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 - 從林行止對富士康事件的反思說起

2010年6月1日

富士康員工連環自殺，令人沉痛不已。連日來，韓寒、梁文道（兩篇）、林夕與李照興都有精彩的文章評論。這些文章觸動我的，是其中濃厚的人道關懷，是作者對中國勞工階層困境的深入了解與同情。例如，針對有人批評自殺的員工「短視」，說他們大可東家不打打西家，梁文道的駁斥一針見血，令人感動：

這也會令我相當吃驚，畢竟這個國家人人都唸過點馬克思，知道個體和結構的分別吧。不是個別工人，而是一整個階級。如果你把自由理解為個體的事，你甚至可以說工人還有選擇甚麼工都不幹然後餓死的自由呢。富士康的工人當然有選擇去其他工廠打工的自由，但那是種甚麼樣的自由呢？其他的選擇又會有多大的不同？

在第二篇文章裡，梁文道為新一代與工人處境發聲，同樣叫人動容：

我知道上一代也曾疼痛，甚至生產過更多的斷指。然而我以為問題永遠不該是「為什麼下一代不能忍受」，而是「為什麼上一代可以忍受」；我們不能把這種環境看作正常的環境，接著質疑下一代人不能吃苦的理由，反而該如實看見這種環境的苦，然後探問是什麼使得上一代人身在苦中不知苦。

說穿了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希望，以及對希望的想像。流水線上機械化的動作確實難熬，但上一代人仍然盼望回家結婚蓋房子，每一個小時的工作都能換算成未來的磚瓦，每斷一根手指都意味著樓上的房間多了一扇窗子。所以這種苦是值得吃的，再多的犧牲也都是有意義的……

現在呢？你現在回到農村生活還能算是一個好生活嗎？替孩子付出和城裏人差不多的教育開支，帶父母到城裏看和城裏人一樣昂貴的病；還有哪一位工人會希望回村安家過日子？住在城裏吧，你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憑積蓄住得起一間自己的房子（更不用說戶口變遷的困難）。反正怎麼存都存不出體面的未來，我拿月薪去買一部新款山寨手機滿足一下短期慾望都不對嗎？回去是不行了，留下來也看不到往上流動的道路，眼前的勞動就真的只能是勞動了，猶如每日推石上山。

假如一代真的不如一代，那實在不是下一代的意志力的問題，你應該問他們要意志力來幹什麼。

然後，今天看了林行止先生三千多字的大作〈權衡輕重明智取捨 勞工集約尚未可棄──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的反思〉，看完實在失望。林先生反思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重要論點包括：

1. 富士康的「軍事化管理」，以中國現階段的經濟情況及社會條件，似有必要。在這種情形下，工人與社會「疏離」進而引出種種不滿現實行為，是自然的發展。富士康除支付比最低工資高的薪給（加班工人月入在二千元人民幣水平），還提供膳（每天消耗三噸豬肉、三噸雞肉、六萬隻雞蛋及二十噸白米）宿、有不少文康設施及文娛活動（天下當然沒有免費午餐，但在不算差的薪給上有這些不另收費的物質及精神「享受」，員工似不應抱怨）。

2. 國際市場激烈競爭而邊際利潤率只約百分之二，事發後「加薪百分之二十」，在筆者看來，是廠方顯示了最大的悔意與誠意。有關當局如果還不滿意，要富士康提高工資增加福利，那麼，在稅收上便要作讓步，若不如此，富士康可能會在國際市場上失去價格競爭力。

3. 工廠搞出人命，譴責資方、同情勞方，是一般人的即時反應，亦是論者擺出一副悲天憫人為弱者伸冤的最佳題材；可是，熱血沸騰的心若無冷靜的腦袋配合，不僅看不到關鍵所在，亦無法寫出令人信服和對事件的瞭解（遑論解決）有幫助的評論！

失望之餘，我覺得韓寒這段話實在精警：

這就是為什麼富士康有這麼多人跳樓，機械的勞動，無望的未來，很低的薪水，但去了別的地方薪水更低，很高的物價，除了吃得飽和穿得暖以外，別的什麼都做不了，而讓你吃飽飯還在被這個政府當作對世界人類天大的貢獻和政績宣傳，還恨不得拿出遠古時代的數據和冰川時代的照片想表明，你能吃飽已經要感謝國家了，你說你能奢望什麼。

在我看來，林行止所謂的「冷靜的腦袋」，其實是一種非常功利、麻木不仁、自以為理性的「經濟學家」思維。那麼多工人走上絕路，恰恰正是因為這種「冷靜的腦袋」主導了世界經濟運作模式。在這種思維裡，人的尊嚴是沒有價值的，是一個non-factor。對一個不到半年時間內，令十多名年輕工人走上絕路的體制，林先生看不到其滅絕人性之處，又或者即使看到，但認為這是正常不過的事－－所以林文才會說：

事實上，與全國平均自殺率比較，富士康的情況並未「達標」……。據世衛組織統計，一九九九年（最新資料）中國每十萬人口有二十七點八人自殺（男十三、女十四點八），富士康在這方面是，套用一句股市術語，「大落後」！

可悲啊，自殺統計如果可以用這種方式解讀，那麼，所有為了那十幾個富士康員工感到沉痛的人，可說都是些「不懂科學分析、沒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人了，而論者「擺出來」的悲天憫人，也就是婦人之仁了！活生生的悲劇擺在眼前，我們如果可以用這種冷冰冰的「總體經濟式」數據將它們合理化，視之為正常社會現象，然後心安理得地拒絕進一步深思我們的社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種心態，除了麻木不仁，我實在不知該如何形容。

或許這不是林先生的原意。但我想，他也未免太美化資本家「設廠創造就業」的功勞了！例如他說：「小說家慈悲為懷，對（英國工業革命初期）工廠僱用女工童工，更極盡醜化之能事。」這觀點可真是有待商榷，我想許多人會認為那不是「醜化」，而是忠實反映。

我知道我這種想法，許多人會認為是過於理想主義。但是，如果像林行止所說的，在利潤微薄的情況下，富士康事發後加薪百分之二十，是廠方顯示了最大的悔意與誠意，而富士康這種生產與管理模式，在中國現階段下是必要的（很少人敢說是「合理」的），那我實在覺得，社會的「務實標準」，實在太可怕了－－難怪被壓在底層的人會因為絕望而自殺！

人們常將理想與務實視為截然對立，忘了古人早說過「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忘了人最該做的，是務實地追求理想。如果我們總是輕易地將社會既有事實（例如統計數據顯示的自殺情況）視為理所當然，視為必須接受，那麼我們又如何追求進步呢？要將別人所受的苦難合理化，實在是太方便了。只要不看、不理、不想，又或者抱著「關心了又如何」的心態就可以了。待我們對人類苦難普遍麻木不仁時，人就失去人性了。

關鍵就在於，當今主導世界的經濟發展模式，不折不扣就是非人性的。我們似乎忘了經濟發展的目的應該是讓人活得更幸福、更有尊嚴，但現實是，很多很多人（尤其是弱勢者）都成了經濟發展的人質與奴隸。如今人們談論經濟，只懂得著眼於冷冰冰的總體經濟數據。我們迷信大量消費就是幸福，迷信無止境的經濟成長才能保障幸福（所以連正常的經濟週期性衰退也視為必須消除的問題）。1973年，英國經濟學家修馬克（E. F. Schumacher）出版名著《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副題是「把人當回事的經濟學」（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選擇這副題，恰恰是反映作者認為，現代的主流經濟學已非人性化，不把人當回事。修馬克的批評如今看來完全沒有過時（真是悲哀），茲引兩段如下：

「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經濟學的顯著發展」（菲爾普斯．布朗〔Phelps Brown〕教授的說法），絕大多數是量化方面的發展，犧牲了對素質面差異的理解……舉例來說，一位經濟學家出身的計量經濟學家，一旦使用他的純量化工具證明一個國家的國民生產毛額（GNP）增加了例如5%，對於這應該視為好事還是壞事，這位學者不願面對，通常也沒有能力處理這問題。即使只是想一下這問題，他也會失去自己全部的確定感。對他來說，GNP成長必然是好事，不管實際成長的是什麼，也不管是誰因此得益--如果有人得益的話。成長可能是病態的、不健康的、擾亂性或破壞性的，這種觀念對我們的學者來說是不應出現的荒誕想法。一小群經濟學家如今已開始質疑進一步「成長」的空間有多大，因為在一個有限的環境裡，無限的成長顯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是他們，也無法擺脫純量化成長觀念。他們不過是以非成長代替成長，也就是以一個重點代替另一個重點，而不是堅持辨明素質面差異的首要性。

市場僅代表社會的表面，以及當時當地短暫局面的相關意義。市場並不探究事物的內在性質，並不探究事物背後的自然與社會事實。某意義上市場可說是個人主義與非責任（non-responsibility）的制度化。除了自己，買賣雙方對誰也沒有責任。富有的賣方只是因為貧窮的顧客需要救濟就降低賣價，或富有的買方只是因為賣方貧窮就多付一些錢，皆是「不經濟的」（uneconomic）。

《慢錢》（Inquiries into the Nature of Slow Money）一書的作者Woody Tasch引述第二段話時表示：

關鍵在於我們不能受意識形態束縛，既不要因此無法認清市場並非萬靈丹的事實，也不要因此根本地抵制市場。我們尋求的，是一種「連貫」（connected）且「平衡」（balanced）的準則，涵蓋且尊重市場的力量，但比市場更大……研究亞當．史密斯的人常指出，在《國富論》之外，史密斯還寫了《道德情操論》，探討由同情心、善行與責任等組成的道德情操網，而這正是市場的無形之手運作的道德脈絡。

沒錯，《道德情操論》一開始就寫道：「不管我們認為人是多麼的自私，人性中顯然有一些原則，令人關心他人的命運，必須看到他人幸福自己才能感到幸福，儘管他除了因為看到他人幸福而感到快樂外，其實一無所得。」史密斯因在《國富論》中提出開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的概念而備受尊崇，他認為開明自利跟他在《道德情操論》中描述的美德是同等的。他寫道：「盡善盡美的人性，正在於關心他人甚於自己，在於克制私慾並盡可能樂善好施；光是這樣就足以促成人類感情與激情之和諧，彰顯人的得體與風度。」（《道德情操論》，第一卷，第一篇，第五章）

可嘆的是，如今我們看到主導世界經濟運作的自由市場信徒，幾乎是從不談「同情心、善行與責任」。對他們來說，現代經濟學之父說「盡善盡美的人性，正在於關心他人甚於自己，在於克制私慾並盡可能樂善好施」，實在是一件「不方便面對的事」，所以還是少提為妙！

不喜歡「理想主義」沒關係，但請不要對輕易地對別人的苦難視若無睹，輕易地視壓迫人的制度為理所當然，輕易地為吃人的制度開脫。既然林行止認為「郭台銘的國際視野和魄力，華人社會中罕見，其掌握的電子科技，更是少有其匹」，我們相信，郭先生應該有能力開一家員工不會接二連三尋短的工廠－－既然你是全世界最好的代工廠，你怎麼好意思拿中國全國的平均自殺率作為自己的標準呢？凡事留餘地，不要迫得那麼緊，把人當人看，可以嗎？

李照興 - 開在血汗國度的工廠

2010年5月30日

【明報專訊】在郭台銘特別重視查察下，不到一天，依然繼續有員工自殺，富士康的事件顯然並不尋常。死亡、壓抑、謠言、勞資矛盾、階級對立、血汗工廠，種種多汁的報道元素，亦足夠令國內傳媒與微博評論百花齊放月旦一番。

這兩天未經證實的傳聞或引出的熱烈討論還包括﹕有人爆料，「廠內有大哥聚賭放債，脅迫工人，造成工人走投無路」；是執行的中下管理層濫用職權執着雞毛當令箭管理過度；也有評論甚至說成是台灣高層普遍對內地工人的歧視；有人呼籲溫家寶介入調查，相反意見認為民間工廠事故都要勞煩總理即問題更大。

在種種評論中最被傳揚的一句概括性評語是﹕富士康不是一家血汗工廠，它是開在血汗國度的一家工廠。

顯然，這被視為魔咒的連串事故，已不可作為單獨某一工廠的個別事件。

它揭示了現中國高速發展下的兩個極待改變的訴求﹕在企業系統而言，怎樣的管理，什麼樣的透明度，才是可應用到全國的標準？富士康事件可能做到一件好事——最好的結果是引發對勞動者待遇的一個明確規定，作為全國的規範準則。簡單而言，就是企業和政府到底要做什麼？

另方面，它敲問着一個更人本的問題﹕中國廣大的勞動人民到底要什麼？

綜合現已公開的各頻道信息，可以作一合理的評論，正如周四《明報》所言，從種種工作環境及福利的標準看來，富士康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血汗工廠（如果我們理解血汗工廠為一種剝削基本人權的奴隸式勞動基地，生產環境惡劣，工資可恥，甚至管理層對於勞動者的暴力壓迫，員工連基本的生存權及人權也未能得到）。連串事件發生後，廠方用盡了方法，包括成立覆蓋所有員工的心理互助小組，讓員工交流互慰，又招聘百多名心理諮詢專家組成專家小組，甚至從香港引進心理分析軟件，計劃把所有宿舍樓下裝防護棚。又如直接提高待遇，計劃下月工資普遍增10%到15%。最後一着，還請來五台山高僧作法。如此種種，比對起中國更多別的公司，廠方可說已有相當良心，嘗試用盡辦法解決問題。但為何不幸事件仍繼續？

甚至乎，富士康已帶出一個我稱為「富士康疑難」的命題﹕現代化的管理，不差的待遇，為何不能令員工買單？

最高的效率 最少的干擾

像富士康這樣的廠城式社區，我倒有經歷。走進過上萬人的別的廠區（可想像富士康上數十萬人規模的複雜性），一反我們對混雜廠房的印象，我所見到的，是整齊光鮮的排排廠廈。園區有足夠的戶外空間，但通常都空無一人。為了維持管理及生產的高效，時間表的管理至為重要，那意味着，在開工的時間，工人要付出最大的功效，生產最多的製品。最少的干擾。工作時工作，吃飯時吃飯，睡覺時睡覺。平時門禁森嚴，不容外出，基本上是一個給你起碼溫飽食宿工作的集中營。

我觀察到這種把員工變成流水生產線上螺絲釘的非人性管理，最大問題體現在禁止或起碼是不鼓勵員工之間交談及熟絡。要知道來廠區工作的，多來自鄉村，過往鄉間的親切人鄰關係忽然沒有了，又不可能融入城市生活（交通不便消費不起），感覺上就是一個人進入一個眾人各不相識的孤島。所有人的心理情緒壓抑可能共通，但這個也沒機會跟旁邊的人分享。

我見過的國內廠區員工宿舍，環境以國內水平不算太差。小小一室可能是八個人住，都是上下格牀，很多大學的學生宿舍也是如此（通常是四個牀位）。不過據報道，輪班同更及同部隊中的工友不會被編進同一宿舍，這刻意的隔絕工友間友誼建立的制度，我認為是其中的禍首。

過往還是工廠製造業時期的香港，有所謂工廠妹工廠王子的文化，在工廠車間聽電台點唱，彼此還有講有笑，工友變成自己的家人。無論是小型山寨廠還是中規模的廠房，形成了香港一個個小型新家庭的樣子，工友於假日參加海浴旅行團，齊齊結伴遊山玩水，男歡女愛，建立家庭，感覺辛勞後的幸福價值。但國內遠方來打工的工友，多抱賺錢回鄉的心態，不期望在新城落地生根，手機的普及讓他們更習慣打電話回家多過跟工友交談。不過人工低微，平均大約一千多一點（富士康這價錢高於其他國內工廠水平），做五個月不花錢才夠買一部iPhone。做新城市人的夢想落空，但又不能衣錦還鄉。

無法做新城市人 無法衣錦還鄉

至於工人自己亦不會因工作而有光榮感。他們是代工廠生產線上的，比器材更不值錢的勞動力，他們所以存在，不因他們過人的手工藝，而在於他們可隨時被替換及轉換工作手勢，在於製品潮流五時花六時變（多得我們頻頻換手機），不值得廠方製造統一機器去長期生產同一產品，廉價的低技術工人，隨時彈性轉換手勢，今天貼膠膜，明天上螺絲，毫無技能價值，只有效率價值，這才是他們的存在價值。他們就是代工廠的一件組件。代工廠不是創意工場，只是按圖加工，不重創意。他們可能生產很多蘋果富想像力的產品，但他們不是蘋果員工也不是諾基亞員工。他們不能分享這些魅力型領袖及創意企業品牌的光榮感。

在人性的層面上，這類廠城的問題是﹕通過現代主義式的高效淨化管理（那些明淨廠房空間的確令我想到柯布西耶的建築），證實解決不了中國來自農村的工人的那種前現代心靈需求。員工的心靈如廠區中的寬闊車道空白。

至於中國企業教訓的層面，大家不禁要問的是﹕連富士康的相對好待遇都出事，其他沒公開的真正血汗工廠豈不是問題更大？富士康事件被高度關注，它台商的背景有大影響。起碼它透明度比較高（又是相對而言），它引出的問題是如何建立一套高效但同時又維護到工人福利的設廠政策。可能涉及到日後立法規定工作條件的發展。工時及工薪是多少？工作環境的管理該如何？對員工工作期內及工作以外生活的控制尺度？如何監管中低層管理人員不至濫權？有沒有透明的申訴機制或有效的情緒管理服務？最重要是如何真正回歸人性，讓員工之間自由去疏導情緒聯誼友情互相扶持？

引起注意 以死拿回尊嚴

博客上的一則說法﹕「某個富士康跳樓員工（哈工大畢業的那個）在跳樓前一天的聊天紀錄。那個所謂的聊天紀錄裏，該員工和他的同學說他被懷疑偷了東西，後被非法搜身、搜房，還被保衛科的某主任毆打。他實在受不了這種侮辱……」這話的背後信息顯然易見﹕尊嚴。

最後要說的是﹕死法有很多種，選擇跳樓，往往是出於明志，拿回尊嚴。是故意吸引人的注意，在無別的選擇下，發表自己的宣言。處於種種不公的對待或情緒打擊下，他們申訴無門，或情感無處傾訴，已無處可逃。看到這點，再聯繫到近期別的砍兒童案，就會有深刻啟發。公義、公開、公正——在這血汗國度被嚴重扭曲了，所有可能的合理反抗被滅聲了，所有可能的情感被遏止了。走投無路，只能鳴冤陪葬。

林夕 - 死人比生人值錢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05月30日

誰會相信，富士康的一流客戶，要等到今天才猛然醒覺到代工廠中的四流人材一跳又一跳，是因為三流管理出了問題。不是說，這些從產品賺了七成利潤的良心企業，每年都有巡查賺取百分之三微利的代工廠，監控着有沒有血汗流出來，玷污了其品牌的人道光環？出事之後，才發出一片關注狀，那之前的監察，都是做給誰看的？

[Vic: That's just PR. It's not true concern. They simply assume away that problem, or you could say that they have outsourced it to the less fortunate. They assume that that's part of the system, part of process, even though the sytem where they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s doing vast violence to the world. They like to say: "The show must go on" or "You got to keep dancing as long as the music is on". They can do this because the world, the consumers and the media in particular, cares more about Apple's latest fad products than the life and death of workers who make them. Man, that's too heavy. Why so serious?]

富士康首次出事早於 07年，而直到今年才因為四個月內十二連跳，才令這成因眾多，牽涉廣泛的事件成為世界焦點。

在這個顛倒的世界，死人比生人值錢，這現象不限於從前的畫壇。如果富士康不以如此高效率鬧出人命，之前對廉價密集人力生產模式做過的深入研究，才不會重見天日，僱主才捨不得大開中門讓媒體走進現場，關注生人的死活。

如果這次事件，能把潛藏已久的隱患爆發出來，讓不能持續下去的生產模式，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得到改善，哪管就那麼一點點，活着的民工也要感激死去的人用生命去成全，讓他們以後活得更人模人樣，而不至物我兩忘。

據報導說，富士康的自殺撫恤金等於一個工人十年總收入，死人福利比生人優厚，這算是慈悲還是殘忍？

生人的價值，也往往靠死人抬舉。如果黃福榮在忘我中救人而沒有不幸喪生，然後繼續好端端地繼續做着一向在做的好事，他會在默默中偉大，還是照樣會成為今日另一種香港精神？一直有在內地做志願者的，又會不會開始受到廣泛注目與尊敬？

好人好事都要靠死人來彰顯，成為有價值的典範，難怪蟻民的生活，得賠上多幾條命來增值。

梁文道 - 這也叫一代不如一代？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05月30日

「一代不如一代」，這是句我們常常聽到的老話。做學問，一代不如一代，民國大師之後再無大師。寫文章，一代不如一代，周氏兄弟始終是白話文寫作的高峯。當官亦是一代不如一代，早輩的政治人物潔身自愛高瞻遠矚勤政愛民，別說去「天上人間」買醉了，他們根本忙得連廁所都沒功夫上。我最近發現，原來連打工階層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他們老說以前出來打工的刻苦耐勞，你叫他怎麼幹，他就怎麼幹；如今可好，個個貪圖逸樂，有錢不存下來交首期，先拿去買新款手機再說；而且抗壓能力特別低，動不動就鬧事。

「一代不如一代」不是單純而孤立的一個判斷，它還會導出一整套有問題的思考框架，簡化了現象，模糊了背景。既然是一代人與另一代人之間的比較，它很自然地就會把這所謂的「代」當成自在自足的一個單位，然後根據一些主觀且隨意的標準去直接比較兩組相對獨立的「代」。於是它忽略了一代人是不是真的都長成同一副模樣的根本問題，更忘了去問這兩代人之間的關係是什麼（下一代人的成長環境難道不是上一代人有份建造的嗎？），一來就直接探討新一代的「集體性格」究竟有何毛病。所以你看最近的熱門話題便是 80後 90後的「意志薄弱」了，似乎那千千萬萬的年青人都有同樣的人格，類似的弱點。

在我看來，要指出一大幫人的共性是很難的，要辨識他們共同的處境卻反而容易得多。與其動用一堆假心理學概念去強說「集體性格」，何不乾脆老老實實看一眼那種同時讓幾萬人做同一種動作的大工廠呢？當然你可以辯駁，上一代人也有幹過工廠的，也都吃過同樣的苦（甚至更多的苦），怎麼就不見上一代人又哭又鬧？

鄭小瓊如今已是廣東省人大代表了，可我還記得當年她以「打工妹詩人」的身份崛起詩壇的姿態。她一直都是工人（現在還是），誠實地書寫了她眼中的那種環境：「我不斷地試圖用文字把打工生活的感受寫出來/它的尖銳總是那樣的明亮/像燒灼著的鐵一樣/不斷地燒烤著肉體與靈魂」（《鐵》）。其中的壓抑是這樣的：「它巨大的暴力在我內心留下深陷/它似巨雷碾過，交談中/我感覺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從四周壓了過來/幽暗處的洪水/正擠壓著我肉體與靈魂/鳥的翅膀與魚的水域/花朵的香氣也被局限/在一張扭曲，變形的門/在它低垂的彎拱中/我們每天彎腰躬身活著」（《非自由》）。不用我多說，我想大家都能瞭解那種令人每天彎腰躬身活著的「巨大暴力」是什麼。

鄭小瓊還對記者說過自己被超聲波打掉拇指蓋的經驗：「有一段時間裏，我對機器充滿了恐懼，我常常會在夢中懷疑我的手會被機器軋掉半截，……如果你在東莞某個流水線做上一個月，如果你還會思考，你就會疼痛」。

我知道上一代也曾疼痛，甚至生產過更多的斷指。然而我以為問題永遠不該是「為什麼下一代不能忍受」，而是「為什麼上一代可以忍受」；我們不能把這種環境看作正常的環境，接著質疑下一代人不能吃苦的理由，反而該如實看見這種環境的苦，然後探問是什麼使得上一代人身在苦中不知苦。

說穿了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希望，以及對希望的想像。流水線上機械化的動作確實難熬，但上一代人仍然盼望回家結婚蓋房子，每一個小時的工作都能換算成未來的磚瓦，每斷一根手指都意味著樓上的房間多了一扇窗子。所以這種苦是值得吃的，再多的犧牲也都是有意義的。有些工友說不定還能掌握機遇，在城裏拼出明亮的未來。你看張欣這位慈善女富豪，當年也只不過是香港深水埗的一個打工妹呀。

現在呢？你現在回到農村生活還能算是一個好生活嗎？替孩子付出和城裏人差不多的教育開支，帶父母到城裏看和城裏人一樣昂貴的病；還有哪一位工人會希望回村安家過日子？住在城裏吧，你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憑積蓄住得起一間自己的房子（更不用說戶口變遷的困難）。反正怎麼存都存不出體面的未來，我拿月薪去買一部新款山寨手機滿足一下短期慾望都不對嗎？回去是不行了，留下來也看不到往上流動的道路，眼前的勞動就真的只能是勞動了，猶如每日推石上山。

假如一代真的不如一代，那實在不是下一代的意志力的問題，你應該問他們要意志力來幹什麼。

李怡 - 富士康悲劇為中國經濟模式敲起喪鐘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5月28日

富士康連跳不絕，受到普遍關注。有人說富士康受到了魔咒，有人說是「維特效應」（ Werther Effect，指德國文豪歌德發表了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後，掀起社會的自殺模仿風氣），有人歸咎於富士康軍隊式的工廠管理。富士康總裁、台灣首富郭台銘連續兩次到深圳，就員工墮樓事件鞠躬道歉。但他道歉甚麼呢？他既否認富士康是血汗工廠，又否認跳樓者是工作壓力大，還說富士康深圳廠有 45萬人，「 11個人自殺，這自殺率還是低的」，他更表示 9個跳樓者是因感情問題，「父母都不能干涉，公司如何干涉？」照他的說法，他沒有甚麼需要道歉的，道歉只是公關手腕而已。

根據世衞組織的數據，全球每年每 10萬人約有 16人自殺，富士康的自殺率確實不高。其次，在民工荒的背景下，富士康每天招工現場應聘者仍絡繹不絕，說明富士康相比鄰近工廠，仍有其吸引力，它的基本工資與社保福利，相對其他企業，還是具競爭力的。

富士康的悲劇，並非富士康所獨有，而是中國依靠外資，以廉價勞力、加工出口發展經濟的模式，所造成社會問題的悲劇縮影。在這些加工工廠中，工人的操作標準化，不斷重複同一個動作，乾淨利落而嚴密的管理，使人想起差利．卓別靈於 1936年拍的電影《摩登時代》。但那部電影反映的是一百年前資本主義工業狀況。當時工人是重複勞動的「機器人」。這以後，資本主義發生了變化，工人組織起來成為強大的、有與資方議價能力甚至參政能力的勢力，工人從機器人變成「社會人」。工人福利、就業等保障，與社會其他階層無分別。然而近三十年，《摩登時代》卻在中國大陸野蠻重生。工人沒有自己的工會組織，無議價能力，無職業與福利保障。中國的經濟發展，建立在把勞動者物化為機器的基礎上。外資包括港資、台資則紛紛在大陸發展這種無人性的物化工廠。

世界其他地區自殺的高發人群都是 65歲以上的老人，他們身體越來越差，孤獨無助，容易產生不想再活的念頭。富士康跳樓的都是年輕人，他們大都是從全國各地農村來打工的。作為「一孩政策」下的獨生子女，他們背着獨力養育父母的沉重責任，在珠三角打工又舉目無親，遠離了家，也遠離了愛，在單調的工作中感到孤獨和看不到有任何改善的前景。正如叔本華所說，對生存的恐懼大於對死亡的恐懼時，就選擇了自殺。

悲劇發生在台資廠，恐怕也跟中共的對台政策有關。為了爭取台商，中共對台資實施過多的優惠政策，並放鬆對台資的監管，此其一；中共連年對台灣國際空間的打壓，加上在沿海部署針對台島的導彈，使台灣人普遍對大陸人反感。這兩個因素，造成台資及台灣來的各層管理人員，目的只求設廠賺錢，壓榨工人不擇手段，並動輒對工人打罵，不把大陸人當人。台灣人在台灣本土設廠並不如此。因而這是中共政策造成的。

另一因素是，汪洋主政廣東三年，一直說要讓企業從傳統型轉型為高新科技型，對富士康這個超級高科技企業自然青睞有加，不惜以種種政策配合。於是富士康也就成為工人全無自己生活空間的「加班帝國」了。

這不僅是富士康的悲劇，也不僅是台資企業的悲劇，而是社會的悲劇，經濟發展模式的悲劇，更是中國由政治、政策統帥一切，而不是由法律去釐定經濟發展規劃的悲劇，是一黨專政之下，社會沒有多元文化也缺乏宗教關懷，人民尤其是年輕人無力感而產生的悲劇。

富士康事件未完，本田罷工又起。中國這種奴隸型工廠的經濟發展模式，敲起喪鐘了。

梁文道 - 他還有餓死的自由

梁文道 - 他還有餓死的自由（上）
2010-05-26

【am730-觀念】前兩天我在北京大學的「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看了一場電影，片名叫做《奇跡背後》，紀錄了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家電公司RCA (Radio Company of America)在台灣一座工廠的污染問題。「奇跡」指的當然是台灣在那個年代創下的「經濟奇跡」，「背後」則是工人與環境為此所付出的慘重代價。有指因為受到有毒化學物及被污染水源影響，很多員工在離職多年後，分別陸續患上肺癌、大腸癌、骨癌、乳癌等可怕的惡疾。

在看電影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了一段埋藏已久的記憶：原來那家害得許多工人患癌致死的工廠離我家並不太遠，而我家附近也有一些大型的美資工廠。我想起了一條小河，每天下午5點左右會漸漸變紅，河面還浮著一層淡淡的煙。我想起了那些女工上下班的時候會擠滿整條行人道，每個人的樣子都很相像，模糊不清。

我覺得奇怪的是自己怎麼忘了這些童年天天遭遇的景象，彷彿記憶被人置換了一樣。關於我親身經歷過的那段「奇跡」年代，我似乎只記得一堆和我沒有任何切身關係，但又非常宏大的字眼，比如說「十大建設」、「經濟起飛」和「亞洲四小龍」。我記得那個年頭，報紙上偶爾會誇耀台灣外匯儲備的數字又攀高峰，老師驕傲地告訴我們無論走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都能見到「Made in Taiwan」的標識。到底是怎麼回事？為甚麼我會忘了自己曾經聞過的氣味，曾經目睹的景象，卻記得一堆數字名詞與觀念？是甚麼讓我對具體實在的「背後」視而不見，見而不存；卻留下了滿腦子抽象疏離的「奇跡」與「起飛」？

我當然是要說今天的大陸，這麼獨一無二的世界工廠，只不過現在的大陸與當年的台灣還是有點不一樣。在台灣，許多知識分子是在後來才取得了音量夠大的話筒，提醒大家奇跡背後是至今未愈的傷口；在大陸，同一批學者前幾年還在批判中國走市場經濟之後，帶來了許多問題(例如遍地開花的「血汗工廠」)，如今他們卻忽然告訴我們原來中國走對了。

原來我們不是世界工廠，我們這叫「中國模式」。

然後世界工廠的代表，世界第一大電子代工廠「富士康」連續發生了十一名員工跳樓身亡的事件。

如果說我的台灣工廠記憶是被抽象取代了具體，因而可怕；我現在擔心的則是個案被蒙蔽了一切，反而看不見更廣泛或者說更「結構」的問題。


梁文道 - 他還有餓死的自由（下）
2010-05-28

【am730-觀念】媒體同行全面而深入地調查了富士康的企業文化、管理模式，以及其中工友的處境，為我們理解那些神秘的連環自殺事件，引入了許多可靠的綫索。可是坦白說，看完這些報道和評論之後，我不覺得富士康有甚麼特別。並不是說它「不特別壞」，而是和其他工廠對待員工的方式比較，它的不算太突出。

人情的淡漠，工友之間的關係的疏離，高密度的勞動，機械化的動作，不加班就賺不到足夠的收入；這一切全是問題。可是我在很多關於廣東一工廠的研究報告裡，也都曾見過這些問題，難道這不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嗎？富士康深圳觀瀾廠區有四十萬員工，有沒有人調查過要是按照同樣的人數規模計算，全中國走上同一條絕路的工友又有多少呢？郭台銘日前親身探訪富士康，帶著三百記者四圍參觀，記者會上又連番鞠躬道歉，還要求傳媒不要再報道富士康的負面新聞，取而代之是正面的訊息。然而，就在這頭還說著要花2億新台幣建安全網，那頭再有一名員工墮樓身亡。

簡單地講，這十二連跳也許不「只」是富士康的問題，而是全中國工人處境的問題。

凡是富士康事件裡頭看起來很奇怪的事件，只要一放到更寬闊的層面，都會變得十分「正常」，例如工會的角色。本來我一直感到納悶，都已經死了八個、九個、十個員工了，怎麼等呀等，就是不見他們的工會出來公開說句話呢？換作其他國家和地區，說不定工會領袖早已發動罷工，或者至少要召開員工與資方的大談判大會。但是大老闆來了，深圳副市長也來了，富士康的工會領袖在哪裡呢？有人知道他是誰嗎？

我還聽說有人不值那些年輕工人的「短視」，說他們大可東家不打打西家，何必尋死。這也會令我相當吃驚，畢竟這個國家人人都唸過點馬克思，知道個體和結構的分別吧。不是個別工人，而是一整個階級。如果你把自由理解為個體的事，你甚至可以說工人還有選擇甚麼工都不幹然後餓死的自由呢。

富士康的工人當然有選擇去其他工廠打工的自由，但那是種甚麼樣的自由呢？其他的選擇又會有多大的不同？在今天的中國，竟然要辯析無產階級的自由問題，連我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韓寒 - 青春

2010年5月27日

我有一個朋友，畢業之前雖然也沒有什麼遠大的理想，但積極健康，畢業以後去找工作，好不容易才找到，給別人加工東西，一個月賺一千五百塊，時常加班，加班有時候有工資，有時候沒有工資，合起來一個月能賺兩千。他家在二十公里外，買了一個電瓶車，每天早出晚歸，剛剛結婚，買不起房子，好在農村當時蓋了三層樓，他們把一層和二層都租給了外地來打工的人，每間兩百多，一共租出去六間，一個月可以補貼一千五，這些外來打工的人往往一個家庭三個人住一間，每個人的收入是八百多，靠步行和騎車，在附近的工廠裏上班，附近的工廠是比加工業污染更大的化工業，是當時我們鎮招商引資過來的，大部分都倒閉了，沒倒閉的略有盈餘，但是如果一治理污染，可能就虧損了，一虧損就沒辦法交稅和拉動GDP了，所以政府也不能管，被這些廠污染的河流穿過我家門前，我老家的村裏幾乎每個農民住宅都住了超過二十個外來務工者。這些農民住宅的房東一般都有一個孩子，幾乎所有的孩子都類似我文章開頭提到的那個朋友。我朋友覺得自己混的還算不錯，至少娶到了老婆，每個月的錢差不多都用於基本生存，什麼大件都買不了，如果想要換個工作或者自己出去闖闖又不敢，一方面沒有社會保障，萬一有個三長兩短，一方面如果斷了一個月的收入，生活就沒有辦法繼續了。他們想去鎮上買房子，把自己的戶口變成城鎮戶口，這樣對以後的小孩子比較好，但是上海郊區鎮上的房子一套至少要五十萬，他要不吃不喝工作25年才可以，而且還是毛坯房，要裝修好還得再餓5年。

他的隔壁鄰居，我的另外一個朋友，剛大學畢業，工資比我第一個朋友要高一點，但女方要求也高，一定要在市里有一套房子才能結婚，這套市區二手的老公房房子至少需要兩百萬，我的朋友需要工作六十年，或者他們家的房子出租給八戶外地打工人家，出租一百年才能買得起市里的房子，於是他們唯一的期盼就是動遷，就算政府五十萬拆了他們的房子，五百萬把這塊地買出去都無所謂，至少五十萬可以付清市區裏那套房子的首付，以後的再說，老婆好歹可以娶進門。至於房子拆了以後父母住哪里，這的確是個問題，也許可以三百元租其他農宅的一間大一點的房間過渡幾年再說。我的第一個朋友以前的工作是三班倒，工廠太遠，身體出了問題，辭職才換了現在的工作，期盼著少加班和加薪，老闆表示明年可以每個月加一百塊，後年再加一百塊。他上個禮拜告訴我，他的父親可能要去海外給別人做泥水匠，出去三年就可以賺二十萬。我問他，那你怎麼打算，他說就這樣，還能怎麼樣。他的母親在給人擰電燈泡，八百一個月。這個上海郊區的家庭，孩子二十多，生活都能望見五十多的自己，五十多的父親，還要去海外打工兩年，至於那些外地打工者，他們雖然覺得討厭，把周邊工廠的工作額度都擠了，而且還把工資擠壓到幾百塊一個月，整個村裏外地人本地人的比例都超過了10比1，但是又不得不依靠他們，因為他們租了他們的房子，一年也給他們帶來了一萬多收入。

這就是上海的郊區普通人的生活，也許還算是不錯的家庭。這就是為什麼富士康有這麼多人跳樓，機械的勞動，無望的未來，很低的薪水，但去了別的地方薪水更低，很高的物價，除了吃得飽和穿得暖以外，別的什麼都做不了，而讓你吃飽飯還在被這個政府當作對世界人類天大的貢獻和政績宣傳，還恨不得拿出遠古時代的數據和冰川時代的照片想表明，你能吃飽已經要感謝國家了，你說你能奢望什麼。我的那個朋友雖然生活壓力大，但是他還有朋友和家庭，在他的二十公里遠的地方，絕大部分的年輕打工者，他們的家庭都在幾千公里外，而且家庭也未必溫暖，你賺了多少錢往往是中國家庭衡量一個小孩在這個世界上價值的唯一標準。

這是一個中國的大部分網民都未必熟悉的群體，你看很少有論壇上有現役的富士康員工向大家講述關於自己員工跳樓的故事和自己的生活，因為他們都沒有這個時間甚至能力。外面的燈紅酒綠和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連對愛情的憧憬都沒有，這個世界上沒有第三者，現實是最大的第三者，也許唯獨在跳樓的時候，他們的人生價值才有所體現，那就是被當作一個生命被提起和記起，可惜現在又變成數字了。

心理輔導是沒有用的，當我看見我們的女人摟著有錢人，有錢人摟著官員，官員摟著老闆，老闆摟著林志玲，你怎麼給我心理輔導？一打聽，同學們混的都更慘，有混的好的男同學，那是靠家裏，有混的好的女同學，那是嫁的好，別人都羡慕你在富士康有社會保障，按時發工資，安排住宿，加班還給錢，你說你像個機器，別人說自己像包屎，方圓幾百公里內，連個現實的勵志故事都沒有，這就是很多中國年輕人的生活。

如果將他們的薪水漲十倍，會不會沒有人跳樓？只要別通貨膨脹十倍，當然沒有人再跳樓。當然，老闆也不會這麼幹，就算老闆這麼幹，也會被政府勒令禁止。為什麼我們的政客能在世界的政治舞臺上挺起了腰杆，還能來幾下政治博弈，耍幾下政治手腕，是因為你們，每一個廉價勞動力，你們是中國的籌碼，GDP的人質。無論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是封建特色的資本主義，在未來的十年裏，這些年輕人都是無解的，多麼可悲的事情，本該在心中的熱血，它塗在地上。

馬嶽 - 原來民主只是條裙

2010年5月21日

【明報專訊】如果市民有多點政治覺醒，他們應該問：「政府什麼時候得到我的授權用公帑賣這麼爛的廣告？有通過立法會財委會嗎？為什麼政府霸佔大氣電波賣政治廣告不受管制？」

這個「少女畢業晚宴條裙」的廣告，比喻不倫到了極致。原來特區政府以為香港人要求民主和普選，就和一個少女嚮往一條漂亮的裙子一樣，難怪它覺得香港不一定需要普選了，因為媽媽會覺得沒有漂亮的新裙，穿回舊裙子赴宴不就得了？

民主普選是基本權利，是《基本法》保證的憲制目標，是國際人權公約載有的普世政治權利，不是時裝店的奢侈消費品，不是我們豔羡西方社會的奢侈夢想。如果用類似的比喻，民主普選應該是女生每天上課所必須穿的一套整齊校服裙，不是高貴晚裝。本來媽媽說開學便給女兒買套校服裙，但開學幾個月了，每天女生還只能穿便服或者衣不稱身的舊校服裙回校。女生不斷問媽媽什麼時候給他買校服，媽媽只是說快了快了，但一直不付鈔，又說女兒太小，不可以自己做衣服。

其他同學（國際大都會）都有套整齊校服，女生仍然穿不倫不類的衣服回校，日子久了，惹同學訕笑、難以對外代表學校，逐漸造成自信心問題，在學校怕被人針對，畏首畏尾的上課不敢答問題，下課不敢參加課外活動，影響了她解決問題的能力。這種「管治危機」，全因沒有一套整齊的校服而起。

灌輸錯誤政治觀念

如果中央政府像廣告中的媽媽般，只要女兒問一句，便不作聲的趕夜把裙子做好，我們當然很感激母愛，當然我們很有「信心」。但是香港人爭取民主廿多年，前後遊行超過100萬人次，用過無數次選舉投票表態，但我們仍然還沒有一套完整的校服，要女生信任母親，以為無端端母親有一天會把校服放在房內，「信任讓夢想成真」，不是很奇怪嗎？

作為一個納稅人，看完這種廣告不禁問：誰出這樣的餿廣告主意？不單惹人訕笑、還要灌輸錯誤的政治觀念，和教育局搞的通識教育對着幹。審計署真的應該認真查究一下，誰人負責這樣浪費公帑的事，然後由立法會帳目委員會跟進。

媽媽，幾時為我買校服？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馬嶽 - 寫在五一七

2010年5月17日

五月十六日連十七日凌晨，我至少被記者問了十多次：「公投是成功還是失敗？」有些問得更直接：「公投是否失敗？」

對不起，我實在沒有辦法說這是成功或者「小勝」。我也不能接受把五十萬人投票和七一時五十萬人遊行等同，這對七一時那五十萬人（你我很多大家都有份）汗流浹背的走了幾個鐘，不怎麼公平。正如五一六前很多網上宣傳所言：投一票，有那麼難嗎？要動員人遊行是難很多的。

而且有些東西是有「國際標準」的。以西方開放社會的標準，有五十萬人或十份一人口上街抗議是很大規模的運動，是會上國際新聞的（就像香港的七一）。但一個選舉只得十份之一成年人口投票，是會被視為完全不獲支持的，遑論一個「公投」了。投票，是現代社會最簡單最容易最基本的政治參與。如果我們說17%的人參與已經很滿意，那麼我們對香港人的民主素養和民主參與熱誠未免要求太低了。如果我們對人民參與的要求這麼低，我懷疑我們是否真的可以建構有效的民主社會。

如果有政黨發起一個全民公投，叫所有人投個票表決有關未來政制的問題(或任何問題)，然後你這社會只得17%出來投票，在西方大部份民主社會都會覺得這社會根本不關心這問題。我在想：甚麼時候香港人才會憤怒？４月１４日，我以為市民會很憤怒。普選聯其實很多人很憤怒，雖然對外要扮EQ 高。五月二日的遊行得3,000人，我以為不少人也許不認同普選聯路線，或者覺得遊行無用，那麼你公投吧。你又不投票，你想點？搞來搞去，民意調查仲有 48%支持通過方案，我們愈搞愈多人支持政府。真的有部份民調有三成多四成贊成保持功能組別，廿多年了，天啊!!

但當然我不想對記者說公投是失敗。我知道我對傳媒輕輕鬆鬆的丟下一句「失敗」，可以很方便的給各報章用來做標題，他們可以很高興收工。要寫「失敗」麻煩你自己在社論寫(by the way, 我覺得今天東方＝太陽的社論蠻有娛樂性的，可能我平時很少看。)如果我們用一個運動的角度，運動愈多人參與當然愈好，但少人不一定代表運動失敗。這正如我大約04年七一後我已經寫過「遊行的迷思和反思」，我覺得不可以說五萬人遊行就是成功，一萬人就是失敗，多人遊行政府必須正視，少人遊行就不是民意，政府可嗤之以鼻。

於是我一路扭一路扭一路扭，扭得自己不似人型。每逢遇到這個問題，我要用一些很複雜的答案，首先說這不能被理解為市民不支持民主或普選，接著說如果（最後出不出到街我其實不知道，我通常不會聽番或睇番）用運動的角度怎樣怎樣，但是中央和建制派有既定立場，當然會詮釋為失敗啦（講得多很多時用語沒有這麼精準，美化了）。特別是對著像亞洲電視或者星島那種，他們有時重複要問到他們心中答案，真係扭到「翹埋一舊」。有時索性講到一 pat 他們出唔到的樣子，不用就最好。

我在點票中心腦空空的時候想到，這是我潛意識很害怕的一個場景。我反對公投可能是潛意識地害怕這一個場景，即是不知道公投輸了(我想像的狀態本來是打正 2012 雙普選旗號，建制派全面出擊、當然會砌你浪費公帑和背棄選民承諾，傳媒全面歸邊、萬馬齊瘖、最後兩星期民主派有不少醜聞，然後輸掉起碼一兩件－－那時我想像的標準是比較高的，我覺得這樣才有意思嘛），傳媒努力要詮釋為香港人已經接受現實了，不要雙普選了，那時我可以怎樣回應。做了選舉當晚的評論十多年，像 2003年區議會選舉那種民主派大勝或者像1998/2008 立法會選舉那種小勝，當然比較容易(有時可能要掩飾喜悅)，但像2007區議會或者2004立法會那種場景，要和嗜血的傳媒鬥智鬥力打論述戰，我其實是很怕的。我也怕看其後一兩天的報章社論和各取所需的分析。廿多年了，我們積累了一些東西，可能不夠多，又像玩飛行棋那樣以為快要到終點被打回頭，好鬼傷。

我整個晚上在點票中心都很失落。別以為普選聯的人就希望公投失敗，我其實只是很想知道What will work。作為其中一個最早走出來反對公投的人，我完全不介意我看錯。我讀的民主化理論也許是會令到我不相信這個方法的。最後發覺可能普選聯的人比較老又比較保守，但可能接觸一般普羅群眾比較多，對群眾的保守性和不動員性拿得比較準，於是理性選擇是「唔博」。我三點半回到家，沖完涼瞓上牀，輾轉反側無法入睡可能達一個鐘，不斷在想what will work what will work what will work…. 不覺淚已滿枕。

但搞運動的人不可能指摘群眾，我們只能檢討自己。群眾保守可能是我們不能令他們覺醒（這個說法非常精英主義，我承認）。我昨日在街頭見到很多人「掂行掂過」，我以前有不少這些經驗，我知道這非常難受。集體的冷漠很可怕。你要不覺得自己是儍子、要不覺得自己是超人，搞不好像尼采或南海十三郎般瘋掉。

我第一次覺得有這種失落，是1991年第一次直選。從爭取88直選失敗走過來，我以為這麼辛苦香港人才爭到18席直選，以前80年代區議會選舉都只得三成多投票率，一直被保守派說香港人公民意識低不適合普選，到了可以選立法局，我以為總有近五成人出來投票吧，結果又得三成幾，咁辛苦fight 番嚟你都唔投。第二次是96年底，中央宣布會成立臨時立法會，將92萬人選出來的議會趕下車。這件事的不公義程度難以想像。我剛從美國回來，參加反對臨立會的遊行，發覺只得300人，其中倒有一半是我認識的。我那時問：香港人，你會怒嗎？

廿多年來，我看著潮起潮落。曾經多少次我們以為人民覺醒了，像零三七一，倏忽他們又沉睡了。雖然我確實知道公民意識是進步了，公民社會是發達了，但far away yet so close, 我們總和重大改革擦身而過。量變量變變來變去不知出現甚麼質變，有時彷彿變番轉頭。我看見網上有些言論說「這才是開始!」真的多謝善意的鼓勵了，原來我們搞了廿幾年這才是開始，難道我們在迷宮內兜圈? 其實我相信廿多年來，我們超過一次是以為某個位是新的一頁的開始的，我希望那不是只是我們自己安慰自己的說話。

前些時晶瑩在fb上放了一份有關遇羅克遇害４０年的東西，引發我到書架找回本《民主中華》看。我唸大學的時候很喜歡念劉青的《獄中手記》的結語：

「我內心有一絲酸痛的冷嘲：歷史是前進了，英雄們的血沒有白流……
當我瞻望未來，我看見民族背著歷史的重負，受著各種利害關係組成的羅網的纏糾，保守力量拼死向後拖 ，感到歷史還需要遇羅克、張志新他們。我的心很沉重。我知道，推動歷史前進的燃料就是生命和鮮血。然而，我仍感到沮喪、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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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見有些人在網上已經說移民，我相信這是說笑而已。千祈不要說移民，「咁樣益班仆街?」除非你甘心這土地繼續永遠讓張宇人、劉夢熊、林瑞麟之流管治下去。

我永遠記著六四後內地的一句順口溜：「你們說不過我們，我們打不過你們，你們活不過我們。」不經不覺，我去六四集會也去了廿年了。4月14日後我們不少朋友 (我的朋友不少比較老)互相贈言「保重身體」，看來要和他們鬥命長，唔好咁快死。

廿多年來我見過很多人，不少人仍在堅持，大多人已經離開。今年初時有一次開DDN,立叔馮可立說其實他覺得香港過往三十年的社會運動，八成都是失敗的。立叔作為ＳＯＣＯ創辦人，一直是社運界的老前輩，他是這樣看，但他仍然繼續不捨，我們實在沒有理由離場。

還記得應該是８５年的某個晚上，（已故的）吳明欽入來新亞講講座後在學生會資料室和我們傾到１２點。我記得他說：「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也許因為悲觀才要做。如果我很樂觀，相信很多事情都自己會變好，我就不會做了。我爭取民主，不是因為我相信民主必定會勝利，否則我變成機會主義者了。」爭取民主和公義，不是因為我們覺得「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我們不是這個意義下的機會主義者，而是因為我們真誠地相信這是美好的東西。不經不覺，吳明欽去世也近廿年了。

我們也許仍然不知道what will work, 不過我們會繼續找, at least we tried.

共勉。

吳靄儀 - 致葉文希：516 不是終點

明報 法政隨筆 2010-05-17

親愛的葉文希：我看了你和鄭啟明攝製的兩條公投短片，十分佩服你們的才華，終於，在5.14 的公投造勢大會上見到你們，你在台上的發言，激發了我寫這封公開信的意念。

你說，拍這兩條片並不難，當權者的不悅，也從未使你恐懼，但最令你難過的，是香港人對民主的漠不關心。你又說，5.16 的公投對於我們來說是個終點，但對你們這一代來說，卻只是起點，你們的目標，是平反六四，是結束一黨專政。你這幾句樸實而出自內心的話，令台下的我深深感動。

我想說的話，其實也是十分簡單，就是5.16 不是我們的終點，爭取民主和公義的旅程，是沒有終點的。我最疲倦的時候，曾經對自己說：讓我看到普選吧！踢走了功能組別，我就可以正正式式卸下從政的擔子，做我真正想做的事了。但是，我知道這是沒有可能的。在我們這個強權壓抑公義的世界上，我們的抗爭，維護被欺凌者的權利和尊嚴的行動，為公義而發聲，永遠都不能休止。同時，只要有這樣無休止的堅持，只要有人不計成敗地繼續發出呼聲，強權與邪惡，就永遠不能宣布勝利。

我不知道六四何時會得到平反，但我知道，六四的燭光一天不熄滅，遺忘的黑暗就不能降臨我們的神州大地。希臘神話裏有一名叫Hestia 的女神，她的職務是看守灶火，不讓它熄滅。這是一項卑微的家務，然而灶火熄滅，我們就會走回茹毛飲血的野蠻時代。

5.16 不是一個終點；此文見報之日已是5.17，公投的結果已經揭曉。但無論結果被演繹為「成」或是「敗」，有一點我們可以確定：我們的火沒有被熄滅，剛相反，「公投」這兩個字，已在當權者不遺餘力的打壓之下，深入民間，中國土地上的第一次實質公投（不再是「變相」公投），已成為我們民族歷史上光榮的一頁。歷史未必會保留你和我這些細節，但歷史會因為這些無數的細節，繼續走向光明，將來，你會指著歷史的圖片，向你膝上的孫子說道：看！人叢中有我！文希，請容許我這樣稱呼你，不要為香港人對民主冷漠而難過；五十萬人上街，香港人並不冷漠。我這一代的肩頭老了，聲音弱了，你們的力量卻如日上中天，只要信念不死，民主有後，熊熊之火，終會燒透整個天空！

馬國明 - 516投票﹕踢走功能組別

2010年5月16日

【明報專訊】今天五月十六日是變相公投，踢走功能組別的大日子，在建制派杯葛和打壓，政府冷淡對待，曾蔭權和一眾高官更以各種藉口不投票，個別泛民團體態度曖昧等因素影響下，投票率或許不會理想。但五位辭職後再參加補選的前立法會議員和個別參與競選人士的口號只是簡單一句「踢走功能組別」，把香港民主發展的障礙聚焦在功能團體選舉這種源自殖民統治的選舉安排，可以說為功能團體選舉「照肺」。

功能團體選舉的弊端其實毋須累贅，大部分功能組別選舉的投票方式是採取團體投票，亦即老闆話事；這些組別的議員取得老闆們的信任後便會在全無對手下自動當選。鄉議局這個組別雖然由個人投票，但登記選民卻只有155名。一些組別的構成既古怪又隨意，個別功能組別議員在議會裏的懶散表現，早已街知巷聞、遠近馳名；既有三點不露的議員，又有從未向政府提問的。恰巧在舉行變相公投之前，功能組別的飲食界議員發表了最低工資應訂定為二十元或更少的言論。這種罔顧低薪工人利益的言論清楚說明功能組別僅僅代表該業界老闆們的狹隘利益，完全是一種維護特權的制度。功能組別的存在根本連自圓其說或姑且一聽的理據也無法提出來。正是在這種被趕入窮巷的情况下才會出現梁燕城博士這位在基督教界算得上是個人物的「偉論」，畢業於中文大學哲學系的梁博士異想天開地以近代自由主義政治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舉世聞名的著作《正義論》來替功能組別開脫。

借《正義論》為功能組別特權護航

《正義論》不是一部容易讀的書，或許梁博士誤以為他因而可以順手牽羊般拿來唬住對政治哲學一無所知的讀者。但梁博士這種「出位」的做法按照常理應是寫政論的上乘材料，但出奇的是連一些經常在報章上發表言論的政治學者和社會學者仍是按兵不動，未有發表任何以正視聽的言論。

這種奇怪的現象留待下文討論，首先要解決羅爾斯的見解是否可以成為梁燕城反對廢除功能組別的理據。羅爾斯是自由主義的政治學家，《正義論》的論證方式依足霍布士（Thomas Hobbes）和洛克（John Locke）等古典自由主義政治學家的論證方式。這種論證方式的主旨是為了探討什麼社會體制才是理性的人應接受的，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和社會主義的政治哲學的最大分別是後者追求一種理想宏大的目標，如一個不再有階級分野的公平社會（classless society）或一個不再有鎮壓人民國家機器的社會。相比之下，自由主義的主張十分卑微，所有自由主義的政治學家的出發點都不過是人是理性的。自由主義所說的理性跟香港報章上經常見到的那句「和平理性非暴力」所說的理性不盡相同，自由主義政治學家說的理性是指每個人都能清楚判斷自己的利益所在，毋須他人或任何權威人士指指點點。

認定人是理性之後，霍布士和洛克二人繼而設想一種還未有形成任何社會組織和社會體制的「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然後論證在這種「自然狀態」底下，一個理性的人會認同什麼社會制度。霍布士、洛克以至羅爾斯等自由主義政治學家都是試圖論證什麼社會制度才算得是合理的制度，是懂得判斷自己利益的人認為符合自己最大利益的。 

不過霍布士和洛克等古典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的論證被後人批評為站不住腳，因為二人所假設的「自然狀態」裏其實已布滿某種社會體制的痕迹，並非什麼「自然狀態」。針對這方面的批評，羅爾斯繼承前人的論證方式之餘卻別出心裁，另闢途徑。他不再設想某種「自然狀態」，改而設想一種「初始狀况」（original position），在這種「初始狀况」底下，任何人都有如帶着一塊「無知的面紗」（veil of ignorance），對自己在社會裏的處境一無所知。羅爾斯設想身處這種「初始狀况」的人一起制訂社會體制時，這些理性的人會認為什麼社會制度才符合自己最大的利益。羅爾斯認為理性的人處身於他設想的「初始狀况」時，由於對自己的具體處境一無所知，必定會以策安全（play safe），萬一自己處於社會裏的低下階層，而不是上層，必定會認定社會福利這種制度才符合自己最大利益。 

羅爾斯的《正義論》發表於1971年，甘迺廸遇刺後繼任為美國第三十六任總統的詹森（L.B. Johnson）卸任不久。詹森出任總統時推行多項社會福利政策，是美國歷史上其中一位開明進步（progressive）的總統。羅爾斯的《正義論》發表時普遍被認為是替詹森政策提供理論基礎，想不到在香港踢走功能組別的變相公投前夕，卻被梁燕城順手拈來為功能組別的特權護航。

香港「核心價值」倡議者沒有表態

香港那些高呼「和平理性非暴力」或「核心價值」的有識之士按理應立即發表文章，指出梁燕城的謬誤。從理論基礎的層次而言，香港的「核心價值」接近自由主義的主張，羅爾斯的《正義論》是自由主義最新和最開明進步的版本。自由主義其實是一套十分奇怪的政治哲學，自由主義的政治學者除了認為人是理性和採取一套相同的論證方式外，彼此的見解其實南轅北轍。霍布士的主張最宜於替中國大陸的獨裁統治護航；要替功能組別說項，可以借用洛克的理論，但像梁燕城那樣企圖以羅爾斯的《正義論》來為功能組別的特權開脫卻是天大的笑話，不過這是笑完之後令人流出眼淚的笑話。

梁燕城的謬論發表至今已兩個多星期，香港「核心價值」的一班倡議者卻仍毫無反應。如果以呂大樂在反高鐵運動包圍立法會、鄭汝樺和保皇黨議員胆怯偷偷出走坐地鐵不久，便急不及待發表〈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的文章為基準，香港「核心價值」的一班倡議者對梁燕城的謬論和歪理卻仍視若無睹、無動於中，似乎完全不當一回事。

這一現象不但奇怪，更令人擔憂。在理論層次上，香港「核心價值」接近自由主義的主張，嶺大教授羅永生認為香港奉行的不過是「虛擬自由主義」，但稱之為「虛浮自由主義」或許更貼切。標榜自由、理性之餘卻其實對相關的理念無甚認識，頂多只是一知半解而已。梁燕城的謬論和歪理其實是香港的病徵，只有在香港才可以有人面也不紅便把一部嚴肅和不易讀的經典著作扭曲，把贊同社會福利，重新分配財富的主張說成是維護特權的理據。
資料匣：

自由主義信奉自由和平等，是啟蒙時期推翻早期如世襲、國教神權及君主專制等管治理念的一股重要力量。流派甚多，視乎對有關原則的演繹與詮釋，大部分自由主義信徒都支持憲法、自由民主、自由平等的選舉、自由貿易、政教分離和市場經濟。古典自由主義是其中一個主要學派，盛行於十八世紀，社會自由主義則流行於二十世紀。洛克（John Locke）公認是最早開創自由主義為一哲學傳統的學者，他引用自然權利和社會契約的概念，辯稱應以法治取代專制政體。

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都是自由主義影響下推翻暴政的結果，亞洲則起步很遲。踏入二十世紀西方自由民主經歷兩次世界大戰，戰勝法西斯及共產主義不倒至今，保守主義及原教旨主義是最大敵對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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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燕城 - 從羅爾斯正義論看功能組別 信報 2010年4月26日

香港政改方案出台，可惜對功能組別問題未提方向。本人支持香港民主化，但反對廢除功能組別，因為這是保護少數群體，維持正義原則的體制，然而功能組別須擺脫小圈子，經由普選去選出代表組別的議員。

當代哲學家羅爾斯（Rawls）在 其名著《正義論》批判功利主義，指出公正的社會，不是只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卻是要兼顧少數群體的要求，正義的民主體制不能為了多數而犧牲少數的權利。

羅爾斯認為，正義的原則須假設人人平等的「原初狀態」（original position），正義建立要在「無知之臉紗」（veil of ignorance）背後，對一個人的背景、權力、社會地位、知識能力等必須無知，所有人要一律公平對待。

正義的第一原則是任何人公平地擁有與人人一致的基本自由。正義的第二原則，在社會與經濟資源分配上，一須人人有公平的機會爭取應得的位置，二是使社會佔少數的弱勢群體得到優先幫助。

正義論保障每一個個人，由之引申，亦要保障由少數個人組成的群體，正義的體制須讓每一少數群體有平等的權利和表達的機會，不論其背景與地位如何，均應在政制中有發言權。
若用羅爾斯的「正義論」看香港政改問題，依據「無知之臉紗」及第一原則，維持功能團體在議會是符合正義的，因為民主體制必須保障少數群體的權利，不論其屬什麼背景。一個地產巨富群體及一群低薪勞工是有同等地位和權利，社會中不同少數群體均須在議會有代表權。

香港政制設立功能組別存在，其原意是為了平衡各方的利益，保護社會有特殊和重大貢獻的少數精英，不會被多數人的意志壓抑其權益，這是按正義的原則。但過去卻忽略了另一少數群體，就是貧困的階層，因此其正義原則未完成。故香港政改須考慮羅爾斯所提的正義第二原則，貧困的弱勢群體應有平等機會，且應優先得到幫助，故此功能組別須增加弱勢者的組別。

作為民主的平衡原則，重視佔少數而影響大的精英是合理的，但必須同等重視弱勢群 體，讓其在議會有代表，才能達致真正的平衡與正義。故此，英國的政制既保留君主，議會又分上、下議院，兩院制成功平衡和保護了精英與平民兩大階層，使英國政治十分穩定，沒有流血衝突。

如今有些政治勢力推動廢除功能組別，等如廢除現代大部分民主國家所實行的兩院制，只有單一眾議院的全民普選， 其後果將使少數群體永遠陷於弱勢，而議會中將失去代表精英和窮人的聲音。這種政制不能平衡多數與少數，將是缺乏正義的制度，很易引發少數者的抗爭，因而失去安定。

維持功能組別是保障少數者的利益，也能平衡多元的要求，但須避免走向另一極端，變成小圈子選舉，故功能組別須由普選決定，每一界別可推舉兩位以上的候選人，交全民投票，則可同時兼顧正義與民主的原則。

郭梓祺 - 《一九八四》以外

開卷看世界   星期日生活    2010年5月16日

【明報專訊】上月波蘭政要空難離世之後，找了波蘭導演華依達（Andrzej Wajda）的《卡廷》（Katyn）來看。歷史總有教人不敢正視的時候，所以戰後掌控波蘭的蘇聯，不得不將卡廷屠殺諉過納粹德國，努力否認，努力遺忘 ——如此看來，最近關於林彬之死的爭辯，便半點不難明白，雖然看見還是令人難堪。我想起了《一九八四》的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今年是他離世六十周年，可值着這個特別關心真實與歷史的作家而拉雜，也是好的。

一九四八年，奧威爾在肺病的糾纏中寫成了原先名為The Last Man in Europe的小說。他後來改換了書名，四八對調，就成了八四。《一九八四》在四九年面世，奧威爾則在半年之後溘然而逝，只活了四十六年。他晚年的《動物農莊》與《一九八四》立意同樣在反專制反獨裁，反共黨反史大林。這跟他在散文「Why I Write」自言的「to make political writing into art」遙相對應。《動物農莊》家傳戶曉，連從前的保安局長訓斥本地傳媒時也特意以豬為喻，雖然我總不肯定是那些動物善忘，還是香港人善忘；她本來差點就要立大功了。而且我也不太明白，她怎能夠看見傳媒中的Napoleon，而看不見官場中比比皆是的Squealer（s）？

「這兩本著作的造詣或不至太高」

以小說論小說，奧威爾這兩本著作的造詣或不至太高。董橋先生在〈時代的留影〉說得中肯﹕「他的小說也許也夠清白了，卻喪失了小說的韻致﹕《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只是寓言故事不是小說。」但我想對很多七十年代打後翻閱《一九八四》的中國讀者來說，那都不是小說，不是寓言故事，而只能是歷史。

一般認為，奧威爾的最大成就，在散文與紀實的寫作而不在小說，詩更不要提了。他的散文寫得好，似乎是他對簡單的迷戀與散文的文類要求兩者交叠的結果。在他心目中，真善美似乎都不複雜，所以他鄙棄理論，與「真實」唇齒相依的散文也最方便他用簡單的方法說真話。一直覺得，由姓氏而成為形容詞的 Orwellian，深義除了在「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的高度壓制、以及「Doubleplusungood」的Newspeak等等，還在他這種行文「透明如玻璃窗」的苦心孤詣。當然，誰都不會相信他脫口便是澄明如水的句子，正如誰都不會相信玻璃窗其實是空氣，打磨拂拭自然不在話下。

「一個誠懇的人，說他相信的話」

隨便翻看奧威爾的散文集如Shooting An Elephant，很快便看得順心，因為我們不難看出面容﹕一個誠懇的人，說他相信的話。例如他晚年的佳構「Reflections on Gandhi」，走筆月旦甘地生平，雖然不無保留，中間卻有這樣一句﹕「... and I believe that even Gandhi's worst enemies would admit that he was an interesting and unusual man who enriched the world simply by being alive.」這就是簡潔。只有明白他律己以嚴的文字要求，我們才能更仔細把握《一九八四》中語言的荒謬程度。

奧威爾一生的轉捩點可算是西班牙內戰。一九三六年，戰事爆發沒多久，他便棄筆從戎，跑到西班牙打仗對抗法西斯。這還不止，因他還給子彈射中，需在醫院療傷。《向加泰羅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即是奧威爾在此戰爭中見聞的總結。戰事對他的最大打擊不在皮肉之苦，也不在等待的無聊，而在他發現了謊言壓倒性的威力，所以字裏行間，都見他對真理行將消失的恐懼。這次實戰經歷徹底動搖了奧威爾對未來世界的希望，理應是援兵的蘇聯不單沒有派兵攻打佛朗哥，還不斷造謠誣害，輾轉讓法西斯取勝。英國導演簡盧治（Ken Loach）拍攝的《土地與自由》（Land and Freedom）便向此書借鑑，拍攝休戰時的無所事事與眾人的爭辯尤其出色。兩個投入了敵對陣營的英國人，深宵在一街之隔的天台上站崗時隔空對駡的一幕，更是畫龍點睛。

順勢讀下去，我們便更能明白語言在《一九八四》何以會佔有這樣重要的位置，同時也更能體會主角Winston Smith見證語言的扭曲與失效時的困苦。一方面，操控語文，就能操控真實與謊言的分際，所以那個負責政治宣傳的部門，才會叫做Ministry of Truth；如同那個逼供審訊的刑部，名字竟是Minsitry of Love。另一方面，防民之口結果不是長治久安之法，遠不如讓百姓徹底失去語言：失去思考的語言，所以2+2=5；失去反抗的語言，所以War is Peace。

不少關於奧威爾的書，索性用他那張誠懇認真的臉作封面。那好像早就成了追求真理、說實話、反抗專裁強權的象徵。這都是《一九八四》的最大關懷。「Reflections on Gandhi」結尾一句說得好，借來為這篇不知可否算是Reflections on Orwell的文章收結也好﹕「how clean a smell he has managed to leave behind!」

郭儀芬 - 一人一票是「多數人的暴政」？

2010年5月12日

【明報專訊】5月4日多份報章報道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出席一個青年論壇時表達對民主政治的意見。報道指有學生問曾主席功能組別是否要永久保留，主席沒有正面回應，但認為香港實現民主時，要尊重和維護少數人的權利，否則一人一票制度，會出現「多數人暴政」的情况。

每當香港論及功能組別的存廢時，掌權者和既得利益階層就會說功能組別的設計是要確保「均衡參與」，以兼顧不同階層和界別的利益。但功能選舉制度真有兼顧不同階層利益嗎？如果功能組別背後確切是有關公平的思慮，那它跟民主政治中政治平等的原則為何那麼格格不入？

在任何群體，出現意見不同和利益衝突是可以預期的。當這情况出現時，社會該如何處理呢？民主理論主張先辯論，後投票；而在兩個步驟中，都堅持人人平等的原則。辯論研討（deliberation）的過程，必須讓不同意見「發聲」，讓每個思慮、論據都受到同等看待 （equal consideration），以便人們從不同角度審視、改變、提升、確立自己的立場。透過辯論研討， 用意是希望人們對自身和別人的信念、利益、意見有更清晰的思考和理解，從而縮窄分歧，甚或達至共識。民主政治這個容納並平等看待不同意見的辯論過程，相對於不民主的政體，遠遠更能保障每個人的利益和立場。

重大事項會用「超絕對多數」機制

經過不同意見的鋪陳和辯論研討的梳理，如果分歧仍然存在，那只好透過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民主程序，投票尋求決定。既然每個人都擁有跟其他人平等的決定結果的影響力，那麼最有說服力的決定機制，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其他的決定機制，像「超絕對多數」（supermajority，即要求三分二或更多的同意），或「一致決」（unanimity，即要求全部人同意），其實都是「多數服從少數」 的機制。如果大部分人支持一個決定，但因需達到「超絕對多數」或「一致決」而讓一小撮人的反對便可阻撓這決定，那不就是變成「多數服從少數」的局面？保護大多數的利益，免其受一小撮只顧自身利益、罔顧社會整體福祉的利益集團的窒礙，不是同等重要嗎？

但省察到少數意見和個人利益在多數決定下未必事事受到照顧，因此，民主社會在一些重大事項如修改憲法、處理種族關係上，都會應用「超絕對多數」的機制，以保護和尊重少數意見。同時，為進一步保障個人利益，大部分先進民主政體都立有人權法，讓個人的政治和公民權利受法律保障。

功能組別確保「均衡參與」？

曾主席擔憂民主選舉演變成「多數人的暴政」，但特區功能組別所保護的是全港最具政治資源如財力、資訊、和社會關係網絡的工商專業界別。這些財雄勢大的界別單是對香港經濟命脈所掌控的影響力，便足以令特區官員對他們的意見重視有加，何來受冷待壓迫之患？事實上，近年政府對工商界傾斜，例如對新建樓宇售賣手法、屏風樓、電訊及互聯網服務的不良營商手法，以至不公平競爭等多方面問題，長期視若無睹，無怪「官商勾結」、「利益輸送」之說，甚囂塵上。而功能議員在議會內倚仗「分組點票」的優勢，少辯論、只投票，否決代表300多萬選民的地區直選議員支持的議案的現象，文獻亦着墨不少，在此毋須多贅。

一些海外國家確有法例，甚至憲法規定，透過選舉制度的設計，保障一些弱勢社群的「均衡參與」權，以確保這些社群的聲音，可以在社會和議會的層面表達。舉例說，菲律賓1987年的憲法規定，國會內兩成議席，須以比例代表制和名單制選出，以增加少數和弱勢社群贏取議席的機會。而且這兩成議席中的一半，必須由來自一些被社會邊緣化的社群代表出任，例如農民、婦女、貧窮階層、青年、勞工等。另外一些國家則規定政黨參選名單必須包括一定成數的女性候選人，如比利時、法國、阿根廷等。這些措施背後的精神，是要讓社會中弱勢、易受忽視的社群，在政治和決策過程中，能有機會「均衡參與」。

特區管治階層擔憂遭受「暴政」的，竟然不是社會中的少數和弱勢社群，而是資源豐厚的財團巨賈和專業界別！對「均衡參與」的詮釋顛倒扭曲至此，無視港式均衡參與「假均衡、真特權」的真面貌，能不令人搖頭？！

作者曾任教大學政治系

韓寒 - 孩子們，你們掃了爺爺的興

【大紀元5月3日訊】泰興幼兒園中的小孩也被人砍了，32人受傷，死亡情況不明。這個新聞因為離開上一次南平幼兒園襲擊的新聞太近，我甚至一度誤以為是同一個幼兒園。
　　
在最近的變態兇手殺人事件中，他們都選擇了幼兒園和小學，相信在很多想報復社會的人心中，去幼兒園小學殺人成為了一種時尚，因為在殺人過程中，你將遇到最少的抵抗，殺掉最多的人，造成民間最大的痛苦的恐慌，是最有效的報復社會手段。除了楊佳以外，幾乎所有殺手都挑選了向弱者下手。這個社會沒有出口，殺害更弱者成了他們唯一的出口。我建議把全國地方政府門衛間裡的保安們抽調去保護幼兒園，孩子都保護不了的政府不需要那麼多人保護。
　　
這些殺人事件的產生很大原因是這個社會不公正，不公平。是的，讓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但太陽不是每天都出。我們的陰天和黑夜是否稍微太多了一些？所以，提出讓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並不偉大，做到讓太陽分分鐘都掛在你頭頂上才偉大。
　　
在泰州幼兒園殺人事件中，新聞被控制了，這些孩子們生不逢時，死更不逢時。在相關部門的認識裡，在這喜慶的氣氛裡，這事當屬雜音。我們只知道，泰州幼兒園殺人事件中，受傷32人，政府和醫院一再強調，無一死亡，但是坊間又傳說，死了多個孩子。你說我應該相信誰呢？相信政府吧，那為什麼他們禁止家長見到孩子呢？至今還封鎖著醫院和新聞，沒有孩子的照片和視頻，況且一個殺人用刀劈了32個人，結果一個沒死，那他到底是在殺人還是在做手術呢，也太小心了。相信傳聞吧，畢竟傳聞都是喜歡往誇張了傳的，我們無圖無真相，也不能相信。於是我一搜索泰州，出現的新聞居然是——《泰州近日三喜臨門》。
　　
我只是非常的詫異，泰州政府通過了封鎖消息，封鎖醫院，控制媒體，禁止探望，轉移視線，等手段，居然成功的將人們對於殺手的憤怒轉移到了自己身上，這是何苦。你以為他有什麼目的，其實不是的，除了要配合世博會《和諧歡歌》以外，這只是慣性，是政府處理類似事件的習慣，是七步曲：吃飯喝酒到一半，出事了——隱瞞，隔離，撤媒體，發禁令，發通稿，賠錢，火化——繼續吃飯喝酒。他們處理問題的手段不比兇手高尚多少，也難怪在網上看到有幼兒園掛出橫幅——冤有頭債有主，出門左轉是政府。
　　
短短的一個多月內，五起校園兇殺案件，短短的一週以內，就發生了兩起，4月29日，泰州，4月30日，濰坊。我不想去探討其中的社會原因，只想告訴大家，也就在這裡，一個人衝進幼兒園砍了32個小孩是不能上社會新聞的，32個加起來才超過一百歲的孩子，你們被砍了，連個報紙都不給你上，因為在幾百公里以外，召開了一個盛會，那裏光煙花就放了上億，同時在你們的家鄉泰州，要召開國際旅遊節，經貿洽談會和華僑城開業典禮，正三喜臨門。
　　
也許在那些爺爺們眼裡，你們，是掃興的。
　　
但是，我們可憐的孩子們，奶粉毒害的是你們，疫苗傷害的是你們，地震壓死的是你們，被火燒死的是你們。就算是成人們的規則出了問題，被成人用刀報復的也是你們。我願望真的像泰州政府說的一樣，你們全部都只是受傷，無一死亡。年長者失職了，願你們長大以後，不光要庇護你們自己的孩子，還要讓這個社會庇護所有人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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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緣 - 爺爺豈容難童靈童掃興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5月10日

「難童」，是泰州浴血垂死的幼稚園學童；「靈童」，乃上海網絡作家「魯迅轉世靈童」韓寒。

四月二十九日，江蘇泰州轄下泰興市中心幼稚園小二班闖入失常兇徒，利用一街之隔警局「賜予」的二十七分鐘，揮刀從容斬殺，全班稚童肢斷血噴。

當局首務趕盡記者，然後「封鎖消息，封鎖醫院，控制媒體，禁止探望，轉移視線」，聲稱一個也沒有死，哪怕是心急如焚的父母，也嚴禁探視！

於是，四月三十日晚，相隔二百公里，長江兩岸迎來了兩個不眠之夜。

江之南，上海灘上歡聲雷動，曠世博覽璀璨開幕，泰州籍爺爺胡錦濤笑逐顏開，志滿意得。江之北，泰興街頭哭聲震天，萬人包圍醫院示威，泰州媽媽們哀號「寶寶回家」！「我們要真相」！肝腸寸斷。

問責博客文章蒸發
五月一日，滬上韓寒聞聽哀音，翻遍江蘇省黨報《新華日報》、小報《揚子晚報》，無一字相關，打開電腦搜索四月三十日的泰州媒體，頭條新聞是：〈泰州近日三喜臨門〉！

走慣禁忌鋼絲的靈童失控了，憤然擊鍵，頃刻成篇─〈孩子們，你們掃了爺爺的興〉。文前用了一張網絡相，相中幼園懸掛一條橫幅，上書「寃有頭債有主前面右轉是政府」。文中嚴責兇手變態以及釀成慘劇的「社會不公」；質疑當局掩蓋真相：近半小時刀劈三十餘三歲幼童，如果無一死，「到底是在殺人還是做手術呢？」；建議抽走政府部門保安員保護幼園，因為「孩子都保護不了的政府不需（不值）要多人保護」。

文末，痛心的韓寒對難童們說：你們被砍了連報紙都不給你上，因為幾百公里外，召開一個盛會，光煙花就放了上億。也許在那些爺爺們眼裏，你們，是掃興的。

博文一出，點擊直衝七位數，晚十時許，文、相突然齊齊蒸發，代之以幾個陰森森的藍字：「很抱歉，該文章已經被加密！」小韓二日上午十一點二十睡醒，慨然補上一條八個字的博文：「爺爺們，你們請盡興。」

是的，爺爺們要盡興，難童的血，掩蓋密實，靈童的怒，刪除乾淨，「好胡哥」豈容你們掃興。盡興吧，盡興吧，泰州胡爺爺要盡興顯擺，香港的爺爺要盡興湊趣，建制派的固然與有榮焉，民主派的豈無充足理由？李華明說，我是上海人，當然要去。多麼雄辯，擲地有聲！肥仔明，你好嘢。

兇案至今封鎖報道
兇案至今多日，新聞仍封鎖，醫院仍戒嚴，不眠不食的父母仍不知愛兒死活，當局仍稱一個也沒有死，但街巷傳言或曰八死，或曰五死十三失蹤。

據泰興網民〈難以平伏的心情〉文，該幼園「家長多為醫生、教師、中層幹部」，有份專業，認真工作，埋頭經營個人生活，「國家的事我們管不了」，對身邊的不公不義冷漠超然。今天大禍臨頭，網民稱：「爸媽開始罵政府了。」發人深省，更顯靈童韓寒的不凡。

凝緣
傳媒人

馬嶽 - 走出「恐懼政治」的幽谷

2010年5月9日

【明報專訊】商台政治廣告事件，討論至今天，焦點和標準愈來愈模糊。本來是很好的全面檢討香港廣播政策的契機，變成簡單的黨派之爭。

現時針對商台的批評，大多針對商台「見錢開眼」，和所謂傳媒道德問題，但鮮有從現行廣播政策的合理性出發。核心問題是﹕所有人都不需假設現時的廣播條例，是必然地合理的。現時的廣播條例，大多建基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殖民地年代的條例，是以「非政治化」甚至是箝制政治思想為目標的。那個年代，教師在學校裏講政治可以被解僱，遊行穿一樣服飾可以被指為「有政治色彩」而被檢控，「政治」自然要在電子傳媒絕迹。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我們要問﹕香港是否真的要繼續這樣？

現時的廣播條例，包括了不容許「政治廣告」和「政黨廣告」兩部分。單以內容判斷，劉慧卿呼籲市民參與五二遊行，是政治廣告。民建聯贊助節目時段，是政黨廣告和宣傳。商台在沒有廣管局事先批准下接受這些政治廣告，是違反現行廣播條例，不容爭議。不少批評者只針對民建聯買時段，不抗議劉慧卿賣廣告，並不公平。不應該因為大家不喜歡民建聯，便認為他們做所有事情都不對，但又雙重標準地覺得民主派中人做類似的事卻沒有問題，這是開放社會的基本處事原則。

責任不在民建聯劉慧卿身上

事件的責任，從來都不在民建聯和劉慧卿身上。從政者會用盡所有方法宣傳，商台願意賣時間，我有錢便可以買，我又沒犯法，犯例的是商台。如果商台辯解現行規例不合理，覺得讓人宣傳遊行或宣傳政黨沒有問題，我對這機構還有多點敬意。現時負責人狡辯說不知民建聯是政黨，不認為劉慧卿賣的是政治廣告，不單連傳媒人基本的尊嚴都盡失，還要侮辱自己的「金主」﹕民建聯不是政黨難道是慈善團體？我參加爭取普選的遊行不是政治活動，難道是康樂活動？

問題是﹕我們是否如此恐懼政治？政治乃眾人之事，今天市民政治意識提高，所有公共事務和政策的討論都是政治，宣揚政策及政治價值的信息都是政治信息。簡單的說，政府賣廣告宣傳二○一二政制方案，是「政治廣告」；政府宣傳高鐵的經濟效益，是政治廣告。現時廣播條例只准政府用公帑，以及依法佔用大氣電波播放政治廣告，但民間團體和政黨如果要在電子傳媒賣廣告反對二○一二政改方案，或是反對建高鐵，要廣管局的預先批准，即政府可以禁止。只准政府賣政治廣告，而民間不能以付款的方法宣揚政治信息抗衡，根本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安排，並不合理。

這裏的迷思是﹕政府代表「公眾利益」，於是其信息可以在大氣電波出現；但其他民間和政黨的政治資訊則代表「私利」，於是要絕迹大氣電波。但今天市民不覺得政府真正利益中立，只許政府賣廣告，民間無法抗衡，不符合今天市民認為言論應該多元的標準。

投訴令傳媒「淨化」政治

現時一窩蜂的投訴商台，只會有一個結果﹕廣管局對商台警誡及/或罰款，於是以後商營電子傳媒為怕影響發牌，敬政治與政黨信息而遠之，電子傳媒進一步「淨化」了政治。這對於公民教育和政治教育、政治資訊的多元化、打破建制對傳媒的主導，都毫無幫助。

政界和公民社會應該推動的，是走出恐懼「政治」的幽谷，全面檢討現行廣播條例中有關政治和政黨信息與宣傳的規定，從而推動電子傳媒環境的多元化和公共化，而不是加深市民對「政治」的恐懼和排拒，自行妖魔化「政治」和「政黨」。

針對政治廣告，我看不到全面撤銷有關「政治廣告」的限制，有什麼問題。民主派可以賣廣告宣傳五區公投、政制向前走大聯盟可以賣廣告呼籲市民支持政府方案，反高鐵的可以夾錢買電台時段讓菜園村的人陳情，宗教團體也可以籌款在球賽期間加插廣告「賭波危害健康」。現時登報章廣告動輒也要數萬元，電台買時段或廣告有時可能更合算一點，抗爭者和公民社會起碼有多一個選擇。如果怕太多政治廣告大家覺得煩厭，在條例內加一個每天「政治廣告」的時間上限便可以了。一些現有的簡單政策原則﹕例如不能鼓吹偏見、歧視和仇恨等，則應該是廣告內容的底線，例如應該不可以付錢購買時段，不斷播「民建聯最無恥」。

政黨廣告的問題比較複雜，因為牽涉選舉公平的問題。選舉期間的政黨廣告比較好辦﹕因為現時香港選舉有不高的選舉經費上限，選舉期間可賣電子傳媒的時間有限，如果政黨或候選人用大量經費買電子傳媒時間，必然要減少其他選舉宣傳開支，不一定最有利。

反對者很快會提出公平問題﹕即有錢的政團會不會因此影響力大增？全面的檢討，必定要包括開放大氣電波的檢討，和設立議之多年的公眾頻道。台灣的電視很多政治資訊，不少電視台有鮮明的政治立場，但由於頻道眾多，不會做成「有錢大晒」。現實上，現時香港電子傳媒數目大增，個別傳媒的影響力已逐漸下降，問題是免費傳媒的數目不夠。世界盃轉播權的爭議充分反映﹕數碼廣播雖然理論上令電子傳媒多元化，但由於器材不普及，現時起不了真正多元化的效果。民間應該推動的，是多發免費電視牌和收費牌、政府多花資源資助更多市民可接收數碼廣播，以及重新安排電台頻譜，令媒介環境多元化，加上互聯網等免費媒介，要壟斷宣傳資訊大不容易。

提供公共頻道是應有之義

我覺得在商業機構差不多壟斷電子傳媒的香港，公營廣播機構提供公共頻道（public access channel）是應有之義，令民間不同團體都可以自行製作節目，放上電台或電視，即在開放商業政治廣告時，同時提供不需購買的選擇。隨着各種電子傳媒的頻道愈來愈多，在各收費電視和數碼頻道安設類似時段，成本不高。最後達成的傳媒環境，應該是所有電子傳媒都可以有政治政黨廣告和宣傳出現，但總時間有限制，令廣告不致泛濫，而普羅市民都可以免費享有達十多條電台和電視頻道。民間和政治團體可有不同的渠道、付費或不付費地發聲，但由於渠道眾多，沒人多錢得可以壟斷電子傳媒的宣傳渠道，但公眾可從電子傳媒獲得的政治資訊將大大增加。

對真正關心言論自由和公平民主的人，商台事件指向的不應是將政治及政黨資訊封殺，令民間的政治聲音絕迹於大氣電波，而是推動傳媒環境的多元化，令市民有機會接收更多政治和公共事務資訊，而且民間和政治團體可有更多出現在大氣電波的機會。盲目擁抱現行法例，只會令建制對政治資訊操控的能力更強，對走向開放社會沒有幫助。

陳雲 - 受用不盡的中國制度史——讀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2010年5月9日

【明報專訊】學問要用到身上，然則用到身上的學問，便少了動力，要著書立說，傳以後世。錢穆先生解說中國有政治之術而無政治之學，是由於唐代之後，文人考取功名便直接出仕，隨官而學，一世都是當官，自然知道治術與官規，猶如能工巧匠不會著書立說，流傳學問。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史家閒話一句，茅塞頓開。這叫講學，孔子說的「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聖人是擔憂不能開壇講學的。學問要講得出來，才是真學問，著書立說的學問，與當眾宣講的很不同。大學士沒有稿本，之前想一下，登台便講的，往往有驚人之說。

正經的帝王書

錢穆這本書，原是往昔高中生讀國史的必備參考，然則為了應考而讀的書，與閒來讀的書，或是求經世致用而讀的書，收穫不同。我參與政治之後，讀此書，所得更豐。我就是在民政局任職的時候讀的，之前一直擱在書櫃，二〇〇二年，聽黃毓民在電台節目久不久提醒讀者看錢穆這部書，某夜，按捺不住，取出來讀。這是一部資政之書，經略天下之書，簡潔而實用，是錢穆當年應國府戰略委員會之請，赴台灣講中國制度史，五講，每講兩小時。錢穆返港之後，國府的總政治部再請著述一本總攬中國歷代政治制度的書，於是整理演講記錄成書。這是正經的帝王術，經天緯地之史學，不是歪風邪氣的法家之流的小道。黃毓民介紹此書，我也在此一再介紹此書，至於曾蔭權的謀臣介紹的那些政治化妝術的書，是不堪入目的小人書。

我在大學修的是文學，也兼讀史學之書。在中文大學迎新營的時候，同組的有一位讀歷史系的新生，博學多聞，出語驚人，往後我晚上便在新亞圖書館讀史書。爬梳史料的專論史書要讀，這是根本，講史更是中國的寶貴傳統，可以活學活用。當代講史的，唐德剛有鈎沉與談趣，但眼界不寬，也有武斷之預測，如說中國走出「歷史三峽」之後，可開出民主共和之類。黃仁宇的大歷史其實眼界很短，只是挪前挪後一百幾十年來看一個斷代。胡蘭成的講史，如《山河歲月》，不易明，但細讀有深意。胡也參政，是謀略家，其書也有資政之功，只是一般人當他是汪精衛的心腹，評為漢奸，他正經的書也不理了。

民主制度奠基於傳統

中國制度由漢代開始，直至清末及民國，一脈相承。穩健的制度，必須有精神傳統，所謂道統來維繫，不能橫空出世，自己發明或由外國搬移，太平天國和共產黨都是憑空發明或照搬外國的制度，結果都是失敗。中國政治傳統不是帝王專權，也不是貴族封建的，而是講求文人的平等參與，皇權受到相權也就是士權的制衡，帝王很多時只是虛君。然而中國傳統解決不了的是中央集權與地方政治之間的平衡，以及世族的民間權力與政府的中央權力的平衡。地方政治是藩鎮的傳統，宋代中央集權之後削弱了。世族是諸侯封建的傳統，唐代之後沒落了，沒了世族傳統，一旦政府崩潰，全國便一盤散沙，不能好像五代十國的慢慢支撐，恢復元氣。中國幅員廣大，地方沒了自治是無法穩健統治的，連省自治或聯邦自治，都是出路。

錢穆論清朝的統治，說是私心深重，滿洲皇族凌駕漢人士權，滿人是正官，漢人是副制，滿清恩寵蒙、藏，卻歧視漢人。共產中國的統治也是黨委系統凌駕人民政府的系統，例如市委書記是正官，市長是副官。制度不正，人心也不正。這些歷史智慧，錢穆這部書俯拾皆是，讀之可以觸類旁通，鑑古知今。

西方有城市自治和貴族世家的傳統，可以順利過渡到聯邦政府和政黨政治，中國則困難重重，但不往這方向走，中國則只能卡在中央集權及一黨專政的死穴之中，可以苟安一時，甚至可以稱霸一時，但終不是長治久安之王道。中國安邦定國之道，仍在於民主共和。此路難行，但不得不行。香港若能開其端，是中國之福。

李怡 - 即使面對失敗，也不可輕言放棄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5月1日

了解中國大陸的情況以及中共政權的本質，就知道實現真普選是相當渺茫的事。然而，任何一個獨立個體，任何有尊嚴的個人，做事是不能只問成敗得失，而不問是非對錯的，尤其後者涉及對個人存在價值的肯定。

中國傳統儒家有「義命分立」的人生觀。「義」講「是非對錯」，「命」講「成敗得失」。人生有人力所不能支配的「天命」，天命也指人一時不可逆轉的現實政治。但作為一個在天地間生存的人，不能只由成敗得失去支配自己的言行。所謂當仁不讓，孔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己知之矣」，意思是明知「道之不行」，但君子仍要「行其義」，也就是要把是非對錯放在行事的前面考慮，不能一味只考慮成敗得失。「行其義」，更不應着眼於成敗，人生中「義」之所當的事情，就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情。

因此，從現實政治又或者「命」的角度來看，無論參加明日的遊行還是 5.16公投，都難以使真普選成功實現。但港人 20多年爭民主，豈能輕言放棄？公投、遊行、爭取真普選，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的自主尊嚴，自應義不容辭。奇迹有時就往往是在「盡人事」中創出來的。

民主之為貴，在於它體現每一個個人都應有自主的政治權利，故能使人們縱使失敗也要前赴後繼地去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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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日前接受訪問時說，毋須看五區公投投票率，「已經可以斷定呢個公投已經失敗」，原因是根據「我們自己的內部研究，大部分香港人認定它已經失敗了」。劉教授犯了邏輯學上結論與前提「循環論證」的謬誤：為甚麼失敗？因為我們內部研究認定它失敗。──犯這種謬誤說明他學術上不及格。

公投本身無所謂成功或失敗。只有成功舉行或無法舉行的區分。有些公投規定必須達到合資格選民百分之多少（比如 50%）的投票率才算有效，那是指公投結果的有效性，而不是公投本身的失敗。公投只有在強權或政黨爭執中無法舉行，才可以說是失敗。

如果以公投的結果會不會被接受，來判斷它是否失敗，那麼這次五區公投肯定是失敗了。因為中央與特區政府已非常明確地表示，不會接受公投的結果。如果公投人數偏低，中央和特區政府可以振振有辭地說，這證明大多數市民不關心甚至不贊成真普選和廢功組；如果公投人數夠高，比如超過 50%，而且絕大多數選票都投向支持真普選和廢功組的議員，中央也可以振振有辭地說這反映了「港獨」傾向，於是更理所當然地要通過釋法來保留有功組的所謂「普選」了。

因此，無論五區公投的結果如何，以公投要求中央接受真普選和廢功組的結果，都注定是失敗的。

普選聯以明天的遊行和威脅否決 2012政改方案，想要達到讓中央和特府接受真普選和廢功組，也是注定要失敗的。

明天遊行不論只有 2、 3萬人，還是有 50萬人，中央和特府仍然可以說，支持廢功組的只是選民中的少數，而保留功組就是真普選啦。如在立會有三分二議席支持 2012政改方案，那麼中央和特府自然會按部就班地推動它的假普選方案。倘若 2012方案被泛民否決了，那也會成為中央乾脆取消 2017與 2020實現雙普選的理由，因為泛民的否決使政制原地踏步，而原地踏步中央和特府可說這是無法踏入「普選」的。於是，取消普選的罪魁就落在泛民頭上也。

因此，爭取香港民主的人士，無論遊行也罷，爭取與中央或建制派溝通也罷，發動全港選民參加公投也罷，都是改變不了中央要搞假普選的心腸的。了解中國大陸的情況以及中共政權的本質，就知道實現真普選是相當渺茫的事。

然而，任何一個獨立個體，任何有尊嚴的個人，做事是不能只問成敗得失，而不問是非對錯的，尤其後者涉及對個人存在價值的肯定。

中國傳統儒家有「義命分立」的人生觀。「義」講「是非對錯」，「命」講「成敗得失」。人生有人力所不能支配的「天命」，天命也指人一時不可逆轉的現實政治。但作為一個在天地間生存的人，不能只由成敗得失去支配自己的言行。所謂當仁不讓，孔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己知之矣」，意思是明知「道之不行」，但君子仍要「行其義」，也就是要把是非對錯放在行事的前面考慮，不能一味只考慮成敗得失。「行其義」，更不應着眼於成敗，人生中「義」之所當的事情，就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情。

因此，從現實政治又或者「命」的角度來看，無論參加明日的遊行還是 5.16公投，都難以使真普選成功實現。但港人 20多年爭民主，豈能輕言放棄？公投、遊行、爭取真普選，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的自主尊嚴，自應義不容辭。《中庸》說，「盡人事，聽天命」，台語歌《愛拼才會贏》中的「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都表達出即使面對失敗，義之所在也須努力以赴的人生態度。奇迹有時就往往是在「盡人事」中創出來的。

民主之為貴，在於它體現每一個個人都應有自主的政治權利，故能使人們縱使失敗也要前赴後繼地去爭取。

郭儀芬 - 「區議會方案」 真的向民主邁進？

2010年4月30日

【明報專訊】對於立法會2012年的組成，政府建議增加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至6席，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政府認為民選區議員經300多萬選民選舉產生，選民基礎廣濶，所以由他們互選區會功能議席能「增強功能界別選舉的民主成分」。這說法成立嗎？

首先，民主選舉的定義是平等的投票權和參選權。從這角度看，「區會方案」跟傳統功能組別選舉沒有分別——都是選民基礎狹小而參選資格高度篩選的小圈子選舉。「區會方案」的投票權和參選權只限於幾百名民選區議員，數百萬香港選民並不享有這兩項權利。即使參選權擴至非區議員，普羅選民如無權投票由誰出任區會功能組別議員，就談不上增強功能組別選舉的民主成分。

區議員間選 無助民主問責

或有論者說，由民選區議員出任區會功能組別議員，他們應會較問責。這需要商榷。投票權是民主政制的重要控制機制（control mechanism），促使議員以選民的利益為依歸，否則競選連任時，將有被趕離議會的風險。然而，在區會功能組別選舉中，這問責的誘因並不存在。控制區會功能組別議員議會命運的，只是幾百區議員同僚，一般選民不能決定他們的去留，因此他們將無可避免地傾斜於同僚的要求多於回應選民的訴求。

論者可能反駁，對於不稱職的區會功能組別議員，只要相關區會的選民不讓其連任，那她不就喪失被互選為立法議員的機會嗎？那不就能令她向選民問責嗎？這說法沒有解決區會功能組別議員向廣大選民問責的問題。區會功能組別議員是立法會議員，處理全港性事務。立法會直選議員面對的是數十萬計選民，但每個區會的選民只是一萬幾千至二萬之數。如果區會功能組別議員表現不佳，但有權決定其去留的只是幾百區議員同僚和一個區會選區的選民，這其實與傳統功能界別小圈子選舉無異。

論者可能再反駁，選民大可指示區議員投票給指定的區會功能組別選舉候選人。只要區議員想連任，就有誘因跟從選民的「投票指示」。這樣，選民即使沒有選票在手，也可間接令區會功能組別議員回應自己的訴求。然而，這誘因未必如想像般強烈。

首先，一個區會選區內的選民，對區會功能界別候選人的評價多會不盡相同，除非他們對候選人的期望和評價有明顯共識，他們的「投票指示」將會是多樣、不明確而容許不同詮釋的。其次，區會的首要功能是地區事務，不是選舉立法會議員。選民應不會單以區議員在互選立法會代表中的投票意向評價他們。因此，區議員在互選區會功能代表中的投票意向將有很高的自主性。選民透過「投票指示」從而間接控制區會功能組別議員的想法，只會是一個「遙遠的希望」。這希望更可能因為區會功能組別選舉的「小圈子」性質而成為「奢望」。政治哲學大家穆爾（J. S. Mill）對小圈子選舉有如此批評：它無可避免會為密謀操控及各種形式的賄賂提供最大方便（the comparatively small number of persons in whose hands....the election of a member of Parliament would reside, could not but afford great additional facilities to intrigue, and to every form of corruption....）。

民主倚靠制度的建立

民主並不倚靠希望。民主倚靠建立制度——透過有效機制確保政府以人民利益為依歸。投票權和參選權是民主政體中兩個最重要的機制。一個大部分選民既無投票權，亦無參選權的選舉，不可能稱作民主。辯說區議員由300多萬選民選舉產生，因此區會功能議席能增加立法會的民主成分是不成立的。

特區政府拒絕開始取締功能組別，反而建議再增加功能議席，又聲稱「區會方案」是民主進步的，這真是跟香港人開玩笑。1985年當立法局首次引入選舉，其中10席就是由區議員選出，這方法在1991年立法局引入直選時廢除。其後，由直選區議員組成選舉委員會推選立法局議員只曾在彭定康1995年政改方案中引入過。若說「區議會方案」是進步的，它無疑是帶領港人往「過去」邁進！

作者曾任教大學政治系

葉家興 - 金融創新 向下沉淪

2010年04月26日 台灣蘋果日報

Vic：你真的認為「高盛的名譽和聲望已經一落千丈」嗎？我希望是這樣，但事實恐非如此。不出數年，短視健忘的人們，大概又將要高盛（或類似的頂級金融機構）當作神那樣膜拜了。這麼講不是誇張，現今這年代，全球盛行的宗教叫做「經濟發展至上論」，而高盛標榜的，不正是「Our Work Enables Growth」嗎？兩手空空、不事生產，大玩虛擬的金融買賣，就不但能「enable growth」，自己還能賺得荷包腫脹，這種本事不是很神嗎？

經濟學家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批評：「說到底，金融體系的關鍵功能包括風險控管、資本配置，以及壓低交易成本。但我們的金融體系沒有一樣做得到：業者製造風險、資本管理不善，而且造成龐大的交易成本--在本次危機爆發前，美國金融業盈利佔企業總盈利約40%（Vic：別忘了，金融業的盈利就是非金融業的成本；金融業越賺錢，非金融業付出的成本越沉重）。金融業還導致人力資本錯置：美國優秀的年輕人抵擋不了輕鬆賺大錢的誘惑，大批加入金融業。當中一些傑出人才若流向其他領域，大有可能以真正的發明或創新促進社會進步。」

1999年2月15日，《時代雜誌》封面是Greenspan, Rubin & Summers，近代史上三大金融蠱惑仔被捧為「救世的英雄」。當年正是這三位先生堅持政府不必監管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種下日後華爾街胡搞亂來的禍根。Greenspan執掌美國央行，負有責無旁貸的金融監管責任，卻始終認為政府監管一些高風險金融活動是不可行的；並且一直認為央行沒有能力控管資產泡沫，貨幣政策因此不應考慮資產價格。他因此不負責任地長期維持偏低的利率，讓金融體系內充斥廉價資金，為資產泡沫與金融投機推波助瀾，製造「不理性的榮景」。

近數十年來，世上無本生利、賺錢能力最強的其中一個行業叫做投資銀行。這行業除了賺錢，什麼都沒生產出來，卻為社會製造了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機。投資銀行家衣冠楚楚，但盡做些爾虞我詐的勾當，將自己的財富建築在別人的損失上。但社會大眾鄙視這些人嗎？不是的，大部人只是對他們無比豐厚的薪酬與獎金艷羨不已，視他們為成功人士的榜樣而已。
我們將金融炒賣視為可稱羡的正業，將掠奪社會財富的銀行家視為天之驕子，而責無旁貸的政治領袖卻犬儒冷漠、冥頑不靈，這樣的世界又怎能不沉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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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後，決定到香港開始學術生涯。離開前，向幾位移民到美國的長輩報告動向，其中一位居住紐約的親戚，電話裡劈頭第一句話就是：「怎麼不去高盛？」

上一代華人移民努力培養子女進入美國名校，認為融入美國社會的最好方法，不是當醫生、律師，就是進入華爾街。這位長輩的子女分別從哈佛醫學院和史丹福法學院畢業，在波士頓和紐約當醫師和律師。在他們眼裡，擅長文科的當律師，擅長理科的當醫師，擅長金融的到華爾街是天經地義的選擇，而華爾街頂尖的公司當然是高盛。

10年過去了，飽受科網股泡沫、房地產泡沫、石油泡沫折磨的美國人開始對華爾街失去敬意，這位事業有成的長輩也不例外。現在如果再遇到私人銀行家向他推銷結構型投資商品，他會敬而遠之，回以「Don't Goldman Sachs me！」意即是說：「別再拿金融創新的幌子來詐騙我的錢。」

金融海嘯後數百萬失去工作的人們難以理解，為什麼一些買房的人無力支付貸款，竟會釀成百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原本是用來規避風險、穩定經濟秩序的金融創新，怎麼搖身變為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成了系統風險的來源？

放大系統風險來源

美國證監會前周五對高盛提出證券詐欺訴訟，認為「高盛設計的產品雖然新穎而複雜，但其中的騙術和利益衝突卻是老舊而簡單」。指控可能回答了許多人心裡的疑惑。原來有對沖基金透過投資銀行設計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在房市泡沫中大賺一筆，導致其對手銀行的龐大虧損，並幾乎摧毀了為該產品提供擔保的保險巨人AIG。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最近承認，錯誤地採納兩位前財長的主張，毋須特別監管衍生工具的透明度，因為這些昂貴和精密的產品，只有小部分人會購買這些產品，而他們不需要額外保障。言下之意，衍生工具只是企業和少數富人彼此之間的零和遊戲。

然而，次級房貸相關的衍生產品，讓大型金融機構產生鉅額虧損。其中美國的AIG、德國的IKB銀行、英國的RBS銀行等都必須靠政府的紓困措施，才得以避免破產所導致更大的危機。因為資訊不對稱和不透明，金融創新無情地放大了系統風險，成了經濟危機的推手。

美國證監會起訴高盛之後，英、德兩國的金融監管當局先後開始進行對高盛的調查，而幾家損失慘重的金融機構也表示，要研究交易裡是否存在誤導以及資訊披露不明，考慮對高盛提出求償訴訟。

高盛案件何去何從？到底只是冰山一角，未來即將引爆更多的詐欺訴訟？或只是金融市場的小漣漪，很快高盛就會與證監會和解，從而將一切紛擾劃下句點？樂觀和悲觀的理由都有，恐怕一時之間難以論斷。然而不管結果如何，在許多人眼裡，包括我那位移民美國的親戚在內，高盛的名譽和聲望已經一落千丈。

1987年的電影《華爾街》留下了一句經典名言：「貪婪是好事。」時代雖然不同，人心卻亙古不變。當時的情節仍然生動刻畫今日的華爾街。為了金錢而出賣靈魂的金童，以更厲害的金融創新為武器，造成更大規模的殺傷力。

少數人的貪婪，犧牲了多數人的經濟福祉。無論高盛是否打贏官司，人們對金融創新的思考與監管的要求，絕對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財務系副教授

李怡 - 假如黃福榮仍活著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4月21日

玉樹地震中捨己救人的香港貨車司機黃福榮，遺體已安放紅磡世界殯儀館，家人正安排適合的禮堂，讓所有認識他或不認識而敬仰他的市民，前去致祭。

黃福榮的生前事蹟，連日來許多媒體報道，曾特首撰文讚揚，特區政府追頒他金英勇勳章，新華社訪問他家人，中聯辦派員向他家人致意，內地網民稱道他是香港人之光，是真英雄，許多香港人在網頁留言說「他永遠是香港人的驕傲。」

黃福榮殉難，受到交相頌揚，自是應有之義。只是近日筆者想到一個問題：如果黃福榮沒有死，他繼續活着，繼續不斷到大陸各個發生災難的地方做義工，他的遭遇會怎樣？

08年他到汶川震區當義工，他在網誌寫道：「拍子跟我說，政府現在有人在調查我們幾個。唉，在中國做事就是這樣；那管它，反正自己行得正企得正，在這沒做壞事，你們喜歡查就查吧。」

但是，行得正企得正，未必就得到公正待遇。在內地，像黃福榮這樣不顧身家性命到各災區幫助災民的人，他的動機就足以引起泛政治化並輕忽人命的當局懷疑。而且，救災這種事，要黨和政府去做才顯出領導英明，民間和非政府組織的救援，會受到當局敵視。早前教育部發文件指樂施會「用心不善」就是一個例證。

在內地，做好事做善事是要擔風險的。 06年南京青年彭宇，在路旁扶起一個跌倒的老太太，並送到醫院，結果被告上法庭，說老太太是被他撞倒的。法官認為彭宇的好心「與情理相悖」，判他賠償四萬多元。自此以後，在內地要不悖情理只好對跌倒老人袖手旁觀了。

去年江蘇淮安居民周翠蘭在路上撿到 1,700元，她找到失主，對方卻堅稱丟掉的是 8,200元，要她歸還全數。這故事告訴人們以後撿到錢也不要歸還失主。

在大陸，行善很難，行善讓人覺得不可思議，行善讓人懷疑動機。因此，黃福榮在內地不斷做義工，做善事，做久了未必不會被當局懷疑。

即使黃福榮在內地行善而沒有被當局懷疑其動機，那麼另一種情況也很容易發生，就是他在災區救人，卻目睹種種人禍害人，他激於義憤，站在災民一邊向當局爭取公道，於是他又成為當局的「敵人」了。

黃福榮到汶川震區當義工時，他在網誌上寫道：「教學樓（學生上課的地方）倒塌，但連在一起的宿舍只有裂痕，一層也沒有倒，為何會這樣？其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發生甚麼事……如果說這只是天災，打死我也不信。」

玉樹地震的情形也一樣， 80%的校舍倒塌，政府大樓依然光鮮亮麗屹立在廢墟旁。黃福榮本着對受難者的愛心，對官與民之間建築物的對比他豈會孰視無睹？他會一直只是默默地救人而不會正視造成災難的人為原因嗎？而一旦他正視，他就會惹禍上身。

因此，如果黃福榮活着，繼續他在內地捨己救人的善行，他未必會有一個好下場。

因為，他行善的地區，有一個不把人當人的政府。

劇作家沙葉新在回應溫總關於尊嚴談話的文章中說，「若要讓人有尊嚴，根本要把人當人」。「……不能強行拆毀人的房屋，不能禁止人的嘴巴發聲……不能把上訪者當神經病，不能逼拆遷戶自焚，不能在記者採訪時奪走她的錄音筆，不能在律師取證時置疑他的眼神，……不能把人打死說成是『躲貓貓』，不能把人判刑是因為他的言論……甚麼時候真的把人當人，人的尊嚴就成真。」

黃福榮的三姐說，阿福不會喜歡這種烈士光榮，「我細佬覺得自己都係一個普通人，（救人）係本能反應，又唔係一心想捨己救人。」

現代文明社會，普通人就是把人當人的有尊嚴的人。本着對生命的尊重，救人是普通人的行為。在不把人當人的社會，想當一個做點好事的普通人也難。

在懷念黃福榮一生行善的時候，是不是也該想想怎樣去除惡，怎樣實現一個普通人有尊嚴、做善事不會無好報的社會呢？

成名、陳錦卓 - 功能界別損害公益

2010年4月14日

【明報專訊】本地研究功能界別的學者，或多或少已就該界別達成一致立場：它不但帶來不平等的公民權利，也令既得利益人士，為促進私利損害公益。關於不平等的公民權利，最小的15個功能界別的選民僅佔6889位個人及團體選民，卻足以否决代表337萬地區選民的直選議員所支持的議案或修訂案！至於損害公益，本文提出3個功能組別損害公益的例證。

地產商售賣發水樓

港人為求擁有私人物業單位，往往因此需做牛做馬，甚至耗盡畢生積蓄。發展局在2009年10月公布了發水樓名單，抽查了61個2001年1月至 2006年4月期間落成的樓宇項目，計算它們的停車場、機房、環保露台等所有獲豁免計算設施的發水面積與比例，發現部分地產項目發水程度達112%。

發展商提供的樓盤價單多只提供建築面積及以建築面積計算的呎價，以一個新樓盤為例，建築面積包括：會所、休憩花園、兒童遊樂場、物業管理處、緊急救援車輛通道、訪客泊車位、電梯大堂、及樓梯等公用部分。有些發展商更將鼓勵環保的豁免面積如環保露台、公用空中花園等計入建築面積。一個千多呎的單位在扣除公用地方的面積後，只有500至700多呎實用面積。

為監管有關情况，地區直選議員早在1999年已在立法會討論樓盤面積的計算方法。在2006年，地區直選議員在立法會提出動議：規定發展商在售樓說明書中，須提供位置圖則，並禁止包括內幕交易、虛假交易，以及披露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等市場失當行為，但議案遭到功能組別議員的否決。同樣，另一個於2008年提出的議案，即「籲請政府立法規定發展商於售樓說明書上載列樓宇實用面積」，也遭功能組別議員否決。如果上述法案已獲通過，一些正在進行、有關懷疑具欺詐性的物業交易調查，可能根本就不用展開。

漠視「反屏風樓」訴求

近日沙塵暴襲港，空氣污染指數「爆燈」達到500水平，更暴露出空氣質素標準落後於國際的問題。事實上，本港空氣污染嚴重的元兇除了珠三角工業的污染物外，屏風樓的建築亦同時妨礙空氣流通，令到污染物不能消散。市民還記得SARS的教訓，樓宇過分擠迫及空氣不流通原來會造成巨大禍害。但掌控香港經濟命脈的地產商，漠視公眾對空氣質素的關注，透過商界和地產界的功能組別議員，拒絕在興建屏風樓上作出少許承擔。

規劃署於2006年中展開《都市氣候圖及風環境標準可行性》研究報告指出，中環及油尖旺區建築物龐大密集，妨礙空氣流通。負責研究的中大建築系吳恩融教授表示，「尖沙嘴未來還有重建後的摩天大樓，區內通風將更惡劣」；而下一批「將死」的地區包括上環、荃灣、銅鑼灣及觀塘。科大環境研究所所長陳澤強教授亦稱，道路兩旁是否存在屏風樓是造成污染的重要源頭。

從學界的研究可見，屏風樓令到空氣污染物囤積，加劇空氣污染問題。但遺憾的是，大部分功能組別議員一直忽視社會主流「反屏風樓」的訴求，只着眼於地產項目能否「賺到盡」。在2007年，一個僅促請政府「考慮」以立法形式規範建築物的密度和高度、空氣流通和採光等，以確保香港的規劃更完善的議案，被功能組別否決。

拖延營養標籤管制修訂

最後，根據消委會的調查，某些標榜健康的食品只是「名過其實」，食用後是否有正面功效並沒有科學的根據；而食品標籤上亦毋須列明即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總量、飽和脂肪、反式脂肪、鈉、糖及能量的成分，規管較一般歐盟國家落後。故此，政府於2008年向立法會提出修定規例，監管所有預先包裝食品的營養標籤必須標示成分，以及任何涉及聲稱的營養素的含量，當中銷量少於3萬件而聲稱低糖或低鹽的產品則在條例的管轄範圍內。

就政府的修訂，消委會認為，若食物標籤上附有任何營養聲稱，均不應得到營養標籤規例任何豁免，否則會大大削弱對消費者的保障。香港營養學會與營養師協會更強調部分健康聲稱食品名不副實，低糖產品可能高脂，若豁免標示成分，可造成誤導，影響市民健康。由醫護界、營養師、病人組織、全港的家長教師所組成的香港關注營養標籤聯席會議向60名立法會議員發出公開信，要求議員為捍衛市民健康，支持「聲稱健康的食品不論銷量都不應獲豁免」、「反式脂肪標籤要劃一」。

但面對功能組別零售業界和商界對食品營養標籤條例的反對聲音，立場一直「企硬」的食衛局突然作出讓步，向商界低頭，轉軚提出修訂案。政府突然轉軚提出修訂案，容許每年進口少於3萬件聲稱「低糖」或「低脂」等營養聲稱食品，豁免受營養標籤法規管，不含反式脂肪定義亦放寬，而忽視市民的健康，以商為本和金錢掛帥，赤裸地屈服於商界的壓力。

到立法會表決時，只有5位非泛民派具良心的功能組別議員反對政府偏頗商界的修訂案。由此可見，功能組別議員以專業知識的掩飾下，利用政治特權，維護其界別的利益，而漠視大眾市民的健康。

以上三個例證僅是許許多多功能組別破壞大眾利益的冰山一角（其他例證見：www.afcnow.hk或www.nofc.hk，登入後按「為何要廢除」）。不同例證清楚闡明，若不廢除功能界別，沒有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少數特權階級會繼續操控議會，阻撓利及市民健康，生活質素，和公平交易的政策通過，久而久之會徹底破壞香港長遠的安定繁榮。

作者成名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陳錦卓是香港科技大學三年級本科生

陳雲 - 容易激化的民意

2010年4月11日

【明報專訊】呎價8萬，時薪20元。激進的老虎蟹出洞抗爭，沉睡的河蟹醒覺過來，紛紛吶喊助威。上星期四，中大亞太研究所公布香港社會和諧的調查結果，說香港有25.9%的人不抗拒激烈鬥爭，化成人口數字，是153萬人。報章及學者分析，香港社會不和諧，甚至有暴動之虞。今年元旦遊行的時候，以巴勒斯坦頭巾蒙面的少年，高舉抗議牌，說「這是一個警告﹕我們對狗官沒有耐性，已準備暴動及流血。」網上也成立了相關的 facebook群組。原先以為是若干青年激進而已，調查公布之後，認同這些口號的，有幾十萬人也不定。

激烈抗爭是理性的選擇

有些報紙詮釋香港會有暴動，難免令官員驚怕。然而，民不畏死，暴動比在家集體自殺，來得有益及有建設性。上世紀70年代港英的福利、政治諮詢甚至文娛政策，起因就是1967年的工人暴動。當政府不再回應民眾的正義訴求，民眾僅有的武力和生命，就是最後的本錢。活得有如等待屠宰的畜牲，有如等待輪姦的性奴，當人民認清了自己的處境，有人拿性命去賭博，或者在旁邊吶喊助威，是極其理性的行為。暴動，比起在家中燒炭，或者為一個燒炭自殺的親屬而哀嘆，來得更有道理。

嗜血、發泄、好勇鬥狠，是人的天性，只是文明社會教化之後，令人覺察如果團結和諧，可以一起達到更佳的人倫歡樂和物質生活，便應該放棄暴力，交出兵器，將暴力的專利權交託予可以信賴的統治者，這是法治政府的原理。然而，現在的香港人，有人倫歡樂麼？有很好的物質生活享受麼？如果兩者都沒有，又要捱生捱死，時薪20元，被地產財閥、政府高官和立法會的功能組別不斷剝削和出言侮辱，這種生存，有意義麼？與其吸毒飲酒麻醉自己，與其躲在家中打罵親人，怎不上街激烈抗爭？或者最少支持人家激烈抗爭？如果激烈得來又有文化娛樂創意，快樂抗爭，歡樂今宵，那就更加very good了。

民意的可塑性

看官，如果你讀了上面的文字而覺得有道理，或者蠢蠢欲動，不論是做上街的老虎蟹還是靜靜支持老虎蟹的覺悟河蟹，也許，亞太研究所的調查是可信的。

中國皇朝第一明君唐太宗與魏徵之間的對答，最著名的就是民意如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意如水，以為人民冷漠，熱中私利，誰知給予火力助燃，是可以沸騰起來的。這是民意的可塑性，以前一個共產黨老幹部向我說過，「群眾運動」就是「運動群眾」，這當然是極端的講法了。然則，民意確是受到行事條件、安全性和可得的效果而改變，裏面有理性的因素，感性的動力。比如說，愈來愈多和平示威者被警方控告襲警的刑事罪行，而不是阻差辦公、行為不檢等政治罪名，民眾就會真的動手打砸，不打白不打嘛。我在2010年1月26日在《信報》寫文章「（曾蔭權）如何毁滅一隊警察」，警告過港府之後，警方就不再以襲警罪名控告和平示威者了。他們也不真的是政治白癡啊。

所謂安全性，就是「法不治眾」，只要激烈的人聚集夠了，有了群眾動量（critical mass），政府就只能容忍激烈行為，民眾對激烈抗爭的看法也會改觀。如果激烈行為帶些調皮幽默，文化雅興與本土情懷，民眾甚至當作是有政治作用的文化享樂。是但男、巴解男、扔蕉大哥、扔鞋小弟、街頭和議會的溫柔烈女……都比「打工權」和「張廿蚊」更能引起共鳴，帶來更多歡樂。

也許中國永遠需要香港

《尚書》有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都是有血有肉的生靈，是感受到時代危機的。百姓有怒火，顯示社會有危機，有智慧和仁心的統治者便要改革，孚應民心。

香港並無戰亂，社會也很太平，但香港危在旦夕。以中國全局而言，一國兩制是必須維持的，香港的整體經濟繁榮和真實的政治和諧，對中共有利。香港是中國的金融活口，沒了香港的緩衝，中國很難逃避一場金融洗劫，落入1997年的馬來西亞和泰國的命運，甚至更早的菲律賓和南美國家的命運。以目前中國內地的政治形勢和社會人心來看，中國也許永遠不會有憲政民主與社會和諧，面對內外夾擊，中國也許永遠需要香港。中國愛護香港，是出於自利，而不是出於憐惜。4月 7日，中央政府高調出席廣東省與香港之間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簽訂儀式，確保香港的金融領導地位，也許覺察到危機所在。香港不保，內地便要在金融和政治上直接面對美國，這會很刺激，但絕不是好玩的遊戲。

全國一盤棋。看穿這棋局，香港人要這要那，打打鬧鬧，都不是問題，而且打鬧要趁早。這就是政治判斷，就是我一貫說的香港生存公式﹕以政治特權換取經濟特權。只要玩好這一招，香港永遠有運行，人民永遠有得撈。然而，也有很多富豪、高官和土共，都叫香港人不要搞政治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是香港的政治代理人，並且以代理人的身分——即政治買辦，撈得風生水起。然而，他們是稱職的中共代理人麼？

代理人失職 港危在旦夕

然而，香港的特殊地位，正受到兩種非理性的權力擴張所侵蝕。第一，是中共無法在香港直接統治，其委託的政治代理人（proxy），不論是土共還是港英餘部，都是不知自我克制，夾帶私貨，上下其手，發展勢力，撈取非分的利益。不論是港府和民建聯，官僚勢力要膨脹起來，都是非理性的巨獸（Leviathan）。可惜，即使港官權力膨脹，遇神殺神，他們都是吃裏扒外，不盡代理人之責，不去調和北京和香港之間的衝突，遇到民怨，便使出一招「仙人指路」，將衝擊香港政府總部的民怨，指引去上環的中聯辦，自己「走精面」，坐山觀虎鬥，要阿爺做醜人。至於民建聯，本來是勞工階級的代言人，可惜中共走資之後，土共又沒智慧，不能維繫其中間身分，反而愈來愈走資，成為香港財閥黨派的附庸。如此，香港的勞苦大眾便失去代理人，要親自上街爭取了。

至於香港的地產財閥，則因為代政府預收三數十年的稅（樓宇供款），也以土地收入來供養政府，勢力坐大之後，盛氣凌人，也有非理性的擴張和剝削，不惜殺雞取卵。香港是他們的老本營，沒了香港，他們是沒處牟取暴利的。他們能去內地落腳嗎？能去美國與人家玩嗎？然而，若非受到民主制衡或政治調停，資本擴張是瘋狂的、非理性的，自挖墳墓的。近日有些富豪的第二代，也許察覺到社會不利，出來搞什麼「香港精神大使」運動了。然而，這與政府高唱獅子山精神一樣，是沒意義的，只會令人民討厭。

快樂抗爭是很理性的，很過癮的，而且有實效的。不玩，香港就會玩完。不玩白不玩。

梁文道 - 自求多福

2010年4月9日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你見過自己帶筷子去吃飯的人嗎？坦白說，當我第一回遇到同桌這麼幹的時候，我還真為他感到尷尬，因為我的第一反應是以為他不信任那家餐館的清潔程度，就像我們平常在露天大牌檔先把刀叉泡在熱水裏的做法一樣，要用自力救助的方式來確保自己的健康。然後我就為自己覺得羞愧了，原來是我小人之心，人家根本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地球。朋友詳細舉證，說明免洗木筷的數量已經嚴重威脅到全球森林的生存；自攜匙筷，多少算是為環保盡一分綿力。

從拒吃魚翅和鵝肝開始，一直到購買「可持續發展魚」與公平貿易有機農產，這個世界上有愈來愈多的人開始意識到日常飲食實在不止是美味和營養的事，它更是一連串非常廣泛的倫理和政治的議題，所以才會有這麼多以前聞所未聞的飲食社會運動在這十來年間大量爆發。這些運動可愛的地方在於它們用不着參與者上街示威，用不着大家憤怒揮拳；我們只需持之以恆地看顧好自己平常的生活習慣就行了，真真正正做到了「日常即政治」的新社運格言。

可是這些在發達地區很常見的飲食社運，我卻幾乎沒在大陸見到有誰提倡過。也許有人會辯說這是「發展水平」的差異，那些公平貿易產品不便宜，鵝肝魚翅對月入一千的大多數老百姓來講都還是神話裏的珍品，我這麼比較太不公平。不過，中國的千萬富翁不是已經達到 75萬戶了嗎？年紀和西方那些搞運動的小伙子差不多的「富二代」不是正開着寶馬滿街飆車嗎？這批最有本錢透過飲食展示良心的人都到哪裏去了呢？

我知道，其中有些跑去自己開農場了，就像我上回說過的，他們巴不得獨力掌握自家的整條食物供應鏈。

表面上看，自己帶油去餐館就和自攜食具一樣，都是種食客自助的表現，可它們的前提卻截然不同。前者是恐懼飯莊偷用地溝油，使自己吃出了癌症；後者是害怕木筷用完就丟，無端消耗了地球資源；一者出於自保，一者出於公心，差距遠得很。

保命是人的頭等大事，「生存權」是中國最關注最提倡的一種人權，誰都沒有資格批評他人自求多福的努力和用心。我只不過納悶，自保也可以變成一種社會運動呀，怎麼我們中國人卻會走到帶着油瓶去吃飯這麼極端的地步呢？消費者權益維護運動大概是全球投入人數最多花樣最齊全的一種社運，裏頭有不少都和飲食相關。根據過往經驗，有些人會集體罷買某些品牌某類食品，直到相關廠商屈服；又有些人會組織成民間的監察隊伍，自行向社會公告水源的污染情況，對政府形成社會壓力。今天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已經到了紅燈閃不停的地步，為甚麼我們那些有學問有資本的精英不像他處同類那樣行動起來，反而採取一種最個人最原子化的態度，紛紛自掃門前雪呢？

或許這是犬儒病蔓延的症狀，社會主義中國的國民不再相信社會，他們只能相信自己；他們不再知道甚麼叫做公共，只能確定個體。當然，大家還害怕付出代價；為了一口乾淨的水，為了一棵無害的菜，不值得花力氣去搞甚麼運動，甚至連投訴都不值得。套句大陸的流行話，這麼幹「有甚麼用」呢？你以為消費者維權就不政治不破壞「和諧」了嗎？你真以為保障自己家人的「生存權」是天底下最神聖最理所當然的事嗎？看看那些孩子喝了三聚氰胺毒奶的家長，他們組織起來了，不屈不撓地上訪，不屈不懼地開記者會，然後就被抓了。因為穩定比生存權還重要。[Vic：如果為了穩定與和諧就得將弱勢者壓得死死的，這到底算什麼穩定、什麼和諧呢？]

在中國，你不必自己帶筷子，但你一定要自己帶油。

梁文道 - 自己帶油上餐館

2010年4月2日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近年來每逢入冬，北京和上海這些繁華地就一定有些朋友到處送臘肉臘腸，而且特別聲明是自家養自己做，格外健康。當然啦，這批人很忙，又住在城裏，不大可能真的自己動手闢建豬欄。所謂自己養豬，就是把挑好的乳豬送到農村，僱一家人看管養大，指定飼料，不加激素，到了冬日再宰了取肉灌腸。這麼做不止保證口味合意，更能確定肉是好肉絕無添加。他們說，現在市面上的豬哪一頭不灌水不打針？哪一個畜場不在飼料裏頭下藥？尤其臘肉之類的東西，你都不知道夾雜了甚麼玩意。

再發展下去，便開始有人圈地種菜了，因為他們連街上賣的蔬菜都信不過。而且，對於一些工作壓力過大的高端白領來說，趁着周末全家人開車去市郊的農地裏稍事勞動，也不啻是一個回歸田園親近泥土的紓神妙法。

國勢昌隆，於是中國可以不高興；食品有毒，於是中國人又可以務農了。表面上看，這兩端似乎十分矛盾；但要是照清末知識界流行的那種國民體質決定國家命運的學說看來，百姓天天服毒其實又頗有助於盛世的開展。想想看，我們中國人喝加了三聚氰胺的奶粉長大，平常吃的是假雞蛋與實質上形同巨型避孕藥賣的水產魚鮮，後來又打污染過的疫苗針，居然還有十三億人熬了過來，在黨的英明領導下邁步前進；這該是個多麼百毒不侵多麼可怕的民族呀！古時候的斯巴達把小孩扔到曠野，沒被狼啃掉的才能回來當戰士。如今的中國人一生下來就活在巨毒的溫室，不看有害精神的谷歌，卻以刻苦的環境鍛鍊出最強健的體魄最純正的人格。我估計未來要是發生核子大戰，地表上唯一能夠存活下來的動物大概就只有中國人和蟑螂了。

可惜我那些朋友目光短淺，看不到光輝燦爛的未來，只見噁心腐臭的今天；不顧大局，專愛小我，竟然試圖把自己的食物供應鏈從整個社會上切割開來。然而，天網恢恢，雖疏而不漏，千算萬算他們大概也算不到原來連炒菜用的油也是「地溝油」吧。

不懂國情的香港讀者必須明白，「地溝油」乃是一種大陸中文字典裏頭才有的東西。查一查《維基百科》，可知它的定義是「從餐廚垃圾坑渠內撈取狀似膏狀物，帶有惡臭的垃圾，經過濾、加熱、沉澱、分離，變身成為清亮的『食用油』（我尤其喜歡『膏狀物』三字，描寫得非常傳神）。其主要成分是三酸甘油酯，內含致癌物質、細菌、病毒、重金屬，毒性是砒霜的一百倍」。除此之外，它還有一個表兄弟：「某些不法餐館、酒店或其他公共餐飲場所將客人留下的剩菜經過回收後，經過濾、漂洗後的油，因為加工前就已混入了客人的口水，故稱為『口水油』」。

真是無所逃於天地間呀，這兩種油看起來聞起來幾乎完全正常，而且價格低廉，所以深受廣大餐飲業者的歡迎；根據最近向媒體爆料的武漢工業學院教授何東平所說，你在外面平均吃十頓飯就有一頓會吃到地溝油。特別是川菜湘菜這些用油量大的菜系，內行人都曉得「口水油」「地溝油」早就不是甚麼行業機密了。我去《阿里巴巴》隨便輸入「地溝油」，兜售相關設備的工廠就超過兩百家，這些年國人口味愈來愈重，川湘菜館開得到處都是，就連菜式一向清淡的福建人廣東人夜裏也都跑去水煮魚酸辣鍋，恐怕就和地溝油這些新種食材有因果關係。

後來聽說何東平教授受到壓力，被逼改口，表示「地溝油」其實沒有他本來說的那麼嚴重。究竟是誰在施壓？為甚麼施壓？我想那些人一定是有心人，為了大家好，不希望人民從此怕了「地溝油」；畢竟這也是我國強種大業的一部分呀。

至於那些膽小怕事的傢伙，聽說他們已經開始自己帶油上館子了。或許可稱之為「自助油」。

韓寒 - 陌生人的來信

2010年4月4日

因為以前有一個報紙寫過去我老家自駕游的攻略，所以有一些來訪者也曾找到過那裏，送來一些小禮物或者拍一些照片，我都會看到，但是最近看到放在老家的一些來信，讓我讀後覺得非常無奈困苦。

我們國家有一個部門，叫做信訪辦。古代老百姓受了當地官員的冤屈以後，就會上京告御狀，運氣好的還能攔到當官的轎子，運氣最好的能遇見微服私訪的皇帝，這些小概率事件乃是支持整個社會對公平正義嚮往的精神支柱。到了現代，領導們都換上了好車，不能再用攔轎子的方式自殺了，更大的領導由於電視曝光率很高，也不能微服私訪了，就算下鄉，最多也是去一些當地領導特地安排的影視基地，和一些農民藝術家們進行表演，但那都是影帝們在飆戲，和老百姓的關係不大，信訪辦是很多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人們唯一的出路。

當然，很明顯，他們想的太天真了，在一個司法不獨立的國家，你怎麼能指望突然會有一個政府部門為你出頭呢，一個小朋友打你一下，他媽媽罵你一句，他爸爸還揍你一拳，你去他爺爺那裏舉報他兒子和孫子，你明顯是還欠踹你一脚。雖然他們那挑高三十米的辦公樓大堂裏可能挂著諸如為你服務等文字，但人家是把這個當書法作品在欣賞，你怎麼能把這個誤會成人家的行動綱領呢。

於是，在明白了上訪乃是自投羅網主動進入黑名單以後，越來越多的人碰壁以後想到了媒體，追求公正就變成了和追求女人一樣，只要搞大了，這事就成了。毫無疑問，中國的媒體人和中國的公務員是有著本質區別的，每個職業都有每個職業的追求和素養，媒體人基本上是有自己的媒體理想和新聞追求的，雖然他們也不能違反每天下發的禁令，但是只要在他們的能力範圍以內，他們都是嫉惡如仇的。再比如車手，職業追求就是開的快，演員，職業追求就是演的好，但是我始終無法知道公務員們的職業追求是什麼，是辦公務麼。也許他們的職業追求就是好吃好喝，游手好閒，察言觀色，見風使舵，最終順利變成官員，可以有權有勢有灰色收入。恰恰因為他們沒有正當的職業追求，所以他們沒有職業素養。基本上，上訪者在他們眼裏都是沒有大局觀的刁民。

很多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朋友們把我當作了媒體，在雜誌的稿件和我每天收到的信中，有不少都是希望我主持正義，幫他們寫一寫，讓他們的遭遇引起媒體的關注。我每封信都認真的看了，但是我非常的無奈，這些事情在你們家庭的身上是個沉重的負擔，但是對於新聞媒體，這已經失去了新聞價值，我相信就算我為你寫一些什麼，也不會有傳統媒體的關注。而一件事情的解决，往往需要很多傳統媒體的幫助才可以，領導才會出來裝腔作勢的急群眾所急，想群眾所想。信中最多的是某個小區交房質量很差，某個小區邊上是個垃圾站或者變電站，還有最多的就是我被強拆了。你如果被強拆了，那不是新聞，那是生活。如果你本人沒有燒焦，還能收發郵件，全家老小全部健全，那就是幸福生活，你應該感謝國家。

最慘的一封來信來自於一個外地來的朋友，所有的材料都很全，內容是一家人被強拆了，還有人受傷，家裏的大部分面積被算成了違章建築，他們去北京上訪，結果材料被退回到省，省退回到市，市退回到縣，縣退回到村，然後每逢國家重大節假日，他們一家都被聯防隊監控起來，以防破壞和諧氣氛。最後他們告到了法院，法院居然受理了。

天哪，法院居然受理了，法院難道不是政府的一個服務機構麼，怎麼會受理此案呢？我迫不及待了翻到了下一頁。

在這一頁裏，法院居然很快判决了，判决的結果是原本政府要賠受害者二十萬的，現在政府只需要賠十萬。

在我收到的這些信件中，我並不能公布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我並沒有核實過，但是我個人又沒有能力去核實這些。雖然我相信大部分都是真實的，甚至全部都是真實的，最多就是在藝術上多寫了一些對自己有利的內容，但是對事情的大局上並無影響，操蛋的肯定是對方。對於這些需要幫助的信件，我覺得自己非常的無力。當然，他們並不是希望我能夠為他們帶來曙光，他們只是在不停的向所有他們能想到的渠道嘗試。

當然，真正苦難深重的人已經未必能夠申訴，對於在正在申訴自己苦難的人，他們始終沒有一個申訴的途徑，他們曾經向幹部申訴，後來發現好像除了幹部以外也沒其他什麼人欺負他們，於是他們向組織申訴，後來發現組織是由大大小小的幹部組成，然後他們找到了信訪辦去登記了一下自己，以便於公安機關監控，最後他們到法院去繳納了訴訟費，這條路上繞來繞去都是敵軍，於是他們另闢蹊徑，他們找到了媒體，但是發現苦難者太多，自己的苦難不夠深重，沒有達到新聞的級別，然後他們找到了網絡，但是發現倒霉蛋太多，他們的倒霉不夠獨特，沒有達到被頂的級別，然後，他們怎麼辦？

黎佩芬 - 趙家孩子的哭泣聲

2010年4月4日
【明報專訊】瑜伽學堂「吸水走人」本不是轟天動地的大新聞，但對於真金百銀付出過的瑜伽愛好者來說，肯定是晴天霹靂。電話那頭，快到晚上11時才剛完成手頭工作坐下吃着壽司的友人，說着說着便無法強裝鎮定﹕大嗱嗱的金錢損失可抵上一年裏一二三四樣大小開支了；當她在那邊憤憤不平的說着時，我卻想到，就算是法治社會，「受害人」這轟隆隆的三個字，竟也是如斯隨便和毫無先兆就鎖定一個人。
要討回足額賠償看似渺茫，但一個最起碼的「受害人」身分，實則已是公義的彰顯。這就是法治社會的可貴處。
在一河之隔的中國內地，累計有數以百萬計因着天災（地震）人禍（因有毒奶粉空氣水土甚至疫苗）而蒙難的「受害人」，當中無法彌補的人命傷亡不計其數，很多很多仍是孩子。可他們同時又不是「受害人」，因為他們是隱形的。基於企業和政府的搪塞卸責，受災的事實本身沒有順理成章地賦予他們「受害人」身分，一就是受災的事實無法曝光，一就是受災的事實被虛假陳述、甚或掩埋。
調查四川學校豆腐渣工程、蒐集川震遇難學生名單的譚作人去年3月28 日被拘；剛好一年之隔，發起「結石寶寶之家」維權運動的趙連海於日前被閉門審訊。他那因喝下大量有毒奶粉而患腎結石的稚年孩子，拿着「我愛爸爸5288」的紙牌，在庭外一臉悵然。
又不是六四那樣的敏感政治，為何中國政府一樣坐視，包庇企業的失德和不負責任？
曾經當過記者在六四時候身在天安門的蔡淑芳「冷靜不下來」。過去幾天，甚或是自從譚作人被捕的過去一年，她不住的在網上翻一個又一個的維權網站，搜尋被各方人士挖掘出土的「災難寶寶」的名單和資料。這個第二手資料的蒐集過程已經有夠艱巨了，維權網站耐不久就會被炸，炸完重開又再被炸，可以想像，第一線的更加困難重重。「川震名單有5000多個，是艾未未調查所得的folder……（人名）每一個都係好辛苦咁搵返嚟，你要知道，天安門母親這麼多年裏，也只找到200多個。」
之後我收到她傳來的電郵，逐一數算着沒完沒了的苦難沉冤有待昭雪——
●2004年安徽假奶粉事件，令過百名農村嬰兒受傷害，十多名嬰兒死亡……
●河南賣血事件，無數人無辜感染愛滋病，遺下大批愛滋寶寶及孤兒……
●2008年四川大地震，貪污腐敗而來的豆腐渣工程，近萬名學生慘死，死難學童家長申訴無門……
●三聚氰氨毒奶事件，溫家寶指全國受影響的兒童多達3000萬人，要求公義的家長反被打壓，這是什麼世界……
●陝西鳳翔、湖南嘉禾、湖南武岡、雲南昆明、福建上杭等地，相繼發生兒童鉛中毒超標事件，官方包庇縱容污染企業……
●山西疫苗事件，近百名兒童死亡和受殘害，維權律師工作受阻礙，孩子再次成為自私腐敗公權力的犧牲品……
●〈中國冥路〉提到的空內裝修污染是嚴重問題，因為中毒和致死的污染源無處不在，深入中國每一個角落
●……還有計劃生育和殺嬰
有關資料，經整理後已收入「中國良心犯後援會網頁」（http://pocsupport.wordpress.com/災難寶寶/），發起「還趙連海及所有受害者正義 救救中國災難寶寶免於人為災禍」聯署，並將於今晚6時在中聯辦外舉行燭光晚會。
法庭上，「受害人」和「被告人」位置本來是清楚對立，趙連海的案件顯示今天的中國國情是將兩者調換。支持維權爸爸一路往前的就是要減低國家出現更多災難和受害人的信念。他在庭上作無罪辯護時說﹕
「我身為一名結石寶寶的父親及社會的一員，我堅信我自三聚氰胺事件以來所做的事情沒有犯罪……我們身處這個時代，有責任堅持正確的事情並讓人為的錯誤盡量減少。我們作為社會的一員，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甚至使命為我們的後代努力營造一個更有道德、更公正、更公平、更美好的社會環境。
「在此，我要說﹕如果維權有罪，那勢必會助長利欲熏心的奸商繼續喪盡天良、肆無忌憚的將自己的利益建立在殘害他人的基礎上，我們本已日漸淪喪的社會將會變成何等扭曲的樣子。
「在此，我更要說﹕如果報案及揭示犯罪有罪，將會就此扼殺正直的行為，將會縱容更多的罪犯肆無忌憚的為所欲為，如果這樣，我們每個人都將處於危險的社會之中，正義與勇敢將逐漸不復存在，想必這是每個具有良知善德的人都不想看到的。」
今天是兒童節。遊樂場上空蕩蕩，趙家的孩子只有哭泣聲。

北風 - 趙連海案的前因後果

2010年4月4日

【明報專訊】3月30日上午，天冷風大，陰間小雨。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開庭不公開審理趙連海「尋釁滋事罪」一案。趙連海是一名因飲了三聚氰胺毒奶粉患上腎結石兒子的父親，同時也是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者維權聯盟「結石寶寶之家」的發起人。

檢察機關的起訴書指﹕「被告人趙連海於2008年9月至2009年9月間，利用社會熱點問題，煽動糾集多人先後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及北京市大興區、豐台區等地公共場所，採用呼喊口號、非法聚集等方式起鬨鬧事，嚴重擾亂上述地區的社會秩序。」及「被告人趙連海還於2009年8月4日，利用社會熱點問題，以報案為名，煽動糾集多人在北京市公安局大門東側聚集起鬨鬧事，嚴重擾亂該地區的社會秩序。」檢察機關要求「以尋釁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趙連海在法庭上為自己作了近萬言的無罪辯護，就起訴書指控的內容做了詳盡的說明。律師彭劍、李方平在法庭上亦為趙連海作了無罪辯護。辯方律師認為，檢方並未能提供趙連海的行為造成社會秩序混亂的證據，且檢方的證人多為警察，缺乏公正性。法庭未當庭宣判。律師還透露，趙連海戴着腳鐐接受了5個多小時的審判，手銬則在律師的抗議下得以取下。

趙連海案引來眾多媒體及網民關注，包括滕彪、劉沙沙、屠夫等眾多推特（Twitter）網友到場聲援並舉起「民生、法律、正義」的標語，要求無罪釋放趙連海。法院門內則有數十個警察持械戒備。

患兒近4月沒見過爸爸

趙連海的妻子李雪梅及兒子也一早趕到法院，但因為不公開審理，他們亦不得其門而入。李雪梅一度硬闖法院，旋即被多名法警架離。母子追趕押運趙連海的囚車，孩子哭喊「我要爸爸」，聞者垂淚。他們自去年11月13日起，就再也沒有見過趙連海。

2009年11月4日，趙連海發布消息，全國第一例確定公開審理之三聚氰胺毒奶索賠訴訟案件「王剛訴石家莊三鹿集團案」，將於11月10日大興區法院開庭。第二天，結石寶寶家長王剛被北京市海澱區羊坊店派出所搜查並背銬了兩個多小時。趙連海發布抗議書並徵集簽名。2009年11月13日，趙連海陪同王剛，去海澱公安局遞交有500多名網友簽名之抗議書。當天返回家中不久，即被10多名大興區公安局警察強行帶走。李雪梅說，趙連海因不服警方要將他帶走卻不給任何理由而與對方爭吵，後來才被以「尋釁滋事」的指控遭到刑事拘留。2009年12月17日，經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檢察院批准，趙連海被逮捕。

趙連海與「結石寶寶之家」

今年37歲的趙連海，曾在媒體及廣告公司工作多年，思維活躍口才極佳，「豪爽熱情，厚道仗義」。近年來，他以開車接活維持家人生計。

2008年9月11日，中國衛生部宣布「高度懷疑石家莊三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三鹿牌嬰幼兒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提醒公眾停止使用該品牌奶粉。隨後查出竟然有22家奶粉企業牽扯其中，國家許多知名品牌也在榜上，可見三聚氰胺毒奶不僅僅是三鹿一家，遍及整個乳製品行業。

2008年9月20日，趙連海3歲8個月的兒子被發現左腎有2毫米結石。他的孩子沒有餵養母乳，僅僅是吃了奶製品，可見三聚氰胺存在的範圍之廣。兩天後的趙連海寫了他第一篇博客，在互聯網上提出呼籲，一要給孩子討個公道；二是希望全國的受害家庭聯繫起來，交換病情和情况進展；三是希望重視孩子的尊嚴。9月24日，趙連海建立一個名叫「毒牛奶」的網站，徵集結石寶寶的線索和證據，以待時機成熟的時候集體訴訟。兩天後，為了更中性溫和，網站易名為「結石寶寶」網站。自此，趙連海踏上為自己的孩子及千千萬萬「結石寶寶」維權的道路。

同年11月，趙連海在網上發布「受害者統計信息表」，半個月內，收回表格200多份。此時，已經有多名維權律師及公益組織介入結石寶寶維權工作，結石寶寶家長、公益律師、民間NGO代表舉行了第一次的受害家屬聯誼會。

2008年12月，22家責任企業表示，願意對近30萬名確診患兒給予一次性現金賠償。2009年元旦，趙連海和其他家長認為，這個一次性賠付方案僅由政府與企業商定，沒有受害家長的參與，不是建立在平等自願協商基礎上的，遂提出了申訴書。準備於2009年1月2日就申訴情况舉行記者招待會的趙連海等5名結石寶寶家長，被警方控制在大興區勞教農場。原定舉行招待會的場地被封鎖，其餘家長在路邊舉行了記者招待會。

此後，趙連海曾於同年1月16日、1月22日、3月4日及6月24日就審判三鹿前董事長田長華、三鹿公司及向河北三級法院遞交公開信而4次前往石家莊。

多番奔走變擾亂秩序罪證

「毒奶粉」事件爆發時，許多家長處在一種恐慌之中。並且隨着事態的進展，媒體被噤聲，維權律師被迫退出，協助維權的公盟也遭解散，走投無路的家長感到無助和絕望。趙連海成立的結石寶寶聯盟起到了極大的穩定的作用，在他被拘留之前，收集到的結石寶寶資料就超過1000人，趙連海積極的幫助家長，並在法律允許的範圍積極的尋找方法。他一次次的奔走於石家莊和北京的各個相關單位之間，為的是結石寶寶遺留問題能有一個妥善的解決方法。以上行為，卻在日後成為了檢察機關認定趙連海嚴重擾亂上述地區的社會秩序的罪證。

2009年8月4日，趙連海接到網友劉沙沙短訊，關押上訪人員的「聚源賓館」，看守強姦了一個安徽上訪女孩李蕊蕊，趙連海趕過去和逃出聚源賓館、正前往北京公安局報案的訪民會合。許志永在文章中稱﹕「到北京市公安局後，因為此前市局曾多次將逃出灰色賓館的訪民移交回豐台局、回駐京辦，所以大家不敢貿然進入市局，而是在離市局大門東側幾十米遠的人行道上彷徨遲疑，並接受了媒體採訪。現場訪民網友『態度安靜，並無橫幅、口號、阻礙交通等事，過往行人，通行無礙。』」當天下午兩點左右，在場訪民網友包括趙連海被警方控制，帶至東交民巷派出所訊問24小時後放出。以上行為，亦成了日後檢察機關認定趙連海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罪證。

2009年7月，趙連海發布「把9月11日定為結石寶寶紀念日」的呼籲書，以求提醒大家「愛護我們民族的所有兒童」。 9月11日，三聚氰胺毒奶事件被正式曝光一周年當天，趙連海及幾個受害家長代表在北京大興區的一家餐廳的包間內舉辦了一個小型的回顧座談會及傍晚後的一個短暫的燭光紀念活動。這次周年聚會得到北京市公安局的批准，趙連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還表示﹕「感謝北京政府的理解及幫助，在此表示誠摯的謝意，也期望在今後能繼續延續相互理解與協商的方式來解決所有其他遺留問題。」但事後披露的資料顯示，就在第二天，北京市公安機關決定對趙連海立案偵查。兩個月後，趙連海被警方刑事拘留。

趙連海案深層原因

當國人還沉浸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空前成功的喜悅之時，「毒奶粉」事件爆發。該事件被認為是當年與「汶川大地震」及北京奧運會同等重要的事件，造成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其後續的影響延至今日，赴香港「自由行」的內地客當中，相當比例人都肩負購買奶粉的任務，香港也因此而多了不少銷售奶粉的商家。

「毒奶粉」事件影響的人數眾多。據衛生部通報，截至2008年11月27日8時，全國累計報告因食用三鹿牌奶粉和其他問題奶粉導致泌尿系統出現異常的患兒有29.4萬人。此後，衛生部未有公布進一步的數據，但據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010年2月27日與網友在線交流時稱﹕「我們普查了受到奶粉影響的兒童達到3000萬，國家花了20億。同時，給受到奶粉影響的兒童上了保險，為期20年。」

政府部門和責任企業協商的賠償方案中，死亡的患兒每個家庭賠償20萬元，動過手術的重症患兒賠償3萬元，普通的結石患兒每個家庭2000元。即使按此方案賠償，數額仍然非常龐大，三鹿破產的安排，讓家長擔憂賠償能否落實。亦有不少受害者家庭對此賠償方案不滿，欲自行起訴追討賠償，「王剛訴石家莊三鹿集團案」即是一例。

「毒奶粉」事件中，相關企業及政府監管部門反應遲緩，追究責任不力，均讓外界懷疑事件是否涉及官商勾結。早在2004年，三鹿曾捲入安徽「大頭娃娃」奶粉案，被列入奶粉「黑名單」，但後來經過三鹿以及河北官員的聯手操作，發布「黑名單」的有關機構竟然向三鹿道歉，三鹿自然也從「黑名單」上被抹掉。據河北石家莊的官方說法，2008年3月，三鹿集團就已經接到嬰幼兒食用三鹿嬰幼兒奶粉後患腎結石等病狀去醫院治療的報告，但三鹿及當地政府並未及時處理。國家衛生部專家組成員孫東東2008年9月中旬在媒體上表示衛生部「在8月份開始明確，9月份正式公布」。為何中間還隔了一個月，也讓外界產生不少疑問。

2008年歲末，原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石家莊市委書記吳顯國，原石家莊市市長冀純堂、副市長張發旺等官員相繼被免職。國家質監總局局長李長江，因三鹿毒奶粉事件辭職。（一年之後，李長江即復出，擔任全國掃黃打非副組長。）2009年1月，包括三鹿集團前董事長田文華在內的4名前三鹿高層、5名分銷商和1名奶農分別被判死緩、無期徒刑或5至15年有期徒刑。但輿論呼籲徹查事件，進一步追究瀆職官員的責任，甚至是刑事責任。

趙連海在「毒奶粉」維權的過程中建立了自己的公信力與影響力，使他成為了「結石寶寶」受害者的代言人及行動中樞。而他介入李蕊蕊被強姦案的舉動，相信亦讓有關方面擔心他的影響力將進一步擴散至其他領域。

各方面的原因，都讓在維護社會穩定局勢嚴峻的局面下本想盡快讓「毒奶粉」事件落幕有關當局深感不安，媒體被噤聲，維權律師被迫退出，協助維權的公盟也遭解散，結石寶寶聯盟的負責人趙連海也因此被以荒唐的「尋釁滋事罪」抓捕和審判。

倪匡 - 憲法地位如阿斗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4月2日

偉大的毛主席在共產黨，坐的是第一把交椅，雖然「毛主席的話，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時代好像已經過去，但「毛澤東思想」仍然「萬歲」，他的話，比起方今領導人，還是一句頂萬句。所以，有必要再來看他對國家憲法的看法，以下是一九六一年，在秦皇島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的講話：

我們的黨，好比諸葛亮，對於「憲法」這個阿斗，是懷有極其複雜的感情啊！不公開承認阿斗的領導地位是不好的，是無法向人民群眾交代的；如果不把阿斗當擺設，也是不好的，是無法讓黨隨意向人民群眾發號施令的，也是遲早要被司馬懿抓去砍頭的。所以，我考慮再三，決定在全國所有學校取消憲法課，開設政治課，讓全國人民明白，第一，阿斗還是有的，諸葛亮也受他的領導，不會胡作非為的，放心好啦；第二，諸葛亮是最厲害的，是會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不聽他的話，後果會非常嚴重的，嚴重到比地球爆炸還可怕！

可憐的國家憲法，原來只不過是阿斗啊！比翻不出如來佛掌心的孫猴子都不如，連翻筋斗的能力都沒有。最妙的是，憲法只不過是擺出來裝樣子的。這是共產黨早已說明白了的事，到現在還有要依國家憲法力爭自由的，怎會有成功的希望？

明乎此，香港人似乎也可以慳番啖氣，不必再提什麼《基本法》了。國家憲法尚且如此，《基本法》？你是哪裏的？呼風喚雨、撒豆成兵，你能嗎？

呼風喚雨、撒豆成兵，這八個字真可圈可點！也真只有毛主席才能將這種生動的民間語言信手拈來，發揮妙用。看看本地的那些兵卒，個個不是比墨西哥跳豆跳得更歡嗎？

倪匡 - 共產黨心中的法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03月28日

多年前，有問當時中國法制工作負責人彭真：「黨大還是法大？」的，彭的回答是：「我也說不上來。」彭真其實是說得上來的，不但是彭真，事實上，每一個共產黨員，對這個問題，都說得上來。因為這個問題，偉大的毛主席，早就有了定論。看看他一九五四年在憲法討論會上的一段發言：

「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台灣？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也是歷來不主張制定憲法的，可是，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制定了憲法，以及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制定憲法的嘛。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

「當然啦，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什麼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儍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

毛主席之所以偉大，其一是由於他說話直接、簡單、明瞭，絕不打啞謎，一聽就明白，以上那段話，清清楚楚說明了，法，在共產黨人心目中，是怎麼一回事。也就很明白在高叫「以法治國」口號下那些怪現象是怎麼發生的。更加明白何以本地共產黨嘍囉對《基本法》的曲解是如此多樣化。他們心中的法，和老百姓一樣，只是一個屁啊。

毛主席對「法」的理解，其精采程度，也極之「水墨畫」，外交部長的言論，是很得主席精神之三昧的，大家應努力理解之。

李怡 - 中國社會三大害是怎麼造成的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3月27日

在中共統戰部工作了 20多年、於 1999年退休的局級幹部胡治安，近日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書《統戰秘辛》，以他的實際體驗，寫出他在統戰工作中所見、所聞、所為、所思。他在後記中說，寫書不是為別人，不是為名利，而是「為了身心健康，必須把肚裏的話吐出來」。用成語來說，就是「骨骾在喉，不吐不快」啦。

中共曾宣稱，它奪取全國政權，依靠的是三大法寶：黨的領導、武裝鬥爭、統一戰線。統一戰線涉及中共與各階層，尤其是社會上層的聯繫，複雜而細緻，又與搞情報的中央調查部以及安全部門有關聯。故讀此書可大大增進對中共的基本了解。

書的副題是「我所認識的民主人士」。筆者且選其中三人談談。

一個是梁漱溟，梁漱溟與毛澤東的淵源很深。毛選五卷有《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一文，對梁頗多橫蠻潑罵之詞。 1938年 1月，梁訪問延安，與毛天天見面談話，他最重要的主張是認為「中國社會與外國社會不同，歷史上外國的中古社會，貴族與農民階級對立鮮明……但中國不是這樣，貧富貴賤，上下流動相通。『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階級分化和對立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因此，他反對照搬馬列的階級鬥爭，而主張「倫理本位」、「職業分途」。倫理本位是以家庭為本，職業分途是社會分工，人人盡責做好本行。中共建政後，他又提出要建設新中國，須「認識老中國」。然而，這些良言不但不被毛接受，反遭痛罵、強批。毛並在全國掀起一個接一個的階級鬥爭運動。

第二個人物是馬寅初，他為支持中共政權， 1949年從香港北上參政，是中共建政後第一任北大校長，他鑑於中國人口的大幅增長，將會成為中國的致命傷，嚴重阻礙中國社會的發展，於是提出了《新人口論》。他的主張起先也得到陳雲等中央領導的支持，甚至毛也說他「講得很好」。但後來毛忽然有了 180度改變，表示「人多好辦事」，「人多談論多，熱氣高，幹勁大」，於是馬寅初也受到了全國鋪天蓋地的批判，受盡折磨。

第三個人物是章乃器，他也是 1949年從香港北上參政的。他既是著名社會活動家（救國會七君子之一），又是實業家。他有一整套的在中國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理論以及對民族資本家的實際了解，他認為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展民族資本，進行「人民所允許的剝削」，是有利於人民的。公私合營後，給原來的資本家固定的利息，不是剝削，而是「不勞而獲的收入」。他這套看法，起先也得到中央領導的支持，但中共政策說變就變，在反右運動中，章乃器被打成賤民。文革期間更遭到酷刑對待。

這三位民主人士，都是硬骨頭。不管受到多麼殘酷的鬥爭，他們都不放棄自己的理念，而愛國情操也至死不渝。

如果當時中共掌政者聽了梁漱溟的意見，又或者容許他的意見在社會上討論，那麼階級鬥爭就不會那麼無法無天地在內地推行，倫理關係也不會破壞殆盡，更不會讓特權階層產生及坐大，以致使「男兒當自強」的田舍郎進階無門。如果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得到公平地討論，中國人口不會大膨脹，然後又忽然厲行節育，因一胎化而造成社會人口結構極不平衡的扭曲現象。如果章乃器的民族資產階級的見解得到取用，中國就不會從「丐化」的社會主義一變而成為最殘酷無道的官商資本主義，而會發展出守法的、有道德的民族資本。

階級鬥爭造成「一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的特權社會已難以扭轉，人口的畸形結構已無法改變，工商業者的假劣騙等無良行為的橫流更是阻攔不住。中國現社會這三大害，都是由於對自由討論的打壓造成的。

谷歌退出中國，中方指摘說，「外國公司在中國經營必須遵守中國法律」。但中國憲法和中國政府簽署的人權公約都明確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中國不但沒有給予公民應有權利，反而要求谷歌協助中國當局壓制中國公民的權利。現谷歌不願做違背中國憲法的事，卻要被迫出走。這實在是國家的恥辱。

在北京谷歌總部門外，舉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標語，向谷歌獻花的中國民眾，他們繼承的是五六十年代受盡折磨的中國民主人士的精神。

《國家的命運好好玩》書摘

2010年3月20日

第四章 自然資源
為什麼發現石油或鑽石往往得不償失？

美國小說家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寫過一個令人難忘的故事，名為《珍珠》（The Pearl）。故事主角齊諾（Kino）是一名貧窮的墨西哥漁夫，他付出慘重的代價，認識到天賜瑰寶有時等同天降橫禍。齊諾有天得到一顆巨大的珍珠，不僅是一生難得一見，簡直是百年不遇的珍寶。他宣稱：「這是全世界最美的珍珠！」齊諾眼界大開：他可以買一枝步槍，還可以送兒子去上學。

但這顆珍珠帶給他的，只是無窮的禍害。故事寫道：「各式各樣的人都對齊諾產生興趣：有些人想賣東西給他，有些人想請他幫忙。齊諾的珍珠忽然間跟所有人都有關係，它出現在每一個人的夢想、揣測、陰謀、計劃、前景、願望、需求、慾望與饑渴之中。妨礙眾人夢想成真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齊諾。因此，很奇怪，他成了所有人的敵人。齊諾得到珍珠的消息在鎮裡激起了一種極其黑暗邪惡的東西，這種黑色精華像蠍子，像聞到食物時的饑餓，也像愛受抑制時的孤寂。」

鎮裡的珍珠買家串通起來，裝作認為那顆珍珠價值不高，試圖蒙騙齊諾。晚上，齊諾遭不明人士襲擊。他帶著家人逃往大城市，想自己賣掉珍珠。途中竊賊跟蹤他，尋找珍珠時殺了他的兒子。

齊諾的寶物獨一無二、無可替代，變得比生命還寶貴。但最終，它卻令齊諾損失慘重。許多國家表面上獲上天賜予珍貴的礦物，但結果也發現自身的境況反而變得更糟糕。一如珍珠，石油與鑽石也會誘發忌妒與貪婪，令交易商變成竊賊、商人變成殺人越貨的強盜，鼓勵對抗而非合作，結果令發現寶藏者得不償失。

在齊諾與妻子晚間遇襲、但兒子尚未遇難前，妻子懇求齊諾將珍珠丟回海裡：「這東西是禍根。這珍珠就像是罪孽！它會毀了我們。丟掉吧，齊諾。讓我們用石頭把它砸碎，讓我們埋掉它並忘了地點……它已經為我們帶來了不幸。」齊諾拒絕了。他說：「這是我們僅有的機會。我們的兒子必須上學去。他必須突破困住我們的牢籠。」

照理說，齊諾應該是對的。但他錯了。同樣的，發現豐富礦藏的國家，以為自己得天獨厚，但結果也錯了。它們找到的珍寶激起妒忌、貪婪與敵意，結果證實不但不是無價之寶，還是無窮的禍患。

第九章 路徑依賴
為什麼熊貓會這麼沒用？

熊貓的問題，在於牠們於演化過程中走進了死胡同，如今發現要改弦易轍為時已晚。當然，熊貓的擁護者會馬上告訴你，熊貓瀕臨絕種，是因為人類侵佔了牠們的棲息地。但這只是近因，而不是根本原因。熊貓的真正問題，在於牠們在進食與生殖上非常無能，以致脆弱得無可救藥。熊貓幾乎只吃竹子，這使得牠們的棲息地極度有限，環境一有變化即面臨威脅。竹子營養價值很低，熊貓因此每天得花長達十六個小時的時間嚼竹子--有如靠吃塗了糖的硬紙板維持生存。而且，牠們的消化道相當短，適合肉食多過素食--牠們吃進去的東西大部分未經消化就排了出來。此外，牠們生殖能力很差：圈養的熊貓，要牠們交配得放熊貓A片給牠們看。（真的，沒騙你。）控方陳述完畢。熊貓真的很沒用。

相對於熊貓，家貓的「業務模式」既明確又極富彈性。現代的貓是非洲野貓的後裔。數千年前，在北非與中東的「肥沃月灣」（fertile crescent），人類逐漸從狩獵採集社會過渡至定居農耕社會，灌溉等農業技術開始普及，富「企業家精神」的野貓走出莽原與灌木林，進入了人類社會。貓兒們知道人類將是長期主宰世界的強勢物種，馬上就找到了自己的市場定位：種糧儲糧得控制鼠患，而抓老鼠正是貓咪的強項。

貓咪的客戶群遍及世界各地，必要時會跟本地業者合併，例如跟歐洲野貓交配，生出虎斑貓。牠們也曾發展一些利基產品，例如為苛求的古埃及客戶扮演神祇的角色。後來貓兒跨入商機無限的家貓寵物市場，如今在市佔率上已建立明顯優勢。（同屬貓科的老虎則比較倔強，牠們忽視商業現實，繼續在較險惡的市場中謀生，日子因此艱難得多。）家貓是高效率的獵人，而且不挑食，可以吃各種東西；牠們住在都市或農村都沒問題；牠們可以每天睡十六個小時，而不是將時間花在不停咀嚼一種其實不適合牠們吃、供給日益稀缺的植物上。貓兒在繁殖上也非常有效率。牠們愛獨處，但也能適應跟其他貓兒及人類同住。而且，牠們不像熊貓那樣，需要政府出錢才能繁衍下去。貓咪的優點是無可置疑的，牠們真的很優秀。

這樣的對比顯然有點耍寶，而且也不準確。社會並不是物種，演化過程並不是像物種那樣：基因突變，代代相傳。社會選擇自己的發展路徑，雖然有時這種選擇是無意識的。生物演化需要千百年的時間，社會的選擇則可以較快改變。但和熊貓一樣，社會及經濟體也可能走上歧路，陷入難以脫身的困境。

人們可以選擇自己要走的路。不過本章想闡釋的，是過去選擇的路，即使當時看來理由充分，也可能會令當事人今天難以轉走正路。而即使現在選擇走正路，結果也會受昔日的選擇影響。

這不是要勸人自暴自棄。這是要承認抉擇不可免的困難。管治就是做決策：但雖然這些決策並非事先註定，它們仍受前人的決策所制約。今天的決策，勢必是在歷史與祖先留給我們的政府、法律、政治與文化體制中做出的。我們可以嘗試改變這些制度，但不能期望新制度像變戲法那樣立即變出來。

眼前可以選擇什麼路，取決於我們之前的路怎麼走，這概念有一個名稱：「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傳統經濟學跟物理學有很相似的地方：經濟學家嘗試應用從一再重複的現象中歸納出來的普遍定律。路徑依賴更接近演化生物學，著重的是連串事件所扮演的角色，而這些事件有一些可能是偶然發生的。這也是我們拿熊貓作比喻的原因。

序

小羅斯福可能是美國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他對跟自己有關的故事極感興趣。以下這則是他特別喜歡的。在19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有一位在華爾街上班的先生每天早上有一個習慣：在前往火車站的路上，他會停下來買一份報紙，瞄一下頭版，二話不說就將報紙遞還給賣報的男孩，然後進站上車走人。有一天，男孩終於鼓足勇氣，問他為什麼只看頭版。這位先生解釋說，他買報只是為了看訃聞。男孩說，但訃聞是在裡頁啊。「老弟，」該先生說：「我關心的渾蛋如果死了，訃聞一定登頭版的。」

當時全球陷於蕭條的深淵，羅斯福總統正忙於拯救美國經濟。他努力維護經濟史上財富創造能力最強的體制，為此急遽擴大美國政府的規模。十年之後，在他卒於總統任內之前，他協助創立戰後國際管治體制，為全球經濟經受戰火與愚蠢的孤立政策蹂躪後重回開放繁榮之路奠定基礎。

儘管如此，羅斯福仍遭一些人詆毀，譬如上述故事中的華爾街人士，而這些人將持續受惠於他振興經濟的德政。羅斯福總統任內致力將資本體制從自毀路上救回來，但部分資本家卻極力抵制他。了解經邦濟世之道已經夠難了，但帶領國民完成使命無疑更艱難。

第八章 貪腐
印尼統治者貪腐但國家繁榮，坦尚尼亞領袖正直但國家一直貧困，原因何在？

你在印度可能會聽到以下笑話。印度某個窮邦的行政首長訪問美國某城市，當地市長--一個狡詐的老政客--陪他到處參觀。市長首先指著城市外圍的一條高速公路，說：「看到了嗎？」然後輕拍胸前口袋，眨了眨眼，說：「10%。」接著他又指著一座新的籃球館，說：「看到了嗎？10%。」如是者參觀了許多市政建設。最後，他們來到美輪美奐的市政廳的門廊下，市長又說：「看到了嗎？10%。」

第二年，市長回訪印度。邦首長帶他到自己坐落在小山上的官邸，居高俯瞰邦首府。市長看到了破落不堪、散佈四處的貧民窟，露天的下水道，坑坑窪窪的道路，以及許多廢棄的工廠。邦首長對著山下伸直雙手，說：「看到了嗎？」然後輕拍胸前口袋，眨了眨眼，說：「100%。」

人類濫用公職權力、謀取私利的歷史，跟公職的歷史一樣久。《出埃及記》即記錄，上帝囑咐以色列人：「不可收賄賂，因為賄賂蒙蔽智者的眼睛，歪曲正派人的證言。」

書名：國家的命運好好玩：從經濟史徹底看穿世界各國貧富運勢
原書名：False Economy: A Surprising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作者：亞倫．比堤 Alan Beattie
出版：財信
出版日期：2010年3月17日

孔捷生 - 三劍合璧：暴力、謊言、利益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3月18日

Vic：走不完的路，望不盡的天涯，流不完的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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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逐本屆奧斯卡的紀錄短片《劫後天府淚縱橫》（美國ＨＢＯ製作；http://www.ustream.tv/recorded/1511792），受到主流媒體的一致好評，最後惜敗於美國黑人製作的《普魯斯登的音樂》（記敍津巴布韋殘疾女孩和音樂的故事）。出於文化血緣和同胞親情，我當然希望紀錄汶川地震的這部片折桂。卻有一些堂而皇之「代表」中國的人，出盡符法不讓該片獲獎。

《劫後天府淚縱橫》的監製之一夏明（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四川籍）說，他曾接到紐約中國總領事館新聞處長的電話，此君是他的復旦大學校友，處長問：「你到底是為名還是為利？如果為名，我告訴你不值。我們會盡一切努力阻止這部電影成功，你恐怕得不償失。如果為利，那我們會給你更多。」夏明答：「我既不為名也不為利，我們都在做各自應該做的事，你是政府體制內的人，你做了你該做的，我不責怪你。我做了一個美國教授該做的事。」處長最後說：「我會向外交部彙報，我們會申請專項經費，向ＨＢＯ施加壓力，阻止這部片子。」

這段經典對白揭示了中國特色的「制度創新」，專制主義的看家法寶乃暴力與謊言，汶川地震的人禍被嚴密掩蓋，就靠謊言；追尋真相的黃琦、譚作人被判刑，艾未未被痛毆至顱內出血，就是暴力。而說到利字，以往的專制政權也會玩，但畢竟未曾上升到和暴力謊言三足鼎立的高度。到了本朝，適逢「盛世」，無論賞賜奴才抑或贖買良心，都格外大手筆。於是利益、暴力、謊言三劍合璧，堪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範。

《劫後天府淚縱橫》落榜，是否外交部的「專項經費」贖買成功？倘若它獲獎了，又待怎地？早有網民簡明概括：「外交部日常工作，周一表示不滿；周二抗議；周三強烈譴責；周四嚴正交涉；周五深表遺憾。周六周日休息。」而無論該片得獎與否，它都被嚴格屏蔽過濾，一個關於中國人的故事，在中國人的生活空間被完全蒸發。

美國是衰落了，美國人還未普遍墮落，利益固然是個好東西，但華族尚且有艾未未、夏明這樣的風骨之士，雖說西夷為利益下跪者不乏其人，畢竟難成主流。

目下谷歌公司和北京政府談判已成僵局。前述中國總領館官員對夏明教授講的那番話，中方一定原原本本奉告谷歌了，「如果為名，我告訴你不值。你要利，我們可以給更多。」谷歌偏偏不聽訓導，乖乖去做吃回頭草的「聰明馬」（全國政協發言人趙啟正語錄），而要做「草泥馬」。就在這兩天，谷歌再次停止執行中方規定的網絡審查，大陸網民奔走相告，卻又陡生依依之情，這是一曲「離歌」，谷歌要壯士斷腕，而且自己不去拆招牌，任由專制利斧剁下來，讓北京做惡人做到底。

那把巨斧是一定要剁下來的，是現在剁還是忍到世博開幕之後？我看刀斧手沒有這份耐心，將谷歌掃地出門，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了。

蔡子強 - 電影業的北望與留守

Vic: 蔡先生最喜歡的周星馳電影，恰巧也是我最喜歡的，的確讓人看得心花怒放、心有戚戚。這電影在台灣改了另一個名字，叫《凌凌漆大戰金槍客》。《黑社會II以和為貴》是近年難得的港產片，明白說出一個越來越少人敢說的事實：黑社會再黑，又怎比得上共產黨。

(延伸閱讀：Vic - 港產片中港兩個版本是應該的嗎？)

2010年3月11日

【明報專訊】前一陣子，港產電影《歲月神偷》奪得第60屆柏林影展中的水晶熊獎新世代最佳影片。雖然有報章專欄揶揄此乃「小兒科獎」，並「單單打打」一番，但我卻認為港人實在不應如此相輕。如果別人識得欣賞我們，反而自己人卻不識得欣賞，那委實是一大可悲。

《歲月神偷》訴說的是香港六七十年代的情懷，那是完全拍給港人看的一套影片，所以尤其彌足珍貴。這樣說來好像很可笑，港產片不是理所當然的拍給港人看的嗎﹖答案當然不是，因為，今天我們有大國崛起之後的內地市場。

國內vs.香港票房

從附表中可見，拿去年幾套港產大片為例，《赤壁（下）》、《十月圍城》（跨年總票房實為2.93億）、《游龍戲鳳》、《大內密探零零狗》為例，它們在國內的票房由兩億多到一億不等，不可謂不驚人。

而它們的香港票房又有幾多﹖答案是只有約十分之一（見附表）﹗其實，在同一年，在國內拿到近一億票房的港產大片，還包括《竊聽風雲》（0.9億）和《麥兜響噹噹》（0.7億）。

如果再看遠一些，過去幾年，在國內拿到上億票房佳績的電影，還包括：《赤壁（上）》（3.21億）、《長江七號》（2.03億）、《投名狀》（2.01億）、《功夫》（1.60億）、《錦衣衛》（1.37億）、《大兵小將》（1.22億）、《梅蘭芳》（1.14億）、《全城熱戀》（1.10億）、和《霍元甲》（1.02億）。

國內市場的吸引力，至此不言而喻。

但這並不是沒有代價的。

北上的代價

前一陣子，曾志偉接受《壹周刊》的人物專訪，結尾為他道出如此一番心聲：

「10幾年前，他以製片身分，勸電影人目光放遠些，不要拘泥於港產片，應該拍攝給全國人民看的華語片。估不到，本末倒置。『現在幾乎全部人都北上了，反而有大陸觀眾跟我說懷念港產片。我們太遷就國內市場，電影拍得愈來愈怪。』」

大家只要記起《無間道》，因為國內要邪不能勝正，所以香港、內地有着兩個截然不同版本的結局；又或者《深海尋人》，因為國內不能說鬼故事，所以結局把一切歸咎於主角患上精神分裂症……大家就明白，什麼是為了「遷就國內市場，電影拍得愈來愈怪」了。

芸芸眾多周星馳的電影，我最愛的是《國產零零漆》。當中最經典的一幕，莫如是主角零零漆被冤枉而送上刑場，混上其他囚犯一起被處決，正當一眾公安準備行刑，眾犯忙不迭設法脫身，但無論如何淒厲呼冤，又或者表明自己高幹子弟背景，以至賣弄一身鐵掌水上飄武功的，都難逃被處決命運，正當大家以為主角劫數難逃之際，但最後鏡頭一轉，周星馳卻平安大吉，原來他的秘訣，就是只要用上100元人民幣，便可以把官兵收買，更向歹角義正詞嚴的吐出「上樑不正下樑歪」7隻字。

當年這一幕看到大家心花怒放，但大家亦知道，也是同一幕，令周星馳在內地的演藝事業，如何波折重重，良久才能「擺平」。難怪今天大家看到他的作品，便是配合主旋律，被「和諧」掉的《長江七號》，當年周星馳的稜角已經被磨平得一乾二淨，香港小民的心聲和脈搏，更加煙消雲散。

徐克便發牢騷說過：「我最不喜歡看天氣做事，我指的是電檢天氣，和文化天氣。例如現在要談的是和諧社會的題目，便不能拍《水滸傳》；《色戒》後，不能見到改編張愛玲作品的電影。」

留守要道德勇氣

我覺得杜琪峯的電影十分之好看，例如《鎗火》、《PTU》、《跟蹤》等，以及尤其是《文雀》，它把香港很多將會湮沒的景致，以風格化的鏡頭保存了下來，拍出了一個最美麗和有性格的香港；又例如《黑社會II 以和為貴》，當中的政治含意，更直接觸動了港人最敏感的神經，諷刺和共產黨打交道，你永遠只能處於下風，對方手段之高超，就是連窮兇極惡的黑社會，也被玩弄於股掌之間，最後乖乖唯命是從。它不會把你趕盡殺絕，反而你要什麼，給你什麼，但卻抓着你的把柄，要你手執龍頭，方便直接控制。

但大家都明白，拍出這樣影片的電影人，又如何可以在國內立足呢﹖拍這樣的一套片，是要很大之道德勇氣的。

我明白電影人也要吃飯，也要養妻活兒，所以北望神州，完全無可厚非，否則香港電影業也只會是一條死路。

但最後還是容許我，向那些留守香港，拍片是為了給港人看的導演，致以衷心的敬意。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文章中有關國內的票房數字，參考自：

「時光網」：group.mtime.com

「新浪網」：dailynews.sina.com

至於有關香港的票房數字，則參考自2010年2月22日，《信報》，頁11。

吳靄儀 - 可能的與不可能的

明報 法政隨筆 2010-03-01

早前，有學者重提上世紀社會學學者韋伯談論從政的一篇演講（Max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溫故知新，我趁機找來細讀了。香港的政論家，一面倒強調「政治是妥協的藝術」，韋伯這篇演講，卻有這樣的結語：

"Politics is a strong and slow boring of hard boards. It takes both passion and perspective. Certainly all historical experience confirms the truth - that man would not have attained the possible unless time and again he had reached out for the impossible. But to do that a man must be a leader, and not only a leader but a hero as well, in a very sober sense of the word. And even those who are neither leaders nor heroes must arm themselves with that steadfastness of heart which can brave even the crumbling of all hopes. This is necessary right now, or else men will not be able to attain even that which is possible today. Only he has the calling for politics who is sure that he shall not crumble when the world from his point of view is too stupid or too base for what he wants to offer. Only he who in the face of all this can say 'In spite of all!' has the calling for politics." （ 錄自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H.H. Gerth 及C. Wright Mills 編譯。）

「歷史告訴我們，若非一次又一次力爭不可能的東西，我們連可能的東西也不會得到。」如果我們接受對方認為是不可能的東西就不去爭取的話，我們根本不配稱為從政者。

「政治好比持久有力地在硬木板上鑽洞。我們同時需要激情和判斷力。」韋伯所指的堅持是強硬而毫不客氣的。愚公移山，可等到子又生子，子又生孫，慢慢實現。鑽木板肯定是這一代的事！愚公不跟你說判斷力，甘自讓人視為「愚」公，所以愚公移山是另一個寓言。韋伯政治領袖要有看通大局而作出判斷的智力。

還要勇敢。政治領袖須是個沉實的勇者，但「即使不是領袖也不是勇者的從政者，也必須培養出鍥而不捨的精神，使自己在一切希望都粉碎的時候，仍能勇敢面對」。識時務者只是「俊傑」，可不是韋伯的從事政治的人。但「我們今天已需要這種精神了，不然即使今天已有可能得到的東西，我們也得不到」。

所以，我強力推薦韋伯這篇1918 年的演講給公民黨，作為黨內討論的文章，極力建議關信基主席向青年黨員講解這篇演講的內容、背景，及在今日香港的意義。

吳靄儀 - 冰火盛世

明報   法政隨筆   2010年02月22日

Vic: 《盛世》這本小說，跟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以及許多許多其他有意思的書，很「自然地」在中國大陸被禁。盛世之下，人民不該看的，當然還是不該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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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世界經濟進入冰火期，中國的盛世正式開始……」陳冠中的科幻/寓言小說《盛世》引起熱烈興趣，一半是因為中國的「大國崛起」是熱門話題，另一半是因為它的內容觸動了文化界中人的不少聯想。《盛世》可以說是中國版的《1984》，也令人肯定少年讀過的《到奴役之路》、《自由的恐懼》等著作，仍是所言非虛。陳冠中更直接提述了霍布斯的《巨靈》（Hobbes, Leviathan）。這本政治哲學名著，認為君主極權制度的理性基礎在其必要性，因為在自然狀態之中，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每個人都有權襲擊他人，奪其財產，於是人人時刻生活在危險和戒備之中。為了解除這個狀態，唯一方法就是每個人都把自己的權利和自由，交付一個極權的君主，由他統治一切，所有人都得遵守他的命令和法規，由是建立起社會秩序和治安。

《盛世》的「巨靈」，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之下的國家體制，而適當的一黨專政，是中國達至盛世的必要手法。

「盛世」與暴政的分別，在於政府的目標是人民的幸福，以及得到人民衷心的接受。那麼，中國當局怎樣得到人民心甘情願接受國家機器的控制？在小說中，秘密就在「不見了的二十八天」——在「世界經濟進入冰火期」與「中國的盛世開始」之間，原來是有二十八天的，但這段日子在全體人民的腦子裡消失得乾乾淨淨，初時因為沒有人願意記起，後來政府索性有系統地自一切形式的紀錄中切除。

這二十八天發生的是亂：政府有意識地讓亂的情況擴大，人民的恐懼加深，直至人民主動渴望、要求政府全面插手管；經歷了血腥的一段「嚴打」時期，治安恢復，從此政府在人民合作之下控制一切，推行了連串西方國家不可能推動的經濟和社會措施，使中國正式達至盛世。

有趣的是，這個寓言，間接解釋了為什麼中國人那麼怕「亂」，香港社會穩定得不得了，香港人仍是怕「亂」。這是因為我們腦子裡都植入了「治亂世用重典」的晶片，政府當局為了要人民渴望「用重典」，所以不住散播「亂」的恐懼。自由會導致亂，開放會導致亂，人權會導致亂，民主會導致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