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謠傳是對專制政權的懲罰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23日

本身是「幫港出聲」成員的監警會新任成員錢志庸，日前表示，假設李波「一如政棍所編的故事」，在內地籌劃出版禁書，即使是在香港印刷和出售，雖沒有牴觸香港法例，亦會觸犯內地法律，故審判權在內地。

李波因出版禁書而罹禍，絕非「政棍所編故事」，中共官媒《環球時報》稱：「銅鑼灣書店長期出版、銷售針對內地的政治書籍，大量編造虛假內容，惡毒攻擊國家政治制度……給內地維護秩序製造了特殊干擾」。《環時》也承認「強力部門」用「規避法律」的辦法「讓一個被調查者進行配合」。李波因何事被中共以強力手段「弄」去大陸，社會已無懸念。錢志庸的說法只是把中共踐踏一國兩制的行徑合理化而已。

香港許多人仍然抱着事不關己的心態，認為我不是做出版行業，沒有出版中共的禁書，因此不關我事。殊不知在香港做出版也是一門法律允許的行業，幾個做發行工作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發行的是大陸禁書。對他們來說，這只是一份工。你沒有出書，但有沒有發表過「針對內地政治」的言論呢？如果有，是不是都會在香港被強力部門架走？這是李波事件最使香港人感憂慮之處。

自由行催生禁書行業

在香港，出版有關大陸的政治書籍不是只有銅鑼灣書店。在機場，在報攤，都佈滿針對大陸的政治書籍。香港很少人看這些書，更少人會相信書中內容。這些書的銷售對象是大陸自由行旅客。每年大陸旅客有四千多萬，有百分一人對這些書有興趣，就是四十多萬。實際上絕不止百分一。他們不僅自己買，還幫朋友買。自由行除了帶旺金舖、藥房，也催生了禁書這個行業，並擁有盈利市場。市場的形成有幾個條件，一，大陸是一個沒有新聞自由的封閉社會，而香港是一個享有出版自由的開放社會；二，香港是最靠近大陸的使用中文的社會，編寫中文書和以中文出版在這裏都輕而易舉；三，開放大陸客自由行，提供了這些書的廣大客源。

如果在美國，出版一本《奧巴馬的六個女人》，相信不會有人感興趣，奧巴馬即使可以控告出版商誹謗，恐怕也懶得去告。因為在一個開放社會，出版一本秘聞書卻提不出任何真憑實據，不會有人相信，不會有市場，受損害的只會是出版商自己——沒有盈利還會賠上商譽。但對於一個封閉社會來說，就不同了，因為封閉，因為對領導人之間的分歧，領導人的生活和行狀，都是國家秘密，於是任何揭秘，不管是真是假，都會讓人民感興趣，而且即使內容鋪陳荒謬，也會相信。

幾年前網上流傳一段「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對中國人的幾點評價」，其中第一條是：「非常聰明，但非常相信傳言。」大陸有一個網民對駱家輝的話予以釋意：「非常聰明也就非常懷疑非傳言，在中國還是傳言比非傳言可靠，非傳言往往都是謊言。」

非傳言就是官方發言人或官媒的言論。比如央視和新華社日前編造的桂民海12年前車禍的故事，這個非傳言不是比一些禁書的編造更離譜嗎？

封閉社會的專政高官如此害怕傳言，害怕禁書，是因為老百姓相信傳言，而相信的原因不是基於愚昧，而是基於社會封閉和官方壟斷傳媒的非傳言太不可信。因此，謠傳，是對專權政治和封閉社會的懲罰。

出版自由是肯定的善

中國憲法沒有對禁書的不容，刑法沒有對禁書的罰則。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甚至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文革後基於對民意支持度有信心，中共曾鼓勵思想解放、言論自由。鄧小平也基於這種信心而提出一國兩制，並且公開揚言香港九七後可以「罵共產黨」。北京的《讀書》雜誌，有好多年都提倡「讀書無禁區」，意思是即使色情的、反共的書都可以讀。然而，隨着權貴資本主義發展，特權和管治問題越來越多，言論和意識形態也就越來越抓緊。不過，連在香港出版「針對內地的政治書籍」都不能容忍，則是在習近平掌大權後才出現的事。

中共老祖宗馬克思寫過許多文章力主出版自由，反對書報檢查。他說「沒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出版自由本身就是思想的體現、自由的體現，就是肯定的善……自由報刊是人民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是把個人同國家和世界聯結起來的有聲的紐帶」。

李波事件使一些書店把有關中共的政治書籍下架，個人同國家和世界聯結的紐帶被割斷。對香港固然是墮落的惡耗；對中共國也非好事，因為這會催生更多的謠傳，更多對專制政權的懲罰。（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