑社會爛仔的慣技。大家都曉得，社團中人龍蛇混雜，不乏初出茅廬趾高氣昂的小伙子。他們遇上巡警的時候不只面無懼色，有時還會語出不馴，偏偏警方拿不住把柄，又不能發怒動粗，於是想出了未傷人先傷己，看似「七傷拳」的絕招；那就是扮受襲了。你或許沒有自稱是黑社會成員，更沒讓人當場搜出毒品兵器；但是你只要不經意拍了拍警察膊頭，那你就完蛋了。
自此之後，襲警罪就變成炮製小混混的無敵王牌；當別的罪名都咬佢唔入時，就用襲警罪關他幾個月(當然，別忘了『阻差辦公』也是極有神效的一招)。問題在於為甚麼示威者也在警方眼中成了黑社會成員，得出動這「七傷拳」來應付呢？在我的記憶裡面，一般市民要是偶爾遊行偶爾上街，是不太容易被控襲警的。被控襲警的多半是示威常客，或者隊伍中最顯眼的成員。可以推測，這就如威嚇黑社會份子不要在街上也文也武，警方是要藉此脅迫那些最勇於公開表達意見的市民，讓他們乖乖躲在家裡，不要隨便為了保育皇后碼頭和爭取普選之類的芝麻小事跑出來。
警方的角度看，上街示威的市民其實和黑社會差不多。不是因為他們破壞社會安寧，而是他們都很煩，搞到阿sir多o野做。他們都是執法力量的對立面，他們都是「問題」；就算示威人士根本不是正常社會的問題，他們也是警察系統所要維護的「秩序」之脫序，「規範」之失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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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新聞：
陳巧文涉兩遊行襲警被捕
質疑打壓反高鐵 警強調依法
2010年1月10日
【明報專訊】港大女生陳巧文上周四遭警察上門，向其家人問話，昨早她出席一個電台節目後旋即被重案組探員拘捕，指她在元旦遊行及去年11月29日反高鐵遊行時襲警。扣查近5小時，陳巧文獲准以500元保釋，她質疑警方針對參加反高鐵示威的知名人士，以阻嚇其他參與者，手段卑鄙，但即使她被捕坐牢，「拉了一個陳巧文，仍有千千萬萬個陳巧文」。
「仍有千千萬萬個陳巧文」
陳巧文昨早10時出席港台節目，她表示，完成節目步出港台時，發現有警車在路邊等候，4名軍裝警員落車即場拘捕她。在車上，警員表示她不可以打電話，「我話我知道可以，佢就讓步」，當她講電話時一談到元旦遊行，警員即喝止，要求她關電話。因反高鐵人士陳景輝與陳巧文一起出席電台節目，即時把她被捕的消息通知外界，其間有傳媒致電查詢，警員禁止陳巧文接聽傳媒來電。
指警阻礙電話聯絡
陳巧文被送到九龍城警署後，再被轉移至中區警察總部。她說，警方不讓她使用手機，若要聯絡外界，便要使用警署的電話，並留下致電對象的姓名。公民黨黃鶴鳴律師其後收到消息，到場陪伴陳巧文落口供，他表示，警方未有向他們展示證據。陳巧文說，警方指她在1月1日的元旦爭普選遊行中拳打及掌摑一名女警，於去年11月29日的反高鐵遊行中，則對一名女警箍頸。
警方發言人表示，這次是審閱證據後作出拘捕行動，是依法行事；又強調警方沒有拒絕她與外界聯絡。
大律師陸偉雄表示，除非警方懷疑疑犯會聯繫其他共犯，影響調查，否則不應禁止被捕者聯絡他人。他指出，警方可監視疑犯聽電話的情况，毋須禁止她接聽來電。
約20名市民包括社民連成員昨午到警察總部外抗議，要求釋放陳巧文，約下午4時陳巧文獲准保釋。
陳巧文批評警方實行白色恐怖。協助陳巧文聯繫律師到場的公民黨陳淑莊表示，示威有肢體接觸屬正常，早前她在示威中，亦有警員觸碰她，「係咪又可以告普通襲擊？」
警﹕無政治考慮
對於陳巧文指警方以拘捕行動來打壓示威，警方消息人士堅決否認，強調警方依法辦事，絕無政治考慮，「只要有足夠證據便會拉人」，不會考慮對方是否有知名度。至於陳巧文質疑案發多時，何以昨日才拘捕，消息人士解釋，因調查需時，例如要等待受傷警員的醫學報告、諮詢法律意見等，這次行動並不算遲。
曾坐牢示威者﹕警已淪政治工具
【明報專訊】回歸至今，本港曾有不少參與遊行的人士被控告襲警，其中2001年社會福利員梁俊威參與學聯反對警方濫用警權示威時，阻差辦公及襲警罪成，被判入獄5個月。梁俊威表示，若陳巧文今次被控襲警罪成而要入獄，他絕對不會感到出奇，因為警察已成政治工具。
梁俊威憶述，當日他抗議時，由於較高級的警員走到較遠的位置，他便用「大聲公」向該警員表達訴求，卻被指襲警，令警員聽覺受影響，警方在事發後4個月，才到其工作地點將他拘捕。
另外，示威者馮炳德在08年1月13日爭普選遊行時，以右手肘撞跌正在收縮遊行路線的警察，導致其腰部受傷，被控襲警罪成，判囚15周，其上訴失敗需要服刑。
2010年1月3日 星期日
程翔 - 重判劉曉波突顯中共脆弱
2010年1月3日
【明報專訊】中共這次對劉曉波的判決，可以說是「三違反」。為什麼中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實行對劉曉波「三違反」的重判？理由只有一個﹕它嚴重缺乏自信，以致外強中乾、色厲內荏。為什麼中共那麼缺乏自信？原因只有一個﹕它已嚴重蛻變為一個腐朽的脫離人民的政權。
中共這次對劉曉波的判決，可以說是「三違反」。
違反憲法承諾
首先它違反了自己在中國憲法上對人民作出的承諾。憲法規定人民享有言論自由。劉曉波的所有作為，都沒有超出憲法的範圍，所以中共對他重判，是典型的「以言入罪」。中共當政六十年，「以言入罪」的案件沒有一天停止過，使得憲法的規定形同虛設。這是中國社會迄今人權狀况無法改善的核心原因，也是中共至今無法取信於人民的根本原因。
違反對國際社會承諾
其次它違反了中共對國際社會的承諾。中共作為聯合國兩個人權公約的簽署國，有責任履行公約關於保障人權的規定，而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務理事國，中共更應該有義務帶頭執行兩項文件，以維護聯合國文件的權威性。遺憾的是，中共非但沒有這樣做，反而公然地踐踏這些文件所承載的共同價值。當外國對案件表示關注時，它斥責別人干預它的內政，可是它有沒有想到，國際社會對於它公然違背兩個公約的精神提出批評，正是為了維持國際公約的權威地位，否則公約就會淪為一紙空文。令人擔心的是，隨着中共日益强大，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依賴日益增加，愈來愈多的國家對中共違背國際公約的情况視若無睹。這樣，中共愈是强大，它對人類社會經過幾百年培育出來的普世會值的破壞力也就愈大。這是當今世界對中共的崛起感到擔憂的主要原因。
違反中共政策主張
第三，它違反了中共自己的一些政策主張和努力方向。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改革司法制度，杜絕「冤假錯案」，並為此作過一些努力。例如﹕中共曾經在○六年第五次全國刑事審判工作會議上宣稱，今後審判工作要把好四個關，即﹕「事實關、證據關、程序關、和適用法律關」，務求對每一件案都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可是，對劉曉波的審判完全違背了上述的努力方向，可以說是一個大倒退。從劉曉波一案的判决來看，「冤假錯案」的土壤還十分深厚肥沃，此其一。在○八年中共頒布了「人權行動計劃」，表示要着意改善中國的人權狀况，當時大家雖然對此計劃沒有信心，但也抱着「聽其言、觀其行」的態度樂觀其成。如今通過對劉曉波的判决，中共又一次以具體行動來證明它的政策宣言不過是用來欺騙人民的謊言而已，此其二。
為什麼中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實行對劉曉波「三違反」的重判？理由只有一個﹕它嚴重缺乏自信，以致外強中乾、色厲內荏。
在今年六十周年國慶節期間，人們看到一幅很諷刺的景像。一方面中共在天安門廣場的大閱兵裏陳列了最犀利的武器，向全世界宣布自己已經晉身為世界第三大軍事强國。但與此同時，北京的超級市場卻貼出告示﹕「奉上級通知國慶節期間不得出售刀具」。為什麼武裝到牙齒、擁有世界第三强軍力的中共，卻擔心老百姓日常用的刀具？這只能說明中共外强中乾、色厲內荏的本質。歷史上好像只有秦朝和元朝有過禁止老百姓擁有刀具的記載，而這兩個朝代又恰恰是中國歷史上最短祚的朝代。中共在國慶期間禁止百姓買刀，是否意味着中共將步秦、元的後塵成為另一個短祚的政權？
為什麼中共那麼缺乏自信？原因只有一個﹕它已嚴重蛻變為一個腐朽的脫離人民的政權。
筆者在二十年前的天安門鎮壓後，就斷言中共會淪為一個腐化墮落的政黨。因為天安門鎮壓的實質，就是以坦克來保護貪腐，為貪腐開路。事實上在過去二十年間，人們看到中共通過對權力的壟斷而壟斷了全國財富，從而蛻變成吉拉斯《新階級》一書中所描述的新階級。這個新階級壟斷了全國絕大多數的財富，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最大根源。據中共中央黨校的調查，在私人財產超過一億元人民幣的人群中，百分之九十二的人是高幹子弟。根據社會科學院的另一項調查，中國高官的貪污所得約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三。這兩組數字就是這個新階級的最好的寫照。正是由於中共的變質，使得它同人民之間的矛盾十分深刻，以至「群體事件」（實際上就是小規模的、零散的人民起義）層出不窮。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是中共缺乏自信的核心原因。
因此重判劉曉波，適足以折射出中共的脆弱。而它這樣做是要付出代價的。
【明報專訊】中共這次對劉曉波的判決，可以說是「三違反」。為什麼中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實行對劉曉波「三違反」的重判？理由只有一個﹕它嚴重缺乏自信，以致外強中乾、色厲內荏。為什麼中共那麼缺乏自信？原因只有一個﹕它已嚴重蛻變為一個腐朽的脫離人民的政權。
中共這次對劉曉波的判決，可以說是「三違反」。
違反憲法承諾
首先它違反了自己在中國憲法上對人民作出的承諾。憲法規定人民享有言論自由。劉曉波的所有作為，都沒有超出憲法的範圍，所以中共對他重判，是典型的「以言入罪」。中共當政六十年，「以言入罪」的案件沒有一天停止過，使得憲法的規定形同虛設。這是中國社會迄今人權狀况無法改善的核心原因，也是中共至今無法取信於人民的根本原因。
違反對國際社會承諾
其次它違反了中共對國際社會的承諾。中共作為聯合國兩個人權公約的簽署國，有責任履行公約關於保障人權的規定，而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務理事國，中共更應該有義務帶頭執行兩項文件，以維護聯合國文件的權威性。遺憾的是，中共非但沒有這樣做，反而公然地踐踏這些文件所承載的共同價值。當外國對案件表示關注時，它斥責別人干預它的內政，可是它有沒有想到，國際社會對於它公然違背兩個公約的精神提出批評，正是為了維持國際公約的權威地位，否則公約就會淪為一紙空文。令人擔心的是，隨着中共日益强大，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依賴日益增加，愈來愈多的國家對中共違背國際公約的情况視若無睹。這樣，中共愈是强大，它對人類社會經過幾百年培育出來的普世會值的破壞力也就愈大。這是當今世界對中共的崛起感到擔憂的主要原因。
違反中共政策主張
第三，它違反了中共自己的一些政策主張和努力方向。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改革司法制度，杜絕「冤假錯案」，並為此作過一些努力。例如﹕中共曾經在○六年第五次全國刑事審判工作會議上宣稱，今後審判工作要把好四個關，即﹕「事實關、證據關、程序關、和適用法律關」，務求對每一件案都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可是，對劉曉波的審判完全違背了上述的努力方向，可以說是一個大倒退。從劉曉波一案的判决來看，「冤假錯案」的土壤還十分深厚肥沃，此其一。在○八年中共頒布了「人權行動計劃」，表示要着意改善中國的人權狀况，當時大家雖然對此計劃沒有信心，但也抱着「聽其言、觀其行」的態度樂觀其成。如今通過對劉曉波的判决，中共又一次以具體行動來證明它的政策宣言不過是用來欺騙人民的謊言而已，此其二。
為什麼中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實行對劉曉波「三違反」的重判？理由只有一個﹕它嚴重缺乏自信，以致外強中乾、色厲內荏。
在今年六十周年國慶節期間，人們看到一幅很諷刺的景像。一方面中共在天安門廣場的大閱兵裏陳列了最犀利的武器，向全世界宣布自己已經晉身為世界第三大軍事强國。但與此同時，北京的超級市場卻貼出告示﹕「奉上級通知國慶節期間不得出售刀具」。為什麼武裝到牙齒、擁有世界第三强軍力的中共，卻擔心老百姓日常用的刀具？這只能說明中共外强中乾、色厲內荏的本質。歷史上好像只有秦朝和元朝有過禁止老百姓擁有刀具的記載，而這兩個朝代又恰恰是中國歷史上最短祚的朝代。中共在國慶期間禁止百姓買刀，是否意味着中共將步秦、元的後塵成為另一個短祚的政權？
為什麼中共那麼缺乏自信？原因只有一個﹕它已嚴重蛻變為一個腐朽的脫離人民的政權。
筆者在二十年前的天安門鎮壓後，就斷言中共會淪為一個腐化墮落的政黨。因為天安門鎮壓的實質，就是以坦克來保護貪腐，為貪腐開路。事實上在過去二十年間，人們看到中共通過對權力的壟斷而壟斷了全國財富，從而蛻變成吉拉斯《新階級》一書中所描述的新階級。這個新階級壟斷了全國絕大多數的財富，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最大根源。據中共中央黨校的調查，在私人財產超過一億元人民幣的人群中，百分之九十二的人是高幹子弟。根據社會科學院的另一項調查，中國高官的貪污所得約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三。這兩組數字就是這個新階級的最好的寫照。正是由於中共的變質，使得它同人民之間的矛盾十分深刻，以至「群體事件」（實際上就是小規模的、零散的人民起義）層出不窮。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是中共缺乏自信的核心原因。
因此重判劉曉波，適足以折射出中共的脆弱。而它這樣做是要付出代價的。
2009年12月31日 星期四
蔡子強 - 歷史將宣判他無罪
2009年12月31日
【明報專訊】劉曉波，過去二十年，因為堅持自己的信念，而四度當上國家的囚徒。青春，就是如此在鐵窗之下被消磨掉。到了11 年之後，他刑滿出獄，到時他已經會是一位65 歲的花甲老翁了。
我記得有位民運人士寫過這樣的一首獄中詩：
「我怕孤獨，但連自己的影子也難得一見；
我怕黑暗，卻只能在鐵窗後面仰望藍天；
我只靠夢生活，但夢中卻永遠只是飄着染血的鞭子；
而我全部的罪名，卻只是對自由的渴望。」
無錯，劉曉波的所有罪名，只不過是對一個自由、民主中國的渴望而已。
在上個禮拜判刑當天，劉曉波十分平靜，沒有呼天搶地，他只望着太太劉霞點頭微笑，令人相信他對自己所作的一切，無怨無悔。
這令我想起兩句說話。
曾經當過《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並以「皇甫平」為筆名撰寫過一系列支持深化改革文章的內地新聞工作者，在追思《人民日報》以故副總編輯王若水時，提過兩句後者說過，擲地有聲的說話：
「寧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無憂的夢中人。」
中國人特別忌諱提起自己的陰暗面，所思考的，也不是如何改良自身，把陰暗面消除，而是竭力否認它們的存在，中共則更進一步，痛恨那些指出這些劣迹和陰影的批評者、異見人士，要把他們禁絕而後快。
《零八憲章》所提的十九項主張：修改憲法、分權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獨立、公器公用、人權保障 、公職選舉、城鄉平等、結社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公民教育、財產保護、財稅改革、社會保障、環境保護、聯邦共和、轉型正義，都是十分溫和，是公民最基本和正當的權利要求，提倡的只是以溫和改良的方式推進社會進步，我看不到有任何顛覆國家的地方，看不到何罪之有。
獨裁者將會慢慢發現，他們無法杜絕任何批評，因為即使你審查、甚至禁制了書刊，一切有正義感的作家，將有辦法找到自己的表達方式。
都說，今天當入世、經濟起飛、奧運、宇航等夢想，已經一一實現，中國已經「大國崛起」。中國人或會覺得，自己已經找到那個當年阿基米德所追尋，足以舉起整個地球的支點。但我卻想說，一個如此怯懦的國度，它將不會有足夠的力量，去巍然聳立於天地之間，面對未來。
劉曉波如今是被判入獄了，但我堅信：
「歷史將宣判他無罪。」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明報專訊】劉曉波，過去二十年，因為堅持自己的信念，而四度當上國家的囚徒。青春，就是如此在鐵窗之下被消磨掉。到了11 年之後，他刑滿出獄，到時他已經會是一位65 歲的花甲老翁了。
我記得有位民運人士寫過這樣的一首獄中詩：
「我怕孤獨，但連自己的影子也難得一見；
我怕黑暗，卻只能在鐵窗後面仰望藍天；
我只靠夢生活，但夢中卻永遠只是飄着染血的鞭子；
而我全部的罪名，卻只是對自由的渴望。」
無錯，劉曉波的所有罪名，只不過是對一個自由、民主中國的渴望而已。
在上個禮拜判刑當天，劉曉波十分平靜，沒有呼天搶地，他只望着太太劉霞點頭微笑，令人相信他對自己所作的一切，無怨無悔。
這令我想起兩句說話。
曾經當過《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並以「皇甫平」為筆名撰寫過一系列支持深化改革文章的內地新聞工作者，在追思《人民日報》以故副總編輯王若水時，提過兩句後者說過，擲地有聲的說話：
「寧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無憂的夢中人。」
中國人特別忌諱提起自己的陰暗面，所思考的，也不是如何改良自身，把陰暗面消除，而是竭力否認它們的存在，中共則更進一步，痛恨那些指出這些劣迹和陰影的批評者、異見人士，要把他們禁絕而後快。
《零八憲章》所提的十九項主張：修改憲法、分權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獨立、公器公用、人權保障 、公職選舉、城鄉平等、結社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公民教育、財產保護、財稅改革、社會保障、環境保護、聯邦共和、轉型正義，都是十分溫和，是公民最基本和正當的權利要求，提倡的只是以溫和改良的方式推進社會進步，我看不到有任何顛覆國家的地方，看不到何罪之有。
獨裁者將會慢慢發現，他們無法杜絕任何批評，因為即使你審查、甚至禁制了書刊，一切有正義感的作家，將有辦法找到自己的表達方式。
都說，今天當入世、經濟起飛、奧運、宇航等夢想，已經一一實現，中國已經「大國崛起」。中國人或會覺得，自己已經找到那個當年阿基米德所追尋，足以舉起整個地球的支點。但我卻想說，一個如此怯懦的國度，它將不會有足夠的力量，去巍然聳立於天地之間，面對未來。
劉曉波如今是被判入獄了，但我堅信：
「歷史將宣判他無罪。」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2009年12月28日 星期一
潘小濤 - 劉曉波在聖誕日的政治審判
2009年12月28日
【明報專訊】劉曉波於聖誕節當日被判監11年，標誌着去年12月10日由他發起的「零八憲章」運動，正式遭到當局無情鎮壓，益令國慶60周年的高壓政治形勢，增添不少肅殺之氣。教人唏噓的是，一個普天同慶的日子，竟然也是中國憲政民主運動的葬禮！
美國助理國務卿克勞利認為，劉曉波被關押逾一年，卻在聖誕節之前兩天遭審訊，並在聖誕節當天宣判，緣於聖誕長假期間，西方社會沉浸在歡樂氣氛之中，無暇顧及北京的事，審判劉曉波也就不會惹來西方傳媒及歐美社會的強烈反應。
此說法得到西方傳媒普遍認同，也有一定道理。我也相信，北京當局是刻意挑選這個西方節日進行政治審判，不過，我倒認為北京並非為減低西方各界的關意，若北京真的在乎西方反應，又怎會選在普天同慶的聖誕節，在美國及歐盟多番交涉和高度關注、最少15個外國使館官員企圖進入法庭聽審下，仍悍然重囚一個寫文章談國事的良心犯呢？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茜、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等人訪華時，都曾向中國提出要求釋放的政治犯名單，劉曉波當然在列，北京不僅毫無反應，反而在聖誕節審判劉曉波，對着幹的味道非常明顯。
有人說，北京根本不理會審判日是什麼日子。此言差矣，中共的敏感日子多的是，而中國政府在去年北京奧運開幕當天，就呼籲全球停戰停火一天，以彰顯奧運的和平，只不過俄羅斯對此充耳不聞，揮軍攻入格魯吉亞。同樣，聖誕節對西方的重要性及符號意義，北京焉有不知之理？因此，北京藉着聖誕節的政治審判，是要顯示其向西方說不的決心和能力，這不僅是保衛主權，更是捍衛其體制，阻止歐美國家進一步「干預」內政的宣示。
中國崛起 毋須仰仗洋人鼻息
所以，今次審判的最大象徵意義，就是北京正式表明，中國在政治問題上再不會屈服於外國壓力。過去，美國總統來訪，又或中國領導人出訪西方國家，中國都會釋放一兩個政治犯去討好對方，王丹、魏京生等人重獲自由，就是這樣的「大禮」；而且，中國政府每年發表人權白皮書、願與西方國家討論人權問題，也是外國施壓的結果。然而，今日的中國已經崛起，毋須再「仰仗」洋人鼻息，何時審、如何審，以及判刑多少，更不容外國人插手。
對期望中國民主的人來說，如此崛起無疑是災難性的，意味着北京當局更不會實施「零八憲章」的憲政民主了。今日的中國已完全被權貴騎劫，他們由各級官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國企職工等公職人員，還有學者專家、富商巨賈等組成，結合成為龐大的利益集團，壟斷政治、經濟的決策權，包攬一切社會資源。現有的制度，正是他們得以繼續巧取豪奪、盤剝老百姓的最佳保證。在此情况下，誰會主動推動政治改革去革自己的命呢？
一頭力大無窮的怪獸
本來，有外部壓力，讓這群「精英」有所顧忌，從而循序漸進的改革，未嘗不是好事，但今次聖誕審判表明，這個幻想徹底破滅。形象點說，中國變為一頭力大無窮、刀槍不入，卻被權貴控制的「怪獸」，任何力量想去改變這頭「怪獸」，令牠變得行為合理、行動自主，都會遭到權貴們的瘋狂反撲。對於希望國家富強的中國人來說，這樣的強國難道不是最大諷刺、這個強國夢難道不是一場噩夢嗎？
「零八憲章」的訴求溫和，因而遭到激進民主派的批評，憲章要求認真落實憲法給予中國公民應有的政治權利，其精髓就是，不僅向中國政府提出要求，還希望每位聯署人恪守公民責任，督促政府推動改革。如此克己合理的訴求，仍遭到無情鎮壓，可想而知中國的權貴們，為保護其既得利益，已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也可以想像，追查豆腐渣學校真相的四川作家譚作人，稍後也會被重囚。
一個希望中國民主富強的學者，寫了幾篇文章、起草一份民主化改革的草案，就換來11年的囚牢；相反，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受賄200多萬元、低價轉讓國有資產而令國家損失3.2億元、為弟弟非法謀利逾億元，如此嚴重犯罪也只獲刑18年。而大部分出事的貪官，都可在獄中繼續享受幹部待遇。一個為國為民，另一個卻竊國圖利，孰是孰非，本來一目了然，但待遇截然相反，可見今日的制度如何黑白顛倒！
不過，聖誕日的政治審判，早晚會受到歷史審判！歷史也告訴我們，任何巨人都有倒下去的一天！
【明報專訊】劉曉波於聖誕節當日被判監11年，標誌着去年12月10日由他發起的「零八憲章」運動，正式遭到當局無情鎮壓，益令國慶60周年的高壓政治形勢，增添不少肅殺之氣。教人唏噓的是，一個普天同慶的日子，竟然也是中國憲政民主運動的葬禮！
美國助理國務卿克勞利認為，劉曉波被關押逾一年，卻在聖誕節之前兩天遭審訊，並在聖誕節當天宣判，緣於聖誕長假期間，西方社會沉浸在歡樂氣氛之中，無暇顧及北京的事，審判劉曉波也就不會惹來西方傳媒及歐美社會的強烈反應。
此說法得到西方傳媒普遍認同，也有一定道理。我也相信，北京當局是刻意挑選這個西方節日進行政治審判，不過，我倒認為北京並非為減低西方各界的關意，若北京真的在乎西方反應，又怎會選在普天同慶的聖誕節，在美國及歐盟多番交涉和高度關注、最少15個外國使館官員企圖進入法庭聽審下，仍悍然重囚一個寫文章談國事的良心犯呢？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茜、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等人訪華時，都曾向中國提出要求釋放的政治犯名單，劉曉波當然在列，北京不僅毫無反應，反而在聖誕節審判劉曉波，對着幹的味道非常明顯。
有人說，北京根本不理會審判日是什麼日子。此言差矣，中共的敏感日子多的是，而中國政府在去年北京奧運開幕當天，就呼籲全球停戰停火一天，以彰顯奧運的和平，只不過俄羅斯對此充耳不聞，揮軍攻入格魯吉亞。同樣，聖誕節對西方的重要性及符號意義，北京焉有不知之理？因此，北京藉着聖誕節的政治審判，是要顯示其向西方說不的決心和能力，這不僅是保衛主權，更是捍衛其體制，阻止歐美國家進一步「干預」內政的宣示。
中國崛起 毋須仰仗洋人鼻息
所以，今次審判的最大象徵意義，就是北京正式表明，中國在政治問題上再不會屈服於外國壓力。過去，美國總統來訪，又或中國領導人出訪西方國家，中國都會釋放一兩個政治犯去討好對方，王丹、魏京生等人重獲自由，就是這樣的「大禮」；而且，中國政府每年發表人權白皮書、願與西方國家討論人權問題，也是外國施壓的結果。然而，今日的中國已經崛起，毋須再「仰仗」洋人鼻息，何時審、如何審，以及判刑多少，更不容外國人插手。
對期望中國民主的人來說，如此崛起無疑是災難性的，意味着北京當局更不會實施「零八憲章」的憲政民主了。今日的中國已完全被權貴騎劫，他們由各級官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國企職工等公職人員，還有學者專家、富商巨賈等組成，結合成為龐大的利益集團，壟斷政治、經濟的決策權，包攬一切社會資源。現有的制度，正是他們得以繼續巧取豪奪、盤剝老百姓的最佳保證。在此情况下，誰會主動推動政治改革去革自己的命呢？
一頭力大無窮的怪獸
本來，有外部壓力，讓這群「精英」有所顧忌，從而循序漸進的改革，未嘗不是好事，但今次聖誕審判表明，這個幻想徹底破滅。形象點說，中國變為一頭力大無窮、刀槍不入，卻被權貴控制的「怪獸」，任何力量想去改變這頭「怪獸」，令牠變得行為合理、行動自主，都會遭到權貴們的瘋狂反撲。對於希望國家富強的中國人來說，這樣的強國難道不是最大諷刺、這個強國夢難道不是一場噩夢嗎？
「零八憲章」的訴求溫和，因而遭到激進民主派的批評，憲章要求認真落實憲法給予中國公民應有的政治權利，其精髓就是，不僅向中國政府提出要求，還希望每位聯署人恪守公民責任，督促政府推動改革。如此克己合理的訴求，仍遭到無情鎮壓，可想而知中國的權貴們，為保護其既得利益，已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也可以想像，追查豆腐渣學校真相的四川作家譚作人，稍後也會被重囚。
一個希望中國民主富強的學者，寫了幾篇文章、起草一份民主化改革的草案，就換來11年的囚牢；相反，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受賄200多萬元、低價轉讓國有資產而令國家損失3.2億元、為弟弟非法謀利逾億元，如此嚴重犯罪也只獲刑18年。而大部分出事的貪官，都可在獄中繼續享受幹部待遇。一個為國為民，另一個卻竊國圖利，孰是孰非，本來一目了然，但待遇截然相反，可見今日的制度如何黑白顛倒！
不過，聖誕日的政治審判，早晚會受到歷史審判！歷史也告訴我們，任何巨人都有倒下去的一天！
吳靄儀 - 不要為劉曉波哭泣，哭我們自己！
2009年12月28日
【明報專訊】劉曉波以言入罪，重判入獄11年。案件向全世界又一次證明，專制的政權容不下言論自由、獨裁統治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6930字的《判決書》，說不出一句法理為何劉曉波的文章是「造謠誹謗」、「煽動顛覆」，為何在互聯網上發表，就是「超出言論自由的範疇，構成罪行」的行為！
《刑法》第105條沒有說明什麼是「顛覆國家政權」、什麼是「推翻社會主義」，法院依賴的不是法理，而是權力，這種審判不叫做「法治」，這只是假法律之名而行使的強權。
不必辯論，只要打開12月26日的《明報》，讀一遍全版刊載的《判決書》全文，及同頁所載錄的入罪文章的有關段落，讀者就可以自己評一評，究竟這是為國為民，不惜以身犯禁的忠義之言，還是煽動顛覆的造謠誹謗！
是忠義之言 還是誹謗？
普天之世，當然會為劉曉波可歌可泣的言行致敬，為中國政權的落後專橫而憤慨感嘆；《明報》同日的社評宣言﹕「關了一個劉曉波，關不住對自由民主的追求」。然而，這一切都不足夠，不但不足夠，反而是差不多同等落後的宣示，因為我們仍停留在為「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而歌泣的年代，「鳴」與「生」不能並存的封建社會，一直就與不惜為「鳴」而捨棄生命——11年生命——的精神共存，我們要爬上劉曉波的肩頭，走出這個輪迴，這個深谷，才是真正不辜負劉曉波的慷慨付出他有限的光陰和自由。
為什麼我們要止於景仰？景仰過去了，我們就返回一貫的生活，忘記了劉曉波？還是寄望於有更多的劉曉波，作出更多的犧性，終能令專政的當權者動容？
為自己只耽於慨嘆聲援而哭泣
如果我們真的尊重劉曉波，我們就要認認真真地看看他說了什麼。中共政權重囚劉曉波，不單止於「殺雞儆猴」，而是因為他們知道劉曉波說得對﹕「自由中國的出現，與其寄希望於統治者的『新政』，遠不如寄希望於民間『新力量』的不斷擴張」；如果我們同意，為什麼我們在行為上仍然是專注於如何博取統治者的青睞，爭取真民主，也只能求諸單方面向當權者「釋出善意」，而不重視轉向民間的「新力量」？為什麼在行為上，我們反而壓抑民間力量的自發、自覺、鞏固、凝聚和擴張？
不要為劉曉波哭泣！為我們自己的不願為民主法治付出努力，只耽於慨嘆聲援而哭泣吧！劉曉波知道自己願意看見的民主中國不可能一蹴即至﹕「用不間斷的非暴力反抗來壓縮官權控制的社會空間」，這單是指中國大陸嗎？香港特區現况相去有多遠？劉曉波的運動談何容易！像滴水成冰於岩石的縫隙，終使岩石分開，要何等耐心和堅毅！然而正因如此，我們便不能再讓歲月蹉跎！「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們沒有慨嘆的功夫了。
劉曉波警告為利益而到中國來叩頭的各國朝野﹕「一旦中國變成自由國家，對於人類文明就將具有難以估量的正面價值」——為利益而不顧人權，受損害的不獨是中國的人民，而是全世界的未來！近如切膚，香港人應迴避這個擔子麼？
拭乾淚痕！放下慨憤！要做的事那麼多，千千萬萬人的一輩子也嫌不夠，若不願付出一輩子，那麼我們就每人付出11年吧，難道劉曉波不值得這麼多嗎？
【明報專訊】劉曉波以言入罪，重判入獄11年。案件向全世界又一次證明，專制的政權容不下言論自由、獨裁統治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6930字的《判決書》，說不出一句法理為何劉曉波的文章是「造謠誹謗」、「煽動顛覆」，為何在互聯網上發表，就是「超出言論自由的範疇，構成罪行」的行為！
《刑法》第105條沒有說明什麼是「顛覆國家政權」、什麼是「推翻社會主義」，法院依賴的不是法理，而是權力，這種審判不叫做「法治」，這只是假法律之名而行使的強權。
不必辯論，只要打開12月26日的《明報》，讀一遍全版刊載的《判決書》全文，及同頁所載錄的入罪文章的有關段落，讀者就可以自己評一評，究竟這是為國為民，不惜以身犯禁的忠義之言，還是煽動顛覆的造謠誹謗！
是忠義之言 還是誹謗？
普天之世，當然會為劉曉波可歌可泣的言行致敬，為中國政權的落後專橫而憤慨感嘆；《明報》同日的社評宣言﹕「關了一個劉曉波，關不住對自由民主的追求」。然而，這一切都不足夠，不但不足夠，反而是差不多同等落後的宣示，因為我們仍停留在為「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而歌泣的年代，「鳴」與「生」不能並存的封建社會，一直就與不惜為「鳴」而捨棄生命——11年生命——的精神共存，我們要爬上劉曉波的肩頭，走出這個輪迴，這個深谷，才是真正不辜負劉曉波的慷慨付出他有限的光陰和自由。
為什麼我們要止於景仰？景仰過去了，我們就返回一貫的生活，忘記了劉曉波？還是寄望於有更多的劉曉波，作出更多的犧性，終能令專政的當權者動容？
為自己只耽於慨嘆聲援而哭泣
如果我們真的尊重劉曉波，我們就要認認真真地看看他說了什麼。中共政權重囚劉曉波，不單止於「殺雞儆猴」，而是因為他們知道劉曉波說得對﹕「自由中國的出現，與其寄希望於統治者的『新政』，遠不如寄希望於民間『新力量』的不斷擴張」；如果我們同意，為什麼我們在行為上仍然是專注於如何博取統治者的青睞，爭取真民主，也只能求諸單方面向當權者「釋出善意」，而不重視轉向民間的「新力量」？為什麼在行為上，我們反而壓抑民間力量的自發、自覺、鞏固、凝聚和擴張？
不要為劉曉波哭泣！為我們自己的不願為民主法治付出努力，只耽於慨嘆聲援而哭泣吧！劉曉波知道自己願意看見的民主中國不可能一蹴即至﹕「用不間斷的非暴力反抗來壓縮官權控制的社會空間」，這單是指中國大陸嗎？香港特區現况相去有多遠？劉曉波的運動談何容易！像滴水成冰於岩石的縫隙，終使岩石分開，要何等耐心和堅毅！然而正因如此，我們便不能再讓歲月蹉跎！「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們沒有慨嘆的功夫了。
劉曉波警告為利益而到中國來叩頭的各國朝野﹕「一旦中國變成自由國家，對於人類文明就將具有難以估量的正面價值」——為利益而不顧人權，受損害的不獨是中國的人民，而是全世界的未來！近如切膚，香港人應迴避這個擔子麼？
拭乾淚痕！放下慨憤！要做的事那麼多，千千萬萬人的一輩子也嫌不夠，若不願付出一輩子，那麼我們就每人付出11年吧，難道劉曉波不值得這麼多嗎？
2009年12月15日 星期二
練乙錚 - 中國經濟與「重商主義」
Vic: 練乙錚先生此系列四篇文章，對關心中國政經大局的人來說，極具參考價值。
文中對「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有精彩闡釋，值得細讀。
讀完覺得，「重商主義」者，實質上就是「重傷主義」--過程中肥了權勢壟斷者，最終人人受害，全部重傷。
2009-12-08
練乙錚：家電下鄉作用微 收入補貼好得多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08.html
2009-12-09
練乙錚：調整發展策略 改變「重商主義」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09.html
2009-12-10
練乙錚：中國要避免掉進「重商主義」窠臼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10.html
2009-12-11
練乙錚：當年蘇共領導的重商主義市場經濟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11.html
文中對「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有精彩闡釋，值得細讀。
讀完覺得，「重商主義」者，實質上就是「重傷主義」--過程中肥了權勢壟斷者，最終人人受害，全部重傷。
2009-12-08
練乙錚：家電下鄉作用微 收入補貼好得多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08.html
2009-12-09
練乙錚：調整發展策略 改變「重商主義」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09.html
2009-12-10
練乙錚：中國要避免掉進「重商主義」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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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11
練乙錚：當年蘇共領導的重商主義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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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6日 星期日
梁文道 - 講中國話的達爾文
2009年12月6日
【香港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前陣子在合肥和新認識的朋友聊天，他對國際關係特別感興趣，於是我們就說起了前陣子李光耀那番很讓網民憤怒的言論。李光耀的意思是東南亞諸國都很怕中國的崛起，所以希望美國能「回到亞洲」，好制衡一下區內勢力。我想向這位朋友解釋東南亞害怕中國的原因，便拿雲南一帶的水壩做例子。這些水壩正好建在湄公河的上游，而湄公河則是整個中南半島的大動脈，這幾年越南等地明顯感到水位的下降，非常擔心稻米產量會受影響，但他們向中國交涉數輪之後，始終不得要領，現在都不知如何是好。
朋友聽完之後，很無奈地表示：「這也是沒辦法的事，當年美國崛起不也是這樣嗎？先打墨西哥，再殖民菲律賓，後來還當了世界警察」。這句話十分驚人，可是又十分正常。驚人的是它背後隱含的危險訊息：強權就是公理；誰有力量誰發展了，誰就一定要欺負人。正常的是這種道理我一點都不陌生。儘管中國流行對美國說不，不學美國的政制，不接受美國的意識型態；但一說到人權問題，一說到這類敏感的國際局勢，那批中國獨特論的支持者卻往往又用上了美國的經驗支持自己，或者說美國的人權狀況也很糟，或者說美國的發展也是條帝國之道。而且他們都很自然地會以一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框架來合理化一切問題，相信物競天擇，相信力量是道德的根本。
我常常感到在現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外國思想家來去不出二人，一個是眾所周知的馬克思，另一個就比較隱蔽但也比較有力的達爾文了。馬克思我們放在嘴上，但真心信服他的人已經不多了；達爾文我們很少談到，但幾乎每一個人都將他供奉在意識的深處。雖然大陸的小學課本仍會告訴學生「階級鬥爭是歷史的原動力」，可是真正留在大家心裏的，可能還是「發展是硬道理」與「誰落後誰就挨打」這兩句話。
美國學者浦嘉珉（ James Reeve Pusey）是史華慈的學生，依循乃師的道路，他也對外國觀念翻譯到中國之後產生的異變感興趣，而且他也看重嚴復的作用。例如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嚴復創造了兩個漢語詞彙來表達這個概念，那就是後來被合成為四字習語的「物競」與「天擇」了。嚴復在〈原強〉裏解釋它的意思是：「其始也種與種爭，群與群爭，弱者常為強肉，愚者常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遺種也，則必強忍魁桀，矯捷巧慧，而與其一時之天時地利人事最相宜者也」。浦嘉珉很正確地指出，這種「爭」的哲學本該是中國思想傳統所不喜的，但在甲午戰爭之後，知識份子羞憤難當，正要尋覓一套能夠解釋危局的理論，這時碰上達爾文，實在是一拍即合，兩情相悅。
浦嘉珉的《中國與達爾文》講的就是中國人接受達爾文，並且把他中國化的故事。是書資料豐富，涉及人物眾多，然我印像最深的還是兩點：一、比起西方，中國沒有強大的一神教傳統，不太抗拒「猴子是人類祖先」的想法，故達爾文主義的普及反而比在西方還容易。二、由於我們帶着現實需要去讀達爾文，所以打從一開始，中國學到的演化論就是一套社會達爾文主義，混淆了進化與進步；也犯下了從實然推出應然的「自然謬誤」，隱隱然把實力當成道德原則。
浦嘉珉最有影響力的主張是認為達爾文幫馬克思鋪好了路，使後者歸化中國的過程更順暢更不受阻礙。熟悉現代西方思想史的人都曉得，西方左派當初是很歡迎達爾文的，儘管美國人會把他當成市場自由競爭的支持者，但馬克思本人卻也很推崇達爾文；直到冷戰結束之前，蘇聯的小學課本還在說「達爾文發現了自然進化的原理，馬克思則發現了人類歷史進步的原理」。到了中國之後，達爾文更「使暴力變革和暴力革命合法化」。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造反有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深信造反和革命是種進化天理的訓命。於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有道理了，雖然這「只是少數先鋒、少數前驅的專政，只是少數有充分階級自覺的無產者的專政」。但「事實不可不如此，無憤如何」（張菘年語），因為這少數人是該群進化裏先走一步的適應者。浦嘉珉還說：「毛澤東把反動派視為進化的返祖份子，他們應該被消滅。人民的敵人是非人民，他們不應該受到人民的待遇」。
從合肥回來之後，我反覆想起那位朋友的表情，他那句話說得是那麼自然，那麼自信，彷彿一切皆是天意。如果我下回去越南碰見當地 NGO的朋友，我該怎麼向他解釋中國一定要在湄公河上游修築水壩的理由呢？也許我只能請回去好好讀讀達爾文、赫胥黎和史賓塞了，而且還得是中文版的。
【香港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前陣子在合肥和新認識的朋友聊天，他對國際關係特別感興趣，於是我們就說起了前陣子李光耀那番很讓網民憤怒的言論。李光耀的意思是東南亞諸國都很怕中國的崛起，所以希望美國能「回到亞洲」，好制衡一下區內勢力。我想向這位朋友解釋東南亞害怕中國的原因，便拿雲南一帶的水壩做例子。這些水壩正好建在湄公河的上游，而湄公河則是整個中南半島的大動脈，這幾年越南等地明顯感到水位的下降，非常擔心稻米產量會受影響，但他們向中國交涉數輪之後，始終不得要領，現在都不知如何是好。
朋友聽完之後，很無奈地表示：「這也是沒辦法的事，當年美國崛起不也是這樣嗎？先打墨西哥，再殖民菲律賓，後來還當了世界警察」。這句話十分驚人，可是又十分正常。驚人的是它背後隱含的危險訊息：強權就是公理；誰有力量誰發展了，誰就一定要欺負人。正常的是這種道理我一點都不陌生。儘管中國流行對美國說不，不學美國的政制，不接受美國的意識型態；但一說到人權問題，一說到這類敏感的國際局勢，那批中國獨特論的支持者卻往往又用上了美國的經驗支持自己，或者說美國的人權狀況也很糟，或者說美國的發展也是條帝國之道。而且他們都很自然地會以一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框架來合理化一切問題，相信物競天擇，相信力量是道德的根本。
我常常感到在現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外國思想家來去不出二人，一個是眾所周知的馬克思，另一個就比較隱蔽但也比較有力的達爾文了。馬克思我們放在嘴上，但真心信服他的人已經不多了；達爾文我們很少談到，但幾乎每一個人都將他供奉在意識的深處。雖然大陸的小學課本仍會告訴學生「階級鬥爭是歷史的原動力」，可是真正留在大家心裏的，可能還是「發展是硬道理」與「誰落後誰就挨打」這兩句話。
美國學者浦嘉珉（ James Reeve Pusey）是史華慈的學生，依循乃師的道路，他也對外國觀念翻譯到中國之後產生的異變感興趣，而且他也看重嚴復的作用。例如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嚴復創造了兩個漢語詞彙來表達這個概念，那就是後來被合成為四字習語的「物競」與「天擇」了。嚴復在〈原強〉裏解釋它的意思是：「其始也種與種爭，群與群爭，弱者常為強肉，愚者常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遺種也，則必強忍魁桀，矯捷巧慧，而與其一時之天時地利人事最相宜者也」。浦嘉珉很正確地指出，這種「爭」的哲學本該是中國思想傳統所不喜的，但在甲午戰爭之後，知識份子羞憤難當，正要尋覓一套能夠解釋危局的理論，這時碰上達爾文，實在是一拍即合，兩情相悅。
浦嘉珉的《中國與達爾文》講的就是中國人接受達爾文，並且把他中國化的故事。是書資料豐富，涉及人物眾多，然我印像最深的還是兩點：一、比起西方，中國沒有強大的一神教傳統，不太抗拒「猴子是人類祖先」的想法，故達爾文主義的普及反而比在西方還容易。二、由於我們帶着現實需要去讀達爾文，所以打從一開始，中國學到的演化論就是一套社會達爾文主義，混淆了進化與進步；也犯下了從實然推出應然的「自然謬誤」，隱隱然把實力當成道德原則。
浦嘉珉最有影響力的主張是認為達爾文幫馬克思鋪好了路，使後者歸化中國的過程更順暢更不受阻礙。熟悉現代西方思想史的人都曉得，西方左派當初是很歡迎達爾文的，儘管美國人會把他當成市場自由競爭的支持者，但馬克思本人卻也很推崇達爾文；直到冷戰結束之前，蘇聯的小學課本還在說「達爾文發現了自然進化的原理，馬克思則發現了人類歷史進步的原理」。到了中國之後，達爾文更「使暴力變革和暴力革命合法化」。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造反有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深信造反和革命是種進化天理的訓命。於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有道理了，雖然這「只是少數先鋒、少數前驅的專政，只是少數有充分階級自覺的無產者的專政」。但「事實不可不如此，無憤如何」（張菘年語），因為這少數人是該群進化裏先走一步的適應者。浦嘉珉還說：「毛澤東把反動派視為進化的返祖份子，他們應該被消滅。人民的敵人是非人民，他們不應該受到人民的待遇」。
從合肥回來之後，我反覆想起那位朋友的表情，他那句話說得是那麼自然，那麼自信，彷彿一切皆是天意。如果我下回去越南碰見當地 NGO的朋友，我該怎麼向他解釋中國一定要在湄公河上游修築水壩的理由呢？也許我只能請回去好好讀讀達爾文、赫胥黎和史賓塞了，而且還得是中文版的。
2009年12月1日 星期二
張文光 - 浩浩民主潮 遙遙普選夢
2009年11月30日
【明報專訊】特區政府政改諮詢剛開始，民主派的抗爭策略出現重大分歧。社民連和公民黨極力主張5區總辭，公開催迫民主黨加入總辭行列。民主黨為5區總辭開了8 次黨內會議，也曾認真思考民主運動的戰略和策略。黨內的分歧和觀點被傳媒廣泛報道，當前主流的傾向仍是反對5區總辭。民主黨稍後召開黨員大會，就5區總辭作民主表決。
大會還未召開，壓力排山倒海，社會議論紛紛，媒體熱烈報道，將民主黨置於政治的風眼中，大是大非，何去何從，民主黨已無可迴避，必須向公眾作全面和清晰的論述。
第一個問題是：民主運動是持久抗爭還是背水之戰？
香港的民主運動始於1985年的代議政制。當年的港英政府知悉中國將收回香港主權後，才開始建立植根香港的民主政制，由區議會開啟代議政制的先河。初期民主派對參選是患得患失，親中左派更欲靜觀其變。然而，代議政制鼓動了民眾的政治覺醒和熱情，掀起了持續四分一世紀的民主運動。
1980 年代的民主運動有兩個戰場：一個是爭取八八直選，一個是爭取民主基本法。當年的中英政府，既壓制了八八直選的要求，只容許91年立法局部分直選；港英更引入功能組別的怪胎，為香港的民主政制種下禍根。八九民運後，中國全力壓抑香港民主，視其為民主抗共的陰謀；末代港督彭定康引入新九組，更遭遇九七落車的命運，由中國控制的臨時立法會取代。
儘管香港的民主運動先天不足，只能在中英政治夾縫中艱難地成長，至今仍未能實現民主普選的夢想，但它所喚起的民眾力量，卻保衞着香港自由法治的核心價值，不倒退，不消失，讓香港避免澳門化和新加坡化。這是民主派努力的成果，也是無數港人奮鬥的足印。今天，有人隨便輕視請願示威和遊行絕食的功用，隨便否定港人真誠的奮鬥，說香港25年民主運動毫無寸進，忘記當年民眾一步一腳印的艱辛，連用大聲公都可以被捕，連20人遊行也可能犯法，連遊行唱歌也是噪音，這些早已被遺忘的民主歷程，不想回憶，未敢忘記，但不應隨便輕蔑和否定。
25 年的民主運動歷盡風波，每一個時刻都有其要緊之處，民主派不斷從成敗中汲取教訓，當中最重要的是：面對中央和建制極其強大的力量，民主運動必然是全方位和立體的持久戰，而不是玉石俱焚的冒險主義。所謂全方位，包括溝通對話、諮詢談判、民間組織、議會抗爭、社會運動、公民抗命；所謂立體戰，包括不同階層民生和社會的訴求和行動，也包括民主運動不同的戰略和策略，讓民眾從參與、組織、抗爭和挫敗中確立爭取民主的信念，積累和壯大香港民主運動的力量。
這當中有很多默默無聞，風裏雨裏一路走來的港人；當中也有很多默默耕耘，可歌可泣篳路藍縷的故事，他們是民主運動持久戰的中堅力量，薪火相傳，點點滴滴，推動香港的民主和進步。
第二個問題是：民主運動是多元抗爭還是唯我獨尊？
1980 年代開始的民主運動，一個最重要的反思是：如何促進團結和避免分裂。過去，民主運動面對中英政府強大的力量，深感自己的弱勢與無力，常強調觀點和行動一致，以最大的團結爭取民主。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回歸後公民社會的發展，新舊政黨和民間團體的湧現，導致民主運動的多元抗爭和百花齊放，和而不同，殊途同歸，體現民主新一代推陳出新的生命力。
就以社民連和公民黨的5區總辭全民公投為例，我們沒有懷疑其政治真誠，也承認這是一個具有創意，但極有爭論的反抗運動。23個民主派議員的立場，由支持、反對、觀望到保留，反映爭取普選的不同策略。既然是策略分歧，社民連和公民黨可以支持，民主黨可以反對，獨立民主派可以觀望和保留，這正是民主運動的多元抗爭。
歷史的錯誤讓我們謙虛，不同的策略都應該尊重，為什麼民主黨有不同意見未能參與，或未開黨大會決定是否參與，或各人真誠坦率地公開觀點，便被視為破壞民主派團結的罪人，連主席何俊仁都被擺上枱？為什麼民主黨誠實指出總辭的風險，反要為從未支持過的5區總辭負失敗之責，而明知風險卻仍然上馬的社民連卻毋須負責？
其實，5區總辭只是策略，民主普選才是目的，為什麼民主黨不能堅持自己的策略，以維護23票否決權為首要任務，再全力發動群眾抗爭，要求對話，爭取普選？民主黨的策略未必對，正如社民連和公民黨的策略未必錯，對錯可以辯論，實踐檢驗真理，但在此之前，民主派之間應否有起碼的尊重，爭取普選是否容得下不同的策略，民主運動的多元抗爭是否勝於唯我獨尊？
第三個問題是：5區總辭是務實抗爭還是冒進主義？
5區總辭的目標是全民公投，藉着全港5個選區各1人辭職，做成一次全港性的投票機會，社民連和公民黨的主觀願望，是賦予選民一個特定的議題，假設選民為此而投票，借選舉作全民公投。
但這樣真能做到全民公投嗎？首先，全民公投是主題先行。當前，社民連的立場是2012雙普選；公民黨的立場只求2017和2020的普選路線圖，兩黨若不放棄其政治立場，選民投什麼票？兩黨最新的主題是：選民對2012政改方案支持與否作公投。但民主派是否須依靠全民公投的結果，才能決定自己投票的立場？冒着失去否決權的風險，這樣的公投是否值得？
其次，公投要有勝敗，何者為勝，何者為敗？公民黨說贏1票已算贏，社民連說贏3席已算贏，標準過低，難以服眾。以民主派六成票的基本盤，不全贏5席已是輸掉公投。但眾敵環伺，虎視眈眈，敗將翻叮，捲土重來，全勝談何容易？當前，民主派 23票否決權已是弱勢，還辭去5席公投，冒險是否值得？
這正是社民連和公民黨要求民主黨參與的原因，也同時說明5區總辭全民公投的異化。若5區總辭是為了全民公投，有5人辭職，有統一主題，公投已可進行。若害怕公投沒有民主黨參與而輸掉議席，所謂公投，究竟是投主題，還是投人和投黨呢？
過去的經驗顯示，投票的理由從來複雜，投人投黨較多，投單一議題較少。近年，選民更自行配票，分給支持的陣營，發揮比例代表制最佳效益。因此，將投票行為簡化為全民公投，或將投票人數幻化為另類上街，皆名實不符，自我感覺良好而已。
真正的上街，如1989年的百萬人遊行，2003年反23條的黑衣遊行，當中的悲情和憤怒，意志和力量，團結和希望，是港人寫入史冊的經典，與投票結果不可比較。何况選舉當中，選民不一定投民主派，投民主派也不一定視為公投。
翻開一部歷史，群眾運動的形式很多，但遊行體現集體意志，仍然是極有力的行動。真正的難處在於，群眾是否有足夠的憤怒上街，這是10年難遇的歷史契機，影響時代，改寫歷史。我尊重社民連和公民黨5區總辭的選擇，但卻不宜將投票視為另類上街。
當公投主題和勝敗仍具爭議，當5區總辭變為辭職補選，當辭職補選變為選人選黨，結果與公投已不能畫上等號。若這些重大的疑慮未清，若民主黨稍有遲疑，便鼓動群眾迫民主黨上馬，置既有的否決權於風險中，傷害了民主派的團結，撕裂了民主派支持者，究竟是務實抗爭還是冒進主義？
第四個問題是：5區總辭成功，能促使中央落實普選嗎？
5 區總辭是動員民眾的策略之一，風險大，效益小。5區總辭的力量，遠弱於03年的23條遊行，更弱於89年的民運遊行，這兩個遊行導致中央改變香港的政策。但我們仍渴望最好的結局，就是5人全勝重返議會，維持原有23個民主派的局面。不過，立法會的強弱的對比仍在，民主派5區總辭後回歸原點，仍然需要議會外的其他抗爭，仍然需要以否決權體現民意，仍然需要爭取與中央的對話，解決歷史爭議，實現真正普選。
因此，否決權要不動如山，但民主運動必不可少。民主派既要團結現有的23票，免被撬走；更要組織多元的民主運動，擴大力量。而更重要的是目標，爭取2012雙普選，固然理直氣壯，但機會並不大；若2012未能普選，民主派也應提出：2017的特首提名，不能高於2007的規定；2020必須徹底廢除任何形式的功能組別。
民主派的目標是終極普選，民主運動的精神既是持久戰，就只能把握可乘之機，積小勝為大勝，等待有利時機，爭取更大成果。過去的經驗說明，運動沒有預設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只要行動按形勢不斷升溫，議會製造議題不斷抗爭，帶動傳媒關注，就能觸動人心，逐步走向運動的高潮。
即使過去88直選和23條立法，都要經歷民眾冷漠到熱烈的過程。88直選激化了社會鬥爭，產生回歸10年的政改時間表和路線圖；23條立法後期，社會聚焦於葉劉淑儀的失誤和董建華的無能，成功發動50萬人上街，導致23條的夭折和董建華的下台。
民主運動顯示人心，但實現普選的辦法，最終仍是香港各政治力量，尤其是中央和民主派的對話妥協，才能解決雙方的疑慮和分歧，才能尋求一個港人接受的普選路線圖和終極方案。當中特首確實擔當極重要的橋樑角色，不容卸責。而朝野上下都要總結05年政改失敗的教訓，推動對話，增加互信，藉修訂基本法而達至雙贏。
當然，很多港人會質疑對話的可能和成效，但對話也應當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任何一線的機會，都不要主動關門，迫使運動走向對抗的不歸路。
第五個問題是：5區總辭內訌，是否轉移了爭取普選的方向？
政改諮詢文件剛發表，5區總辭便立即綑綁，民主派的內訌取代了政改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
2012雙普選被人大否決，應否聚焦爭取2017和2020普選路線圖？
普選路線圖可否簡化，聚焦中央確認2017和2020是普選的法定年期；2017特首的提名門檻不高於2007的規定；2020取消所有形式的功能組別？
2012的翻叮政改方案，無論選舉委員會還是功能組別，是否仍有民主化的過渡空間？是否可以邁向真普選？
爭論以廢除功能組別最為惹火：無論中央和特區的官員，都不斷合理化一個將持續35年的政治特權，讓20萬特權階級一人兩票，比其餘300萬選民多了一票。
爭論更以譚惠珠的言論最惹火，說普選定義由中央決定，聯合國公約的定義不適用於香港。若在過去的年代，譚惠珠的歪論早引起政治風波，但5區總辭救了譚惠珠，港人也錯過廢除功能組別的戰機。
5區總辭無論得失成敗，無論民主黨是否拒絕參與，請仍然緊記民主運動的方向，是爭取政制終極雙普選，而不是爭論5區總辭的對錯。民主派千萬不要將策略當目標，將樹木當森林，放過了特首曾蔭權的翻叮，放過功能組別的廢除，放過唐英年的假諮詢。
當中，曾蔭權有極重要的憲制責任，他有責任向中央反映港人真普選的立場，他有責任爭取民主派與中央官員對話，他有責任促使中央交出普選路線圖。若他的翻叮方案再被立法會否決，他絕對有足夠理由政治腳痛。因為，政改是他7年特首最重要的工作，怎能不做好這份工？
但曾蔭權的責任，政改方案的缺陷，民主普選的前路，全被5區總辭的綑綁內訌激化和異化，民主派有責任撥亂反正，聚焦爭民主，實現真普選，不要一哄而起，忘記歷史任務。
第六個問題是：一黨專政的中國，為什麼要給香港民主？
港人為民主已奮鬥了25年，港英的13年落空了，回歸的12年也落空了，對中央承諾的2017和2020年普選，港人仍有着深深的疑慮。
疑慮是歷史的積累：毛澤東時代的極左政策，鄧小平時代的八九鎮壓，香港九七回歸的民主停滯，23條立法的強橫嚴苛，引起港人更根本的疑慮：一黨專政的中國，為什麼要給香港民主？
今天的中國，大國崛起之心，民族圖強之志，是建國60年來最實在的。為實現這強國大業，常壓抑着地區的矛盾和人民的願望，以維護中國大局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香港的民主也要服從中國的大局：中國能否掌握香港的管治？香港會否衝擊一國的穩定？即使從特區的角度：民主是否影響香港的行政主導？普選會否觸動香港的既得利益？
中央從來沒有認真正視：民主普選既是香港的人權，長期壓抑民主導致社會最持久的內耗，成為香港不穩定的重要原因。矛盾不斷發生，社會不斷撕裂，特權繼續存在，貧富繼續懸殊，憤怒繼續蔓延，激進政治抬頭，社會如壓力煲，這是社會極嚴重的管治警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2005 年民主派否決政改，2007年中央回應了民意，提出2017和2020的普選時間表，但港人很快便質疑：特首的提名門檻可作政治篩選，功能組別會以普選的名義長存。若港人的疑慮屬實，則普選已經變質，時間表意義大失，港人的沮喪和憤怒可想而知。港人有理由反抗，反抗這鳥籠民主。
石在，火不會滅。中央不給港人民主，就將香港的內部衝突，轉化為中港的矛盾，港人的憤怒開始聚焦中央，傷害了中央和香港的和諧關係，傷害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局，傷害了中國的統一大業，傷害了香港經濟發展的方向，傷害了香港各階層的團結，這樣的鳥籠民主怎能持久？這樣的社會怎會長治久安？因此，為了國家的利益，也要給香港民主。
中央應相信港人，落實民主，重建中港的互信和對話，解決普選的疑慮和分歧。港人不想重蹈2005否決政改的覆轍，港人更不想持續25年的中港紛爭。中央能否以大國的氣度和胸襟，開啟大門，破冰對話，完成香港普選的終極方案，解決四分一世紀的民主內耗，讓香港成為中國民主政治的特區？
這是香港民主進程的重大突破，也是贏得港人歸心的戰略決策，更是中國經濟崛起的民主實驗。
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這是人類文明的大潮。香港如是，中國如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殷鑑不遠，能不深思？
張文光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明報專訊】特區政府政改諮詢剛開始，民主派的抗爭策略出現重大分歧。社民連和公民黨極力主張5區總辭，公開催迫民主黨加入總辭行列。民主黨為5區總辭開了8 次黨內會議，也曾認真思考民主運動的戰略和策略。黨內的分歧和觀點被傳媒廣泛報道，當前主流的傾向仍是反對5區總辭。民主黨稍後召開黨員大會，就5區總辭作民主表決。
大會還未召開，壓力排山倒海，社會議論紛紛，媒體熱烈報道，將民主黨置於政治的風眼中，大是大非，何去何從，民主黨已無可迴避，必須向公眾作全面和清晰的論述。
第一個問題是：民主運動是持久抗爭還是背水之戰？
香港的民主運動始於1985年的代議政制。當年的港英政府知悉中國將收回香港主權後，才開始建立植根香港的民主政制，由區議會開啟代議政制的先河。初期民主派對參選是患得患失，親中左派更欲靜觀其變。然而，代議政制鼓動了民眾的政治覺醒和熱情，掀起了持續四分一世紀的民主運動。
1980 年代的民主運動有兩個戰場：一個是爭取八八直選，一個是爭取民主基本法。當年的中英政府，既壓制了八八直選的要求，只容許91年立法局部分直選；港英更引入功能組別的怪胎，為香港的民主政制種下禍根。八九民運後，中國全力壓抑香港民主，視其為民主抗共的陰謀；末代港督彭定康引入新九組，更遭遇九七落車的命運，由中國控制的臨時立法會取代。
儘管香港的民主運動先天不足，只能在中英政治夾縫中艱難地成長，至今仍未能實現民主普選的夢想，但它所喚起的民眾力量，卻保衞着香港自由法治的核心價值，不倒退，不消失，讓香港避免澳門化和新加坡化。這是民主派努力的成果，也是無數港人奮鬥的足印。今天，有人隨便輕視請願示威和遊行絕食的功用，隨便否定港人真誠的奮鬥，說香港25年民主運動毫無寸進，忘記當年民眾一步一腳印的艱辛，連用大聲公都可以被捕，連20人遊行也可能犯法，連遊行唱歌也是噪音，這些早已被遺忘的民主歷程，不想回憶，未敢忘記，但不應隨便輕蔑和否定。
25 年的民主運動歷盡風波，每一個時刻都有其要緊之處，民主派不斷從成敗中汲取教訓，當中最重要的是：面對中央和建制極其強大的力量，民主運動必然是全方位和立體的持久戰，而不是玉石俱焚的冒險主義。所謂全方位，包括溝通對話、諮詢談判、民間組織、議會抗爭、社會運動、公民抗命；所謂立體戰，包括不同階層民生和社會的訴求和行動，也包括民主運動不同的戰略和策略，讓民眾從參與、組織、抗爭和挫敗中確立爭取民主的信念，積累和壯大香港民主運動的力量。
這當中有很多默默無聞，風裏雨裏一路走來的港人；當中也有很多默默耕耘，可歌可泣篳路藍縷的故事，他們是民主運動持久戰的中堅力量，薪火相傳，點點滴滴，推動香港的民主和進步。
第二個問題是：民主運動是多元抗爭還是唯我獨尊？
1980 年代開始的民主運動，一個最重要的反思是：如何促進團結和避免分裂。過去，民主運動面對中英政府強大的力量，深感自己的弱勢與無力，常強調觀點和行動一致，以最大的團結爭取民主。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回歸後公民社會的發展，新舊政黨和民間團體的湧現，導致民主運動的多元抗爭和百花齊放，和而不同，殊途同歸，體現民主新一代推陳出新的生命力。
就以社民連和公民黨的5區總辭全民公投為例，我們沒有懷疑其政治真誠，也承認這是一個具有創意，但極有爭論的反抗運動。23個民主派議員的立場，由支持、反對、觀望到保留，反映爭取普選的不同策略。既然是策略分歧，社民連和公民黨可以支持，民主黨可以反對，獨立民主派可以觀望和保留，這正是民主運動的多元抗爭。
歷史的錯誤讓我們謙虛，不同的策略都應該尊重，為什麼民主黨有不同意見未能參與，或未開黨大會決定是否參與，或各人真誠坦率地公開觀點，便被視為破壞民主派團結的罪人，連主席何俊仁都被擺上枱？為什麼民主黨誠實指出總辭的風險，反要為從未支持過的5區總辭負失敗之責，而明知風險卻仍然上馬的社民連卻毋須負責？
其實，5區總辭只是策略，民主普選才是目的，為什麼民主黨不能堅持自己的策略，以維護23票否決權為首要任務，再全力發動群眾抗爭，要求對話，爭取普選？民主黨的策略未必對，正如社民連和公民黨的策略未必錯，對錯可以辯論，實踐檢驗真理，但在此之前，民主派之間應否有起碼的尊重，爭取普選是否容得下不同的策略，民主運動的多元抗爭是否勝於唯我獨尊？
第三個問題是：5區總辭是務實抗爭還是冒進主義？
5區總辭的目標是全民公投，藉着全港5個選區各1人辭職，做成一次全港性的投票機會，社民連和公民黨的主觀願望，是賦予選民一個特定的議題，假設選民為此而投票，借選舉作全民公投。
但這樣真能做到全民公投嗎？首先，全民公投是主題先行。當前，社民連的立場是2012雙普選；公民黨的立場只求2017和2020的普選路線圖，兩黨若不放棄其政治立場，選民投什麼票？兩黨最新的主題是：選民對2012政改方案支持與否作公投。但民主派是否須依靠全民公投的結果，才能決定自己投票的立場？冒着失去否決權的風險，這樣的公投是否值得？
其次，公投要有勝敗，何者為勝，何者為敗？公民黨說贏1票已算贏，社民連說贏3席已算贏，標準過低，難以服眾。以民主派六成票的基本盤，不全贏5席已是輸掉公投。但眾敵環伺，虎視眈眈，敗將翻叮，捲土重來，全勝談何容易？當前，民主派 23票否決權已是弱勢，還辭去5席公投，冒險是否值得？
這正是社民連和公民黨要求民主黨參與的原因，也同時說明5區總辭全民公投的異化。若5區總辭是為了全民公投，有5人辭職，有統一主題，公投已可進行。若害怕公投沒有民主黨參與而輸掉議席，所謂公投，究竟是投主題，還是投人和投黨呢？
過去的經驗顯示，投票的理由從來複雜，投人投黨較多，投單一議題較少。近年，選民更自行配票，分給支持的陣營，發揮比例代表制最佳效益。因此，將投票行為簡化為全民公投，或將投票人數幻化為另類上街，皆名實不符，自我感覺良好而已。
真正的上街，如1989年的百萬人遊行，2003年反23條的黑衣遊行，當中的悲情和憤怒，意志和力量，團結和希望，是港人寫入史冊的經典，與投票結果不可比較。何况選舉當中，選民不一定投民主派，投民主派也不一定視為公投。
翻開一部歷史，群眾運動的形式很多，但遊行體現集體意志，仍然是極有力的行動。真正的難處在於，群眾是否有足夠的憤怒上街，這是10年難遇的歷史契機，影響時代，改寫歷史。我尊重社民連和公民黨5區總辭的選擇，但卻不宜將投票視為另類上街。
當公投主題和勝敗仍具爭議，當5區總辭變為辭職補選，當辭職補選變為選人選黨，結果與公投已不能畫上等號。若這些重大的疑慮未清，若民主黨稍有遲疑，便鼓動群眾迫民主黨上馬，置既有的否決權於風險中，傷害了民主派的團結，撕裂了民主派支持者，究竟是務實抗爭還是冒進主義？
第四個問題是：5區總辭成功，能促使中央落實普選嗎？
5 區總辭是動員民眾的策略之一，風險大，效益小。5區總辭的力量，遠弱於03年的23條遊行，更弱於89年的民運遊行，這兩個遊行導致中央改變香港的政策。但我們仍渴望最好的結局，就是5人全勝重返議會，維持原有23個民主派的局面。不過，立法會的強弱的對比仍在，民主派5區總辭後回歸原點，仍然需要議會外的其他抗爭，仍然需要以否決權體現民意，仍然需要爭取與中央的對話，解決歷史爭議，實現真正普選。
因此，否決權要不動如山，但民主運動必不可少。民主派既要團結現有的23票，免被撬走；更要組織多元的民主運動，擴大力量。而更重要的是目標，爭取2012雙普選，固然理直氣壯，但機會並不大；若2012未能普選，民主派也應提出：2017的特首提名，不能高於2007的規定；2020必須徹底廢除任何形式的功能組別。
民主派的目標是終極普選，民主運動的精神既是持久戰，就只能把握可乘之機，積小勝為大勝，等待有利時機，爭取更大成果。過去的經驗說明，運動沒有預設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只要行動按形勢不斷升溫，議會製造議題不斷抗爭，帶動傳媒關注，就能觸動人心，逐步走向運動的高潮。
即使過去88直選和23條立法，都要經歷民眾冷漠到熱烈的過程。88直選激化了社會鬥爭，產生回歸10年的政改時間表和路線圖；23條立法後期，社會聚焦於葉劉淑儀的失誤和董建華的無能，成功發動50萬人上街，導致23條的夭折和董建華的下台。
民主運動顯示人心，但實現普選的辦法，最終仍是香港各政治力量，尤其是中央和民主派的對話妥協，才能解決雙方的疑慮和分歧，才能尋求一個港人接受的普選路線圖和終極方案。當中特首確實擔當極重要的橋樑角色，不容卸責。而朝野上下都要總結05年政改失敗的教訓，推動對話，增加互信，藉修訂基本法而達至雙贏。
當然，很多港人會質疑對話的可能和成效，但對話也應當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任何一線的機會，都不要主動關門，迫使運動走向對抗的不歸路。
第五個問題是：5區總辭內訌，是否轉移了爭取普選的方向？
政改諮詢文件剛發表，5區總辭便立即綑綁，民主派的內訌取代了政改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
2012雙普選被人大否決，應否聚焦爭取2017和2020普選路線圖？
普選路線圖可否簡化，聚焦中央確認2017和2020是普選的法定年期；2017特首的提名門檻不高於2007的規定；2020取消所有形式的功能組別？
2012的翻叮政改方案，無論選舉委員會還是功能組別，是否仍有民主化的過渡空間？是否可以邁向真普選？
爭論以廢除功能組別最為惹火：無論中央和特區的官員，都不斷合理化一個將持續35年的政治特權，讓20萬特權階級一人兩票，比其餘300萬選民多了一票。
爭論更以譚惠珠的言論最惹火，說普選定義由中央決定，聯合國公約的定義不適用於香港。若在過去的年代，譚惠珠的歪論早引起政治風波，但5區總辭救了譚惠珠，港人也錯過廢除功能組別的戰機。
5區總辭無論得失成敗，無論民主黨是否拒絕參與，請仍然緊記民主運動的方向，是爭取政制終極雙普選，而不是爭論5區總辭的對錯。民主派千萬不要將策略當目標，將樹木當森林，放過了特首曾蔭權的翻叮，放過功能組別的廢除，放過唐英年的假諮詢。
當中，曾蔭權有極重要的憲制責任，他有責任向中央反映港人真普選的立場，他有責任爭取民主派與中央官員對話，他有責任促使中央交出普選路線圖。若他的翻叮方案再被立法會否決，他絕對有足夠理由政治腳痛。因為，政改是他7年特首最重要的工作，怎能不做好這份工？
但曾蔭權的責任，政改方案的缺陷，民主普選的前路，全被5區總辭的綑綁內訌激化和異化，民主派有責任撥亂反正，聚焦爭民主，實現真普選，不要一哄而起，忘記歷史任務。
第六個問題是：一黨專政的中國，為什麼要給香港民主？
港人為民主已奮鬥了25年，港英的13年落空了，回歸的12年也落空了，對中央承諾的2017和2020年普選，港人仍有着深深的疑慮。
疑慮是歷史的積累：毛澤東時代的極左政策，鄧小平時代的八九鎮壓，香港九七回歸的民主停滯，23條立法的強橫嚴苛，引起港人更根本的疑慮：一黨專政的中國，為什麼要給香港民主？
今天的中國，大國崛起之心，民族圖強之志，是建國60年來最實在的。為實現這強國大業，常壓抑着地區的矛盾和人民的願望，以維護中國大局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香港的民主也要服從中國的大局：中國能否掌握香港的管治？香港會否衝擊一國的穩定？即使從特區的角度：民主是否影響香港的行政主導？普選會否觸動香港的既得利益？
中央從來沒有認真正視：民主普選既是香港的人權，長期壓抑民主導致社會最持久的內耗，成為香港不穩定的重要原因。矛盾不斷發生，社會不斷撕裂，特權繼續存在，貧富繼續懸殊，憤怒繼續蔓延，激進政治抬頭，社會如壓力煲，這是社會極嚴重的管治警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2005 年民主派否決政改，2007年中央回應了民意，提出2017和2020的普選時間表，但港人很快便質疑：特首的提名門檻可作政治篩選，功能組別會以普選的名義長存。若港人的疑慮屬實，則普選已經變質，時間表意義大失，港人的沮喪和憤怒可想而知。港人有理由反抗，反抗這鳥籠民主。
石在，火不會滅。中央不給港人民主，就將香港的內部衝突，轉化為中港的矛盾，港人的憤怒開始聚焦中央，傷害了中央和香港的和諧關係，傷害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局，傷害了中國的統一大業，傷害了香港經濟發展的方向，傷害了香港各階層的團結，這樣的鳥籠民主怎能持久？這樣的社會怎會長治久安？因此，為了國家的利益，也要給香港民主。
中央應相信港人，落實民主，重建中港的互信和對話，解決普選的疑慮和分歧。港人不想重蹈2005否決政改的覆轍，港人更不想持續25年的中港紛爭。中央能否以大國的氣度和胸襟，開啟大門，破冰對話，完成香港普選的終極方案，解決四分一世紀的民主內耗，讓香港成為中國民主政治的特區？
這是香港民主進程的重大突破，也是贏得港人歸心的戰略決策，更是中國經濟崛起的民主實驗。
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這是人類文明的大潮。香港如是，中國如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殷鑑不遠，能不深思？
張文光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2009年11月28日 星期六
李芝蘭 -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政改與邊緣化
2009年11月29日
【明報專訊】近日有關政改的討論暴露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即工商界精英在經歷了近30年的政制改革辯論後仍然原地踏步，沒有認識到一個在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實踐多年的事實，即資本主義的持續發展需要一個民主政治體制，資本家是民主政治的得益者而非受害者。資本家未能洞悉民主制度對保護資本的重大功能，反之對民主發展處處設防，自挖資本主義持續發展的牆腳而不自覺，與之相比，之前被中央領導人點名的經濟結構調整緩慢，及日益嚴峻的貧富差距，只是上述這深層次矛盾衍生的結果而已。
上世紀80、90年代的政制討論中，工商界提出了民主等於免費午餐的論述，擔憂民主化會增加勞工階層社會福利，削弱資本的利益，這種將勞資利益對立的思路，使工商界普遍抗拒社會上對民主、普選的訴求，利用中央對競爭性選舉政治的保留，搭上了中央提供的「便車」，透過小圈子的功能組別選舉來維持自身的利益。
問題是香港工商界如此是否便能夠保住他們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能否令香港的資本主義持續保持活力，令廣大市民安居樂業？能否使香港社會為中國持續發展做貢獻，使香港免除「被邊緣化」的威脅？
港商淪為抱殘守缺受保護者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看看香港工商界近年在中國經濟領域面臨的窘境，便可窺見只看見當前一己利益的限制。上世紀80年代起，工業界在南中國投資擴充生產，關閉在港的設施，充分利用內地廉宜的土地和人力資源，打造了中國世界工廠的神話。可惜的是，絕大部分港商未有適時運用投資內地帶來的低成本和額外利潤來開發科研提高生產力，本港的業界組織亦未有發揮聯結力量促使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協作發展，結果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後，廣東省政府多次明言要產業升級，港商營運的企業非但沒有成為廣東產業升級的先行軍和倡導者，反而一再向中央進言要求庇護，結果在去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影響下結業連連！港商從一股進步的力量淪為抱殘守缺的受保護者，歷史是如此的諷刺！
《基本法》保障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鄧小平也已公開說了，其實100年或更長也行，反正中國已在變革，內地還要製造更多的香港。這些對香港原應是大好的信息，內地本身亦在變化，香港的經驗是重要參考，香港人便不需要擔心50年大限將到，香港要回歸社會主義制度。但弔詭的是，近年內地發展勢頭愈猛，香港社會便愈益擔心自己「被邊緣化」了，香港的獨特優勢沒有了，看不到出路了。好像惟有別人的窩囊才能突顯我們的優勢，香港，你何以窩囊至此？
我們要做些什麼，才可以把香港特有的優勢發展得更好？中國在發展了，一開始便走在前面的香港要如何繼續走好我們的路，好為內地的變革提供新的參考？比香港同樣發達以至更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成功經驗又是什麼？
工商精英置整體社會福祉於不顧
由此可見近日工商界人士及其前黨友唐英年司長的「功能組別普選論」的破壞力，已經超乎黨派間議席的爭奪。香港社會的穩步前進，包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需要我們包括資本家具備長遠的前瞻目光。全球現存的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無一不擁有一個普選產生的政府，而未聞有功能組別的。香港政制的發展，自上世紀80年代一直在「循序漸進」的主旋律下緩步前行，但目標是《基本法》45條及68條已經明確的立法會及行政長官雙普選。如今，有了2017及2020的時間表，將普選這一國際社會上久有共識的概念任意曲解，置中國在1998年已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於不顧，由此造成香港政治體制落後於其他經濟發達社會，亦必移禍於本地的經濟發展前景。上周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的年度報告，首次點明香港或會成為美國敏感高科技產品外泄到中國的管道，已經敲響了香港作為一個世界城市的警號。[Vic: 如果你是美國政府，你也會有些擔心，對吧？]儘管中央及港府迅速否認，港府亦一再強調外界批評其不讓中國異見人士入境的簽證政策出於中央干預是毫無根據，但如果中央並無干預，港府仍是一概不批准異見人士入境，這豈非引證了香港政治漸趨內地化的假設是成立的？香港又憑什麼要求國際社會在經貿上將香港獨立看待？
踏入2009年之初，中國提出要趁着全球金融危機的機遇提升經濟產業，打造綠色GDP，走持續發展的道路。中國國情複雜，政策框架的制訂與達致成效之間過程曲折，但部分港商在這過程中卻竟然成為保守的力量，而非推動進步的先行者。如今工商精英在政治領域上又再重蹈覆轍，漠視全球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經驗，只謀求維持一己短期利益，置香港整體社會包括資本家的後代的福祉於不顧，更遑論全國長遠發展的需要了。
這——才是香港被「邊緣化」的罪魁禍首，是香港本土的悲哀。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路成員
【明報專訊】近日有關政改的討論暴露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即工商界精英在經歷了近30年的政制改革辯論後仍然原地踏步，沒有認識到一個在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實踐多年的事實，即資本主義的持續發展需要一個民主政治體制，資本家是民主政治的得益者而非受害者。資本家未能洞悉民主制度對保護資本的重大功能，反之對民主發展處處設防，自挖資本主義持續發展的牆腳而不自覺，與之相比，之前被中央領導人點名的經濟結構調整緩慢，及日益嚴峻的貧富差距，只是上述這深層次矛盾衍生的結果而已。
上世紀80、90年代的政制討論中，工商界提出了民主等於免費午餐的論述，擔憂民主化會增加勞工階層社會福利，削弱資本的利益，這種將勞資利益對立的思路，使工商界普遍抗拒社會上對民主、普選的訴求，利用中央對競爭性選舉政治的保留，搭上了中央提供的「便車」，透過小圈子的功能組別選舉來維持自身的利益。
問題是香港工商界如此是否便能夠保住他們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能否令香港的資本主義持續保持活力，令廣大市民安居樂業？能否使香港社會為中國持續發展做貢獻，使香港免除「被邊緣化」的威脅？
港商淪為抱殘守缺受保護者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看看香港工商界近年在中國經濟領域面臨的窘境，便可窺見只看見當前一己利益的限制。上世紀80年代起，工業界在南中國投資擴充生產，關閉在港的設施，充分利用內地廉宜的土地和人力資源，打造了中國世界工廠的神話。可惜的是，絕大部分港商未有適時運用投資內地帶來的低成本和額外利潤來開發科研提高生產力，本港的業界組織亦未有發揮聯結力量促使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協作發展，結果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後，廣東省政府多次明言要產業升級，港商營運的企業非但沒有成為廣東產業升級的先行軍和倡導者，反而一再向中央進言要求庇護，結果在去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影響下結業連連！港商從一股進步的力量淪為抱殘守缺的受保護者，歷史是如此的諷刺！
《基本法》保障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鄧小平也已公開說了，其實100年或更長也行，反正中國已在變革，內地還要製造更多的香港。這些對香港原應是大好的信息，內地本身亦在變化，香港的經驗是重要參考，香港人便不需要擔心50年大限將到，香港要回歸社會主義制度。但弔詭的是，近年內地發展勢頭愈猛，香港社會便愈益擔心自己「被邊緣化」了，香港的獨特優勢沒有了，看不到出路了。好像惟有別人的窩囊才能突顯我們的優勢，香港，你何以窩囊至此？
我們要做些什麼，才可以把香港特有的優勢發展得更好？中國在發展了，一開始便走在前面的香港要如何繼續走好我們的路，好為內地的變革提供新的參考？比香港同樣發達以至更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成功經驗又是什麼？
工商精英置整體社會福祉於不顧
由此可見近日工商界人士及其前黨友唐英年司長的「功能組別普選論」的破壞力，已經超乎黨派間議席的爭奪。香港社會的穩步前進，包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需要我們包括資本家具備長遠的前瞻目光。全球現存的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無一不擁有一個普選產生的政府，而未聞有功能組別的。香港政制的發展，自上世紀80年代一直在「循序漸進」的主旋律下緩步前行，但目標是《基本法》45條及68條已經明確的立法會及行政長官雙普選。如今，有了2017及2020的時間表，將普選這一國際社會上久有共識的概念任意曲解，置中國在1998年已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於不顧，由此造成香港政治體制落後於其他經濟發達社會，亦必移禍於本地的經濟發展前景。上周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的年度報告，首次點明香港或會成為美國敏感高科技產品外泄到中國的管道，已經敲響了香港作為一個世界城市的警號。[Vic: 如果你是美國政府，你也會有些擔心，對吧？]儘管中央及港府迅速否認，港府亦一再強調外界批評其不讓中國異見人士入境的簽證政策出於中央干預是毫無根據，但如果中央並無干預，港府仍是一概不批准異見人士入境，這豈非引證了香港政治漸趨內地化的假設是成立的？香港又憑什麼要求國際社會在經貿上將香港獨立看待？
踏入2009年之初，中國提出要趁着全球金融危機的機遇提升經濟產業，打造綠色GDP，走持續發展的道路。中國國情複雜，政策框架的制訂與達致成效之間過程曲折，但部分港商在這過程中卻竟然成為保守的力量，而非推動進步的先行者。如今工商精英在政治領域上又再重蹈覆轍，漠視全球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經驗，只謀求維持一己短期利益，置香港整體社會包括資本家的後代的福祉於不顧，更遑論全國長遠發展的需要了。
這——才是香港被「邊緣化」的罪魁禍首，是香港本土的悲哀。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路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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