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 2009/08/19
一位住在紐約的台灣老移民感慨地說：「美國雖好，卻沒有全民健保！」這位老移民在皇后區開了一家健康食品店，他每年要花上萬美元為全家買健保，如萬一要住院開刀，還要看保費有沒有包括住院費。全美約有四千六百萬人完全沒有健保，生了病就得自己花錢看病，醫藥費奇貴無比。美國人每年花在看病的費用，全球第一，但醫療品質卻相當不理想亦不公平。
歐巴馬上台後，一一對付了經濟、銀行、汽車等危機，現正全力和健保改革搏鬥（見圖，美聯社）。這場仗非常難打，阻力極大，不但有共和黨擋他，也有民主黨內的保守派與溫和派同他作對，更有千千萬萬無知、頑固而又保守的白人中老年人反對他。歐巴馬想要實施全民健保（就像台灣一樣），他希望每一個人都享有健保，至少能得到像樣的醫療照顧。但推動全民健保，卻比登天還難，杜魯門總統推行過，但失敗了；柯林頓夫婦一上台就大張旗鼓地進行，由希拉蕊領軍，卻慘遭國會封殺，弄得第一夫人灰頭土臉。
歐巴馬和他的策士沒料到反對健保聲浪竟那麼大，白人中老年男女火氣竟那麼大，有些鄉下白人中青年竟攜槍在歐巴馬召開鎮民大會會場外示威。歐巴馬希望在今年年底前通過健保法案，他也能打贏這場仗（或至少半贏），則他很有機會當八年總統，如打不贏這場仗，也許只能做四年。
美國為什麼這麼難實行全民健保？為什麼不學鄰居加拿大或像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一樣推行公醫制度？答案是：美國的社會特質、商業結構和政治文化，以及貪婪到極點的資本家，迫使美國走向無法實施全民健保的歪路。造成美國醫療費用每年大幅上升、健改難以落實的最大阻力是：保險公司、藥廠、醫院、醫生和醫療科技公司等。尤其是保險公司和藥廠幾個月來已砸下數千萬美元遊說費和廣告費，試圖阻止或稀釋歐巴馬的健改計畫。
美國雖沒有全民健保，但有很好的老人（六十五歲以上）醫療保險計畫（Medicare）和貧民醫療補助計畫（Medicaid），這兩項健保是詹森總統對美國社會和美國人民的不朽貢獻，一九六五年獲國會通過實施，是屬於詹森所提出的「大社會」施政計畫的一部分。其他的健保則五花八門，公家機構員工有健保，大中型公司員工也有健保，員工每月只需付一點健保費。小型企業和小商店可能都沒有健保，全美十餘萬中國餐館，員工有健保的可能沒有幾家。通用汽車公司倒閉原因之一是，每年要為退休員工付數千萬健保。巨額健保費用不僅已成為各型企業和公家單位的沉重負擔，老人和貧民健保亦同樣使聯邦和州政府吃不消。
歐巴馬的健改方案中有一項很重要的創見，即由聯邦政府出面成立公營保險公司，俾與私營保險公司競爭，消費者可以有所選擇（public option）。沒想到這項構想，卻引發保守派議員、右翼群眾與傳媒的咆哮，害得白宮和歐巴馬的策士亂成一團，甚至考慮放棄這項構想而改採非營利的健保合作社（co-op）來取代公營保險，健保合作社的創業經費還是要由聯邦來支付。
這次健改大辯論（現已變成大吵架）中，充分暴露了美國保守白人中老年人的固執、矛盾和意氣用事，他們處處要依賴政府（如享受老人健保），但又不要政府插手管事，一聽到聯邦要開辦健保選擇，他們就大罵歐巴馬要實施「醫療社會主義化」，許多無知白人男女竟哭訴說「美國要變成俄羅斯了」！美國媒體過去常批評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氣氛太濃，此次從美東到美西，在電視畫面上出現了多少喪失理智的白人中老年人，在鎮民大會上叫囂、怒罵。這何嘗不是一種可怕的自私心態、閉門主義和意識形態作祟的自我中心主義。
最糟糕的是剛辭職的前阿拉斯加州長裴林，竟在社交網站Facebook上造謠說眾院能源與商務委員會通過的健改計畫中，包括一條減少對老人和重病者的照顧，俾讓他們早點死，以減少醫療開支。這位突然摜紗帽的女州長並為她發明的條文取名「死亡名單」。可悲的是竟然有無數人和媒體相信她的胡說八道。
歐巴馬的健改戰爭，一開始即很不順，參院中對健保全盤作業最熱的甘迺迪參議員，因腦癌無法披掛上陣，他所主持的健康、教育、勞工和養老金委員會是主審健改案的指揮部，他缺席了，主導權即被財政委員會搶走了。
歐巴馬沒有甘迺迪的奧援，等於失去一名主將，難怪他這場仗打得異常辛苦，而且勝負未卜。
2009年8月23日 星期日
2009年8月16日 星期日
文婉秋 - 譚作人案的「難言之隱」
2009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八月十二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譚作人煽動顛覆國家罪一案。法庭內外的情况都非同尋常，譚作人的辯護律師浦志強直指這是一場政治審判，當局企圖治譚作人以涉及國內媒體不能報道的「六四」以罪，從而掩蓋四川當局在地震死難人數及彭州化工項目的不當選址這兩項「難言之隱」。譚作人對這兩個事項調查及追問，觸及了四川地方官員的利益。
法庭內外的詭異
根據檢查機關的起訴書顯示，指控譚作人罪名的四組證據包括﹕撰寫有關六四的回憶錄、與王丹電郵聯絡、譚作人提倡參與獻血紀念六四以及汶川大地震之後譚作人接受境外敵對媒體採訪，發表大量言論詆譭政府。
譚作人的辯護律師浦志強在庭審結束後表示，「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場政治審判，决定他的因素是政治因素。從庭審表現來說，控方所有與案件沒有關係的證據都有可能被接受，而辯護方所有與案件有直接關係的證據都完全不被接受。這種情况是十分少見的。」
在庭審過程中，辯護律師的發言經常被打斷，譚作人發言稿被收走，全部發言時間只有三四分鐘。事情之詭異不僅局限於法庭內審判過程的異常，法庭外發生的事情也是非常地不同尋常。
這次名義上的「開庭審理」按法律規定應該允許公民參與旁聽，但同案件有關的人員和關注譚作人案的人士都沒有被准許進入法庭。在浦志強的強烈要求下，法庭才允許譚作人的太太及大女兒進入法庭旁聽，而譚作人的小女兒及專程從國外趕回來的譚作人的哥哥均未獲准進入法庭旁聽，辯護律師的幾名助手也未能進入法庭。有關心此案的民眾在開庭前幾天向法院申請旁聽證，法院告之開庭之時憑身分證排隊即可進入法庭旁聽，但在開審當日上午趕至法院的民眾卻被告知需要旁聽證方可進入法庭旁聽。在民眾鼓譟之下，法院謊稱民眾可到旁邊一個法庭觀看庭審直播，但民眾發現根本沒有直播。有數百名關心此案的民眾聚集在法院門口，數人被警方扣押直至庭審結束方予釋放。有在現場的民眾估計，布置在法院內外的警員及佩戴小紅徽章的便衣總數有數百人。
此外，有幾位譚作人的朋友被限制人身自由，不能趕至法院，甚至有人趕至法院仍被強制帶走。十一日晚專程從北京趕至成都，原來準備為譚作人案作證的知名藝術家艾未未及其地震死難學生名單調查志願者等一行十人，凌晨三時在酒店房被警方破門而入，在艾未未要求對方出示證件時雙方發生衝突，艾未未右臉被打受傷。艾未未在當天下午兩時獲得自由，但其他五位志願者仍被扣留，其後陸續獲釋，最後一位志願者劉艷萍，在十三日艾未未及其律師劉曉原再度返回成都與警方交涉後，方於十四日凌晨獲得釋放，扣押時間超過三十小時。成都獨立作者冉雲飛，在十二日早上七點被警方從家中帶至書院街派出所，延至午後方得以脫身。與譚作人一起調查死難學生名單的謝貽卉，在十一日晚即被警方控制。曾於去年六四期間在成都傳媒刊登廣告的陳雲飛，在十一日即接到警方通知，要求他十二日上午到派出所報到。他於十二日早上五時半從家中出發，避開警方監控，於七時半成功抵達成都中院，但在八點被警方發現後，即被強行送回郊外家中。成都讀書會的楊雨也被警方置留派出所至中午時分。
辯方的另兩位證人，四川大學建築和環保學院前教授艾南山及四川地質學家范曉都被法庭以「與案件無關聯」為由拒絕他們出庭作證。
更難以想像的是，有身穿警察服裝但不願出示工作證件的人士到香港NOW記者的酒店房間，以接到民眾舉報房間內有「違禁品」為由，多翻搜查房間、採訪器材及記者的隨身物品，禁止記者離開。直至庭審結束，這批人在沒有留下任何交代的情况下突然離開。香港有線電視台的記者亦被人跟蹤，及時接到線報才得以從酒店地庫脫身。
四川當局掩民之口
四川當局如臨大敵而部署重兵，不顧外界反應及批評而秘密「公開審理」，浦志強認為，「這是成都本地的官員了掩蓋四川大地震死難人數這樣一個千夫所指的情况和成都彭州石化項目的不當選址而將譚作人拘押治罪。因為譚作人一直從事對上述兩起事件的揭露工作，所以他事實上是得罪了四川當地的官員。」當局精心選擇與敏感的「六四」有關的證據來治罪，亦可避免大陸媒體介入，審訊當天，大陸媒體無一家到場旁聽或採訪。
浦志強提及的「四川大地震死難人數」與「成都彭州石化項目」均為四川當局的「難言之隱」，而這兩件事，譚作人都在為之奔走呼號。
曾任《文化人》主編、綠色江河副秘書的譚作人，長期關注環境及公共話題。在汶川大地震發生後，譚作人為救災而奔波，同時根據自己的觀察，發表了多篇文章，分析地震為何造成慘重傷亡，質疑重大損失的真正原因是天災而不是人禍的說法。○八年年底開始，譚作人及謝貽卉開始了地震死難學生證查的準備，並為此發出了倡議書。
今年四月下旬通過互聯網公開發布的《5．12四川大地震死難學生調查報告（徵求意見稿）》顯示，譚作人與謝貽卉於三月二十五日完成了這份調查報告的徵求意見稿。調查報告本來準備在地震周年時發布，但因譚作人於今年三月二十八日被警方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拘留而不得不中止調查及發布初步報告。
在報告中，共統計有五千七百六十名學生在地震中遇難。報告指出﹕「5．12地震導致大量建築倒塌，尤其是學校教學樓倒塌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在校師生共同死亡的主要原因。」報告同時通過统計數據認為，「倒塌學校與地震烈度分布無必然聯繫」、「倒塌學校建築與該建築年代、具體時間無必然聯繫」、「倒塌學校與讓建築朝向無必然聯繫」。調查報告的結論，顯然與官方的基調並不一致。○八年六月廿五日《成都日報》一篇題為「地震是毁房罪魁倖存者應理性看未來」的文章引述專家的觀點認為，「設防標準低於地震烈度是建築物倒塌的主要原因，不能簡單認為倒塌的建築物一定存在質量問題。」○八年的六月開始，大陸所有媒體均被禁止繼續調查和報道地震災區倒塌建築的質量問題。外界一般認為，地震所暴露出來的建築質量問題可能牽扯出大批官員的腐敗行為。
彭州石化項目每年具備一千萬噸煉油、八十萬噸乙烯的產能，位於成都彭州市軍樂鎮與隆豐鎮之間的四川石化基地，離成都只有三十公里。○八年的四、五月間，彭州石化可能帶來的空氣污染、水污染成為成都市民熱烈討論的重點，五月四日，成都發生了反對彭州石化的幾百人的和平「散步」事件。
地震發生後，曾目睹彭州、什邡等地遭到地震嚴重破壞情况的譚作人加大了對彭州石化的擔心與關注。○八年八月十日，國家地震安全性評定委員會評審通過了地震安全性評價複核報告書，認為在項目區域和近場區無活動斷裂帶，在適當提高地震動參數的情况下，可以發展項目建設。這樣的結論，讓半年前就因彭州石化存在而焦慮的譚作人更加難以接受。
譚作人在○八年的十月底給成都市人民政府、人大、政協的提交了一份《關於成都彭州石化項目的公民意見建議書》，他在建議書中寫道﹕「成都彭州石化項目區附近是彭州——大邑——名山隱伏斷裂，具有六點零至六點五級強震的構造背景。因此，這項目說址，必須具有公正可信的項目區地震構造環境評價，工程場地地震條件評價，地震安全性評估。這些評估，不僅需要五一二龍門山大地震之前的可靠數據，更需要對五一二震後地質變化及環境容量進行重新勘測調查，並由中立機構論證評估。」
重大項目的建設投產往往帶來GDP數據的增長從而提升地方官員的政績，同時地方官員也往往能從項目建設中得到利益分配，項目並未因地震發生而中止。 ○八年冬，彭州石化靜悄悄地重新開工，在這樣的情况下，譚作人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分，再次發起了白色「和平保城」行動。他號召成都市民「用全體示弱來代替集體示威，用消極行為來主將積極權利。用白色表達來反對黑箱操作，用有序漸進來學習民主程序」。但在「和平保城」行動書發出後，他即被成都公安局「國保」約談，相關人士亦被「關照」，「和平保城」行動未能發起。
今年年初，逼於民眾爭議與地震後的環境與地質壓力，四川當局決定將彭州石化項目的煉油與加工分開，彭州只保留煉油項目，下游的加工產業外移至成都市新津縣。但在譚作人看來，一分為二仍會帶來新的問題，他主張彭州石化整體遷址，由沱江上游遷移至岷江中游，有效迴避石化基地與成都作為中心城市的環境衝突、從水源上保護區域自然生態環境。他將彭州石化論證上馬的經過、可能產生的問題和後果，以及更優方案的選擇，寫成報告《關於問題工程的問題》，並將這份近萬言的報告呈交四川省、成都市人大政協，委托送交兩會備案。
當局意圖製造寒蟬效應
譚作人案因為荒謬的庭審過程、讓人瞠目結舌的毆打扣押證人，以及低劣手段惡意阻撓港媒記者採訪而讓外界嘩然，廣為人所詬病，但卻未見國家就四川當局的荒唐做法提出任何的糾正措施。有人猜測地震所暴露的腐敗問題可能涉及從一九九七年到二○○二年在四川主政的周永康，周永康現位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控全國政法體系。但更多的觀察者認為，應該與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國慶」而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穩定」的做法有關。
八月間，除了譚作人案，另外兩個性質類似的案子也幾乎同時開庭。八月五日，四川「六四天網」的創辦人黄琦涉嫌「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案在成都市武侯區法院開庭，代理律師為他作了無罪辯護，法院表示將擇日宣判。黄琦在去年四川地震發生後多次組織志願者進入災區提供物資，接觸到災民和死亡學生的家長，將災區的照片及文字發布上網。他在地震後不足一月，即被當局逮捕。八月七日，原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泉被控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案在江蘇省宿遷市法院開庭，檢察機關指控郭泉成立非法組織，招募成員，並在互聯網上發表大量文章以幫助弱勢群體的名義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法院亦表示將擇日宣判。郭泉於○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被南京市公安部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拘捕。
外界有評論認為，當局在八月密集審判已經逮捕的幾位活躍人士，可能是想在十月之前完成二審，製造「寒蟬效應」，為六十周年「國慶」製造「和諧」氣氛。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顧問、中國政法大學客座教授王友金在八月四日接受《明報》訪問時指出，由於今年是建國六十周年，當局不希望見到異見人士「說三道四」，同時由於當地異見、民運人士近期的反腐倡廉呼聲加大，為預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北京當局為壓制這種批評聲音和趨向，而相繼審判異見人士。
【明報專訊】八月十二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譚作人煽動顛覆國家罪一案。法庭內外的情况都非同尋常，譚作人的辯護律師浦志強直指這是一場政治審判，當局企圖治譚作人以涉及國內媒體不能報道的「六四」以罪，從而掩蓋四川當局在地震死難人數及彭州化工項目的不當選址這兩項「難言之隱」。譚作人對這兩個事項調查及追問，觸及了四川地方官員的利益。
法庭內外的詭異
根據檢查機關的起訴書顯示，指控譚作人罪名的四組證據包括﹕撰寫有關六四的回憶錄、與王丹電郵聯絡、譚作人提倡參與獻血紀念六四以及汶川大地震之後譚作人接受境外敵對媒體採訪，發表大量言論詆譭政府。
譚作人的辯護律師浦志強在庭審結束後表示，「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場政治審判，决定他的因素是政治因素。從庭審表現來說，控方所有與案件沒有關係的證據都有可能被接受，而辯護方所有與案件有直接關係的證據都完全不被接受。這種情况是十分少見的。」
在庭審過程中，辯護律師的發言經常被打斷，譚作人發言稿被收走，全部發言時間只有三四分鐘。事情之詭異不僅局限於法庭內審判過程的異常，法庭外發生的事情也是非常地不同尋常。
這次名義上的「開庭審理」按法律規定應該允許公民參與旁聽，但同案件有關的人員和關注譚作人案的人士都沒有被准許進入法庭。在浦志強的強烈要求下，法庭才允許譚作人的太太及大女兒進入法庭旁聽，而譚作人的小女兒及專程從國外趕回來的譚作人的哥哥均未獲准進入法庭旁聽，辯護律師的幾名助手也未能進入法庭。有關心此案的民眾在開庭前幾天向法院申請旁聽證，法院告之開庭之時憑身分證排隊即可進入法庭旁聽，但在開審當日上午趕至法院的民眾卻被告知需要旁聽證方可進入法庭旁聽。在民眾鼓譟之下，法院謊稱民眾可到旁邊一個法庭觀看庭審直播，但民眾發現根本沒有直播。有數百名關心此案的民眾聚集在法院門口，數人被警方扣押直至庭審結束方予釋放。有在現場的民眾估計，布置在法院內外的警員及佩戴小紅徽章的便衣總數有數百人。
此外，有幾位譚作人的朋友被限制人身自由，不能趕至法院，甚至有人趕至法院仍被強制帶走。十一日晚專程從北京趕至成都，原來準備為譚作人案作證的知名藝術家艾未未及其地震死難學生名單調查志願者等一行十人，凌晨三時在酒店房被警方破門而入，在艾未未要求對方出示證件時雙方發生衝突，艾未未右臉被打受傷。艾未未在當天下午兩時獲得自由，但其他五位志願者仍被扣留，其後陸續獲釋，最後一位志願者劉艷萍，在十三日艾未未及其律師劉曉原再度返回成都與警方交涉後，方於十四日凌晨獲得釋放，扣押時間超過三十小時。成都獨立作者冉雲飛，在十二日早上七點被警方從家中帶至書院街派出所，延至午後方得以脫身。與譚作人一起調查死難學生名單的謝貽卉，在十一日晚即被警方控制。曾於去年六四期間在成都傳媒刊登廣告的陳雲飛，在十一日即接到警方通知，要求他十二日上午到派出所報到。他於十二日早上五時半從家中出發，避開警方監控，於七時半成功抵達成都中院，但在八點被警方發現後，即被強行送回郊外家中。成都讀書會的楊雨也被警方置留派出所至中午時分。
辯方的另兩位證人，四川大學建築和環保學院前教授艾南山及四川地質學家范曉都被法庭以「與案件無關聯」為由拒絕他們出庭作證。
更難以想像的是，有身穿警察服裝但不願出示工作證件的人士到香港NOW記者的酒店房間，以接到民眾舉報房間內有「違禁品」為由，多翻搜查房間、採訪器材及記者的隨身物品，禁止記者離開。直至庭審結束，這批人在沒有留下任何交代的情况下突然離開。香港有線電視台的記者亦被人跟蹤，及時接到線報才得以從酒店地庫脫身。
四川當局掩民之口
四川當局如臨大敵而部署重兵，不顧外界反應及批評而秘密「公開審理」，浦志強認為，「這是成都本地的官員了掩蓋四川大地震死難人數這樣一個千夫所指的情况和成都彭州石化項目的不當選址而將譚作人拘押治罪。因為譚作人一直從事對上述兩起事件的揭露工作，所以他事實上是得罪了四川當地的官員。」當局精心選擇與敏感的「六四」有關的證據來治罪，亦可避免大陸媒體介入，審訊當天，大陸媒體無一家到場旁聽或採訪。
浦志強提及的「四川大地震死難人數」與「成都彭州石化項目」均為四川當局的「難言之隱」，而這兩件事，譚作人都在為之奔走呼號。
曾任《文化人》主編、綠色江河副秘書的譚作人，長期關注環境及公共話題。在汶川大地震發生後，譚作人為救災而奔波，同時根據自己的觀察，發表了多篇文章，分析地震為何造成慘重傷亡，質疑重大損失的真正原因是天災而不是人禍的說法。○八年年底開始，譚作人及謝貽卉開始了地震死難學生證查的準備，並為此發出了倡議書。
今年四月下旬通過互聯網公開發布的《5．12四川大地震死難學生調查報告（徵求意見稿）》顯示，譚作人與謝貽卉於三月二十五日完成了這份調查報告的徵求意見稿。調查報告本來準備在地震周年時發布，但因譚作人於今年三月二十八日被警方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拘留而不得不中止調查及發布初步報告。
在報告中，共統計有五千七百六十名學生在地震中遇難。報告指出﹕「5．12地震導致大量建築倒塌，尤其是學校教學樓倒塌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在校師生共同死亡的主要原因。」報告同時通過统計數據認為，「倒塌學校與地震烈度分布無必然聯繫」、「倒塌學校建築與該建築年代、具體時間無必然聯繫」、「倒塌學校與讓建築朝向無必然聯繫」。調查報告的結論，顯然與官方的基調並不一致。○八年六月廿五日《成都日報》一篇題為「地震是毁房罪魁倖存者應理性看未來」的文章引述專家的觀點認為，「設防標準低於地震烈度是建築物倒塌的主要原因，不能簡單認為倒塌的建築物一定存在質量問題。」○八年的六月開始，大陸所有媒體均被禁止繼續調查和報道地震災區倒塌建築的質量問題。外界一般認為，地震所暴露出來的建築質量問題可能牽扯出大批官員的腐敗行為。
彭州石化項目每年具備一千萬噸煉油、八十萬噸乙烯的產能，位於成都彭州市軍樂鎮與隆豐鎮之間的四川石化基地，離成都只有三十公里。○八年的四、五月間，彭州石化可能帶來的空氣污染、水污染成為成都市民熱烈討論的重點，五月四日，成都發生了反對彭州石化的幾百人的和平「散步」事件。
地震發生後，曾目睹彭州、什邡等地遭到地震嚴重破壞情况的譚作人加大了對彭州石化的擔心與關注。○八年八月十日，國家地震安全性評定委員會評審通過了地震安全性評價複核報告書，認為在項目區域和近場區無活動斷裂帶，在適當提高地震動參數的情况下，可以發展項目建設。這樣的結論，讓半年前就因彭州石化存在而焦慮的譚作人更加難以接受。
譚作人在○八年的十月底給成都市人民政府、人大、政協的提交了一份《關於成都彭州石化項目的公民意見建議書》，他在建議書中寫道﹕「成都彭州石化項目區附近是彭州——大邑——名山隱伏斷裂，具有六點零至六點五級強震的構造背景。因此，這項目說址，必須具有公正可信的項目區地震構造環境評價，工程場地地震條件評價，地震安全性評估。這些評估，不僅需要五一二龍門山大地震之前的可靠數據，更需要對五一二震後地質變化及環境容量進行重新勘測調查，並由中立機構論證評估。」
重大項目的建設投產往往帶來GDP數據的增長從而提升地方官員的政績，同時地方官員也往往能從項目建設中得到利益分配，項目並未因地震發生而中止。 ○八年冬，彭州石化靜悄悄地重新開工，在這樣的情况下，譚作人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分，再次發起了白色「和平保城」行動。他號召成都市民「用全體示弱來代替集體示威，用消極行為來主將積極權利。用白色表達來反對黑箱操作，用有序漸進來學習民主程序」。但在「和平保城」行動書發出後，他即被成都公安局「國保」約談，相關人士亦被「關照」，「和平保城」行動未能發起。
今年年初，逼於民眾爭議與地震後的環境與地質壓力，四川當局決定將彭州石化項目的煉油與加工分開，彭州只保留煉油項目，下游的加工產業外移至成都市新津縣。但在譚作人看來，一分為二仍會帶來新的問題，他主張彭州石化整體遷址，由沱江上游遷移至岷江中游，有效迴避石化基地與成都作為中心城市的環境衝突、從水源上保護區域自然生態環境。他將彭州石化論證上馬的經過、可能產生的問題和後果，以及更優方案的選擇，寫成報告《關於問題工程的問題》，並將這份近萬言的報告呈交四川省、成都市人大政協，委托送交兩會備案。
當局意圖製造寒蟬效應
譚作人案因為荒謬的庭審過程、讓人瞠目結舌的毆打扣押證人，以及低劣手段惡意阻撓港媒記者採訪而讓外界嘩然，廣為人所詬病，但卻未見國家就四川當局的荒唐做法提出任何的糾正措施。有人猜測地震所暴露的腐敗問題可能涉及從一九九七年到二○○二年在四川主政的周永康，周永康現位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控全國政法體系。但更多的觀察者認為，應該與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國慶」而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穩定」的做法有關。
八月間，除了譚作人案，另外兩個性質類似的案子也幾乎同時開庭。八月五日，四川「六四天網」的創辦人黄琦涉嫌「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案在成都市武侯區法院開庭，代理律師為他作了無罪辯護，法院表示將擇日宣判。黄琦在去年四川地震發生後多次組織志願者進入災區提供物資，接觸到災民和死亡學生的家長，將災區的照片及文字發布上網。他在地震後不足一月，即被當局逮捕。八月七日，原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泉被控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案在江蘇省宿遷市法院開庭，檢察機關指控郭泉成立非法組織，招募成員，並在互聯網上發表大量文章以幫助弱勢群體的名義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法院亦表示將擇日宣判。郭泉於○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被南京市公安部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拘捕。
外界有評論認為，當局在八月密集審判已經逮捕的幾位活躍人士，可能是想在十月之前完成二審，製造「寒蟬效應」，為六十周年「國慶」製造「和諧」氣氛。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顧問、中國政法大學客座教授王友金在八月四日接受《明報》訪問時指出，由於今年是建國六十周年，當局不希望見到異見人士「說三道四」，同時由於當地異見、民運人士近期的反腐倡廉呼聲加大，為預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北京當局為壓制這種批評聲音和趨向，而相繼審判異見人士。
2009年8月11日 星期二
馬嶽 -「總辭公投」 泛民可以贏什麼？
2009年8月11日
【明報專訊】泛民突然熱切討論「5區總辭、變相公投」之議，鬧得沸沸揚揚。筆者有很大疑惑：這樣做泛民可以贏什麼？
「總辭公投」之議一出，坊間最有興趣的竟然是泛民能否全取回5席，非常奇怪。選舉結果往往取決多項因素：政府提出的方案是什麼、泛民在何種政治氣氛下總辭、傳媒對補選的論述是怎樣，都會非常影響選舉結果。補選在各區變成單議席競賽，候選人質素影響很大；在兩陣營都未定候選人的情况下，現在說誰勝誰負都只是靠估，意義不大。
原則上，如果泛民把這當成公投，便是交予選民裁決，不能說保證贏才去做，輸掉也只能承認失敗。衡量應否發動總辭公投，不應以選舉勝算考量，或者某些人說的「夠不夠『吉士』（膽量）去總辭」，而是這樣做能否促進香港民主發展。有「吉士」而盲動，可能弄巧反拙。
筆者對「總辭公投」的第一個懷疑是：這樣做想證明什麼？想證明香港市民支持民主派？證明市民支持2012雙普選？對筆者來說，廿多年來的民調和立法機關普選部分的結果已經證明：香港長期有五成多至六成的市民或選民支持盡快民主化，時間參考點可能因時勢轉移而有不同。1987年時，大約六成人支持88 直選，04年約六成人支持07/08雙普選，而當07/08普選被否決後，便有約六成人支持2012雙普選。民意從來清楚不含糊，不需要再多一次選舉來證明。
變相公投 從民意高地退卻
民主派一直的立場，不是說主流民意支持雙普選麼？用總辭搞一次變相公投，反而是從一直佔據的民意高地上退卻，變相承認民主派自己搞不清民意是否支持 2012雙普選，要多投一次票來證明。縱使民主派5區各辭1席又全部再選上，拿回大約六成選票（只要建制派認真應戰，我想泛民不會多六成票很多了），那麼贏了什麼？
有人會說再清楚表達意願一次，會給中央壓力。但憑什麼說中央會因此讓香港2012年普選，或者給一個較民主的中途方案？民主派2004年立法會選舉時，也說過那是有關普選的公投。2007年陳太對葉太的補選，也說是對普選的公決，是「光明和黑暗的最後決戰」。2004年泛民得票六成，陳太也以不俗的票數差距贏了，但中央何曾改變半分？
倘失一席 民主派將陷被動
由於沒有法律效力，「變相公投」的政治意義完全取決於當時的公眾論述。選舉期間傳媒如何詮釋補選意義和競選議題，選舉後如何詮釋投票結果，都非泛民可以控制，不能一廂情願的以為香港傳媒會配合民主派，把整件事宣傳為公投，然後選後宣布民主派大勝全民支持普選。（《明報》本周一的社論已預警了他們不會替泛民打邊鼓。）長毛在上周一個電視論壇中，堅持5席贏4席也算是贏。筆者倒非常有信心，如果5區總辭民主派輸掉1席，親建制的香港傳媒必然會詮釋為民主派的失敗，反而令民主派在民意上陷於被動。
下一個問題是：縱使泛民總辭後5區全勝，拿回六成選票，但中央政府仍「我自巍然不動」，那怎辦？繼續譴責中央違反香港民意？那不是做過很多次了嗎？那和未總辭前的位置有什麼不同？如果2012政制繼續原封不動，變成2012仍在用2002選特首和2004選立法會的制度，在總辭補選投票支持民主派的選民會很失望，反而影響民主派的公信力，為繼續推進民主發展造成障礙。
我明白民主派要做點事情，顯示他們會繼續爭取2012雙普選，但也要衡量行動會否有反效果，是否真正有利推進民主政制發展。筆者認為5區總辭民主派「陷於不勝之地」，最多只能再證明自己有主流民意支持，搞不到便民心盡失。民主派中有人對「公投」有某種迷戀，彷彿認為這才是實踐民主的理想。真正的「公投」當然有直接民主的認受性和全民參與的某種浪漫情懷，但作為創制或決策的機制，西方民主國家和民主理論中都有頗大存疑，因為公投容易將事情變得「非黑即白」，難以探討不同的政策可能性，不一定是最理性的決策模式。
香港政制發展踟躕不前，關鍵並非沒有主流民意支持，而是香港的主流政治價值和中央的政治考量有很大的落差。推動政制向前，關鍵是縮窄落差。民主派的民意支持是主要談判籌碼，但只懂重複操弄這籌碼，多年下來未見有效推進政制，更不應抱着「敵人反對我便去做」的心態。讓你激得對手暴跳如雷，不一定代表你便是贏家了。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明報專訊】泛民突然熱切討論「5區總辭、變相公投」之議，鬧得沸沸揚揚。筆者有很大疑惑：這樣做泛民可以贏什麼？
「總辭公投」之議一出，坊間最有興趣的竟然是泛民能否全取回5席，非常奇怪。選舉結果往往取決多項因素：政府提出的方案是什麼、泛民在何種政治氣氛下總辭、傳媒對補選的論述是怎樣，都會非常影響選舉結果。補選在各區變成單議席競賽，候選人質素影響很大；在兩陣營都未定候選人的情况下，現在說誰勝誰負都只是靠估，意義不大。
原則上，如果泛民把這當成公投，便是交予選民裁決，不能說保證贏才去做，輸掉也只能承認失敗。衡量應否發動總辭公投，不應以選舉勝算考量，或者某些人說的「夠不夠『吉士』（膽量）去總辭」，而是這樣做能否促進香港民主發展。有「吉士」而盲動，可能弄巧反拙。
筆者對「總辭公投」的第一個懷疑是：這樣做想證明什麼？想證明香港市民支持民主派？證明市民支持2012雙普選？對筆者來說，廿多年來的民調和立法機關普選部分的結果已經證明：香港長期有五成多至六成的市民或選民支持盡快民主化，時間參考點可能因時勢轉移而有不同。1987年時，大約六成人支持88 直選，04年約六成人支持07/08雙普選，而當07/08普選被否決後，便有約六成人支持2012雙普選。民意從來清楚不含糊，不需要再多一次選舉來證明。
變相公投 從民意高地退卻
民主派一直的立場，不是說主流民意支持雙普選麼？用總辭搞一次變相公投，反而是從一直佔據的民意高地上退卻，變相承認民主派自己搞不清民意是否支持 2012雙普選，要多投一次票來證明。縱使民主派5區各辭1席又全部再選上，拿回大約六成選票（只要建制派認真應戰，我想泛民不會多六成票很多了），那麼贏了什麼？
有人會說再清楚表達意願一次，會給中央壓力。但憑什麼說中央會因此讓香港2012年普選，或者給一個較民主的中途方案？民主派2004年立法會選舉時，也說過那是有關普選的公投。2007年陳太對葉太的補選，也說是對普選的公決，是「光明和黑暗的最後決戰」。2004年泛民得票六成，陳太也以不俗的票數差距贏了，但中央何曾改變半分？
倘失一席 民主派將陷被動
由於沒有法律效力，「變相公投」的政治意義完全取決於當時的公眾論述。選舉期間傳媒如何詮釋補選意義和競選議題，選舉後如何詮釋投票結果，都非泛民可以控制，不能一廂情願的以為香港傳媒會配合民主派，把整件事宣傳為公投，然後選後宣布民主派大勝全民支持普選。（《明報》本周一的社論已預警了他們不會替泛民打邊鼓。）長毛在上周一個電視論壇中，堅持5席贏4席也算是贏。筆者倒非常有信心，如果5區總辭民主派輸掉1席，親建制的香港傳媒必然會詮釋為民主派的失敗，反而令民主派在民意上陷於被動。
下一個問題是：縱使泛民總辭後5區全勝，拿回六成選票，但中央政府仍「我自巍然不動」，那怎辦？繼續譴責中央違反香港民意？那不是做過很多次了嗎？那和未總辭前的位置有什麼不同？如果2012政制繼續原封不動，變成2012仍在用2002選特首和2004選立法會的制度，在總辭補選投票支持民主派的選民會很失望，反而影響民主派的公信力，為繼續推進民主發展造成障礙。
我明白民主派要做點事情，顯示他們會繼續爭取2012雙普選，但也要衡量行動會否有反效果，是否真正有利推進民主政制發展。筆者認為5區總辭民主派「陷於不勝之地」，最多只能再證明自己有主流民意支持，搞不到便民心盡失。民主派中有人對「公投」有某種迷戀，彷彿認為這才是實踐民主的理想。真正的「公投」當然有直接民主的認受性和全民參與的某種浪漫情懷，但作為創制或決策的機制，西方民主國家和民主理論中都有頗大存疑，因為公投容易將事情變得「非黑即白」，難以探討不同的政策可能性，不一定是最理性的決策模式。
香港政制發展踟躕不前，關鍵並非沒有主流民意支持，而是香港的主流政治價值和中央的政治考量有很大的落差。推動政制向前，關鍵是縮窄落差。民主派的民意支持是主要談判籌碼，但只懂重複操弄這籌碼，多年下來未見有效推進政制，更不應抱着「敵人反對我便去做」的心態。讓你激得對手暴跳如雷，不一定代表你便是贏家了。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2009年7月10日 星期五
《房子惹的禍》書摘
書名：房子惹的禍—金融海嘯起因、分析、終結出版社：繁星多媒體
出版日期：2009年7月3日
原文書名：The Credit Crunch - Housing Bubbles, Globalisation and the Worldwide Economic Crisis
作者：Graham Turner
此書重點在剖析全球化經濟模式與房市泡沫間的關係，作者為英國一位經濟分析師。以下摘自第一章引言前幾段，已概括了本書主要論點。作者強烈抨擊企業主導全球化經濟模式，過度投資，無所不用其極地壓低勞工薪酬，而政府則鼓勵民眾借錢置產與消費，藉資產泡沫維持表面繁榮。在芸芸議論金融海嘯的著作中，如此強力呼籲加強保障勞工權益的書恐不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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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已深陷經濟危機。房地產市場正經歷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衰退，指標住宅價格2007年第四季跌幅高達17.5%（以年率計）。在部分地區，賤價求售的賣家甚至打出高達50%的折扣。房貸違約率創紀錄新高，光是2008年一年即可能有超過200萬戶家庭失去房子，顯示資本主義制度面臨戰後最大考驗。信貸衝擊波及所有工業國家。英國以空前規模的負債撐起十年的經濟榮景，現在一切正打回原形；西班牙、愛爾蘭以至整個歐元區的房市正逐步崩盤；而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長達十八年的通縮夢魘亦未露曙光。
多年來的全球化模式以不受約束的市場機制為基礎，終於闖出大禍。房市泡沫並非監管疏失導致的單純意外，而是不惜代價持續擴展自由貿易的必然結果。強大的企業勢力主導了經濟擴張的模式，公司盈利得以暴增。國民所得流向企業的比重越來越大，遭犧牲的是勞工收入。薪水不敷支用，消費信貸應運而生，空前的借貸短期內似乎解決了一切問題。執政者吹起房市泡沫，製造表面繁榮以求延續政權。民眾被慫恿借錢消費，目的是確保經濟成長達成目標。
美國房市急挫，英國則遭遇1878年以來首見的銀行擠兌，主流財經媒體因此閉門尋找代罪羔羊，選擇性抨擊監管機構、中央銀行，以及部分明顯較為冒失的銀行經營者，指責他們未盡審慎經營的職責。辱罵這些罪人慰藉了狀似無辜的其他人，令他們不必因為未能識破陷阱--藉不斷增加負債來刺激經濟成長，終有付出慘重代價的一天--而自責難過。
輿論不提負債暴增的根本原因。評論者不敢觸及此議題，擔心因此暴露了自己信奉的經濟理論充滿矛盾與謬誤。他們的論調是：貪心是好事，問題只是少數人有點衝過頭了。懲治這些害群之馬，殺雞以儆猴，然後讓派對重新開始吧。
是的，政府以前也曾拯救過金融市場，這一次又何必自尋煩惱、那麼認真檢討危機的成因呢？那太痛苦了，會迫使大家面對殘酷的現實：社會太不公平，資產泡沫由此而生。財富分配日益懸殊，無疑會導致房價暴漲劇跌。若想擺脫這種毀滅性的經濟動盪，我們就得承認，自由貿易應有限度，而且所得分配必須公平一些。
但是，維護現狀的力量巨大，具實質意義的政策改革方案乏人問津，遑論推動。網路泡沫爆破亦僅促成監管上的小修小補與少數象徵性的罰則，很快我們就推動了新一波的投機潮來刺激經濟成長。在政府的贊許下，許多國家的央行放鬆管制，促成債務暴增至空前高位。
因政府放任企業壓低薪資成本，刺激資產升值成了西方工業國家維持經濟成長的必要手段。本世紀初科技股崩盤後，消費者積極借錢消費、負債激增帶動經濟復甦，對此幾乎所有政府皆樂觀其成。信貸交易暴增，各式工具如MBS（房貸抵押證券）、CDO（債務擔保證券）、CDS（信貸違約交換）與SIV（結構式投資工具）盛況空前，令銀行業者得以對懵懂溫馴的公眾隱瞞無可避免的風險，當時也看不到有哪些政府反對這種發展。
財富幻覺
事實上，房價上漲在現代社會有非凡的象徵意義，代表著財富與成就。人們總覺得，房價大漲時，所有人的景況都變得更好--彷彿負債同時增加也沒有關係，彷彿房地產升值是零和遊戲也沒有關係。整體而言，社會其實無法因為房價上漲而獲益--階梯上的人所獲得的利益，只能由越來越多根本上不了階梯的人來埋單。
當人們沉醉於財富增加的幻覺時，房市泡沫的確能短暫提振經濟成長。而鼓吹自由貿易、盈利至上的政府，無不樂於製造這種迷人的幻覺。是的，許多政府的確仰賴這種財富幻覺，它們都希望擁有房屋的民眾不要去想債台高築的潛在禍患。你看英國新工黨如何吹噓政績：「連續十年的GDP成長，三百年來最長的榮景。」這等於告訴選民，經濟成長比什麼都重要，而房價急升是因為經濟強勁與供不應求。1980年代未，日本也曾流行類似說法：負債創新高不要緊，因為資產價格正節節高升，資產負債表只看資產就可以了。十八年後，日本仍在為此災難性的謬誤付出代價。
2009年6月26日 星期五
張文光 - 中國仍是文明的監獄
2009年6月26日
到口衰的人沉默起來的時候，事情就快要發生了。
我口衰因為我老實。
現在我比較世故，所以時常沉默：還有什麼好說？
--黃碧雲 「杜祭文」
【明報專訊】六四20周年悼念剛過，差100天便是60周年國慶，劉曉波終於被捕了，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所謂煽動顛覆，不過是08年國際人權日，劉曉波發表和平的《零八憲章》，重申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等理念，提出修改憲法、分權制衡、公器公用、聯邦共和等主張，得到國內外8600人聯署，被視為異見知識分子上書和第二次民主運動。
有異八九民運的慷慨悲歌，《零八憲章》是血火的沉澱，毫不諱言受到捷克《七七憲章》的啟示。劉曉波雖然繫獄，仍得到哈維爾頒發人權獎，光榮與悲哀集於一身。哈維爾在頒獎禮說：絕望與希望同時存在，這正是中國異見者的寫照。
今天的中國不如腐敗之清廷
劉曉波曾參加八九民運，鎮壓後以反革命罪入獄，兩年後寫下悔過書離開，自視為一生的奇恥大辱，懷着終身的悔疚與靈魂的拷問，每年都以倖存者的心寫下六四的救贖。劉曉波說：我還要警告自己，有六四冤魂在天上的注視，有六四的難屬在地上的哭泣，有自己在秦城監獄違心的悔罪。我曾堅守的做人底線，早在寫下悔罪書時就被自己踐踏。
出獄的劉曉波，以更深沉的思考走上異見者的不歸路，活在軟禁和監獄的高牆裏，但牢獄不能禁止思想的飛翔，20年磨劍的《零八憲章》，寫的是文明社會的普世價值，卻植根於建國60年的反思。劉曉波在憲章前言說：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實質上是黨天下，執政黨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製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權運動等人權災難。
中國民間立憲運動並非新生事物，與百年前的清廷立憲遙相呼應。當年的梁啟超曾組織政聞社，發起5次全國知識界的大請願，迫使清廷在1908年發布《欽定憲法大綱》，最後承諾6年立憲的時間表。清末10年的立憲衝突中，知識界揭竿而起，血書淋漓、斷指送行，聲勢浩大，轟動京師，震驚朝廷，但清政府卻未捕一人，未開一槍，皆因立憲是書生論政，如何能殺，殺又如何？
今天的中國卻不如腐敗之清廷，既有六四開槍在前，復有《零八憲章》拘捕在後，這正是歷史倒退的傷心處：百年革命犧牲的仁人志士，追求的是民主立憲的中華，而不是一黨專政的國家。當《七七憲章》的捷克夢境成真，《零八憲章》的中國何時圓夢？即使拘捕了劉曉波，即使壓制了303名發起者，即使將中國自絕於人類文明的大潮，難道國人就沒有自由的渴望嗎？
著名畫家高爾泰，六四後逃離中國，尋找自由的家園。他有一幅畫名為《中國》：灰濛濛的天幕下，活着千萬人家。但細看天空卻是灰色的高牆，所謂中國不過是文明的監獄，容不下一個書生的《零八憲章》。
王丹 - 中共審判劉曉波說明了什麼？
當美國這樣的自由世界的領袖國家都提出不要用人權問題來干擾貿易往來的時候，當號稱東亞民主的燈塔的台灣的領袖都肯定中共對人權問題愈來愈重視的時候，中共還需要顧忌什麼呢？劉曉波的被捕，就是自由世界對中共人權問題抱持綏靖立場的後果。事實證明，自由世界對中共的一切善意只能起到一個作用，那就是鼓勵中共繼續作惡。
【明報專訊】拖了7個月，中共終於決定將劉曉波正式逮捕。這個事件說明了幾個問題：
第一，儘管中國的社會在演變，儘管中國的經濟在增長，但是，中共的極權主義本質，他們以國家暴力維護自己的統治的執政方式，其實並沒有改變。劉曉波作為一介書生，能夠做到的無非就是寫文章和發表聲明，一貫溫和立場的他從來反對暴力革命，在國家安全部門嚴密監控下的他也不可能從事秘密組織活動，即使如此，他還是被冠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這樣的罪名投入監獄。對此，那些認為中共已經有進步，已經可以允許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的人，要如何自圓其說呢？劉曉波的終於被捕，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其實在中國，太多太多的事情並沒有改變。當兩年前還有人可以說「中共已經改變了，你看，劉曉波那樣批評政府，也還可以繼續寫文章」的時候，現在的他們，難道不會啞口無言嗎？事實也證明，所謂的言論空間的擴大完全是假的，那不是建立在制度基礎上，而是建立在中共的政策把握上的。換句話說，他們不想抓人就不抓，想抓的時候就抓，這與言論空間一點關係都沒有。
第二，劉曉波的個案，早已經引起國際社會和人權組織的關注。如果說，在六四事件20周年之前，當局扣押劉曉波，還可以被理解為擔心紀念六四形成風潮的話；那麼，在六四紀念日已經過去之後，當局不僅不是放劉曉波，反而變本加厲地予以逮捕，接下來我們可以合理預期會對劉曉波判處重刑，這就明顯是對國際社會的人權準則的公然挑釁了。是什麼讓當局可以不計後果，一意孤行的呢？國家社會最近幾年來對中國的人權狀况的姑息就是原因之一。當美國這樣的自由世界的領袖國家都提出不要用人權問題來干擾貿易往來的時候，當號稱東亞民主的燈塔的台灣的領袖都肯定中共對人權問題愈來愈重視的時候，中共還需要顧忌什麼呢？劉曉波的被捕，就是自由世界對中共人權問題抱持綏靖立場的後果。事實證明，自由世界對中共的一切善意只能起到一個作用，那就是鼓勵中共繼續作惡。
圖以劉案恐嚇公民社會力量
第三，中共當局在六四紀念過去之後，還是執意要審判劉曉波，明顯的意圖，是試圖以這個案例來恐嚇正在成長的公民社會的力量。這個動作本身其實也揭示了一個公開的秘密，那就是：其實中共的統治並不像外界以為的或者他們自己吹噓的那樣穩定。否則要如何解釋他們對劉曉波這樣的一個溫和的不同政見者的恐懼和擔憂呢？當局要拿劉曉波開刀，其實正好證明了當局內心的恐慌；而當局內心的恐慌，也反過來證明了中國局勢的動盪。目前各地風起雲湧的大規模群體事件已經預兆了一個歷史變動時期的即將到來，春江水暖鴨先知，當局對此也不可能沒有體察。審判劉曉波，正是當局色厲內荏的表現；審判劉曉波，也宣布了中國即將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明報專訊】拖了7個月，中共終於決定將劉曉波正式逮捕。這個事件說明了幾個問題：
第一，儘管中國的社會在演變，儘管中國的經濟在增長，但是，中共的極權主義本質，他們以國家暴力維護自己的統治的執政方式，其實並沒有改變。劉曉波作為一介書生，能夠做到的無非就是寫文章和發表聲明，一貫溫和立場的他從來反對暴力革命，在國家安全部門嚴密監控下的他也不可能從事秘密組織活動，即使如此，他還是被冠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這樣的罪名投入監獄。對此，那些認為中共已經有進步，已經可以允許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的人，要如何自圓其說呢？劉曉波的終於被捕，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其實在中國，太多太多的事情並沒有改變。當兩年前還有人可以說「中共已經改變了，你看，劉曉波那樣批評政府，也還可以繼續寫文章」的時候，現在的他們，難道不會啞口無言嗎？事實也證明，所謂的言論空間的擴大完全是假的，那不是建立在制度基礎上，而是建立在中共的政策把握上的。換句話說，他們不想抓人就不抓，想抓的時候就抓，這與言論空間一點關係都沒有。
第二，劉曉波的個案，早已經引起國際社會和人權組織的關注。如果說，在六四事件20周年之前，當局扣押劉曉波，還可以被理解為擔心紀念六四形成風潮的話；那麼，在六四紀念日已經過去之後，當局不僅不是放劉曉波，反而變本加厲地予以逮捕，接下來我們可以合理預期會對劉曉波判處重刑，這就明顯是對國際社會的人權準則的公然挑釁了。是什麼讓當局可以不計後果，一意孤行的呢？國家社會最近幾年來對中國的人權狀况的姑息就是原因之一。當美國這樣的自由世界的領袖國家都提出不要用人權問題來干擾貿易往來的時候，當號稱東亞民主的燈塔的台灣的領袖都肯定中共對人權問題愈來愈重視的時候，中共還需要顧忌什麼呢？劉曉波的被捕，就是自由世界對中共人權問題抱持綏靖立場的後果。事實證明，自由世界對中共的一切善意只能起到一個作用，那就是鼓勵中共繼續作惡。
圖以劉案恐嚇公民社會力量
第三，中共當局在六四紀念過去之後，還是執意要審判劉曉波，明顯的意圖，是試圖以這個案例來恐嚇正在成長的公民社會的力量。這個動作本身其實也揭示了一個公開的秘密，那就是：其實中共的統治並不像外界以為的或者他們自己吹噓的那樣穩定。否則要如何解釋他們對劉曉波這樣的一個溫和的不同政見者的恐懼和擔憂呢？當局要拿劉曉波開刀，其實正好證明了當局內心的恐慌；而當局內心的恐慌，也反過來證明了中國局勢的動盪。目前各地風起雲湧的大規模群體事件已經預兆了一個歷史變動時期的即將到來，春江水暖鴨先知，當局對此也不可能沒有體察。審判劉曉波，正是當局色厲內荏的表現；審判劉曉波，也宣布了中國即將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2009年6月24日 星期三
明報社評 - 手法強橫質素粗糙 如此「綠壩」可以休矣
【明報專訊】內地規定下月1日起，強制新出售電腦都要安裝名為「綠壩‧花季護航」（下稱綠壩）的過濾軟件，經過測試之後，內地網民發現當局藉這個軟件以過濾色情資訊為名，實行嚴格政治審查之實，已表達強烈不滿，商界和法界亦多所批評，連個別政府部門也發異議，擔心削弱整體競爭力。縱觀整個事態，「綠壩」是長官意志的產物，以強橫手法控制資訊；但是據知軟件質素粗糙，存在嚴重安全漏洞，軟件開發商被指有抄襲之嫌，國外電腦廠商惠普和戴爾聲稱要聯手阻撓，美國政府就試圖限制信息自由傳播的做法，已經提出正式抗議，據說「綠壩」軟件也已經被輕易破解。事態發展到「綠壩」已經成為笑話的情况下，當局應該懸崖勒馬，取消強制執行「綠壩」的規定，使公權力免遭進一步訕笑。
「綠壩‧花季護航」，從名字看來，使人感受到健康、關懷。[Vic: 此言差矣。這名字噁心死了。] 根據介紹，該軟件有七大功能：包括色情內容攔截、不良網站過濾、上網時間控制、網上聊天限制、上網紀錄查看、密碼權限管理、電腦遊戲監管，若發現不健康信息，將關閉該網頁或文檔；當瀏覽含有不良信息的網站如色情網站時，「綠壩」可以自動關閉瀏覽器。這樣一個旨在保護年輕人而研發的過濾軟件，本來是好事，不過，當局操作此事時，顯得不夠光明磊落。
據知，今年4月，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教育部、財政部和國務院新聞辦聯合發布通知，要求全國各中小學在5月底前完成「綠壩」的安裝使用。所有「家電下鄉」的電腦也已預裝該軟件，在此階段「綠壩」意在保護中小學生，未引發質疑。但是，5月19日，工信部發出通知，規定7月1日後銷售的電腦要安裝「綠壩」。但是這一通知卻並未公開發布，直到6月8日《華爾街日報》報道了相關事態，工信部才在自己的網站上發布此事。
公然侵入私人空間
網民憂慮並非無的放矢
事態揭露之後，網民嘩然。因為無論「綠壩」的出發點怎麼良好，放諸社會大衆，電腦既然是私有財產，是否安裝「綠壩」，應該由電腦擁有人自行決定，但是工信部的強制規定，則是公權力明目張膽地侵入了私人空間。而經過測試之後，發現這個軟件的關鍵過濾字庫，只有約2700個詞彙與色情資訊有關，卻有多達約 6500個詞彙屬政治審查。據網民的不完全統計，「綠壩」要「殺死」的資訊，屬於色情的只佔約15%，其餘85%屬於政治和敏感內容。當局藉過濾色情資訊之名，意圖加強控制資訊自由的實質，於此表露無遺。網民的憂慮，並非無的放矢。
此外，據知「綠壩」軟件有記錄功能，會記錄使用者的電腦屏幕畫面，而有關紀錄無法刪除，因為「綠壩」軟件有類如間諜軟件的部分，刪掉一個檔案，就自動生出另一個。據知，這個設計目前未具傳遞功能，但是如果「綠壩」軟件逐步進化，則難保網民日後的上網紀錄，會全數為「網絡警察」掌握，這是網民另一憂慮之處。
除了被指涉嫌抄襲和有安全漏洞，容易受黑客攻擊以外，據測試者指出，「綠壩」的過濾功能問題多多，鬧出不少笑話。「綠壩」以顏色的紅色、黃色比例來過濾照片，例如人民日報網站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大頭照片，因為肉色部分太多，被當做不良照片。另外，安裝「綠壩」後登入維基百科，發現鄧小平、毛澤東的照片，也是因為肉色太多，被視為裸照而未能顯示。連領導人的官方照片也為「綠壩」所禁，顯示軟件質素粗疏，效用有限，會使用家費時失事。
除了上述笑話，還有的情况包括：有法律人士撰文，認為工信部的做法可能違反了《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多項法律；「綠壩」數據庫被網民破解，上千個成人網站的名單被公開，有網民戲稱，「納稅人的4000萬就起個色情匯總的作用」；內地輿論則進一步要求公開花費4170萬元人民幣採購「綠壩」的細節；來自美國、日本、歐洲和加拿大的19家行業組織聯名致函工信部長李毅中，希望收回安裝「綠壩」的成命等，最新發展則是美國政府的正式抗議。
家電下鄉卻限制自由
愚民政策自相矛盾
「綠壩」事件已經超越內地官方與網民的互動，而是成為一樁涉及中國形象的國際事件；此外在內地設廠的港商，擔心「綠壩」導致處理文書有困難，使企業效率下降。據知內地一些黨政部門也向上級反映，認為安裝「綠壩」之後，會使工作落後於人，影響競爭力。
由種種情况看來，「綠壩」事件，又是一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政策的舉措。推動家電下鄉，最終目的是提高基層民衆的知識水平，卻用「綠壩」來窒礙民衆思想的解放，這是自相矛盾的做法；另外，「綠壩」軟件質素之粗糙和不成熟，也不能起到恰當過濾色情資訊的作用。「綠壩」於外，影響甚為負面；對內則無所作為，而且不利社會和諧，所以，當局不宜硬撐下去，宜順應民情，叫停此事，才是上上之策，也是對人民念茲在茲的政府所應為。
「綠壩‧花季護航」，從名字看來，使人感受到健康、關懷。[Vic: 此言差矣。這名字噁心死了。] 根據介紹，該軟件有七大功能：包括色情內容攔截、不良網站過濾、上網時間控制、網上聊天限制、上網紀錄查看、密碼權限管理、電腦遊戲監管，若發現不健康信息，將關閉該網頁或文檔；當瀏覽含有不良信息的網站如色情網站時，「綠壩」可以自動關閉瀏覽器。這樣一個旨在保護年輕人而研發的過濾軟件，本來是好事，不過，當局操作此事時，顯得不夠光明磊落。
據知，今年4月，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教育部、財政部和國務院新聞辦聯合發布通知，要求全國各中小學在5月底前完成「綠壩」的安裝使用。所有「家電下鄉」的電腦也已預裝該軟件，在此階段「綠壩」意在保護中小學生，未引發質疑。但是，5月19日，工信部發出通知，規定7月1日後銷售的電腦要安裝「綠壩」。但是這一通知卻並未公開發布，直到6月8日《華爾街日報》報道了相關事態，工信部才在自己的網站上發布此事。
公然侵入私人空間
網民憂慮並非無的放矢
事態揭露之後，網民嘩然。因為無論「綠壩」的出發點怎麼良好，放諸社會大衆，電腦既然是私有財產，是否安裝「綠壩」，應該由電腦擁有人自行決定，但是工信部的強制規定，則是公權力明目張膽地侵入了私人空間。而經過測試之後，發現這個軟件的關鍵過濾字庫，只有約2700個詞彙與色情資訊有關，卻有多達約 6500個詞彙屬政治審查。據網民的不完全統計，「綠壩」要「殺死」的資訊，屬於色情的只佔約15%，其餘85%屬於政治和敏感內容。當局藉過濾色情資訊之名，意圖加強控制資訊自由的實質，於此表露無遺。網民的憂慮，並非無的放矢。
此外，據知「綠壩」軟件有記錄功能，會記錄使用者的電腦屏幕畫面，而有關紀錄無法刪除，因為「綠壩」軟件有類如間諜軟件的部分，刪掉一個檔案，就自動生出另一個。據知，這個設計目前未具傳遞功能，但是如果「綠壩」軟件逐步進化，則難保網民日後的上網紀錄，會全數為「網絡警察」掌握，這是網民另一憂慮之處。
除了被指涉嫌抄襲和有安全漏洞，容易受黑客攻擊以外，據測試者指出，「綠壩」的過濾功能問題多多，鬧出不少笑話。「綠壩」以顏色的紅色、黃色比例來過濾照片，例如人民日報網站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大頭照片，因為肉色部分太多，被當做不良照片。另外，安裝「綠壩」後登入維基百科，發現鄧小平、毛澤東的照片，也是因為肉色太多，被視為裸照而未能顯示。連領導人的官方照片也為「綠壩」所禁，顯示軟件質素粗疏，效用有限，會使用家費時失事。
除了上述笑話，還有的情况包括：有法律人士撰文，認為工信部的做法可能違反了《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多項法律；「綠壩」數據庫被網民破解，上千個成人網站的名單被公開，有網民戲稱，「納稅人的4000萬就起個色情匯總的作用」；內地輿論則進一步要求公開花費4170萬元人民幣採購「綠壩」的細節；來自美國、日本、歐洲和加拿大的19家行業組織聯名致函工信部長李毅中，希望收回安裝「綠壩」的成命等，最新發展則是美國政府的正式抗議。
家電下鄉卻限制自由
愚民政策自相矛盾
「綠壩」事件已經超越內地官方與網民的互動，而是成為一樁涉及中國形象的國際事件；此外在內地設廠的港商，擔心「綠壩」導致處理文書有困難，使企業效率下降。據知內地一些黨政部門也向上級反映，認為安裝「綠壩」之後，會使工作落後於人，影響競爭力。
由種種情况看來，「綠壩」事件，又是一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政策的舉措。推動家電下鄉，最終目的是提高基層民衆的知識水平，卻用「綠壩」來窒礙民衆思想的解放，這是自相矛盾的做法；另外，「綠壩」軟件質素之粗糙和不成熟，也不能起到恰當過濾色情資訊的作用。「綠壩」於外，影響甚為負面；對內則無所作為，而且不利社會和諧，所以，當局不宜硬撐下去，宜順應民情，叫停此事，才是上上之策，也是對人民念茲在茲的政府所應為。
2009年6月15日 星期一
李德成 - 老大哥入屋了
香港蘋果日報 2009年06月15日
公開大學電腦系副教授
整個中國基本就是一個大監獄，人民在各方面都受到嚴密的監控，對於互聯網的控制，也絕不會鬆懈。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網絡審查系統，基本上要封鎖一個網站，只須一個按鈕。當然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電腦高手還是可以找到門路突破封鎖。
軟件可監視所有資訊
對於已經手執網絡審查界牛耳的共產黨來說，他們是不會滿足的。他們於是立例規定所有於七月一日之後在中國發售的電腦，都必須預先裝置由一個名為「綠壩─花季護航」的過濾軟件。他們所提出的理由，就是要防止色情資訊流通。但這個理由深具中國社會主義特色，即是說全是廢話。
首先，中國的金盾工程根本已經讓共產黨可以任意封鎖網站，所以基本上不須另外在每一部電腦上安裝過濾軟件。第二，即使要安裝過濾軟件，為甚麼必須要安裝這個「綠壩」軟件？為甚麼不能讓買家自由選擇過濾軟件？這其中只怕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筆者以小人之心去測度，這大概是把金盾工程延伸至尋常百姓家。金盾工程雖然花費巨大，但面對中國與日俱增的網民，實在已不勝負荷，而且因為網上資訊太多，金盾工程根本無法一一監察，現在他們所能做的就是用大概三萬網警進行監察，再把被發現有問題的網站進行封鎖。基本上對所有訊息進行自動審查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若把監視軟件安裝到每部電腦上，那麼這個軟件便可以對所有出入的資訊進行監視，例如電郵，並對其中包含的敏感字眼向有關當局發出舉報。這個計劃的聰明之處，是用你的資源對你進行監視，可以說是人盯人了。但當然，共產黨的如意算盤未必打得響，因為反制的方法實在太多了，例如把該軟件移除，又或重新把磁碟機格式化後再重裝作業系統，又或把磁碟機重新間格，保留原來的作業系統，在另一個間格裝置另一個作業系統如 Linux或 GOS。
自行組機可解決問題
有人或者會擔心有這個監察軟件，那麼將不能上網，我卻認為是過慮。首先，共產黨只是指定七月一日後發售的電腦須預裝這個軟件，那即是說一部之前購買而又未裝置這個軟件的電腦仍然可以上網，由此推論，一部七月一日之後購買的電腦經過以上的反制行動沒有不能上網的理由。其實，對於認識電腦的人，自行組裝電腦可能是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法，那麼，我如何裝置便全是我自己的事了。
要對付這樣一個獨裁政權的網上監察，最佳辦法就是積極上網發表訊息，那怕是無聊透頂的訊息，因為越多訊息，越能夠令到這個監察系統超載，越能令到那三萬個網警走狗疲於奔命。共產黨為甚麼會有這些除了激起人民不滿之外全無作用的政策呢？這真的令人費解，或許是上帝要他滅亡，必先令他瘋狂吧！
公開大學電腦系副教授
整個中國基本就是一個大監獄，人民在各方面都受到嚴密的監控，對於互聯網的控制，也絕不會鬆懈。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網絡審查系統，基本上要封鎖一個網站，只須一個按鈕。當然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電腦高手還是可以找到門路突破封鎖。
軟件可監視所有資訊
對於已經手執網絡審查界牛耳的共產黨來說，他們是不會滿足的。他們於是立例規定所有於七月一日之後在中國發售的電腦，都必須預先裝置由一個名為「綠壩─花季護航」的過濾軟件。他們所提出的理由，就是要防止色情資訊流通。但這個理由深具中國社會主義特色，即是說全是廢話。
首先，中國的金盾工程根本已經讓共產黨可以任意封鎖網站，所以基本上不須另外在每一部電腦上安裝過濾軟件。第二，即使要安裝過濾軟件，為甚麼必須要安裝這個「綠壩」軟件？為甚麼不能讓買家自由選擇過濾軟件？這其中只怕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筆者以小人之心去測度，這大概是把金盾工程延伸至尋常百姓家。金盾工程雖然花費巨大，但面對中國與日俱增的網民，實在已不勝負荷，而且因為網上資訊太多，金盾工程根本無法一一監察，現在他們所能做的就是用大概三萬網警進行監察，再把被發現有問題的網站進行封鎖。基本上對所有訊息進行自動審查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若把監視軟件安裝到每部電腦上，那麼這個軟件便可以對所有出入的資訊進行監視，例如電郵，並對其中包含的敏感字眼向有關當局發出舉報。這個計劃的聰明之處，是用你的資源對你進行監視，可以說是人盯人了。但當然，共產黨的如意算盤未必打得響，因為反制的方法實在太多了，例如把該軟件移除，又或重新把磁碟機格式化後再重裝作業系統，又或把磁碟機重新間格，保留原來的作業系統，在另一個間格裝置另一個作業系統如 Linux或 GOS。
自行組機可解決問題
有人或者會擔心有這個監察軟件，那麼將不能上網，我卻認為是過慮。首先，共產黨只是指定七月一日後發售的電腦須預裝這個軟件，那即是說一部之前購買而又未裝置這個軟件的電腦仍然可以上網，由此推論，一部七月一日之後購買的電腦經過以上的反制行動沒有不能上網的理由。其實，對於認識電腦的人，自行組裝電腦可能是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法，那麼，我如何裝置便全是我自己的事了。
要對付這樣一個獨裁政權的網上監察，最佳辦法就是積極上網發表訊息，那怕是無聊透頂的訊息，因為越多訊息，越能夠令到這個監察系統超載，越能令到那三萬個網警走狗疲於奔命。共產黨為甚麼會有這些除了激起人民不滿之外全無作用的政策呢？這真的令人費解，或許是上帝要他滅亡，必先令他瘋狂吧！
孔捷生 - 廣場紀事，做個誠實的中國人
香港蘋果日報 2009年06月15日
回憶六四，想起汪明荃唱的《勇敢的中國人》：「令我錦繡故鄉色變，令我嬌美翠湖含恨，望向中國國土，此際浩氣在騰，誓要將我苦難化為悲憤，做個勇敢的中國人！」做個勇敢的人，我遠未夠格，只好先去勉力做個誠實的人，畢竟連這都頗為不易。看到《蘋果日報》讀者留言，問六四凌晨天安門廣場突然熄燈，其後發生了甚麼？其實六四紀實書籍很多，本人的《血路 1989》就是其中一本，廣場上發生的事，書中都有記敍。
這卻牽扯出另一話題，六四之夜有成千上萬廣場守護者，卻只有老鬼和我兩個作家。屠城後我們先後獲黃雀行動營救，我和蘇曉康、遠志明被支聯會安排住進沙田一庇護公寓。想不到老鬼也住在同一幢大廈。他違反支聯會規定，私自過來串門，劫後聚首不勝欷歔，我才知道他當時在廣場紀念碑東側（我在西側），言談之間發覺我們所見略同──全賴侯德健在千鈞一髮之際和軍方談判，學生市民在武力清場的最後一刻列隊撤離，廣場之內幸免發生集體屠殺。
由於老鬼違規，我們被拆散居住，我再沒見過他，此後也沒有讀到他的六四回憶文章。我甫到美國便把《血路 1989》投稿給陳若曦。其時高信疆等台灣文化人的六四捐款用於創辦文化雜誌《廣場》，陳若曦是社長，我這篇紀實文章就發表於《廣場》創刊號。文中關於六四廣場紀事，與當時海外傳媒蔚為主流的說法不同。連陳若曦也覺意外，她卻撰文支持，認為即使面對如此殘暴的事件，作家也要據實直言。
然而六四血泊未乾，那時說話最權威的是八九民運之風雲人物，其中影響最大當屬六月十日向全世界播出的柴玲錄音帶。她六四清晨率隊撤出廣場，學生卻在六部口遭到坦克慘無人道的追輾，而且沿途彈痕纍纍，血肉狼藉。悲憤欲絕之下，柴玲採信了廣場屍積如山，血流成河的傳說，一經她的口道出，幾乎就是不易之論。我的《血路 1989》之廣場見聞，當時信者寥寥。不過我和陳若曦都沒有甚麼「話語權」，卻有一個很有話語權的人，因為說實話而被剝奪了話語權，他就是侯德健。
六四後侯德健被羈押，九○年被驅逐出境，把他扔到公海由台灣漁船搭救。關於六四，侯德健的話語權不應遜於任何學生領袖。然而九一年初我到台灣見到侯德健，他極為落拓，因為他早先違反「條例」投奔大陸，台灣政府並不歡迎他。這倒不算甚麼，他本來就是反體制的逆子。更寒心的是台灣傳媒集體杯葛他，只緣他說了實話：「很多人說廣場上曾經有兩千人被打死或者是幾百人被打死，在廣場上有坦克輾壓學生和人群。我必須強調這些事情我沒有看見，我不知道別人在那裏看見，我六點半還在廣場上，我一點都沒看見。我一直在想，我們是不是需要謊言去打擊說謊的敵人？難道事實還不夠有力嗎？」
台灣傳媒咸認為侯德健這等說詞，是為脫離牢獄之災而給大陸當局的回報，於是一起封殺他。這位歷史見證人就此失去話語權。我告訴侯德健：「當時我也在廣場，你和我都說了實話。」幾年之後，我終於看到親歷其境的學生領袖說出同樣的證言，他就是封從德。六四大屠殺是血淋淋的事實，它確切發生的地點不在廣場，而是北京！
到今天全世界都知道是誰在說謊，北京政府以為瞞與騙至少對自己的人民還是有功效的。畢竟二十年過去，侯德健老矣，尚能飯否？再熬下去連「天安門母親」都要凋謝殆盡了。孰料卻有一位八十後龍的傳人出來火盡薪傳，他寫下這首歌：「六月的一天，全是年輕的臉。他們在春風裏，忘記了時間。六月的一天，全是年輕的臉。他們在陽光下，想像著世界。一場大風，把你吹散；一場大雨，把雲冲淡。一場大風，把我吹遠；一場大雨，把足跡冲淡……」野火春風，人民不會忘記！
回憶六四，想起汪明荃唱的《勇敢的中國人》：「令我錦繡故鄉色變，令我嬌美翠湖含恨，望向中國國土，此際浩氣在騰，誓要將我苦難化為悲憤，做個勇敢的中國人！」做個勇敢的人，我遠未夠格，只好先去勉力做個誠實的人，畢竟連這都頗為不易。看到《蘋果日報》讀者留言，問六四凌晨天安門廣場突然熄燈，其後發生了甚麼？其實六四紀實書籍很多，本人的《血路 1989》就是其中一本，廣場上發生的事，書中都有記敍。
這卻牽扯出另一話題，六四之夜有成千上萬廣場守護者，卻只有老鬼和我兩個作家。屠城後我們先後獲黃雀行動營救，我和蘇曉康、遠志明被支聯會安排住進沙田一庇護公寓。想不到老鬼也住在同一幢大廈。他違反支聯會規定，私自過來串門，劫後聚首不勝欷歔，我才知道他當時在廣場紀念碑東側（我在西側），言談之間發覺我們所見略同──全賴侯德健在千鈞一髮之際和軍方談判，學生市民在武力清場的最後一刻列隊撤離，廣場之內幸免發生集體屠殺。
由於老鬼違規，我們被拆散居住，我再沒見過他，此後也沒有讀到他的六四回憶文章。我甫到美國便把《血路 1989》投稿給陳若曦。其時高信疆等台灣文化人的六四捐款用於創辦文化雜誌《廣場》，陳若曦是社長，我這篇紀實文章就發表於《廣場》創刊號。文中關於六四廣場紀事，與當時海外傳媒蔚為主流的說法不同。連陳若曦也覺意外，她卻撰文支持，認為即使面對如此殘暴的事件，作家也要據實直言。
然而六四血泊未乾，那時說話最權威的是八九民運之風雲人物，其中影響最大當屬六月十日向全世界播出的柴玲錄音帶。她六四清晨率隊撤出廣場，學生卻在六部口遭到坦克慘無人道的追輾，而且沿途彈痕纍纍，血肉狼藉。悲憤欲絕之下，柴玲採信了廣場屍積如山，血流成河的傳說，一經她的口道出，幾乎就是不易之論。我的《血路 1989》之廣場見聞，當時信者寥寥。不過我和陳若曦都沒有甚麼「話語權」，卻有一個很有話語權的人，因為說實話而被剝奪了話語權，他就是侯德健。
六四後侯德健被羈押，九○年被驅逐出境，把他扔到公海由台灣漁船搭救。關於六四，侯德健的話語權不應遜於任何學生領袖。然而九一年初我到台灣見到侯德健，他極為落拓，因為他早先違反「條例」投奔大陸，台灣政府並不歡迎他。這倒不算甚麼，他本來就是反體制的逆子。更寒心的是台灣傳媒集體杯葛他，只緣他說了實話：「很多人說廣場上曾經有兩千人被打死或者是幾百人被打死，在廣場上有坦克輾壓學生和人群。我必須強調這些事情我沒有看見，我不知道別人在那裏看見，我六點半還在廣場上，我一點都沒看見。我一直在想，我們是不是需要謊言去打擊說謊的敵人？難道事實還不夠有力嗎？」
台灣傳媒咸認為侯德健這等說詞，是為脫離牢獄之災而給大陸當局的回報，於是一起封殺他。這位歷史見證人就此失去話語權。我告訴侯德健：「當時我也在廣場，你和我都說了實話。」幾年之後，我終於看到親歷其境的學生領袖說出同樣的證言，他就是封從德。六四大屠殺是血淋淋的事實，它確切發生的地點不在廣場，而是北京！
到今天全世界都知道是誰在說謊，北京政府以為瞞與騙至少對自己的人民還是有功效的。畢竟二十年過去，侯德健老矣，尚能飯否？再熬下去連「天安門母親」都要凋謝殆盡了。孰料卻有一位八十後龍的傳人出來火盡薪傳，他寫下這首歌：「六月的一天，全是年輕的臉。他們在春風裏，忘記了時間。六月的一天，全是年輕的臉。他們在陽光下，想像著世界。一場大風，把你吹散；一場大雨，把雲冲淡。一場大風，把我吹遠；一場大雨，把足跡冲淡……」野火春風，人民不會忘記！
2009年6月8日 星期一
六四廿年祭：梁文道 - 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
明報 2009年6月4日、5日由於我們關愛那年在北京受難的人，所以我們記憶他們，並且見證他們經歷的苦難與毀滅，不容他們活得沉默死得屈辱。我們的關係就是愛。出於愛，我們見證六四，正如所餘不多的長者見證抗戰。沒錯，我們不一定全部去過現場，更不可能都是受難者，絕大部分的人都只是透過媒體旁觀。可是，記憶的責任恰巧就是落在旁觀者的身上。因為只有受難者和遺屬才有遺忘的權利；為了不帶苦痛地活下去，他們可以選擇遺忘。但旁觀者不行，一旦「見證」（Witness），便得永遠記住。
假如你真是對的，又何必忌諱？何必緊張？為什麼不把當年「平暴」之後發放的宣傳品再發一次？為什麼不大張旗鼓地慶祝「平暴」二十周年，告訴我們那「一小撮動亂分子」的真相？現在你卻恨不得月曆上根本沒有六月四日這一天，乘數表上沒有6x4這一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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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六四，而且重複地寫，再也沒有什麼新鮮的角度，也不會有出人意表的觀點。這也許顯得有些無趣，就像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幾乎一模一樣的程式、口號與歌曲，年年重演。它使得我們就像患上了偏執狂的精神病人，惹人煩厭；他們不只討厭我們所說的內容，也討厭我們說話的方式與態度。他們批評我們不懂得向前看，老是困在一場歷史的謎團裏頭；而那個謎團實在有太多的解讀可能，我們怎能自以為是，以為自己一定是對的？難道我們毫不自覺，這種義正詞嚴的腔調很讓人厭惡嗎？
不妨把我們當成瘋子
《聖經》裏的先知其實不該被譯成先知，因為先知預言未來的時候少，談起過去的時候多，與其說是先知，倒不如說他們是守護記憶的人。總是在以色列人樂不思蜀忘乎所以的時候提醒他們﹕你們已經忘記了自己是怎麼離開埃及的，你們也忘了上主當初和我們訂下的契約。這些話老是來得不合時宜，乃至於很多人覺得先知其實是種瘋子，最好把他們放逐出去，不要再讓他們擾亂自己的尋常日子。更何況他們憑什麼教訓人？他們以為自己是誰！他們是誰？他們是上主的「代言人」（navi），神的喉舌，正如神說過的﹕「我把我的話放進他的口中，他要向他們宣講我的訓令」。
我們當然不是先知。在這個時代裏頭有誰會想當先知呢？任何自以為是真理化身的精英都是可恥可笑的自大狂。我們不想做先知，我們這群香港人只是被迫扮演傳說中的先知形象，因為我們的確相信一個簡單的道理﹕政府不應該用真槍實彈鎮壓和平示威的群眾。有人(而且人數越來越多)卻認為這個道理並非自明，甚至可能是錯的。既然如此，你們就不妨把我們當成瘋子吧。
誰掌握話語權誰擁有真相？
2009年5月28日的《信報》訪問了一位正在香港中文大學念歷史的「內地尖子」，他說﹕「以個人角度看，它（六四）跟我生活沒有什麼關係了……在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上無足輕重，歷史上太多類似事情。天天拿來說，只是發生時間比較靠近我們而已」。記者再問他六四到底是場屠殺，還是為了維護國家穩定的正確行動。他的答案竟是兩者皆對，他認為雙方都同樣有理同樣正確，因為大家都只不過是從自己的利益角度出發罷了。「大家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下之分，應防止道德綁架……老一輩或經歷過事件的人或許強烈希望我們瞭解事件真相，但並不代表我就要作出一樣的評價。年輕一輩只是作為歷史的旁觀者，不能強迫我要跟你有相同的反應」。
這是近年愈來愈流行的一種論調，它不否定我們相信的那條簡單道理，它只是不認為那是唯一正確的道理，它認為任何立場都是可取的，它把一切立場相對化。我們香港人對這種說理方法絕不陌生，因為它就是許多人口中的「理性」和「客觀」。對於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與角度」，所以用不著取捨判斷，反正那都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這種港式的犬儒主義與內地流行的「唯策略論」不盡相同，但又很有親和關係。所謂「唯策略論」，其表表者可見於毛澤東那些影響深遠的文稿。我當年讀「毛選」，最感困惑的地方是他總在談敵我鬥爭的策略，卻永遠說不清敵人到底是誰。「敵人」的定義不斷浮動遊移，因時地而變；今天是敵，明天可以是友；今天是朋友，明天忽然又成了敵人。臺灣評論家楊照在台版《毛澤東語錄》的導讀裏說得好，毛思想的精要就在於不談對錯只論勝敗；勝者自然是對的，失敗者則必然是錯的。所以一個人千萬不能輸，因為輸了鬥爭也就得輸掉是非了。
這就是「話語權」這種很西化很後現代的概念在大陸普及得異常迅速的原因之一了。如果你從小相信科學史就是科學不斷進步真理不停揭示的歷史，你或許不容易接受當今「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所說的那些學者競爭的殘酷故事，把一切都看成鬥爭的結果；但你要是自幼就生長在一個「唯策略論」主導的環境之下，你會發現那些勾心鬥角謀取勝利的「真相」完全不難理解。因為任何學術研究任何理性討論說到底都只不過是在爭奪「話語權」；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就有道理。
故此，我們大可不必認真細究六四究竟是不是屠殺，因爭論雙方都只是在搶奪「話語權」，雙方都是「平等」的，都想把自己的利益強加在我們頭上。事實的調查與論證的邏輯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你背後的利益和動機。哪怕你再有道理，使我無可反駁；我也只要指出你掌握「話語權」就夠了。
假如一個人信守這思維方式，他應該同時相信日軍「進出中國」與「入侵中國」都是說得通的，因為它們出自兩種不同的角度。所謂「達賴集團」的藏獨主張也用不著緊張反對，因為他們有他們的利益考慮，中國政府也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罷了。假如一個人能夠前後一貫地堅持這種想法，既不為六四而動情，也不為日本部份學者否認南京大屠殺或低估死亡人數而憤怒，覺得這兩件事都還需要更客觀更理性地對待（這是不是港大同學陳一諤的立場？），或者覺得它們都只是觀點的歧異利益的衝突，難言對錯（這是那位在中大讀歷史的尖子的立場嗎？），那麼我勉強還能說這是一個在哲學上有趣而且值得反駁的立場。可是你卻說「它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受難者才有遺忘的權利
旅美學者徐賁在他的文章《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中引述倫理學家馬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的理論，把記憶和「關愛」( caring)連起來談﹕「因為關愛是通過記憶來起作用的。相互關愛是因為在過去有長久的聯繫。我們關愛誰和記得誰是同時發生的。我們不能說，我關愛一個人，但卻不記得或記不起那個人了」。由於我們關愛那年在北京受難的人，所以我們記憶他們，並且見證他們經歷的苦難與毀滅，不容他們活得沉默死得屈辱。我們的關係就是愛。出於愛，我們見證六四，正如所餘不多的長者見證抗戰。沒錯，我們不一定全部去過現場，更不可能都是受難者，絕大部分的人都只是透過媒體旁觀。可是，記憶的責任恰巧就是落在旁觀者的身上。因為只有受難者和遺屬才有遺忘的權利；為了不帶苦痛地活下去，他們可以選擇遺忘。但旁觀者不行，一旦「見證」（Witness），便得永遠記住。
假如你正確，你怕什麼？
很多內地的朋友驚歎於我們香港人矢志不渝地紀念六四。誠然，我們盡到了見證者的責任，以記憶持久不懈地關愛著我們的同胞。但不用諱言，這只是因為我們享有中國境內獨一無二的自由空氣。相比之下，內地近月的緊張氣氛已經到達風聲鶴唳杯弓蛇影的地步了。媒體不能再談五四運動，因為它會讓人想起學運。一家商業機構藉著汶川震災一周年所做的形象廣告被人認為是「別有用心」，因為上頭有十張人像照片分置兩側，六張在左邊，四張在右邊。假如你真是對的，又何必忌諱？何必緊張？為什麼不把當年「平暴」之後發放的宣傳品再發一次？為什麼不大張旗鼓地慶祝「平暴」二十周年，告訴我們那「一小撮動亂分子」的真相？現在你卻恨不得月曆上根本沒有六月四日這一天，乘數表上沒有6x4這一欄？所以，我很想勸勸那些總是把「客觀調查」和「發掘真相」掛在嘴上當托詞的人﹕你們說得都很對，六四的確需要「客觀調查」，但你們實在用不著跟我們說這番話，因為我們絕對歡迎更多的事實更客觀的真相。你們應該去找當權者和他們的盟友，叫他們不要再沉默遮掩，一起出來「大家好好研究嚇，各自表達不同的觀點」。
除了六四，中國還有太多的禁忌。除了「天安門母親」，還有四川震災受難學童的母親，「毒奶粉」案的母親，甚至鄧玉嬌的母親；她們的聲音只能在香港公開而不受阻礙無有顧忌。莫非香港已經成了中國母親的抉擇？大家是否清楚我們香港人在當代中國史上的責任呢？當其他人被迫住口，甚至主動忘卻，我們無可奈何但又勢所必至地承擔起了記憶守護者的角色。因為我們有相對優裕的空間，而且我們關愛。
我這一代三、四十歲的中年人生在香港長在香港，經歷過香港所謂的「黃金時代」，看過「阿燦」和「表姐」的可笑形象，曾經自豪於港人身分的不同，歧視內地的落後貧窮。我們雖然也學中文和中國歷史；但和其他國家把國文國史當成國民教育核心的教學法不同，殖民地式的文史教育是一套非國族化的技術教育，不鼓勵我們在國家文學和歷史裏面獲取深厚的國民認同，只把它們當成純粹的資訊與知識。我在兩蔣治下的臺灣度過童年，對中國懷有熱情也許還不奇怪；但我那些同學，我的同代人，他們與香港意識一起茁壯，受的是非國族化的基礎教育，他們怎麼會愛國呢？他們的中國情懷是怎麼來的呢？
也許六四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了。
六四是香港人的國族啟蒙
雖然我之前一直強調香港人那見證者的身分，但可千萬別以為我們只是事件的旁觀者。雖然我們總把天安門看成是六四運動的核心地點；但是六四的實際運動範圍遠遠不僅限於北京，相反地，它遍及全國，從天津、上海、武漢、福州、廣州，一直到香港，全都是當年那場浩大運動的舞臺。尤其香港，不僅有過一次一百五十萬人的遊行，一次一百萬人的遊行，而且幾乎是從一開始就全情投入地回應了北京方面的一舉一動。所以，如果把香港列為六四運動中僅次於北京的主要空間，是毫不過分的一件事。因此，香港人絕不只是這次運動的旁觀者，我們還是它的參與者。
想當年，我們為了身在北京的同學和市民踴躍捐輸，在各種媒體上面奔相走告大聲疾呼。不管你原來站在什麼立場，屬於哪個機構；也不管你來自哪一個階層，幹什麼行業，大家都有志一同，空前團結。愈到後來，情緒就愈高漲，學校處於半停課狀態，許多機構從上至下無心工作，所有人都只念著天安門。我還記得有不少人認為只要經此一役，使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國家，大家就用不著移民了。於是香港人的前途信心問題就和中國的民主進程聯繫起來了，後者的曙光是前者的答案。這種話聽起來好像有點自利。
然而，在這個過程裏面，我這一代人漸漸被每天源源不絕的新聞喚醒了某種從不自覺，卻又隱約存在的國族意識，所以如饑似渴地捧讀《文革十年史》和各種介紹國情國史的讀物，集體學習近代中國走過的道路。以往在殖民地教育裏面學到的冰冷知識一一回溫，課本上五四學生聚會的照片忽然發出了聲音，甚至連《出師表》的文字也忽然滲出了淚痕。然後我們沖上街頭，用《我是中國人》和《龍的傳人》去唱出我們的新發現，用「血濃於水」的口號去證明自己剛剛憑著自力獲取的「新」身分。北京的學生用不著唱《我是中國人》，對於這點，他們從不懷疑。北京的示威人群更不用舉起寫著「血濃於水」的標語，他們根本不會理解這種標語是用來幹什麼的。沒錯，六四在香港不只是一次「支持北京學生」的民主運動，它還是香港人自己登臺當主角的民族主義運動；六四是我這一代香港人最重要最徹底的民主教育與愛國教育。六四不只是省港大罷工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它也是省港大罷工以來第一個把殖民地香港和中國大陸緊緊鎖在一起的串連行動。六四是北京一路燃燒到香港的烈潮，儘管我們綻放的方式和姿態自有微妙的差異。
香港人不是六四的旁觀者，而是參與者
六四也是香港的六四，但我們對於這一點的認識還不足夠。我們知道「8964」是很多人的電話號碼的一部分，它成了香港好竺人彼此之間的密碼；我們知道當年的集會遊行界定了二十年來一切街頭行動的模式，成了香港社會運動的文法；我們知道二十年前誕生的支聯會是今日香港所有民主派的搖籃，對六四的共識是鑒別一個民主派成員的最最底線。我甚至知道有人在那段時間相戀結婚，有人在那段時間出生，使得六四成為他們個人生命史中的里程碑。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過這種研究，但是我們都曉得六四銘刻在香社會上的痕跡何其深遠。最重要的，是我們由此習得關愛「同胞」(第一次，它不是抽象的文字)。如果有人像曾蔭權一樣，叫我們放下那段經歷，全神注意今日中國的富庶；那麼他一定不知道什麼叫做愛，因為他不愛活人(和那些活過的人)，他愛的只是「國家的發展」。假如這種人和曾蔭權都真心相信這種說法，那就表示他們並不以為政府需要道德上的合法性：誰給我錢誰就是老闆，我就好好聽話好好打工。
自此之後，二十年前「發生在北京的那一場風波」，就內化在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和社會肌理裏面了，以出乎當權者意料的方式，把北京和香港捆綁在港人記憶的深處。由於我們自己就是參與者，因此「香港青年發展網路」召集人呂智偉那套「外力(港人)介入使北京學運變質」的講法份外可笑，難道他不曉得我們根本不是什麼「外力」，香港由始至終就和北京站在一起嗎？如果他真把香港人當做「外力」，那他豈不是把我們當成外國人？又由於我們自己就是行動的主體，因此試圖以揭露民運領袖「醜惡真面目」的手段來說服我們「應該醒一醒」的嘗試也是徒然的，難道他們不瞭解我們從來就不曾被「領導」過嗎？當年我們就是自己的領袖。
就算平反無望，我們仍然記住
有關六四的記憶不只是幾代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它還是種需要被分享的記憶。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經歷了這件事，更因為還有許多人沒有這個經歷。正如馬各利特所說的﹕「作為記憶群體的一員，我與前一代人有記憶的聯繫，他們又和更前一代人的記憶相聯，如此類推，直到直接見證事件的那一代」。當一個歷史的所有見證人都死去後，「分享的記憶也就成了記憶的記憶」了。記憶之分享必以自由而公開的交流為前提。如果沒有充分的資訊及言論自由，沒有不受障蔽扭曲的理性溝通，分享記憶是不可能的存在的。
可如今我們卻要面對這麼多的阻難﹕明明中國政府覺得自己當年幹得好，但它現在卻連一個數字都不敢提；明明香港是個自由港，但它卻以說不出口的理由拒絕別人入境；明明香港的傳媒不受政治管控，但卻有雜誌如《君子》這樣臨時抽稿，把「不敢忘記六四」的封面專題硬生生變成可悲複可笑的「不敢忘記郭富城」；明明有那麼多人曾經熱血沸騰涕淚縱橫，今天他們卻有口難言，甚至主動修改自己的記憶。看，為了銷毀和掩理六四的記憶，他們要費多大的勁。為了這個記憶；港式的犬儒主義被調動了，「唯策略論」主導的歷史虛無主義也出場了；他們甚至不惜自毀長城，要我們否定自己當年至為單純的愛國赤誠，換上以曾蔭權為代表的那種金錢愛國論(它的邏輯是誰讓我發財我就愛誰)。所以記憶六四已經不再只是記憶的事了，它還是一連串的抗爭與對決。它對抗言論空間的縮窄，與出入境的管制，它還要對抗一連串違背理性的思考方式與一系列否定道德共識的價值主張。在這個意義上，記住或者遺忘六四，還真成了一個大是大非的抉擇。
我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因為《國殤之柱》的創作者高志活第一次被拒入境是條新聞，現在我們卻開始習慣成自然；以前有人叫我們「放下歷史包袱向前看」會使我們憤怒莫名，現在這種論調卻早已見怪不怪。也許有一天，還會有更多個陳一諤、呂智偉和曾蔭權出來鼓吹那種虛無犬儒的價值觀；也許有一天，六四不只不得「平反」，甚至根本灰飛煙滅于時光的垃圾場中；也許有一天，我們真的會變成大多數人眼中的瘋狂先知，並且一個個老去，一個個凋零，所有記得六四的全都整代人整代人地消失。即使到了那一天，再也不是為了起到什麼實際作用，而是單單因為這個記憶本身就是道德的，我們香港人，我們這群記憶的守護者也還將如此記住，直至最後一人。
2009年5月30日 星期六
辜朝明 - 《總體經濟的聖杯》精華摘錄
2009年5月30日
辜朝明著作《The Holy Grail of Macroeconomics: Lessons from Japan's Great Recession》2008年面世。作者長期擔任野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對日本1990年起綿延十多年的經濟衰退有切身體會，此書被譽為是對這場大衰退最具份量的分析。
作者2009年3月增撰第八章「資產負債表衰退中的世界」，剖析金融危機之最新動向。繁體中文版《總體經濟的聖杯：資產負債表衰退啟示錄》2009年5月25日出版，領先收錄新增章節。
以下為精華摘錄。
有關世界經濟模式的必要調整：
長期而言，各國應學會及時駕馭資產價格泡沫，以免經濟受金融資本主義的奇技淫巧蹂躪。如第六章所言，這可能需要政府有更積極的作為，當民間儲蓄缺乏好的投資機會時，由當局加以吸收運用。畢竟資產泡沫代價慘重，收拾爛攤子所費的公帑遠遠超過泡沫過程中部分人的得益。此外，各國亦應致力糾正國際貿易失衡的現象。對亞洲及其他地區的貿易盈餘國而言，這意味著結束過去五十年來行之有效的倚賴對美出口的成長模式。取而代之的，必須是以內需為核心的新經濟模式--讓經濟發展惠澤本國民眾，而不只是出口滿足外國消費者。
這些任務無比艱鉅，但全球經濟正迫切需要新方向，現在正是起步的最佳時機。
(第八章 - 資產負債表衰退中的世界，結語)
有關次貸問題：
鉅資湧入衝垮了次貸市場的原有規範，授信標準可恥地全面敗壞，連信用評等機構的操守也不例外。房貸證券化盛行令許多房貸發放機構更肆意妄為，放款時重量不重質，因為風險可透過貸款證券化轉移出去。這些劣質房貸在證券化過程中被拆開，搭配其他金融工具後包裝成各種房貸衍生證券，賣給全球投資人。
(第七章 - 當前的泡沫與資產負債表衰退，第一節)
有關信評機構：
信評公司給予源自次級貸款的有毒證券極高的評等，我們或許應追究它們的責任。就此而言，我覺得類似香煙盒標示的警告可能有效：
警告：次貸危機證明，此信評公司的評等有時毫無價值。忠告投資人，投資決策不應完全倚賴此公司提供的評等。
若信評公司發表的聲明或報告，未來五十年都必須加上這種警告，或許它們對自己的工作會更謙卑審慎一些。
(第八章 - 資產負債表衰退中的世界，第六節)
有關結構改革與媒體人：
媒體工作者則是另一種人。許多媒體人提倡結構改革，是希望改變舊有的經濟結構。他們為日本經濟描繪出一個理想願景，然後陶醉於神一般的優越感中。美國與英國的媒體人似乎特別熱衷扮演上帝，為政府設定結構改革的「正確方案」。但拿出真金白銀投資的基金經理人則沒有時間作這種自我陶醉，他們得不斷基於市場現實審慎決定買賣。因此，他們不會想投資在一個以不切實際的結構改革動搖自身根基的國家。
(第二章 - 資產負債表衰退的特徵，結語)
有關中國第四代領導人：
但中國當前的第四代領導人並非經民主選舉產生，亦未參與革命，而且在經濟上也未取得重大成就。因此，他們持續面對權力正當性（legitimacy）問題。這使得他們極度謹慎，不敢冒險。
若領導人有鄧小平的魅力與成就，他可以輕易決定調整匯率或稅率10%，證實行不通的話再回調5%。但這種錯誤不是當前任何一位領導人承擔得起的。某中國高官曾對我表示：「中國老百姓不認為我們有什麼特別之處，他們認為我們只是運氣好，適當時間出現在適當場合，讓鄧小平看上眼後得到提拔而已。」
(第七章 - 當前的泡沫與資產負債表衰退，第二節)
有關「直昇機貨幣」（helicopter money）：
多年來，包括柏南克與傳利曼在內的一些經濟學家認為貨幣政策永遠有效，因為即使出現最壞狀況，當局只要出動直昇機大灑鈔票，必然可以扭轉經濟頹勢。雖然「直昇機貨幣」此詞常被提起--許多時候是被草率使用，但這種做法能否達致理想效果極為可疑。
理由很簡單：直昇機貨幣論者幾乎總是從消費者--商品與服務的購買者--的角度出發，少有想到商品供應者。商品與服務銷售者對直昇機貨幣的即時反應一定是關門不做生意，或是要求顧客以靠得住的外幣付款。天上掉下來的鈔票之真正價值沒人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商品銷售者是不可能接受顧客以這種鈔票交換實實在在的商品的。結果是，全國的商品關門不做生意，經濟隨即崩潰。
(第四章 - 資產負債表衰退期間的貨幣、匯率與財政政策，第一節)
有關「力挽狂瀾者沒有成為英雄」：
更不幸的是，正如有人曾說過的，阻止危機出現的人成不了英雄。在好萊塢世界裡，英雄是在危機已經爆發、傷亡枕藉後拯救數以百計人命並痛懲歹徒之人。但如果一個智者事先識破眼前的危險，並將災難消弭於無形，故事即很難講得動聽，電影拍不出來，也不會有英雄--危機不全面爆發，就不會有英雄。
日本經歷十五年的衰退期都未曾爆發全面的經濟災難。但在從未掌握問題核心的媒體眼中，政府耗費140兆日圓的鉅資，看來卻毫無作用。媒體因此扭曲事實，暗示政府浪費了這筆巨資，引發公眾對公共工程計劃的抗議。的確，如果有更具社會效益的項目，非必要的道路不應修建；但重點是，過去十五年間的財政支出--包括用在修建道路與其他公共工程上的經費--令日本得以避過後果可能極為慘重、GDP持續萎縮的緊縮漩渦。
美國大蕭條時期的總統胡佛卓爾不凡，提倡現在稱為「結構改革」的政策。胡佛當年認為，股市崩跌、股票投機客蒙受慘重損失，並非足以促使政府增加支出的理由。在政府無所作為下，美國經濟墜入緊縮漩渦：不到四年GNP即萎縮46%、全國失業率升至25%，大量民眾流離失所、掙扎求存，受苦民眾的數目遠遠超過股市投機客。日本方面，企業急於減債（導致儲蓄過剩）造成的緊縮缺口在自民黨政客的「肉桶式」財政政策下得以弭平，大衰退因此免於惡化成另一場大蕭條。
(第一章 - 日本的經濟衰退，第三節)
張文光 - 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
2009年5月29日
【明報專訊】時光如水，六四已20周年，若問六四最具象徵意義的影像，當會想起天安門廣場，一人獨擋一列坦克的王維林。彷彿是歷史的機緣，他手持膠袋，白衣黑褲背向世界，以血肉之軀獨對坦克。坦克不動，人不動；坦克改變方向，人也改變方向，世界屏住呼吸，鏡頭也震撼世界。
這是一人的六四，卻鼓舞億萬人心。在八九民運中，我們曾看到廣場的熱血悲歌，看到學生絕食絕水的赤子情懷，看到百萬遊行群眾的慷慨激昂，看到鄧李楊集團的恐懼與殺戮，看到血洗京城的犧牲與反抗，看到搜捕逃亡的殘酷與心酸，這些永難磨滅的群體影像，總不能掩蓋那獨行者無聲矗立的身影，浩然正氣，不動如山。
王維林李丹徐勤先趙紫陽 義重如山
人們尊敬獨行者，一人之力獨寫春秋。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主任李丹，鎮壓後竟敢自撰文稿，向人民報道流血真相說：士兵駕駛着坦克車，用機關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發槍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輾死那些面對反抗群眾猶豫不前的步兵。鑑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他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刻收聽我們的廣播。報道結束後，李丹被捕了，只留下永不消逝的電波。
38軍是首批進京的戒嚴部隊，軍長徐勤先抗命開槍的事迹，20年後大白於天下。徐勤先反對鎮壓學生，但38軍入城在即，戒嚴令准許開槍，他知道這意味着鎮壓，藉口受傷而拒絕帶兵，被指為故意違抗軍令。楊尚昆獲悉後極度震怒，解除了徐勤先的軍務，更將他送去軍事法庭，判處5年監禁。徐勤先在審訊法庭說：人民軍隊從沒有鎮壓人民，我絕對不能玷污這個歷史。他拒絕認罪，擲地有聲說：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20年過去，人民怎會忘記，寧願違命坐牢，也不向人民開槍的徐軍長？
這義重如山的獨行者中，人們更加懷念尊敬趙紫陽。在鄧李楊集團如山的壓力下，他堅持要求修改4．26社論，承認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堅決反對軍隊戒嚴鎮壓。他在回憶錄《改革歷程》說：我反覆考慮，寧願下台也不能跟他們走。趙紫陽心裏明白：我的歷史任務似乎已到終結了，我告訴自己，我絕不做調兵鎮壓學生的總書記。於是，他走到廣場向絕食的學生說：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這大抵是趙紫陽以總書記名義，最後的公開發言吧？疲憊的臉容、蒼涼的聲音、絕望的希望，為八九民運寫下一道良心的凝鏡，永遠存留在人民的記憶和思念中。
王維林、李丹、徐勤先、趙紫陽，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大脊樑，千山獨行，名垂青史，不必相送。
2009年5月29日 星期五
二十年後 ── 《人民不會忘記》再版序言
二十年，轉瞬即逝。一件二十年前發生的事，置於歷史長河，不過是涓涓細流；驀然回首，甚且驚夢無痕。誰還耐煩去攪動腦神經，翻揭二十年前的舊記憶？
是的，絕大部分世事是不值一記的。但是有些事件卻是驚世駭俗，令人永誌難忘。當時置身其中的人，固然刻骨銘心；旁觀者耳聞目睹，同樣為之震撼。那是二十年前的六月四日。在北京。
那年那月，當時當地，流灑的鮮血一直未得報償，留下的懸案至今無人釋惑，枉死的冤屈何以慰解！因此，這事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一根刺，當日知悉情勢的人不應忘記，當日關懷國是的人不會忘記，當日身處其間的人更不能忘記。
雖然，北京距離香港相當遙遠，但是從二十年前的四、五月開始，這場由反貪污反腐敗、爭人權爭民主的學生運動及知識分子議政，一步一步演化成為政治鬥爭、 流血鎮壓的亂局，始終吸住港人的目光，牽動著港人的神經，通過媒體及時報道，港人每天關注著事態的發展。直到六月四日。北京慘變，在京採訪的香港記者逼不得已急忙徹退。為了讓歷史記載住這件大事，六十四名曾採訪北京民運的香港記者迅速集合起來，將大家所瞭解的北京民運始末，綜合報道，組成一幅縱橫交錯的京城變亂圖。相信沒有一個個人能對全局有深入理解，中國政治架構的封閉性更為事態籠上厚紗，但是為了梳理出較為全面的場景，香港記者不惜打破工作機構的界限、放下搶新聞的惡性競爭，全心全力撰寫一己的所見所聞，集眾人之力互補不足，在不足兩月之內，出版了這本新聞界前所未有地合作的新聞紀事書籍：《人民不會忘記》。
港人與港記同樣關懷國是。本書出版後，瞬即售罄，重印又重印，至當年十二月又出版了增訂版，銷售總數超逾五萬本。由於本書早已銷售一空，因此多年來書店內均無本書蹤影。這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來說，是沒有甚麼問題的，因為當時關心時事的人，大概已是人手一本的了。時移勢遷，「六四」時的小孩以及其後出生的嬰兒，至今陸續成長，然而，他們對此事已無法能道其詳了。除非家長是有心人，特別提供相關資料，否則，若問「八九民運」、「六四事件」是甚麼，相信多數年輕人都是印象模糊。至於曾購買本書的人士，也有可能因年日久遠而失落散佚此書。
提供事實、報道真相是記者的職責，紀錄「八九民運」、「六四事件」更是當日曾參與採訪的記者的歷史任務。這項任務，我們曾經履行了，但不能說已完成責任。為了讓年輕一代認識此事、為了讓這項記載繼續留存，編輯委員會決定藉二十周年的機會，再版此書，俾得廣為流傳。
二十年世事變化很大，但是，我們紀錄下來的，是我們自己親眼所見、親身所受，這些都不是世局演進所能更改的事實。當然，正如此書中曾有文章分析：由於對新聞幕後的瞭解不足，我們的敘述或許有局限、有偏差，可是，二十年來，又何曾有真正的「知情人士」為世人解說：何以會出現六四的血腥局面？究竟當晚京城發生了甚麼事？既沒有更進一步的全面敘述，我們深信，我們憑藉記者的良知、為世人呈獻的這一份紀錄，是值得繼續留存的。我們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編寫一部新書。為此，編委會決定只作重印、不作修改，除了錯別字需要訂正之外，全書保留原貌，只增編了一份二十年大事記，追溯這些年來官方對六四的處理手法、評論態度的演變，並紀錄了涉及這場運動的學生領袖、知識分子、黨政領導人多年來的動向。
二十年過去，當日的記者，今天很多已離開新聞機構，但是，書中屬於每一位作者的文章，永遠都是他/她的心血紀錄。再版一事由編委會辦理，編委會已知會六十四名作者。
另一方面，鑒於傳播方式日新月異，網絡傳播快捷有效，編委會同時將此書上載至網上，製成網絡版，相信更容易為年輕人所接觸。
與以往一樣，本書由香港記者協會出版，由當年銷售此書所得的收入來支付出版開支。至於再版的銷售收入，同樣會一如既往，撥入「人民不會忘記基金」，以作支持新聞自由之用。
重提舊事，不為名利不圖吶喊；只為：我們不能忘記。謹以此書，獻與關心中國民主自由繁榮富強的所有人士。
《人民不會忘記》編輯委員會
2009年5月4日
2009年5月21日 星期四
吳志森 - 埋沒良心是管治精英的核心價值
香港蘋果日報 2009年5月20日
「是不是經濟搞得好，就可以不承認殺人呢？香港特區為了分享利益，是不是就該埋沒良心呢？」吳靄儀短短幾句，就把問題分析得非常透徹。
對他們來說，利益就是一切，只要分到錢，就可以埋沒良心。這不單單是曾蔭權個人，也不只是他的班子，而是佔據香港政治經濟上層管治領域的一幫精英的共同理念。
更可怕的是，利益也跟埋沒的良心掛了鉤，如果一朝良心發現，說了人話，利益和權位就會失去。於是，謊言就成了保留和爭取更大利益的一切手段，不止自己個人說謊，還要集體替當權者圓謊，不止附和當權者打壓異己，還自己動手參與。
----------------
特首曾蔭權就六四的所謂失言，無論是泛民還是建制，都集中研判可以為六四集會或七一遊行帶來多少進賬，催谷多少人數。把民眾情緒一時一刻的高低起伏，建立在掌權者的失誤失言上，這種工具性的計算方法，非常庸俗不堪，完全沒有民主運動的廣闊視野，也缺乏政治人物的高瞻遠矚。
六四論 參選時已經說過
曾蔭權六四論述的要害，不在乎他能不能「代表整體香港人的看法」，也不在乎謀臣計算後察覺眾怒難犯閃電道歉。關鍵在，他老早準備好，前前後後說了四次，每次都說得一字不漏的那一番標準答案：
「香港人對六四的感受及看法，我是明白的。但事件發生了到現時已經很多年了。其間，國家在各方面的發展都得到驕人的成就，亦為香港帶來經濟的繁榮。我相信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會作出客觀的評價，這是我看法。」
曾蔭權說這番話已不只第一次了，二○○五年六月四日當天，他宣佈參加特首選舉不久，接受電台訪問，亦說過類似說話：「六四時候，每個香港市民的激昂和衝動，我都有同感，但經過十六年後，看見國家做了舉世矚目在經濟、社會上的發展，給我們比較客觀的比較，心情也平靜下來。國內現在的經濟民生發展，和安定的環境亦令香港受惠，給我們機會分析到六四的歷史地位是怎樣的。」
當時，聽眾來電反應也頗為激烈，指他開始露出「猙獰面目」，聽眾說：「如果你用十六年的經濟成就來換取大家對六四事件的看法，我非常不認同，這等同用金錢成就來換取罪惡。」跟今天吳靄儀所說的：「係咪經濟搞得好，就可以唔承認殺人呢？香港特區為咗分享利益，係咪就該埋沒良心呢？」聽眾當時的回應異曲同工，基本一致。只不過曾先生當年仍然民望高企，沒有引起社會那麼大反響而已。
越紅火香港越向下沉淪
曾蔭權四年前說過的那番話，引來港人毫不客氣地直斥其非，但他並沒有吸取任何教訓，四年後，又再說出調子基本相同，但更赤裸更露骨的同一番話，說明這是曾蔭權和他的班子對六四的真正立場，再仔細觀察，這根本是他們對政治，甚至做人的核心價值。
沒錯，我說的是「他們」，恐怖之處就在這裏，這不單單是曾蔭權個人，也不只是他的班子，而是佔據香港政治經濟上層管治領域的一幫精英的共同理念。吳靄儀短短幾句，就把問題分析得非常透徹。真的，對他們來說，利益就是一切，只要分到錢，就可以埋沒良心。
更可怕的是，利益也跟埋沒的良心掛了鉤，如果一朝良心發現，說了人話，利益和權位就會失去。於是，謊言就成了保留和爭取更大利益的一切手段，不止自己個人說謊，還要集體替當權者圓謊，不止附和當權者打壓異己，還自己動手參與。
悲哀的是，當這幫管治精英的地位越穩固，越紅火，香港就越向下沉淪。
「是不是經濟搞得好，就可以不承認殺人呢？香港特區為了分享利益，是不是就該埋沒良心呢？」吳靄儀短短幾句，就把問題分析得非常透徹。
對他們來說，利益就是一切，只要分到錢，就可以埋沒良心。這不單單是曾蔭權個人，也不只是他的班子，而是佔據香港政治經濟上層管治領域的一幫精英的共同理念。
更可怕的是，利益也跟埋沒的良心掛了鉤，如果一朝良心發現，說了人話，利益和權位就會失去。於是，謊言就成了保留和爭取更大利益的一切手段，不止自己個人說謊，還要集體替當權者圓謊，不止附和當權者打壓異己，還自己動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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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曾蔭權就六四的所謂失言，無論是泛民還是建制，都集中研判可以為六四集會或七一遊行帶來多少進賬，催谷多少人數。把民眾情緒一時一刻的高低起伏，建立在掌權者的失誤失言上，這種工具性的計算方法，非常庸俗不堪，完全沒有民主運動的廣闊視野，也缺乏政治人物的高瞻遠矚。
六四論 參選時已經說過
曾蔭權六四論述的要害，不在乎他能不能「代表整體香港人的看法」，也不在乎謀臣計算後察覺眾怒難犯閃電道歉。關鍵在，他老早準備好，前前後後說了四次，每次都說得一字不漏的那一番標準答案：
「香港人對六四的感受及看法，我是明白的。但事件發生了到現時已經很多年了。其間，國家在各方面的發展都得到驕人的成就，亦為香港帶來經濟的繁榮。我相信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會作出客觀的評價，這是我看法。」
曾蔭權說這番話已不只第一次了，二○○五年六月四日當天，他宣佈參加特首選舉不久，接受電台訪問，亦說過類似說話：「六四時候，每個香港市民的激昂和衝動，我都有同感，但經過十六年後，看見國家做了舉世矚目在經濟、社會上的發展，給我們比較客觀的比較，心情也平靜下來。國內現在的經濟民生發展，和安定的環境亦令香港受惠，給我們機會分析到六四的歷史地位是怎樣的。」
當時，聽眾來電反應也頗為激烈，指他開始露出「猙獰面目」，聽眾說：「如果你用十六年的經濟成就來換取大家對六四事件的看法，我非常不認同，這等同用金錢成就來換取罪惡。」跟今天吳靄儀所說的：「係咪經濟搞得好，就可以唔承認殺人呢？香港特區為咗分享利益，係咪就該埋沒良心呢？」聽眾當時的回應異曲同工，基本一致。只不過曾先生當年仍然民望高企，沒有引起社會那麼大反響而已。
越紅火香港越向下沉淪
曾蔭權四年前說過的那番話，引來港人毫不客氣地直斥其非，但他並沒有吸取任何教訓，四年後，又再說出調子基本相同，但更赤裸更露骨的同一番話，說明這是曾蔭權和他的班子對六四的真正立場，再仔細觀察，這根本是他們對政治，甚至做人的核心價值。
沒錯，我說的是「他們」，恐怖之處就在這裏，這不單單是曾蔭權個人，也不只是他的班子，而是佔據香港政治經濟上層管治領域的一幫精英的共同理念。吳靄儀短短幾句，就把問題分析得非常透徹。真的，對他們來說，利益就是一切，只要分到錢，就可以埋沒良心。
更可怕的是，利益也跟埋沒的良心掛了鉤，如果一朝良心發現，說了人話，利益和權位就會失去。於是，謊言就成了保留和爭取更大利益的一切手段，不止自己個人說謊，還要集體替當權者圓謊，不止附和當權者打壓異己，還自己動手參與。
悲哀的是，當這幫管治精英的地位越穩固，越紅火，香港就越向下沉淪。
2009年5月20日 星期三
程翔 - 以筆報國 責無旁貸——紀念《文匯報》「痛心疾首」開天窗社論發表20周年
2009年5月20日
【明報專訊】明天（5月21日）是香港《文匯報》「痛心疾首」開天窗社論發表20周年。20年前，北京學生們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要求國家政治改革，杜絕腐敗。學生的善意卻被曲解為動亂而遭到殘暴鎮壓。
20 年前的5月19日，中共當局宣布北京戒嚴，為實施鎮壓做準備。20日，《文匯報》社長李子誦、董事金堯如等兩位愛國老報人，以巨大的道德勇氣及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決定翌日在《文匯報》上發表開天窗的社論，在原本社論的位置上書上「痛心疾首」4字，用來表達人民群眾對中共最高當局不理社會各界人士的呼籲，一意孤行地部署鎮壓的憤怒和不滿。
由於這個社論震撼力很大，社論發表後，迅速產生強大的動員力量。21日社論發表當天，超過100萬香港市民自覺走上街頭抗議中共的錯誤政策，從而成立了支聯會。很多人在看到這個社論後，感同身受，紛紛加入到示威的行列來，使這次示威，成為香港與內地百年關係史上最為壯觀的一頁。百多年以來，每當中國的歷史發展到一個關鍵時刻，香港市民都會通過實際行動表示自己對國家、對人民的關愛，這正是我們的光榮傳統。這次100萬人示威，再一次呈現我們支援祖國走上現代文明道路的熱切心情。「痛心疾首」社論之所以具有這麼大的動員力，正正是因為它集中反映了香港市民的這種集體願望。
在中國新聞史上，以開天窗的形式來抗議當權派的錯誤政策，時有所聞。但相信最出名的例子只有兩個：一個是1941年1月18日，中共周恩來為抗議國民黨製造皖南事變，在《新華日報》上發表題詞：「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另一個就是「痛心疾首」這個社論，所以，就其時空背景看，它將在中國新聞史上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
「痛心疾首」社論，既是新聞史上一件大事，也是新聞從業人員的一個很好的學習典範。作為一個從事新聞工作35年的記者來說，我從中學習到兩點：
一，以筆報國、責無旁貸
作為傳媒人，「以筆報國」就是我們的天職。我們要敢於承擔這個責任。在強權暴政面前，我們更需要有道德的勇氣，有為人民負責的態度，在違反民族利益的政策面前，寧做「一士之諤諤」，不做「千人之諾諾」（引《史記．商君列傳》）。
二，磨礪自己手上的筆
除了道德勇氣以及對國家承擔精神外，我們還要不時磨礪自己手上的筆（或者攝影機、答錄機），換言之，就是提升我們的專業和技術水平，才能如老一輩傳媒人一樣，能讓最簡單的4個字產生這麽大的震撼力和動員力。「痛心疾首」社論的震撼力除了來自道德勇氣外，文字功夫亦非常重要，僅僅4個字就產生巨大的凝聚民意作用和反映人民憤怒的功效。所以，我們在培養新一代的傳媒人時，不妨參考這個社論，從中吸收寶貴的養分。
成立「金堯如新聞基金」
20年後重溫「痛心疾首」社論，令我等更強化一種善盡言責的國民責任感。為此，我們一群當年追隨李子誦、金堯如等兩位領導離開《文匯報》，創辦《當代》的舊同事，決定成立一個「金堯如新聞基金」，用來獎勵敢於挑起輿論監督重責的同業們。讓我們群策群力，共同守護香港的新聞自由，對國家事務勇敢地挑起輿論監督的重責。
盧子健 - 為什麼人民不會忘記？
2009年5月20日
【明報專訊】20年前的今天，1989年5月20日，是我不能忘懷的一天。
【明報專訊】20年前的今天，1989年5月20日，是我不能忘懷的一天。
20 年前的今天，是中共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翌日。持續了一個多月的愛國民主學生運動面臨着巨大的威脅，實施戒嚴，以及當時仍然任職黨總書記的趙紫陽沒有在5月19日深夜的黨政軍大會上出現，顯示中共黨內鬥爭中開明力量失勢，主張鎮壓學生運動的頑固力量佔了上風。愛國民主學生運動遭到鎮壓的風險大增。
人民不會忘記「六四」
因為「六四」曾經煥發良知
1989年5月20日，一直支持北京學生運動的香港市民，無不心情激動、義憤填膺。是日8號風球高懸，但無阻萬千市民上街聲援北京學生運動的熱情。
當日，在沒有什麼組織的情况下，數萬人湧至維多利亞公園，我也在人群當中。說沒有什麼組織，是因為當時在傾盆大雨下，維園已成澤國，水深浸到小腿，視線為大雨所阻擋，除了看到周圍的人群外，根本看不到司令台，辨不清方向。大家都力竭聲嘶地喊口號，沒有人聽得到主持人在講什麼說話。沒有多久，群眾起哄表示要馬上遊行至跑馬地的新華社（即現中聯辦在回歸前的稱呼）外抗議示威。幾萬人浩浩蕩蕩在狂風暴雨下由維園遊行到新華社辦事處門外，大伙兒就坐在辦事處對開的馬路上，每個人由頭至腳都濕透了，但沒有一個人想離開，可以說沒有一個人在想那些風風雨雨，他們都在想幾千里外北京學生的安危。
上述情景一一歷歷在目，因為那一天的經歷是如此的刻骨銘心。後來在5月21日和5月28日香港都舉行了百萬人大遊行，但相比起來，後來的遊行沒有留下相似的深刻印象。一來太有組織了，少了5月20日自發的激情。更重要的是，5月底的遊行帶有點天真的樂觀。因為軍隊進城初期受到群眾的阻截，再加上黨內開明力量似乎仍在盡最後努力挽救形勢，使不少善良的人們有良好的主觀願望，以為北京的局勢有和平解決的結果。6月3日晚上槍聲響起，粉碎了這種良好願望，換成為悲哀和憤怒。
人民不會忘記「六四」，是因為這是一場巨大的悲劇。悲劇在人們的心坎內往往留下不能磨滅的印記。我已記不起中國在去年北京奧運拿下多少面金牌，但清楚記得去年四川大地震有8萬多人死亡和失蹤，記得地震發生於5月12日下午2時28分。
有些悲劇是天災，例如地震。雖然四川大地震也有人為帶來的禍害，但本質上還是天災。但「六四」是徹頭徹尾的人禍。中國如果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走上民主法治之路，今天人民生活會更快樂。就算當年中共當權者不接受民主運動的訴求，亦不需要動用武力血腥鎮壓。這次鎮壓在民族的靈魂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傷痕。人民不會忘記。
人民不會忘記「六四」，是因為「六四」曾經煥發我們心裏的良知。
當年的民主運動是在中國的大地上開展，悲劇是在中國大地上發生。但民主運動和「六四」的意義超越時空。良知不單是普世的價值，也是貫串歷史的價值。一個社會、一個民族沒有了良知，就像是沒有了靈魂。香港社會平日為口奔馳、營營役役，在弱肉強食的市場規律下，大家都是實用主義、以利為先。其實這只是人的一面。人也有善良的一面，有惻隱之心，有關懷弱小、渴望和平的一面。
89年民主運動是一群只有熱血、手無寸鐵的學生展示了良知的力量。當時香港市民都被感動了。其實世界上不少地方的人民也有被北京學生所感動。
每年六四的一點燭光
燃點着我們對國家民族進步的希望
我們的良知被喚醒。我們在香港所做的，與北京的學生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我們當時是多麼希望北京學生能夠成功，這種希望也是主觀願望的基礎。
不幸的是，「六四」這場悲劇給予我們沉重的打擊，曾經煥發的良知像要被迫歸隱。今天我們聽到不少人對「六四」的評價，不就是好像良知被湮沒了的說話嗎？
回歸後，由於形格勢禁，愈來愈多香港人不敢或不方便坦率說出自己對「六四」的看法，其實也是良知被迫歸隱。這其實是極大的痛苦，不過在我們內心深處，良知並沒有完全消失。對「六四」的是非曲直，我們心中都有一把尺。近日特首講錯說話掀起軒然大波，絕非偶然，因為人民不會忘記。
人民不會忘記「六四」，也因為「六四」代表了一種希望。
「六四」固然是悲劇，但當年也曾為我們帶來希望。青年學生是社會的未來。學生運動是社會改革的先鋒，這是世界性現象，在中國亦不例外。
由於長期積弱，中國在晚清成為了老大難國家，要繁榮興旺和現代化，要走一條很長很長的路。但只要有希望，這條路終會引領我們到達理想的國度。
89 年的民主運動是被鎮壓了。中共為了保住政權，在政治上牢牢控制，但同樣為了保住政權，中共在經濟上加快改革步伐，在社會方面亦放寬控制，讓人民有更多的自由。這種情况有如在資本社會內，當勞工挑戰資本制度時，資本家會以改善勞工權益來消弭這種挑戰。歷史從來不是簡單沿一條直線發展。「六四」後，雖然民主運動的一些核心訴求未能實現，但人民很多方面的權利還是向前發展。這就是歷史的潮流，不能以人的主觀意志而轉移。
所以，我們不會忘記「六四」，除了是因為感情上和良知上的呼喚外，亦因為每年6月4日的一點燭光燃點着我們對國家民族進步的希望。人民不會忘記「六四」、不應忘記「六四」、不能忘記「六四」。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2009年5月15日 星期五
張文光 - 孩子在天上看著我們
2009年5月15日
【明報專訊】四川地震一周年，我感到深沉的大悲哀。
我再一次見到遺忘，將地震死者化為榮光，見證着共產黨的偉大。胡錦濤說：要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弘揚抗震救災精神，實現黨描繪的宏偉藍圖。
意思就是：忘記死者，努力建設，向着黨的標杆直跑。四川官員鬆一口氣，知道豆腐渣的責任已成過去，知道枉死的孩子就讓他死去，厚顏無恥地為自己開脫，說地震是天災而非人禍，豆腐渣校舍死亡人數為零。
死亡和失蹤的學生也大幅減至5335人，低於四川作家譚作人調查的5781人，更低於艾青兒子艾未未的7605人。震驚的是，譚作人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捕，失去音信；更有豆腐渣校舍的家長，因回校祭奠孩子被捕和逃亡，這是繼天安門母親後，四川母親群體的悲劇。母親節剛過，中國的母親何其淒苦？
當國家連死難學生人數也低估，連民間的死亡調查也算顛覆，連母親祭奠孩子都有罪時，中央要人民忘卻四川死者，謳歌共產黨偉大救災的心意，已是路人皆見。中國就是這樣無恥的國度，以人血為胭脂、以災難作功勳，死者如荒野朝露，生者如匹夫草民，只有不清不楚的死者數字，讓人民淡忘官僚的失職。
30 多年前，唐山大地震死了24萬人，悲情比四川更震撼，但中央對地震的總結是：唐山抗震救災和發展的事實證明，沒有中央的關心，沒有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就沒有唐山抗震的勝利。而唐山抗震紀念館九個展廳，只有一個觸及地震，一個說明唐山地理，其餘七個用來謳歌災後建設。
更諷刺的是，唐山沒有一座官方紀念碑，死去的人都無名無姓，獨有一間商業機構，乘着改革開放的東風，造了一面黑色大理石牆，算是唐山民間紀念碑，正面刻名一千，背面收費八百，被罵在死者傷口撒鹽。但荒唐背後，有着商業機構的無恥，也照見中央政府的無情，彼此彼此，沆瀣一氣。
請將四川死者名單刻在紀念碑上
地球的另一面，美國911雙子塔的遺址，立着6塊黑底白字的牌子，寫下2801個死難者的名字。《紐約時報》的〈憂傷肖像〉專欄，整整一年，每天200字介紹一名死難者，配上照片，成為讀者每日必讀的資訊，引起巨大迴響。一周年紀念日，30多家電視台用兩個半小時，直播死者家屬宣讀每一名死者的名字，盡顯世間人性的光輝。
美國華盛頓的越戰紀念碑，日本廣島原爆紀念碑，猶太人的大屠殺紀念館，都用心紀錄死者的名字。相對中國的天安門英雄紀念碑，英雄早讓位給主祭的領導人，怎會紀念因豆腐渣而枉死的四川學童？
但孩子在天上看着我們，胡溫新政若以人為本，請公布四川死者名單，將名字刻在紀念碑上，作為永遠的警惕和悼念。
2009年4月25日 星期六
Paul Krugman - Reclaiming America's Soul
April 24, 2009
New York Times Op-Ed Columnist
What about the argument that investigating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abuses will impede efforts to deal with the crises of today? Even if that were true — even if truth and justice came at a high price — that would arguably be a price we must pay: laws aren’t supposed to be enforced only when convenient.
And during the march to war, most of the political and media establishment looked the other way.
It’s hard, then, not to be cynical when some of the people who should have spoken out against what was happening, but didn’t, now declare that we should forget the whole era — for the sake of the country, of course.
Sorry, but what we really should do for the sake of the country is have investigations both of torture and of the march to war. These investigations should, where appropriate, be followed by prosecutions — not out of vindictiveness but because this is a nation of laws.
We need to do this for the sake of our future. For this isn’t about looking backward, it’s about looking forward — because it’s about reclaiming America’s soul.
---------------------
“Nothing will be gained by spending our time and energy laying blame for the past.” So declared President Obama, after his commendable decision to release the legal memos that his predecessor used to justify torture. Some people in the political and media establishments have echoed his position. We need to look forward, not backward, they say. No prosecutions, please; no investigations; we’re just too busy.
And there are indeed immense challenges out there: an economic crisis, a health care crisis, an environmental crisis. Isn’t revisiting the abuses of the last eight years, no matter how bad they were, a luxury we can’t afford?
No, it isn’t, because America is more than a collection of policies. We are, or at least we used to be, a nation of moral ideals. In the past, our government has sometimes done an imperfect job of upholding those ideals. But never before have our leaders so utterly betrayed everything our nation stands for. “This government does not torture people,” declared former President Bush, but it did, and all the world knows it.
And the only way we can regain our moral compass, not just for the sake of our position in the world, but for the sake of our own national conscience, is to investigate how that happened, and, if necessary, to prosecute those responsible.
What about the argument that investigating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abuses will impede efforts to deal with the crises of today? Even if that were true — even if truth and justice came at a high price — that would arguably be a price we must pay: laws aren’t supposed to be enforced only when convenient. But is there any real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nation would pay a high price for accountability?
For example, would investigating the crimes of the Bush era really divert time and energy needed elsewhere? Let’s be concrete: whose time and energy are we talking about?
Tim Geithner, the Treasury secretary, wouldn’t be called away from his efforts to rescue the economy. Peter Orszag, the budget director, wouldn’t be called away from his efforts to reform health care. Steven Chu, the energy secretary, wouldn’t be called away from his efforts to limit climate change. Even the president needn’t, and indeed shouldn’t, be involved. All he would have to do is le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do its job — which he’s supposed to do in any case — and not get in the way of any Congressional investigations.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 think America is capable of uncovering the truth and enforcing the law even while it goes about its other business.
Still, you might argue — and many do — that revisiting the abuses of the Bush years would undermine the political consensus the president needs to pursue his agenda.
But the answer to that is, what political consensus? There are still, alas,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people in our political life who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torturers. But these are the same people who have been relentless in their efforts to block President Obama’s attempt to deal with our economic crisis and will be equally relentless in their opposition when he endeavors to deal with health care and climate change. The president cannot lose their good will, because they never offered any.
That said,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in Washington who weren’t allied with the torturers but would nonetheless rather not revisit what happened in the Bush years.
Some of them probably just don’t want an ugly scene; my guess is that the president, who clearly prefers visions of uplift to confrontation, is in that group. But the ugliness is already there, and pretending it isn’t won’t make it go away.
Others, I suspect, would rather not revisit those years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be reminded of their own sins of omission.
For the fact is that officials i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d torture as a policy, misled the nation into a war they wanted to fight and, probably, tortured people in the attempt to extract “confessions” that would justify that war. And during the march to war, most of the political and media establishment looked the other way.
It’s hard, then, not to be cynical when some of the people who should have spoken out against what was happening, but didn’t, now declare that we should forget the whole era — for the sake of the country, of course.
Sorry, but what we really should do for the sake of the country is have investigations both of torture and of the march to war. These investigations should, where appropriate, be followed by prosecutions — not out of vindictiveness 惡毒;懷恨在心, but because this is a nation of laws.
We need to do this for the sake of our future. For this isn’t about looking backward, it’s about looking forward — because it’s about reclaiming America’s soul.
New York Times Op-Ed Columnist
What about the argument that investigating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abuses will impede efforts to deal with the crises of today? Even if that were true — even if truth and justice came at a high price — that would arguably be a price we must pay: laws aren’t supposed to be enforced only when convenient.
And during the march to war, most of the political and media establishment looked the other way.
It’s hard, then, not to be cynical when some of the people who should have spoken out against what was happening, but didn’t, now declare that we should forget the whole era — for the sake of the country, of course.
Sorry, but what we really should do for the sake of the country is have investigations both of torture and of the march to war. These investigations should, where appropriate, be followed by prosecutions — not out of vindictiveness but because this is a nation of laws.
We need to do this for the sake of our future. For this isn’t about looking backward, it’s about looking forward — because it’s about reclaiming America’s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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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hing will be gained by spending our time and energy laying blame for the past.” So declared President Obama, after his commendable decision to release the legal memos that his predecessor used to justify torture. Some people in the political and media establishments have echoed his position. We need to look forward, not backward, they say. No prosecutions, please; no investigations; we’re just too busy.
And there are indeed immense challenges out there: an economic crisis, a health care crisis, an environmental crisis. Isn’t revisiting the abuses of the last eight years, no matter how bad they were, a luxury we can’t afford?
No, it isn’t, because America is more than a collection of policies. We are, or at least we used to be, a nation of moral ideals. In the past, our government has sometimes done an imperfect job of upholding those ideals. But never before have our leaders so utterly betrayed everything our nation stands for. “This government does not torture people,” declared former President Bush, but it did, and all the world knows it.
And the only way we can regain our moral compass, not just for the sake of our position in the world, but for the sake of our own national conscience, is to investigate how that happened, and, if necessary, to prosecute those responsible.
What about the argument that investigating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abuses will impede efforts to deal with the crises of today? Even if that were true — even if truth and justice came at a high price — that would arguably be a price we must pay: laws aren’t supposed to be enforced only when convenient. But is there any real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nation would pay a high price for accountability?
For example, would investigating the crimes of the Bush era really divert time and energy needed elsewhere? Let’s be concrete: whose time and energy are we talking about?
Tim Geithner, the Treasury secretary, wouldn’t be called away from his efforts to rescue the economy. Peter Orszag, the budget director, wouldn’t be called away from his efforts to reform health care. Steven Chu, the energy secretary, wouldn’t be called away from his efforts to limit climate change. Even the president needn’t, and indeed shouldn’t, be involved. All he would have to do is le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do its job — which he’s supposed to do in any case — and not get in the way of any Congressional investigations.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 think America is capable of uncovering the truth and enforcing the law even while it goes about its other business.
Still, you might argue — and many do — that revisiting the abuses of the Bush years would undermine the political consensus the president needs to pursue his agenda.
But the answer to that is, what political consensus? There are still, alas,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people in our political life who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torturers. But these are the same people who have been relentless in their efforts to block President Obama’s attempt to deal with our economic crisis and will be equally relentless in their opposition when he endeavors to deal with health care and climate change. The president cannot lose their good will, because they never offered any.
That said,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in Washington who weren’t allied with the torturers but would nonetheless rather not revisit what happened in the Bush years.
Some of them probably just don’t want an ugly scene; my guess is that the president, who clearly prefers visions of uplift to confrontation, is in that group. But the ugliness is already there, and pretending it isn’t won’t make it go away.
Others, I suspect, would rather not revisit those years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be reminded of their own sins of omission.
For the fact is that officials i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d torture as a policy, misled the nation into a war they wanted to fight and, probably, tortured people in the attempt to extract “confessions” that would justify that war. And during the march to war, most of the political and media establishment looked the other way.
It’s hard, then, not to be cynical when some of the people who should have spoken out against what was happening, but didn’t, now declare that we should forget the whole era — for the sake of the country, of course.
Sorry, but what we really should do for the sake of the country is have investigations both of torture and of the march to war. These investigations should, where appropriate, be followed by prosecutions — not out of vindictiveness 惡毒;懷恨在心, but because this is a nation of laws.
We need to do this for the sake of our future. For this isn’t about looking backward, it’s about looking forward — because it’s about reclaiming America’s soul.
李怡 - 香港是國寨之下的港寨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09年4月25日
在網頁看到一個中國的政治笑話，具中國特色，具創意，也能引起聯想，笑話如下：
話說胡錦濤到農村視察，他想知道人民對黨的忠誠度，就問一位農夫：如果你有兩畝田地，你願意奉獻其中一畝給偉大的黨嗎？農夫答：噢，是的，我願意。胡又問：如果你有兩幢房屋，你願意奉獻其中一幢給黨嗎？農夫答：是的，我願意。胡又問：如果你有兩部汽車，你願意奉獻其中一部給黨嗎？農夫答：我願意。胡又問：如果你有兩頭牛，你願意奉獻一頭給黨嗎？農夫答：不，我不能。胡感奇怪地問：你既然肯奉獻一畝田、一幢房子、一部車，為甚麼不肯奉獻一頭牛呢？農夫說：因為我真的有兩頭牛啊！
這故事告訴我們一個基本常識，就是奉獻甚麼，付出甚麼，或拿甚麼來作交易，都必須是你本身擁有的東西。你沒有的東西，你盡管許諾，都是沒有意義的。中共的政治文化總是違反這人所共知的常識，歷來講的施與取，都是虛空的東西，比方承諾給人民一個共產主義天堂，實現小康以至富裕的社會，人人擁有憲法上的公民權利等等，這些都不是老百姓真正可以擁有的一頭牛；中共要人民奉獻的，也是虛假的，比如把紅心獻給黨，永遠忠於祖國，永遠忠於人民……。中共跟人民說虛假的漂亮話，也要人民說漂亮話，來自我陶醉，老百姓被迫投其所好，整個社會大家說慣了謊話，就像農夫說願意把田地、房子、汽車送給黨一樣，願意奉獻的都是他所沒有的東西。
中共及其追隨者，幾十年來都講愛國、賣國。但國必須是你的，你才有資格賣，也才有資格愛，你沒有政治權利去選舉執政黨與掌權者，這國家就不是你的。你有權把清朝時被強佔的144萬平方公里土地，用新的協定跟俄國交易，使之確定永為俄國領土嗎？你無權交易，因為就像農夫的田、房、車一樣，不是你擁有的東西，有權賣的人賣了也毋須向你交代。因此，當左報大講誰誰誰是漢奸、賣國賊的時候，多年前筆者的亡友蕭銅就說過一句名言：我想當賣國賊，誰給我五毛錢，我就把國賣了。
國不是你的，你無權賣，也無權愛。中共建政後，許多人（也包括筆者的同學、親人）奔赴大陸，獻身祖國，他們很想愛國。結果呢？所有的同學都吃盡苦頭，一個個灰頭土臉地千方百計回香港，他們對白樺的劇本《苦戀》中一句話最有感受：「你愛祖國，可是祖國愛你嗎？」為甚麼這個國不能愛？因為國不是你的，那不是人民擁有政治權利的國家，國家的主權不是在人民通過投票而當家作主的手裏。按中共的解釋，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掌握這個統治工具的，是靠打江山而奪得政權的永久執政黨及在黨內等級授權的各級領導人。主權就像那農夫嘴裏的田地、房子、汽車一樣，並非人民擁有的東西。你要愛國，嘴上講講可以，但不能當真，當真的話就會變成「苦戀」，因為真正掌握國家主權的人，是分分鐘會變臉的，他今天愛你，明天可以害你。
人民沒有政治權利，這國家等於沒有公民、沒有人民。公民、人民都只是仿照西方模式塑製的假像。人民不能選擇掌權者，即人民沒有主權。《尚書》說「民為邦本」，《孟子》說「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不是以民為本而是虐民以殘的國，沒有人民作主的國，大概不能稱之為「國之本在家」的國家，應該叫甚麼呢？網上新近出現了一個名稱，叫做「國寨」。近來不是流行山寨產品、山寨工廠、山寨春晚等等嗎？國寨的意思就在其中了。中國政治文化本就是山寨文化。山寨由山大王主持一切，國寨也由國大王做主。
香港呢？國寨資格都沒有，只能稱為港寨吧。在曹二寶及其代表的掌權集團眼中，應是國寨之下的港寨。
在網頁看到一個中國的政治笑話，具中國特色，具創意，也能引起聯想，笑話如下：
話說胡錦濤到農村視察，他想知道人民對黨的忠誠度，就問一位農夫：如果你有兩畝田地，你願意奉獻其中一畝給偉大的黨嗎？農夫答：噢，是的，我願意。胡又問：如果你有兩幢房屋，你願意奉獻其中一幢給黨嗎？農夫答：是的，我願意。胡又問：如果你有兩部汽車，你願意奉獻其中一部給黨嗎？農夫答：我願意。胡又問：如果你有兩頭牛，你願意奉獻一頭給黨嗎？農夫答：不，我不能。胡感奇怪地問：你既然肯奉獻一畝田、一幢房子、一部車，為甚麼不肯奉獻一頭牛呢？農夫說：因為我真的有兩頭牛啊！
這故事告訴我們一個基本常識，就是奉獻甚麼，付出甚麼，或拿甚麼來作交易，都必須是你本身擁有的東西。你沒有的東西，你盡管許諾，都是沒有意義的。中共的政治文化總是違反這人所共知的常識，歷來講的施與取，都是虛空的東西，比方承諾給人民一個共產主義天堂，實現小康以至富裕的社會，人人擁有憲法上的公民權利等等，這些都不是老百姓真正可以擁有的一頭牛；中共要人民奉獻的，也是虛假的，比如把紅心獻給黨，永遠忠於祖國，永遠忠於人民……。中共跟人民說虛假的漂亮話，也要人民說漂亮話，來自我陶醉，老百姓被迫投其所好，整個社會大家說慣了謊話，就像農夫說願意把田地、房子、汽車送給黨一樣，願意奉獻的都是他所沒有的東西。
中共及其追隨者，幾十年來都講愛國、賣國。但國必須是你的，你才有資格賣，也才有資格愛，你沒有政治權利去選舉執政黨與掌權者，這國家就不是你的。你有權把清朝時被強佔的144萬平方公里土地，用新的協定跟俄國交易，使之確定永為俄國領土嗎？你無權交易，因為就像農夫的田、房、車一樣，不是你擁有的東西，有權賣的人賣了也毋須向你交代。因此，當左報大講誰誰誰是漢奸、賣國賊的時候，多年前筆者的亡友蕭銅就說過一句名言：我想當賣國賊，誰給我五毛錢，我就把國賣了。
國不是你的，你無權賣，也無權愛。中共建政後，許多人（也包括筆者的同學、親人）奔赴大陸，獻身祖國，他們很想愛國。結果呢？所有的同學都吃盡苦頭，一個個灰頭土臉地千方百計回香港，他們對白樺的劇本《苦戀》中一句話最有感受：「你愛祖國，可是祖國愛你嗎？」為甚麼這個國不能愛？因為國不是你的，那不是人民擁有政治權利的國家，國家的主權不是在人民通過投票而當家作主的手裏。按中共的解釋，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掌握這個統治工具的，是靠打江山而奪得政權的永久執政黨及在黨內等級授權的各級領導人。主權就像那農夫嘴裏的田地、房子、汽車一樣，並非人民擁有的東西。你要愛國，嘴上講講可以，但不能當真，當真的話就會變成「苦戀」，因為真正掌握國家主權的人，是分分鐘會變臉的，他今天愛你，明天可以害你。
人民沒有政治權利，這國家等於沒有公民、沒有人民。公民、人民都只是仿照西方模式塑製的假像。人民不能選擇掌權者，即人民沒有主權。《尚書》說「民為邦本」，《孟子》說「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不是以民為本而是虐民以殘的國，沒有人民作主的國，大概不能稱之為「國之本在家」的國家，應該叫甚麼呢？網上新近出現了一個名稱，叫做「國寨」。近來不是流行山寨產品、山寨工廠、山寨春晚等等嗎？國寨的意思就在其中了。中國政治文化本就是山寨文化。山寨由山大王主持一切，國寨也由國大王做主。
香港呢？國寨資格都沒有，只能稱為港寨吧。在曹二寶及其代表的掌權集團眼中，應是國寨之下的港寨。
2009年4月10日 星期五
村上春樹 - 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李怡 - 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香港蘋果日報 2009年4月9日
今年二月十五日，村上春樹在國內外壓力下，仍然到以色列出席耶路撒冷文學獎頒獎禮。在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面前，他說，雖然小說家是所謂的職業謊言製造者，「今天，我不打算說謊。我會盡可能地誠實。」他指出，在被封鎖的迦薩城內，已經有超過千人喪生，許多人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孩童和老人。他說，「這不代表我要發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訊息。」他今天要「傳達一個非常私人的訊息。這是我創作時永遠牢記在心的話語。……這句話是這樣的：『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高牆是什麼？雞蛋是什麼？「轟炸機、戰車、火箭和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而被它們壓碎、燒焦和射殺的平民則是雞蛋。」「更深一層的看，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中的靈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體制照理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
「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我們都只是一枚面對體制高牆的脆弱雞蛋。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牆實在是太高、太堅硬，也太過冷酷了。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的，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靈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允許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體制自行其道。體制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這也是我一生的信念：儘管真理（真相）對抗強權有如以卵擊石，但強權是永遠無法代替真理的。
李怡 - 職業謊言製造者
香港蘋果日報 2009年4月8日
「今天我以一名小說家的身分來到耶路撒冷。而小說家，正是所謂的職業謊言製造者。
「當然，不只小說家會說謊。眾所周知，政治人物也會說謊。外交官、將軍、二手車業務員、屠夫和建築師亦不例外。但是小說家的謊言和其他人不同。沒有人會責怪小說家說謊不道德。相反地，小說家愈努力說謊，把謊言說得愈大愈好，大眾和評論家反而愈讚賞他。為什麼？
「我的答案是：藉由高超的謊言，也就是創作出幾可亂真的小說情節，小說家才能將真相帶到新的地方，也才能賦予它新的光輝。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們幾乎無法掌握真相，也無法精準的描繪真相。因此，必須把真相從藏匿處挖掘出來，轉化到另一個虛構的時空，用虛構的形式來表達。
「但是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先清楚知道，真相就在我們心中的某處。這是小說家編造好謊言的必要條件。……」
以上，是今年二月十五日，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在以色列政府空襲迦薩正受到國際輿論譴責時，他出席這頒獎禮，所作發言的第一段。這段話告訴我們，真相通常是無法掌握的，這也是美國前總統尼克遜說，真理往往敵不過強權的意思。但真相藏在小說家心中某處，於是他就用虛構的故事來反映真實。
許久之前我就有類似看法。五年前我在香港文學節講座上講過：虛擬的世界才有真實。因為正如英國作家奧威爾所說：誰能控制過去，就能控制將來；而誰能控制現在，就能控制過去。因此，「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只有走進虛構的小說世界，才可保留和反映真實。所以有人說：歷史除了人名和年份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和年份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假作真時真亦假，這就是小說的價值。
Haruki Murakami -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egg
25 Feb 2009
I have come to Jerusalem today as a novelist, which is to say as a professional spinner 編造者 of lies.
Of course, novelists are not the only ones who tell lies. Politicians do it, too, as we all know. Diplomats and military men tell their own kinds of lies on occasion 偶爾, as do used car salesmen, butchers and builders. The lies of novelists differ from others, however, in that no one criticizes the novelist as immoral for telling them. Indeed, the bigger and better his lies and the more ingeniously he creates them, the more he is likely to be praised by the public and the critics. Why should that be?
My answer would be this: Namely, that by telling skillful lies - which is to say, by making up fictions that appear to be true - the novelist can bring a truth out to a new location and shine a new light on it. In most cases,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grasp a truth in its original form and depict it accurately. This is why we try to grab its tail by luring the truth from its hiding place, transferring it to a fictional location, and replacing it with a fictional form.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is, however, we first have to clarify where the truth lies within us. This is an important qualification for making up good lies.
Today, however, I have no intention of lying. I will try to be as honest as I can. There are a few days in the year when I do not engage in telling lies, and today happens to be one of them.
So let me tell you the truth. A fair number of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come here to accept the Jerusalem Prize. Some even warned me they would instigate 1. 唆使;慫恿2. 煽動,挑動 a boycott of my books if I came.
The reason for this, of course, was the fierce battle that was raging in Gaza. The UN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a thousand people had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blockaded Gaza City, many of them unarmed citizens - children and old people.
Any number of times after receiving notice of the award, I asked myself whether traveling to Israel at a time like this and accepting a literary prize was the proper thing to do, whether this would create the impression that I supported one side in the conflict, that I endorsed the policies of a nation that chose to unleash its overwhelming military power. This is an impression, of course, that I would not wish to give. I do not approve of any war, and I do not support any nation. Neither, of course, do I wish to see my books subjected to a boycott.
Finally, however,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 made up my mind to come here. One reason for my decision was that all too many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do it. Perhaps, like many other novelists, I tend to do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I am told. If people are telling me - and especially if they are warning me - "don't go there," "don't do that," I tend to want to "go there" and "do that." It's in my nature, you might say, as a novelist. Novelists are a special breed. They cannot genuinely trust anything they have not seen with their own eyes or touched with their own hands.
And that is why I am here. I chose to come here rather than stay away. I chose to see for myself rather than not to see. I chose to speak to you rather than to say nothing.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I am here to deliver a political message. To make judgments about right and wrong is one of the novelist's most important duties, of course.
It is left to each writer, however, to decide upon the form in which he or she will convey those judgments to others. I myself prefer to transform them into stories - stories that tend toward the surreal. Which is why I do not intend to stand before you today delivering a direct political message.
Please do, however, allow me to deliver one very personal message. It is something that I always keep in mind while I am writing fiction. I have never gone so far as to write it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paste it to the wall: Rather, it is carved into the wall of my mind, and it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Between a high, 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 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
Yes, no matter how right the wall may be and how wrong the egg, I will stand with the egg. Someone else will have to decide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perhaps time or history will decide. If there were a novelist who, for whatever reason, wrote works standing with the wall, of what value would such works b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s metaphor? In some cases, it is all too simple and clear. Bombers and tanks and rockets and white phosphorus shells are that high, solid wall. The eggs are the unarmed civilians who are crushed and burned and shot by them. This is one meaning of the metaphor.
This is not all, though. It carries a deeper meaning. Think of it this way. Each of us is, more or less, an egg. Each of us is a unique, irreplaceable soul enclosed in a fragile shell. This is true of me, and it is true of each of you. And each of us,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is confronting a high, solid wall. The wall has a name: It is The System. The System is supposed to protect us, but sometimes it takes on a life of its own, and then it begins to kill us and cause us to kill others - coldly, efficiently, systematically.
I have only one reason to write novels, and that is to bring the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soul to the surface and shine a light upon it. The purpose of a story is to sound an alarm, to keep a light trained on 對準,瞄準 The System in order to prevent it from tangling our souls in its web and demeaning them. I fully believe it is the novelist's job to keep trying to clarify the uniqueness of each individual soul by writing stories - stories of life and death, stories of love, stories that make people cry and quake with fear and shake with laughter. This is why we go on, day after day, concocting 捏造 fictions with utter seriousness.
My father died last year at the age of 90. He was a retired teacher and a part-time Buddhist priest. When he was in graduate school, he was drafted into the army and sent to fight in China. As a child born after the war, I used to see him every morning before breakfast offering up long, deeply-felt prayers at the Buddhist altar in our house. One time I asked him why he did this, and he told me he was praying for the people who had died in the war.
He was praying for all the people who died, he said, both ally and enemy alike. Staring at his back as he knelt at the altar, I seemed to feel the shadow of death hovering around him.
My father died, and with him he took his memories, memories that I can never know. But the presence of death that lurked about him remains in my own memory. It is one of the few things I carry on from him,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 have only one thing I hope to convey to you today. We are all human beings, individuals transcending nationality and race and religion, fragile eggs faced with a solid wall called The System. To all appearances, we have no hope of winning. The wall is too high, too strong - and too cold. If we have any hope of victory at all, it will have to come from our believing in the utter uniqueness and irreplaceability of our own and others' souls and from the warmth we gain by joining souls together.
Take a moment to think about this. Each of us possesses a tangible, living soul. The System has no such thing.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exploit us.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take on a life of its own. The System did not make us: We made The System.
That is all I have to say to you.
I am grateful to have been awarded the Jerusalem Prize. I am grateful that my books are being read by people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 am glad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to you here today.
香港蘋果日報 2009年4月9日
今年二月十五日，村上春樹在國內外壓力下，仍然到以色列出席耶路撒冷文學獎頒獎禮。在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面前，他說，雖然小說家是所謂的職業謊言製造者，「今天，我不打算說謊。我會盡可能地誠實。」他指出，在被封鎖的迦薩城內，已經有超過千人喪生，許多人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孩童和老人。他說，「這不代表我要發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訊息。」他今天要「傳達一個非常私人的訊息。這是我創作時永遠牢記在心的話語。……這句話是這樣的：『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高牆是什麼？雞蛋是什麼？「轟炸機、戰車、火箭和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而被它們壓碎、燒焦和射殺的平民則是雞蛋。」「更深一層的看，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中的靈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體制照理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
「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我們都只是一枚面對體制高牆的脆弱雞蛋。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牆實在是太高、太堅硬，也太過冷酷了。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的，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靈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允許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體制自行其道。體制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這也是我一生的信念：儘管真理（真相）對抗強權有如以卵擊石，但強權是永遠無法代替真理的。
李怡 - 職業謊言製造者
香港蘋果日報 2009年4月8日
「今天我以一名小說家的身分來到耶路撒冷。而小說家，正是所謂的職業謊言製造者。
「當然，不只小說家會說謊。眾所周知，政治人物也會說謊。外交官、將軍、二手車業務員、屠夫和建築師亦不例外。但是小說家的謊言和其他人不同。沒有人會責怪小說家說謊不道德。相反地，小說家愈努力說謊，把謊言說得愈大愈好，大眾和評論家反而愈讚賞他。為什麼？
「我的答案是：藉由高超的謊言，也就是創作出幾可亂真的小說情節，小說家才能將真相帶到新的地方，也才能賦予它新的光輝。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們幾乎無法掌握真相，也無法精準的描繪真相。因此，必須把真相從藏匿處挖掘出來，轉化到另一個虛構的時空，用虛構的形式來表達。
「但是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先清楚知道，真相就在我們心中的某處。這是小說家編造好謊言的必要條件。……」
以上，是今年二月十五日，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在以色列政府空襲迦薩正受到國際輿論譴責時，他出席這頒獎禮，所作發言的第一段。這段話告訴我們，真相通常是無法掌握的，這也是美國前總統尼克遜說，真理往往敵不過強權的意思。但真相藏在小說家心中某處，於是他就用虛構的故事來反映真實。
許久之前我就有類似看法。五年前我在香港文學節講座上講過：虛擬的世界才有真實。因為正如英國作家奧威爾所說：誰能控制過去，就能控制將來；而誰能控制現在，就能控制過去。因此，「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只有走進虛構的小說世界，才可保留和反映真實。所以有人說：歷史除了人名和年份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和年份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假作真時真亦假，這就是小說的價值。
Haruki Murakami -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egg
25 Feb 2009
I have come to Jerusalem today as a novelist, which is to say as a professional spinner 編造者 of lies.
Of course, novelists are not the only ones who tell lies. Politicians do it, too, as we all know. Diplomats and military men tell their own kinds of lies on occasion 偶爾, as do used car salesmen, butchers and builders. The lies of novelists differ from others, however, in that no one criticizes the novelist as immoral for telling them. Indeed, the bigger and better his lies and the more ingeniously he creates them, the more he is likely to be praised by the public and the critics. Why should that be?
My answer would be this: Namely, that by telling skillful lies - which is to say, by making up fictions that appear to be true - the novelist can bring a truth out to a new location and shine a new light on it. In most cases,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grasp a truth in its original form and depict it accurately. This is why we try to grab its tail by luring the truth from its hiding place, transferring it to a fictional location, and replacing it with a fictional form.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is, however, we first have to clarify where the truth lies within us. This is an important qualification for making up good lies.
Today, however, I have no intention of lying. I will try to be as honest as I can. There are a few days in the year when I do not engage in telling lies, and today happens to be one of them.
So let me tell you the truth. A fair number of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come here to accept the Jerusalem Prize. Some even warned me they would instigate 1. 唆使;慫恿2. 煽動,挑動 a boycott of my books if I came.
The reason for this, of course, was the fierce battle that was raging in Gaza. The UN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a thousand people had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blockaded Gaza City, many of them unarmed citizens - children and old people.
Any number of times after receiving notice of the award, I asked myself whether traveling to Israel at a time like this and accepting a literary prize was the proper thing to do, whether this would create the impression that I supported one side in the conflict, that I endorsed the policies of a nation that chose to unleash its overwhelming military power. This is an impression, of course, that I would not wish to give. I do not approve of any war, and I do not support any nation. Neither, of course, do I wish to see my books subjected to a boycott.
Finally, however,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 made up my mind to come here. One reason for my decision was that all too many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do it. Perhaps, like many other novelists, I tend to do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I am told. If people are telling me - and especially if they are warning me - "don't go there," "don't do that," I tend to want to "go there" and "do that." It's in my nature, you might say, as a novelist. Novelists are a special breed. They cannot genuinely trust anything they have not seen with their own eyes or touched with their own hands.
And that is why I am here. I chose to come here rather than stay away. I chose to see for myself rather than not to see. I chose to speak to you rather than to say nothing.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I am here to deliver a political message. To make judgments about right and wrong is one of the novelist's most important duties, of course.
It is left to each writer, however, to decide upon the form in which he or she will convey those judgments to others. I myself prefer to transform them into stories - stories that tend toward the surreal. Which is why I do not intend to stand before you today delivering a direct political message.
Please do, however, allow me to deliver one very personal message. It is something that I always keep in mind while I am writing fiction. I have never gone so far as to write it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paste it to the wall: Rather, it is carved into the wall of my mind, and it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Between a high, 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 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
Yes, no matter how right the wall may be and how wrong the egg, I will stand with the egg. Someone else will have to decide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perhaps time or history will decide. If there were a novelist who, for whatever reason, wrote works standing with the wall, of what value would such works b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s metaphor? In some cases, it is all too simple and clear. Bombers and tanks and rockets and white phosphorus shells are that high, solid wall. The eggs are the unarmed civilians who are crushed and burned and shot by them. This is one meaning of the metaphor.
This is not all, though. It carries a deeper meaning. Think of it this way. Each of us is, more or less, an egg. Each of us is a unique, irreplaceable soul enclosed in a fragile shell. This is true of me, and it is true of each of you. And each of us,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is confronting a high, solid wall. The wall has a name: It is The System. The System is supposed to protect us, but sometimes it takes on a life of its own, and then it begins to kill us and cause us to kill others - coldly, efficiently, systematically.
I have only one reason to write novels, and that is to bring the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soul to the surface and shine a light upon it. The purpose of a story is to sound an alarm, to keep a light trained on 對準,瞄準 The System in order to prevent it from tangling our souls in its web and demeaning them. I fully believe it is the novelist's job to keep trying to clarify the uniqueness of each individual soul by writing stories - stories of life and death, stories of love, stories that make people cry and quake with fear and shake with laughter. This is why we go on, day after day, concocting 捏造 fictions with utter seriousness.
My father died last year at the age of 90. He was a retired teacher and a part-time Buddhist priest. When he was in graduate school, he was drafted into the army and sent to fight in China. As a child born after the war, I used to see him every morning before breakfast offering up long, deeply-felt prayers at the Buddhist altar in our house. One time I asked him why he did this, and he told me he was praying for the people who had died in the war.
He was praying for all the people who died, he said, both ally and enemy alike. Staring at his back as he knelt at the altar, I seemed to feel the shadow of death hovering around him.
My father died, and with him he took his memories, memories that I can never know. But the presence of death that lurked about him remains in my own memory. It is one of the few things I carry on from him,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 have only one thing I hope to convey to you today. We are all human beings, individuals transcending nationality and race and religion, fragile eggs faced with a solid wall called The System. To all appearances, we have no hope of winning. The wall is too high, too strong - and too cold. If we have any hope of victory at all, it will have to come from our believing in the utter uniqueness and irreplaceability of our own and others' souls and from the warmth we gain by joining souls together.
Take a moment to think about this. Each of us possesses a tangible, living soul. The System has no such thing.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exploit us.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take on a life of its own. The System did not make us: We made The System.
That is all I have to say to you.
I am grateful to have been awarded the Jerusalem Prize. I am grateful that my books are being read by people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 am glad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to you here today.
2009年3月25日 星期三
盧子健 - 良心——經濟活動的第三條支柱
2009年3月25日
華爾街的一些銀行界人士仍在抗辯，限制獲政府注資的銀行的高層人士的花紅和待遇，會流失人才。如果所有華爾街的人才，都是先弄垮了自己的公司，然後接受了大量公帑的支援，仍然會高高興興地給自己優厚的待遇的話，這些人才都是沒有良心的人才，他們把持的企業亦不可能是有良心的企業。難怪出現了這麼嚴重的金融海嘯。
只講求效率、效益、利潤、財富，這就是過去20多年間席捲全球的主導意識形態。一切向錢看，金錢代表成功，只要每個人為了私利，市場就有「無形之手」引導資金流向最有效益的地方，創造最大的財富。這種把人類社會極度簡單化的理論思想，就是引領世界經濟墮入今天的深淵的原因之一。
其實經濟活動中良心從來就佔有重要的一席位。因為如果沒有良心就不會有誠信，而沒有誠信，現代經濟根本上不可能順暢地運行。現代經濟雖然聲稱以法律為本，又有所謂合約精神，但實際上大多數經濟活動都不會真的以法律和合約為依據，而是以人與人之間的誠信為依據。道理很簡單。依據法律和合約的運作的成本甚高，反而如果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有誠信，運作成本就低得多。所以，以良心和誠信作為經濟運作的支柱，不是什麼道德主義者一廂情願想像出來的唯心抽象理論，而是人們從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經驗。在現代社會，良心應體現為尊重人權、平等機會、支援弱勢社群、環境保育、公平貿易、持續發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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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全球經濟衰退，至少也有一點好處，使人們看到市場的局限性。教條和極端的自由經濟主義，終於步入黃昏。
經濟衰退，使人們看到政府的重要性，現在世界各地政府都成了挽救經濟的動力。其實真正挽救經濟的不應該只是政府，而是集體。刺激經濟的力量來自集體。純粹以私利為槓桿的「市場」在經濟衰退時是軟弱無力，個人也是無可奈何，只有靠集體的力量，拓展公共經濟環節，才為整體經濟帶來生氣。
近日，在政府和集體以外，我們又多發現經濟發展的另一條重要支柱﹕良心。
美國國際集團的花紅風波，在美國引起了激烈反應。奧巴馬總統高調譴責拿取花紅的美國國際集團高層，不少國會議員跟進立法狙擊這些高層。有人會認為這些只是政治姿態，也有人會認為如果美國國際集團高層拿取花紅是合約所規範，就不適宜掌握政治權力的人越權過問。
這些評論忽略了的一點就是﹕良心。
我們想一想﹕如果沒有美國政府注資，美國國際集團早就要宣布破產。在這種景況下，美國國際集團根本就不會有資金向其高層職員派花紅，不管這些職員是否真的表現優異，也不管他們的花紅是否在合約內早已訂明。
美國政府注資美國國際集團時，並沒有同時嚴格管制資金的流向，堵塞公帑公為私用的漏洞，因而可能為部分人提供了可以鑽的法律空子。可是，有法律空子就要去鑽嗎？有良心的人會這樣做嗎？
華爾街的一些銀行界人士仍在抗辯，限制獲政府注資的銀行的高層人士的花紅和待遇，會流失人才。如果所有華爾街的人才，都是先弄垮了自己的公司，然後接受了大量公帑的支援，仍然會高高興興地給自己優厚的待遇的話，這些人才都是沒有良心的人才，他們把持的企業亦不可能是有良心的企業。難怪出現了這麼嚴重的金融海嘯。更大的問題是，為什麼要把公帑投放在這些沒有良心的企業呢？
只講求效率、效益、利潤、財富，這就是過去20多年間席捲全球的主導意識形態。一切向錢看，金錢代表成功，只要每個人為了私利，市場就有「無形之手」引導資金流向最有效益的地方，創造最大的財富。這種把人類社會極度簡單化的理論思想，就是引領世界經濟墮入今天的深淵的原因之一。
良心似乎是很抽象的東西，因此有些人會忽略其重要性。其實經濟活動中良心從來就佔有重要的一席位。因為如果沒有良心就不會有誠信，而沒有誠信，現代經濟根本上不可能順暢地運行。
現代經濟雖然聲稱以法律為本，又有所謂合約精神，但實際上大多數經濟活動都不會真的以法律和合約為依據，而是以人與人之間的誠信為依據。道理很簡單。依據法律和合約的運作的成本甚高，反而如果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有誠信，運作成本就低得多。
所以，以良心和誠信作為經濟運作的支柱，不是什麼道德主義者一廂情願想像出來的唯心抽象理論，而是人們從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經驗。這跟人們從實踐中摸索出需要依靠政府和集體來建設公共資產一樣。
最近香港發生了多宗藥物安全和質量事故。政府的監管制度和執行情況引起極多批評。衛生署長在回應時說﹕廠家要有社會責任，良心製藥，否則多聘多少官員巡查監察也解決不了問題。
生產者有良心，不等於不用監管。不用說世界上始終有沒有良心的人，就算是有良心的人也會犯錯誤。政府在一些事務上有監管之責，是不能以良心來淡化的。
不過，同樣有道理的是，如果真的有很多沒有良心的生產者，單靠政府也可能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正因如此，有時譴責沒有良心的企業比譴責政府更重要。近年由於特區政府失誤多、施政積弱，有負面事故時每每成為眾矢之的。大家要求政府做這做那，在細節上、在戰術上來說並沒有錯。可是，如果公民社會把所有問題的責任都放在政府身上，在戰略上可能放棄了社會道德規範這個重要戰場，並不明智。
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進步的意識總是需要公民社會來推動，因為社會的上層(在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大資本家)和擁有政治權力的人，大部分都是既得利益者，對改革是不會太熱心，自然對進步的意識亦不會太熱心。
因此，公民社會不單要推動政府政策轉變，亦需要推動移風易俗。如前所述，良心並非沒有現實意義的浪漫理想。在現代社會，良心應體現為尊重人權、平等機會、支援弱勢社群、環境保育、公平貿易、持續發展等等。
在歐洲，公民社會和非政府團體多年都致力動員社會大眾，以個人消費者和投資者的力量以抗衡自由市場內的所謂無形之手，抗衡社會上有權勢者和大資本家主導社會意識形態的壟斷優勢。這是一個推動社會發展的長期持續工程。
世界上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和地區，其平均良心和誠信水平亦較高。這點並非偶然。良心是促進經濟活動的第三條支柱。金融海嘯讓我們反省這條支持的重要性，亦是公民社會鞏固這條支柱的契機！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2009年3月23日 星期一
吳乃德 - 邪惡真的「庸常」嗎？
中國時報 2009年2月27日
林博文先生日前在本報的專欄討論了電影《為愛朗讀》，也討論了漢娜．鄂蘭「邪惡的庸常性」之概念。用這個概念來理解政治壓迫的參與者，不但過度簡化，而且也不符合歷史事實。不過，林先生的文章卻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他所提到的問題，正是台灣在討論轉型正義的時候所一直疏於面對的。
鄂蘭針對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所寫的《艾希曼在耶路薩冷》一書，以「邪惡的庸常性」為副標題。艾希曼在戰爭期間負責逮捕、集中、然後運送猶太人到集中營；至少有六十萬猶太人因為他高度的行政效率而成為灰燼。鄂蘭要傳達的訊息和道德啟示是，如同她兩年後所說，「此種巨大規模的邪惡行為，並非來自執行者的邪惡、病態、或意識形態信仰。不論這些行為多麼邪惡，行為者絕對不是惡魔」，而是像你我一般的平常人。他之所以積極參與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有組織、最有效率的屠殺，乃是基於平凡而世俗的動機：衷心服從指令、在官僚體系中力求表現和升遷。艾希曼的動機因此「十分庸常、非常人性」。
以色列政府在一九九九年所公布的艾希曼獄中筆記，似乎也支持鄂蘭對邪惡的理解。艾希曼寫道，「我發現以服從和接受指令為基礎的生活，確實是一個舒適的生活。這種生活讓一個人對思考的需要減到最小。」
鄂蘭「邪惡庸常性」之概念，將納粹的罪惡轉變成普遍性的道德議題，成為當代政治哲學討論道德責任的起點。目前為止超過兩百專書和論文討論她的書。這個概念也影響了後來耶魯心理學家密格蘭著名的電擊研究；該實驗試圖證明平常人多麼容易服從權威，而對同胞做出殘酷的行為。
可是邪惡真的如此庸常嗎？鄂蘭對艾希曼的理解是正確的嗎？艾希曼的自我分析（其實是辯白）可以相信嗎？如果答案是否定，我們又能從中獲得何種不同的啟示？
歷史和道德的反省都必須以事實為基礎。事實上，艾希曼並非只是接受上級指令的優良公務員。艾希曼被捕真實身分曝光後，他的許多阿根廷友人才恍然理解他過去的許多仇視猶太人的言論。也正是他的反猶太意識形態讓他在阿根廷的行蹤曝光。他的兒子有一次在女朋友家聊天的時候，不經意地顯露對德國沒有徹底消滅猶太人的惋惜。他的話引起女朋友父母的警覺，他們的檢舉終於導致艾希曼的落網。他的兒子從小在阿根廷長大，其反猶太人意識形態的唯一來源是他的父親。
將政治壓迫的執行者、協力者，視為只是盡責任的服從者、或企求升遷的機會主義者，是過於簡化的解釋。壓迫體制由各種成員組成。有鄂蘭書中所提到的，暗中利用職權幫助猶太人而被槍斃的衛兵。也有心理上無法執行此種罪行而申請調職的軍官。事實上，納粹領導人知道，並非所有人都有能力執行這種「極端的邪惡」。因此他們通常准許調職的申請，而不加以處罰。納粹所從事人體實驗的歷史資料也顯示，他們選擇護士和衛兵的時候非常謹慎，特意淘汰那些心理上和道德上不適合這項工作的人。
我們從這些事實獲得的啟示，截然不同於鄂蘭試圖傳達的訊息。從「邪惡的庸常性」出發，鄂蘭試圖提醒我們組織和權威的恐怖。她期待我們以道德勇氣來面對不正義的政府。「這種政府會面臨什麼樣情境，如果有足夠的人『不盡責地』拒絕支持它？甚至不需要主動的抵抗和反叛，這種拒絕支持都是一個有效的武器。」在後來的《責任與判斷》一書中，她這樣說。
然而，我們從真實的艾希曼所獲得的啟發，卻是意識形態及族群偏見的恐怖。事實上，德國在第一次大戰之前是全歐洲對猶太人最寬容的國家；德國的猶太人因此也最缺乏猶太認同、最積極融入德國社會。可是戰敗和凡爾賽條約所帶來的重大屈辱，加上德國軍方為了規避戰敗責任而誣衊猶太人通敵及不參戰，使得猶太人成為德國屈辱之源，偏激的反猶太主義也成為宰制民主社會的思潮。
壓迫體制的參與者到底應該承擔何種道德或法律責任？這個具有高度爭論性和政治性的問題，顯然不可能有標準答案。而且，壓迫體制的成員顯然由各種不同的人組成，我們無須用相同的眼光看待所有的成員。雖然或許永遠沒有結論，可是討論和反省本身就是一個建立民主文化的必要工程。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台灣「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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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博文專欄 - 《為愛朗讀》掀戰犯爭議
中國時報 2009 年 2 月 25 日
英國女星凱特溫絲蕾在影片《為愛朗讀》（The Reader）飾演一個曾在納粹德國集中營擔任警衛的文盲女子，因演技精湛而獲得本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這部電影曾引發一群猶太團體的抗議，同時亦在美國媒體掀起對政治哲學家鄂蘭（Hannah Arendt）的經典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熱烈討論。
一九七五年去世的鄂蘭，可說是二戰期間流亡至美國的一批德國猶太裔知識分子中最具影響力的一個菁英。她在一九四一年到美國，一面研究英文文法與寫作，一面鑽研納粹主義、共產主義、種族主義、帝國主義與反猶主義，並出版了《極權主義的源起》巨著。六○年代初，鄂蘭以《紐約客》雜誌特約記者身分專程到耶路撒冷旁聽納粹戰犯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判。經艾希曼批准處死的猶太人約有十幾萬甚或數十萬。戰後，不少納粹戰犯逃至南美洲隱姓埋名，躲在阿根廷的艾希曼，卻被厲害的以色列特工綁架到以色列。
鄂蘭連續旁聽了幾個禮拜，在法庭上仔細觀察艾希曼的反應和表情，《紐約客》發表了她的一系列報導，一九六三年結集出版。鄂蘭親眼看到和聽到艾希曼的審判，心裡有極大的感觸，她並不是以一個文學家的耳朵去聆聽審判，而是以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政治學者的洞察力去了解審判。她為這場震動全球的審判創造了一個至今仍被廣泛討論的名詞「邪惡的庸常化」（Banality of Evil）。
艾希曼在法庭上不認罪亦不懺悔，有時還面露笑容，他說他只是一介盡忠職守的納粹軍官，每天完成上級交代下來的任務（其中包括把一批批猶太人送進瓦斯間毒死）。鄂蘭說，這種「邪惡」，究竟是一種極端的表現，或只是一種平常老百姓聽從命令，遵照指示的例行作為？她認為是後者。鄂蘭說，像艾希曼這種螺絲釘，納粹的國家機器（或黨機器）中多如牛毛，他們只是一群可憐的沒有思考能力、更沒有質疑權利的納粹官僚，每天做些「等因奉此」的例行工作，過平凡庸碌的日子。他們並不是邪惡的化身，真正的邪惡在制度、文化和整個政治環境。鄂蘭的報導出現後，遭到許多猶太團體和個人（包括她的一些好友）的痛批和謾罵，甚至詆毀她是「猶奸」。
電影《為愛朗讀》的文盲女警衛漢娜．舒密茲（Hanna Schmitz），戰後成為一個中年女車掌，和一個高中小男生狂戀，多年後身分被揭發接受審判，在獄中認真聆聽過去男友寄來的錄音帶，開始認字和閱讀。舒密茲只是一個小警衛（官階完全無法和真實的艾希曼相比），她也像艾希曼以及其他成千成萬納粹機器的小螺絲釘一樣，為了生存和工作，每天輸送數十、數百猶太人進毒氣房。舒密茲在電影中為自己辯護，她也敢挑戰法官，但她是屬於納粹精銳的所謂「黨衛軍」（ＳＳ）的一分子，監獄乃是最後歸宿。
數十年來，在猶太團體和以色列特工組織的追剿下，不少像舒密茲這樣的集中營低階警衛被捕。鄂蘭雖以不偏不倚的立場報導艾希曼受審，並提出了「邪惡的庸常化」的說法，但她最後還是贊成處死艾希曼。最重要的是，鄂蘭強調，「邪惡」乃源於當權者拒絕了解人類的情況以及所做的決策將會產生何種後果。於是，邪惡即源源而出。
二戰結束以來，有關納粹戰犯被捕或受審的電影，層出不窮。最近在埃及開羅發現一個數十年前改信伊斯蘭教的德國人（一九九二年死亡），竟是當年屢以人體做實驗的納粹黨衛軍醫生。二戰以來，一直爭議的一個問題是，凡與納粹有關的人，不論職位高低都有罪；那麼，日本軍閥及其爪牙是不是也有罪？為什麼納粹戰犯要東躲西藏，日本戰犯及其餘黨卻在家喝清酒？
鄂蘭所說的「邪惡的庸常化」，證明任何人都會在邪惡的制度下做出邪惡的事。中共文革多少人被整死，在「偉大舵手」的號召下，整個中國變成邪惡帝國。史達林時代的蘇聯，恐怖當家，邪惡的魔頭製造了邪惡的制度，被整被殺的竟是自己的子民，人性的邪惡莫過於此！
林博文先生日前在本報的專欄討論了電影《為愛朗讀》，也討論了漢娜．鄂蘭「邪惡的庸常性」之概念。用這個概念來理解政治壓迫的參與者，不但過度簡化，而且也不符合歷史事實。不過，林先生的文章卻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他所提到的問題，正是台灣在討論轉型正義的時候所一直疏於面對的。
鄂蘭針對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所寫的《艾希曼在耶路薩冷》一書，以「邪惡的庸常性」為副標題。艾希曼在戰爭期間負責逮捕、集中、然後運送猶太人到集中營；至少有六十萬猶太人因為他高度的行政效率而成為灰燼。鄂蘭要傳達的訊息和道德啟示是，如同她兩年後所說，「此種巨大規模的邪惡行為，並非來自執行者的邪惡、病態、或意識形態信仰。不論這些行為多麼邪惡，行為者絕對不是惡魔」，而是像你我一般的平常人。他之所以積極參與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有組織、最有效率的屠殺，乃是基於平凡而世俗的動機：衷心服從指令、在官僚體系中力求表現和升遷。艾希曼的動機因此「十分庸常、非常人性」。
以色列政府在一九九九年所公布的艾希曼獄中筆記，似乎也支持鄂蘭對邪惡的理解。艾希曼寫道，「我發現以服從和接受指令為基礎的生活，確實是一個舒適的生活。這種生活讓一個人對思考的需要減到最小。」
鄂蘭「邪惡庸常性」之概念，將納粹的罪惡轉變成普遍性的道德議題，成為當代政治哲學討論道德責任的起點。目前為止超過兩百專書和論文討論她的書。這個概念也影響了後來耶魯心理學家密格蘭著名的電擊研究；該實驗試圖證明平常人多麼容易服從權威，而對同胞做出殘酷的行為。
可是邪惡真的如此庸常嗎？鄂蘭對艾希曼的理解是正確的嗎？艾希曼的自我分析（其實是辯白）可以相信嗎？如果答案是否定，我們又能從中獲得何種不同的啟示？
歷史和道德的反省都必須以事實為基礎。事實上，艾希曼並非只是接受上級指令的優良公務員。艾希曼被捕真實身分曝光後，他的許多阿根廷友人才恍然理解他過去的許多仇視猶太人的言論。也正是他的反猶太意識形態讓他在阿根廷的行蹤曝光。他的兒子有一次在女朋友家聊天的時候，不經意地顯露對德國沒有徹底消滅猶太人的惋惜。他的話引起女朋友父母的警覺，他們的檢舉終於導致艾希曼的落網。他的兒子從小在阿根廷長大，其反猶太人意識形態的唯一來源是他的父親。
將政治壓迫的執行者、協力者，視為只是盡責任的服從者、或企求升遷的機會主義者，是過於簡化的解釋。壓迫體制由各種成員組成。有鄂蘭書中所提到的，暗中利用職權幫助猶太人而被槍斃的衛兵。也有心理上無法執行此種罪行而申請調職的軍官。事實上，納粹領導人知道，並非所有人都有能力執行這種「極端的邪惡」。因此他們通常准許調職的申請，而不加以處罰。納粹所從事人體實驗的歷史資料也顯示，他們選擇護士和衛兵的時候非常謹慎，特意淘汰那些心理上和道德上不適合這項工作的人。
我們從這些事實獲得的啟示，截然不同於鄂蘭試圖傳達的訊息。從「邪惡的庸常性」出發，鄂蘭試圖提醒我們組織和權威的恐怖。她期待我們以道德勇氣來面對不正義的政府。「這種政府會面臨什麼樣情境，如果有足夠的人『不盡責地』拒絕支持它？甚至不需要主動的抵抗和反叛，這種拒絕支持都是一個有效的武器。」在後來的《責任與判斷》一書中，她這樣說。
然而，我們從真實的艾希曼所獲得的啟發，卻是意識形態及族群偏見的恐怖。事實上，德國在第一次大戰之前是全歐洲對猶太人最寬容的國家；德國的猶太人因此也最缺乏猶太認同、最積極融入德國社會。可是戰敗和凡爾賽條約所帶來的重大屈辱，加上德國軍方為了規避戰敗責任而誣衊猶太人通敵及不參戰，使得猶太人成為德國屈辱之源，偏激的反猶太主義也成為宰制民主社會的思潮。
壓迫體制的參與者到底應該承擔何種道德或法律責任？這個具有高度爭論性和政治性的問題，顯然不可能有標準答案。而且，壓迫體制的成員顯然由各種不同的人組成，我們無須用相同的眼光看待所有的成員。雖然或許永遠沒有結論，可是討論和反省本身就是一個建立民主文化的必要工程。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台灣「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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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博文專欄 - 《為愛朗讀》掀戰犯爭議
中國時報 2009 年 2 月 25 日
英國女星凱特溫絲蕾在影片《為愛朗讀》（The Reader）飾演一個曾在納粹德國集中營擔任警衛的文盲女子，因演技精湛而獲得本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這部電影曾引發一群猶太團體的抗議，同時亦在美國媒體掀起對政治哲學家鄂蘭（Hannah Arendt）的經典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熱烈討論。
一九七五年去世的鄂蘭，可說是二戰期間流亡至美國的一批德國猶太裔知識分子中最具影響力的一個菁英。她在一九四一年到美國，一面研究英文文法與寫作，一面鑽研納粹主義、共產主義、種族主義、帝國主義與反猶主義，並出版了《極權主義的源起》巨著。六○年代初，鄂蘭以《紐約客》雜誌特約記者身分專程到耶路撒冷旁聽納粹戰犯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判。經艾希曼批准處死的猶太人約有十幾萬甚或數十萬。戰後，不少納粹戰犯逃至南美洲隱姓埋名，躲在阿根廷的艾希曼，卻被厲害的以色列特工綁架到以色列。
鄂蘭連續旁聽了幾個禮拜，在法庭上仔細觀察艾希曼的反應和表情，《紐約客》發表了她的一系列報導，一九六三年結集出版。鄂蘭親眼看到和聽到艾希曼的審判，心裡有極大的感觸，她並不是以一個文學家的耳朵去聆聽審判，而是以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政治學者的洞察力去了解審判。她為這場震動全球的審判創造了一個至今仍被廣泛討論的名詞「邪惡的庸常化」（Banality of Evil）。
艾希曼在法庭上不認罪亦不懺悔，有時還面露笑容，他說他只是一介盡忠職守的納粹軍官，每天完成上級交代下來的任務（其中包括把一批批猶太人送進瓦斯間毒死）。鄂蘭說，這種「邪惡」，究竟是一種極端的表現，或只是一種平常老百姓聽從命令，遵照指示的例行作為？她認為是後者。鄂蘭說，像艾希曼這種螺絲釘，納粹的國家機器（或黨機器）中多如牛毛，他們只是一群可憐的沒有思考能力、更沒有質疑權利的納粹官僚，每天做些「等因奉此」的例行工作，過平凡庸碌的日子。他們並不是邪惡的化身，真正的邪惡在制度、文化和整個政治環境。鄂蘭的報導出現後，遭到許多猶太團體和個人（包括她的一些好友）的痛批和謾罵，甚至詆毀她是「猶奸」。
電影《為愛朗讀》的文盲女警衛漢娜．舒密茲（Hanna Schmitz），戰後成為一個中年女車掌，和一個高中小男生狂戀，多年後身分被揭發接受審判，在獄中認真聆聽過去男友寄來的錄音帶，開始認字和閱讀。舒密茲只是一個小警衛（官階完全無法和真實的艾希曼相比），她也像艾希曼以及其他成千成萬納粹機器的小螺絲釘一樣，為了生存和工作，每天輸送數十、數百猶太人進毒氣房。舒密茲在電影中為自己辯護，她也敢挑戰法官，但她是屬於納粹精銳的所謂「黨衛軍」（ＳＳ）的一分子，監獄乃是最後歸宿。
數十年來，在猶太團體和以色列特工組織的追剿下，不少像舒密茲這樣的集中營低階警衛被捕。鄂蘭雖以不偏不倚的立場報導艾希曼受審，並提出了「邪惡的庸常化」的說法，但她最後還是贊成處死艾希曼。最重要的是，鄂蘭強調，「邪惡」乃源於當權者拒絕了解人類的情況以及所做的決策將會產生何種後果。於是，邪惡即源源而出。
二戰結束以來，有關納粹戰犯被捕或受審的電影，層出不窮。最近在埃及開羅發現一個數十年前改信伊斯蘭教的德國人（一九九二年死亡），竟是當年屢以人體做實驗的納粹黨衛軍醫生。二戰以來，一直爭議的一個問題是，凡與納粹有關的人，不論職位高低都有罪；那麼，日本軍閥及其爪牙是不是也有罪？為什麼納粹戰犯要東躲西藏，日本戰犯及其餘黨卻在家喝清酒？
鄂蘭所說的「邪惡的庸常化」，證明任何人都會在邪惡的制度下做出邪惡的事。中共文革多少人被整死，在「偉大舵手」的號召下，整個中國變成邪惡帝國。史達林時代的蘇聯，恐怖當家，邪惡的魔頭製造了邪惡的制度，被整被殺的竟是自己的子民，人性的邪惡莫過於此！
2009年3月21日 星期六
Richard Layard - 追求沒那麼自私的資本主義
2009年3月21日
【明報專訊】英國《金融時報》3月10日評論
作者：Richard Layard(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
儘管過去我們創造了大量財富，然而自1950年代開始，我們的「快樂」卻沒有同步增加。不斷加速的經濟增長並不值得我們為之作大量的犧牲，尤其不應犧牲快樂的最主要來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家庭、工作、社群。過去我們已為著「效率」、「生產力」而犧牲得太多。
為「效率」「生產力」犧牲太多
我們絕大部分人都犧牲了我們的價值。1960年代，60%的成人表示他們有信心「大部分人都是可以相信的」，今天這數字在英美都已跌至30%。這份信心的失落除了對於銀行業的失望之外，其實在家庭(離婚大增)、在遊戲場所(你可以相信的朋友已減少)、在工作環境(同事之間競爭愈烈)都出現。
我們愈來愈視「個人利益」為我們可以信賴的唯一動機，而且視人與人之間的競爭為能夠獲得最多個人利益的途徑。這其實通常是有違生產力的，而且通常無法帶來快樂的工作環境，因為對身分的競爭是一個零和的遊戲。相反，我們需要一個能真正帶來正面增長的社會。人這種動物是自私與慷慨的結合體；但普遍而言我們感覺良好是因為我們幫助了別人，而不是踐踏了別人。
我們的社會已充斥太多個人主義，太多競爭，卻沒有充足的共同目的。我們推崇成功、地位，並且輕蔑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不過，北歐人卻能夠將具效率的經濟，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相結合─北歐人的互信是全球之冠！
要發展一個建基於信任的社會，我們應從學校開始，讓孩子們明白一個最高貴的生命是減少世上的哀痛並帶來快樂─這原則在商業社會同樣適用。我們應專注真正為社會帶來利益的事，而不是只著眼在紙上盈利。所有的專業─包括媒體、廣告、商業─都應有清晰、專業的道德操守，而業內的人亦應緊守。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減低個人主義、一個導向更大社會責任的潮流。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改變」的潮流，而這個呼喊通常在黑暗的期間才會發出，就如30年代的北歐。
我們應該做的起碼有3點：
1.學校應加強推廣人的價值；
2.成年人也應重整生命中重要的東西──現代的快樂調查可有助達此目標；
3.經濟學家應選用一個更現實的模式，量度人們如何會快樂以及市場如何有效運作。
至於大學商學院所教授的3個概念亦應重整：
1.過去我們著重「有效率的資本市場」，現在這概念已失去信譽；
2.有關「代理人」理論─即以高額獎金作鼓勵才可令代理人展現最佳一面，這說法已導致太多效果為本的開支，並削弱了單單由完成工作而來的滿足感，以及引起同事之間不必要的競爭。
3.「不斷轉變」的說法是自利的顧問公司所推崇的，但這說法其實無視人們對於穩定的追求。
我們不需要共產主義，我們不需要一個達爾文式的弱肉強食競爭社會，我們需要的是一種令我們可以信賴身邊人的資本主義。
Now is the time for a less selfish capitalism
By Richard Layard
FT, March 10, 2009
What is progress?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has been asking this question for some time and the current crisis makes it imperative to find an answer. According to the Anglo-Saxon Enlightenment, progress means the reduction of misery and the increase of happiness. It does not mean wealth creation or innovation, which are sometimes useful instruments but never the final goal. So we should stop the worship of money and create a more humane society where the quality of human experience is the criterion. Provided we pay ourselves in line with our productivity, we can choose whatever lifestyle is best for our quality of life.
And what would that involve? The starting point is that, despite massive wealth creation, happiness has not risen since the 1950s in the US or Britain or (over a shorter period) in western Germany. No researcher questions these facts. So accelerated economic growth is not a goal for which we should make large sacrifices. In particular, we should not sacrifice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happiness, which is the quality of human relationships – at home, at work and in the community. We have sacrificed too many of these in the name of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Most of all we have sacrificed our values. In the 1960s, 60 per cent of adults said they believed “most people can be trusted”. Today the figure is 30 per cent, in both Britain and the US. The fall in trustworthy behaviour is clear in the banking sector but can also be seen in family life (more break-ups), in the playground (fewer friends you can trust) and in the workplace (growing competition between colleagues).
Increasingly, we treat private interest as the only motivation on which we can rely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s the way to get the most out of them. This is often counterproductive and does not generally produce a happy workplace since competition for status is a zero-sum game. Instead, we need a society based on positive-sum activities. Humans are a mix of selfishness and altruism but generally feel better working to help each other rather than to do each other down.
Our society has become too individualistic, with too much rivalry and not enough common purpose. We idolise success and status and thus undermine our mutual respect. But countries vary in this regard, and the Scandinavians have managed to combine effective economies with much greater equality and mutual respect. They have the greatest levels of trust (and happiness) of 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build a society based on trust we have to start in school, if not earlier. Children should learn that the noblest life is the one that produces the least misery and the most happiness in the world. This rule should apply also in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life. People should do work that is useful to society and does not just make paper profits. And all professions – including journalism, advertising and business – should have a clear, professional, ethical code that its members are required to observe. It is not for nothing that doctors form the group most respected in our society – they have a code that is enforced and everyone knows it.
So we need a trend away from excessive individualism and towards great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it possible to reverse a cultural trend in this way? It has happened before,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For the next 150 years there was a growth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llowed by a decline in the next 50. So a trend can change and it is often in bad times (such as the 1930s in Scandinavia) that people decide to seek a more co-operative lifestyle.
I have written a book about how to do this and there is room here for three points only. First we should use our schools to promote a better value system – the recent Good Childhood report sponsored by the UK Children’s Society was full of ideas about how to do this. Second, adults should reappraise their priorities about what is important. Recent events are likely to encourage this and modern happiness research can help find answers. Third, economists should adopt a more realistic model of what makes humans happy and what makes markets function.
Three ideas taught in business schools have much to answer for. One is the theory of “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now clearly discredited. The second is “principal agent” theory, which says the agents will perform best under high-powered financial incentives to align their interests with those of the principal. This has led to excessive performance-related pay, which has often undermined the motive to work well for the sake of doing a good job and introduced unnecessary tension among colleagues. Finally, there is the macho philosophy of “continuous change”, promoted by self-interested consulting companies, which disregards the fundamental human need for stability – in the name of efficiency gains that are often not realised.
We do not want communism – as research shows, the communist countries were the least happy in the world and also inefficient. But we do need a more humane brand of capitalism, based not only on better regulation but on better values.
Values matter and they are affected by our theories. We do not need a society based on Darwinian competi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Beyond subsistence, the best experience any society can provide is the feeling that other people are on your side. That is the kind of capitalism we want.
Lord Layard is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He has written ‘Happiness’ (2005) and co-authored ‘A Good Childhood’ (2009)
【明報專訊】英國《金融時報》3月10日評論
作者：Richard Layard(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
儘管過去我們創造了大量財富，然而自1950年代開始，我們的「快樂」卻沒有同步增加。不斷加速的經濟增長並不值得我們為之作大量的犧牲，尤其不應犧牲快樂的最主要來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家庭、工作、社群。過去我們已為著「效率」、「生產力」而犧牲得太多。
為「效率」「生產力」犧牲太多
我們絕大部分人都犧牲了我們的價值。1960年代，60%的成人表示他們有信心「大部分人都是可以相信的」，今天這數字在英美都已跌至30%。這份信心的失落除了對於銀行業的失望之外，其實在家庭(離婚大增)、在遊戲場所(你可以相信的朋友已減少)、在工作環境(同事之間競爭愈烈)都出現。
我們愈來愈視「個人利益」為我們可以信賴的唯一動機，而且視人與人之間的競爭為能夠獲得最多個人利益的途徑。這其實通常是有違生產力的，而且通常無法帶來快樂的工作環境，因為對身分的競爭是一個零和的遊戲。相反，我們需要一個能真正帶來正面增長的社會。人這種動物是自私與慷慨的結合體；但普遍而言我們感覺良好是因為我們幫助了別人，而不是踐踏了別人。
我們的社會已充斥太多個人主義，太多競爭，卻沒有充足的共同目的。我們推崇成功、地位，並且輕蔑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不過，北歐人卻能夠將具效率的經濟，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相結合─北歐人的互信是全球之冠！
要發展一個建基於信任的社會，我們應從學校開始，讓孩子們明白一個最高貴的生命是減少世上的哀痛並帶來快樂─這原則在商業社會同樣適用。我們應專注真正為社會帶來利益的事，而不是只著眼在紙上盈利。所有的專業─包括媒體、廣告、商業─都應有清晰、專業的道德操守，而業內的人亦應緊守。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減低個人主義、一個導向更大社會責任的潮流。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改變」的潮流，而這個呼喊通常在黑暗的期間才會發出，就如30年代的北歐。
我們應該做的起碼有3點：
1.學校應加強推廣人的價值；
2.成年人也應重整生命中重要的東西──現代的快樂調查可有助達此目標；
3.經濟學家應選用一個更現實的模式，量度人們如何會快樂以及市場如何有效運作。
至於大學商學院所教授的3個概念亦應重整：
1.過去我們著重「有效率的資本市場」，現在這概念已失去信譽；
2.有關「代理人」理論─即以高額獎金作鼓勵才可令代理人展現最佳一面，這說法已導致太多效果為本的開支，並削弱了單單由完成工作而來的滿足感，以及引起同事之間不必要的競爭。
3.「不斷轉變」的說法是自利的顧問公司所推崇的，但這說法其實無視人們對於穩定的追求。
我們不需要共產主義，我們不需要一個達爾文式的弱肉強食競爭社會，我們需要的是一種令我們可以信賴身邊人的資本主義。
Now is the time for a less selfish capitalism
By Richard Layard
FT, March 10, 2009
What is progress?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has been asking this question for some time and the current crisis makes it imperative to find an answer. According to the Anglo-Saxon Enlightenment, progress means the reduction of misery and the increase of happiness. It does not mean wealth creation or innovation, which are sometimes useful instruments but never the final goal. So we should stop the worship of money and create a more humane society where the quality of human experience is the criterion. Provided we pay ourselves in line with our productivity, we can choose whatever lifestyle is best for our quality of life.
And what would that involve? The starting point is that, despite massive wealth creation, happiness has not risen since the 1950s in the US or Britain or (over a shorter period) in western Germany. No researcher questions these facts. So accelerated economic growth is not a goal for which we should make large sacrifices. In particular, we should not sacrifice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happiness, which is the quality of human relationships – at home, at work and in the community. We have sacrificed too many of these in the name of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Most of all we have sacrificed our values. In the 1960s, 60 per cent of adults said they believed “most people can be trusted”. Today the figure is 30 per cent, in both Britain and the US. The fall in trustworthy behaviour is clear in the banking sector but can also be seen in family life (more break-ups), in the playground (fewer friends you can trust) and in the workplace (growing competition between colleagues).
Increasingly, we treat private interest as the only motivation on which we can rely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s the way to get the most out of them. This is often counterproductive and does not generally produce a happy workplace since competition for status is a zero-sum game. Instead, we need a society based on positive-sum activities. Humans are a mix of selfishness and altruism but generally feel better working to help each other rather than to do each other down.
Our society has become too individualistic, with too much rivalry and not enough common purpose. We idolise success and status and thus undermine our mutual respect. But countries vary in this regard, and the Scandinavians have managed to combine effective economies with much greater equality and mutual respect. They have the greatest levels of trust (and happiness) of 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build a society based on trust we have to start in school, if not earlier. Children should learn that the noblest life is the one that produces the least misery and the most happiness in the world. This rule should apply also in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life. People should do work that is useful to society and does not just make paper profits. And all professions – including journalism, advertising and business – should have a clear, professional, ethical code that its members are required to observe. It is not for nothing that doctors form the group most respected in our society – they have a code that is enforced and everyone knows it.
So we need a trend away from excessive individualism and towards great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it possible to reverse a cultural trend in this way? It has happened before,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For the next 150 years there was a growth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llowed by a decline in the next 50. So a trend can change and it is often in bad times (such as the 1930s in Scandinavia) that people decide to seek a more co-operative lifestyle.
I have written a book about how to do this and there is room here for three points only. First we should use our schools to promote a better value system – the recent Good Childhood report sponsored by the UK Children’s Society was full of ideas about how to do this. Second, adults should reappraise their priorities about what is important. Recent events are likely to encourage this and modern happiness research can help find answers. Third, economists should adopt a more realistic model of what makes humans happy and what makes markets function.
Three ideas taught in business schools have much to answer for. One is the theory of “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now clearly discredited. The second is “principal agent” theory, which says the agents will perform best under high-powered financial incentives to align their interests with those of the principal. This has led to excessive performance-related pay, which has often undermined the motive to work well for the sake of doing a good job and introduced unnecessary tension among colleagues. Finally, there is the macho philosophy of “continuous change”, promoted by self-interested consulting companies, which disregards the fundamental human need for stability – in the name of efficiency gains that are often not realised.
We do not want communism – as research shows, the communist countries were the least happy in the world and also inefficient. But we do need a more humane brand of capitalism, based not only on better regulation but on better values.
Values matter and they are affected by our theories. We do not need a society based on Darwinian competi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Beyond subsistence, the best experience any society can provide is the feeling that other people are on your side. That is the kind of capitalism we want.
Lord Layard is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He has written ‘Happiness’ (2005) and co-authored ‘A Good Childhood’ (2009)
2009年2月7日 星期六
梁文道 - 基督不丟石頭
2009年2月7日
耶穌基督最讚賞的美德不是嚴守貞潔等種種行為守則，而是仁慈、寬恕與正義。要進入天堂那道窄門，靠的不是依從法利賽人的指引，而是善待異鄉來的陌生人，把食物分給無助的飢民，邀請無家可歸者到自己家裏作客，在強權之下保護受壓迫受歧視的窮苦大眾。
曾被《時代》雜誌譽為「美國最好神學家」的郝華斯(Stanley Hauerwas)曾在〈同志友誼﹕天主教道德哲學的一個思想實驗〉一文中如是說﹕「說到底，性並不是那麼有趣，更不是一個足以渲染我們所有行為的決定性特質。同志就和所有其他人一樣，除了是同志之外，還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正是出於這個理由，我抗拒『同性慾』這種說法。」
郝華斯又在〈為什麼同志在道德上要比基督徒優越〉一文中指出，歧視同志源自當代基督徒生活中的道德紊亂。「譴責同志掩蓋了我們生活中的事實。所以在道德上對同志說『不』就變成了我們真的相信些什麼的必要象徵。」「我們生活中的事實」就是官商勾結之下的巧取豪奪，自然環境的極速惡化，以及貧窮現象的不斷擴大。
右翼基督徒往往把耶穌當年最不滿的道德問題看成是一種私人範圍的事，而今日社會普遍認為是私人範圍的性問題，在他們眼中卻是公共生活的危機。這不是基督信仰的本質傾向，而是美國右翼傳統解讀出來的特殊版本。結合了經濟上美式放任自由主義的思路，美國福音派教會一向以為貧窮問題是個人的責任，與社會再分配的機制無關，更不是政府的義務。所以他們絕對不會為了窮人展開結構性的政治行動，只能憑藉自己的憐憫心去捐錢當義工。右翼政治力量便與保守派基督教會形成了穩固的神聖同盟，以片面的宗教教條掩護政治經濟學的某種意識形態，並且愈演愈烈，使得信徒們看不見街頭上歷歷在目的社會不公，卻把床笫間事變成危及國家前途的頭等大事。
假如「傳統道德」真的正在衰亡，禍首並不是什麼「性錯誤」，而是那套孕育右翼宗教文化的意識形態；以及貪婪，那種促成了金融風暴的貪婪。難道你不知道嗎？那群用百萬美元裝修自己辦公室的華爾街精英並不乏自命堅信的「重生」基督徒。
-------------------------
【明報專訊】恩福堂的蘇穎智牧師認為如果在《家暴條例》加入保障同居同志的條文，會造成「愛滋病增加」，大學生畢業後當「性奴」，甚至成為「養鴨一族」等種種惡果。他是一位基督徒。黃毓民議員在網上電台狠批蘇牧師「是癲的」，「變成了拉登」。他同樣也是一位基督徒。基督徒並不是鐵板一塊，圍繞著《家暴條例》的爭論自然也不是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的鬥爭。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某種右翼分子儼然成了主流基督教的代言人，他們又為什麼能夠如此順利地把在美國用過的那一套戰鬥語言順利移至香港。
曾被《時代》雜誌譽為「美國最好神學家」的郝華斯(Stanley Hauerwas)並不是一個激進派。多年以來，他從不放棄重建教會美德的努力，是當今神學界裏最具分量的倫理學家之一。雖然在許多思想更開放的神學家眼中，他顯得有點保守，但是他也曾在〈同志友誼﹕天主教道德哲學的一個思想實驗〉一文中如是說﹕「說到底，性並不是那麼有趣，更不是一個足以渲染我們所有行為的決定性特質。同志就和所有其他人一樣，除了是同志之外，還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正是出於這個理由，我抗拒『同性慾』這種說法」。他又用一對收養子女、一心信主的虔誠女同志為例﹕「他們並不淫亂，他們分享的親密關係使得他們能為教會社群的利益而更好地生活……我看不出為什麼我們不能把這種關係視為基督教意義上的婚姻……憑什麼可以不認可我所描述的這對女子呢？」
什麼是「為教會社群的利益而更好地生活」呢？基督徒到底應該建立一個怎麼樣的社群，他們的生活又該為哪一種利益而服務呢？
翻開四福音書，今天的信徒一定會很驚訝，耶穌原來極少談論使得他們如此困擾的性問題。在《約翰福音》裏面，耶穌甚至還和一個結過好幾次婚的撒馬利亞女子私下聊天。在那個年代，一個女人嫁過幾次人是不光彩的，她的性經歷是可恥的；一個撒馬利亞人普遍被認為是「生活作風」不好的；而一名如耶穌這般的猶太聖者要是和一個女人單獨說話更是很容易變成一樁醜聞。然而，他的門徒很震驚，因為耶蘇不只沒有指摘這名女子的過往，甚至還親自祝福她！
耶穌基督最讚賞的美德不是嚴守貞潔等種種行為守則，而是仁慈、寬恕與正義(我突然想起蘇穎智牧師那一句「要立法令他們(同志)不受傷害，無可能！」)。要進入天堂那道窄門，靠的不是依從法利賽人(當年的猶太教基要派)的指引，而是善待異鄉來的陌生人，把食物分給無助的飢民，邀請無家可歸者到自己家裏作客，在強權之下保護受壓迫受歧視的窮苦大眾。每次讀到福音書裏的這些信息，我都會感到一種深沉的感動。即使不是教徒，也不能不折服於耶穌基督的勇氣與大愛。既然連神子都能為他所愛的罪人流血，我們又怎能不為我們最小的兄弟去做最簡單的事呢？比如說不要讓他們受到傷害。
右翼教會的問題：錯誤解讀基督信仰
美國和香港的右派教會在道德議題上的最大特點，就是把它全部收縮窄化到性上面，似乎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公開集體行動的理由。電視上有露點鏡頭，他們投訴；同志要求平權，他們就上街。但我卻從未見過「明光社」投訴報章醜化新移民，也從未見過教會為了增加綜援金額而發動信徒去包圍立法會。這是為什麼呢？難道我讀的福音和他們的不一樣嗎？難道歧視新移民與少數族裔不是一個道德問題嗎？難道同志的罪惡要比一個漠視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社會還要深重嗎？
郝華斯又在〈為什麼同志在道德上要比基督徒優越〉(Why Gays (as a Group) Are Morally Superior to Christians (as a Group))一文中指出，歧視同志源自當代基督徒生活中的道德紊亂。「譴責同志掩蓋了我們生活中的事實。所以在道德上對同志說『不』就變成了我們真的相信些什麼的必要象徵。」「我們生活中的事實」就是官商勾結之下的巧取豪奪，自然環境的極速惡化，以及貧窮現象的不斷擴大。
不要搞錯，我可沒說右翼基督徒都很沒良心。恰恰相反，每逢天災人禍，教會的保守派信徒都為善不落人後。根據一些調查顯示，他們平日捐獻的金額比例甚至要比許多悲天憫人的左派還多。問題只是他們往往把耶穌當年最不滿的道德問題看成是一種私人範圍的事，而今日社會普遍認為是私人範圍的性問題，在他們眼中卻是公共生活的危機。這不是基督信仰的本質傾向，而是美國右翼傳統解讀出來的特殊版本。結合了經濟上美式放任自由主義的思路，美國福音派教會一向以為貧窮問題是個人的責任，與社會再分配的機制無關，更不是政府的義務。所以他們絕對不會為了窮人展開結構性的政治行動，只能憑藉自己的憐憫心去捐錢當義工。
克魯曼(Paul Krugman)在《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心》裏，更曾舉過好幾個例子說明美國右翼一直用宗教議題，驅使底層勞工支持明明對他們不利的政策。雖然一個候選人寬免大企業稅項的主張會削弱基層所能得到的福利，但是那些基層還是把票投給了他，因為他攻擊對手贊成同性婚姻。於是，右翼政治力量便與保守派基督教會形成了穩固的神聖同盟，以片面的宗教教條掩護政治經濟學的某種意識形態，並且愈演愈烈，使得信徒們看不見街頭上歷歷在目的社會不公，卻把床笫間事變成危及國家前途的頭等大事。
這套美式論述之所以能夠順利嫁接到此，是因為香港本來就有新自由主義的豐厚土壤。在殖民傳統「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共識底下，香港人一向強調自力更生，將貧困看成是個人的不幸甚至人格的缺陷，絕不輕易地把責任往社會頭上推，更不會將它看成是社會整體的道德淪喪。因此香港也就絕對有本錢醞釀出安徒先生所說的美式「文化戰爭」，把道德熱情全部投注到同志受不受承認，傳媒有沒有教壞小孩這些事情上了。
諷刺的是，美國右翼教會多年來維護「家庭價值」，力拒同志歪風的侵入，可是美國的離婚率卻總是居高不下。他們覺得這實在是末日將臨，還得再加把勁才行，因此羅賓遜(Pat Robertson)牧師等人才會把話說得愈來愈狠，用「接受同性戀是基督信仰衰亡的最後一步」之類的警示威脅大家。可是，正如美國評論家卡拉漢(David Callahan)所說的﹕「離婚是市場個人主義與消費文化的完美表現。為什麼要和一個不能總是運作良好的產品黏在一起？如果有更新、更好，也更年輕的版本，又何必守住10年前的老款式呢？」(見《The Moral Center》)。換句話說，假如「傳統道德」真的正在衰亡，禍首並不是什麼「性錯誤」，而是那套孕育右翼宗教文化的意識形態；以及貪婪，那種促成了金融風暴的貪婪。難道你不知道嗎？那群用百萬美元裝修自己辦公室的華爾街精英並不乏自命堅信的「重生」基督徒。
梁文道 文化評論人
耶穌基督最讚賞的美德不是嚴守貞潔等種種行為守則，而是仁慈、寬恕與正義。要進入天堂那道窄門，靠的不是依從法利賽人的指引，而是善待異鄉來的陌生人，把食物分給無助的飢民，邀請無家可歸者到自己家裏作客，在強權之下保護受壓迫受歧視的窮苦大眾。
曾被《時代》雜誌譽為「美國最好神學家」的郝華斯(Stanley Hauerwas)曾在〈同志友誼﹕天主教道德哲學的一個思想實驗〉一文中如是說﹕「說到底，性並不是那麼有趣，更不是一個足以渲染我們所有行為的決定性特質。同志就和所有其他人一樣，除了是同志之外，還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正是出於這個理由，我抗拒『同性慾』這種說法。」
郝華斯又在〈為什麼同志在道德上要比基督徒優越〉一文中指出，歧視同志源自當代基督徒生活中的道德紊亂。「譴責同志掩蓋了我們生活中的事實。所以在道德上對同志說『不』就變成了我們真的相信些什麼的必要象徵。」「我們生活中的事實」就是官商勾結之下的巧取豪奪，自然環境的極速惡化，以及貧窮現象的不斷擴大。
右翼基督徒往往把耶穌當年最不滿的道德問題看成是一種私人範圍的事，而今日社會普遍認為是私人範圍的性問題，在他們眼中卻是公共生活的危機。這不是基督信仰的本質傾向，而是美國右翼傳統解讀出來的特殊版本。結合了經濟上美式放任自由主義的思路，美國福音派教會一向以為貧窮問題是個人的責任，與社會再分配的機制無關，更不是政府的義務。所以他們絕對不會為了窮人展開結構性的政治行動，只能憑藉自己的憐憫心去捐錢當義工。右翼政治力量便與保守派基督教會形成了穩固的神聖同盟，以片面的宗教教條掩護政治經濟學的某種意識形態，並且愈演愈烈，使得信徒們看不見街頭上歷歷在目的社會不公，卻把床笫間事變成危及國家前途的頭等大事。
假如「傳統道德」真的正在衰亡，禍首並不是什麼「性錯誤」，而是那套孕育右翼宗教文化的意識形態；以及貪婪，那種促成了金融風暴的貪婪。難道你不知道嗎？那群用百萬美元裝修自己辦公室的華爾街精英並不乏自命堅信的「重生」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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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恩福堂的蘇穎智牧師認為如果在《家暴條例》加入保障同居同志的條文，會造成「愛滋病增加」，大學生畢業後當「性奴」，甚至成為「養鴨一族」等種種惡果。他是一位基督徒。黃毓民議員在網上電台狠批蘇牧師「是癲的」，「變成了拉登」。他同樣也是一位基督徒。基督徒並不是鐵板一塊，圍繞著《家暴條例》的爭論自然也不是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的鬥爭。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某種右翼分子儼然成了主流基督教的代言人，他們又為什麼能夠如此順利地把在美國用過的那一套戰鬥語言順利移至香港。
曾被《時代》雜誌譽為「美國最好神學家」的郝華斯(Stanley Hauerwas)並不是一個激進派。多年以來，他從不放棄重建教會美德的努力，是當今神學界裏最具分量的倫理學家之一。雖然在許多思想更開放的神學家眼中，他顯得有點保守，但是他也曾在〈同志友誼﹕天主教道德哲學的一個思想實驗〉一文中如是說﹕「說到底，性並不是那麼有趣，更不是一個足以渲染我們所有行為的決定性特質。同志就和所有其他人一樣，除了是同志之外，還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正是出於這個理由，我抗拒『同性慾』這種說法」。他又用一對收養子女、一心信主的虔誠女同志為例﹕「他們並不淫亂，他們分享的親密關係使得他們能為教會社群的利益而更好地生活……我看不出為什麼我們不能把這種關係視為基督教意義上的婚姻……憑什麼可以不認可我所描述的這對女子呢？」
什麼是「為教會社群的利益而更好地生活」呢？基督徒到底應該建立一個怎麼樣的社群，他們的生活又該為哪一種利益而服務呢？
翻開四福音書，今天的信徒一定會很驚訝，耶穌原來極少談論使得他們如此困擾的性問題。在《約翰福音》裏面，耶穌甚至還和一個結過好幾次婚的撒馬利亞女子私下聊天。在那個年代，一個女人嫁過幾次人是不光彩的，她的性經歷是可恥的；一個撒馬利亞人普遍被認為是「生活作風」不好的；而一名如耶穌這般的猶太聖者要是和一個女人單獨說話更是很容易變成一樁醜聞。然而，他的門徒很震驚，因為耶蘇不只沒有指摘這名女子的過往，甚至還親自祝福她！
耶穌基督最讚賞的美德不是嚴守貞潔等種種行為守則，而是仁慈、寬恕與正義(我突然想起蘇穎智牧師那一句「要立法令他們(同志)不受傷害，無可能！」)。要進入天堂那道窄門，靠的不是依從法利賽人(當年的猶太教基要派)的指引，而是善待異鄉來的陌生人，把食物分給無助的飢民，邀請無家可歸者到自己家裏作客，在強權之下保護受壓迫受歧視的窮苦大眾。每次讀到福音書裏的這些信息，我都會感到一種深沉的感動。即使不是教徒，也不能不折服於耶穌基督的勇氣與大愛。既然連神子都能為他所愛的罪人流血，我們又怎能不為我們最小的兄弟去做最簡單的事呢？比如說不要讓他們受到傷害。
右翼教會的問題：錯誤解讀基督信仰
美國和香港的右派教會在道德議題上的最大特點，就是把它全部收縮窄化到性上面，似乎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公開集體行動的理由。電視上有露點鏡頭，他們投訴；同志要求平權，他們就上街。但我卻從未見過「明光社」投訴報章醜化新移民，也從未見過教會為了增加綜援金額而發動信徒去包圍立法會。這是為什麼呢？難道我讀的福音和他們的不一樣嗎？難道歧視新移民與少數族裔不是一個道德問題嗎？難道同志的罪惡要比一個漠視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社會還要深重嗎？
郝華斯又在〈為什麼同志在道德上要比基督徒優越〉(Why Gays (as a Group) Are Morally Superior to Christians (as a Group))一文中指出，歧視同志源自當代基督徒生活中的道德紊亂。「譴責同志掩蓋了我們生活中的事實。所以在道德上對同志說『不』就變成了我們真的相信些什麼的必要象徵。」「我們生活中的事實」就是官商勾結之下的巧取豪奪，自然環境的極速惡化，以及貧窮現象的不斷擴大。
不要搞錯，我可沒說右翼基督徒都很沒良心。恰恰相反，每逢天災人禍，教會的保守派信徒都為善不落人後。根據一些調查顯示，他們平日捐獻的金額比例甚至要比許多悲天憫人的左派還多。問題只是他們往往把耶穌當年最不滿的道德問題看成是一種私人範圍的事，而今日社會普遍認為是私人範圍的性問題，在他們眼中卻是公共生活的危機。這不是基督信仰的本質傾向，而是美國右翼傳統解讀出來的特殊版本。結合了經濟上美式放任自由主義的思路，美國福音派教會一向以為貧窮問題是個人的責任，與社會再分配的機制無關，更不是政府的義務。所以他們絕對不會為了窮人展開結構性的政治行動，只能憑藉自己的憐憫心去捐錢當義工。
克魯曼(Paul Krugman)在《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心》裏，更曾舉過好幾個例子說明美國右翼一直用宗教議題，驅使底層勞工支持明明對他們不利的政策。雖然一個候選人寬免大企業稅項的主張會削弱基層所能得到的福利，但是那些基層還是把票投給了他，因為他攻擊對手贊成同性婚姻。於是，右翼政治力量便與保守派基督教會形成了穩固的神聖同盟，以片面的宗教教條掩護政治經濟學的某種意識形態，並且愈演愈烈，使得信徒們看不見街頭上歷歷在目的社會不公，卻把床笫間事變成危及國家前途的頭等大事。
這套美式論述之所以能夠順利嫁接到此，是因為香港本來就有新自由主義的豐厚土壤。在殖民傳統「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共識底下，香港人一向強調自力更生，將貧困看成是個人的不幸甚至人格的缺陷，絕不輕易地把責任往社會頭上推，更不會將它看成是社會整體的道德淪喪。因此香港也就絕對有本錢醞釀出安徒先生所說的美式「文化戰爭」，把道德熱情全部投注到同志受不受承認，傳媒有沒有教壞小孩這些事情上了。
諷刺的是，美國右翼教會多年來維護「家庭價值」，力拒同志歪風的侵入，可是美國的離婚率卻總是居高不下。他們覺得這實在是末日將臨，還得再加把勁才行，因此羅賓遜(Pat Robertson)牧師等人才會把話說得愈來愈狠，用「接受同性戀是基督信仰衰亡的最後一步」之類的警示威脅大家。可是，正如美國評論家卡拉漢(David Callahan)所說的﹕「離婚是市場個人主義與消費文化的完美表現。為什麼要和一個不能總是運作良好的產品黏在一起？如果有更新、更好，也更年輕的版本，又何必守住10年前的老款式呢？」(見《The Moral Center》)。換句話說，假如「傳統道德」真的正在衰亡，禍首並不是什麼「性錯誤」，而是那套孕育右翼宗教文化的意識形態；以及貪婪，那種促成了金融風暴的貪婪。難道你不知道嗎？那群用百萬美元裝修自己辦公室的華爾街精英並不乏自命堅信的「重生」基督徒。
梁文道 文化評論人
2009年2月6日 星期五
邵新明 - The Death of Trust
華爾街巨頭們從來就並非真的那樣聰明，而且肯定也不恪守道德，因為他們在唯一一次真正的考驗中集體不及格。他們領導的所有公司都陷於倒閉，只能依靠那些永遠也不可能在華爾街找到高級工作或到哈佛上學的人們的錢來挽救。不過這些華爾街驕子在某個方面的確聰明過人：他們成功地捲走了財富，而讓我們其他人收拾留下來爛攤子。 (中文摘譯版在後面)
Sin-ming Shaw - The Death of Trust
Sin-ming Shaw is a private investor and former visiting scholar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1 Feb 2009
BANGKOK - A friend recently asked a seemingly naïve question: "What is money? How do I know I can trust that it is worth what it says it is worth?" We learn in introductory economics that money is a medium of exchange. But why do we accept that? Banknotes are just pieces of paper with a number attached to them.
We believe in banknotes because we collectively decide to trust the government when it says that 100 is 100, not 10 or 50. Money, therefore, is about trust, without which no society can function.
Just as we obey our leaders' orders to fight and die because we trust their judgment, we entrust our careers and our money to those who run Citigroup and Goldman Sachs and other such banks, because we believe their leaders will be fair to their employees and clients, and honorable in their business practices. We do not grow up wishing to work for crooks and liars.
Once that trust breaks, bad things happen. Money ceases to have credibility. Leaders become figures of contempt or worse.
As I write, inflation in Zimbabwe has reached an unimaginable (if not unpronounceable) level of more than 500 quintillion per cent. One quintillion is one million trillion. A year ago, inflation was "only" 100,000%. This is what happens when trust vanishes.
Fortunately, Zimbabwe is not a country of real consequence for world stability. But the Weimar Republic and China in the 1940's were. One opted for Hitler and the other for Mao Zedong to restore trust. So the risks are clear.
Are we now seeing an erosion of trust in America and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first warning sign surfaced in 2001, with the bankruptcy of Enr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fraudulent accounts were certified by Arthur Andersen. Now, India's Satyam, audited by PriceWaterhouseCoopers, is found to be missing billions in cash. If we cannot rely on the best auditors, can we continue to trust chartered accountants?
Bond rating agencies have issued misleading ratings on companies in questionable health. Will we ever again be able to trust a triple A rating issued by, say, Moody's?
Banks have been holding our money for safekeeping since the fourteenth century, when the Florentines invented the practice. 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founded in 1727, when laissez-faire philosopher Adam Smith was only four years old, has just become a socialist state-owned-enterprise thanks to the bank's incompetent leaders, who acquired over-priced banks filled with toxic assets.
Citicorp, Bank of America, Goldman Sachs, Merrill Lynch, and other symbols of "excellence" all would have collapsed but for public bailouts. And yet for decades we thought that the people who were managing those firms were much smarter than we were.
We grew up admiring leaders such as Robert Rubin, John Thain, and Henry Paulson. Rubin, a former US Treasury Secretary and ex-Chairman of Goldman Sachs, presided over the collapse of Citigroup while taking home $150 million in bonuses. Should he really have been rewarded at all for his "performance"? Just this week, the technically bankrupt Citigroup's senior executives were about to buy a new $50 million luxury French jet for themselves, until the White House stopped it.
Thain, also a former president of Goldman Sachs, helped himself and his Merrill Lynch staff to $4 billion in bonus payments even after he had to sell the firm to Bank of America to save it from bankruptcy. After he was caught spending $1.2 million, even as Merrill Lynch disintegrated, to decorate his new office, Bank of America had to fire him to placate growing revulsion over Wall Street's out-of-control culture of entitlement.
Paulson, the outgoing Treasury Secretary and another Goldman Sachs veteran, left a loophole in his rescue package big enough for a truck to drive through. That loophole allowed his former friends and colleagues on Wall Street to pay themselves billion-dollar bonuses while keeping those firms afloat with taxpayers' money.
The universities these men attended - Harvard and Yale for Rubin; MIT and Harvard for Thain; Dartmouth and Harvard for Paulson - have been magnets for the world's finest young minds. The rest of us thought that these institutions could instill the wisdom, insight, and character of which we all wished we had more.
Perhaps parents all over the world should re-examine their often obsessive craving for these "name-brand" universities, pushing their children as if an Ivy League degree was an end in itself. Now we know that Wall Street's titans were never all that smart, and certainly not very ethical, for they failed the only test that counts. All of the firms they led collapsed, and were saved only by money from those who could never get a senior job on Wall Street or a place at Harvard.
These Wall Street princes were smarter in one way, however: they managed to pocket a fortune while the rest of us are stuck with the mess they left behind. Bernard Madoff who hailed from down-market part of New York City and attended a middling university will spend time behind bars, but none of the titans of Wall Street with blue-chip pedigree will ever do so.
History has not been kind to societies that lose trust in the integrity of their leaders and institutions. We need to save our economic system from its abusers, or else.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09.
邵新明 - 信任的消亡
香港蘋果日報2009年2月5日
普林斯頓大學前訪問學者
一位朋友最近問了一個似乎很天真的問題：「甚麼是貨幣？我怎麼知道該不該相信它是否真抵得上票面價值？」我們在經濟學導論中學過貨幣是交換的介質。但我們為甚麼接受這種說法？紙幣充其量不過是上面標有數字的紙張而已。
我們相信紙幣，因為政府說一百是一百，而不是十或五十的時候我們所有人都決定信任政府。因此，貨幣的本質就是信任，缺少了這種信任，社會就將陷入癱瘓境地。
正如我們因為信任領袖的判斷而遵從他們的命令去作戰和獻身一樣，我們也把自己的前途和財富託付給了花旗集團、高盛和其他此類銀行的經營者，理由是我們相信它們的領導者能公平地對待員工和客戶，並能在自身的商業行為中遵從誠實守信的原則。
一旦這種信任被打破，就會出現問題。貨幣不再具有公信力。領導者成為被輕視的對象，甚至比這更低。
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津巴布韋每年的通貨膨脹已經令人無法想像（如果不是無法表達）地超過了五百億億倍。而就在一年以前，通貨膨脹還「只有」百分之十萬。這就是信任消失所導致的惡果。
幸運的是，津巴布韋不能真正影響到世界的穩定。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魏瑪共和國和中國卻可以。它們一個選擇了希特拉、另一個選擇了毛澤東來重新恢復信任。這裡面的風險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現在是否看到美國和英國的信任正在遭受侵蝕？
如果不是公共援助計劃，花旗公司、美國銀行、高盛、美林和其他「傑出企業」的代表本來都應該破產倒閉。但幾十年來我們卻一直認為管理那些公司的人比我們聰明得多。
我們懷著對羅伯特魯賓、約翰塞恩和亨利保爾森等領導人物的崇敬之情長大。魯賓曾任職美國財政部長和高盛主席，花旗集團在他的管理下倒閉，而他卻把一億五千萬美元的獎金裝進自己的口袋裡。陷入技術破產的花旗集團高管們更要為自己購買一架新的價值五千萬美元的法國豪華噴氣飛機，直到這種做法被白宮制止。
塞恩也曾擔任高盛總裁一職，即使在他被迫把公司賣給美國銀行以避免破產的命運之後，他還幫助自己及其美林員工拿到了價值四十億美元的獎勵。他在美林陷入解體的時候仍被爆耗費一百二十萬美元裝修自己的新辦公室，致使美國銀行不得不將其開除。
卸任財長保爾森也曾經在高盛供職，他在救援計劃中留下的漏洞大得足以讓卡車通過。那個漏洞允許他以前在華爾街的同事和密友可以為自己發放十億美元獎金，同時用納稅人的錢維持公司繼續運營下去。
這些人上過的大學──魯賓的哈佛和耶魯、塞恩的麻省理工和哈佛、保爾森的達特茅斯和哈佛──一直以來都扮演著吸引世界頂尖青年的磁石角色。我們都相信這些大學能賦予學生洞察力和智慧。
也許全世界的家長應該重新審視自己對這些「名牌」大學的迷戀。現在我們知道華爾街巨頭們從來就並非真的那樣聰明，而且肯定也不恪守道德，因為他們在唯一一次真正的考驗中集體不及格。他們領導的所有公司都陷於倒閉，只能依靠那些永遠也不可能在華爾街找到高級工作或到哈佛上學的人們的錢來挽救。
不過這些華爾街驕子在某個方面的確聰明過人：他們成功地捲走了財富，而讓我們其他人收拾留下來爛攤子。
歷史對那些領袖和機構已經失去民眾信任的社會歷來是無情的。我們需要從擅權者手中挽救經濟體系，否則必定會自食其果。
ProjectSyndicate，2009
Sin-ming Shaw - The Death of Trust
Sin-ming Shaw is a private investor and former visiting scholar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1 Feb 2009
BANGKOK - A friend recently asked a seemingly naïve question: "What is money? How do I know I can trust that it is worth what it says it is worth?" We learn in introductory economics that money is a medium of exchange. But why do we accept that? Banknotes are just pieces of paper with a number attached to them.
We believe in banknotes because we collectively decide to trust the government when it says that 100 is 100, not 10 or 50. Money, therefore, is about trust, without which no society can function.
Just as we obey our leaders' orders to fight and die because we trust their judgment, we entrust our careers and our money to those who run Citigroup and Goldman Sachs and other such banks, because we believe their leaders will be fair to their employees and clients, and honorable in their business practices. We do not grow up wishing to work for crooks and liars.
Once that trust breaks, bad things happen. Money ceases to have credibility. Leaders become figures of contempt or worse.
As I write, inflation in Zimbabwe has reached an unimaginable (if not unpronounceable) level of more than 500 quintillion per cent. One quintillion is one million trillion. A year ago, inflation was "only" 100,000%. This is what happens when trust vanishes.
Fortunately, Zimbabwe is not a country of real consequence for world stability. But the Weimar Republic and China in the 1940's were. One opted for Hitler and the other for Mao Zedong to restore trust. So the risks are clear.
Are we now seeing an erosion of trust in America and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first warning sign surfaced in 2001, with the bankruptcy of Enr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fraudulent accounts were certified by Arthur Andersen. Now, India's Satyam, audited by PriceWaterhouseCoopers, is found to be missing billions in cash. If we cannot rely on the best auditors, can we continue to trust chartered accountants?
Bond rating agencies have issued misleading ratings on companies in questionable health. Will we ever again be able to trust a triple A rating issued by, say, Moody's?
Banks have been holding our money for safekeeping since the fourteenth century, when the Florentines invented the practice. 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founded in 1727, when laissez-faire philosopher Adam Smith was only four years old, has just become a socialist state-owned-enterprise thanks to the bank's incompetent leaders, who acquired over-priced banks filled with toxic assets.
Citicorp, Bank of America, Goldman Sachs, Merrill Lynch, and other symbols of "excellence" all would have collapsed but for public bailouts. And yet for decades we thought that the people who were managing those firms were much smarter than we were.
We grew up admiring leaders such as Robert Rubin, John Thain, and Henry Paulson. Rubin, a former US Treasury Secretary and ex-Chairman of Goldman Sachs, presided over the collapse of Citigroup while taking home $150 million in bonuses. Should he really have been rewarded at all for his "performance"? Just this week, the technically bankrupt Citigroup's senior executives were about to buy a new $50 million luxury French jet for themselves, until the White House stopped it.
Thain, also a former president of Goldman Sachs, helped himself and his Merrill Lynch staff to $4 billion in bonus payments even after he had to sell the firm to Bank of America to save it from bankruptcy. After he was caught spending $1.2 million, even as Merrill Lynch disintegrated, to decorate his new office, Bank of America had to fire him to placate growing revulsion over Wall Street's out-of-control culture of entitlement.
Paulson, the outgoing Treasury Secretary and another Goldman Sachs veteran, left a loophole in his rescue package big enough for a truck to drive through. That loophole allowed his former friends and colleagues on Wall Street to pay themselves billion-dollar bonuses while keeping those firms afloat with taxpayers' money.
The universities these men attended - Harvard and Yale for Rubin; MIT and Harvard for Thain; Dartmouth and Harvard for Paulson - have been magnets for the world's finest young minds. The rest of us thought that these institutions could instill the wisdom, insight, and character of which we all wished we had more.
Perhaps parents all over the world should re-examine their often obsessive craving for these "name-brand" universities, pushing their children as if an Ivy League degree was an end in itself. Now we know that Wall Street's titans were never all that smart, and certainly not very ethical, for they failed the only test that counts. All of the firms they led collapsed, and were saved only by money from those who could never get a senior job on Wall Street or a place at Harvard.
These Wall Street princes were smarter in one way, however: they managed to pocket a fortune while the rest of us are stuck with the mess they left behind. Bernard Madoff who hailed from down-market part of New York City and attended a middling university will spend time behind bars, but none of the titans of Wall Street with blue-chip pedigree will ever do so.
History has not been kind to societies that lose trust in the integrity of their leaders and institutions. We need to save our economic system from its abusers, or else.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09.
邵新明 - 信任的消亡
香港蘋果日報2009年2月5日
普林斯頓大學前訪問學者
一位朋友最近問了一個似乎很天真的問題：「甚麼是貨幣？我怎麼知道該不該相信它是否真抵得上票面價值？」我們在經濟學導論中學過貨幣是交換的介質。但我們為甚麼接受這種說法？紙幣充其量不過是上面標有數字的紙張而已。
我們相信紙幣，因為政府說一百是一百，而不是十或五十的時候我們所有人都決定信任政府。因此，貨幣的本質就是信任，缺少了這種信任，社會就將陷入癱瘓境地。
正如我們因為信任領袖的判斷而遵從他們的命令去作戰和獻身一樣，我們也把自己的前途和財富託付給了花旗集團、高盛和其他此類銀行的經營者，理由是我們相信它們的領導者能公平地對待員工和客戶，並能在自身的商業行為中遵從誠實守信的原則。
一旦這種信任被打破，就會出現問題。貨幣不再具有公信力。領導者成為被輕視的對象，甚至比這更低。
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津巴布韋每年的通貨膨脹已經令人無法想像（如果不是無法表達）地超過了五百億億倍。而就在一年以前，通貨膨脹還「只有」百分之十萬。這就是信任消失所導致的惡果。
幸運的是，津巴布韋不能真正影響到世界的穩定。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魏瑪共和國和中國卻可以。它們一個選擇了希特拉、另一個選擇了毛澤東來重新恢復信任。這裡面的風險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現在是否看到美國和英國的信任正在遭受侵蝕？
如果不是公共援助計劃，花旗公司、美國銀行、高盛、美林和其他「傑出企業」的代表本來都應該破產倒閉。但幾十年來我們卻一直認為管理那些公司的人比我們聰明得多。
我們懷著對羅伯特魯賓、約翰塞恩和亨利保爾森等領導人物的崇敬之情長大。魯賓曾任職美國財政部長和高盛主席，花旗集團在他的管理下倒閉，而他卻把一億五千萬美元的獎金裝進自己的口袋裡。陷入技術破產的花旗集團高管們更要為自己購買一架新的價值五千萬美元的法國豪華噴氣飛機，直到這種做法被白宮制止。
塞恩也曾擔任高盛總裁一職，即使在他被迫把公司賣給美國銀行以避免破產的命運之後，他還幫助自己及其美林員工拿到了價值四十億美元的獎勵。他在美林陷入解體的時候仍被爆耗費一百二十萬美元裝修自己的新辦公室，致使美國銀行不得不將其開除。
卸任財長保爾森也曾經在高盛供職，他在救援計劃中留下的漏洞大得足以讓卡車通過。那個漏洞允許他以前在華爾街的同事和密友可以為自己發放十億美元獎金，同時用納稅人的錢維持公司繼續運營下去。
這些人上過的大學──魯賓的哈佛和耶魯、塞恩的麻省理工和哈佛、保爾森的達特茅斯和哈佛──一直以來都扮演著吸引世界頂尖青年的磁石角色。我們都相信這些大學能賦予學生洞察力和智慧。
也許全世界的家長應該重新審視自己對這些「名牌」大學的迷戀。現在我們知道華爾街巨頭們從來就並非真的那樣聰明，而且肯定也不恪守道德，因為他們在唯一一次真正的考驗中集體不及格。他們領導的所有公司都陷於倒閉，只能依靠那些永遠也不可能在華爾街找到高級工作或到哈佛上學的人們的錢來挽救。
不過這些華爾街驕子在某個方面的確聰明過人：他們成功地捲走了財富，而讓我們其他人收拾留下來爛攤子。
歷史對那些領袖和機構已經失去民眾信任的社會歷來是無情的。我們需要從擅權者手中挽救經濟體系，否則必定會自食其果。
ProjectSyndicate，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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