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傑辭職發言全文

【明報專訊】主席，昨日我已按照立法會條例第14條，向立法會秘書處遞交了辭去本人立法會議員職位的通知書，辭職會在1月29日生效。現在，我謹按議事規則第28A例，解釋我決定辭職的理由。

主席，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是普世人類的權利。按照《基本法》的保證，盡早實施全民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是香港絕大多數市民的期望。2003年50萬人七一大遊行，表達了反對強行通過23條立法，及要求 07、08雙普選的強烈訴求。2004年七一大遊行，更以07、08雙普選作單一口號，再有數十萬人上街。香港人早已明白，民主與人權、自由、法治是分不開的。

本人在2004年及2008年參選立法會，目標就是在議會之中，代表香港市民爭取一人一票，普及和平等的選舉。香港人無論有權無權、有錢無錢、無分貴賤，都享有一樣的尊嚴，參與建設一個我們想要的家。今日，我的辭職並不是代表我放棄這個目標，反而是藉着我和另外4位議員辭職，將這個目標更有力地推進一步。

其實民主，不但和保障人權、自由、法治分不開；民主與經濟、民生，由誰來決定公共資源如何運用，能否推動平衡的公共政策和改善社會上的不公平現象，同樣是息息相關。沒有公平的制度，就沒有平衡的政策，公道的社會。

香港現行的制度，顯然是不公平的。香港市民無權選特首，共有800名選舉委員會的成員有這個權利，而800名選委之中，只有30名立法會直選議員直接由全體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其他委員，絕大部分由功能界別所推選，誰要選特首，都要爭取這些業界代表而不是市民大眾的支持。這個制度，造成政府政策，結構性向工商界利益傾斜。

在立法會方面，330多萬廣大市民，只能選30名議員，另外30席則由不夠23萬選民選出，而30席功能界別議席中的24席，更由總數少於5萬選民選出，但在分組點票機制之下，15名功能界別議員的反對，已足夠否決任何議員議案。在這情况之下，攸關民生與推動民主的議案，一次又一次地被本會否決。不斷的內耗，造成市民、政府和香港三輸的困局。

這個不公平的制度必須改變，不但為了人權法治、不但為了經濟民生、更為了良好管治，政通人和。政制改革是關鍵和迫切的要務。

達致普選，就是要取消功能界別議席，然而特區政府2005年以及2009年的政改方案都不願提出任何改變、減少和取消功能界別的建議。2009年 11月18日，當局提出了所謂政改諮詢文件。既無路線圖，更無就市民要求實現普選的渴求，作出半點承擔。最令人憤怒的是，雖然政府公開承認功能組別的選舉，不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但在取消功能組別的核心問題上，則向本會多次表明：由於取消功能界別的建議不會得到大部分功能界別議員的支持，所以不會提出這些建議，要留待2017年後才處理。

再看行政長官選舉，政府方案是把800人的選舉委員會增加至1200人，直接加大了3個基於功能界別的議席，但論其「民主成分」，則比05年方案還低。

主席，如果政府會否取消功能議席要先問功能界別議員是否同意，而功能界別議員要清楚表示不同意，即是實施普選的進程已墮入困局。

既然在取消功能議席這重大問題上，議會已陷入困局，政府亦無意斡旋，那就應該交付全民表態決定，以打破困局。香港沒有公投法，但是按照《立法會條例》，本會議員可以依法辭職，而議席出缺，當局就須按照法例舉行補選。5區舉行補選，每位市民都有權投票，每票等值，透過票箱，表示對廢除功能組別是否支持，而選民的支持度藉選票數目量化，實質上就成了變相公投，讓市民清楚表態。雖然在法律上不能強制政府廢除功能界別，但是，我相信，這麼直接而清晰，量化的表態，必能構成重大的力量，特區與中央當局，以至功能界別的議員和選民，都不逆民眾的意向而行。

雖然我從政日子不長，但我深信只要秉持重原則、行公義的精神，市民是會理解和支持的。為了推動這個目標，為所有選民爭取這個投票權，我的辭職是積極正面，有意義而完全值得的。我的辭職所表達的，是為了貫徹讓市民行使公民權利的信念，亦表達對廣大市民的信任。香港的民主運動，不會停滯於遊行、請願，而是會邁向直接參與。我希望我的辭職，會推開大門，讓民主運動踏入新階段。

梁家傑 2010年1月27日

陳雲 - 變相 (香港文字學系列．三十一)

2010年1月28日

五區補選，全民決志。新聞文字也有所謂「協同效應」的，例如一月十六日反高鐵的示威者「包圍立法會，衝擊鐵馬」，被政府和某些傳媒協同文字之後，二合為一，變作「衝擊立法會」，和平青年被誣為「暴民」了。政府的鳥籠政改方案推出之後，社民連以投票明志之方式發起抗議運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口號推出不久，語言變相，也節縮成為「五區公投」，再自變為「全民公投」、「全民起義」。政治進入web世代，可謂開足turbo，一日已經太長矣。

古今之義

變相乃佛教術語，將佛經故事，如佛陀成佛經歷、凈土之福樂等，繪成壁畫，使凡人皆懂，見而起誠敬之心，謂之變相，猶如口述佛教故事之白話本，謂之變文。變相流行於古印度及中國六朝與隋唐，國主崇佛之際，後世僧權旁落，壁畫式微。然則，頗多佛教用語，如投機、傾偈、心心相印、天花亂墜等，後來變為日用語彙，詞義便粗淺起來。「變相」成為日常語彙之後，唐宋之義，有如神仙或妖精變形、變身或化身；明清之後，則成了套語，假其虛名而無其實事，借用掩眼之法，達致目的，以免露出真面目也。此詞略帶貶義。例如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辦公人員向市民索取幾元錢飲茶，便被傳媒譏諷為「變相貪污」；年前傳媒報道鐵路公司取消學童優惠或月票，便說是「變相加價」；近日報道領匯強迫租戶換上豪華裝潢，之後瘋狂加租，便說是「變相逼遷」；報道外判公司任意延長清潔工之工時而不給予適當補薪，便說是「變相減薪」，工會斥為「變相剝削」。

變相公投並非良詞，正當的講法，是「間接公投」；若借用民初中國的政治術語，如汪精衛政府「曲線救國」之論，也可說是「曲線公投」。說自己搞的是「變相公投」，實有主動揭露自己蒙騙市民之意，有如英文的white lies（白色謊言、善意謊言）。異議者無權無勢，應擁有更多自由，以政治風度而言，強勢者應保持克制及優雅，弱勢者可容許放肆與賴皮，社民連乃仗義之屠狗輩，以丐幫弟子自我解嘲，吾人也不應以小節拘束之。

五區補選，全民決志

游詞詭語，奸猾之執政者常用，被迫走向偏鋒的民間抗爭者，也會玩弄文辭，虛張聲勢，萬一執政者捕風捉影，向稻草人萬箭齊發，便可收「草船借箭」之效，平添實力焉。議員總辭及用補選脅迫選民回應之策，在二○○三年反二十三條國家安全立法時有人倡議，可惜民主派認為貿然辭職，反而危險，此議遂無疾而終。二〇〇七年馬力病逝之後，議席出缺，陳方安生與葉劉淑儀在港島區參選，起初也有民主與專權對決之意味，但選戰展開之後，議程混雜，始終是一對政壇舊人對決而已。

社民連提出「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一開始便是政治賭博，底牌只是社民連三名議員總辭，既不是日本式的內閣總辭，也不是德國式的同盟議員總辭。至於公投，只是參選黨派以民主或不民主之政綱競選而引起之全民投票選擇而已。 選舉論壇掀起社會辯論而投票，全體選民以投票方式，明示爭取民主普選之決心，功效比起民意調查更為堅實可靠。表示志向，古語謂之「明志」，此港人「明志」之過程，大可借用基督教之「決志」一詞，下定決心、表明志向也。至於大陸的「表態」一詞，有強迫之意，不可用。弱勢搞政治，要層層遞進，步步為營，應以「五區補選，全民決志」打開頭陣，暗渡陳倉，靜待選戰展開，水到渠成，再激進不遲。 選舉論壇之上，胡言亂語，輿論也會寬忍也。

弱勢從政，知己知彼

「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如實描述，是「五區請辭，全港補選」，這也是攻擊公投行動的親共報章被迫採取的客觀之語。公、社聯盟一開始便說是「變相公投」，輿論也將「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壓縮為「五區公投」，再進展為「全港公投」、「全民公投」。公、社聯盟請辭之際，更出廣告說是「五區總辭，全民起義」，引起親共輿論嘩然，可謂變相過分，走火入魔了。起義乃武力推翻政權，不可輕言。有謂此乃廣告人之建議，又說流行文化已將此詞用得輕忽，如文化起義、劇場起義、戀愛起義、時尚起義等，都是砌詞狡辯而已。

本月十五日，國務院港澳辦終於發話，譴責鼓吹議員集體請辭的公、社兩黨威脅《基本法》的憲制基礎，說《基本法》並無憲制性法律依據支持所謂公投，公投既無法律效力，港人亦無權創制公投制度。前東歐人民之鬥爭，便有人民制憲之術：在廣場上集會，召開人民制憲會議，可以成立新政府，號召人民推翻暴政。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運，就差這一步設想：共黨分裂，將軍嘩變，美艦靠岸，國軍登陸，然後山河變色，「蘇東波」變了「中東波」。劉曉波倡議「○八憲章」，就是補上這一筆，明當年之志，功德圓滿。中共判其重刑，可謂求仁得仁。香港公、社兩黨倡議公投，在中共眼中，就是創設憲制之演練，距離人民制憲、顏色革命與香港獨立，幾步之遙而已。港人固然有權明志，爭取民主，然而也應明白共黨心態，不可胡言亂語，自以為是投石問路，引蛇出洞，其實是引虎出山，無可招架。

弱勢從政，宜知己知彼，勿輕舉妄動。雖知草船可以借箭，然則逗留過久，貪勝不知輸，激怒敵方猛然發箭，船身不勝負荷，則舟沉中流，無功而返矣。公、社聯盟只有五艘輕舟，中共卻有千萬弓箭，衡量利弊，能不慎乎？

馬嶽 - 其實，這不關高鐵的事……

2010年1月15日

【明報專訊】高鐵撥款爭議搞了這麼久，大概政府仍然搞不明白，這其實不關高鐵的事。

這是意識形態鬥爭呀！你們怎麼這樣都不明白？

反高鐵運動反對的，其實不是高速鐵路、不是669億的造價（不代表300多億便沒有人反對了），不單純因為影響了菜園村和其他居民（因為我相信沒有鐵路方案會不影響任何居民），更不是因為總站設在西九龍。我近日在想：如果是政府建議把總站設在錦上路，反對者一定會想到更多理由反對（可能會反過來問為什麼不設在市中心），並且會認為這是政府跟新界鄉紳勾結，將公帑補貼新界收地和發展新界，得益者只會是鄉紳等等。

反高鐵實反對管治意識形態

我不是說這些因素完全沒影響：政府對高鐵的很多計劃細節交代不清楚，給反對者提供了很多彈藥，也擴大了反對者的層面，但如果特區政府以為消除反對聲音的方法是提供更多有關高鐵的資料，便其實是「捉錯用神」。

反高鐵運動反對的，其實是整套管治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是反對那種經濟發展至上、將土地還原為金錢價值的觀念；是反對那種自上而下的城市規劃決策；是反對那種只選擇性地提供資料，諮詢有關利益團體的形式化諮詢；是反對那種首先照顧土地利益和專業利益集團的資源分配模式；和反對那種永遠以經濟效益和增長作為所有社會政策的最高目標的管治哲學。這場運動，其實和西九、天星、皇后、一脈相承，並且會繼續承傳，以至擴大。
政府不能明白這場運動，正如他們沒有明白為什麼年輕人要保衛皇后碼頭一樣。觀乎這一兩星期政府不斷宣傳高鐵的經濟效益，是完全「牛頭唔搭馬嘴」的表現，就像不斷對覑一群回教徒說「耶和華是真神」一樣，不單完全失效，還要加深矛盾和反感。

政府上世紀一直用的那種發展模式、意識形態和管治哲學，對現時的抗爭者來說，合法性所剩無幾。那種一直用「整體經濟利益」合理化少數社群的犧牲、用高地價政策的房地產收益來補貼基建和集體運輸系統、用社區會堂式的諮詢而不是直接與受影響的社群對話的策略，當新一代社運根本不認同這些價值和程序時，政府根本無法說服反對者，也沒有方法解決矛盾，因為反對者開出的，是一張他們不能結的帳單。

政府要建立民主規劃過程和架構

政府要結帳，要建立一個民主的規劃過程和架構，不要自己做好所有的規劃，才「斬件」拿給不同的諮詢機構諮詢。諮詢的時候，不能遮遮掩掩隱藏最具爭議性或政治最敏感的部分（例如不告訴人會挖大角嘴的地底和影響西九的交通），而應該一早把方案主要利弊羅列來讓公眾可以比較，愈具爭議的愈要早作針對性諮詢。政策的原則，不能單以自己界定的「整體經濟效益」壓倒一切，要把哪些社群會受損、哪些團體會得益計算清楚並公告天下，並且考慮如何爭取受影響者的支持，或對他們作出補償。要求政府決策時不要以「經濟發展至上」的思維主導，筆者也同意是苛求了：現在的政府高官，除了這種簡單化的功利價值，根本不能說得上有任何社會政策的價值體系。

當政府不願意改轅易轍，改變既有的決策和發展模式，最後又選擇重彈舊調，出動建制權力，動員親政府的團體支持撥款、開動輿論機器重複「經濟效益」的論調，出動委任的行政會議成員批評立法會議員拖延，並且透過掌握立法會大多數通過撥款。這不但無助說服反對者，還造成另一層次問題：民眾很快認清問題的根源是政制不民主，結果將矛頭指向功能組別議員。就像元旦遊行，傳媒只放大了「80後」的主題，但其實遊行隊伍中有相當多頭髮斑白的參與者，除了支持民主外，帶著各種由骨灰龕至屏風樓、由重建到全民退休保障的民生訴求，最後「萬佛朝宗」，全都歸結到政制不民主的問題上。

回歸13年，民間社會運動和民主運動若即若離，但當社會矛盾愈尖銳，民眾開始開展對香港整個體制多個面相和基本原則的反思，最終會帶來民主運動和各種社會運動的合流，衝擊建制。特區政府如果不作根本反思，高鐵撥款也許總會通過，但可以開始準備應付下一波的社會運動了，至於保護的是港珠澳大橋的中華白海豚、上水的古洞村居民，還是某市區重建的釘子戶，我可不知道了，反正會陸續有來，而特區政府沒能解困。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梁文道 - 有人在「反高鐵」嗎？

2010年1月14日

【明報專訊】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我人在北京。想起第二天搭機回港，不免就要感到一絲輕微的痛苦。航程3小時半，加上前後的陸路交通，和入關候機的時間，足足就有8個鐘頭那麼多了。我每個月往返北京一趟，每趟來回要在交通上用掉16小時，假如有更快捷更方便的方法，那該有多好呢？不過，要是這個不知為何物的新方法必須耗用大量公帑，甚至還要一些在老家住了幾十年的人連根拔起，我就得想想它到底值不值得了。比如說我這種人所帶來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果實能不能惠及所有受到影響的人呢？他們的最後所得又能不能彌補他們將要失去的一切？如果我辯稱那套新的交通方法可以為大家帶來「長遠利益」，我是否有責任說明那究竟是什麼利益，它的分配合不合乎正義原則呢？同時，我的對象還得同意我給出的理據；就算我說得再有道理，只要他們不贊成，我們這群既得利益者也不可能霸王硬上弓吧？

同樣地，如果我能更迅速更舒適地到達廣州，把整個珠三角納入我的「一日生活圈」，上午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講，中午和朋友在深圳談項目，下午就能回到香港做節目，這當然也是件好得不行的美事。但為什麼我的生活要比菜園村居民的生活更重要，重要到要他們毁棄家園，好來遷就我想快上一小時的欲望呢？

對於香港公眾來說，直到目前為止的所有支持高鐵政府方案的意見，都只是一堆抽象的模糊名詞。這些名詞都很美好很宏大，但它們的具體所指卻不是人人都能摸得清楚的，更不要提它們根本還沒經過各種正義原則的檢視和辯析了。例如「加速融合」到底是怎麼個融合法？又如「一日生活圈」，是誰需要擴大一日之內的生活半徑？他又能為大家帶來什麼呢？

政府和建制派一直警告大家香港快要被「邊緣化」了，他們說的沒錯。可香港的邊緣化絕對不是因為香港少了一條高鐵，反而恰恰是政府和一群既得利益集團多年來的短視和倒行逆施，死死抱住高地價結構不放，在金融業上孤注一擲，什麼高科技產業和創意工業不是淪為空談就是蛻變為改頭換面的地產項目。有了高鐵，香港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用句大白話講，既然你們自己就是香港「邊緣化」的罪魁禍首，你就唔好搵呢句說話嚟「大」我。

妖魔化反對者
無助解決問題

在這場蒼白的語詞口水戰裏，最常見的一條邏輯就是把支持政府方案等同於「支持興建高鐵」，再把「支持興建高鐵」等同於「支持發展」。於是任何對於政府方案的懷疑和反對意見都莫名其妙地被簡化為「反對興建高鐵」，所以提出這些意見的人也就順理成章地被打成「反對發展」了。因此我們才會看到一些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並不是在說明政府方案本身有多好，反而是再三強調高鐵的必要。他們完全忽略了在所謂的「反高鐵陣營」裏面真正堅定反對興建高鐵的，其實只是一部分人，卻一股腦地把所有不同看法全都妖魔化為反對高鐵的反發展憤青。對於那些根本不在原則上反對高鐵的「反政府方案人士」來說，你不厭其煩地講述高鐵的妙處，無異於誤中副車；但對不明就裏的一般讀者而言，那就是混淆視聽，使他們誤以為如今真有這麼一大幫人置香港「長遠福祉」於不顧了。

「發展」總是正面的，所以當表面上是支持高鐵實質上是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竊據了「發展」的高地之後，就不只能妖魔化對手，還能催促立法會盡速通過高鐵撥款了。因為「發展」那麼美好，我們又怎能不快快發展呢？

馬家輝兄把這次有關高鐵的爭論比作西九龍文化區事件的再版，理由之一正是當年政府也是未經詳盡的諮詢和公共參與便急推計劃上馬，親建制言論也是照樣把反對人士說成反對「發展」。直到今日，西九龍文化區仍未動工，就有不少人總是以大陸比較，說什麼人家的歌劇院藝術館早已遍地開花，我們的西九仍是荒地一片，藉此譏刺香港的速度之慢效率之低。他們好像看不到大陸那些宏偉的新興場館落成啟用之後留下了多少問題﹕有的管理不善，軟件跟不上硬體；有的變成了富人俱樂部，一般百姓無緣問津；還有的根本就是空洞無物的大白象，徒具裝飾功能。這一切全拜官方急速發展之功。要跟以「發展是硬道理」為圭臬，以速度超人著稱的中國大陸比快，怎麼會是香港該走的道路呢？正是那種「先砸個100億再看划不划算」的心態才造成了今日遺禍重重的三峽工程，難道香港建高鐵還要先丟個600億再向大家解釋高鐵的種種影響嗎？

更有報道稱政府設計了一小時多的Power Point展演，許多媒體及政壇人士看了都頗受打動。這種新聞真是匪夷所思，彷彿要讀者完全相信記者的感受，他說自己被說服了，讀者也最好跟着感動。假如政府真有這麼好的展演，它怎麼不在全港19區大開town meeting，讓大家都感動一下呢？

在香港廣受宣傳的武廣高鐵其實已在內地引來一些反思和質疑了。例如發行量第一的《周末畫報》便在1月9日出了一篇題目叫做〈『被高速』﹕效率與公平的選擇〉，它在開頭稱讚「中國又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紀錄」，用無匹於世的效率成了高鐵之後，就毫不客氣地批評「其全程一等票780元人民幣」叫人吃不消，還說「武廣高鐵沿線將停運13對普通列車，更讓不少民眾的心涼了半截」。最後的結論是「一葉知秋，武廣高鐵的『被高速』，讓我們看到中國經濟發展天平的傾斜」。包括《明報》總編輯張健波兄在內的許多「記者」體驗過武廣高鐵之後，都寫下了聲情俱茂的報道；他們怎麼會聽不到這些主流媒體上都見得着的聲音呢？

香港勝在後悔前就開始質疑
不用米已成炊才反思

香港的真正優勝之處，在於我們還能在後悔之前就開始質疑，用不着在米已成炊之後才紛紛反思。我們可以在發展之餘思考發展的意義，豐富發展的內涵與面向（保育菜園村為什麼就不能也是一種發展呢？）；可以在追求效率之餘不忘公平尋找把長遠利益普潤到每一個人身上的方法。要是我們輕易放棄了這點優勢，在政府仍未徹底公開一切資訊，在市民仍未充分知情完全參與的情况下，就用一堆空洞的言辭強推一項大型的基建計劃，那麼香港還叫做香港嗎？那麼我們還不如搬到廣州，反正高鐵通車之後，我可以把香港放在我的「一日生活圈」內，不是嗎？

梁文道
文化評論人

吳志森 - 港警公安一體化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1月13日

一月八日萬人「 BIG爆」立法會前夕，四個香港警察摸到陳巧文父母的住所，與陳巧文的爸爸談了半個小時。陳爸爸說警方是來「摸底」，看看陳巧文的「幕後黑手」是怎麼個模樣。怪不得港人越來越有這樣的感覺：香港警察已經大陸公安化，辦案手法接近，徹底淪為政治打壓工具。

一人做事一人當，如果認為是女兒犯事，卻去騷擾家人向父母施壓，這不就是公安的典型所作所為嗎？上門「摸底」，預示着行動在即。果不其然，高鐵撥款再度押後，第二天陳巧文出席電台節目，節目完了，步出港台，在門口恭候多時的重案組人員馬上將陳巧文拘捕，如此陣仗，動用到偵查嚴重罪行的重案組，如此高調，在公開場合拉人，對付的，只是一位因政治訴求上街示威與警方發生推撞的小女生，用警力來打壓政治異見，與大陸公安已是只差毫釐了。

拘留期間，陳巧文無論在車上，在警署，都受到不文明甚至違法的對待，也充份凸顯港警公安化的本質。

一、禁止她用手提電話接觸親友和傳媒，連最基本法律權利都被剝奪。

二、陳巧文要如廁，警方要求她與女警同一廁格，私人空間被嚴重侵犯。

三、陳巧文又被要求拉高衣服，由警務人員拍攝腰部紋身。紋身與她涉嫌干犯的案件有甚麼關係？根本風馬牛不相及，這是徹頭徹尾的人格侮辱，也是徹頭徹尾的侵犯私隱，有可能是向陳巧文施下馬威，想恐嚇她，也有「玩」她的成份。

回歸後，警方用粗暴手法對付示威者，動輒控以襲警罪，用刑事控罪阻嚇政治活動，早已司空見慣。早前一眾年輕社運人士被捕，在警署被「剝光豬」搜身，男警扮作不經意走過女被捕者搜身房間，這種下三濫的勾當，令人齒冷，也反映了警察越來越下流化，用盡暴力手段對付異見者。

警方高調拘捕陳巧文，對她進行人身侮辱，意圖路人皆見，是想殺一儆百，藉此警告其他社運人士。警方手法如此拙劣，效果卻適得其反。一群在元旦參與和目睹「衝擊」中聯辦的年輕人，在網上發起到警署「集體自首」或「集體報案」聲援陳巧文，抗議警方無理拘捕，選擇性執法。如果能成功動員，上千網民到警署集體報案自首的場面，肯定哄動，也是一場相當諷刺的行為藝術。

香港警察不只公安化，更與公安一體化。劉曉波被判重刑，香港《零八憲章》簽署者到羅湖投案自首，大陸公安越境執法，引出軒然大波。看過現場片段後，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在立法會睜眼說瞎話，臉不紅心不跳說：越界執法，我睇唔到。互相包庇互相掩護，人們還以為，李少光早已不是香港保安局局長，而是大陸公安局長──的馬仔。

一國兩制，香港與大陸最大的分別，在於我們有獨立的司法系統，還有無偏無私的執法隊伍。但當香港警隊越來越為政治服務，越來越似大陸公安，越來越沉淪墮落，香港倒退成一個普通的南方中國城市，就只有一步之遙了。

吳志森 資深傳媒工作者

陳雲 - 如夢如幻的資本主義——讀《夢的解釋》

2010年1月10日

【明報專訊】要講如何運用書本知識，甚至改造而為己用，不單止是書評，而是讀書史或讀書誌了。這可以由遠講到近。月前，在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比較文學導論，不禁重讀佛洛伊德的《夢的解釋》（也可直譯《解夢》）的德文本（一九○○年初版）。上課講解的時候，感慨起來，竟然有暈眩之感。

偽裝與推移

不是因為理論動人，而是我改用了佛洛伊德在書中的理論，超過二十年了。起初，在一九八二年讀過此書的中文譯本和英文譯本。中文譯本讀過台灣和大陸的，當時大陸書籍出版解禁，很多禁書都迅速出了譯本，佛洛伊德的著作是其中之一。佛洛伊德的夢理論，至今已是老生常談。他說，人發夢是心理經歷，日間的意識禁制稍為鬆弛，無意識之中的事情，可以用象徵物或戲劇情節在夢中浮現，然而由於意識禁制仍在，頗多意慾是以曲折甚至逆反的方式顯示，須要精神分析家協助解釋。由隱藏的願望變成夢境，此間的工作過程（德文Traumarbeit 或英文的dream-work），用的是偽裝和推移。

偽裝是取代，推移是延後。如此一想，便想通了資本主義的工作過程，也是偽裝和推移。這倒是馬克思或韋伯未講到的。這點啟發，雖是粗淺的常識，倒是從未寫出來的，只是一直在運用，而且用得很熟練。例如偽裝是發展經濟，其實是掠奪資源。商品偽裝是給予個性，其實是文化的形象消費。門禁森嚴的住宅區域，偽裝給予住客安全，其實給予住客的是不安全感。售賣服務和推銷商品的時候，偽裝是要訣。生產和售賣工業品，是原始資本主義了。

進階的資本主義是資金的增值。投資的時候，將危機推移，是獲利的要訣。推延就是將危機轉嫁給下一代，或者其他地方，例如第三世界。炒賣股票證券或樓房地產，都知道價格高得有些迷幻，但只要預計有人接貨，就可以買入。向外投資的時候，也是將本地無法獲利的工業或不容本地的污染物，轉移到外地。然而，外地的政府遲早會覺醒而反抗，怎麼辦？只得用合資的方法，令到本地的資本家（或官僚商人）都加入剝削，獲利之後將資金調走，成為四處游走的外資，這樣便消弭了本國人的反抗了。中共的走資，其實正是將共產官僚和民間商人變成游走的資本家，一群叛國者，齊來變賣水土資源，出賣同胞身體。不過由於中共的官商一開始便與外資合作，這個背叛國土和國民的過程特別刺眼而已。即是說，偽裝的過程仍未掌握得透徹，便跳入轉移的過程了。從工業生產到資產和金融炒賣，只是用了四十年時間。

資本家是移動而不須歸家的（他們的家叫做「五星級的家」、「理想居停」），而其他承受痛苦的窮人則不能移動，但最初的窮人也有家園依靠。有了家園歇息，便不必瘋狂地投入消費了，故此，也必須摧毁窮人的安樂窩，使得他們家不成家，要走出去消費，不斷換取虛幻的滿足。到了後來，富人和窮人都沒有家，然而富人有不斷轉移空間的能力，窮人則被迫留於一個空間。或者說，富人可以頻頻轉換夢境，而窮人則只能重覆同一個（惡）夢。大家都活在夢中，失去了現實。

我雖然寫了三十年文章罵香港的資本家，其實我也不大憎恨個別的富人。他們也是很疲累的。不過，由於他們令到窮人受更多的苦，也不值得同情。夢不是真實，必須要醒覺，再思考夢境。凡人畢竟是會發夢的。現代社會也想不出有其他勝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入了現代社會，也無法退回到舊時社會去。然則，必須理解夢境，才不會瘋狂。佛教修行之後，其中一個境界，是控制發夢，在夢中保持自覺，最後是不發夢，近乎《莊子》說的「至人無夢」，那是原始天真社會或共產主義了，不過只能存在於勝者的心靈之中。因此，必須時刻保持批判資本主義，正如時刻保持批判政府一樣，否則便會失去自由和自主。不斷的批評和自省，是享受現代社會的自由而必須付出的代價，很疲累，不過沒其他辦法。

《解夢》是文化書

佛洛伊德始終不是個嚴謹的精神病學家，他是文化學家，《解夢》其實是文化書，可以一讀再讀，永不過時的。反覆讀了四五次，但從未將心得和用法記錄下來，這是第一次。

陳巧文被捕；梁文道：警察很脆弱，好好保護他

Vic：香港青年在羅湖橋示威抗議中國政府迫害劉曉波，便衣公安越境擄人，在旁港警什麼都不敢做，是為懦弱無能。回到香港，英勇的警察動輒控告示威市民襲警與阻差辦公，有時以剝光豬搜身的手段羞辱被拘留的示威者，出動重案組探員恐嚇示威者家人，再以襲警罪名選擇性對付最知名的示威者。欺善怕惡，何異於鷹犬走狗？

陳巧文被捕，謹以梁文道〈警察很脆弱，好好保護他〉一文獻給港警：不要忘了，出糧給你們的是政府，但養你們的是香港市民。

---------------------

梁文道 - 警察很脆弱，好好保護他
2009-01-23

【am730-觀念】示威常客都曉得香港警察是碰不得的。哪怕是在極為窄迫的街道，遊行隊伍與警察人牆狹路相逢，雙方根本不可能不接觸(遑論推撞)的情況底下，你也萬萬不能用尾指掃一下警員的胸口。因為，他們是很脆弱的，他們怕痛。他們到底脆弱到甚麼程度呢？難道要比路邊那種紙板警察公仔還更不堪一擊嗎？有這個可能；起碼紙板公仔夠厚，不容易倒。而我們的公僕卻說不定捱不了示威者呼出來的一口氣。可不是嗎？過去兩年來，平均每個星期都有起碼一人因為遊行示威和表達意見而被捕定罪，其中光是被告襲警的就不知道佔了多少成。「襲警」絕對不像這個字眼所表達出來的那麼凶狠，不是一群人掄起棍棒對著警察的頭猛打。恰恰相反，只要你說話大聲一點，推他一下，那就叫襲擊了。

有時候明明是警員先按著你的肩膀，然後你本能地伸手把他的手掌挪開，但這依然是種襲警。更有一種情況，就像最近被控襲警的馮炳德那樣，好端端地正和警員理論，突然他就心臟病發似的頹然倒下！莫非馮炳德說的話太叫人傷心？這種場面我見得太多了，回歸以來更是越演越烈。如今我很有理由相信一定是警方的伙食與訓練有問題，要不怎麼會使得一群雄糾糾氣昂昂的壯漢幾年下來變得弱不禁風，動不動就覺得自己捱打被襲擊，仲慘過林黛玉？後來有長輩告訴我這是警方對待黑社會爛仔的慣技。大家都曉得，社團中人龍蛇混雜，不乏初出茅廬趾高氣昂的小伙子。他們遇上巡警的時候不只面無懼色，有時還會語出不馴，偏偏警方拿不住把柄，又不能發怒動粗，於是想出了未傷人先傷己，看似「七傷拳」的絕招；那就是扮受襲了。你或許沒有自稱是黑社會成員，更沒讓人當場搜出毒品兵器；但是你只要不經意拍了拍警察膊頭，那你就完蛋了。

自此之後，襲警罪就變成炮製小混混的無敵王牌；當別的罪名都咬佢唔入時，就用襲警罪關他幾個月(當然，別忘了『阻差辦公』也是極有神效的一招)。問題在於為甚麼示威者也在警方眼中成了黑社會成員，得出動這「七傷拳」來應付呢？在我的記憶裡面，一般市民要是偶爾遊行偶爾上街，是不太容易被控襲警的。被控襲警的多半是示威常客，或者隊伍中最顯眼的成員。可以推測，這就如威嚇黑社會份子不要在街上也文也武，警方是要藉此脅迫那些最勇於公開表達意見的市民，讓他們乖乖躲在家裡，不要隨便為了保育皇后碼頭和爭取普選之類的芝麻小事跑出來。

警方的角度看，上街示威的市民其實和黑社會差不多。不是因為他們破壞社會安寧，而是他們都很煩，搞到阿sir多o野做。他們都是執法力量的對立面，他們都是「問題」；就算示威人士根本不是正常社會的問題，他們也是警察系統所要維護的「秩序」之脫序，「規範」之失範。

---------------------

背景新聞：

陳巧文涉兩遊行襲警被捕
質疑打壓反高鐵 警強調依法
2010年1月10日

【明報專訊】港大女生陳巧文上周四遭警察上門，向其家人問話，昨早她出席一個電台節目後旋即被重案組探員拘捕，指她在元旦遊行及去年11月29日反高鐵遊行時襲警。扣查近5小時，陳巧文獲准以500元保釋，她質疑警方針對參加反高鐵示威的知名人士，以阻嚇其他參與者，手段卑鄙，但即使她被捕坐牢，「拉了一個陳巧文，仍有千千萬萬個陳巧文」。

「仍有千千萬萬個陳巧文」

陳巧文昨早10時出席港台節目，她表示，完成節目步出港台時，發現有警車在路邊等候，4名軍裝警員落車即場拘捕她。在車上，警員表示她不可以打電話，「我話我知道可以，佢就讓步」，當她講電話時一談到元旦遊行，警員即喝止，要求她關電話。因反高鐵人士陳景輝與陳巧文一起出席電台節目，即時把她被捕的消息通知外界，其間有傳媒致電查詢，警員禁止陳巧文接聽傳媒來電。

指警阻礙電話聯絡

陳巧文被送到九龍城警署後，再被轉移至中區警察總部。她說，警方不讓她使用手機，若要聯絡外界，便要使用警署的電話，並留下致電對象的姓名。公民黨黃鶴鳴律師其後收到消息，到場陪伴陳巧文落口供，他表示，警方未有向他們展示證據。陳巧文說，警方指她在1月1日的元旦爭普選遊行中拳打及掌摑一名女警，於去年11月29日的反高鐵遊行中，則對一名女警箍頸。

警方發言人表示，這次是審閱證據後作出拘捕行動，是依法行事；又強調警方沒有拒絕她與外界聯絡。

大律師陸偉雄表示，除非警方懷疑疑犯會聯繫其他共犯，影響調查，否則不應禁止被捕者聯絡他人。他指出，警方可監視疑犯聽電話的情况，毋須禁止她接聽來電。

約20名市民包括社民連成員昨午到警察總部外抗議，要求釋放陳巧文，約下午4時陳巧文獲准保釋。

陳巧文批評警方實行白色恐怖。協助陳巧文聯繫律師到場的公民黨陳淑莊表示，示威有肢體接觸屬正常，早前她在示威中，亦有警員觸碰她，「係咪又可以告普通襲擊？」

警﹕無政治考慮

對於陳巧文指警方以拘捕行動來打壓示威，警方消息人士堅決否認，強調警方依法辦事，絕無政治考慮，「只要有足夠證據便會拉人」，不會考慮對方是否有知名度。至於陳巧文質疑案發多時，何以昨日才拘捕，消息人士解釋，因調查需時，例如要等待受傷警員的醫學報告、諮詢法律意見等，這次行動並不算遲。

曾坐牢示威者﹕警已淪政治工具

【明報專訊】回歸至今，本港曾有不少參與遊行的人士被控告襲警，其中2001年社會福利員梁俊威參與學聯反對警方濫用警權示威時，阻差辦公及襲警罪成，被判入獄5個月。梁俊威表示，若陳巧文今次被控襲警罪成而要入獄，他絕對不會感到出奇，因為警察已成政治工具。

梁俊威憶述，當日他抗議時，由於較高級的警員走到較遠的位置，他便用「大聲公」向該警員表達訴求，卻被指襲警，令警員聽覺受影響，警方在事發後4個月，才到其工作地點將他拘捕。

另外，示威者馮炳德在08年1月13日爭普選遊行時，以右手肘撞跌正在收縮遊行路線的警察，導致其腰部受傷，被控襲警罪成，判囚15周，其上訴失敗需要服刑。

程翔 - 重判劉曉波突顯中共脆弱

2010年1月3日

【明報專訊】中共這次對劉曉波的判決，可以說是「三違反」。為什麼中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實行對劉曉波「三違反」的重判？理由只有一個﹕它嚴重缺乏自信，以致外強中乾、色厲內荏。為什麼中共那麼缺乏自信？原因只有一個﹕它已嚴重蛻變為一個腐朽的脫離人民的政權。

中共這次對劉曉波的判決，可以說是「三違反」。

違反憲法承諾

首先它違反了自己在中國憲法上對人民作出的承諾。憲法規定人民享有言論自由。劉曉波的所有作為，都沒有超出憲法的範圍，所以中共對他重判，是典型的「以言入罪」。中共當政六十年，「以言入罪」的案件沒有一天停止過，使得憲法的規定形同虛設。這是中國社會迄今人權狀况無法改善的核心原因，也是中共至今無法取信於人民的根本原因。

違反對國際社會承諾

其次它違反了中共對國際社會的承諾。中共作為聯合國兩個人權公約的簽署國，有責任履行公約關於保障人權的規定，而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務理事國，中共更應該有義務帶頭執行兩項文件，以維護聯合國文件的權威性。遺憾的是，中共非但沒有這樣做，反而公然地踐踏這些文件所承載的共同價值。當外國對案件表示關注時，它斥責別人干預它的內政，可是它有沒有想到，國際社會對於它公然違背兩個公約的精神提出批評，正是為了維持國際公約的權威地位，否則公約就會淪為一紙空文。令人擔心的是，隨着中共日益强大，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依賴日益增加，愈來愈多的國家對中共違背國際公約的情况視若無睹。這樣，中共愈是强大，它對人類社會經過幾百年培育出來的普世會值的破壞力也就愈大。這是當今世界對中共的崛起感到擔憂的主要原因。

違反中共政策主張

第三，它違反了中共自己的一些政策主張和努力方向。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改革司法制度，杜絕「冤假錯案」，並為此作過一些努力。例如﹕中共曾經在○六年第五次全國刑事審判工作會議上宣稱，今後審判工作要把好四個關，即﹕「事實關、證據關、程序關、和適用法律關」，務求對每一件案都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可是，對劉曉波的審判完全違背了上述的努力方向，可以說是一個大倒退。從劉曉波一案的判决來看，「冤假錯案」的土壤還十分深厚肥沃，此其一。在○八年中共頒布了「人權行動計劃」，表示要着意改善中國的人權狀况，當時大家雖然對此計劃沒有信心，但也抱着「聽其言、觀其行」的態度樂觀其成。如今通過對劉曉波的判决，中共又一次以具體行動來證明它的政策宣言不過是用來欺騙人民的謊言而已，此其二。

為什麼中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實行對劉曉波「三違反」的重判？理由只有一個﹕它嚴重缺乏自信，以致外強中乾、色厲內荏。

在今年六十周年國慶節期間，人們看到一幅很諷刺的景像。一方面中共在天安門廣場的大閱兵裏陳列了最犀利的武器，向全世界宣布自己已經晉身為世界第三大軍事强國。但與此同時，北京的超級市場卻貼出告示﹕「奉上級通知國慶節期間不得出售刀具」。為什麼武裝到牙齒、擁有世界第三强軍力的中共，卻擔心老百姓日常用的刀具？這只能說明中共外强中乾、色厲內荏的本質。歷史上好像只有秦朝和元朝有過禁止老百姓擁有刀具的記載，而這兩個朝代又恰恰是中國歷史上最短祚的朝代。中共在國慶期間禁止百姓買刀，是否意味着中共將步秦、元的後塵成為另一個短祚的政權？

為什麼中共那麼缺乏自信？原因只有一個﹕它已嚴重蛻變為一個腐朽的脫離人民的政權。

筆者在二十年前的天安門鎮壓後，就斷言中共會淪為一個腐化墮落的政黨。因為天安門鎮壓的實質，就是以坦克來保護貪腐，為貪腐開路。事實上在過去二十年間，人們看到中共通過對權力的壟斷而壟斷了全國財富，從而蛻變成吉拉斯《新階級》一書中所描述的新階級。這個新階級壟斷了全國絕大多數的財富，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最大根源。據中共中央黨校的調查，在私人財產超過一億元人民幣的人群中，百分之九十二的人是高幹子弟。根據社會科學院的另一項調查，中國高官的貪污所得約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三。這兩組數字就是這個新階級的最好的寫照。正是由於中共的變質，使得它同人民之間的矛盾十分深刻，以至「群體事件」（實際上就是小規模的、零散的人民起義）層出不窮。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是中共缺乏自信的核心原因。

因此重判劉曉波，適足以折射出中共的脆弱。而它這樣做是要付出代價的。

蔡子強 - 歷史將宣判他無罪

2009年12月31日

【明報專訊】劉曉波，過去二十年，因為堅持自己的信念，而四度當上國家的囚徒。青春，就是如此在鐵窗之下被消磨掉。到了11 年之後，他刑滿出獄，到時他已經會是一位65 歲的花甲老翁了。

我記得有位民運人士寫過這樣的一首獄中詩：

「我怕孤獨，但連自己的影子也難得一見；

我怕黑暗，卻只能在鐵窗後面仰望藍天；

我只靠夢生活，但夢中卻永遠只是飄着染血的鞭子；

而我全部的罪名，卻只是對自由的渴望。」

無錯，劉曉波的所有罪名，只不過是對一個自由、民主中國的渴望而已。

在上個禮拜判刑當天，劉曉波十分平靜，沒有呼天搶地，他只望着太太劉霞點頭微笑，令人相信他對自己所作的一切，無怨無悔。

這令我想起兩句說話。

曾經當過《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並以「皇甫平」為筆名撰寫過一系列支持深化改革文章的內地新聞工作者，在追思《人民日報》以故副總編輯王若水時，提過兩句後者說過，擲地有聲的說話：

「寧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無憂的夢中人。」

中國人特別忌諱提起自己的陰暗面，所思考的，也不是如何改良自身，把陰暗面消除，而是竭力否認它們的存在，中共則更進一步，痛恨那些指出這些劣迹和陰影的批評者、異見人士，要把他們禁絕而後快。

《零八憲章》所提的十九項主張：修改憲法、分權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獨立、公器公用、人權保障 、公職選舉、城鄉平等、結社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公民教育、財產保護、財稅改革、社會保障、環境保護、聯邦共和、轉型正義，都是十分溫和，是公民最基本和正當的權利要求，提倡的只是以溫和改良的方式推進社會進步，我看不到有任何顛覆國家的地方，看不到何罪之有。

獨裁者將會慢慢發現，他們無法杜絕任何批評，因為即使你審查、甚至禁制了書刊，一切有正義感的作家，將有辦法找到自己的表達方式。

都說，今天當入世、經濟起飛、奧運、宇航等夢想，已經一一實現，中國已經「大國崛起」。中國人或會覺得，自己已經找到那個當年阿基米德所追尋，足以舉起整個地球的支點。但我卻想說，一個如此怯懦的國度，它將不會有足夠的力量，去巍然聳立於天地之間，面對未來。

劉曉波如今是被判入獄了，但我堅信：

「歷史將宣判他無罪。」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潘小濤 - 劉曉波在聖誕日的政治審判

2009年12月28日

【明報專訊】劉曉波於聖誕節當日被判監11年，標誌着去年12月10日由他發起的「零八憲章」運動，正式遭到當局無情鎮壓，益令國慶60周年的高壓政治形勢，增添不少肅殺之氣。教人唏噓的是，一個普天同慶的日子，竟然也是中國憲政民主運動的葬禮！

美國助理國務卿克勞利認為，劉曉波被關押逾一年，卻在聖誕節之前兩天遭審訊，並在聖誕節當天宣判，緣於聖誕長假期間，西方社會沉浸在歡樂氣氛之中，無暇顧及北京的事，審判劉曉波也就不會惹來西方傳媒及歐美社會的強烈反應。

此說法得到西方傳媒普遍認同，也有一定道理。我也相信，北京當局是刻意挑選這個西方節日進行政治審判，不過，我倒認為北京並非為減低西方各界的關意，若北京真的在乎西方反應，又怎會選在普天同慶的聖誕節，在美國及歐盟多番交涉和高度關注、最少15個外國使館官員企圖進入法庭聽審下，仍悍然重囚一個寫文章談國事的良心犯呢？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茜、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等人訪華時，都曾向中國提出要求釋放的政治犯名單，劉曉波當然在列，北京不僅毫無反應，反而在聖誕節審判劉曉波，對着幹的味道非常明顯。

有人說，北京根本不理會審判日是什麼日子。此言差矣，中共的敏感日子多的是，而中國政府在去年北京奧運開幕當天，就呼籲全球停戰停火一天，以彰顯奧運的和平，只不過俄羅斯對此充耳不聞，揮軍攻入格魯吉亞。同樣，聖誕節對西方的重要性及符號意義，北京焉有不知之理？因此，北京藉着聖誕節的政治審判，是要顯示其向西方說不的決心和能力，這不僅是保衛主權，更是捍衛其體制，阻止歐美國家進一步「干預」內政的宣示。

中國崛起 毋須仰仗洋人鼻息

所以，今次審判的最大象徵意義，就是北京正式表明，中國在政治問題上再不會屈服於外國壓力。過去，美國總統來訪，又或中國領導人出訪西方國家，中國都會釋放一兩個政治犯去討好對方，王丹、魏京生等人重獲自由，就是這樣的「大禮」；而且，中國政府每年發表人權白皮書、願與西方國家討論人權問題，也是外國施壓的結果。然而，今日的中國已經崛起，毋須再「仰仗」洋人鼻息，何時審、如何審，以及判刑多少，更不容外國人插手。

對期望中國民主的人來說，如此崛起無疑是災難性的，意味着北京當局更不會實施「零八憲章」的憲政民主了。今日的中國已完全被權貴騎劫，他們由各級官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國企職工等公職人員，還有學者專家、富商巨賈等組成，結合成為龐大的利益集團，壟斷政治、經濟的決策權，包攬一切社會資源。現有的制度，正是他們得以繼續巧取豪奪、盤剝老百姓的最佳保證。在此情况下，誰會主動推動政治改革去革自己的命呢？

一頭力大無窮的怪獸

本來，有外部壓力，讓這群「精英」有所顧忌，從而循序漸進的改革，未嘗不是好事，但今次聖誕審判表明，這個幻想徹底破滅。形象點說，中國變為一頭力大無窮、刀槍不入，卻被權貴控制的「怪獸」，任何力量想去改變這頭「怪獸」，令牠變得行為合理、行動自主，都會遭到權貴們的瘋狂反撲。對於希望國家富強的中國人來說，這樣的強國難道不是最大諷刺、這個強國夢難道不是一場噩夢嗎？

「零八憲章」的訴求溫和，因而遭到激進民主派的批評，憲章要求認真落實憲法給予中國公民應有的政治權利，其精髓就是，不僅向中國政府提出要求，還希望每位聯署人恪守公民責任，督促政府推動改革。如此克己合理的訴求，仍遭到無情鎮壓，可想而知中國的權貴們，為保護其既得利益，已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也可以想像，追查豆腐渣學校真相的四川作家譚作人，稍後也會被重囚。

一個希望中國民主富強的學者，寫了幾篇文章、起草一份民主化改革的草案，就換來11年的囚牢；相反，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受賄200多萬元、低價轉讓國有資產而令國家損失3.2億元、為弟弟非法謀利逾億元，如此嚴重犯罪也只獲刑18年。而大部分出事的貪官，都可在獄中繼續享受幹部待遇。一個為國為民，另一個卻竊國圖利，孰是孰非，本來一目了然，但待遇截然相反，可見今日的制度如何黑白顛倒！

不過，聖誕日的政治審判，早晚會受到歷史審判！歷史也告訴我們，任何巨人都有倒下去的一天！

吳靄儀 - 不要為劉曉波哭泣，哭我們自己！

2009年12月28日

【明報專訊】劉曉波以言入罪，重判入獄11年。案件向全世界又一次證明，專制的政權容不下言論自由、獨裁統治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6930字的《判決書》，說不出一句法理為何劉曉波的文章是「造謠誹謗」、「煽動顛覆」，為何在互聯網上發表，就是「超出言論自由的範疇，構成罪行」的行為！

《刑法》第105條沒有說明什麼是「顛覆國家政權」、什麼是「推翻社會主義」，法院依賴的不是法理，而是權力，這種審判不叫做「法治」，這只是假法律之名而行使的強權。

不必辯論，只要打開12月26日的《明報》，讀一遍全版刊載的《判決書》全文，及同頁所載錄的入罪文章的有關段落，讀者就可以自己評一評，究竟這是為國為民，不惜以身犯禁的忠義之言，還是煽動顛覆的造謠誹謗！

是忠義之言 還是誹謗？

普天之世，當然會為劉曉波可歌可泣的言行致敬，為中國政權的落後專橫而憤慨感嘆；《明報》同日的社評宣言﹕「關了一個劉曉波，關不住對自由民主的追求」。然而，這一切都不足夠，不但不足夠，反而是差不多同等落後的宣示，因為我們仍停留在為「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而歌泣的年代，「鳴」與「生」不能並存的封建社會，一直就與不惜為「鳴」而捨棄生命——11年生命——的精神共存，我們要爬上劉曉波的肩頭，走出這個輪迴，這個深谷，才是真正不辜負劉曉波的慷慨付出他有限的光陰和自由。

為什麼我們要止於景仰？景仰過去了，我們就返回一貫的生活，忘記了劉曉波？還是寄望於有更多的劉曉波，作出更多的犧性，終能令專政的當權者動容？

為自己只耽於慨嘆聲援而哭泣

如果我們真的尊重劉曉波，我們就要認認真真地看看他說了什麼。中共政權重囚劉曉波，不單止於「殺雞儆猴」，而是因為他們知道劉曉波說得對﹕「自由中國的出現，與其寄希望於統治者的『新政』，遠不如寄希望於民間『新力量』的不斷擴張」；如果我們同意，為什麼我們在行為上仍然是專注於如何博取統治者的青睞，爭取真民主，也只能求諸單方面向當權者「釋出善意」，而不重視轉向民間的「新力量」？為什麼在行為上，我們反而壓抑民間力量的自發、自覺、鞏固、凝聚和擴張？

不要為劉曉波哭泣！為我們自己的不願為民主法治付出努力，只耽於慨嘆聲援而哭泣吧！劉曉波知道自己願意看見的民主中國不可能一蹴即至﹕「用不間斷的非暴力反抗來壓縮官權控制的社會空間」，這單是指中國大陸嗎？香港特區現况相去有多遠？劉曉波的運動談何容易！像滴水成冰於岩石的縫隙，終使岩石分開，要何等耐心和堅毅！然而正因如此，我們便不能再讓歲月蹉跎！「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們沒有慨嘆的功夫了。

劉曉波警告為利益而到中國來叩頭的各國朝野﹕「一旦中國變成自由國家，對於人類文明就將具有難以估量的正面價值」——為利益而不顧人權，受損害的不獨是中國的人民，而是全世界的未來！近如切膚，香港人應迴避這個擔子麼？

拭乾淚痕！放下慨憤！要做的事那麼多，千千萬萬人的一輩子也嫌不夠，若不願付出一輩子，那麼我們就每人付出11年吧，難道劉曉波不值得這麼多嗎？

練乙錚 - 中國經濟與「重商主義」

Vic: 練乙錚先生此系列四篇文章，對關心中國政經大局的人來說，極具參考價值。

文中對「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有精彩闡釋，值得細讀。

讀完覺得，「重商主義」者，實質上就是「重傷主義」--過程中肥了權勢壟斷者，最終人人受害，全部重傷。

2009-12-08
練乙錚：家電下鄉作用微 收入補貼好得多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08.html

2009-12-09
練乙錚：調整發展策略 改變「重商主義」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09.html

2009-12-10
練乙錚：中國要避免掉進「重商主義」窠臼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10.html

2009-12-11
練乙錚：當年蘇共領導的重商主義市場經濟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11.html

梁文道 - 講中國話的達爾文

2009年12月6日

【香港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前陣子在合肥和新認識的朋友聊天，他對國際關係特別感興趣，於是我們就說起了前陣子李光耀那番很讓網民憤怒的言論。李光耀的意思是東南亞諸國都很怕中國的崛起，所以希望美國能「回到亞洲」，好制衡一下區內勢力。我想向這位朋友解釋東南亞害怕中國的原因，便拿雲南一帶的水壩做例子。這些水壩正好建在湄公河的上游，而湄公河則是整個中南半島的大動脈，這幾年越南等地明顯感到水位的下降，非常擔心稻米產量會受影響，但他們向中國交涉數輪之後，始終不得要領，現在都不知如何是好。

朋友聽完之後，很無奈地表示：「這也是沒辦法的事，當年美國崛起不也是這樣嗎？先打墨西哥，再殖民菲律賓，後來還當了世界警察」。這句話十分驚人，可是又十分正常。驚人的是它背後隱含的危險訊息：強權就是公理；誰有力量誰發展了，誰就一定要欺負人。正常的是這種道理我一點都不陌生。儘管中國流行對美國說不，不學美國的政制，不接受美國的意識型態；但一說到人權問題，一說到這類敏感的國際局勢，那批中國獨特論的支持者卻往往又用上了美國的經驗支持自己，或者說美國的人權狀況也很糟，或者說美國的發展也是條帝國之道。而且他們都很自然地會以一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框架來合理化一切問題，相信物競天擇，相信力量是道德的根本。

我常常感到在現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外國思想家來去不出二人，一個是眾所周知的馬克思，另一個就比較隱蔽但也比較有力的達爾文了。馬克思我們放在嘴上，但真心信服他的人已經不多了；達爾文我們很少談到，但幾乎每一個人都將他供奉在意識的深處。雖然大陸的小學課本仍會告訴學生「階級鬥爭是歷史的原動力」，可是真正留在大家心裏的，可能還是「發展是硬道理」與「誰落後誰就挨打」這兩句話。

美國學者浦嘉珉（ James Reeve Pusey）是史華慈的學生，依循乃師的道路，他也對外國觀念翻譯到中國之後產生的異變感興趣，而且他也看重嚴復的作用。例如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嚴復創造了兩個漢語詞彙來表達這個概念，那就是後來被合成為四字習語的「物競」與「天擇」了。嚴復在〈原強〉裏解釋它的意思是：「其始也種與種爭，群與群爭，弱者常為強肉，愚者常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遺種也，則必強忍魁桀，矯捷巧慧，而與其一時之天時地利人事最相宜者也」。浦嘉珉很正確地指出，這種「爭」的哲學本該是中國思想傳統所不喜的，但在甲午戰爭之後，知識份子羞憤難當，正要尋覓一套能夠解釋危局的理論，這時碰上達爾文，實在是一拍即合，兩情相悅。

浦嘉珉的《中國與達爾文》講的就是中國人接受達爾文，並且把他中國化的故事。是書資料豐富，涉及人物眾多，然我印像最深的還是兩點：一、比起西方，中國沒有強大的一神教傳統，不太抗拒「猴子是人類祖先」的想法，故達爾文主義的普及反而比在西方還容易。二、由於我們帶着現實需要去讀達爾文，所以打從一開始，中國學到的演化論就是一套社會達爾文主義，混淆了進化與進步；也犯下了從實然推出應然的「自然謬誤」，隱隱然把實力當成道德原則。

浦嘉珉最有影響力的主張是認為達爾文幫馬克思鋪好了路，使後者歸化中國的過程更順暢更不受阻礙。熟悉現代西方思想史的人都曉得，西方左派當初是很歡迎達爾文的，儘管美國人會把他當成市場自由競爭的支持者，但馬克思本人卻也很推崇達爾文；直到冷戰結束之前，蘇聯的小學課本還在說「達爾文發現了自然進化的原理，馬克思則發現了人類歷史進步的原理」。到了中國之後，達爾文更「使暴力變革和暴力革命合法化」。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造反有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深信造反和革命是種進化天理的訓命。於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有道理了，雖然這「只是少數先鋒、少數前驅的專政，只是少數有充分階級自覺的無產者的專政」。但「事實不可不如此，無憤如何」（張菘年語），因為這少數人是該群進化裏先走一步的適應者。浦嘉珉還說：「毛澤東把反動派視為進化的返祖份子，他們應該被消滅。人民的敵人是非人民，他們不應該受到人民的待遇」。

從合肥回來之後，我反覆想起那位朋友的表情，他那句話說得是那麼自然，那麼自信，彷彿一切皆是天意。如果我下回去越南碰見當地 NGO的朋友，我該怎麼向他解釋中國一定要在湄公河上游修築水壩的理由呢？也許我只能請回去好好讀讀達爾文、赫胥黎和史賓塞了，而且還得是中文版的。

張文光 - 浩浩民主潮 遙遙普選夢

2009年11月30日

【明報專訊】特區政府政改諮詢剛開始，民主派的抗爭策略出現重大分歧。社民連和公民黨極力主張5區總辭，公開催迫民主黨加入總辭行列。民主黨為5區總辭開了8 次黨內會議，也曾認真思考民主運動的戰略和策略。黨內的分歧和觀點被傳媒廣泛報道，當前主流的傾向仍是反對5區總辭。民主黨稍後召開黨員大會，就5區總辭作民主表決。

大會還未召開，壓力排山倒海，社會議論紛紛，媒體熱烈報道，將民主黨置於政治的風眼中，大是大非，何去何從，民主黨已無可迴避，必須向公眾作全面和清晰的論述。

第一個問題是：民主運動是持久抗爭還是背水之戰？

香港的民主運動始於1985年的代議政制。當年的港英政府知悉中國將收回香港主權後，才開始建立植根香港的民主政制，由區議會開啟代議政制的先河。初期民主派對參選是患得患失，親中左派更欲靜觀其變。然而，代議政制鼓動了民眾的政治覺醒和熱情，掀起了持續四分一世紀的民主運動。

1980 年代的民主運動有兩個戰場：一個是爭取八八直選，一個是爭取民主基本法。當年的中英政府，既壓制了八八直選的要求，只容許91年立法局部分直選；港英更引入功能組別的怪胎，為香港的民主政制種下禍根。八九民運後，中國全力壓抑香港民主，視其為民主抗共的陰謀；末代港督彭定康引入新九組，更遭遇九七落車的命運，由中國控制的臨時立法會取代。

儘管香港的民主運動先天不足，只能在中英政治夾縫中艱難地成長，至今仍未能實現民主普選的夢想，但它所喚起的民眾力量，卻保衞着香港自由法治的核心價值，不倒退，不消失，讓香港避免澳門化和新加坡化。這是民主派努力的成果，也是無數港人奮鬥的足印。今天，有人隨便輕視請願示威和遊行絕食的功用，隨便否定港人真誠的奮鬥，說香港25年民主運動毫無寸進，忘記當年民眾一步一腳印的艱辛，連用大聲公都可以被捕，連20人遊行也可能犯法，連遊行唱歌也是噪音，這些早已被遺忘的民主歷程，不想回憶，未敢忘記，但不應隨便輕蔑和否定。

25 年的民主運動歷盡風波，每一個時刻都有其要緊之處，民主派不斷從成敗中汲取教訓，當中最重要的是：面對中央和建制極其強大的力量，民主運動必然是全方位和立體的持久戰，而不是玉石俱焚的冒險主義。所謂全方位，包括溝通對話、諮詢談判、民間組織、議會抗爭、社會運動、公民抗命；所謂立體戰，包括不同階層民生和社會的訴求和行動，也包括民主運動不同的戰略和策略，讓民眾從參與、組織、抗爭和挫敗中確立爭取民主的信念，積累和壯大香港民主運動的力量。

這當中有很多默默無聞，風裏雨裏一路走來的港人；當中也有很多默默耕耘，可歌可泣篳路藍縷的故事，他們是民主運動持久戰的中堅力量，薪火相傳，點點滴滴，推動香港的民主和進步。

第二個問題是：民主運動是多元抗爭還是唯我獨尊？

1980 年代開始的民主運動，一個最重要的反思是：如何促進團結和避免分裂。過去，民主運動面對中英政府強大的力量，深感自己的弱勢與無力，常強調觀點和行動一致，以最大的團結爭取民主。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回歸後公民社會的發展，新舊政黨和民間團體的湧現，導致民主運動的多元抗爭和百花齊放，和而不同，殊途同歸，體現民主新一代推陳出新的生命力。

就以社民連和公民黨的5區總辭全民公投為例，我們沒有懷疑其政治真誠，也承認這是一個具有創意，但極有爭論的反抗運動。23個民主派議員的立場，由支持、反對、觀望到保留，反映爭取普選的不同策略。既然是策略分歧，社民連和公民黨可以支持，民主黨可以反對，獨立民主派可以觀望和保留，這正是民主運動的多元抗爭。

歷史的錯誤讓我們謙虛，不同的策略都應該尊重，為什麼民主黨有不同意見未能參與，或未開黨大會決定是否參與，或各人真誠坦率地公開觀點，便被視為破壞民主派團結的罪人，連主席何俊仁都被擺上枱？為什麼民主黨誠實指出總辭的風險，反要為從未支持過的5區總辭負失敗之責，而明知風險卻仍然上馬的社民連卻毋須負責？

其實，5區總辭只是策略，民主普選才是目的，為什麼民主黨不能堅持自己的策略，以維護23票否決權為首要任務，再全力發動群眾抗爭，要求對話，爭取普選？民主黨的策略未必對，正如社民連和公民黨的策略未必錯，對錯可以辯論，實踐檢驗真理，但在此之前，民主派之間應否有起碼的尊重，爭取普選是否容得下不同的策略，民主運動的多元抗爭是否勝於唯我獨尊？

第三個問題是：5區總辭是務實抗爭還是冒進主義？

5區總辭的目標是全民公投，藉着全港5個選區各1人辭職，做成一次全港性的投票機會，社民連和公民黨的主觀願望，是賦予選民一個特定的議題，假設選民為此而投票，借選舉作全民公投。

但這樣真能做到全民公投嗎？首先，全民公投是主題先行。當前，社民連的立場是2012雙普選；公民黨的立場只求2017和2020的普選路線圖，兩黨若不放棄其政治立場，選民投什麼票？兩黨最新的主題是：選民對2012政改方案支持與否作公投。但民主派是否須依靠全民公投的結果，才能決定自己投票的立場？冒着失去否決權的風險，這樣的公投是否值得？

其次，公投要有勝敗，何者為勝，何者為敗？公民黨說贏1票已算贏，社民連說贏3席已算贏，標準過低，難以服眾。以民主派六成票的基本盤，不全贏5席已是輸掉公投。但眾敵環伺，虎視眈眈，敗將翻叮，捲土重來，全勝談何容易？當前，民主派 23票否決權已是弱勢，還辭去5席公投，冒險是否值得？

這正是社民連和公民黨要求民主黨參與的原因，也同時說明5區總辭全民公投的異化。若5區總辭是為了全民公投，有5人辭職，有統一主題，公投已可進行。若害怕公投沒有民主黨參與而輸掉議席，所謂公投，究竟是投主題，還是投人和投黨呢？

過去的經驗顯示，投票的理由從來複雜，投人投黨較多，投單一議題較少。近年，選民更自行配票，分給支持的陣營，發揮比例代表制最佳效益。因此，將投票行為簡化為全民公投，或將投票人數幻化為另類上街，皆名實不符，自我感覺良好而已。

真正的上街，如1989年的百萬人遊行，2003年反23條的黑衣遊行，當中的悲情和憤怒，意志和力量，團結和希望，是港人寫入史冊的經典，與投票結果不可比較。何况選舉當中，選民不一定投民主派，投民主派也不一定視為公投。

翻開一部歷史，群眾運動的形式很多，但遊行體現集體意志，仍然是極有力的行動。真正的難處在於，群眾是否有足夠的憤怒上街，這是10年難遇的歷史契機，影響時代，改寫歷史。我尊重社民連和公民黨5區總辭的選擇，但卻不宜將投票視為另類上街。

當公投主題和勝敗仍具爭議，當5區總辭變為辭職補選，當辭職補選變為選人選黨，結果與公投已不能畫上等號。若這些重大的疑慮未清，若民主黨稍有遲疑，便鼓動群眾迫民主黨上馬，置既有的否決權於風險中，傷害了民主派的團結，撕裂了民主派支持者，究竟是務實抗爭還是冒進主義？

第四個問題是：5區總辭成功，能促使中央落實普選嗎？

5 區總辭是動員民眾的策略之一，風險大，效益小。5區總辭的力量，遠弱於03年的23條遊行，更弱於89年的民運遊行，這兩個遊行導致中央改變香港的政策。但我們仍渴望最好的結局，就是5人全勝重返議會，維持原有23個民主派的局面。不過，立法會的強弱的對比仍在，民主派5區總辭後回歸原點，仍然需要議會外的其他抗爭，仍然需要以否決權體現民意，仍然需要爭取與中央的對話，解決歷史爭議，實現真正普選。

因此，否決權要不動如山，但民主運動必不可少。民主派既要團結現有的23票，免被撬走；更要組織多元的民主運動，擴大力量。而更重要的是目標，爭取2012雙普選，固然理直氣壯，但機會並不大；若2012未能普選，民主派也應提出：2017的特首提名，不能高於2007的規定；2020必須徹底廢除任何形式的功能組別。

民主派的目標是終極普選，民主運動的精神既是持久戰，就只能把握可乘之機，積小勝為大勝，等待有利時機，爭取更大成果。過去的經驗說明，運動沒有預設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只要行動按形勢不斷升溫，議會製造議題不斷抗爭，帶動傳媒關注，就能觸動人心，逐步走向運動的高潮。

即使過去88直選和23條立法，都要經歷民眾冷漠到熱烈的過程。88直選激化了社會鬥爭，產生回歸10年的政改時間表和路線圖；23條立法後期，社會聚焦於葉劉淑儀的失誤和董建華的無能，成功發動50萬人上街，導致23條的夭折和董建華的下台。

民主運動顯示人心，但實現普選的辦法，最終仍是香港各政治力量，尤其是中央和民主派的對話妥協，才能解決雙方的疑慮和分歧，才能尋求一個港人接受的普選路線圖和終極方案。當中特首確實擔當極重要的橋樑角色，不容卸責。而朝野上下都要總結05年政改失敗的教訓，推動對話，增加互信，藉修訂基本法而達至雙贏。

當然，很多港人會質疑對話的可能和成效，但對話也應當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任何一線的機會，都不要主動關門，迫使運動走向對抗的不歸路。

第五個問題是：5區總辭內訌，是否轉移了爭取普選的方向？

政改諮詢文件剛發表，5區總辭便立即綑綁，民主派的內訌取代了政改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

2012雙普選被人大否決，應否聚焦爭取2017和2020普選路線圖？

普選路線圖可否簡化，聚焦中央確認2017和2020是普選的法定年期；2017特首的提名門檻不高於2007的規定；2020取消所有形式的功能組別？

2012的翻叮政改方案，無論選舉委員會還是功能組別，是否仍有民主化的過渡空間？是否可以邁向真普選？

爭論以廢除功能組別最為惹火：無論中央和特區的官員，都不斷合理化一個將持續35年的政治特權，讓20萬特權階級一人兩票，比其餘300萬選民多了一票。

爭論更以譚惠珠的言論最惹火，說普選定義由中央決定，聯合國公約的定義不適用於香港。若在過去的年代，譚惠珠的歪論早引起政治風波，但5區總辭救了譚惠珠，港人也錯過廢除功能組別的戰機。

5區總辭無論得失成敗，無論民主黨是否拒絕參與，請仍然緊記民主運動的方向，是爭取政制終極雙普選，而不是爭論5區總辭的對錯。民主派千萬不要將策略當目標，將樹木當森林，放過了特首曾蔭權的翻叮，放過功能組別的廢除，放過唐英年的假諮詢。

當中，曾蔭權有極重要的憲制責任，他有責任向中央反映港人真普選的立場，他有責任爭取民主派與中央官員對話，他有責任促使中央交出普選路線圖。若他的翻叮方案再被立法會否決，他絕對有足夠理由政治腳痛。因為，政改是他7年特首最重要的工作，怎能不做好這份工？

但曾蔭權的責任，政改方案的缺陷，民主普選的前路，全被5區總辭的綑綁內訌激化和異化，民主派有責任撥亂反正，聚焦爭民主，實現真普選，不要一哄而起，忘記歷史任務。

第六個問題是：一黨專政的中國，為什麼要給香港民主？

港人為民主已奮鬥了25年，港英的13年落空了，回歸的12年也落空了，對中央承諾的2017和2020年普選，港人仍有着深深的疑慮。

疑慮是歷史的積累：毛澤東時代的極左政策，鄧小平時代的八九鎮壓，香港九七回歸的民主停滯，23條立法的強橫嚴苛，引起港人更根本的疑慮：一黨專政的中國，為什麼要給香港民主？

今天的中國，大國崛起之心，民族圖強之志，是建國60年來最實在的。為實現這強國大業，常壓抑着地區的矛盾和人民的願望，以維護中國大局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香港的民主也要服從中國的大局：中國能否掌握香港的管治？香港會否衝擊一國的穩定？即使從特區的角度：民主是否影響香港的行政主導？普選會否觸動香港的既得利益？

中央從來沒有認真正視：民主普選既是香港的人權，長期壓抑民主導致社會最持久的內耗，成為香港不穩定的重要原因。矛盾不斷發生，社會不斷撕裂，特權繼續存在，貧富繼續懸殊，憤怒繼續蔓延，激進政治抬頭，社會如壓力煲，這是社會極嚴重的管治警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2005 年民主派否決政改，2007年中央回應了民意，提出2017和2020的普選時間表，但港人很快便質疑：特首的提名門檻可作政治篩選，功能組別會以普選的名義長存。若港人的疑慮屬實，則普選已經變質，時間表意義大失，港人的沮喪和憤怒可想而知。港人有理由反抗，反抗這鳥籠民主。

石在，火不會滅。中央不給港人民主，就將香港的內部衝突，轉化為中港的矛盾，港人的憤怒開始聚焦中央，傷害了中央和香港的和諧關係，傷害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局，傷害了中國的統一大業，傷害了香港經濟發展的方向，傷害了香港各階層的團結，這樣的鳥籠民主怎能持久？這樣的社會怎會長治久安？因此，為了國家的利益，也要給香港民主。

中央應相信港人，落實民主，重建中港的互信和對話，解決普選的疑慮和分歧。港人不想重蹈2005否決政改的覆轍，港人更不想持續25年的中港紛爭。中央能否以大國的氣度和胸襟，開啟大門，破冰對話，完成香港普選的終極方案，解決四分一世紀的民主內耗，讓香港成為中國民主政治的特區？

這是香港民主進程的重大突破，也是贏得港人歸心的戰略決策，更是中國經濟崛起的民主實驗。

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這是人類文明的大潮。香港如是，中國如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殷鑑不遠，能不深思？

張文光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李芝蘭 -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政改與邊緣化

2009年11月29日

【明報專訊】近日有關政改的討論暴露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即工商界精英在經歷了近30年的政制改革辯論後仍然原地踏步，沒有認識到一個在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實踐多年的事實，即資本主義的持續發展需要一個民主政治體制，資本家是民主政治的得益者而非受害者。資本家未能洞悉民主制度對保護資本的重大功能，反之對民主發展處處設防，自挖資本主義持續發展的牆腳而不自覺，與之相比，之前被中央領導人點名的經濟結構調整緩慢，及日益嚴峻的貧富差距，只是上述這深層次矛盾衍生的結果而已。

上世紀80、90年代的政制討論中，工商界提出了民主等於免費午餐的論述，擔憂民主化會增加勞工階層社會福利，削弱資本的利益，這種將勞資利益對立的思路，使工商界普遍抗拒社會上對民主、普選的訴求，利用中央對競爭性選舉政治的保留，搭上了中央提供的「便車」，透過小圈子的功能組別選舉來維持自身的利益。

問題是香港工商界如此是否便能夠保住他們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能否令香港的資本主義持續保持活力，令廣大市民安居樂業？能否使香港社會為中國持續發展做貢獻，使香港免除「被邊緣化」的威脅？

港商淪為抱殘守缺受保護者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看看香港工商界近年在中國經濟領域面臨的窘境，便可窺見只看見當前一己利益的限制。上世紀80年代起，工業界在南中國投資擴充生產，關閉在港的設施，充分利用內地廉宜的土地和人力資源，打造了中國世界工廠的神話。可惜的是，絕大部分港商未有適時運用投資內地帶來的低成本和額外利潤來開發科研提高生產力，本港的業界組織亦未有發揮聯結力量促使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協作發展，結果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後，廣東省政府多次明言要產業升級，港商營運的企業非但沒有成為廣東產業升級的先行軍和倡導者，反而一再向中央進言要求庇護，結果在去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影響下結業連連！港商從一股進步的力量淪為抱殘守缺的受保護者，歷史是如此的諷刺！

《基本法》保障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鄧小平也已公開說了，其實100年或更長也行，反正中國已在變革，內地還要製造更多的香港。這些對香港原應是大好的信息，內地本身亦在變化，香港的經驗是重要參考，香港人便不需要擔心50年大限將到，香港要回歸社會主義制度。但弔詭的是，近年內地發展勢頭愈猛，香港社會便愈益擔心自己「被邊緣化」了，香港的獨特優勢沒有了，看不到出路了。好像惟有別人的窩囊才能突顯我們的優勢，香港，你何以窩囊至此？

我們要做些什麼，才可以把香港特有的優勢發展得更好？中國在發展了，一開始便走在前面的香港要如何繼續走好我們的路，好為內地的變革提供新的參考？比香港同樣發達以至更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成功經驗又是什麼？

工商精英置整體社會福祉於不顧

由此可見近日工商界人士及其前黨友唐英年司長的「功能組別普選論」的破壞力，已經超乎黨派間議席的爭奪。香港社會的穩步前進，包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需要我們包括資本家具備長遠的前瞻目光。全球現存的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無一不擁有一個普選產生的政府，而未聞有功能組別的。香港政制的發展，自上世紀80年代一直在「循序漸進」的主旋律下緩步前行，但目標是《基本法》45條及68條已經明確的立法會及行政長官雙普選。如今，有了2017及2020的時間表，將普選這一國際社會上久有共識的概念任意曲解，置中國在1998年已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於不顧，由此造成香港政治體制落後於其他經濟發達社會，亦必移禍於本地的經濟發展前景。上周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的年度報告，首次點明香港或會成為美國敏感高科技產品外泄到中國的管道，已經敲響了香港作為一個世界城市的警號。[Vic: 如果你是美國政府，你也會有些擔心，對吧？]儘管中央及港府迅速否認，港府亦一再強調外界批評其不讓中國異見人士入境的簽證政策出於中央干預是毫無根據，但如果中央並無干預，港府仍是一概不批准異見人士入境，這豈非引證了香港政治漸趨內地化的假設是成立的？香港又憑什麼要求國際社會在經貿上將香港獨立看待？

踏入2009年之初，中國提出要趁着全球金融危機的機遇提升經濟產業，打造綠色GDP，走持續發展的道路。中國國情複雜，政策框架的制訂與達致成效之間過程曲折，但部分港商在這過程中卻竟然成為保守的力量，而非推動進步的先行者。如今工商精英在政治領域上又再重蹈覆轍，漠視全球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經驗，只謀求維持一己短期利益，置香港整體社會包括資本家的後代的福祉於不顧，更遑論全國長遠發展的需要了。

這——才是香港被「邊緣化」的罪魁禍首，是香港本土的悲哀。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路成員

陳雲 - 困局之內爭民主

2009年11月22日

【明報專訊】香港夾在自由世界和共產中國之間，往日得到英國和美國的庇護，香港一直享有政治特權，並以此交換中共的經濟利益。中國經濟改革成功之前，仍需借助香港的融資服務和制度參考，仍須假裝向民主自由進發而容許香港做中國的民主試驗場。目前，中國的經濟改革看來成功了，即使危機四伏，畢竟經濟總量驚人，在金融海嘯之後，更由於貨幣不自由、並未過分牽涉入國際信貸而得以獨善其身，忽然變得財大氣粗，一闊臉就變，不但不承諾香港有普選特首及立法會的日程，反而放下一隻民主鳥籠。

困住香港的政治悶局

香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回歸中共，當時正是冷戰結束，香港處於苦悶而又不大安全的世界權力轉換時期。美國以美元資金進入中國大陸，中國工廠的廉價產品令美國的生活水平得以維持，中國持續購買美國債券令美國得到融資，人民幣掛鈎美元，並長期維持低匯率。共產中國向自由世界的美國進貢及輸血，換取經濟發展及默許政治集權，中共為持有美元的投資者充當買辦和打手，而美國輸出民主、締造世界和平的國策仍未改變。論義，美國要香港和中國大陸民主化；論利，中共維持一段時間的集權，有利於美國榨取經濟利益，度過本國經濟復蘇的難關。當然，美國期望，中共維持集權之際，在維護人權、宗教自由、香港民主化方面做得門面光鮮一些，不要令美國難堪，可惜中共避過兩次金融風暴之後，已自覺強大，運氣又好，於是不甘委屈，並不如過去十數年般的領情。近年中共對香港也愈來愈不客氣了。

香港的民主助力，部分來自美國聲援、部分來自本土爭取；香港的民主阻力，部分來自中共的壓制，部分來自本土資產階級的專政慣性。美國自己有國際正義與國家利益之間的利益換算，面對本國的經濟困境，不會出面支援香港民主；香港人民慣於享受政治照顧，一般人不大願意付出抗爭的代價；中共財大氣粗，况且國內也有政治隱患，無謂在香港開啟民主之門而招惹麻煩；香港的資產階級，則因為政府持續輸送利益而令此地財富更為集中在富人手上，恐懼引入普選會引致特權及財富流失。此消彼長之下，香港能夠繼續爭取民主的動力，只剩下民眾的決心和行動的策略了。孤獨令人恐懼，但也令人成長，恰如魯迅題《彷徨集》之詩﹕「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

香港人要成長起來

目下，香港人如要民主，只能運用自己僅存的制度資源、民主政黨、言論自由和文化想像力來爭取。這是個艱難的歷程，也是香港成長必經之路。香港的民主進程，不能總是靠英美的照顧及中共投鼠忌器式的放權，香港要離開特權的護蔭，如世上最終爭取到民主的人群一樣，自己付出努力，付出代價。頂得住北京的威嚇、頂得住親共爪牙的辱罵，頂得住本地部分變成鷹犬的警察和特務的滋擾，要視香港為家，便要以沉靜的、柔韌的、有時要犧牲或支持人家犧牲抗爭。

有激進的人願意出面承受犧牲的代價，是勞苦民眾的福氣，勞苦大眾不應背棄或戲謔出來抗爭的義人。香港的窮人服膺「和諧社會」，是住進牛棚當奴隸而已，家已經給富人抄了。石崗菜園村、「領匯」統治的商場和無數舊區重建的例子，就是窮人被抄家的歷程。我不是要香港的義人上街暴動，恰恰相反，在中共的強勢高壓之下，義人要尚智好學，要沉靜思考，認識國際局勢，認識香港社會壓榨的真相，認識孤立無援的困局，堅決而柔韌地持續抗爭。不是要犧牲，而是要以犧牲來博取成功。博取成功的條件未足夠，不可輕言犧牲，而應集結正義的勢力。

由於中共處於強勢，香港的義人要在安全的範圍內，明確表示爭取民主的態度，無論民主黨派如何不濟，都要投民主黨派內的先進分子一票，不能以犬儒的態度回避投票，或者出於戲謔或意氣，而投票給親共、親商的候選人。每張正義的投票，每次民主示威得到正義市民的默默贊許，都顯示香港爭取民主的決心。好好地讀書、看報，以完整的句子傳情達意，蔑視親政府的宣傳，幽默地嘲笑民主的敵人，做一個快樂的抗爭者。不論爭到政治民主與否，都要盡量在日常生活實踐民主和寬容。

目前，中共不責成香港政府復興工業、農業等在地產業，港府則以高端產業為幌子，以資訊科技、文化區、創意工業等概念圈出土地或工廠大廈予商人開發房地產圖利。香港本土經濟不興，北京則以跨境投資及跨境消費的方法增加香港的經濟依賴性，進入控制香港的命脈。然而，即使跨境投資和跨境消費，要在香港長遠立足，要令本地資本家得益，也需要香港社會持續有正義的民氣與誠信的服務。這些都是要富人付出代價來建設的，不能一味勒榨殖民地留下的正義民氣。

香港資產階級要有政治覺悟

睿智的財主佬並不反對有人為社會公義奔走，一些甚至在背後透過基金會轉折資助。聰明的美國商人最懂得玩這套，一邊資助右派政黨，一邊資助社會抗爭活動；他們不是騎牆，而是兩邊都是利之所在。用一點金錢資助，或者只給予道義默許，就有人在香港鼓吹公義，維持整個社會的良知，令社會講求誠信，有正義感，見義勇為，有錢人不會被民眾鄙視，被公司的會計欺騙，被律師敲詐，不會被司機標人參，不會被廚師下毒。內地的大城市也很繁榮，但始終不會令有錢人放心安居，託付身家性命，就因為香港的公德比大陸好。良知擱久了，會麻木，會枯萎，維繫公德的生命力，要經常透過衝突和抗爭來演練、來灌溉。

資本家以功能組別及分組點票來盤踞香港政壇，已到了神憎鬼厭的地步，社會仇恨富人的心態正在蔓延。即使香港有了民主，資產階級仍是有資源取得社會控制的，而且控制得來有體面，只是要付出多些努力而已。這一代的資本家也要upgrade自己，也要世故起來，要懂得玩兩手政治，不能靠一味依附共產黨。當中共的人民幣被迫成為自由的國際貨幣，人民幣不再依附美元，美國逼迫中共當大哥、不能再認弟弟，中共以金融勢力形成亞洲權力圈而美國完成經濟整固的時候，中美就會有大衝突。以中共的知識能力和處理危機的能力，到時便會焦頭爛額。香港要自保，香港的民主進程、國際化進程、（反共的）中華化進程，其實就是要維持香港的政治特區地位，在國際衝突之中令大家對此地留有一手，令香港倖免於難。以此觀之，香港親共，是自尋死路。中共不許香港先行一步，不許香港做民主實驗，是全國一盤棋、攬住一齊死的心態。然則，香港人不會那麼蠢，坐待滅亡吧？

《髒錢》書評 - 邪惡貪婪的資本主義，為何不會崩潰？

中國時報 　2009.11.01

開卷嚴選－邪惡貪婪的資本主義，為何不會崩潰？

鄭政秉（東吳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世界經濟在歷經了長達幾十年的繁榮之後，2008年的全球金融大風暴使人們再度陷入資本主義是否即將崩潰的思維魔咒中。被遺忘的《資本論》在西方國家熱賣，欲振乏力的社會合作制度再度燃起希望，方興未艾的反全球化運動更形炙熱。許多人相信馬克思預言的資本主義末日就在眼前，但真實世界是否真的演變至此呢？約瑟．希斯（Joseph Heath）所著的《髒錢》告訴我們，雖然資本主義永遠擺脫不了道德上的責難，但它不太可能崩潰。
　如果是一個主流經濟學家這樣告訴我們，大多數讀者會嗤之以鼻，覺得又是一本可以丟進垃圾桶的學術偏見。但本書作者並不是經濟學家，而是一位沒有受過正規經濟學訓練的哲學家。和哲學家聊過天嗎？那是一個以磨腦袋見長的專業，何況作者又是一位卓越的哲學家。在柏拉圖、馬克斯及凱因斯等經典的沉思細琢之下，他聲稱要預知資本主義的未來，必須先破解許多右派或左翼都存在的謬誤，我們就必須耐著性子，細讀本書，相信必有所獲。
　翻開本書的目錄就令人興奮，因為現在已鮮少有如此全面性的財經著作，能夠一方面批判右派學說，另一方面又直指左派思潮，為這個混沌未明的資本主義之未來指出一條明路。書名「髒錢」揭示了社會大眾對資本主義財富正當性的質疑。本書從我們最關心的公平、正義、及效率等基本價值出發，觸及牟利與道德、理性與原則、市場與政府、放任與管制、企業家與勞工、全球化與受害者、平等與均貧等資本主義運作的爭論議題，內容十分豐富。
　但是本書和一般暢銷書不同的是，它並沒有一以貫之的簡單立場，更缺乏煽情聳動的大趨勢。相反的，它是用一個個精細的論述，來闡明在左右派相互攻擊中存在的許多經濟謬誤。體驗過倫理學中有關道德兩難的辯論嗎？這就是本書鋪陳論述的基本元素。如果讀者能夠克服智性上的怠惰，將會發現本書揭露了許多發人省思的謬誤，譬如「凌志與橄欖樹謬論」、「經濟合成謬論」、「貧民勞工謬論」和「過度生產謬論」等。作者以許多實例來闡明這些錯誤的論述，精細又具有說服力。像是Body Shop（美體小舖）在非洲推行的「貿易而非援助運動」、樂施會在中南美洲發起的「咖啡公平貿易運動」，都是近年在世界各地活生生上演、影響深遠的反資本主義案例。
　本書雖然主張資本主義制度不易被替代，但作者並不是毫無保留地擁護自由市場。事實上，他對主流經濟學核心論述之批判毫不留情，譬如對完美市場及理性決策之荒謬面的解剖，恐怕多數主流經濟學家也無力回應。作者當然花了更多的篇幅告訴左派菁英，如果無法深入掌握經濟學中非直覺的精髓理論，譬如說比較利益法則和保險機制，那麼那些由簡單道德動機發起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將前途黯淡。
　不論是學者、社會運動家或一般大眾，閱讀本書必有所穫。但它是否為我們解答了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中的所有困惑？答案當然是不可能。因為作者偏重從經濟層面分析左派和右派的侷限，卻甚少著墨資本主義社會中更上層的制度結構，像是所得分配的機制、產權的歸屬、民主政治的優劣、財團的操縱、和帝國的野心等問題。然而既使如此，左、右兩翼都將被作者的經濟謬誤論所棒喝，本書也終將對「資本主義必將崩潰」的爭論，留下深刻的影響。

書名：髒錢 - 鄉民拼經濟必GET的學經濟指南
原文書名：Filthy Lucre: Economics for People Who Hate Capitalism
作者：約瑟．希斯(Joseph Heath)
出版社：財信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9/11/04

梁文道 -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讀書筆記

梁文道 - 告別革命，死者復歸
香港蘋果日報 2009年9月20日

國慶為甚麼要閱兵呢？或者更直接地問，閱兵的意義到底在哪裏？

兵者，兇器也。在一片人工製造的歡欣氣氛之中，把一隊隊坦克和可以運載核彈頭的導彈送進張燈結綵的大街，難道大家就不覺得詭異甚至荒謬嗎？當然，我知道標準的答案一定是閱兵能夠展示國防的力量，而保證人民的生命安全正是國家存在的基本目的。

可是這個國家根本就建立在一連串的戰爭之上；它不只是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而和平誕生的機構，它還是一具透過無數殺伐才得以穩定執政的戰爭機器。為了達成保護人民的目的（比方說保護人民不受外國侵略），它得先屠戮人民；如此弔詭，如此難解。

所以怎樣定位 1949那一年所發生的事，便成了一個很緊要的問題了。如果把它看成「革命」，那麼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罪惡了。儘管是罪惡，但你還是有辦法解釋，因為它到底是場革命嘛。例如，你可以描述一個革命前的黑暗狀態，把它形容為水深火熱的地獄，然後陳說革命之必要，與戰爭的不可迴避。你還可以挖掘出一條和平路線曾經有機會實現的證據，然後控訴國民黨拒絕和議，堅持用兵的殘酷及愚蠢。雖然並非全無可議，但這樣一套革命論述大體上還是能夠勉強地解說那種弔詭的情境。沒錯，國共戰爭那三年是死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可那是革命呀，為了建立一個美好的新國家，不得已，總得有人犧牲。於是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能以龍應台所說的「勝利者」形象，心安理得地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面，檢閱它勝利的原因了。在這個意義上，快樂地閱兵不只不荒謬，反而很正當；因為當年的戰爭是正義的，眼前的武力也是正義的。我們正義，並且凱旋，你就算興奮得跪倒在裝甲車前，也沒有人會怪你變態。

不過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因為 1949那一年還可以有別的說法，比如「內戰」。我覺得大陸這幾年越來越流行「內戰」這套論述是很不可思議的，因為「內戰」和「革命」不好並容。內戰是一國之內不同武裝力量的交戰，雙方搶奪政權，彼此敵對仇殺；然而，這畢竟是同一個國家裏頭自己人的事。革命就不同了，它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它要徹底推翻過去一切的邪惡與腐朽；革命者和老政權完全是不可與共的兩端，判然分明。

如今用「內戰」代替「革命」，目的自是為了兩岸統一。大家打了半天，可到底是自己人起閧，正所謂「渡盡劫波兄弟在」，兄弟倆千萬別以為打完一場架，就連血緣關係也斷了。所以南北戰爭打完，美國還是原來那一個美國。

有些論者喜歡用南北戰爭比較我們的內戰，覺得人家到最後大團圓結局很好，雙方彼此尊重，敗軍之將李將軍至今還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粉絲遍及北方。怎麼我們就不行呢？

因為我們的內戰在某程度上還沒有結束，也沒有人投降，它延續變形為一種不動聲色的敵對狀態。就說是革命，它也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長期革命。而且我們始終繞不過那個問題；它究竟是內戰還是革命？只有「內戰」才能支持雙方和解，並且必將統一的道理。只有「革命」才能說明為甚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新中國，而今年是它建國的六十週年。它們的矛盾在於如果你接受革命論述，你就必須承認對手不是兄弟，你和他沒有關係，他是和你全然不同的老怪物。你還得考慮是不是要繼續「解放」對岸的大業；如果不，你要說明對方已經不腐朽了，而你自己原來也不革命了。

以「內戰」代替「革命」，你該如何解釋自己的新穎？失去了「革命」那種看似天然的道德光環，你在內戰中殺了那麼多人又還有甚麼道理可講？死者不再是讓政治理想大放光明的燃料，而是「兄弟倆」奪取大位過程中的無辜寃魂。[Vic: 國共兩黨稱兄道弟，什麼「渡盡劫波兄弟在」，真叫人噁心到極點。你們兩位大哥說打就打，說和就和，把老百姓當什麼？]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三之一）

假如它道歉？（《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三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革命是一場開端，所以暴力是必然的。正如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在《論革命》裏所說的：「如聖經和典故所說的：該隱殺亞伯，羅慕路斯殺雷穆斯。暴力是開端，如果不運用暴力，如果沒有忤逆之舉，開端就無法締造了」。從這個角度來看，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那場開端暴力的拾遺了。

雖然多年前的《雪白血紅》已經詳細描述過四八年長春圍城的慘烈，但是在龍應台的筆下重看一次那半年的經歷，你仍然會抑止不住自己的情緒。「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口說是有五十萬，但是城裏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鄉親，總人數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萬。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十七萬人」。當時共軍的策略就是嚴防死守，不許糧食和燃料進城，也不許百姓出城，他們的口號是「不給敵人一粒糧食一根草，把長春蔣匪困死在城裏」。只不過被困死在城裏的，主要是那上百萬的市民。

他們吃掉了貓狗老鼠，吃掉了馬，然後吃樹皮、吃草、吃酒糟，最後吃人。一個倖存者記得自己在草地上看見一個正在移動的東西，「那是被丟棄的赤裸裸的嬰兒，因為飢餓，嬰兒的直腸從肛門拖拉在體外一大塊；還沒死，嬰兒像蟲一樣在地上微弱地蠕動，已經不會哭了」。連圍城的林彪都忍不住給毛澤東發電報說：「不讓飢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飢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的。飢民們對我會表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

龍應台在長春考察，發現連很多當地人都不知道這件往事。「在這場戰役『偉大勝利』的敍述中，長春圍城的慘烈死難，完全不被提及。『勝利』走進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代代傳授，被稱為『兵不血刃』的光榮解放」。

被遺忘的死者當然要被喚回，被湮沒的歷史當然要被記起，所以龍應台才會花了一年多的功夫，幾乎是嘔心瀝血地寫出了這本書。但是循着智性的推理，我們仍然可以追問，她為甚麼要寫這些東西？是想命名那些只剩下數字的死者？是想藉着填補事件來重述一段不同的歷史？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之後，很快就被大陸當局當成了禁書，它還禁止媒體與網站發表任何評介文章。為甚麼？它怕甚麼？難道這本書動搖了六十年國史的基礎，動搖了那套革命的敍述？我們知道這場革命的合法性建立在它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在共產黨終結了國民政府的獨裁統治。再反共的作家和學者也不得不承認當年的國民政府實在爛得可以，否則共產黨就不可能在短短三年之間以摧枯拉朽之勢終結掉國民黨的政權了。難道龍應台正面駁斥了這一整個論述，從根本上否定了它的理據？

沒有，龍應台的寫作在這個意義上其實是「非政治」的，因為她甚至沒去觸碰那個很根本的問題：這到底是革命還是內戰？漢娜．鄂蘭認為傳統戰爭從不以自由為論據，只有到了現代，才有以自由正名的革命戰爭，這就是一般戰爭和革命的分別了。傳統的戰爭只是「征服、擴張、維護既得利益，鑒於咄咄逼人的新權力崛起而拼命維持自己的權力」。只有革命宣稱自己是「以自由對付暴政」，只有革命才會以自由的名義去正名那場開端的暴力。那麼，龍應台是不是要用長春圍城這樣的例子去告訴大家那根本不是革命呢？不，她不討論這個範疇的問題。

如果重寫這段歷史要有政治殺傷力的話，你要不就繼續支持它是革命，要不就說它只是爭權奪利的歷史循環的又一幕罷了。說它是革命，說它犧牲了那麼多的人命，然後你就可以質問現政權「你的革命承諾實現了嗎？你所預許的自由在哪裏？你對得起被犧牲的人嗎？」這是有殺傷力的。說它只是奪權的內戰，把它一切口號當成純粹的矯辭，你則從根本否定掉了現政權的合法性；這也是有殺傷力的。但假如重寫這段歷史的最終預期就只是要現政權為死者道歉，要當局紀念國慶時不要那麼興高采烈呢？假如當局不那麼小器，它大可以簡單答覆：「好，我道歉。我甚至可以為死者立碑，在長春建一座紀念館」。然後呢？

芻狗的社群（《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三之三）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雖然龍應台沒有正面質疑中國政府的合法性，但後者對她的恐懼卻是有道理的，只不過它可能也說不清楚那到底是甚麼道理，因為龍應台所描述的那些死者是它無法命名的。那些餓死在長春城裏的人，那些跪在圍城解放軍面前哭求的飢民，那些被遺棄在野地上如爬行動物般蠕動的嬰兒；你該叫他們做甚麼才好呢？他們肯定不是革命的敵人，但他們更不是為了革命而獻出生命的戰士。他們甚至連「犧牲者」這個稱號都配不上，對於這些只是想吃飯只是想活下去的來說，「犧牲」是個太過沉重太過堂皇的一個字眼。我們似乎只能用最簡單最赤裸但也很可能最真實的名字來描述他們：「死者」。

由於它面對的是單純的「死者」，所以中國政府才會尷尬，因為它無法把他們穩妥地納進革命論述；它既不能說他們是革命的對手，也不能輕易地形容他們怎樣為革命犧牲了生命。它只能沉默地回過頭去，把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揮出門外，假裝書裏的死者從來不曾存在。

要尷尬的，又何止於中共呢？你看那隨着國民黨飄洋過海的兩百萬人，裏頭有些人根本不能說是「隨着」國民黨去台灣的。例如當年十二歲的桑品載，說得好聽點，他是「被帶過去」的，成了一個離鄉背井的少年兵。而那時被潰敗的國民黨「抓壯丁」抓到台灣去的少年兵裏，竟還有六歲的郭天喜。「一九五一年，有一次孫立人來校閱部隊，發現怎麼行列中有這麼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像話，怎麼操課啊？於是下令普查，一查嚇一跳，像天喜和品載這樣命運的娃娃竟然有一千多個！只好成立『幼年兵總隊』，直屬陸軍總部。六歲的郭天喜和十二歲的桑品載，一樣穿軍服、拿槍、上操，一樣挨打、關禁閉」。幾十年後，這些娃娃兵是否就是在台灣被人喝罵，要他們滾回去的「老芋仔」呢？

除了抓人，國民黨當然也要殺人。「一九四七年七月，國軍整編六十四師在山東沂蒙地區與陳毅的華東野戰軍激烈爭奪領土的時候，曾經接到『上峰』的電令：『以東里店為中心，將縱橫二十五公里內，造成『絕地』，限五日完成任務，飭將該地區內所有農作物與建築物，一律焚燬，所有居民，無論男女老幼，一律格殺』。」

雖然說主題是一九四九，但為了說明那一年的複雜局面，尤其是彼時台灣的情勢，龍應台還花了不少篇幅去談二次大戰時的台籍日本兵柯景星和蔡新宗，他們戰後成了新幾內亞戰俘營裏的戰犯。對着這些從小到大被教育成「日本皇民」的台灣人，你又該說甚麼才好？同樣令人無法言語的，還有卓還來。他是中華民國駐英屬婆羅洲山打根的總領事，成為日軍俘虜之後堅決不降，於是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的凌晨被人押進叢林，再也回不來了。四七年七月七日，他的骸骨被運回南京菊花台的烈士陵園。不過兩年之後，他的妻子就不敢去上墳了，他的子女也從來不敢提起這位烈士，因為「烈士還是叛徒，榮耀還是恥辱，往往看城裏頭最高的那棟建築頂上插的是甚麼旗子」。

更使人迷惑的是龍應台竟然還訪問了澳洲退伍老兵比爾，甚至大段引述了日本軍人田村吉勝的日記，裏面記錄了他對一個女孩的思慕：「從不曾給你寫過信，也不敢對你有所表露。孤獨時，我心傷痛，想家」。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龍應台到底要寫甚麼？這難道不是一本反思一九四九的書嗎？為甚麼除了離鄉的台灣外省人和戰死的解放軍之外，她要加入這麼多的雜音和這麼多的外國人呢？

如果要用最簡單的一句話去總結這本書，那大概就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了。如果說這本書有甚麼主導精神，那麼它肯定是一種最素樸的人道主義。龍應台反戰嗎？她沒有直接說過，正如她沒有直接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革命論述，也沒有正面挑戰台灣今天的主流意識型態一樣。但是她寫出了一本最政治的書，因為她在一切檯面上的政治論述之外，提出了它們全都吸納不了的政治。

茱迪思．巴特勒在〈暴力．悲悼．政治〉（ Violence, Mourning, Politics）這篇文章裏提到悲傷的政治時說：「很多人以為悲傷是私人的，使我們回到孤獨的處境，所以是非政治的。但我以為它提供了一種複雜的政治社群的想法，因為它把關係的人際紐帶鋪陳出來了，那種紐帶可以理論化成（人之為人的）基本依賴與倫理責任」。我失去了一個人，然後痛苦不堪，因為他從我身上帶走了我的一部份；這恰恰說明了我永遠不只是我，我永遠不是自足自存的主體，我們永遠都是彼此構成的社群。

對於所有那些「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龍應台給了他們「失敗者」的名字，並且說他們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梁文道 - 村民公審甘乃威

2009年10月17日

【明報專訊】雖然香港自詡為「亞洲國際城市」，但它在很多方面其實更像是一座包裹了大都會外衣的小農村。雖然我很不願意用陶傑常講的「小農DNA」去形容香港人的某些習氣，但又不得不承認，起碼在甘乃威「求愛不遂」這件事上，我們的表現實在很像文學中所描寫的那種封閉而遙遠的農村。

逼甘乃威辭職
影響公眾利益

這座城市有許多甲級寫字樓，還有更多的疑似豪宅，但它的700萬居民卻有着相似的喜好、相似的口味，而且就連看事情的方法也都一樣，完全說不上「多元」與「開放」。所以無綫電視翡翠台可以繼續穩佔全港電視收視率之冠，而且持續製造一齣又一齣的家庭倫理劇，和大家探討某一個壞媳婦的下場、某一個二姨太的詭計，以及某一段婚外情的結局。這類家長里短的故事不單是大家最喜歡的電視劇主題，還是我們認知社會諸種事物的敘述結構。不管出了什麼事，只要套上這套敍述結構，一試就靈，然後大家便可以大發議論，不只滿足了村民窺私的心理，還能再次確認我們堅信不疑的傳統倫理信條。所以劉德華的婚事是很重要的；既然大家住在同一條村子裏頭，你怎能瞞着大家結婚？還要一瞞就瞞10多年，連孩子都「偷偷」生了出來呢？這完全違反了村裏頭守望相助的原則，破壞了長年累積下來的睦鄰之道。

然而，香港畢竟有着現代大都會的外衣，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排斥劉德華，以後不借醬油給他。我們必須文明一點、正式一點地譴責他「身為公眾人物，卻喪失了誠信」。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甘乃威的「醜聞」其實也是這麼一齣套上了文明外衣與公共語言的家庭倫理劇。本來這也沒什麼大不了，可是現在竟然有人想要藉此逼迫民選議員甘乃威辭職，甚至發動罷免程序，那就真真正正影響到公眾利益，不能不細究其中是非了。

讓我們簡單歸納一下甘乃威事件的本質。根據目前大家掌握的材料，我們可以推定﹕

首先，他沒有涉及到婚外情，因為他只是「求愛未遂」（假如『表示好感』算是求愛的話），遠遠還沒達到已經發展出一段感情地步。

第二，這也不是性騷擾，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的分類，我們看不出其中有任何性騷擾的情節。

第三，這也未必是「無理解僱」，因為那位女下屬曾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但不獲受理。就算它可能是，雙方也都已達成了賠償的協議。

第四，除了那位下屬，最有可能受到影響的是甘乃威的夫人；可是一來她與公眾無關，二來她也已經接納了丈夫的作為，外人更是毋庸多談。

儘管如此，媒體卻仍然不依不饒地追索這件事的「真相」，比如說研究那位女下屬的生平，分析「表示好感」與「示愛」之間的區別。這種農村式的八卦流言本來也沒什麼所謂，好玩就行。但許多人卻死咬着甘乃威的議員身分，覺得此事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理由是他有「誠信」的問題。

近年香港的公共言說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濫用一些看起來很嚴肅很正式的詞語，彷彿只要使出了這些術語，我們所談論的事情就真的成了很嚴肅很正式的要事，完全忽略了我們對這些詞語的用法有沒有範疇錯置的問題。所以才會有人質疑劉德華的「誠信」，覺得他暗地結婚的行為破壞了他身為「公眾人物」的「認受性」。同樣地，今天的甘乃威事件一不違法，二不涉及濫用職權，三不涉及公帑的誤用；難道就因為他曾隱瞞向下屬「表示好感」的情節，我們就可以質疑他從事議會工作的「誠信」了嗎？

道德要求只須與職權相稱
不能隨時擴大無限拔高

公職人員的道德要求是有個度量的，必須相稱於他的職權範圍，不能隨時擴大，也不能無限拔高。很多人（包括一些值得尊重的政治學者）也一再指出，公職人員應該符合「最高的道德水平」，這豈不等於要求一種聖王政治，覺得每一個從政的人都該是完璧無瑕的聖人？難道我們選舉議員看的不是他的願景，知識與能力、而是專選君子嗎？這到底是在選議員還是選好人好事呢？部分人甚至認為民主派議員應該更講道德，這真是令人不知從何說起。

沒錯，議員的誠信是很重要，他不能在和公共事務相關的事情上說謊，尤其不能在他直接處理的事務範圍上說謊。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要求他不能在其他與公職相關的事情上說謊，比如說他的學歷，因為學歷能夠說明能力，那會影響到我們要不要選他的判斷。再數下去，我們或許還可以要求他盡量不要在公職範圍外更遠的事情上說謊，因為大家相信一個人在私生活上說謊，也很有可能會在公務上不誠實。

可是在這個離公共事務最遠的範圍上，我們必須謹慎對待。

當形勢發展到要逼甘乃威辭職，甚至危及整個民主派「五區總辭」大計的地步，這件事就變得可怕了。猶如村民只是不爽一個鄰居偷偷結婚，卻用「不忠不義」的名義將他扭送官府一樣，我們也只不過是在利用「誠信不足」這類字眼來包裝自己對一個直選議員施加的集體私刑。真正在破壞公共利益的，其實是我們自己。

這件事再度證明了香港人對緋聞和家庭倫理劇的熱愛要遠遠大於對公共利益的關注。你看霍震霆，連續8年沒在議會裏提出任何動議及修正案，在立法會內各事務會議委員會上的出席率也是一直偏低，就算現身也是坐幾分鐘就走。但我們何曾聽過有人說這是「醜聞」，何曾見過有人要調查他的表現是否符合公眾期望，乃至於要求他自動引退？

梁文道
文化評論人

周保松 - 給要選特首的人上一堂政治哲學課

2009年10月4日

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是改善我們的生活，使每個人活得自由自主，有效實現各自的人生計劃，並在社會關係中受到平等尊重。如果目前的制度使我們活得愈來愈差，我們沒理由不努力謀求改變。香港人一旦脫離殖民地統治，意識到自己是這個城市的主人，他們自然不可能再接受政治權力操控在少數人手中，不可能容忍這個整體十分富裕的城市卻有那麼多人活在貧窮之中，更不可能忍受文化和精神生活長期受壓於單向度的經濟思維。如果我們依然視這個城市為殖民地的延續，又或一群經濟人湊合在一起的利益競逐之地，那是香港人的悲哀。

如果我們相信主權在民，那麼政治權力的正當運用，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政府必須得到自由平等公民的充分認可。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是體現這種認可的有效機制。二，政府必須重視社會正義，給予公民平等的尊重和關注，確保社會資源得到合理分配，並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這是現代政治最基本的要求。

市場只是政治社群的一個環節，政府才是特區的最高管治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追求公義和促進人民福祉的責任。在制度上，政府必定優先於市場。政府是市場規則的制訂者和監管者，並透過徵稅及其他措施，決定個人在市場的合理所得。市場從來不是自足和獨立的領域，也並不凌駕於政府之上。

政治人的身分，我們稱為公民。這個身分，賦予每個人平等的政治權利，並承擔相應的政治義務。作為政治社群的一員，我們都是平等的公民，並應得到政府的平等對待。當公民身分和其他身分發生衝突時，前者有優先性。基於此，我們不容許宗教團體限制人們信教和脫教的自由，因為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我們也不容許公司為了成本和經濟效益，剝奪公民理應享有的勞工福利；我們甚至不容許政府本身侵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

------------------

【明報專訊】在香港，最主流最強勢的論述，是視香港為純粹的經濟城市。如何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維持和鞏固香港的競爭力，更是整個社會的首要目標。目標既然已定，剩下的便是用什麼方法達到這個目標。所有和這個目標不相容的理念制度和生活實踐，都被邊緣化或被消滅。這種城市想像的潛台詞，是香港不是和不應該是一個政治城市，因為過於政治化不利香港的繁榮安定。因此，普選民主應該緩行，社會公義最好少談，既有的遊戲規則盡量維持。

這種情况必須改變。改變的前提，是香港人必須有另一種城市想像，即理解香港為自由平等的政治城市。這篇文章嘗試探索這種想像的可能性。這種探索，對即將而來的特首選舉和政改討論，相關且必要。原因很簡單，如果我們仍然困於經濟城市的想像，無法確立政治領域的獨立性和優先性，那麼所有政治改革和政治價值的追求，都難以擺脫經濟發展至上的限制。

作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城市，香港社會每個環節，都服膺市場競爭邏輯，並將經濟效率和工具理性發揮得淋漓盡致，成為徹底的商品化社會。對很多人來說，香港本身是一個大市場，裏面的人是純粹的經濟人。政府的角色，主要是維持市場的有效運作，其他什麼都不要管。市場的邏輯，是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經濟人的目的，是個人利益極大化，人與人之間只有工具性的利益關係。在這樣的環境，每個人從出生開始，便被訓練得務實計算，學會增值競爭，更視財富累積為幸福人生的必要甚至充分條件。不少人認為，這是香港成功的秘訣，並主張變本加厲，將下一代打造成更有競爭力的經濟人，並將市場邏輯擴展到非經濟的教育文化環境保育等領域。

特區並非行政概念

問題卻在於，香港人甘心將香港這片土地只當成赤裸裸的市場，並視自身為純粹的經濟人嗎？近年愈來愈多人開始質疑這個模式，因為這樣的生活並不美好。劇烈的競爭和異化的工作，巨大的貧富懸殊和嚴重的機會不平等，疏離的人際關係和貧乏的精神生活，還有過度的物欲主義和消費主義對人的支配，都令香港人活得苦不堪言。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是改善我們的生活，使每個人活得自由自主，有效實現各自的人生計劃，並在社會關係中受到平等尊重。如果目前的制度使我們活得愈來愈差，我們沒理由不努力謀求改變。另一方面，香港近年社會運動不斷，公民意識逐步成熟，呼喚政治改革的聲音日益壯大。香港人一旦脫離殖民地統治，意識到自己是這個城市的主人，他們自然不可能再接受政治權力操控在少數人手中，不可能容忍這個整體十分富裕的城市卻有那麼多人活在貧窮之中，更不可能忍受文化和精神生活長期受壓於單向度的經濟思維。

香港需要新的定位，並對這個城市有新的期許。

沿用當代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的思路，我認為，香港人應視香港為自由平等的公民走在一起進行公平合作的政治社群。這個社群，按《基本法》規定，是中國的一部分，卻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力，包括行政、立法和獨立的司法權。我們稱它為特別行政區。特區是個政治概念，而不是個行政概念。高度自治意味着香港人理應有相當大的政治自主空間，構想規劃和打造這個屬於自己的城市的未來。

香港已不是小政府

既然每個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並願意在公平的條件下進行合作，我們便不應將特區當作市場，並用市場邏輯決定政治權力和社會文化資源的分配。例如我們不能說，誰的錢多誰便應擁有多一些政治權力，因為這違反政治平等；我們也不能說，誰是市場的勝出者便應佔有一切，因為公平合作要求資源分配必須滿足正義的要求。就此而言，特區政府有她獨特的政治角色和道德使命。特區擁有制訂法律、設立制度，分配資源和要求公民絕對服從的權力，因此它必須重視政治正當性問題（legitimacy）。政府必須公開地告訴每個公民，基於什麼道德理由，它可以擁有管治香港的正當權力。如果我們相信主權在民，那麼政治權力的正當運用，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政府必須得到自由平等公民的充分認可。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是體現這種認可的有效機制。二，政府必須重視社會正義，給予公民平等的尊重和關注，確保社會資源得到合理分配，並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這是現代政治最基本的要求。

有趣的是，特區政府常常強調它的管治理念是「小政府大市場」。就字面解，這是指政府盡可能將自己的權力和功能縮到最小，然後將大部分社會及經濟問題交由市場解決。這個說法，既不正確亦不可取。首先，香港早已不是放任自由主義哲學家諾齊克（Robert Nozick）筆下的「小政府」（minimal state）。例如香港有十二年的義務教育，近乎免費的公立醫療服務，相當部分人口住在政府興建的公共房屋，還有政府提供的不同社會保障。這些福利是否足夠，另當別論，但政府卻絕對算不上什麼也不管的「小政府」。

政治人身分應先行

其次，這種抑政府揚市場的思路，會嚴重窒礙香港的政治發展。我們知道，市場和政府根本不應處於對等位置。市場只是政治社群的一個環節，政府才是特區的最高管治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追求公義和促進人民福祉的責任。在制度上，政府必定優先於市場。政府是市場規則的制訂者和監管者，並透過徵稅及其他措施，決定個人在市場的合理所得。市場從來不是自足和獨立的領域，並凌駕於政府之上。當然，市場有它的重要價值，但市場導致的結果，往往並不公正，而市場本身亦不能自動糾正這些不公正。所以，如果放任的市場競爭導致貧富懸殊，老弱無依，機會不平等，甚至金權和財閥政治，那麼一個重視社會正義的政府，自然有必要對市場作出監管。我這裏並非主張政府要凡事干預，而是指出在概念上，我們必須將政府和市場的角色和功能作出清楚的區分。如果政府自甘作小，放棄很多理應由她承擔的政治和道德責任，那是不必要的自我設限和自我矮化。

既然政治優先於市場，那麼在公共生活中，政治人的身分也應優先於經濟人。政治人的身分，我們稱為公民。這個身分，賦予每個人平等的政治權利，並承擔相應的政治義務。作為政治社群的一員，我們都是平等的公民，並應得到政府的平等對待。當公民身分和其他身分發生衝突時，前者有優先性。基於此，我們不容許宗教團體限制人們信教和脫教的自由，因為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我們也不容許公司為了成本和經濟效益，剝奪公民理應享有的勞工福利；我們甚至不容許政府本身侵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

培養獨立理性公民

有人或會問，人世間充滿不平等，為什麼我們要如此在乎公民平等？這必然是因為公民之間具有某種道德關係。試想像，如果我們都是純粹的經濟人，而社會則是競爭市場的話，我們很難接受對弱勢者有什麼道德義務，亦不會認為政府有責任為他們做些什麼。公民身分體現了這樣的道德關懷﹕作為政治共同體的成員，我們願意平等相待，並分擔彼此的命運。公民權的實質內容，需要透過公開討論和正當程序，才能確定下來。我這裏強調的，是政治社群的道德意涵。如果我們依然視這個城市為殖民地的延續，又或一群經濟人湊合在一起的利益競逐之地，那是香港人的悲哀。我們有幸活在一起，理應善待自己，善待彼此。

香港要成為成熟的政治城市，必須培養出香港人的公民意識，而這和公民教育密不可分。教育的場所，並不限於書本和學校，而可以擴展到社會運動和各種形式的公共討論。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公民的價值意識和批判意識，增強他們對政治社群的歸屬感，並承擔起應有的公民責任。但在目前職業化、技術化和市場化的教育環境中，要實踐這種理念，自然舉步維艱。這和前述的城市想像相關。如果香港只是一個單向度的經濟社會，那麼所培養出來的人才，往往便是政治冷感，服從建制，崇拜名利，缺乏社會關懷的經濟人。所以，如果香港要走政治民主化的路，公民教育和通識教育必須要以培養獨立理性且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為目標。

反思所謂香港經驗

回歸已逾十年，香港嘗盡非政治化的苦果。殖民主走了，工具理性再不管用，因為管治者必須要為香港定下新的政治目標，並為這些目標的正當性作公開辯護。管治者需要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並告訴我們這些理念為何值得追求。可惜的是，今天的管治階層，仍然繼續用單一的經濟思維去理解香港，並有意識地壓抑香港人政治意識的發展。問題是，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輩的香港人，愈來愈對保守封閉不公平的制度不滿，並渴望改變。這不是世代之爭，不是利益之爭，而是價值之爭。在種種爭論之中，我們開始體會到，整個社會的政治想像其實相當貧乏，甚至沒有足夠的政治概念和知識結構去理解當下的處境，遑論建構理想的政治圖像。就此而言，香港並非過度政治化，而是政治上尚未成熟。我們早已完成經濟現代化，政治現代化卻剛起步。也許這種危機同時也是契機，促使我們從觀念、制度和個人生活層面，好好反思所謂的「香港經驗」，開拓新的想像空間。

出路在哪裏？既得利益者會說，繼續走經濟城市的路吧。只要給香港人麵包，維持繁榮安定，人民自然會默默忍受。但我們可以走另一條路，將香港變成民主公正自由開放的政治社群，讓每個人活得自主而有尊嚴，讓生命不同領域各安其位，讓下一代不再只做經濟人，同時也做政治人文化人，更做對這片土地有歸屬感且活得豐盛的平等公民。

作者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