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愛鄉愛台愛港與愛國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29日

在台灣觀選。高雄市議員候選人黃柏霖是客家人，他的競選總部是客屬後援總會，總幹事叫林美文，他說他當兵時加入國民黨，到民進黨成立他加入民進黨，後來加入台聯，現在回到國民黨幫黃柏霖助選。他說參加不同的黨都是為了客家人，哪個黨願意為客家人做事，他就加入那個黨。講到兩岸關係，他說只要是客家人交流，他一定參加。他在不同的黨做不同選舉的抬轎人，是基於愛鄉感情（高雄25%人口是客家人）。對他來說，黨不黨，國不國，統不統，都沒有客家重要。

上月13日，大陸《新世紀》雜誌第39期刊出歷史學家楊奎松一篇文章〈愛鄉與愛國〉，先引述文獻，講1841年鴉片戰爭期間，廣州三元里一帶有上千民眾自動幫助英軍，或揹送彈藥，或刺探情報，或參與作戰。大陸歷史教科書不是說三元里民眾當年英勇抗英嗎？怎麼又有幫助過英軍的事？楊奎松說：中國幾千年來不停地改朝換代，百姓早已習以為常，「誰當皇帝就給誰納糧」。「滿清的皇帝也未必比浮海東來的『紅毛』統治者更為可親可愛」。三元里民眾對英人和清政府的衝突本不關心。之所以先助英後又轉而抗英，先是為了對朝廷的盤剝不滿，後是因為英軍在當地搶掠財物、調戲婦女，民眾的基本利益受到侵犯。無論抗英還是助英，都不是出自愛國或要做漢奸，而是出自愛鄉。

楊奎松引用學術研究指出，中國底層民眾，往往只有鄉土情結。誰當皇帝，與他無關；傷害了本鄉本土的利益，任誰也要反。17世紀前後，大批跑到東南亞的華僑，從來只認自己的省籍或族裔，他們的歸屬是自己的家鄉，是宗親會、同鄉會，而不是國家。

晚清年間，一省一地與清廷國家利益的矛盾衝突已頻頻發生。辛丑和約後，各地百姓對滿清中央的統治及其政策越發不信任。因此，無論立憲派的梁啟超，或革命派的孫中山，都有將來立國須仿效美國或德國的聯邦制的設想，先搞地方自治。梁啟超說：欲建一「完全之國家」，理當「博採文明各國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縣縣，鄉鄉市市，各為團體，因其地宜以立法律，從其民欲以施政令」。與梁啟超一道流亡日本的廣東人歐榘甲1902年出版了《新廣東》小冊子，公開主張：「廣東者，廣東人之廣東」，「廣東人實為廣東地主，則廣東之政權、財權、兵權、鐵路礦山權、土地所有權……，莫不宜自操而自理之，以廣東之人，辦廣東之事，築成廣東自立之勢，以建全中國自立之起點」。1903年，留日學生楊篤生撰文〈新湖南〉，提出：「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欲新中國必新湖南」；欲新湖南，只有「獨立」之一法，即應「闢湖南巡撫衙門為獨立之政府，開獨立之議政院，選獨立之國會員，制定獨立之憲法，組織獨立之機關，擴張獨立之主權」。同年旅日江蘇同鄉會成立宣言稱：「愛國必自愛鄉起。」「各國革新，無不從地方自治起」，使「人人自衞其鄉」。

1919—1920年，毛澤東在湖南推動「湖南自治運動」，在《大公報》寫了12篇文章，提出湖南的根本問題是要建立「湖南共和國」，他力主湖南實行「全自治」，提出要「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小中國從湖南做起」。

因此，一百年前，中國的愛國救國志士，就知道並提倡愛國必先愛鄉。先建立各地真正的地方自治，然後各邦聯合而成就國家的自立。

筆者三十多年前訪問徐復觀教授，他說道德的意義須見之於行為，要對人發生影響，還需要與自己的血肉相關，如果說，和我們血肉相關的有意義的東西，對我不發生影響，而偏偏是與我們血肉不相關的東西才能發生影響，這有違人性。家鄉之事跟我們血肉相連，國家就是較抽離的概念。因此，即使講「愛國愛港」，也必須把「愛港」放在「愛國」之前，這樣才真實。現把「愛國」放在「愛港」之前，「愛國」就變成一個先驗的、凌駕一切的與我們血肉無關的抽象觀念，實際上不能不是「愛黨」的白手套，而「愛港」也就淪為「愛國愛黨」的陪襯品了。

楊奎松文章的結語：「一個連家鄉都不愛的人，能夠愛國，這確實值得懷疑。但是，說愛鄉就會愛國，就我們經過的歷史來看，至少也沒有那麼肯定。」

台灣人選舉，就是把愛台放在愛國（中華民國）之前，先愛台才講愛國，或只愛台不愛國；說愛台就會愛國，真是沒有那麼肯定。若把愛國放在愛台、愛港之前，那麼這種愛國也是虛情假意的愛，是有「愛國利」才愛也。（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