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來由 - 北京會否血腥鎮壓「遮打革命」？──一個香港史研究者的初步評估

輔仁媒體   2014年10月6日

隨著爭取真普選的「遮打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爆發，筆者所寫的《英國為何不早給香港民主──英國檔案所提供的答案》，再度成為網上熱傳的文章。有朋友看完該文章後，對筆者說：既然中共堅拒香港真普選，若再佔領落去，中共必定出兵鎮壓。有見及此，作為歷史學者，我有以下一段的提醒。

歷史知識的用處及局限

就分析和預測今後局勢而言，歷史當然有用，但歷史知識也有其局限！首先，歷史學要義之一，就是人類歷史是不會100%重覆的，因此舊有的經驗，可以作參考，但不代表未來的事，都必定係過去的翻版。例如，1950至60年代，美蘇關係緊張，地區性「代理人戰爭」處處，當時許多人都怕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但結果沒有發生，原因之一，就是時代已變，以前冇核彈，宜家有。

另外，由於中方的檔案尚未公開（希望沒有被銷毀吧），所以我們只能肯定，當年英國認定只要香港一有全面民主，中方就會即時強行收回香港，所以無謂冒險，但我們仍無法知道，究竟中方對英國的警告，是純粹靠嚇，還是打算來真的。

更重要的是，歷史學者可以猜想「如果」，可是，歷史係冇「如果」的。即使日後有中國檔案顯示若英國讓香港有民主，「黨中央必定提早解放香港」，但由於至1997年6月30日為止，英國都沒有讓香港成立自己的民選自治政府，所以我們永遠無法肯定，若當年香港全面民主了，中國是否真的出兵。

不過綜合英國解密檔案，以及1984年至今北京對香港民主化的阻撓，堅拒香港真正民主化，無疑是中共一直以來，對香港的基本方針。

香港對中國的經濟價值有增無減

眾所周知，中共對香港的基本方針，一直是「長期打算，充份利用」，因此九七前就容許英國治港，九七後則承諾「五十年不變」，而背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香港對中國經濟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根據曾參與收回香港工作的黃文放所說，原來在六、七十年代，中國從香港得來的外匯收入，佔中國每年的外匯總收入比例，遠高於1969年英國估計的三成（見之前筆者所寫的《中國為何不提早收回香港？》一文），而是七成半！¹可是，今日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再加上中國比以前開放，香港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理應比以前大減，可是，事實可能剛好相反，由於中國與全球經濟的聯繫，比以前更多更緊密，所以香港更形重要，這就是金融方面。

近日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官方網頁的blog，刊登了一篇題為Why Hong Kong remains vital to China’s economy（為何香港對中國經濟依然極為重要？）一文，正好解釋了上述情況：在金融方面，中國仍然只可以靠香港。中國須依靠香港來籌集資金、引進外資，近年香港更成為中國多項金融改革的試點，以促進人民幣國際化。文中舉出多項數據，以指出香港的重要性：自2012年起，中國企業藉著在香港金融市場首次公開招股（IPO），籌得約四千三百億美元（$43 Billion），遠多於同時間在中國大陸市場籌得的約二千五百億美元（$25 Billion）。在2013年，境外對中國的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o China)，有三分之二是來自香港，相比起2005年的三成，大為提高。此外，香港更是離岸人民幣債券的發債地，而按計劃快將推出的「滬港通」－－讓境外投資者可以透過香港股票市場，買賣於中國大陸上市的股票（即A股），更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一步。香港那套合符國際標準的制度及法規，是中國任何地方都無法建立的，所以根本沒有任何中國城市，可以取代香港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之地位。

若果北京在香港實行血腥鎮壓，必定損害投資者信心，並動搖香港的國際地位，最後必令中國經濟受到極大衝擊，而中國經濟持續發展，正是中國人民接受中共統治的依據（甚至可能是唯一依據），因此，香港能否維持繁榮穩定，可以直接影響到北京政權的存亡。

最難測的因素：中共權鬥對治港政策的影響

在中英前途談判前夕，不少西方觀察家及一些英方官員，都認為急需發展經濟的中國，會明確表明讓英國繼續統治香港，以便繼續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促進其經濟現代化。可是，最後鄧小平還是決心收回香港，他認為「再簽一個不平等條約，我們就都變成李鴻章，任何一個政府都會垮台。」。另外，根據有線電視《前途解密三十後》第二集所引述的英國檔案內容，英方認為在中英談判期間，若鄧小平向英國再多讓步，「連他都要下台。」²。可見，鄧小平黨內地位既不如毛澤東，其所提倡的改革方針又備受當時黨內保守派質疑甚至攻擊，有可能令鄧小平為免自己因「對英軟弱」而成為政敵話柄，所以被迫決定收回香港，但為了維持香港的功用，就承諾以「一國兩制」維持香港現狀。

同樣道理，現在中共黨內權鬥比以前更激烈，黨內沒有人有當年鄧小平的權威（更不消說「毛澤東級」的權威了），因此，在中共中央內，會否有人為免權鬥失敗、即時下台，所以決定「寧左勿右」，不惜犧牲經濟發展，也要對港強硬。可是，中共黨內鬥爭的形勢，是大家難知的，其鬥爭的結果，可能連中共政治局常委內各人，都不敢斷定，這亦成了今後香港前途的最大變數之一。

香港問題既是內政問題，亦是外交問題

香港的前宗主國英國，固然已成二流強國，但其最重要盟友－－美國，卻是全球霸主，再者美英兩國都公開指出他們在香港，有不可忽視的利益，因此美英同盟會因應香港情況，對中國施加多少壓力，而中國又會否因而被迫對香港「忍手」甚至「放手」，亦是難以預料。

可能有讀者會問，九七後美英在香港，還有什麼利益？關於這一點，還須進一步研究，當中有些更可能屬官方機密，普通人難以得知（例如我在前文《中國為何不提早收回香港？》中所引用的英國解密檔案，當中談及當時英國在香港的利益，有部份內容，至今仍未公開）。但以下一些事例，或可成為研究美英在港利益勢力以及各種聯系的線索：九七後，美國軍艦依然定期訪港，至今不斷（1999年美國炸毀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以及2001年中美軍機對撞事件後一段時間，中方曾禁止美艦訪港），而港幣更是和美金掛勾。至於英國，最明顯的就是因當年居英權計劃而取得英國公民身份的香港人，雖然他們不佔香港人口多數，但人數估計有十至二十萬，若香港局勢突變，這些人的去向，是英國要關注的。至於為數三百多萬的英國國民（海外）（即BNO），他們沒有英國公民資格，英國固然可以視之為棄民，但若當中有人組織起來，不斷在國際舞台要求英國政府給予其公民身份，以求離開已經赤化的香港，亦會令英國十分尷尬，感到壓力。2009年英國修例，容許沒有中國國籍以及其他國籍（即不能申請特區護照或其他國家護照）的BNO持有人，可以申請為正式英國公民（BC），雖然為數不多，但可見英國在九七後讓BNO人變為BC，不是沒有先例。

總的來說，香港問題既是中國內政，但同時也是外交事務，而北京對中國內政，固然強硬專橫，但對外國，卻十分克制（甚至被有些中國人視為軟弱），香港既非完全是外交問題，但亦非全是內政問題，中國政府如何處理，可能連它也覺得唔知點算好。

結論：妥協與流血之間、14年香港與89年北京之間

觀乎以上的形勢分析，2014年9月28日《蘋果日報》報導北京對香港「不流血，不妥協」，實屬預計之內。但是在流血與妥協之間，真的有很大空間，過去數天發生的事，我們可以看到北京如何在這「空間」上遊走。

近日，曾於九七前後負責港澳事務的中方官員陳佐洱，在接受CNN訪問時，被問及現時香港佔領運動與1989年北京學運是否相似時，他就笑了一陣後回應：「完全不能比」³。北京是中國首都，香港是實行特殊政策的境外特區，但究竟北京對香港會「特殊到底」，還是會視香港佔領運動為等同首都發生的「反革命暴亂」一樣處理呢？只能又講一句，拭目以待。

1. 黃文放：《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及執行》，香港：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1997年，頁14-15
2. 見有線電視新聞部製作：《前途解密三十後》，第二集，10:40-10:50
3. ‘Occupy Central’ illegal movemen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G9QXDxYSZI, 3:00-3:14

南方朔 - 中國大帝國，應有大心胸！

2014年10月6日

【明報專訊】早年我讀書和研究，就對「社會控制」的現象和討論著作很感興趣。所謂「社會控制」，是指一個政府對不欲的現象，特別是群眾性的行動，採取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將行動制止、壓制，以及轉化掉的方法。

而近代最著名的乃是1960至1970年代，由於社會變化，一整代的美國大學生和黑人青年起而抗爭，他們的抗爭持續了10多年。在學運及民權運動最激烈的時刻，美國人甚至認為美國已到了革命邊緣。後來各種美國特務機關的控制手段被揭露，人們終於發現，美國的軍警特在學運時，至少殺害了14名學生，其中又以1970年5月國民兵在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學開槍，一次殺了學生4人、傷8人最為嚴重；除此之外，當時聯邦調查局有個辦公室遭竊，將所獲的資料刊登，聯邦調查局有個COINTELPRO的計劃，其中的內容包括派遣特務滲入學生團體，找出有影響力的學運成員，用醜化、挑撥或向家長施壓，要他們退出運動；學運中的老師會被施壓解聘；會動員黑道出來鬧場破壞，會製造事端醜化運動；製造衝突，使學運走向激烈化；收買及施壓媒體，對運動加以扭曲等。當年《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塞爾（Kirkpatrick Sale）就寫了一大本《學生民主學社》，對學運作了全程的紀錄，美國政府的所作所為歷歷在目。

除了美國對學運的社會控制是個樣辦外，台灣的民主發展同樣也是一面鏡子。台灣的民主化，過程非常坎坷，曾付出極大的代價：

台灣民主發展的一面鏡子

（一）台灣民主發展初期，國民黨為了壓制，許多人都被學校機關解聘，生活非常艱苦；另外有些人，例如寫《蔣經國傳》的江南（劉宜良）、旅美的反對領袖陳文成教授，以及台灣黨外運動領袖林義雄家人，都被奇怪的殺死。江南被殺案，因為是在美國殺人，後來被美國偵破，才發現原來是台灣的軍情局利用黑道幫派「竹聯幫」，派殺手到美國去政治暗殺。江南案因為是在美國殺人，才得以偵破；至於陳文成案和林義雄家人案，因為是在台灣殺人，當然殺了也就殺了，成了永遠的懸案。但由江南案，至少已顯示國民黨和台灣的外省人幫派的密切關係。太陽花學運時，「竹聯幫」大老白狼就站出來挺國民黨，去鬧學運的場。因此有人遂說國民黨在台灣是「黑白共治」。

（二）台灣在黨外正式發展之初，只要反對派每次集會，國民黨都會派人去鬧場對罵，其目的是要藉着這種挑釁式的對罵，來造成反對派只會和人對罵，沒有水準的印象。當年台灣就有一群所謂的「疾風集團」，就專門負責鬧場。

（三）國民黨的文宣部門，製造出一些「小市民的心聲」和「南海血書」之類的文件，表示小市民只想安穩的過日子，反對派會影響安定、影響到市民的生活；甚至會造成動亂，使台灣像越南陷共、人們漂流南海一樣。國民黨的文宣，把爭民主說成是洪水猛獸，也企圖製造「只要安穩過日子，不要民主動亂」的輿論。

（四）最後是國民黨炮製出高雄事件，在反對派集會時，大舉動員憲警，製造衝突，然後大逮捕和軍法大審，台灣的民主反對派幾乎全部被捕。

一個政府再狠，也敵不過民心

不過，國民黨為了鎮壓民主運動，雖然使盡一切手段，但愈鎮壓，人民的憤怒反抗日甚，最後黨外人士宣布組黨，國民黨已不敢繼續壓制。但正因為國民黨過去曾長期的政治逼害，那些冤仇至今仍然存在。這也顯示出，一個政府最好不要壓制人民的民主要求，一旦流過血、抓過人，人民的民主呼聲，就會轉變成憤怒和憤恨，一旦有了憤恨，國家的團結和認同，就會嚴重受創。一個政府再狠，也敵不過人民的民心。

因此，香港的大學生和市民發起爭普選的運動，這是香港人正當的權利，如果北京領導人有足夠的智慧，香港如果真普選，一定會替中國加分不少。但可惜的，北京及港府卻把真普選看成是洪水猛獸，甚至動員出了可能是黑道的勢力，「以人民對人民」的方式意圖壓制，甚至引發衝突和流血。縱使身在台灣，當我知道事態已往這個方向發展，我也覺得悲傷。香港的情勢，根本沒有必要走到這個地步。

最近我在台灣發表了文章，我就特別引用了18世紀英國思想家暨政治家愛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75年3月22日在英國國會演講時所說的「大帝國要有大心眼」。當時美利堅殖民地為了印花稅問題已開始反抗，英國則開始壓制。柏克等反對壓制，他認為英國既然是個大帝國，心胸就要大，應作出具有偉大內涵的事，因此他反對壓制，認為要尊重美利堅民意。他指出：「大帝國和小心眼乃是並存的病。」可惜的是，他和許多人的精闢見解並沒有發生作用，所以事情愈鬧愈大，1776年美利堅人民終於通過「獨立宣言」。美利堅問題雖然已不能回頭，但柏克所說的大帝國不能小心眼，卻成了世界名言。

今天的中國無疑是個新興的大帝國。此刻的中國最需要的是改變以前那種防衛心態，心胸變大，尊重不同的意見，創造新的偉大精神和作法。因此我相信，如果北京能在香港真普選問題上作出歷史性的妥協，北京一定會獲得全世界的尊敬，北京就會成為最大的贏家！

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

丘亦生 - 「佔中」者所不知的貢獻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6日

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雷鼎鳴上周發表題為《「佔中」者所不知的責任》的文章，指佔中令港股於上周一及二累跌逾700點，相當於蒸發7,000億元財富，即使打個五折，每名示威者也帶來500萬元的損失，是為佔中者的責任。我再三細味雷教授的邏輯，越看越不明所以，斗膽提出幾項疑竇。

首先，佔中的構思提出近兩年，用股市的術語，即是人家的announcement已發佈兩年，現在正式落實「交易」，難道股價現在才反映？若果市場是有效率的，照計早早已將佔中的消息考慮在內，未反映的，只能是市場原先預計不到的。甚麼是市場預計不了的，是佔中提早了幾天行動嗎？還是想像不到政府會出動催淚彈？若果是後者，震散港股的，會否其實是港府使用過度武力的因素。

退一萬步說，若果市場真的缺乏效率，到上周一才如夢初醒地發現佔中，但又是否可以把所有跌幅都歸咎佔中呢？外圍及內地因素的比重如何？又有多少是噪音？不釐清有關因素，便不容易解釋港股上周五何以於低位大反彈500點，難道又是佔中的帶挈？

佔中說了兩年　上周才反映？

以股市升跌來評價一項社會行動，本來就不嚴謹，而且容易犯駁。我也可以說，7月2日預演佔中，警方拘捕511人，但當日港股升358點，進賬3,000多億元市值，相當於每名被捕的示威者為港股投資者帶來6億元財富。再者用股市下跌來比喻損失，也不一定貼切。因為投資者一日不沽股，一日未埋單計數，賺蝕只是虛數，並不代表你荷包內的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Robert Shiller）便曾說過，每當股市下跌便以為輸錢的想法是謬誤。股價從不等於金錢，它只是投資者對這家公司價值的最佳評估，只是一個想像，當中只有少數人會用這個價錢付諸行動。

因此，一場股災後很多人會問，這麼多人輸了錢，這些錢去了哪裏？答案是，除了那些高沽低撈的人以外，其他來不及沽貨的股民的財富，都是無聲無息地蒸發了。因為這些賬面的浮華，從來都不是真錢。賬面損失及實際損失可以大不同，甚至是兩回事。

第三，股市未必反映經濟損失，中資股目前已佔逾恒指一半比重，令港股與內地股市的相關系數大增，港股反映本地經濟因素的比例越來越少，反映內地因素越來越多。佔中的實際經濟損失，港股已無法準確反映。

佔中當然會局部影響民生及經濟活動，並會反映在日後的GDP之上，我估計除了被佔領街道的商舖會有直接打擊外，其他地方的影響並不顯著，當然政府自會有它的一套「版本」。我想對那些很看重「搵食」的人士說，佔中這盤賬不是一味有入無出的。

被雷教授形容為「傑出」的麻省理工大學經濟系教授阿森莫古（Daron Acemoglu），年初曾發表一份研究《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探討走向民主與經濟增長的關係，他考究了1960至2010年間一系列國家民主化及其經濟表現的數據，發現一個邁向民主體制的國家，長遠人均GDP平均會提升約20%，無論民主起步時的經濟發展水平高低都適用。

民主有助GDP增長

他認為，民主之所以能夠帶動經濟，是因為會鼓勵更多投資、教育，引入經濟改革，改善公共服務，及減少社會不穩。引用阿森莫古這個發現，若果今次佔中能打開香港民主的困局，則香港的人均GDP有望額外增加兩成，以2013年本港人均GDP 3.8萬美元及720萬人口計，即本港GDP會上升550億美元，假設參與今次佔領行動人士有7萬，則每人可為本港GDP貢獻610萬港元。這是比股份市值更實在、更能讓普羅港人直接受惠的GDP，由這角度看，可以看出佔中者對長遠「搵食」的貢獻。

搵食重要但並非所有事都要用搵食來衡量價值，我們只希望有一個market economy，而非變成一個所有價值都要量化成金錢的market society。雷教授的立論，恐怕會加強外界對經濟學不外乎是一堆常識的感覺，亦更引證了「Economists know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and the value of nothing」的說法。

相比於不影響太陽照常升起的股市起落，我更關心這場運動中為香港打拼未來的同學安全，他們所展示的公民質素，有錢也買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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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練乙錚先生今日的信報評論十分精彩，各位可看〈梁特彈壓狂態畢露 佔中世代華麗登場〉。

Vic - 知情的公民責無旁貸

2014年10月5日

今年是多事之年，3月台灣爆發太陽花運動，半年之後，香港的民主抗爭遍地開花。兩場運動的抗爭目標其實是一樣的，那便是力阻自由文明的社會淪陷在中共政權手上。台港兩地互相加油，是理所當然的事。

雖然許多媒體迄今仍然將眼下香港的運動稱為「佔中」，但其實這已經是不正確的。佔領中環運動的領導層基本上已無力主導這場運動，旺角佔領區甚至是處於無領袖的狀態，沒有那一方的人能解散靜坐者。香港抗爭人士吃了87枚催淚彈之後，能夠如此積極、自發、勇敢、堅韌地投入這場運動，實在教人喜出望外。難怪許多人讚嘆：終於感覺到香港是有希望的！

但是，一如太陽花運動，香港眼下的佔領抗爭也遇到不少反對聲音，Facebook上不少人因為立場迥異而與朋友絕交。這篇〈我不知道如何再跟你做朋友〉相信反映了許多人的心聲。我近日在Facebook上發了不少支持佔領運動的訊息，至今未unfriend任何人，也未被人unfriend。我至今僅看到一位約一年前從大陸到香港定居的朋友，零星發了一些反佔領運動的訊息，包括「幫港出聲」和「港人港地」的訊息，另外葉劉淑儀散播這場運動由美國背後策劃的謠言，他也去按讚和留言（我並非刻意要追蹤，是Facebook自動顯示出來的）。此外，之前我也看過有朋友在轉發中共污衊黎智英操控香港民主派、而且與美國勾結的訊息。我並未與這兩位朋友談論這些事，也沒有打算unfriend他們，但心裡難免有些難過。

十幾年前大學畢業出來工作之後，我養成每日看報紙評論的習慣（近幾年每天都會看明報、信報和蘋果日報），不久之後還開始轉發自己覺得不錯的文章給朋友，有時一天數篇，還曾經令同事受不了而叫我停發。曾經有一位大陸同事更坦言，輕鬆有趣的內容多多益善，沉重、揭露社會黑暗面的文章就不要了。我此後再沒有發任何文章給這位朋友，而我們也自然而然地失去聯繫。當然，在默默接收的多數人之外，也曾有少數人表示喜歡我轉寄的內容。

後來我開了vicsforum這個網誌，會轉寄給朋友的文章，絕大多數都貼在這裡了。我做這件事是有目的的，那就是希望傳播一些我認為有助促進社會進步的訊息；而作為一名華人，我認為最重要的事是建立民主憲政，藉此保障法治，維護人權，使人人都可以做有尊嚴的人，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幸福。（這番話在某些人看來或許是可笑的，但我是認真的。）

上述那兩位支持香港「建制」的朋友，接收我轉寄的訊息很多年了。因此當我發現他們的真正想法時，不免感到震驚，同時也懷疑我多年來花這麼多時間在做的事，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在此我希望告訴政治冷感但剛好看到這篇文章的朋友：了解政治與時事是公民的基本責任，眼下當一名香港人、台灣人和中國人，更不能對政治無知無感。你或許會說，我就是對政治沒興趣，我就是覺得政客很骯髒，我決定保持中立，不管政治，這樣不行嗎？我會說，很抱歉，在壓迫和暴行之前，沒有政治中立這回事。1986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Elie Wiesel曾說：「中立助長壓迫，緘默鼓勵暴行，受害者從不曾因別人保持中立或緘默而受益。」（Neutrality helps the oppressor, never the victim. Silence encourages the tormentor, never the tormented.）在我看來，中國大陸淪陷在中共這個暴虐的邪惡政權手上65年了，歷史上它曾令數以千萬計的華人死於非命，25年前還以坦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至少數百國民，至今仍囚禁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迫害他無辜的妻子劉霞，兩年前還殺害了李旺陽，最近還拘捕了公開聲援香港佔領運動的大陸勇士；對異見者的殘酷迫害不曾停止，極度貪腐的中共官商集團的財富越來越厚，而且不斷將家人與不義之財轉移至外國，反過頭來卻誣陷抗爭者是勾結外國勢力的漢奸！這個邪惡政權不僅蹂躪大陸，毀壞華人、藏人與維族人的傳統文化，還在步步進逼香港與大陸，嚴重威脅當地的文明與自由。你說我們還能不關心政治，還能保持中立嗎？

因為中共的罪惡實在太昭著，正常人在資訊自由的環境下，不必太用功，都能憑良知清楚知道自己該站在哪一邊。當然，長年生活在資訊遭中共嚴厲管制的環境下，長年受中共愚民教育的人，以及身處自由社會但遭民族沙文主義荼毒的華人，要掙脫中共的思想控制是相當困難的。他們對別人說他們被洗了腦特別反感，覺得自己其實是well informed，往往認為別人是帶著虛妄的優越感來貶低他們，進而將自由世界的香港人和台灣人反共視為對他們的冒犯。我轉寄文章的名單中其實有不少大陸朋友，但我近年轉寄給他們的訊息越來越少，因為我對自己能否影響他們的想法是越來越沒信心了。

中共和港共政權的政治宣傳，除了污衊抗爭者勾結外國勢力外，最愛講抗爭者是在搞亂社會，影響人民的正常生活。在此我想告訴希望恢復正常生活的香港朋友：政權移交17年來，你覺得香港人能過正常生活嗎？衣食住行以至教育和醫療，哪一樣正常？你覺得那些正在為香港前途奮鬥的年輕人不想過正常生活嗎？香港人愛賺錢，但也知道自由和法治極其可貴；你認為沒有民主的政治體制，香港可以保住自由與法治嗎？你認為沒有民主政制，香港病態的地產霸權會受到有效約束嗎？港人不能真正民主自治，你能阻止香港被溶入中國、一起墮落嗎？我們千辛萬苦為了什麼？不就是希望實現真普選，藉此確立民主自治，保障自由法治，維護社會公義嗎？

最近看到不少算是有頭有面的人在facebook作出呼籲時，都說自己「人微言輕」。是的，連戴耀廷教授其實也變得人微言輕了（他到底還能號召多少人？）。人微言輕這回事，我深有體會，但我多年來一直花很多時間在做一件毫無金錢報酬的事，正是因為相信知情的公民責無旁貸，有一分力便要出一分力。自發、無人領導的公民可以產生多大的力量，近日我們都看到了。但願我們都不要再政治冷漠了，我們實在沒有這種luxury。

10月6日凌晨的旺角

陳雲：我們在香港，這裡有希望

阿史 - 這一天，香港警察正式變回差人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0月5日

【明報專訊】那是200X年的某個採訪活動，見到當年「一哥」警務處長李明逵，循例即刻行過去問問最新警政及罪案事態，只記得當年提問涉及「差人」兩個字，腦筋轉得快見稱的李明逵反問我，「差人，差人，乜我哋好差咩，係警察至啱」，隨後他又問起我知否罪案率由來，刑事法例的概念等。

知己知彼，其後我認真學習李明逵提過的項目，作為一個保安beat記者的學習範疇，而自此我每有提問也會很謹慎用語，稱謂用「警察」，又或是英文中的「force」，我看到香港警察不斷專業化，雖然常有人笑說當今警察都是「唔打得」，要學歷高才能升到職，我心想無論如何，多讀書也是無壞呀，那些年，香港警察是不錯的。

曾偉雄上台之後

多年來，目睹不同的「一哥」上任及退休，各有各的管治風格，留意到人事會變，但制度存在，這也是香港及民主社會可貴之處。然而，近年我看到警隊快速變化，說得白一點是不及回歸初年的好，尤其是曾偉雄上台之後。雖然我一向不會用外界對他的形容詞稱呼他，但我確實看到有國家領導人訪港到麗港城時，屋苑的示威者被便衣硬生生抬走；港大學生在「保安」協助下，強行被推入梯間；我看堅稱「政治中立」為多年金科玉律的警隊，突然解禁，休班警上街示威，警隊不跟進，只是含糊其辭了事。

警隊民望跌至新低

過去一年，看着警隊的民望（警隊內部曾經好關心的一個指標）跌到「趴喺度」至回歸以來新低（港大民調，巿民對警隊滿意度，由07年的80.5%跌至今年7月的36％新低），我所知「阿sir們」內心是介懷的。一波又一波的政治事件，早前講到今年重點佔領中環，都會有相熟的警官苦口婆心說，「相信我們吧，香港警隊很專業的，現時管理層有智慧去解決。」我曾經心想，百年基業（今年是警隊170周年）無理由這樣打爛吧，即管走着瞧。

百年聲名「一鋪清袋」

過去一個星期，看到很多的場景，我希望只是發夢或睇着電影《大事件》而不是真實的。928防暴警察施放催淚彈（警方現時稱呼是「催彈煙」，充滿語言偽術），警方說是為了阻止人衝擊防線，但為何晚上仍要如燒煙花般式不停施放，我努力問了很多警察，其實無乜人答到點解要用這麼多次，有的也坦言覺得催淚彈用得「過咗火」，接着社會的強烈批評，其實警隊中很多人都知道這仗「輸得好慘」，多年累積的聲名可謂「一鋪清袋」。

至旺角這個黑色的日與夜，看到的是硬生生的暴力近在咫尺，最恐怖是一個又一個穿上制服的「軍裝」，看着暴力發生而「不處理」。過去跟很多很多的執法者傾談，由廉署調查員到警隊幹探都會說，執法者面對罪行「置之不理」，是一件很嚴重的事，如從反貪的《防止賄賂條例》條文中，當中涵括公職人員收受利益後，「作出／或不作出」一些行為作為回報，也是犯法，可見「不處理」涉及的罪惡性。

在緊接着一個充滿暴力及不公義的晚上，在金鐘佔領區外走了一圈，看到不少軍裝警在站崗，想起他們長官口中自稱「不會縱容黑社會，執法不偏不倚」云云，對社會實况的那一種「睇不到，看不見」的視若無睹態度，令人心寒，未來還會否有「正義感」的少年人加入警隊，我好懷疑。

這個晚上，時光倒流回到70年代，黑幫可以橫行，「警察」變回「差人」。 

葉蔭聰 - 喪屍治港

周日話題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0月5日

【明報專訊】著名學者丁學良在網上說，英國政府花了一百五十年把香港變成非政治化的城市，中國政府只花了十五年把香港變成政治化的城市。說得很對，不過，中央的能耐不只這些，它還極速把香港的泛建制派變成「喪屍」——一群行屍走肉對民意、社會抗爭等等毫無反應的活死人，一切交給北京政府、中聯辦與梁振英發落。

十月二日晚上十一時半，當香港史上極為罕見的全城佔領運動已持續了五天，梁振英與林鄭月娥終於出來表示，會短期內與學聯會面。一個正常的政府，應該會在一個多星期前數以萬計學生罷課時，便應跟學聯對話。政府一直想拖垮運動，耗損敵人，而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而且，愈往後拖，談判的難度愈高，愈來愈沒有意義。罷課時，學聯還算是代表學生，現在，不要說林鄭月娥無法說服學聯，即使可能，街頭的市民也不會接受。至於佔中三子，北京及特區政府動員一切孤立、打擊，可是，他們現在已變成歷史人物。你要跟誰談判？警察派出談判專家到現場苦口婆心，簡直是鬧劇。

英治時代建制派相對自主

溫順的香港市民變得不怕警察、催淚彈、逮捕、坐牢，他們在街頭盡顯政治智慧、情感充沛 、具行動力之時。相反，香港的建制派由上至下變成喪屍一般，毫無反應。能發聲的只像跳了線的黑膠唱片，喃喃自語，重複各種「無用論」。羅范椒芬的廉價眼淚，以及曾鈺成跟李柱銘及黎智英會面，是唯一的生命迹象，香港市民能得到的僅有人性反應。

港英統治香港百多年，一直培植高等華人，與之合作，是為香港建制派的源起。我們不妨看一下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同樣癱瘓了香港政經商貿，當時與英國人合作的華人領袖周壽臣，在反英罷工爆發前，已在國民黨的孫科及港督司徒拔之間斡旋；爆發後亦多次商討解決方案，爭取給工人賠償以及滿足其他訴求。最後周壽臣無功而還，強硬的司徒拔不買他帳，革命風潮之中的工人也視他為買辦代表，只是保護華商及英國利益。但是，你不能不否認，他還是有相對自主性，有行動力，而非唯唯諾諾。

香港由殖民時代至今，沒有執政黨，過去是殖民地部派來總督統領，如今是北京欽點小圈子點頭的特首，但是，他們無法長期及公開組織黨工及班底，除了既有的公務員官僚，其中一大依靠就是眾多建制派人士。總體而言，他們保守維穩，抗爭人民眼中的敵人。但是，基於他們成分複雜，利益分殊，思想雜異，統治者能籠絡，能行政吸納政治，但一般無法完全統一他們的意志及行徑。因此，在重要關頭，他們不是坐着聽上頭指示，而是自會在狹縫之中找空間，這就是我說的相對自主。

中央定調後做應聲蟲

自過渡期開始，中共在準備收回香港的同時，也接收了這些建制派。在回歸初年，建制派仍然有僅餘的相對自主性，在政治危機中發揮作用。最著名的是二○○三年，超過五十萬人上街反對國家安全法，兩日後，自由黨田北俊上京，回來後表示，不接納董建華的立法修訂及二讀，令國家安全法擱置至今。

如今整個建制派紋風不動，不要說是問責官員及行政會議成員，就算是小小的諮詢委員會委員也沒有人站出來，做點事，他們只懂在中央及梁振英定了調之後出來做應聲蟲。不要說是逼宮，連勸諫我們也聽不到。街頭運動，其實就是群眾與中央之間的政治角力，但一眾建制派只是魯迅先生筆下的「看客」，他們的記者會只是「毫無意義的示眾材料」。他們甚至看着政府及警察縱容愛字頭之類的流氓惡棍，拳打腳踢旺角示威者，扼殺對話的一線曙光，依然袖手旁觀，這就是梁美芬多月前倡議的「民兵」嗎？

我人微言輕，幾天前，還是膽敢在網上呼籲官委公職人員辭職，製造壓力，迫使梁振英下台。我太太林藹雲是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昔日在報館裏的舊下屬，她幾天前也寫了一封公開信， 請求他辭職。黎廣德先生也寫給他的老同學林鄭，要求她辭職。可惜至今亦如石沉大海，沒半點回音。甚至連一些職位不太重要的諮詢委員會委員，也沒有人走出來給政府一點壓力。香港人心不死，但香港建制派恐怕已成喪屍。

怎能靠一群喪屍治港

我無法知道，中共是如何把建制派的丁點相對自主性完全滅殺，也許我把人的道德良知想得太高了，有的只是平庸之惡，也許我低估了中共的威迫利誘，穩定真能壓倒一切。但是，我真不明白，即使政府可以武力清場，或靠拖延戰術把運動拖垮，發動建制群眾鬥走抗爭群眾，一群喪屍又如何治港？他們要咬死我們，把我們也變成喪屍嗎？中共的全面管治真的可以不需依靠建制派的相對自主性，不用任何間接管治手段嗎？

我一直希望，香港這群喪屍像荷李活電影《熱血喪男》（Warm Bodies）裏的喪屍一樣，能重新感受到點點體溫，講出半句人話，尋回半點良知與理性，復活過來。難道這真是遙不可及的奢望？

文 葉蔭聰
編輯 梁詠璋

馬國明 - 遲來的民主回歸

周日話題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0月5日

【明報專訊】古人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佔中的抗爭運動原本只打算號召一萬人參與公民抗命，但由於挾住了香港史上最大型的罷課，加上當權者誤判形勢，演變為一場對當權者而言，一發不可收拾的民眾自發運動。回顧事態的發展，九月二十六日學生罷課的最後一日，發動罷課的學聯和學民思潮在晚上舉行聯合集會。集會將近結束時，學民召集人黃之鋒號召重奪公民廣場，在場戒備的警察當然阻止，並拘捕黃之鋒和學聯的兩名核心成員。但不少學生和參與集會的市民成功進入公民廣場，並以此作為延續爭取真普選的陣地。當權者方面，為了阻止學生和市民加入聲援，封閉所有前往公民廣場的通道，並驅趕和抬走原本已在通道上的學生或市民。當權者的做法卻把能否進入公民廣場，轉化成一場公民廣場爭奪戰！到了佔中三子宣布啟動佔中運動時，能否進入公民廣場變成佔中運動成敗的關鍵。

公民廣場屬於公民

和平佔中的公民抗命原本是一次書卷味十足的運動，即使舉辦了數次商討日，普羅大眾並不了解公民抗命的精神和意義（反佔中運動號稱得到一百五十萬人支持，扣除水分，起碼也有四、五十萬），但當佔中三子於九月二十八日凌晨宣布啟動佔中運動時，這場原本書卷味十足的運動卻拜當權者所賜，已自行轉化為一場十分具體、目標鮮明的公民廣場爭奪戰。由於警察繼續採取封閉和堵塞的錯誤策略，大批趕來聲援而又無法進入公民廣場的市民聚集在地鐵金鐘站外的道路上，連港島東至西的主要道路——告士打道道亦擠滿趕來聲援的市民。由於人數眾多，部分市民有意識地佔據銅鑼灣鬧市的黃金地段。同樣的佔據行動亦發生於九龍的旺角，佔中運動遍地開花，變成一場沒有領袖，也不須要領袖的民眾自發運動。

公民廣場的官方名稱是十分累贅的政府總部東翼廣場，近日政府高官不斷強調公民廣場屬政府物業，因此不能隨便進入。但公民廣場是塊露天空地，政總又不是軍事用地，如果市民無權進入政府物業的露天空地，那麼市民怎能從灣仔入境大樓走到稅務大樓？公民廣場一如中環的愛丁堡廣場，同是公共地帶，市民絕對有權進入。不過行政署在數月前，在沒有任何解釋下，鬼鬼祟祟地用圍欄把公民廣場圍上，令市民不能自由進出。這種縮窄公共空間的做法十分不合理，更違背了政府一直致力增加公共空間的政策。政府不惜增加發展商的地積比，藉此鼓勵發展商騰出地方作為公共空間，連接時代廣場和羅素街的露天地帶便是一例。事情十分明顯，如果行政署沒有圍起公民廣場，黃之鋒根本毋須號召重奪！

不提違反程序公義

行政署鬼鬼祟祟地圍起公民廣場的做法卻是特首梁振英上台後一貫處事的方法。梁振英上任後十分害怕面對群眾，就連記者的公開提問，他也盡力迴避，因此他三番四次拒絕學聯要求對話。有怎樣的主子，甘願做奴才的便會投其所好，曲意逢迎。梁振英不過是北京那些自以為君臨天下的老爺們的奴才，這些老爺們從來不會公開行事，當然不會接受公平、公正和公開的選舉。把原本公開的公民廣場圍上，除了合乎梁振英一貫處事的手法，更合乎北京的大老爺們的作風。

如果雨傘是刻下的民眾自發運動的徽號，那麼把原本公開的公民廣場圍起來的做法則是觸發一場書卷味十足的公民抗爭運動突然轉化為大批民眾自發參與的抗爭運動的標記。如果北京的大老爺要追究責任，首先要負責任的是他們自己。

事實上人大常委的政改決議完全漠視香港對民主的追求，民主是否有一套國際標準或許有所爭議，但現時世界上的民主體制全是程序民主（procedural democracy），講求的不是最後被選的人物是否最理想、最合適的人，而是整個選舉過程公平、公正和公開，完全合乎程序正義。從程序正義的標準而言，人大常委的決議絕對不能接受。由提名委員會推舉候選人的安排不一定違背程序公義，但人大常委決議組成的提名委員會，產生方法沿用現時選舉特首的選舉委員會，這種安排則完全違反程序公義。習慣君臨天下的北京大老爺們卻絕口不提程序公義的問題，反而搬出國家安全這種牽強的理由，否決其他提名特首候選人的方法。面對人大常委完全沒有顧及程序公義的政改決議，香港部分輿論提出所謂「袋任先」的講法，這種講法十分取巧，既沒有否認人大常委的政改決議未盡人意，但卻以一種有着數便要攞的心態，接納人大常委的決議。所謂有着數無非是北京的大老爺們終容許香港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特首，錯過了這個機會，北京以後未必會再應允香港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特首。「袋住先」的講法背後其實認為香港完全受制於北京，當後者對香港稍作讓步，香港便須高呼：「皇恩浩蕩！」

回歸主體性問題

目前這場遍地開花的抗爭運動卻是衝着人大常委的政改決議而來，運動的一句口號是「抗命不認命」，運動雖然演變為民眾自發參與和佔據，但目標卻十分清晰。除了要求有大話精之稱的特首梁振英下台，還要求人大常委撤回決議，並要求人大常委道歉。特首梁振英已公開表示，要求人大常委撤回決議是強人所難，至於要求人大常委道歉，對香港一眾親建制的人士而言更是不識大體。

但從另一角度而言，所謂不識大體恰好就是抗爭不認命的必須條件，而「袋住先」恰好是識大體的結果。可以說目前這場史無前例的抗爭運動是一場遲來的民主回歸運動，回歸這詞彙早在九七前已沿用，但似乎還未有人提出回歸的主體性的問題。當然香港回歸的字眼經常出現，既然是香港回歸，香港便是不折不扣的主體，而民主回歸的提法更帶出香港是有條件地回歸中國大陸。但無論是人大常委的政改決議和較早之前的《一國兩制白皮書》都漠視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還未正式開始時，香港一群剛三十歲出頭的年輕人提出民主回歸的理念。這個理念客觀上增加了中方的談判籌碼，因為這群年輕人的領袖很快便獲中共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

諷刺的是當中英談判正式展開後，中國大陸再三強調不能有三腳櫈，即是說香港的前途問題純粹由中國和英國透過外交談判解決，香港方面不能有自己的聲音。中國大陸的立場有如否決了民主回歸，既然香港不能有自己的聲音，那麼連提出民主回歸也是多餘的。令人遺憾的是當年提出民主回歸的年輕人，面對中國大陸否決民主回歸，竟然毫無反應，更毋須提直斥其非。回顧這段令人遺憾的往事，刻下這場抗爭不認命或許來得及彌補當年的錯失！

家明雜感：哀莫大於心死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0月5日

【明報專訊】連電影都沒心情看了，還說寫評論。

《失蹤罪》期待已久、《她消失以後》很驚艷。都看了，但沒心情琢磨。前者的重點似乎在愛情幻像與婚姻生活的落差；後者說一宗意外導致夫妻分離，「孤獨」是關鍵詞。巧合的是，兩者皆從男女的視點看世界，對讀應有趣；然而愛情與婚姻，跟當下的香港狀况太不着邊際。提起視點，「疏離手法」的《黃金年代》也在本周上映。片商看準十一檔期，想不到碰上「佔中」（不過香港市場微不足道）。一周內見盡香港沉淪、價值崩壞，低處未見低。「黃金時代」四字，恰恰是當下最大的諷刺。

大是大非時候，電影可以很不重要，尤其是強調英雄主義的片子。一周多前還看了丹素華盛頓演的《叛諜裁判》，以暴易暴的例行公式。《叛諜》的華盛頓倒好辦，對付的全是大奸大惡之徒、受賄警察。現實可複雜太多了，看看周五晚旺角暴力事件，警黑的裏應外合就知道。

這星期很忐忑，傷感。上周末寫完《大風暴》，到了爭取普選的金鐘集會現場，整晚待在那添美道及干諾道交界附近。場地爆滿了，警察在外圍全副武裝，三個學運青年仍被惡意扣留，參加者分外萬眾一心。鐵馬跟前的群眾不容怠懈，雨衣、口罩及眼罩的全副武裝，不敢睡得太熟，警察稍有動靜即提防。其他人則各安其分，我坐在負責垃圾分類的朋友旁邊，看着他們整夜，不停對扔垃圾的人循循善誘，說什麼可分類，要怎樣分。戴耀廷入夜後突然宣布提早「佔領中環」，聽說不少人因此離場，我看到的反應倒正面。凌晨後主台休息，我在現場轉了一圈。除了添美道，龍匯道也擠滿了人，到處都是年輕臉孔，場面浩大。我想很多人跟我同感，運動讓我們重新認識自己，以「香港人」為榮：齊心、團結、和平。年輕一代很具承擔，組織完善周到；會場上幾乎每個細節，組織者都顧及到。數以十萬計的群眾集會，竟如此井然有序，叫了幾十年的「清潔香港」口號終在此體現。關鍵大抵在「公民意識」，你對地方有歸屬感，自覺有能力改變，便會自發愛惜，所以普選如此重要。

平生首次嗅到催淚氣味

翌晨氣氛緩和許多。我回家睡了一覺，下午再回到今鐘現場。那時警察及民眾，尤其在添美道口的已經劍拔弩張。因為夏慤道天橋封閉，來支持的市民開始走出馬路。我到埗時馬路上的人仍然疏疏落落的。坦白說我沒什麼準備，當時覺得還蠻安全的。在馬路上碰見一位學生，他見我空空無一物的，給我口罩、瓶裝水及一點吃的。回想起來倒要感謝他，因為他離開不久後，第一枚催淚彈就在我前面約二十米爆發了。大批人立即拔腿狂跑，我趕緊帶上口罩，平生首次嗅到催淚氣味，眼及鼻都不好受。逃走的人有老有嫩，很多人邊跑邊嗆咳，有人嚎啕大哭。不是害怕，而是對政府絕望的痛哭。走到近添華道，路旁有另一批武裝警察守護特首辦。有人對他們指罵，甚至有人扔水樽，但隨即有女士出來勸止，憤怒的人於是停手。

怎樣痛，也比不上心痛

我在金鐘還逗留好一段時間。有自由行遊客等巴士上山頂，我說今天不會有巴士了，可以徒步到香港公園的纜車站。他們好奇馬路空空如也，我說民眾不滿政府出來抗爭了，他們聽罷有點愕然。圍着金鐘站附近，途人很多，場面混亂，氣氛一直緊張。在夏慤道後面的德立街，一大幫年輕人竟然自發組成了運送人鏈，把物資火速運送上前。當前線再放催淚彈（瘋狂的警察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共發放87枚，比那年對付激進的韓農還要嚴厲！），他們四散走開，然而很快又回到運送的隊列之中。

《傘》窺見出整個社會

遠距離嗅到催淚氣已難受，回家看電視，對勇往直前的朋友更肅然起敬。包括上了《時代雜誌》封面的「雨傘人」；還有跪在防暴警察跟前，拿着牌子控訴的先生。電視台記者問他痛不痛，他說怎樣痛，也比不上心痛；記者問他貴姓，他說只是一個普通香港市民，看得我淚流披臉。香港人的適應力真強，那個網上流傳的笑話，雖然有點誇張，卻頗得神髓：香港人頭一遭見到催淚彈非常害怕，爭相走避；到第三次再見到時已經嗤之以鼻了。可不是麼？在電視所見，他們有備以來，有人把催淚彈扔回去，有人用水嘗試撲滅煙霧。由恐懼到習以為常，香港的示威者只是半天工夫。多得香港警察，給我們上了一堂「公民抗命」的必修課。萬萬想不到，「雨傘」亦因此成為我們抗命的標誌。我想起了一些關於傘的電影，角色總是無懼風雨的。如《萬花嬉春》（原名Singing' in the Rain，後來「佔鐘」倒有不少「雨中曲」機會）；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的《尤里西斯的凝望》，一個著名場面正是夜深街頭中，一群打着傘的人跟軍警對峙。還有杜海濱的紀錄片《傘》，看一把傘的生產及供應鏈，牽引出中國當下不同階層，年輕一代的不同命運。由生產勞工，到超市售貨，到大學生用家，從傘窺見出整個社會。

催淚彈也意外令「佔領中環」遍地開花。過去幾天來，我每天都去幾個佔領現場。「佔中」給我的感覺是，社區重新有了生氣，給自由行消費的珠寶店關門。馬路上汽車少了，空氣不污濁，街道上充滿各式各樣的可能性，可以漫步及閒聊。佔領場內有講座、放映及分享，三三兩兩的交流，還集體引吭高歌；《烈火暴潮》的革命歌是Give Peace a Chance，我們是《海闊天空》。連平時摩肩接踵的旺角、銅鑼灣都可愛起來。當然，我們還不知道，催淚彈清場只是開始，當第一輪恐懼策略不湊巧，周五晚上便有組織的製造旺角街頭暴力事件。上周還在此談《大風暴》，一周後就發生了像電影的流血事件。警察袖手旁觀，腐朽政權、唯北京馬首是瞻的政黨動員「民意」、製造輿論，以群眾鬥群眾，抵銷反對聲音，漂亮的藍絲帶竟成為極右的暴力代表。港府沒有民選的合法性，於是肆意妄為，用不着對市民負責；所有官員記者會，千篇一律的錄音廣播，歪曲事實。香港到了這地步，可說是教人痛心疾首，哀莫大於心死了。

《戰地攝影記者》來到我城戰地

但別人愈野蠻，愈突顯公民抗命者的文明素養。有人看到著名的戰地攝影記者James Nachtwey周五晚在旺角現場，笑話香港終於變成「戰地」了。其實Nachtwey拍的照片不一定是戰區，2001年有部紀錄片《戰地攝影記者》（War Photographer）是關於他的，製作人隨他往科索沃，貧民窟及杳無人煙的高危地域。Nachtwey以照片報道世界的不公義，對他像天職一樣，義無反顧。片末他收到一封美國人的來信，因為他的照片，願意每月捐出20美元社會安全津貼，給印尼一個住在火車路軌旁邊的家庭（這個家庭的父親因為火車意外，只餘右手及右腳）。Nachtwey最後一語重深長地說：「We must look at it. We're required to look at it. We're required to do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If we don't, who will?」

「不是我，還有誰呢？」只有當更多人擺脫犬儒，意識一己重要，平等與公義跟自己尤關，香港還是會有光明一天的。

文 家明

編輯 蔡曉彤

李純恩 - 就這點見識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5日

香港「佔中」的事情傳到大陸，大陸同胞有許多不理解，他們覺得這是有人要搞亂香港，「有人」的意思，一是「外國勢力」，一是「香港漢奸」。

這當然有「冰凍三尺」的洗腦功力，但更主要的，還是大家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兩個環境裏，有事並不在第一時間去了解對方，也只照自己的見識和想法去判斷，於是就「外國勢力」了，就「漢奸心態」了。

對香港持這種態度的，不光是生活在大陸的普通老百姓，就是已經人在香港的許多大陸同胞，比如在中資機構已有高薪厚職的高級職員，在香港的大學中讀書的內地學生，他們有許多也持類似看法。那是因為，雖然他們人在香港生活，卻一直將自己當外人看待，當成一個過客，所以也不會深切地代入香港人的角色，置身處地去思考問題和現象。

其實，在最需要了解香港民情以向中央匯報的駐港官方機構也是這樣。他們在香港，也是只挑自己喜歡的人見，挑自己喜歡的話聽，他們其實沒有真正下工夫去全面搜集真正的香港民意，卻已主觀地認定有人「反中亂港」。那根本是心態取決的結果，結果就是他們人在香港和人在北京沒有分別，香港鬧得翻天了，卻還覺得「太陽照常升起」。

這種自以為是，目空一切，也就只有偏聽不會兼聽，於是有什麼事情發生了，永遠「不屑去找一條不同的頻道」，等到中央想知道一些事情，也就永遠只收到一條頻道的匯報，所以不準，所以誤事。所以才搞到經常有「北京派人來收風」的事情發生。

循道會解釋開放教堂：「政治中立」是謊言

明報新聞網   2014年10月4日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會長袁天佑，向全體會友發出牧函，表示教會正處於十字路口，又解釋早前開放禮拜堂予示威者使用的決定，稱「政治中立」其實是謊言。

牧函以《位於十字路口的教會》為題，致全體會友，表示教會在豬流感流行時，也曾開放禮拜堂予警員使用。他稱，教會不鼓吹也不反對佔中，但認為對沒有衝擊的人使用催淚彈，是用了過度武力。他又希望香港有真的普選

以下是《位於十字路口的教會》全文：

這幾天收到不少會友和好友的查詢，因有傳言：「警方要來清走在香港堂內停留的示威人士，並要找我談話，造成我很大的心理壓力，要為我代禱。」我告訴大家，這只是謊言，用來製造恐慌。在決定開放禮拜堂供因警方施放催淚彈而肉體、心靈受傷的市民休息、禱告，我沒感到壓力或擔憂。無論如何，我在此多謝大家的關心和支持。不過，亦可能有會友擔心和懷疑，禮拜堂應否用作抗爭者休息，甚至是提供醫療、物資等的地方？

教會不是因為支持「佔中」而讓抗爭者在禮拜堂內休息。香港堂座落在灣仔一個十字路口上。過去十多年擔任香港堂主任，我經常反思，在人面對疑惑，好像站在十字路口那樣，在撕裂和矛盾的社會，這座禮拜堂可以做些甚麼呢？這地方當然是信徒敬拜上帝的地方，也是見證上帝福音大能的地方。同時，這也是上帝給教會管理，目的是用作服侍社區人士的地方。禮拜堂要成為一間無牆的教會，所以經常有不少人進出，在這裏禱告，休息，拿個飯盒來享用，使用洗手間等。由於禮拜堂座落於交通要塞，十字路口，不少不同政見人士在遊行時都經過這裏，我們都會打開禮拜堂，讓他們可以作短暫的休息。

曾有一次，禮拜堂對面的酒店內發生人類豬流感被封閉，不少警務人員要在附近當值。我們安排了地方，讓執勤的警務人員可以休息，用膳，睡眠。

有人可能會認為，抗爭的人是違法的，教會怎麼可以幫忙他們呢？但從舊約聖經，我們看到有「逃城」的概念（參看民三十五），讓犯法者可以寄居。在教會的傳統中我們也會看到類似的安排，如英國的教會曾收容尋求政治庇護者；電影「孤星淚」的主教更維護一個偷了一塊麵包、後來偷了教堂銀燭台的人。事實上，無論甚麼人，有需要時，禮拜堂也應盡力提供他們休息、水、食物、關懷和代求。

如何實踐信仰？我們也常站在十字路口上作出抉擇。在過去一年，我面對的壓力實在不少，相信每一位教牧同工也有同感。面對着「佔中」的提出和政改的諮詢，教會和帶領着教會的牧者應如何回應呢？

我們不可以簡單的說：「教會的任務是傳福音，拯救靈魂，教會不涉及政治，又或是應對政治中立。」這不是聖經對教會任務和傳福音的理解，也不合乎衞斯理約翰的傳統！我們所相信的福音，是拯救人脫離罪惡的福音。不單是脫離個人的罪，也要脫離因他人、社會或制度的罪惡對人造成的壓制。所以我們所相信的福音也必涉及社會和政治的事情。「政治中立」，這是個謊言，有誰沒有他的政治立場呢？一位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Elie Wiesel曾這樣說：「中立從來只有助於壓迫者而非受害者，沉默永遠只會助長施虐者而非被虐者。」作為信徒，我們不單從社會現況來看事情，更從聖經的教導，教會的傳統，作出選擇。但因着每個人的經歷背景不同，所作出的抉擇會不同，例如我們可以認為政府就是壓迫者，但也有人認為抗爭者是壓迫者。所以過去我們也鼓勵信徒學習彼此尊重，互相聆聽和包容，保守合而為一的心。作為牧者，要帶領會友，也與會友一同去經歷體會社會所發生的事，並且一同去反思學習。

牧者不可能沒有他個人的思想，最重要者，牧者要思想如何從聖經、教會傳統去思考，跟隨聖靈的感動，去領受上帝的話，以行動跟隨耶穌；也要明白自己所作出的選擇，並不等同於上帝的公義。我們也不要將自己的思想去要求信徒跟從。

對於「佔中」，牧師部早已發出牧函，我們不鼓吹也不反對。但對於政改，我們深深期盼香港能有一個真的普選，「不單是一人一票選舉特首的權利，我們同樣關注選民的選擇權。」這也是普羅市民所期望的。

可惜的是，人大常委會於8月31日作出了決定，對選擇權作出篩選。我曾經在一次宗教界慶祝國慶的茶會中致辭時，很坦誠的對中央及政府官員說：「人大常委會作出了政改的框架，但這決定並沒有解決社會所面對的撕裂。」因此，可以預見「佔中」必會發生。

有人可能認為表達意見可以用其他方式，何須「佔中」？「佔中」必會影響市民日常生活。這是真的，但我們亦明白，提出「佔中」者都不盼望佔中，只是經過多方向政府表達意見，政府都沒有聽到。這是無可奈何的事。盼望不贊同者也存忍耐的心予以包容。而且，「佔中」的目標，是盼望香港能有更大的民主，這符合香港市民長遠的生活和益處。

「佔中」者希望以「愛與和平」來表達，我們從這幾天抗爭者所表現的克制，我們也深感安慰。但在警民對峙中，克制實在不易。可能在當中有小部分抗爭者會衝擊警方的防線，警方也可能會使用適當的武力維持秩序。但對於全副裝備、訓練精良的警方使用胡椒噴霧，及至後來使用催淚彈，對付只是拿着雨傘的群眾，尤其是那些沒有衝擊的人，我們實不能認同；牧師部對作出這決定的負責人發出譴責，呼籲警方不再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亦呼籲抗爭者要以和平和非暴力表達訴求。在這裏，我盼望當警務人員的，特別是當中的弟兄姊妹明白，我們所譴責的，不是個別的警察，而是行動背後的決策者，也希望他們在盡忠職守時，知道他們有更高的原則就是效忠上帝，公義和香港市民。我們仍對每一位盡忠和愛護市民的警務人員表示衷心的敬意。

社會正處於十字路口中，政改怎樣走下去？我們的信仰要在十字路口上作出更深的反思，教會亦要在十字路口上服侍心靈受傷的人，並以行動去見證福音的大能。

讓我們同心為香港守望。 

Martin Jacques, a pseudo-academic who hates Hong Kong

Vic, 4 October 2014

It saddens me to read Martin Jacques’s article entitled “China is Hong Kong’s future — not its enemy”, published on The Guardian on 30 September 2014.

Two days 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article, tens of thousands of Hongkongers took to the street to fight for universal suffrage. The police fired 87 canisters of tear gas at peaceful protesters but failed to clear the streets. Since then, protesters have been occupying some streets in Admiralty, Causeway Bay, Mongkok and Tsim Sha Tsui.

On 3 October, thug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police punched and kicked pro-democracy protesters, drawing blood as they tore down demonstrators’ tents and attempted to force them out. (See report by The Guardian)

The world's media are mostly in sympathy with Hongkonger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yet a “renowned British academic” (in China Daily's words) like Mr Jacques has relentlessly belittled and slandered these brave and honorable people, claiming that they are driven by a crisis of identity and a sense of displacement, and more importantly, resentment at mainlanders’ success.

I am not sure if Mr Jacques' hatred of Hong Kong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tragic death of his wife there in 2000, but he is no doubt a Sinophile. His one-sided views in praise of China's rise are presented in his book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Unfortunately, as a Chinese reviewer on Amazon.com commented: "This is another typical book by someone who lacks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nd Chinese people."

As a Hongkonger who has lived for 15 years in mainland China, I find Jacques' views in his Guardian article eerily similar to Beijing's propaganda. No wonder the China Daily happily quoted him in claiming that Beijing has undoubtedly honored its commitment to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since the handover.

To the enlightened Hongkongers, this could not be further from truth. Had Beijing truly honored its commitments, there would not have been such massive protests currently going on.

In his article, Jacques stressed that "for 155 years until its handover to China in 1997, Hong Kong was a British colony" and "all its 28 subsequent governors were appointed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His tone is identical to Beijing and the majority of mainlanders who are fooled by Beijing's propaganda into believing that Hongkongers need to thank "the motherland" for having any kind of democracy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The mainlanders can be forgiven for being fooled by a dictatorship which imposes the strictest censorship regime on its people, blocking Google, Facebook, Twitter and Youtube on the Internet. Yet, Jacques as a “renowned British academic” cannot be forgiven for his ignorance of history.

As early as 1946, there had been The Young Plan, which was a constitutional reform proposal named after the then Hong Kong Governor Mark Young attempting to introduce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in Colonial Hong Kong (see Young Plan on Wikipedia). The Young Plan unfortunately failed, and Beijing killed Hong Kong's hopes of democracy under the British afterwards (see a study of the related British files in Chinese here).

Mr Jacques made many mistakes in his Guardian article, which I don't want to refute one by one. It appalls me (forgive me for my ignorance) to know that someone so well educated in a free and democratic country could so ardently embrace a regime that massacred its own people with tanks and machine guns back in 1989 and has continued its brutal suppression of dissidents to this very day. Maybe his hatred of the west and his anger at the deficiencies of democracy has muddled his head. If not, how come he, as a Marxist, would support a regime that has totally betrayed Marx's ideals?

Mr Jacques reminds me of Eric Hobsbawm, who hated Britain and excused Stalin's genocide. But Hobsbawm, for all his faults, is truly a renowned academic, and Jacques is at most a pseudo-academic.

朱濤 - 在地面上行走的權力

世紀．空間政治   明報   2014年9月29日

編按：9月25日，大學生罷課後，途經商場遊行到禮賓府，冀特首兌現承諾，聆聽市民對政制的意見。9月26日，中學生罷課後，有人發起「重奪公民廣場」行動。以上時事都與空間權力有關。本文作者、建築師朱濤在遊行之列，9．25當天隨學生穿過金鐘的商場、天橋和花園道狹窄的行人路，到達禮賓府門口，無比深刻體驗到「在地面上行走的權力」的喪失。朱濤就以香港幾個建築群為例，談談香港漸次喪失的權力。

作為一個建築師，我想說：香港還有一個核心價值，也非常珍貴，比自由、民主等價值更具體、更有形，但它卻往往被忽視：那就是市中心的地面──我們可以在市中心舒適、自由地行走、休息、聚集，組織各種公共生活，進行集體行動的地面。它是自由、民主等價值的空間基礎。

行車至上的規劃對步行的破壞

香港是個技術官僚統治的城市。很多官員和規劃師們仍持有陳舊的觀念：地面應主要用來滿足車行交通，讓汽車開得愈快愈好。他們慣於讓快速車道和停車庫佔據地面，用三種辦法對付行人：一、壓到地下，比如尖沙嘴至尖東一帶：愈來愈多的過街人行道被欄杆封起來，行人不得不鑽到地道網裏才能穿行街區；二、抬到空中，比如政總。示威者從維園集合，一路步行，高呼口號，到這裏，積蓄起來的能量一下子全散了：遊行隊伍不得不變成單股人流，示威者個個俯首貼耳，要排隊上一部手扶梯、一部電梯和一部樓梯，經過空中平台，穿越快速幹道，才能到達這個號稱「門常開」的政府總部。這政府門前的「瓶頸效應」是對公民行動的一種多麽刻薄的打壓和戲弄？三、地下和空中結合，比如中環港鐵站到交易廣場──ifc──天星碼頭，灣仔港鐵到灣仔會展中心和灣仔碼頭。這裏特別提一下：本來從金鐘港鐵站到海濱長廊的連接，按香港的常規做法，也是地道加天橋的雙重連接。尤其像政總這樣的建築，是市民常來的公共設施，更應提供便利的公共交通。但立法會2003年一份報告說，政府擔心恐怖襲擊，決定不在政總和立法會地下建任何鐵路車站和隧道，於是才落得今天的局面：政總「門常開」，主要朝着北面海對岸尖沙嘴遊客的鏡頭開，其南面與金鐘鬧市的連接就只有一座天橋，香港市民很難走進來。

再看看中區海濱長廊，花這麼多錢填海造出來的，這麼好的景觀，公眾如何從鬧市區走過來？港島多年來依賴一層層往外填海，徵得地皮，然後慣性地在最外邊修一條快速公路，這極大地阻隔了市區行人向水邊的通達性。從天星碼頭到灣仔會展中心，這約1.5公里的海濱長廊，市區與它的主要步行連接處只有3個：中環到天星碼頭、金鐘到政總、灣仔到會展中心和灣仔碼頭。大家想一想，這三個連接，有哪一個是能讓行人體面、舒適地在地面上走過來的？

技術官僚們幾乎把維港──世界上最美的海港之一毁掉了。2007年一個調查表明，維港60%的海岸線都被快速車道和普通車道佔據，9.5%在開發建設中，只有30.5%是市民可以步行可達的。

「巨構」開發對步行的破壞

香港又是個房地產商主導的城市。在很多房地產商眼中，地面──地皮的商業價值，而不是公共空間價值，才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針對填海新地，政府的規劃長年來向房地產商傾斜，不控制街道網的尺寸和商業樓盤的佔地規模，鼓勵開放商購得的地盤尺寸愈來愈大，修建的樓盤愈來愈大，對地面公共空間的侵吞愈來愈囂張。近20年來在香港湧現了眾多「超級巨構」（mega-structures），幾乎都採用Podium+Tower的模式：用一整棟巨型商場作裙樓（podium），最大化地佔據地面，把本來屬於城市的室外公共空間一併吞食到商場室內，在裙房屋頂設置些所謂返還城市的「公共空間」，然後在上空修林立的超高層塔樓（tower）。街上的行人要穿越這些「巨構」，通常沒有選擇，只能被吸納到商場裏。而開發商剝奪了城市地面後，在裙樓屋頂上給城市補償的「公共空間」，又經常讓公眾難以企及，實際上多為空中超高層住戶和用戶專用。「超級巨構」這一開發模式直接導致香港大片公共地面喪失，轉為室內化、私有化。

西九龍的聯合廣場便是個典型例子。我的一位朋友從紐約飛到香港機場，乘機場快線到九龍機鐵站，再乘電梯到聯合廣場空中的W Hotel。請注意，他這一路接近20多個小時，都在室內環境，他踩到的地面全是人工架空或機械運動的地面，鋪着花崗石、地氈和金屬。他沒有一刻是踏到室外一小塊地面的。第二天早上，他受不了了，從空中下到地面──那是一個多麼無聊的步行環境！約13公頃的地盤被裙樓全部佔據。你在地面上環繞裙樓走一圈看看，近1.6公里的距離，沒有一個小店向街道開放，沒有一條能讓你穿行的公共街道。全是車庫出入口、排煙機口、走火通道，加上圓方商場和九龍機鐵站的門廳。在香港，這樣的「巨構」愈來愈多，愈來愈惡劣。看看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它佔地5.3公頃，由政府市區重建局和開放商聯手建設，號稱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市區重建項目。它不是在填海新地上，而是位於本來有生機勃勃的街道文化的老城區心臟地帶，卻又是要修一個Podium+Tower的「巨構」。它的商場，盤踞了絕大部分地盤，把近10條公共街道都吃到商場內部。其中最著名的街道裕民坊（Yue Man Square），連着一個社區公園、富於歷史價值的銀都戲院和很多有特色的小商舖，是觀塘市中心無比珍貴的公共空間。可在重建計劃中裕民坊被完全吞吃到商場裏面，成為室內購物廊，小公園則成了商場內庭園中的一個綠化擺設。我們知道，大多數關於重建的抗爭是私人業主向開發商爭取個人賠償費的抗爭，但我想問一下：那些屬於市民集體的公共空間──街道、公園、廣場被侵吞，失去的利益該如何計算，如何補償？香港市民如何能與這種野蠻的侵吞行為抗爭？

照這樣的趨勢，將來香港整個城區會不會就建成一個超大的、完全室內化的私有商場？我一個在科大教書的朋友，前幾年買了套住宅。我第一次去拜訪時，很震驚：這樓盤的門廳直接連着港鐵終點站。黑乎乎的港鐵站裏，判斷不出是地面層還是地下室，反正進入那個樓盤門廳，坐手扶梯就可直上裙樓屋頂，找到單元門廳再坐電梯，不經室外空間過渡，就到空中的家裏。我對朋友說你該轉到城市大學教書啊。這樣你每天可以從家裏出門，下到地下室，直接上港鐵，到九龍塘下車，在又一城商場裏，幾乎不經室外空間過渡，就一下子進到城市大學的樓裏面。這樣你可以一年365天，不用接觸室外，不會踏到真正的地面。

給香港人帶來什麼影響

在生理和心理上，我們會變種的。我們會變成不會「腳踏實地」的人，一種只習慣踩在拋光花崗石地板上，在室內煲着冷氣，在商場裏竄來竄去的動物。在中國，第一條通往西藏的高速公路修好後，正在遷徙中的藏羚羊要穿越它。它們第一次踏到水泥路面時，一下子呆在那裏，長時間不敢移動，因為它們的腳，常年習慣了踩在石頭、泥土、草皮這些質感豐富的地面上。它們從來沒踩到過這麼均質、平整的混凝土地面。它們的整個遷徙路線被人工地面切斷了──多可憐！可是，想想我們自己吧，我們與它們情况完全相反，卻同樣可憐：我們太習慣踩花崗石、混凝土地板，正在失去踩自然地面的機會和能力。我小女兒在香港出生，大部分時間在港島活動。她兩三歲時，害怕各種自然地面。我帶她去草地，我說你看這草多漂亮，上去走走吧。抱她過去，她狂叫No，把腳縮起來，不敢放到草上。我帶她去沙灘，踩踩沙子吧，又是No！我的天，這就是在市區商場裏成長的香港兒童嗎？心理分析師總喜歡考察一個人在童年時與人的互動對這個人的成長心理造成什麼影響。可是，他們難道不得考察一下：我們的孩子在市中區都踩不到真正的地面了，這會對他們的心理、生理造成什麼影響？

第二，在社會意義上，我們會徹底失去公共政治生活的基地，我們會變成「非政治」的人。也許帶全家遠離市中區居住可以緩和第一個問題，但我們無法以一己之力應對這第二個問題：市中區地面的喪失導致公共政治生活的敗落。

靠行走、聚集、佔領奪回公共空間

政治不光聯繫無形的（intangible）力量、價值和條款，也與有形的（tangible）城市空間密切相關。Politics源於古希臘語，指「關於城市、市民的事務」。這些事務在什麼地方發生？在城市，在市中心。Politics源於另一個詞Polis，意思是：城市、市民（公民）、城邦。希臘城邦Polis的中心區叫Agora，市場、集市的意思，市民們可以聚集，展開各種公共活動的地方。這樣的市區公共空間在古羅馬叫forum──廣場、論壇，同樣是羅馬共和國公共政治的基地。中國傳統中也許沒有這麼明晰的關於共和政治──公共空間的定義，但漢語「城市」包含「城」和「市」兩個字。後者「市」──市場、集市，及其衍生出來的廟會、茶樓、戲院等，就是前者「城」的核心公共空間形式。著名的《清明上河圖》，就是對北宋汴梁城中以街市為主的城市公共空間的生動描繪。總之，在歐洲共和傳統中，在中國公共性高揚的歷史年代裏，政治源於城市，公共政治生活有賴於市中心公共空間的支援。

跳到20世紀和今天：現代通訊技術的日益發達，為人們遠程交流愈來愈提供方便，但並沒有從根本上削弱公共政治與實體性公共空間之間的密切關係。1963年簇擁在華盛頓特區國家廣場上傾聽馬丁．路德．金的演講的市民，1968年湧上巴黎街頭抗爭的市民，1989年聚集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絕食的市民，2011年佔領開羅解放廣場、推翻極權的市民……他們比誰都清楚市中心的公共空間是他們建構公共政治和開展集體行動的基礎。

香港市民也有同樣的經驗：我們在1989年一起走到街頭聲援北京的民主運動，我們在2003年走出來反「二十三條」，我們在2012年佔領政總反國教，等等。這一次次抗爭，不光通過集體力量，表達了我們的民主訴求，也一次次地「身體力行」地實踐了我們對城市公共空間的權利：我們就是要靠行走、聚集、佔領，奪回本來就該屬於我們的公共空間。

在今天的香港，官商聯手，正在全面摧毁城市的公共空間。如前所述，他們將市中區的大部分地面，要麼讓車行交通佔據，要麼納入私有商場。他們在那些徹底脫離地面的商場、隧道、天橋中設置的所謂「公共空間」，大部分僅僅是驅動消極「人流」的通道──人們一旦被吸納進去，要麼只能停下來購物，要麼像鼠群般匆忙地穿過通道，無法積極地體驗、聚集、交流、互動，根本無從談起構築起任何有活力的公共生活。政府對市中心僅剩的一點點室外地面，還以各種禁令，百般控制，限制公眾的使用。比如這耗巨資、填海修出來政總巨門前的開放空間，本應是最適合表達民意的地方。但政府的嚴苛管制只允許示威者在幾塊孤立的、巴掌大的地方停留，以遏制他們大規模聚集的可能。「門常開」可悲地淪落為一個視覺上、象徵性的「開放」。官商聯手，不光大肆侵吞市區地面的商業利益，更從根本上摧毀香港公共政治的空間基礎。如果通過現有的民意表達渠道，根本無法遏制這種趨勢，公民們有權通過更有力的抗爭，保護、重建這空間基礎。

「佔領中環」，在我看來，是香港抗爭史上最有空間想像力的運動。它所提出的抗爭模式，無比直接、有力地將香港的兩套核心價值連接起來：無形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價值；有形的──市中區地面公共空間的價值。不管該運動在十月份的後果如何，我向大家提出一個長線問題，期待和大家一起探討：「佔領中環」會不會在香港催生出一場長期、全面的「啟蒙運動」，既得以讓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價值深入人心，又能激發公民們積極地投入到各種空間抗爭的運動中，最終我們得以重築香港社會，重築香港的城市空間？

2014年9月25日於添馬政總前義教

作者簡介：建築師、香港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

文／朱濤 編輯／袁兆昌

王家文 - 10月3日我看到的旺角

採訪手記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4日

和平佔中經常被指摘暴力，10月3日香港人終於看到誰更暴力，以及警方是如何對和平集會施放催淚彈，卻又如何縱容搗亂、打人、非禮。如果這一天你未有身在旺角，以下《蘋果》記者採訪手記，可以讓你知道更多：

梁振英終於做到了，曾偉雄也應該很開心。

記者由上周二罷課一直工作至今，吃過催淚彈，曾通宵留守，過去11天的經歷，本應有很多話要說，但昨天的旺角街頭，我認為有需要紀錄下來，一個記者親眼的所見所聞，一場暴徒惡行的見證者。

昨午3時15分，記者來到旺角道， 幾名反佔中人士分頭挑釁，包圍物資處，推撞學生，拉扯市民，發瘋般拆爛物資處鐵架，打爛木梯，繼而狂踩每箱樽裝水，再掟向學生。

一名年輕人遇襲，隨手拿起水樽往外掟，十多名反佔中者隨即揮拳追打，再推倒他在地上，然後是十多雙腿不斷狂踢，對，是狂踢。踢向屈曲着身體的青年，無論手、腳還是頭顱，就像要踩死一隻蟻。記者能做的，就是舉起相機把證據拍錄下來。

旺角道歷時起碼半小時的騷亂，沒有一個警察。

這班聲稱愛香港、要和諧的反佔中人士，不斷怒叫「X你老母」、「打X佢」，部份人揚言「唔夠人我再叫多啲人嚟」、「夠膽帶黃絲帶，我轉頭清你場」、「冇差佬睇住你哋死梗」。

有人帶頭挑釁，也有人負責指揮，見有人出手打人，就拉着他交頭接耳，然後退向另一處，再衝！有別上「愛港之聲」襟章的男子，在警察面前揮拳毆打佔中者，連警察也殃及，但沒警告、沒拘捕，甚至沒哼半句。

那警察在做什麼呢？下午約五時，在亞皆老街和彌敦道交界，聚集數百名反佔中人士，威嚇說要清場，光復旺角，情況越來越失控，但現場僅得十多名警員作分隔。同一時間，佔中人士築起人鏈守護主台，被辱罵、被拍打，都不作聲、不還擊。有人流淚，也有人昂首向天。

到下午六時，警方才增派人手到場，有警員說剛剛才到。其後一名警官卻在主台說，佔中人士非法集會，再不離去就會作出拘捕。

那記者看見什麼呢？一名紋身漢拿起水樽，喝了一口水，刻意向前吐向記者，站在前方的警員同樣被殃及，卻以笑臉相向。紋身漢隨手向人群投擲水樽，便衣探員依然撓着雙手無動於衷。有記者被追打，鏡頭也被扭甩，記者身旁的女孩，忽然被人掌摑，現場警察或不理、或僅勸說，施襲者一臉囂張。

那反佔中人士做了什麼呢？除了打人、打記者，投擲雜物外，當警方帶佔中者到港鐵站，那段不足50米的路程，有哭紅了眼的少女，被圍觀婦人辱罵「返去做雞啦」；有年老長者一拐一拐離開也不放過，「阿伯咒你死快啲」，向他投掟水樽和未飲過的檸檬茶，護送警員只說不要掟，「會掟親差人」；有血流披面的後生仔獲掌聲歡迎，「抵死，死唔去返去跳樓死」。

那記者看不見甚麼？記者看不見有鐵馬、有胡椒噴霧，更遑論催淚彈；記者看不見警方舉起攝錄機，到了晚上十時，也看不見警員舉起警告旗，驅散發了瘋發了狂的反佔中人士。

記者入行八年，做過不少新聞故事，也參與過很多次遊行示威，經驗告訴我，誰是暴徒誰是和平示威。昨日的旺角，我看見了一班暴徒，在警方護蔭下行使他們的暴力。

看見今天的香港，很多人心痛淚流。經歷超過七小時的暴亂，每刻我也想流淚，但我不會為這班暴徒流一顆淚，也不值得為這個政府淚流。我會用文字和相片記錄下來，因為我是記者。（《蘋果》記者：王家文）  

旺角反佔中者與佔領者衝突期間多人受傷，包括圖中身穿循道中學校服的學生口部流血，
由警員經旺角港鐵站帶離現場。學校校監兼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會長袁天佑說，
校方已聯絡學生家長，並譴責反佔中者衝擊佔領者。（劉焌陶攝）

昨日入夜後旺角多次爆發衝突，佔中者（前右，黑衣被毆者）一度希望調停，

但被一名反佔中者（前左，白點上衣者）揮拳襲擊。（李澤彤攝）

昨晚旺角衝突持續未有緩和迹象，至深夜，一批戴口罩和身上有紋身的男子，

突然加入到旺角佔領現場並與佔中者發生衝突，
戴口罩男子不斷叫囂及挑釁佔中者。（明報記者攝）

有便衣警察拿出委任證以求不遭反佔中人士追擊。王子俊攝

被扑傷頭縫四針留醫的姓熊男子，被警方以在公眾地方打交罪名拘捕。美聯社

銅鑼灣佔領現場昨傍晚突然有一批戴口罩的男子出現，

在記利佐治街把佔領者的鐵欄路障搬開，
與佔領者推撞，雙方衝突，有口罩男頸上染上血漬（中）。（明報記者攝）

An injured pro-democracy protester receives medical attention in Hong Kong.
Photograph by Alex Hofford EPA

反佔中人士暴力清場，搶去留守者的雨傘。王子俊攝

愛港之聲主席高達斌昨身繫藍絲帶（圖中穿恤衫者），

與其他反佔中者一同現身旺角衝突現場。
他昨呼籲佔中者「見好就收」，又曾表示「如果佢哋（佔中者）唔離開，
有乜流血事件，由佢哋自己負責」。（鄧宗弘攝）

李怡 - 抗爭前景在於深沉的韌性戰鬥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4日

梁振英於前晚宣佈林鄭月娥帶領相關官員短期內與學聯會面討論政改。梁振英說，會面必須要以和平非暴力及人大常委對政改作出的決定為大前提。又說自己不會辭職。

過去一周，香港和全世界傳媒都看到，學生和示威市民展現的「和平非暴力」，實在已達致破了全球示威活動紀錄的程度，相反，在和平示威面前使用暴力的正是梁振英指使下的警方；而對香港市民連年來的民主訴求施加最大暴力的，也正正是人大常委的決定。這種混淆是非的「大前提」說辭，加上《人民日報》連續三天發文，指中央決不會改變人大決定，表示「中央充份信任梁振英」，實際上已足以顯示林鄭與學聯的討論，不可能有成效。

在梁政權以催淚彈鎮壓和平示威後，有泛民和輿論認為，梁振英下台是平息事件的最低消費。根據這種主觀願望，傳出流言說中央不主張鎮壓，習近平對強硬的江派張德江不滿，有可能撤換張，連帶把梁振英也拖下台。這同25年前六四鎮壓後傳出李鵬中槍等消息一樣，一方面出自美好意願，二方面也是對絕對權力存有幻想，以為依靠最高權力層的明智，可以帶來改變。

了解專制政權的本質，就知道這一切是不可能發生的，而即使發生，也只是權力鬥爭的產物，跟實現人民自主抗爭的要求無關。一個人下台而權力結構沒有改變，根本不值得高興。

另一個說法，指2003年由於50萬人上街，促使中央撤換董建華，因而相信民意也可使梁下台。這是香港人自信示威力量的一大誤會。50萬人是2003年7月上街的，一年半後，董在2004年12月被胡錦濤訓示「查找不足」，2005年3月才以腳痛為由下台。這一年多發生了甚麼事？就是董原來想在2004年初提出的施政報告中回應03示威的訴求「還政於民」，而啟動政改諮詢。這犯了中共大忌，被中共喊停。但董更犯忌的是在04年施政報告中，把中央喊停這件事抖了出來，陷中央於不義。但中共更擔心他會傻乎乎地又再推動政改，因而必須及早把他撤換。這是董下台的真正原因，豈是中共順應香港示威民意？

一個絕對權力結構，決不會受民意支配，除非死到臨頭，不見棺材不流淚。再說，如果中共讓梁振英下台就平息了香港人爭取真普選的洶湧民意，也不是一樁好事，因為在絕對權力之下換一個特首，新特首也仍然是在專政掌控下的兒皇帝，與我們爭取的民主背道而馳。

既如此，是不是意味着香港人無論怎麼抗爭，都無法改變命運呢？也不是。我們面對的不是梁政權，而是一黨專政的龐然大物。要它屈從香港幾百萬人的意志，是很難。但一周來香港人的自覺抗爭，其實已充份體現出「強權永遠無法代替真理」。一邊是溫和到被西方世界認為過份容忍的抗議的市民，一邊是濫用暴力的特府，善惡之分太明顯。全世界的傳媒都對香港市民的抗爭予以正面評價，都支持香港人爭取最基本的政治權利，唯獨中共和港共政權、中國官方壟斷的傳媒予以否定，中共港共與世界價值的對立也太明顯。許多在大陸有利益關聯的香港著名藝人，站出來支持學生和市民的和平抗爭，顯示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們也放棄了利害取捨。梁班子的執政團隊或不作聲，或語帶保留，深恐自己不僅賠上民望還會賠上一輩子名聲，梁政權已開始潰不成軍。

宣佈由林鄭領頭與學聯會面，梁振英的大前提與學聯主張南轅北轍，雙方都知道會談不會有成效。而梁特提出會談的原因，其實就是想拖，拖到令佔領行動引起一些受影響的市民不滿，當反抗爭的民情上升，社會就會出現梁振英期待的形勢逆轉，終於「真理敵不過強權」啦。

在這種情勢下，有心爭取香港人基本政治權利的市民，必須作長期的、韌性的公民抗命。魯迅說過：「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鬥。」

韌性的公民抗命，不須政客領導，不須聽學者發號施令，相信年輕人的自發自覺，通過手機、facebook的無領袖的呼喚，集中在金鐘、銅鑼灣、旺角幾個點，時而聚集，時而散去。立法會盡可能癱瘓政府運作，社會上掀起不合作運動。有心抗爭的市民，有責任與持反對意見者討論，向所有不明底裏的、生意或生活受影響的市民解釋。這是漫長的、持久的、韌性的活動，成與敗不在於力量的強弱，而在於我們對真理的信念，和有多大韌性把抗爭持續。

十多萬人抗爭後，街道被示威者清理得一乾二淨，香港人的公民質素舉世矚目；與天安門升旗禮後滿地垃圾堆積成強烈對比。我們實在無法不支持年輕人的身份認同，以及由他們帶領抗爭。（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孔誥烽 - 要求政府承諾以全民公決政改作為結束佔領的條件——致學聯學民書

本地新聞   2014年10月4日

作者：孔誥烽（旅美香港人、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行文之時，旺角暴民的破壞與佔領義士的反制仍未結束，學聯已經擱置與政府對話。

梁振英政府在擺出對話姿勢之後，黑社會暴民便立刻出動，而且這兩天網上和街上流言四起。土共使用鎮暴隊無功而返，他們現在的策略，再清楚不過：假裝要對話換取時間，以黑社會和五毛令運動瓦解，使民眾因為怕亂而開始對運動產生懷疑。

同時中共媒體連日放出不能收回人大決議、讓梁振英下台的信息，林鄭和土共也不斷重申。可以預期，怎樣對話，他們都不可能會在這兩條綫退讓。現在學聯擱置對話，佔領人士將會遇到巨大壓力。要將行動和對政府壓力升級有大風險。什麼也不做，佔領很可能會在黑道五毛破壞下自然流失。在沒有任何成果下散水，更是對人民意志的重大打擊，前功盡廢。

在這個困難局面之下，請容許我建議佔領者和學聯、學民朋友，認真考慮向政府提出以下單一要求：

若政府承諾政改方案將交予全民公投表決，而公投的具體安排，由政府與包括學界的各派人士組成的委員會議定，則全港九佔領行動，將立刻解散。

這個提議，有以下幾個好處：

一、這不涉及中共有關人大決議和梁振英不下台的底綫；政府不答應，運動持續和升級，責任便全在政府身上。

二、爭取到重要政治發展由全港選民公決的先例與制度，意義比梁下台更大（他早晚下台，但不是現在）。

三、經歷過這次雨遮革命，香港和香港人已經完全不一樣，這是一場香港意識的革命。若佔領能在爭取到具體和意義重大的成果下結束，香港人將擺脫恐懼「一定鎮壓」的失敗主義六四情結。以後要再動員群眾，將會更為容易。

四、政府若答應，佔領結束，運動便能無縫轉型為反假普選政改的民意動員宣傳戰。因為第三，大家不用太過擔心政府方案會在公投中通過。風險比民主派内鬼投贊成票低。

五、通過公投確保否決假普選政改後，爭取真普選真自治的民主運動便能從新上路，信心滿滿地開打爭取撤回人大決議的持久戰。

六、開出公投換佔領的條件，那些說佔領是少數人騎劫全香港的說法，便不攻自破。用公投決定政改，跟以本地議會決定政改的程序在主權原則上沒有根本分別，所以不怕港獨指控。公投不同的，只是能更直接地體現全體港人意見。

這場佔領運動，對香港有劃時代的意義。成功，香港便能重生。失敗，香港便會慢慢在無聲中死去。大家都不想看到運動無功而散，甚至以悲劇告終。希望前綫諸君能放下門派之見，認真考慮商討這個建議，希望大家以「告別失敗，給成功一個機會」作為最大的公約數。

許驥 - 港漂大分裂？──在港內地人如何撐香港學生

世紀版   2014年10月4日

【明報專訊】雨傘運動爆發後，身邊的人際關係似乎都在變化。朋友張潔平在facebook上說：「香港雨傘革命已經讓我的好幾個內地在港朋友陷入了一場和內地朋友集體絕交的戰役，其慘烈程度，幾乎也不亞於雨傘革命本身了……我有時候看見港媒報道內地人對香港態度會覺得不忿，心想我和我身邊的朋友就不是這麼想啊。但另一方面看見內地朋友圈裏那些言論，真是……多看一眼都身心俱疲。」

是的──身心俱疲──這也是多日來我的感受。希望將香港正在發生的真相，盡可能多地告訴內地民眾。然而，微博新增了特別的屏蔽技巧，表面上仍可發出內容，但你所說的話不會在你的粉絲頁面上顯示──這是部分本港微博用戶享受的「特別待遇」。據說從數年前起，「香港」就已取代「台灣」，成為中國互聯網監管部門的最高級別敏感詞──有內地民眾說香港人「自以為是」，其實不然，確實是內地官方一直將香港的「地位」提升。

這幾天，微信朋友圈中的信息更令人無語。雨傘運動發生的第一天，微信上流傳最廣的是一篇文章叫〈香港是誰的？〉。雖然一看就知道是五毛文章，卻得到最多數的轉發。文章站在內地沙文主義的立場，狠批香港，閱讀量數以十萬計。文章反覆質問的，是香港的主權問題──這顯然很無厘頭，因為香港人的抗爭，並沒有針對主權歸屬，而只是在《基本法》框架內的民主。

微信上的傳言

我的部分微信上認識的人，也在轉發這篇文章，其中一位並在轉發時評論道：「轉給一些人看看。」出於好奇，我於是問其中一位轉發的人，希望知道他是怎麼看香港人的抗爭的。原來在他眼中，香港人不滿人大決定，爭取真普選的行為，就等同於「港獨」──這在他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事情。我問他，這樣的觀點從何而來？他說，周圍所有的人都這麼認為。但他不斷強調，自己絕對是支持民主的，因為這是中國未來崛起於世界之林的希望：「中國只有民主了，才能讓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心服口服。」他一面口口聲聲說，香港必須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同時，他卻沒有將香港人爭取香港民主的抗爭，視作中國民主事業的一部分。我不禁零亂──將香港隔離於中國之外的，究竟是誰？

努力培養民眾一切向「錢」看？

一種在內地極為流行的觀點是：香港因為近年經濟不景氣了，在內地面前不再有優越感，所以開始鬧。內地民眾說：會哭的孩子有奶吃。香港人這樣折騰，是為了讓中央給香港更多的優惠福利政策。八九六四之後，中國官方努力培養民眾一切向「錢」看，沒想到竟收穫這樣的效果──內地年輕人的政治意識，普遍比上一代下降了，他們總是以最接近動物本能的角度，來理解周遭發生的事。在他們眼中，只有當需要iPhone時，香港才是值得關注的。他們看到香港的繁榮，卻看不到香港何以繁榮。內地的發達城市，都是依靠中央政策傾斜造就的，沿海地區無情剝削內陸地區。以這樣的「中國模式」來看，內地年輕人推理，香港一定也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只要有不公平，就有既得利益者，而他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成為既得利益者──自由、法治、民主，不過是漂亮的外衣──這便是這代中國年輕人的「普世價值」。諷刺的是，過去內地人嘲笑香港人政治冷感的所有話，今天正好反過來成為對他們自己的詛咒。

另一個在香港中資公司上班的內地年輕人，雨傘運動那天臨近下班的時候發了一條朋友圈說，他的老闆跟員工們說：「逃命去吧。」這無疑是另一種在港內地年輕人的代表，他們對港人的抗爭十分恐懼。哦，不，應該說他們對任何涉及叛逆的言行都很恐懼。這位年輕人，工作之餘，和另外幾個內地在港年輕人合伙成立了一個社團，幫助拉攏、聯絡在港讀書的內地生，帶他們去立法會參觀，聽建制派議員吹水，以此來「認識」香港，掙維穩經費。他們經常出入中聯辦，炫耀他們的人脈關係──維穩經費有限，相互也是要競爭的。在他們看來，這也叫「做生意」，是他們在港「創業」的一部分。

春風化雨同路人

這類社團中最為著名的，則是「港漂圈」。他們一直聲稱自己只是個為在港內地生「服務」的平台，但是最近卻頻頻參與反對港人抗爭的活動。雨傘運動發生後，港漂圈號召在港內地年輕人，將對這次抗爭的想法寫下來，然後手持紙牌拍照發給他們。但是通過他們的平台發出的，是一面倒的反對佔中者，支持公民抗命的言論全都被篩選走了。被此行為激怒的內地在港學生爆料，曾經跟港漂圈交涉，得到的回應是「是否發，發什麼」取決於他們「看到合適的內容」。不甘被篩選的內地生，遂在fb成立了「內地生撐香港」專頁，讓與港人一樣在「風雨中抱緊自由」的人可以發聲。

到了現在這個時候，香港是什麼已然不重要──你看到的香港是什麼，你就是什麼。我完全能夠理解出於各種原因，沒有表態的人。但請不要發出、做出一些違反常識的言論、舉動──人之為人，是有底線的。

以前一直聽人抱怨，說香港沒有曼德拉、昂山素姬那樣的政治領袖，覺得香港的公民抗命搞不起來。然而事實證明，這樣想的人錯了──恰恰因為香港沒有能夠呼風喚雨的政治領袖，回歸十幾年來，港人真正明白一切必須靠自救。香港的覺醒，是每個香港人自己的事情。我們不相信「大海航行靠舵手」，因為我們全都是汪洋上獨自行走的扁舟，不知道什麼原因，殊途同歸走在了一起。如陳冠中28年前所寫的，我們「偶然春風化雨長大成為同路人」。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春風化雨同路人──寫給內地在港年輕人）

作者簡介：自由撰稿人

文．許驥   編輯 袁兆昌

曾慶宏 - 為什麼我們那麼在意「領袖」這回事？

2014年10月3日

【明報專訊】「沒有強烈的、單一的中心」是網絡社會（Network Society）其中一個重要特色，每個人都屬於不同的網絡中，也同時在不同網絡中遊走。「網絡」可以互相連結或排斥，它可以是一個WhatsApp的群組，可以是某個YouTuber的粉絲群，也可以是龐大至一個宗教派別，這是資訊發達後出現的新社會模式，20多年來這個模式愈來愈明顯的呈現出來。這次雨傘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正好可以把這個概念在香港社運上具體的應用一次。我關心的是在抗爭群眾當中，兩個主要網絡之間的強烈摩擦。

網絡A非常重視「去中心化」，經常提出「不要領袖」的訴求，引伸出來的行為包括對不同具社運影響力的人士的攻擊，例如泛民議員和「左膠」，甚至是運動的發起者佔中三子及學聯學民。他們反對任何形式的「騎劫」，比較極端的會認為只要該人士沒有在最前線擋過催淚彈便根本沒有資格在人群中發言，也不應該阻止其他持不同意見人士的抗爭行動，在10月1日企圖衝擊金紫荊一事中便能清楚看到這一個網絡的人對所謂「大會」的不滿。簡單來說，他們要求的是個體之間絕對的平等，對他們來說，他們追求的是「整個網絡即是網絡的中心」，他們每一個人都是運動的中心，都應該被重視。

網絡B偏向倚靠領袖的意見，他們希望運動的領袖能夠有效的代表他們提出訴求，並在行動中作出適當的指揮。這一路人十分反對混亂，特別是大大小小的衝突，甚至害怕對運動方向的不一致，如與反佔中人士對罵或與「去中心化」支持者的口角，他們希望保持運動的純粹性。他們認為自己只是運動中其中一個參加者，應以大局為重，只要適當地跟隨指揮，到應該到的地方聲援，幫忙物資站的運作，一直高舉雙手和平抗爭，寄望領袖們會把他們的力量轉化成談判籌碼，以致運動能夠取得最後勝利。

以上兩派人士在運動中的摩擦愈來愈嚴重，互相愈來愈不信任，有的更因此而退出運動，這無疑會消耗整場運動的實力，總的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

要化解這個問題，並不是要硬把兩個網絡的人同化，因為網絡社會的特色正正是拒絕單一的核心，但其實兩個網絡也並不一定要一直相斥下去，我認為兩個網絡本身同屬於一個更大的民主網絡，在「佔領直至真普選實現」的大前提下，不妨可以這樣思考：

「去中心」派（網絡A）需要知道，一個網絡的中心不會因為簡單一場講話而形成，我們不需要過於打壓個體的表達，不論是普通群眾還是意見領袖，因為網絡社會另一個特色就是信息接受者的獨立思考能力，當所謂的「領袖」在「騎劫運動」時，其實只要群眾不響應，「領袖」便無法鞏固以他為中心的網絡，反之，過分害怕被騎劫反而會令群眾缺乏思考的機會，令自己除了不斷「去中心」之外什麼都想不到，每分每秒活於憤怒與無奈之中。

不要讓內鬥發生在敵人鐵馬前

所謂「領袖派」（網絡B）也可以考慮多讓有強烈訴求人士得到發表的機會，其實很多人是因為覺得自己的看法不被重視而作出激烈行動以獲得關注，如果他們能夠有機會得到發表的空間，他們是有可能在有效的砥礪之後獲得基本共識的。具體方法例如在佔領區劃出一些討論空間，一支咪一個台，每人5分鐘，大家自己發表意見，不需要在乎每個人的發言是否跟「大會」一致，因為始終都要相信個體的獨立性，網上其實已有大量的資訊與討論，不需要懼怕大家會一下子受現場的言論唆擺。重要的是，不要讓內鬥發生在敵人的鐵馬前。

總的來說，網絡社會強調個體的高度自由與流動性，鼓勵不同中心點的出現。我們不應盲目反對一切領袖的出現，我們要相信個體本身的獨立自主性。領袖們也需要明白，群眾需要極高的知情權及行動的透明度，大家不是要聽你們不斷重複說你們不是領袖。

王菡：這是我的選擇──一個香港中大畢業的大陸青年觀點

天下雜誌獨立評論   讀者投書   2014年10月01日

剛從金鐘回來。走到添馬公園，朋友說，這大草坪，多好。

白天又和一波在大陸的朋友，或者在香港的大陸朋友，快要走到關係盡頭。他們不是腦殘，也不是白癡，他們是大陸或香港或外國一流大學畢業的研究生、博士，教育背景很好，專業遍涉文理工商社科醫法。他們是我的朋友，是很好的人，只是對這一兩年在香港發生的事，和我的看法、感受越來越不同。我沒有和他們絕交，但我知道，有些選擇註定此生不同。

我一直在想這是為甚麼，我嘗試回憶他們談論這些時候的言語措辭、表情語氣：

懷疑虛無的說：總以為真理在自己一方難免一葉障目，誰都不要覺得自己是對的，爭取的東西一定是好的。藍圖有很多種，民主未必是好的。

深謀遠慮的說：我尊重他們在做的事，但這樣在策略上是無效的，只能導致更大的混亂。

利益考量的說：經濟永遠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香港沒有籌碼，在地緣政治上，世界局勢上，它都是弱者。（好像一切不義的事情在這裏都應該被默許，因為它是彈丸之地）

沒有人喜歡被揭短，尤其當內心深處知道這是短。當他們離開中國大陸，總被人問，你知道六四嗎？一連串名字、事件拋向他們的時候，他們不會覺得這是善意的疑問。他們會認為這是一種挑釁，對他們判斷力的挑釁，智力的挑釁，於是年輕的知識精英們對此非常鄙夷。他們會自信的說，我的國家很好。內心的不確定和空虛，也會化為一種憤怒：你憑什麼站在道德高地上，用這樣的優越感質問我？！

大陸人對苦難是有共鳴和感情的，對於那些他們認為屁大點事就鬧的地方，很看不慣。同樣都是人，我們一直這樣生活也沒見怎麼樣，你憑什麼。我們有地溝油、毒奶粉，我們還是長大了；我們小學戴紅領巾，大學考毛鄧馬，寫的文章、做的雜誌也比你們強，拿到外國名校offer的也比你們多，你們憑什麼。文革過去也有楊絳、木心這樣高貴的靈魂，極權國家反而有更豐富、優秀的作者。你們長著一張沒有被欺負過的臉，過著媚俗的生活。

他們覺得只有忍耐，深深的忍耐，在自己盡可能的範圍爭取生存，博弈，有一天才有資格有資本和世界說不。他們說這條路很漫長，你們急什麼。百年大計，豈容一時激進而毀於一旦。

去年，朱嘉明先生來中大，和盧思騁、張秀賢對話，題目是：關於理想的世代對話。他說，在歐洲教書這麼多年，每次回到中國，那裏的孩子總是那麼沈重，沒有歐洲年輕人的熱情和輕鬆。（我第一次見到這種熱情和輕鬆，是在台灣）他說，你們這一代沒有經歷過政治迫害，沒嘗過饑餓的滋味，為甚麼活得這麼沈重，好像時刻在憂慮生存。如果父母吃過的所有苦，變得富裕了，是為了告訴孩子，你應該像我們一樣隱忍，才能不再貧賤的活著，那真的太悲哀。

是，我們在還沒長大的時候就老了。這樣的印記太深太深，難以擺脫。他們說世界只認得那個成事者，於是他的手段也都是策略，變得正當。一個理想主義的loser註定會後悔的。他們不相信沒有經濟保障，可以過有尊嚴的生活，不相信正直、公益、不求回報。他們不能明白，西西這樣的作家，許鞍華這樣的名導演，也可以安於不買房子過著普通生活，他們不能明白，文人不做公知沒有圈子，也可以活得很自在。因為確實沒見過，見過也被騙過。

我想起《過於喧囂的孤獨》的結尾，面對進步的系統，無可逆轉的時代，廢紙打包工漢嘉最終把自己打包了：「我不去梅朗特立克印刷廠的地下室捆白報紙，我像塞內加一樣，像蘇格拉底一樣，我選擇了倒在我的壓力機裏，倒在我的地下室，也就是說在這裏升天。雖然壓板已在擠壓我所在下巴底下的雙腿和其他部位，我拒絕被趕出我的天堂，我在自己的地下室，沒有人能把我從這裡趕出去，沒有人能把我調離這裡。一個書角頂著我的一根肋骨，我不由得呻吟起來，我彷彿註定要在自己製造的刑具上認識最後的真理。」

今天我的選擇純屬個人選擇，你甚至可以說它處於某種自私，它不是行動策略，沒有想過要為大多數人的明天。但這是我的選擇，如果你是我的朋友，我甚至不苛求你理解的選擇。

明天很令人擔心，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但今夜，還是祝所有人晚安。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的大陸青年，曾來台交換學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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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難得的好文章。

令我想起兩段話：

「籠裡出生的鳥認為飛翔是一種病。」－－Alejandro Jodorowski

「中國的青年也許有些老成世故，但不是真的老成世故，而是受過傷害之後的疤痕痂繭，看起來好像年紀大了，但卻沒機會成長，如同樹幹被砍了一刀，樹幹結了個痂節，長得粗壯，看起來老了，但其實是病了。」－－陳雲

有沒有發現，很多大陸精英相信，香港人近年對大陸這麼多不滿，主要是因為香港經濟相對於大陸沒落了，失去了昔日的優越感？

如果你真的明白中港兩地的人如此不同，你還認為應該促進中港融合而非中港區隔嗎？

張大風 - 台灣媒體出現「宣傳指示」，淡化香港佔中運動

獨立媒體   2014年10月1日

（獨媒特約報導）近日有報導指，台灣媒體對香港佔中冷處理，引起學者及評論人批評。獨媒取得一份據說是「今日新聞網」（NOWnews）的備忘錄，類似大陸媒體內部常見的「宣傳指示」，內容相當詳細，包括「不報太多，不要太突出」、「不要有攻擊大陸對港政策」等等。同時，指示中亦提及「詢問過合作伙伴」，但並無明確指出「合作伙伴」是誰。

該份「宣傳指示」全文為：

「麻煩各中心，有關香港占中的報導，我已經詢問過合作伙伴，建議低調、平衡、客觀報導。所謂的低調就是不報太多，不要太突出；平衡就是不能只報學生行動，還要有大陸官方聲明，也要報香港官方態度；客觀即不要有偏向占中者的傾向性，特別是臺灣獨派勢力聲援香港占中行動慎報。最重要的是注意不要有攻擊大陸對港政策，甚至反駁對台一國兩制的內容，不要有台灣太陽花對香港的支持，以及更不能否定大陸對台方針政策的相關內容。」

據《維基百科》的資料，「今日新聞網」是台灣第二大新聞網，由「今日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經營，屬今中華聯合集團成員。合作伙伴包括Yahoo!奇摩、鉅亨網、YAM蕃薯藤、中華電視公司、新浪台灣與MSN台灣等等。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戴瑜慧對這份「宣傳指示」也感到非常震驚，認為是嚴重剝奪了讀者知情權。同時，亦解釋了為何近日台灣媒體淡化報導香港罷課及佔中運動。

9月22日，香港罷課，台灣的《聯合報》及《中國時報》隻字不提，大部份電視新聞也很少提及，有淡化之嫌。到了27日，不少讀者及評論人開始批評台灣媒體淡化香港罷課及佔中運動，包括著名作家張大春於28 日在面書上批評台灣媒體淡化事件。9月29日，即28日晚上警察向示威者發放催淚彈之後，除了《中國時報》仍然獨漏外，所有媒體也開始報導了 。

到了29號，其他三大報都以頭版處理香港鎮壓新聞，只有中國時報依舊冷處理，在頭版隻字不提。到了30號，香港鎮壓已經成為國際重要新聞，中國時報不能再以淡化方式對待，卻以「亞幣暴走貶值」做為頭條新聞，以恐嚇訴求的手法，企圖讓閱聽人認為香港抗爭會造成經濟危機。

這份「宣傳指示」的格式及行文，極像中國大陸中宣部控制媒體的做法，現在竟然移植到台灣來。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媒體會受到官方控制，但一般只是上司口頭或用紙條告訴前線記者，不會膽敢發出如此正規的指示。

戴教授分析，台灣媒體新聞自由受到大陸官方影響及控制，特別在2008年京奧之後浮上檯面，中國政府鑑於不少外國媒體批評中國人權及政治問題，所以，經過幾次以「文化走出去」為題的會議後，有系統地收購包括台灣以內的媒體，其中以旺旺集團蔡衍明最為注目，曾引起反媒體壟斷運動。但是，這次「今日新聞網」事件說明，已不是個別媒體的問題了。

李怡 - 香港來到最重要的歷史時刻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1日

這幾天，如李碧華所言，香港人經歷了一次「後六四噩夢」，許多一向不問政治的人都說：他們熟悉的香港變陌生了。超級梁粉羅范椒芬也指警方的處理方法激發民憤，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哽咽說不忍心香港沉淪下去。執政團隊中人尚如此，其他有自由心智者可想而知。

香港為甚麼會變得陌生？港大學生會新一期《學苑》的「苑論」說：「二零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我們都從焦躁不安的夢中醒來，四周如常，天空陰霾，卻發現每個人都變成一隻隻大得嚇人的蟲，只能在暗處等待死亡，如卡夫卡《變形記》般的絕望。」文章提醒我們幾個值得記憶或警惕的年份：1842，2047，1949，1984。「香港歷史寫到這裏看似快將完結，若一八四二年是香港的起點，二零四七年是否就是香港的盡頭？一個漁村小港演變成世界大都會，等着香港的是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普通城市，東方之珠是否來到我們這一代就化為灰燼？」

帶來絕望的首先是1949。就在65年前的今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宣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經歷抗戰和國民黨貪腐政權時代的筆者，懷着對新中國的殷切期待，曾經那麼「愛國」，曾經相信中共建立的是一個「人民政權」，而其後的現實演變則告訴我們，所有被賦予「人民」稱號的事物，其實質含義都是「黨」。當一個希望升起又破滅之後來到八九年六四，那是中共建政40周年，民運中一首詩寫道：「我剛懂事時就愛上了你/你是世上最好的女人/而昨夜的風/吹掉了你溫情的面紗/露出一張四十歲女人/奇形怪狀的臉。」

這張奇形怪狀的臉，繼承了中國二千多年的專制主義政治傳統，加上傳承蘇共的一黨專政，使專權政治更趨極端。中國帝皇時代仍有諫官、史官，有知識分子批評時政的諫議道統，而皇帝作為天子也畏天。有熟讀二十四史的學者說，中國兩千多年的救災活動中，救水災旱災火災惟獨不救地震災，因為這無法預防的災害被認為是上天對帝皇的「天譴」，皇帝因此會下「罪己詔」，並減輕賦稅，以利民生。但在中共專政之下，1957年反右滅了社會上批評時政的道統，1959年反右傾則滅掉了黨內諫議之聲，從此權力無邊無際，加上無神論哲學的不信神不信天，最高權力不須「罪己」，故權力是全無制約的絕對，不僅「無法」更是「無天」。中共建立的是中國有史以來最絕對的極權政體。

中共建政前各大城市的租界，給中國專權政治留下了言論自由的空間，保護和孕育了報業、作家和知識分子。而最大的租界香港，則發展了西方的文明，既支援中國大陸的民主力量，也庇護了避秦而來的百姓。1842年開始創設的香港文明社會，到1984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就開始了厄運。真是那麼巧，正正是英國作家奧威爾所預言的《1984》，它描述一個令人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權力為目標的極權主義社會，而1984遂成為對香港文明的詛咒。

香港人享受英國殖民者帶來的自由法治，對1984的警號沒有醒覺，以為不必抗爭就可以得到的權利，也可以在「五十年不變」的保證下延續。六四是一場噩夢，這噩夢喚醒香港人的，是要支援和爭取中國大陸實現民主，而期待可以由此恩賜給香港民主或自由法治的保障。回歸十多年的歷史，證明這只是一場春夢：中國的政改毫無寸進，走向民主哪怕只是小小一步也遙遠無期，而世界上最極端的專權體制則一步步滲透香港，在地下黨員掌大權後更全面擴展權力，使香港的文明體制瀕於崩潰。2014年8月31日，宣告中國特色的選舉制度以至專權政治將要正式登陸香港。它的象徵就是原定在今日的「國慶煙花」中出現23次的簡體字「中国人」。尊貴的香港人身份將被奴化的「中国人」取代。但香港人終於醒覺了，從年輕一代開始，決心丟掉所有對專制政權的幻想，不再相信一切對未來的承諾和善頌善禱的謊言，為保衞我們原有的自由法治和價值體系，香港人投入自主自立的抗爭。

會有出路嗎？會有成果嗎？這條自主之路崎嶇艱難嗎？不能考慮也毋須考慮了，因為這是文明對抗野蠻的必由之路，是走向自由而不甘於接受奴役之路。文明未必在2047年終結，它有可能提前到來，也有希望因抗爭而得救。不要被強權嚇倒，即使你害怕。1984帶給香港最壞的時代。2014的覺醒抗爭帶來最好的時代。香港人從認命，走向抗命，因為我們認清公民抗命是人權中的「反對權」。一如《學苑》所說：「香港來到最重要的歷史時刻了，香港不可以就此死亡。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年代。魯迅如是說。」（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馬傑偉 - TVB新聞

明報   2014年10月1日

佔鐘初期，單看TVB，你會覺得學生莽撞、群眾衝擊政總，暴力的禍首是示威者。因為TVB用大量政府及警方的語調，去「客觀」描述新聞。但所有在現場的群眾與圍觀者，所觀所感所看所思，都與官方描述有極大落差。是警方衝擊、拘捕，大言不慚明屈學生「襲警」。你把年輕人按下去，他本能反應掙扎一下就是襲擊！？大軍壓境你叫人如何襲警？

現場的人都被青年人感染——他們有禮、純良、關照別人、想清想楚，甚至有點小學雞的語氣：例如叫大家，排好隊！靠左行！聽上去好像一個個小班長。他們背包掛「鬆弛熊」和「多啦A夢」，你說他們是暴民！？他們自發關心時事，守望相助，互相照應，我在現場就覺得是「新聞」。新，因為前所未見。這是新世代的蛻變。人情味、世代變化、社會效應，凡此種種，都是「好新聞」的上佳元素。如果沒有順從、討好政權的考慮，TVB新聞出來會是另外一個面目。為什麼看TVB，會覺得，上街是壞孩子，鎮壓他們是理所當然？可恨的是，免費電視有聲有畫，只有TVB獨家，別無選擇（今天ATV已是不堪入目，不能視為選擇）。

但今次運動實在前所未有，TVB也不得不鬆一鬆手，在催淚彈爆發之後，警察「兜口兜面」噴胡椒的畫面實在太離譜，記者都深入現場，你編輯方針如何親建制，也不得不兼顧事實發展。當民眾不怕警方武力，再聚起來和平集會，似乎TVB又軟化了一點。民情傾向示威者，TVB前線記者都覺得不合理，管理層似乎又稍為顧及專業的尊嚴。但若政權得勢，TVB很可能又會趨炎附勢。現場角力，滲透於傳媒、政客；新聞背後還有深層的權力拉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