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濤 - 在地面上行走的權力

世紀．空間政治   明報   2014年9月29日

編按：9月25日，大學生罷課後，途經商場遊行到禮賓府，冀特首兌現承諾，聆聽市民對政制的意見。9月26日，中學生罷課後，有人發起「重奪公民廣場」行動。以上時事都與空間權力有關。本文作者、建築師朱濤在遊行之列，9．25當天隨學生穿過金鐘的商場、天橋和花園道狹窄的行人路，到達禮賓府門口，無比深刻體驗到「在地面上行走的權力」的喪失。朱濤就以香港幾個建築群為例，談談香港漸次喪失的權力。

作為一個建築師，我想說：香港還有一個核心價值，也非常珍貴，比自由、民主等價值更具體、更有形，但它卻往往被忽視：那就是市中心的地面──我們可以在市中心舒適、自由地行走、休息、聚集，組織各種公共生活，進行集體行動的地面。它是自由、民主等價值的空間基礎。

行車至上的規劃對步行的破壞

香港是個技術官僚統治的城市。很多官員和規劃師們仍持有陳舊的觀念：地面應主要用來滿足車行交通，讓汽車開得愈快愈好。他們慣於讓快速車道和停車庫佔據地面，用三種辦法對付行人：一、壓到地下，比如尖沙嘴至尖東一帶：愈來愈多的過街人行道被欄杆封起來，行人不得不鑽到地道網裏才能穿行街區；二、抬到空中，比如政總。示威者從維園集合，一路步行，高呼口號，到這裏，積蓄起來的能量一下子全散了：遊行隊伍不得不變成單股人流，示威者個個俯首貼耳，要排隊上一部手扶梯、一部電梯和一部樓梯，經過空中平台，穿越快速幹道，才能到達這個號稱「門常開」的政府總部。這政府門前的「瓶頸效應」是對公民行動的一種多麽刻薄的打壓和戲弄？三、地下和空中結合，比如中環港鐵站到交易廣場──ifc──天星碼頭，灣仔港鐵到灣仔會展中心和灣仔碼頭。這裏特別提一下：本來從金鐘港鐵站到海濱長廊的連接，按香港的常規做法，也是地道加天橋的雙重連接。尤其像政總這樣的建築，是市民常來的公共設施，更應提供便利的公共交通。但立法會2003年一份報告說，政府擔心恐怖襲擊，決定不在政總和立法會地下建任何鐵路車站和隧道，於是才落得今天的局面：政總「門常開」，主要朝着北面海對岸尖沙嘴遊客的鏡頭開，其南面與金鐘鬧市的連接就只有一座天橋，香港市民很難走進來。

再看看中區海濱長廊，花這麼多錢填海造出來的，這麼好的景觀，公眾如何從鬧市區走過來？港島多年來依賴一層層往外填海，徵得地皮，然後慣性地在最外邊修一條快速公路，這極大地阻隔了市區行人向水邊的通達性。從天星碼頭到灣仔會展中心，這約1.5公里的海濱長廊，市區與它的主要步行連接處只有3個：中環到天星碼頭、金鐘到政總、灣仔到會展中心和灣仔碼頭。大家想一想，這三個連接，有哪一個是能讓行人體面、舒適地在地面上走過來的？

技術官僚們幾乎把維港──世界上最美的海港之一毁掉了。2007年一個調查表明，維港60%的海岸線都被快速車道和普通車道佔據，9.5%在開發建設中，只有30.5%是市民可以步行可達的。

「巨構」開發對步行的破壞

香港又是個房地產商主導的城市。在很多房地產商眼中，地面──地皮的商業價值，而不是公共空間價值，才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針對填海新地，政府的規劃長年來向房地產商傾斜，不控制街道網的尺寸和商業樓盤的佔地規模，鼓勵開放商購得的地盤尺寸愈來愈大，修建的樓盤愈來愈大，對地面公共空間的侵吞愈來愈囂張。近20年來在香港湧現了眾多「超級巨構」（mega-structures），幾乎都採用Podium+Tower的模式：用一整棟巨型商場作裙樓（podium），最大化地佔據地面，把本來屬於城市的室外公共空間一併吞食到商場室內，在裙房屋頂設置些所謂返還城市的「公共空間」，然後在上空修林立的超高層塔樓（tower）。街上的行人要穿越這些「巨構」，通常沒有選擇，只能被吸納到商場裏。而開發商剝奪了城市地面後，在裙樓屋頂上給城市補償的「公共空間」，又經常讓公眾難以企及，實際上多為空中超高層住戶和用戶專用。「超級巨構」這一開發模式直接導致香港大片公共地面喪失，轉為室內化、私有化。

西九龍的聯合廣場便是個典型例子。我的一位朋友從紐約飛到香港機場，乘機場快線到九龍機鐵站，再乘電梯到聯合廣場空中的W Hotel。請注意，他這一路接近20多個小時，都在室內環境，他踩到的地面全是人工架空或機械運動的地面，鋪着花崗石、地氈和金屬。他沒有一刻是踏到室外一小塊地面的。第二天早上，他受不了了，從空中下到地面──那是一個多麼無聊的步行環境！約13公頃的地盤被裙樓全部佔據。你在地面上環繞裙樓走一圈看看，近1.6公里的距離，沒有一個小店向街道開放，沒有一條能讓你穿行的公共街道。全是車庫出入口、排煙機口、走火通道，加上圓方商場和九龍機鐵站的門廳。在香港，這樣的「巨構」愈來愈多，愈來愈惡劣。看看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它佔地5.3公頃，由政府市區重建局和開放商聯手建設，號稱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市區重建項目。它不是在填海新地上，而是位於本來有生機勃勃的街道文化的老城區心臟地帶，卻又是要修一個Podium+Tower的「巨構」。它的商場，盤踞了絕大部分地盤，把近10條公共街道都吃到商場內部。其中最著名的街道裕民坊（Yue Man Square），連着一個社區公園、富於歷史價值的銀都戲院和很多有特色的小商舖，是觀塘市中心無比珍貴的公共空間。可在重建計劃中裕民坊被完全吞吃到商場裏面，成為室內購物廊，小公園則成了商場內庭園中的一個綠化擺設。我們知道，大多數關於重建的抗爭是私人業主向開發商爭取個人賠償費的抗爭，但我想問一下：那些屬於市民集體的公共空間──街道、公園、廣場被侵吞，失去的利益該如何計算，如何補償？香港市民如何能與這種野蠻的侵吞行為抗爭？

照這樣的趨勢，將來香港整個城區會不會就建成一個超大的、完全室內化的私有商場？我一個在科大教書的朋友，前幾年買了套住宅。我第一次去拜訪時，很震驚：這樓盤的門廳直接連着港鐵終點站。黑乎乎的港鐵站裏，判斷不出是地面層還是地下室，反正進入那個樓盤門廳，坐手扶梯就可直上裙樓屋頂，找到單元門廳再坐電梯，不經室外空間過渡，就到空中的家裏。我對朋友說你該轉到城市大學教書啊。這樣你每天可以從家裏出門，下到地下室，直接上港鐵，到九龍塘下車，在又一城商場裏，幾乎不經室外空間過渡，就一下子進到城市大學的樓裏面。這樣你可以一年365天，不用接觸室外，不會踏到真正的地面。

給香港人帶來什麼影響

在生理和心理上，我們會變種的。我們會變成不會「腳踏實地」的人，一種只習慣踩在拋光花崗石地板上，在室內煲着冷氣，在商場裏竄來竄去的動物。在中國，第一條通往西藏的高速公路修好後，正在遷徙中的藏羚羊要穿越它。它們第一次踏到水泥路面時，一下子呆在那裏，長時間不敢移動，因為它們的腳，常年習慣了踩在石頭、泥土、草皮這些質感豐富的地面上。它們從來沒踩到過這麼均質、平整的混凝土地面。它們的整個遷徙路線被人工地面切斷了──多可憐！可是，想想我們自己吧，我們與它們情况完全相反，卻同樣可憐：我們太習慣踩花崗石、混凝土地板，正在失去踩自然地面的機會和能力。我小女兒在香港出生，大部分時間在港島活動。她兩三歲時，害怕各種自然地面。我帶她去草地，我說你看這草多漂亮，上去走走吧。抱她過去，她狂叫No，把腳縮起來，不敢放到草上。我帶她去沙灘，踩踩沙子吧，又是No！我的天，這就是在市區商場裏成長的香港兒童嗎？心理分析師總喜歡考察一個人在童年時與人的互動對這個人的成長心理造成什麼影響。可是，他們難道不得考察一下：我們的孩子在市中區都踩不到真正的地面了，這會對他們的心理、生理造成什麼影響？

第二，在社會意義上，我們會徹底失去公共政治生活的基地，我們會變成「非政治」的人。也許帶全家遠離市中區居住可以緩和第一個問題，但我們無法以一己之力應對這第二個問題：市中區地面的喪失導致公共政治生活的敗落。

靠行走、聚集、佔領奪回公共空間

政治不光聯繫無形的（intangible）力量、價值和條款，也與有形的（tangible）城市空間密切相關。Politics源於古希臘語，指「關於城市、市民的事務」。這些事務在什麼地方發生？在城市，在市中心。Politics源於另一個詞Polis，意思是：城市、市民（公民）、城邦。希臘城邦Polis的中心區叫Agora，市場、集市的意思，市民們可以聚集，展開各種公共活動的地方。這樣的市區公共空間在古羅馬叫forum──廣場、論壇，同樣是羅馬共和國公共政治的基地。中國傳統中也許沒有這麼明晰的關於共和政治──公共空間的定義，但漢語「城市」包含「城」和「市」兩個字。後者「市」──市場、集市，及其衍生出來的廟會、茶樓、戲院等，就是前者「城」的核心公共空間形式。著名的《清明上河圖》，就是對北宋汴梁城中以街市為主的城市公共空間的生動描繪。總之，在歐洲共和傳統中，在中國公共性高揚的歷史年代裏，政治源於城市，公共政治生活有賴於市中心公共空間的支援。

跳到20世紀和今天：現代通訊技術的日益發達，為人們遠程交流愈來愈提供方便，但並沒有從根本上削弱公共政治與實體性公共空間之間的密切關係。1963年簇擁在華盛頓特區國家廣場上傾聽馬丁．路德．金的演講的市民，1968年湧上巴黎街頭抗爭的市民，1989年聚集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絕食的市民，2011年佔領開羅解放廣場、推翻極權的市民……他們比誰都清楚市中心的公共空間是他們建構公共政治和開展集體行動的基礎。

香港市民也有同樣的經驗：我們在1989年一起走到街頭聲援北京的民主運動，我們在2003年走出來反「二十三條」，我們在2012年佔領政總反國教，等等。這一次次抗爭，不光通過集體力量，表達了我們的民主訴求，也一次次地「身體力行」地實踐了我們對城市公共空間的權利：我們就是要靠行走、聚集、佔領，奪回本來就該屬於我們的公共空間。

在今天的香港，官商聯手，正在全面摧毁城市的公共空間。如前所述，他們將市中區的大部分地面，要麼讓車行交通佔據，要麼納入私有商場。他們在那些徹底脫離地面的商場、隧道、天橋中設置的所謂「公共空間」，大部分僅僅是驅動消極「人流」的通道──人們一旦被吸納進去，要麼只能停下來購物，要麼像鼠群般匆忙地穿過通道，無法積極地體驗、聚集、交流、互動，根本無從談起構築起任何有活力的公共生活。政府對市中心僅剩的一點點室外地面，還以各種禁令，百般控制，限制公眾的使用。比如這耗巨資、填海修出來政總巨門前的開放空間，本應是最適合表達民意的地方。但政府的嚴苛管制只允許示威者在幾塊孤立的、巴掌大的地方停留，以遏制他們大規模聚集的可能。「門常開」可悲地淪落為一個視覺上、象徵性的「開放」。官商聯手，不光大肆侵吞市區地面的商業利益，更從根本上摧毀香港公共政治的空間基礎。如果通過現有的民意表達渠道，根本無法遏制這種趨勢，公民們有權通過更有力的抗爭，保護、重建這空間基礎。

「佔領中環」，在我看來，是香港抗爭史上最有空間想像力的運動。它所提出的抗爭模式，無比直接、有力地將香港的兩套核心價值連接起來：無形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價值；有形的──市中區地面公共空間的價值。不管該運動在十月份的後果如何，我向大家提出一個長線問題，期待和大家一起探討：「佔領中環」會不會在香港催生出一場長期、全面的「啟蒙運動」，既得以讓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價值深入人心，又能激發公民們積極地投入到各種空間抗爭的運動中，最終我們得以重築香港社會，重築香港的城市空間？

2014年9月25日於添馬政總前義教

作者簡介：建築師、香港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

文／朱濤 編輯／袁兆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