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 - 裏通外國薯片遭鬥臭 十年浩劫牝雞搶司晨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3月8日

爭位遊戲未到尾，共產黨的「中國特色」便原形畢露。被西環系人馬和喉媒明指為外國勢力代理人的一號仔John曾，好比當年給老毛打成「叛徒、內奸、工賊」的中共副主席劉少奇。他只不過提倡「與民休息」，也馬上被指別有用心，如同劉當年被批搞修正主義的「鬥爭熄滅論」。誰說文革的意識形態已經消失？

無中生有製造矛盾，是西環／梁特經常幹的事，而真正存在的大問題，卻從來不敢面對。比如說，他們現在搞窩裏鬥，拚老命也要倒曾捧林鄭上台繼續執行强硬路線，但那樣會產生甚麼嚴重的矛盾？管治因而會遇到甚麼新的困難？對香港有甚麼影響？本文就與此有關的三個潛在/新生矛盾逐一分析。

林鄭上台　先鏟梁粉

林鄭與梁班子的矛盾絕不簡單。港人無論甚麼政治立場，現在習慣想像她與梁共穿一條褲子，卻忽略他們之間的權力矛盾以及背後的實利衝突。二人政治出身不同，因利益而苟合，執行同一條西環制訂、以强悍手段赤化香港的路線（所謂的梁路線，實質是西環路線）。她若入主特府，一降一升，主客易位，那麼她首先要做的，就是鏟除絕大部份梁粉，特別是務必奪回特府內外實質銓敍權，安插自己心腹。

梁在中策組設人事衙內，不斷架空本由公務員事務局官僚體系把持的提名與審核機制；林鄭上台，竊掌此權的「高妹」必倒。林鄭政綱裏已經寫清楚：中策組要改組，「不再參與法定機構和政府委員會的人事任命工作」。一葉知秋，快則馬上，慢則半年一年，盤踞在行會、特府高層、中策組、各重要公職如大學管委會裏的核心梁粉，均須執包袱讓位。到時，西環的權力泰半會向林鄭傾斜，以保她施政順利。梁或會以全國政協副主席身份插手港事，但林鄭絕非省油的燈。梁乃污點特首，有UGL等把柄給林鄭抓住，如不小心，幾年後的下場很可能跟曾蔭權今天的一樣，甚至更差。

林鄭與大多數公務員有矛盾，是好幾個因素導致的。首先看淵源：John曾與Donald關係密切，後者以前在政府的最大馬房由前者接收。這次選舉給西環/林鄭夾硬擠出局的葉劉，在官場中的支持者也不少，他們對林鄭不會有多大好感。這兩點都是就比較高級的公務員特別是AO而言。至於數量更多的EO，因為西環硬捧一個民望較差的人上台當特首，推行政策必遇更多阻力，處一線實幹的EO無辜成為磨心，自然對林鄭反感。

至於林鄭自己的馬房又如何呢？分析這點要看梁特上任之初發生的麥齊光事件。可信的說法是，長期潛伏在政府內部的共特與梁特合作，要給林鄭一個下馬威，空出發展局局長的關鍵位子容納梁粉；林鄭「識做」，讓她的手下都寒了心，後來導致麥齊光宣佈支持John曾。

更重要的原因是，公務員也是人，論基本政治態度，沒理由與整體社會差太遠。也就是說，在親共還是反共、愛黨還是愛港的大問題上，公務員大體上還是按「六四黃金率」分割的。那麼，現時民調裏顯示出的各參選人支持度，也就構成公務員群體裏相應數據的基點。

為了翻這個盤，林鄭有一招可出的，就是特赦。現時當權派的極端分子要求特府立即特赦七警，這份殊禮西環讓林鄭上台之後分發，比讓梁特在落台之前做，有更長的嘗味期限；但特赦七警對爭取文官支持無大幫助，死硬藍絲公務員是極少數。因此，林鄭上台，很可能特赦Donald以籠絡曾系公務員。

但如此翻來覆去，當權派在政府內部的鬥爭最後也會把一個本來建立得很好的管治機器毀掉，如同上述精英內鬥把整個香港也折墮了一樣。廉署墮落，其實就是香港政府整體墮落的一個先聲和側影。

年輕專業　反共愛港

前述兩個新矛盾，都是統治層裏的矛盾，發展向壞。跟着這一個，是統治集團與人民之間的，發展向好：此即林鄭與各專業界新世代之間的矛盾。

先從梁特談起。此人出身專業，九十年代以來便着重打專業北上牌。當初，策略非常成功，讓不少獅子山下老一脫（陳茂波輩）已有在港事業根基的專業者更上層樓，成為雙重既得利益（美俚double-dip）；他們因此容易成為梁粉、傾向親共，或多或少替北京搞統戰說好話。

可是，二十年之後情況變了。大陸專業已逐步成形，香港業界再要北上，大陸不再認為是助力而是要分一杯羹，所以越來越難；這和今天不少外資在大陸受冷遇而打退堂鼓是同一境況。今天，連根基深厚的香港業界公司也難在大陸競爭，遑論出道不久的年輕個體專業人。

更重要的是，以前專業人北上猶可以說是為了幫助祖國進步、發展，但大陸政治走回頭路，中共愈發專制封閉，甚麼專業道德和守則在體系貪腐下都沒有發揮的餘地，香港年輕一代專業人因此自覺與大陸市場疏離，不再認為那是個人和國家前途之所在。他們更同時驚覺，九七之後，香港社會經濟各環節反而都受到大陸官商資本入侵，專業精神和水準都受到腐蝕，梁政府不斷鼓吹中港融合深港同城，他們因此大感焦慮，卻一直未能有效阻止。

這就是為甚麼大量年輕專業人於2014年參與佔運，並且在運動後期按不同行業組織起來，繼而在特首選委會裏發揮驚人作用，借支持John曾反林鄭打擊西環，顯露了愛港反共的實力。年輕專業人是明天的香港骨幹、業界中堅；林鄭上台的話，他們勢將與這位因負責鎮壓佔運而有功於黨國、手上沾有遭暴者鮮血的特首不共戴天。

本土資本　板塊生成

上述三大矛盾都是新的，林鄭縱非無能之吏，也難以招架。此外，梁特仗着背後權勢，踢走老左曾德成，一點面子不給，得罪半個地下黨。後者平時低調，關鍵處卻有本事還以顏色；選委會裏有他們的票，這次用來對付林鄭這位2.0很管用。

西環讓林鄭接收梁氏政治資產，但世上無免費午餐，她須同時接收梁的政治負債，特別是梁的固有敵對板塊勢力，即所謂的唐派。2012年之後，有唐派人物公開投向梁營，但始終是少數；更多這種人（如李家長子），這次跑到林鄭那邊。以如此招降納叛成軍的林鄭治港，大家可以祝她好運。

然而，唐板塊本身，確切說是本港八九十年代商界形成的主流板塊本身，也在起變化。這部份資本由於在大陸營運愈發艱難，在香港又處處遇到紅色資本入侵欺壓，可謂到了末路窮途。年輕人說的二○四七問題，對商界這部份人而言，同樣逼切，同樣引致焦慮，以致從前也曾高唱愛國愛黨的一些本地商賈，在佔運期間竟含蓄卻明顯地表示了對梁特和林鄭的處理手法不認同。這些其實反映一個蛻變：本地資本轉世，「本土資本」即有本土意識的資本板塊正在生成。

本土資本的愛港反共意識勢必日漸提升，出現自我救贖，其中尤以不在大陸營運的一些小商戶最自覺。社運界特別是其中的開明左翼，很快便會跳脫階級觀念，明白到必須爭取這一板塊，使之在今後五年、十年之內成為商界反赤化的中流砥柱、同情甚或支持民主自決的一股力量。那是年輕世代能夠如願解決二○四七二次前途問題的一大關鍵。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不要將精神病問題割離社會——訪李智良

星期日生活   2016年2月19日

【明報專訊】白日無事，一切安好。不過是尋常的一天。我被派來訪問李智良，有點緊張，因為他是我喜歡的作家，也因為知道他將要說的會惹來不少爭議。我靠他的《房間》捱過了一段非常艱難的日子，那時《房間》已經出版了四五年。在那之前，我從來不關心一個「精神病患」的自述，也不覺得可以進入那個世界，即使在書本出版的數年前我已在大學因為一份過於誠實填寫的問卷而被判斷為有憂鬱傾向而要接受情緒輔導。但那畢竟不是「診斷」，「精神病」好像是很遙遠的，他人的事情，伴隨着狂亂與死亡的聯想。後來跟不同的人談起，才發現幾乎每一個人身邊都有至少一個被診斷為「精神病」的家人或朋友。有些好起來了，有些不。

李智良是反精神科、反藥物的「精神病康復者」——他其實也反病稱。我設定的問題像公務員考試題目，企圖要他解答醫療以外的方法：不看醫生的話可以怎樣？發現自己情緒出現問題應如何求助或自救？他頗不以為然，訪問一開始就說：「解答這些問題應該是政府的責任，我只是一個服務受用者。」關於精神病的訪問很難做，每一個質疑都像踩進了「膺服於社會秩序盲目信奉權威的『正常人』」的位置，我們在經驗與位置上的不同幾乎注定了我們不可能平等，而不論他說了什麼，最後決定怎樣剪裁拼貼的是我而不是他。

訪問中途我質疑他：「你沒有專業的藥物與醫學知識，如果有人看了這個訪問，決定不吃藥甚至不看醫生而最後出事了，你可以負責嗎？」他這樣回答：「醫生也沒有負責任。他們只是給你開藥，你發生什麼他們一樣不會負責。我有權講我的經歷，你可以當成是意見市場上一個奇怪的聲音。」他曾說《房間》不是任何人的答案，它是一種意見和個人經驗分享；但他不認為自己的意見離經叛道，只是太多人選擇視而不見。在尋常日子的表象底下，佈有許多被犧牲的人的軀體，正沉默吶喊，或已張口無言。

■問：林越慧。前專欄編輯，相信每個人都有成為弱勢的可能。

■答：李智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哲學碩士，著有《白瓷》、《房間》。曾被診斷為躁鬱症，服藥十九年。

問：你斷藥的過程是怎樣？

答：吃了十年藥後有天從新聞得知在英國有病人因為服用Serzone（一種抗憂鬱藥）導致急性腎衰竭死亡，這隻藥要全面回收。我也有吃這隻藥，當時感覺很奇怪，為什麼我要看新聞才知道？

問：醫生沒有跟你說？

答：沒有，我再去覆診的時候問醫生，醫生只淡然說，喔是啊要換藥了，然後換了另一隻同樣有嚴重副作用的藥給我，我是在那時開始意識到藥物問題。

問：你吃了十年藥的狀况如何？症狀有沒有紓緩？

答：身體一直很差，疲倦、脾氣暴躁，戒藥後家人反而說我脾氣好了很多。吃藥期間我仍有企圖自殺，一邊吃着抗抑鬱藥，自殺了三次。當那個醫療系統沒有辦法緊密跟進病人的情况，這樣開藥就很危險。加藥減藥轉藥的時候是最危險的，精神科藥物會直接影響你的中樞神經和內分泌，所以只減一點也會有很大反應，但醫生會將這些情况說成是你病發。

問：醫生不會跟你說明減藥期間會有什麼狀况嗎？

答：他會說：「你要留意自己有無『病發』。」我會跟他拗這是「藥物斷癮症狀」，但他不會承認。我減藥的時候，他會開同樣的劑量，然後叫我自己試試減少服用劑量，他不會寫進紀錄，到你幾個月後穩定、沒問題，他才會記錄減了的劑量，這樣即使出事他也避免了責任。我不想只是講個人經驗，而是從這些經驗看到什麼問題：精神科藥物很危險，醫生開藥是trial and error，我們的制度又沒有資源給醫生一個合理地照顧病人的機會，他們沒有方法檢測藥物對你的效用，甚至無法觀測你的行為，只是你自己報告狀况，所以我可以欺騙醫生到底有沒有病發。我的疑問是，以目前這樣的診療方式，是不是要冒這麼大風險開藥？一個病人可能一個月覆診一次，中間發生什麼、藥物反應是怎樣，醫生也不會知道。很多人吃十多年藥也不會好，甚至愈來愈差。長期吃精神科藥物會令腦部退化，在這種情况下依然不停開藥是不負責任的做法，同時也無法解決他們原生的問題。像把一個冷傷風的人丟在寒冷的地方，就算不斷給他藥吃也不會痊癒。我的感覺是，這群正在吃藥的人的人生就限制在診療和福利的制度裏，沒有辦法重新融入社會。藥物依賴會讓他們的身體狀况很差，不能全職工作。他們本來可能是遭遇很複雜的問題，例如家暴，或者居住環境惡劣，當社會沒有資源幫他們解決的時候，就將問題推向「病」上面，用所謂「病」去合理化他們持續得不到應有的幫助這件事，也令他們更難離開診療制度。

問：但不少康復者即使不是全盤肯定，也會部分肯定吃藥對他們有幫助。

答：當然有人會認為吃藥有用，但對我就是沒有用，我就是那把聲音。也有些人可能看不到不吃藥的選擇。在一些分享會上也會有人說：但吃藥幫到我啊。我會覺得，幫到你囉，但幫不到我，或我不認為這是最好的方案，我們在人生的困頓中倒下了，應該值得有更多更好的幫助。

問：我讀完《殘疾資歷》（香港精神障礙者文集），發現有一些是很依賴吃藥：我有病，我吃藥就會好。但如果沒有改變自己的處境和消除壓力源，單靠藥物似乎不太有效。然而要改變自己的處境需要自身很大的努力，譬如你自己減藥，你也要承受那些斷癮症狀，要付出非常大的力氣。

答：是，但我本來應該得到幫助，包括來自醫生的。醫生應該尊重我不想吃藥的意願，只是大部分醫生沒有，我們對精神病人有一種「我知得清楚過你」的心態。就算一個人選擇吃藥，他也應該要清楚知道自己在吃的是什麼藥、那些藥在他身上會有什麼作用、會有什麼可能的副作用，還有整個治療方案是怎樣的。病人應該有權利參與決定這個治療方案，而不是醫生決定一切，這就是informed consent（在有充分資訊底下的同意或選擇）。我認為這就是醫療制度的問題，為什麼病人常常沒有選擇？例如公立醫院不能自己選擇醫生，也不能要求換醫生，當一個人知道自己不能單靠藥物治療的時候，卻沒有足夠的臨牀心理專家、社工與營養師可以幫助他。在官僚系統裏醫生的意見是最權威的，這些是否可以改變？如果一個人有精神困擾的時候，精神科不再是他唯一的選擇，而可能是心理學家與社工組織跨學科的團隊去幫他想一個復康方案，或者我們不以一個個人為單位，而是連他的家人也成為幫助的對象，那情况就會很不同。但這些在香港像天方夜譚。

問：病稱有沒有可能幫助一個人去接受家人情緒的異常？又或者一個人可以藉由判病得到安全感：我只是病了，我接受治療就會好的？

答：有人會覺得自己所面對的事情沒有人能理解，但病稱讓這些事有一個說法，讓人理解到他所面對的困難，那他就會依附着這個病稱。精神病人即使過了五年、十年，還是帶着這個病稱，叫「精神病康復者」，限定了他人生的可能，這就是為什麼我這麼抗拒病稱。病稱不只是病稱，而是影響了一個人與其他人的交往和關係，一旦「朋友」變成「精神病朋友」，你對他的行為、他理解自己及與你的關係也不同了。

當我們說一個人有精神病，其實是什麼意思？就是他正面對一個很複雜的處境，首先要食很多藥，然後那個人所有的感覺、所有的經驗都會被人翻譯做同那個病有關，無論做什麼都會被人認為是因為精神病。一些正常會發脾氣的情况在這種有病稱的關係下，就變成了「你有無食藥？你係咪病發？」不只別人這樣對他，自己都會對自己正當的需要和情緒反應多了一重自我懷疑：到底我現在是不是病發？自己監視着自己的情緒不能有高有低，因為一有高低又會被人說是病發又再加你藥，這是一種公你贏字我輸的狀態，是根本的不公平。他的經驗不會被肯定和正視，然後他會內化了這種「我有缺陷，我需要被特別看待」的想法。

其實一想到「接納」，就已經不是平等的關係。我需要的不是關愛、接納或者慈善，我需要的是平等機會，我和所有香港人的處境一樣，我需要的是一個合理的居住空間、有工作的保障，希望有親密關係。但在社福的框架底下，精神病人得不到這些東西，他們被丟去中途宿舍，和幾十個狀態完全不同的人困在一起，然後被管理，沒有私隱，打交又話你病發，但幾十個人住在一起怎可能不打交？食物又難吃，怎會開心？所謂就業輔導其實是庇護工場，連最低工資也沒有，還要好像施捨你一樣要你感恩，那怎可能不爆？

我們要思考的是，為什麼要將人推到這麼高壓的狀態？這是資本主義的問題，現在我們都是處於一種朝不保夕的狀態。十年前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是萬幾，現在也是萬幾，但衣食住行的費用已經完全不一樣，等同推人去死。有些人達不到這種極端的標準，自然就會啪一聲掉下來，然後他們就被當成精神病。不高產能、不幫助這種秩序運行的生活型態都會被排除，精神科就是透過「科學」的方式進行社會控制。

問：像以前同性戀被列為精神病？

答：對。而且這些是很arbitrary（隨意）的，什麼叫精神焦慮？其實個個都焦慮的。我去覆診的時候看到的多數是家庭主婦，因為她們要上班，又要照顧自己的家庭，處於很大壓力之下，但她們得不到認可，家務勞動也沒有被當成有經濟價值的東西，還有男女不平等以至家庭問題，飽受精神壓抑。你說她有焦慮症是什麼意思？沒有意思，只是將整個問題轉嫁了給她：是你的問題。這樣對待弱勢是非常可恥的。同樣道理，憂鬱症、精神分裂，單是吃藥但沒有改變他們的生活狀况，只是勉強支撐正在瓦解的東西而已。

問：但政府不解決社會結構的問題，醫生也不可能做政府的工作。

答：其實應該要從預防與改善生活狀况的角度去想，令社區變得安全，人和人互相支援，有人有困難的時候不會落單，這些才是最重要的，而精神科只是一個塞子塞住即將崩塌的堤壩上的洞。

我們常假定精神病人不能自理、需要監控，將他們視為社會的潛在威脅，這個本身就是歧視，精神病人在重重的監視底下其實很難犯罪。某程度上那些院舍，或者福利提供的選擇，將他們隱藏在社會邊緣，看不到就算解決了，然後他們就在裏面浮浮沉沉，出不到來，一世都吃藥，一世都拿綜援，政策上也沒有以自主獨立生活作為康復的目標，不顧人的精神健康與生活質素。

問：政府解決不了問題便解決人？

答：有這樣的感覺。我必須強調一個人的精神狀况那麼差是有一個過程，不是昨天沒有病，今天突然有個病進入身體，即使有一個階段情况很差，需要藥物又好，需要其他幫助也好，我們幫助他所謂康復是要創造條件給他可以自立。假如全香港的居住問題得到解決，精神病患數目一定大減，所以這不是精神病患獨特遇到的問題，而是全香港的問題，如果將他們例外處理，其實是遮蔽了這些社會問題，不應將精神病的問題割離於整個社會。

每個人都應該有權利有一個可負擔、穩定的居所，工時不應那麼長，家庭暴力的事件也不應出現。我們的社會有沒有條件改善這些方面？如果沒有的話，「精神病人」一定會持續出現，而且愈來愈多。現代人也不懂照顧自己的心靈需要，沒有人教我們要肯定別人的感受，我們從小都是被否定的。我們的父母不懂，我們也不會懂。不論在家庭、教育、工作場所，甚至朋友之間，都是互相否定與擠壓，每個人都變了一個很孤獨很憤怒的人，隱藏自己的情緒，自然會變成精神疾病。

問：家人或者照顧者面對這些情况應該怎樣做？看過的資料都只說要包容、陪伴、適當的關懷，其實都是很抽象的東西，讓人很迷惘。

答：很多人不懂面對別人有不同的情緒，簡單如哭泣可能也不懂處理，我想現在很多人是因為不懂處理，就淡化別人的經驗：「無事的，開心點，不要想太多，不要太敏感。」當愈來愈不被理解，對抗就會更強。其實是有方法的，一個人由抑鬱到自殺是很漫長的過程，那可能代表他前面一段經歷介入的人都錯了。你先要信任那個人，我們現在就是不再相信對方，然後硬捉他去醫院，要他吃藥。他就多了藥物與標籤的問題，這個標籤改變了整個關係，阻礙了他的痊癒。痊癒是什麼？就是與周圍與社會重建關係。

問：你對早前報道街頭義診的精神科醫生有什麼看法？

答：我希望她以病人的身分被關幾個月不能出院以後才說這種濟世為懷的道德妄語。精神病人強制入院不單是需不需要的問題，有需要住院不代表可以合理化現行強制入院的機制。入院的過程本身可以是創傷，權力亦不對等，有建議修例，社工和家屬應有更多角色。另外任何病人都可以自己出院，唯獨精神病人沒有這個權利。

人們一直看不起精神病人，精神病人說的話也常被質疑，假如我今天是一個社工，人們就會覺得我說的這些話很可信。我們常講精神病人暴力的問題，其實我們應該更關注施予精神病人的暴力，例如情緒暴力、身體虐待，甚至是性暴力，當他們嘗試反擊的時候卻往往不被相信，被滅去聲音。如果你說精神病人有暴力傾向應該被關起來，多數有暴力傾向的都是男人，那應該把所有男人都關起來才對。

文：林越慧

訪問場地提供：香港文學生活館

編輯：馮少榮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卓文 - 警隊社團化

夾心人   2017年3月1日

香港警隊在殖民地時代，被稱為「皇家警察」。九七回歸後因政治需要，撤去皇家稱號。少了前宗主國認證，似乎出現返祖現象，「七警」一案後警隊愈似社團運作。先作免責聲明，本人政治中立，意見不涉價值判斷。黑社會也有愛國的。

社團中人「燒紅紙，拜過關二哥」就是自己人，要講義氣。同樣，「着得件制服就是自己人」（電影PTU對白），不論好壞，夥記有事，點都要撐，這就是現今特區警隊文化。七警毆打示威者，法官認為令警方蒙羞，判處較高刑期。不過三萬多警員和家屬，不但不尊重獨立司法調查判決，更不感謝法官還警隊清譽，反指沒有公義，部分甚至大罵狗官，反應比社團更加社團。在這群男子漢心目中，毫無疑問，義氣比法治更重。

警方以警員協會「討論專業及業務性質會議」，免去不反對通知書申請。若社團採用同樣理由舉行集會，不知警方會否接納？「會議」上，有講者大聲「X你老母」，兼比喻失義，文化水平和社團人士無異。員佐協會建議設立「辱警罪」，不知「X你老母」算不算辱警？人必自X，然後人X之，警察大佬以後給人問候母親，也要默默承受，只怪這師兄太過興奮，不顧後果，噏得就噏。

最好笑的是有「安家費」。社團中人因為辦事被捕，組織有責任提供金錢幫助其家庭。想不到七警情緒失控犯事，也會得到協會籌款。最難得是有政團襄助，日前籌得超過500萬元。這慷慨和義氣表現，相信社團也自愧不如。

嘿，忘記社團阿嫂在雨傘運動時曾在微博支持。若我是龍頭大佬，現在必搞一個籌款大會，趁機和警察拉拉關係，那就真是警民一家親了。

程翔 - 「六七暴動」，遺害至今

星期日生活   2017年1月22日

【明報專訊】今年是香港1967年暴動的50周年。這件發生在半個世紀前的事件，其爭議性和敏感性至今未稍減。香港主流社會稱之為「左派暴動」，但香港左派則堅持要稱之為「反英抗暴」。即使是十分同情左派的北大法學院副教授強世功試圖用一個比較中性但仍然帶有肯定意義的名詞「六七抗議運動」來稱呼它，也遭到極左人士的鞭撻，其敏感性於此可見。

這場暴動的成因，既有內因（即香港自1949年以來積累下來的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又有外因（即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向境外蔓延），而以外因為主，如果兩者可以量化的話，我認為內因三成、外因七成。為什麼內因只佔三成？我們以「六七暴動」之前發生的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五分錢，引起民憤造成騷亂為例子，其大背景同樣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匯聚，但當時香港左派沒有介入，騷亂雖然也造成1死18傷，1800多人被捕，但只不過幾天便平息下來。所以，單是內因，不可能造成持續半年多，遍及全港九新界、傷亡近千人的大規模暴亂。

香港左派當然不會同意這個「三七開」的分析。2013年12月，工聯會印發《工聯會與您同行——65周年歷史文集》，形容這場暴動為「愛國、反殖、反迫害、要求人權」的鬥爭，它說：「1967年的反英抗暴，是哪裏有壓迫，哪就有反抗理論的印證，其性質是一場香港市民不滿港英高壓統治及民生困乏而進行的反擊，是愛國、反殖、反迫害，要求人權、生存和維護權益的鬥爭」。工聯會的論述只字不提文革因素，這種非常偏頗的論述，至今仍然是左派的主流看法。

本來，任何社群對任何事情都可以抱持任何看法，這是社會多元化的一種現象。問題是，隨着中共的崛起以及對香港的影響日益增長的情况下，香港左派這種偏頗的看法，愈來愈影響着主流社會的正常運作，這就值得我們關注。

為了說明問題，我們必須分析一下「左派」這個群體在「六七暴動」前後的狀態。這裏必須界定什麼是「左派」。在香港這個特殊的政治環境，左派可以有狹義和廣義兩種解釋。狹義的，是指凡是在組織上加入了中共地下黨以及其領導的機構的人士，以及生活來源主要依靠這類機構（企業、學校、社團、各類事業）的職工。廣義的，則除了上述群體外，還包括在思想上感情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及其領導的都可以稱為「左派」。換言之，狹義的，以組織劃線；廣義的，以思想劃線。本文所指的「左派」主要是指狹義的「左派」。但筆者必須在此聲明，我絕對無意「一竹篙打沉一船人」，在我認識的「左派」人士中，絕對有好人，例如被《消失的檔案》紀錄片羅恩惠導演所讚許為「香港的恩人」吳荻舟和我《文匯報》的原上司金堯如等，他們是「左派」裏極開明、理性和具有良知、具有反省能力的人，可惜這些人鳳毛麟角，「左派」作為一個整體，仍然是一個比較落後的群體。

六七前後的「左仔」

「六七暴動」前，香港「左派」代表一股新興的社會力量。「左派」事業蓬勃發展，人才輩出，在香港愈來愈受主流社會接受乃至歡迎，這是事實。但是在「六七暴動」期間，「左派」由於採取「極左」的鬥爭方法，漸漸脫離群眾，而且因為鼓吹和使用暴力，使「左仔」成為「恐怖分子」的代名詞。所以，暴動之後，他們長期受到主流社會排斥，原本很興旺的左派事業一蹶不振。左派群體處於一種「政治上慘敗，經濟上困頓，社會上遭到邊緣化」的狀態，這使他們在往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抬不起頭來，長期處於強世功教授所描述的「無言的幽怨」的狀態中。

但是，對他們造成更大傷害和令他們感受到壓抑的，恐怕還是中共對「六七暴動」的全盤否定。毛澤東逝世後，中共全面否定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由於「六七暴動」是文革的境外延伸，自然也受到全面否定，這就使很多懷抱着「愛國、反殖」旗幟積極參與「六七暴動」的人頓失精神支柱，很多人因而精神崩潰，筆者有位《文匯報》同事更因此而走上自我了斷的絕路。

如果僅僅是香港社會對他們的排斥，他們還可以勉強以「愛國反帝」為由替自己開脫。但是遭到「阿爺」的否定，則從根本上摧毁了他們的自信心：一覺醒來原來是犯了「左傾」幼稚病，盲目地執行了錯誤的路線。對他們來說，得不到港人的諒解他們並不在乎，但得不到「阿爺」的認可就真的是要了他們的命。

在這種精神狀態下，他們唯有自己「抱團取暖」。在「六七暴動」之後的15年（1967至1982年）裏，他們過着一種「兩邊不是人」的日子。作為一個群體，他們不但被香港主流社會邊緣化，更被「阿爺」冷落了。直到1982年中英開始談判香港前途問題，「阿爺」需要借助「基本群眾」的支持，他們才總算開始「政治翻身」。

邊緣化後形成性格缺陷

在這15年間，香港的「左派」形成一種十分不健康的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一直持續到今天，並且影響着今天的政治生態，其特點如下：

一，「唯我最愛國」、「唯我最革命」的心態十分嚴重。由於「愛國」、「反帝」是他們在「挾着尾巴做人」的日子裏唯一安身立命之所，也是他們在「兩邊不是人」的日子裏相濡以沫的信念基礎，所以這種自詡「愛國」的心態令他們千方百計要壟斷對「愛國」的解釋權（什麼叫「愛國」）和定義權（誰愛國誰不愛國）。形成他們動不動就質疑人家是否「愛國」，一切以是否符合他們的「愛國」標準來劃分敵、友、我。問題是，他們的愛國標準，是非常狹窄的，這一點詳下。

二，「階級鬥爭覺悟」很高，「對敵鬥爭立場」很堅定，所以，他們的「鬥爭」神經線始終繃得很緊，這種「立足於鬥」的特點是今日很多「左派」人士普遍存在的性格特點，尋找鬥爭對象則成為他們存在的最大價值。

三，「排他性」很強：對內則排斥非我族類的政治人物，對外則形成狹隘的民族主義。由於他們長期處於社會邊緣，環境迫使他們一方面孤芳自賞（這是「唯我獨愛國」的結果），另一方面疑神疑鬼（這是「鬥爭」意識過高的結果），形成他們只認同自己的生活小圈子內的人物，對小圈子外的人持有猜疑、防範、排斥的心態。

四，文化水平偏低，外語能力薄弱，現代知識匱乏，欠缺國際視野。香港「左派」由於受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接受了毛澤東「知識愈多愈反動」的錯誤觀點，在香港掀起「抵制奴化教育」運動，所以普遍不重視文化，對英文更是鄙視。由於仇恨西方世界，使他們不願意接受現代知識，所以都不具備國際視野。

五，獨立思考能力欠奉，「盲目服從上級」變成他們習慣性的思想和行為模式。由於中共強調「五個統一」（即「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使到整個「左派」群體最要命的地方是無法培養出獨立思考的能力，他們只知道盲目服從上級而不論其對錯。

香港左派社群呈現這些「性格缺陷」（character flaw），也許他們自己也不自知，非左派人士更無從了解。筆者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加入《文匯報》，從「非左派」的大社會進入「左派」這個小社會，頓覺極大的反差，正是這些強烈的反差，令我很早就思考將來一旦他們掌權會對這個社會帶來一些什麼消極的影響。

「陰謀論」上綱上線

這裏不妨舉幾個例子來說明這種嚴重的性格缺陷如何形成他們對人、對事、對政策的扭曲的看法。

1. 對「美孚新邨」的攻擊

在1968年，美資的美孚石油公司（Mobil Oil HK Limited）將其位於荔枝角的油庫遷往青衣牙鷹洲，將原址改建為美孚新邨，這是香港第一個以中產人士為主的大型屋邨，亦是香港進入小康社會的一個標誌。在當時，它是物業管理上的一個創新，是香港第一個建立現代屋邨管理制度的地方。所以當它推出的時候很受香港中產階級歡迎。1974年我加入《文匯報》不久，負責經濟新聞的採訪。我收到新華社（即今天的中聯辦）的通知，不能「宣傳」美孚新邨，因為它是美帝國主義藉地產發展輸入美國的管理意念和生活模式，從而間接輸入美式的意識形態。我接到這個通知，簡直是啼笑皆非。

從這個例子人們可以看到很多問題：一個地產發展項目，可以被扭曲為意識形態入侵的計劃；發展這個項目的動機是發財，卻被扭曲說成是政治陰謀；明明是一個社會進步的象徵，不但不歡迎它，反而是刻意去貶損它。

2. 對香港大學校長黃麗松的懷疑和防範

美孚新邨是對事情的曲解，對人又如何呢？我這裏可以舉已故香港大學黃麗松校長為例。1972年黃麗松教授出任香港大學校長，是港大60多年來第一位華人校長。當時我尚在大學，我們普遍認為這是經歷「六七暴動」後，港英當局有意緩和華洋矛盾，主動地在重要的非政權機構實行華人化政策，是值得歡迎的事。我加入《文匯報》後，報社領導告訴我，黃麗松長期在馬來亞的大學教書，配合英國殖民地政府圍剿馬共，所以，英國政府派他來港，就是要配合港英鎮壓香港的共產黨。中共這樣看待黃麗松，完全是站在「政治陰謀」、「對敵鬥爭」的角度看，我當然無法認同。黃麗松是否有配合英國圍剿馬共我不知道，但斷言他來港是要協助港英圍剿港共則難以置信。「左派」對他的偏見一直持續到1982年鄧小平接見黃麗松請他協助培養97後的治港人才後才漸漸消除。

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左派」動輒以「政治陰謀」、「對敵鬥爭」的角度看待別人，造成對人的錯誤定性，也強化社會敵對意識。

3. 批判「夏令時間」

1973年石油危機後，西方國家普遍實行「夏令時間」藉以節省能源，香港作為西方經濟體的一部分亦都跟隨實行「夏令時間」。但是「左派」領導竟然說這是港英一個分隔香港和內地的陰謀，使兩地無故出現時差，從而在生活上離間兩地人民。這種謬論持續到八十年代大陸也跟着實行「夏令時間」後才銷聲匿迹（大陸是在1986年實行，1991年取消）。

夏令時間這些雞毛蒜皮的事尚且可以上升為政治陰謀，則他們對港英七十年代以來種種社會改革都持批判態度就可以理解。港英在總結「六七暴動」後採取的社會改革措施都被認為是用來麻痹群眾的「改良主義」懷柔政策，藉以同「愛國陣營」爭奪群眾。「爭奪群眾」一詞，說明他們感受到香港社會愈發展，抱殘守缺的「左派」就愈失民心，他們被邊緣化的情况也就愈嚴重。

所謂見微知著，從這些對人、對事、對政策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原來在「左派」眼中，遍地是陰謀，到處是敵人。小事尚且可以上綱上線曲解為政治陰謀，則到真正重大政治事件發生時，陰謀論就會更加鋪天蓋地而來。這些都是我親身經歷的事例，它使我自此對「左派」散發出來的任何「陰謀論」都嗤之以鼻。

回歸後 落後取代先進

「左派」這些與香港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文化特徵，符合社會學家所稱的「受圍困心態」（siege mentality）。這種心態，形成於「六七暴動」後長達15年的龜縮期，卻嚴重地影響着今天香港的政治生態和環境。本來，任何社會都會有一些有嚴重「反社會」傾向的人，不足為奇。社會學家稱之為「亞文化群體」（sub-cultural group），通常這些群體由於缺乏政治能量，對社會不會帶來太大的危害。但是，香港「左派」由於與中共有血緣關係，當中共對香港的影響力日益增長時，香港「左派」（中共的「親兒子」）哪怕再愚昧落後、無知無能，也終於有「揚眉吐氣」的一天。問題就在這裏：當一個在回歸前相對落後的「亞文化群體」，在回歸之後憑借「阿爺」的權威（而不是自身的能力）要取代比之先進的主流社會時，香港就無可避免地會出現倒退和撕裂。

回歸以來，這種以落後取代先進的例子比比皆是，筆者認為，最嚴重的有以下幾種：

第一，以水平較低的人取代水平較高的人。

香港的左派作為一個中國共產黨依靠的群體，他們自身承擔不了「治港」的任務，辜負了國家多年的培養，卻對一些有能力但不盡認同他們看法的人進行排擠。這使香港很多能人都無法貢獻社會。

從中共「白區」工作的經驗看，地下黨以及它所領導的親中共群眾（即本文所說的「左派」）是承擔着在「解放大城市」後對該城市的領導及管理工作的。中共對香港雖然並不打算採取過去的「解放大城市」的模式，但在「六七暴動」前的左派不少人仍然是肩負這個任務的。但是，經過「六七暴動」後，香港左派陣營整體而言急劇退化並落後於主流社會，使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文化水平和國際視野去管理一個現代化大都會。這從臨近九七才匆匆派譚耀宗去英國惡補英文可見一斑。

中共對香港「左派」的不濟是瞭如指掌的。早在中英談判香港問題時，筆者就不止一次地聽到中央一些官員私底下憂心忡忡地指出，「九七後我們自己的人無法有效管治香港」。據筆者了解，若干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港澳事務的曾慶紅就曾經對民建聯的訪京團說，中央對民建聯很失望，國家培養了你們這麼多年，到現在還是改不了形象，出不了人才（大意）。其實，這不是一個民建聯的問題，而是整個「左派」的共同問題，其根源就是我上文提到的「文化缺陷」。只要這個問題不解決，整個「左派」都不可能出人才。

舉一個例子：民建聯的創黨主席是曾鈺成。作為創黨主席，他自必然會受到外國傳媒的追訪。由於他經常接受外國傳媒的訪問，竟然成為他不見容於民建聯的罪狀之一，而理由卻是十分可笑：民建聯有人認為他經常接受外國傳媒採訪，是想突顯自己英文好，使其他人不能挑戰其領導地位，因為民建聯內部沒有人具備他的外語能力。這種責難簡直是滑稽無聊。難道作為香港第一大黨，派出不懂英文的人進入香港的最高決策部門行政會議（他們連用英文撰寫的報告都看不懂）才是香港之福？對一個民建聯的創黨主席仍然百般刁難不服氣，你能期待「左派」能出人才嗎？

對根正苗紅的曾鈺成，尚且因為他會說流利英語而不見容，其他人就更等而下之。筆者認識幾個港大校友（例如為國捐軀的陳毓祥）都願意加入民建聯做中常委可惜始終都未能如願以償。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到，自從「六七暴動」後形成的「一左二窄」（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對「左派」的評語）的群體性格特點，是如何妨礙「左派」產生一些讓港人折服的人才。倘若出不了真正的人才，卻動輒欲佔據香港的領導地位，其不令香港倒退撕裂幾稀矣！

第二，以落後的意識形態來取代比較先進的意識形態。

隨着左派話語權的逐漸增加，他們那種比較扭曲的意識形態逐漸蠶食了香港社會原有的比較正常的意識形態。這裏舉兩個比較嚴重的例子。

1. 顛倒了香港的「是非觀」和「價值觀」。

回歸後，在「左派」的壓力下，特區政府通過頒授大紫荊章給楊光的舉動，變相為「六七暴動」平反。在2001年的授勳中，特區政府給楊光頒授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同年卻頒發低一等的金紫荊星章給商業電台總經理何佐芝。前者是發動「六七暴動」的（台前）主將，卻得到最高榮譽，後者是反「六七暴動」電台（其播音員林彬因反暴動而被活活燒死）的老闆，只能得到次一等的待遇。這種完全顛倒香港主流社會價值觀、罔顧大多數香港人感情的處理方式，必然會造成社會的撕裂。

2. 通過壟斷對「愛國」的話語權，宣揚一些「盲目愛國主義」。

上文指出，「愛國」是左派藉以度過「兩面不是人」的充滿「無言的幽怨」日子，也是回歸後他們最大的政治資源，因此他們有必要設法壟斷對「愛國」的定義權。所以，「愛國」的定義愈窄愈好，否則這種政治資源就會被人分沾。根據他們同中共的血緣關係，他們眼中的「愛國」，必須同時要：

愛黨以及黨的最高領袖；

愛黨建立的「一黨專政」制度；

愛黨建設的社會主義事業、中國夢；

愛以中共為領導的中國；

愛中共提倡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這就使「愛國」成為只能夠由他們自己享有的一種特殊的政治權利，同廣大人民無涉。這種險隘的「愛國」定義，與鄧小平當年設計「一國兩制」時的定義相去甚遠，完全背離了鄧小平的原意。

美國三名政治心理學家Robert T. Schatz、Ervin Staub和Howard Lavine發表了一篇文章，論述兩種愛國主義，一種是「盲目愛國主義」，另一種是「建設性愛國主義」，前者的思想特點是：1，毫不置疑的正面評價；2，毫不動搖的支持；3，不能接受批評；4，對象徵性行為（如對國旗致敬）賦予過高的重要性。與此相適應的行為模式則是：1，政治上不妥協；2，狹隘民族主義；3，強調外來威脅；4，選擇性地接收對國家好評的信息。相反，建設性愛國主義的思想特點是為謀求正面的改善而對現行政策進行質疑批評，與此相適應的行為模式則是：1，政治包容度高；2，對異己的吸納性強；3，政治運作效能較強；4，個人的利益、知識和行為都比較包容寬宏。

從以上所列舉的特點看，香港左派所提倡的「愛國主義」完全符合「盲目愛國主義」的定義。這種意識形態，同香港社會長期來形成的多元、開放、包容、理性的特點格格不入，這就造成很大的撕裂。近年社會湧現出的「愛」字頭組織，打着「愛國」的名義，採取紅衛兵、義和團式的手段去「肢體攻擊」被他們認為不愛國的人，又發動內地「五毛」去群起而攻一些有民主傾向的香港影藝界人士，杜絕他們在內地登台演出的機會，這些情况，在在說明香港社會原先比較先進的文化、意識形態正被一種水平比較落後的文化、意識形態所侵佔。

第三，以「極左」觀點誤導中央，使中央無法準確判斷香港的實際情况。

2003年香港發生50萬人示威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中共高層非常緊張，要求各部門認真研究香港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一時之間，黨、政、軍、警、特、商、學、人大、政協等部門紛紛派人來港做調研，出現所謂「全黨辦香港」的局面。據筆者了解，不同渠道的收料員幾乎都從香港左派得到相同的信息，例如：

香港人長期生活在殖民地，沒有國家觀念，連立法維護國家安全都不願意，而回歸後，由於沒有系統地進行「非殖化」教育，形成「收回主權，未收回民心」的情况，因此今後不但要加強國民教育，培育愛國心，還要進行「非殖化」教育才能切斷與英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聯繫。

香港長期作為英國殖民地，是美英帝國主義用來顛覆中國的一個重要據點。香港所有政治風波都可以看到美英的黑手。在美英帝國主義影響下，香港人「民主抗共」的意識非常強，這會直接威脅到國家安全。

香港的所謂「泛民主派」，匯集了傳統的反共勢力如：法律界、宗教界、新聞界、教師界，是「民主抗共」的最堅定的支持者。因此，「我們」同「泛民主派」的矛盾是敵我的矛盾，必須堅定不移地予以打擊。

在「全黨辦香港」的背景下，全黨不同部門都不約而同地接收到這樣的信息，顯然就會誤導中央，使中央無法準確判斷香港的實際政情。這些錯誤信息就導致中央和特區關係出現一個不斷向下盤旋的「惡性循環」。

筆者總結出危害香港社會的這三大問題，都是植根於香港左派這個群體的性格缺陷，而這些性格缺陷的形成則可以直接追溯到「六七暴動」，是以筆者認為，「六七暴動」禍延至今。

文：程翔

圖：資料圖片

編輯：屈曉彤

陳文敏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017年3月1日

【明報文章】前特首曾蔭權被判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罪名成立，法官在判刑時指出，雖然他在過去四十年的公職生涯中無庸置疑地對香港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但他犯案時是特區的最高級官員，有違誠信的行為便顯得更為嚴重。在考慮過所有求情的理由後，法官最後將三十個月的刑期改為二十個月。

這是一件令人傷感的案件，一時的貪念，便可毁盡一生。正當北來的貪風在特區颳得愈來愈凜冽之際，這案正好重申廉潔奉公的香港核心價值。

有位內地朋友對我說，這個判案令他更感一國兩制的可貴，他說這樣的判案在內地一定不會發生。由於曾先生位高權重，在香港人脈廣闊，故從一開始律政司便徵詢海外資深大律師的意見。整個審訊完全公開，控辯雙方皆聘請了最強的律師團隊。為避免嫌疑，控方的主控團隊亦由海外資深大律師領軍。法官就案情作出詳盡解釋，清楚引導陪審團，至判罪後法官亦詳細考慮求情理由，不偏不倚地作出判刑及解釋量刑的理由。公平審訊，特首犯法與庶民同罪，這正是香港法律制度可貴的地方。

同樣地，在七警案中，各被告均有最強的律師代表，法官判案時清楚詳盡分析證據，電視台拍到受害人被抬到暗角，雙手被綁，倒在地上被毆打。若片段屬實而非捏造，那剩下的問題只是毆打者是否該七名被告及各人的刑責。這些問題絕對可以討論，被告亦有上訴的權利，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若執法人員犯法，不是該同樣受法律的制裁嗎？

朋友傳來警察集會的場面，然後寫上「支持」二字，但支持什麼？我支持警方盡忠職守，尊重警方專業無私，感謝警方維持治安、除暴安良，但大前提是香港仍是一個法治的社會，絕不該縱容濫用私刑。德國領事館的聲明也指出，這只是警務人員濫用權力被判罪的案件。警隊絕對可以借此機會宣揚警方竭心盡力服務市民的事例，贏取市民的支持，但在鏡頭前我們見到幾萬人在喊粗口，這是我們希望見到的專業警隊嗎？法例上已有襲警罪、阻差辦公罪、公眾地方擾亂秩序罪等，這還不夠給警方保障而要修訂絕對可以被濫用、置警方於法治之上的辱警罪嗎？

練乙錚 - 長毛唔使喊 建構協調機制有門路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3月1日

特首小圈子選舉是猴子戲，選出的猴子姓甚名誰、公開的競選綱領是甚麼等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猴子選出之後會按北京的專制意旨管人。人的合理策略因此是盡量降低猴子在代理北京間接管治香港時的效率；這個效率越低，猴子對香港的破壞力就越低。由此得出反對派的合理參選及提名方略：無論勝出的猴子是誰，務必使其得票數盡量接近601。那樣就可把勝出的猴子的體制內權力合法性降低到近乎零。要達此目的，反對派的選舉行動便須盡量精準，協調因此而重要，而不是為了要「造王」，幫某猴子上位。

無權參與選舉的大多數香港人很通達，因此在這次特首選舉遊戲裏，並不在意反對派選委能夠把票投給一位絕無勝出機會的民主派參選人。長毛梁國雄達不到3.8萬公民提名門檻，放棄參選特首，便與此有關。事實上，長毛得到的簽名僅2萬個左右，比他多次在新東競選立會議席的一區得票數都低一大截。這不表示民主派選民對他或對公民提名失卻興趣，而是反映群眾更在意那300+位傾向民主的選委策略性地把提名票集中投給最有能力威脅西環力撐的林鄭，從她的手上搶走最多的選委票（就算無法阻止她上台，也要盡量消減她的權力合法性）。

長毛不如選民通達

換句話說，長毛參選失敗，反映民眾把小圈子選舉的實效看得比原則重要；這無疑與一些民主派的取態相左，卻絕對無可厚非，因為選票彰顯的民意，不一定是誰最應該當選，而可能是誰最不該當選；兩者同樣理性，而政治理論並不能判斷哪一種民意更高尚。因此，「ABC」、「棄保」等策略性投票不僅無咎，有時甚至是很好的。

細看清楚，不少選舉遊戲裏的初選或者二輪投票，其實都隱含要求一部份選民把票投給不是自己最稱心的候選人，只不過制度化了，能把那樣做的效率提高，先小人後君子，更可把陣營內部各派系之間的矛盾減到最低。畢竟，同一陣營裏，「𠝹票」指控層出不窮絕對傷和氣，一直以來的立會選舉和這次特首小圈子選舉都說明這點。

因此，反對派無論是以往由鄭宇碩等人搞的協調，還是近年戴耀廷搞的雷動計劃等，都是有意義的嘗試，選民的大多數也是樂見其成的，可惜結果都不太理想。原因並不是缺少了一個強有力的民主領袖，因而未能規範各派系全部參與協調或初選、服膺機制（當權派有西環壓頂，一樣搞出「出走事件」，比反對派更難看，便說明這點）。真正原因，其實在當權派和反對派兩大陣營裏都一樣：香港目前所有的政黨，基本上都是列寧式的政黨，即由精英建立黨組織並提出一套意識形態號召群眾支持而成，核心理念堅硬難變通，便是像公民黨和民主黨那麼類似，也不可能兼容整合。

民主國家裏的政黨，意識形態比較鬆散，其性質更像初選平台和終選輔助器。美國的政黨是由新興運動、傳統派系、初選平台、終選機器這四者組成。派系和運動都相對封閉、排他；平台和機器則比較定型、開放，幾乎甚麼人甚麼主張都可以登上黨內初選平台，得到足夠的民意支持便可勝出，然後全權使用終選機器。例如，特朗普的貿易和移民政策就和傳統中間偏右的共和黨派系截然相反，彼此之間的敵意也非常強烈，卻在同一個平台上爭奪出線權。像香港反對派裏的泛民與本土割席、左膠與右膠不共大台的情況，在美國不必也沒有出現。

美國政黨平台開放

由此可見，美國兩大政黨因為有終選階段關鍵的錢和人手供初選勝者動用，各黨新老參選人於是都願意投入首階段初選，在黨的平台上與其他同黨異派候選人一決雌雄，之前之後都不另起爐灶。然而，有錢和人手還不足以撐起這個體制；第三個關鍵因素是初選平台要有能夠包容各種異端的「政治雅量」。換句話說，黨內初選勝者儘管可能很極端很排他，但政黨的平台和機器卻十分開放包容。

所謂異端，通常由黨內新興運動而不是傳統派系提出，如果運動因此而不為黨內主流接納，從平台上被趕出去，成為黨外力量，就會出現𠝹票等矛盾。再以特朗普為例，在宗教取態方面，他並不接近共和黨內最強大最保守的福音派。他不僅重婚，還在性事方面言行不檢，福音派卻沒排擠他，因為他答應勝選的話會提名超保守的人當聯邦最高法院法官；對福音派而言，那比特朗普的個人宗教觀念重要得多。

在經濟方面，特朗普更反對現存國際貿易關係，同時反對以輸入外勞解決美國人力不足的問題，這些都不討好共和黨內的商界勢力，但後者看重特朗普的反規管尤其是金融業方面的反規管承諾。例如，他決意推翻2008年環球金融風暴過後由奧巴馬政府推動的金融業規管法（Dodd-Frank Act），並規定以後凡要通過一條新的規管法例，必須同時廢止兩條現存的規管法例。權衡輕重，共和黨商界勢力大體上還是同意特朗普走畢黨內初選全程。試想，如果這兩派勢力都因為特朗普的一些異端邪行而排擠他，導致他脫離初選機制，則這一次大選，民主黨希拉莉已經贏了。

香港的反對派如果要建構有效的初選機制，在財力、人力和政治雅量方面還差多遠？筆者認為，人力方面，香港反對派能調動的義工數目不容小覷；自決派和本土/獨派，動員能力也不能低估；但是在財力和政治雅量這兩方面，香港則嚴重不足。初選平台對各種非常重視本身獨立性的新興運動要有吸引力，錢很重要；平台給不出這種支持，誰願意受限制跟你一起玩？

本土小商戶或成救兵

香港當權派政黨有阿爺的直接間接無限量財力支持，但反對派就無此優勢；便是財源比較豐厚的民主黨（有教協支撐？），也絕對比不上能大派蛇齋餅糭的民建聯等左派政黨。反對派政黨內部財力十分拮据，還有餘力拿真金白銀支援一個足夠吸引的初選平台？不過，取得額外財力的門路還是有的，正待開發，那就是數目龐大的「本土小商戶」。

本土小商戶指那些只在香港範圍內經營小生意、沒有直接大陸業務的香港生意人。這些人的政治立場分佈，很可能與一般民眾沒有很大分別，即大約六四開支持民主，甚或還因為受到紅色資本擠壓而更加有感。但是，他們至今沒有在社運裏扮演明顯角色，一些左翼朋友更可能因為這些人的老闆身份而討厭、疏遠他們；個別商戶或行業在佔運裏的態度也可能影響了大家對他們整體的看法。他們不是甚麼大商賈（生意做得大，少不免要跑大陸、出入中聯辦），但集腋可成裘。藝人何韻詩受來自中國的政治封殺，但幫助她取得場地搞表演的，卻是一批小商戶。見微知著，說不定小商戶就是未來反對派建立具足夠吸引力初選機制的重要支援者。

政治雅量方面，由於反對派政黨運作模式帶有很強的列寧黨色彩：意識形態行頭，「論述」清晰，排他性強，黨同伐異有時到了不理性地步。不過，從去年9月立會新一屆議員上任起，反對派各派立會黨團有了更多良性互動。這些互動將慢慢增加，而越接近2047，社運受到來自中國北京的威脅和干預便越甚，各傳統派系和各新興運動的領導者都知道這點，因此會有更大的協作意願。若林鄭當政，機制將更快出現！

建構初選和協調機制困難重重，但至今都不致命；門路清楚了，等待着有心人去繼續闖。

吳靄儀 - 法官的尊嚴

2017年2月27日

【明報文章】我不認識杜大偉法官，但差不多二十年前，他在西區裁判法庭審訊的一宗案件，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1998年，回歸不久，臨立會進駐舊立法局大樓會議，梁國雄及他三位四五行動成員在公眾席上抗議，被保安制止及帶走，其後交警方檢控，在西區裁判署審訊。當值律師服務委派我代表四名被告人，但後來長毛選擇自辯。這宗案件，政治意味當然非常濃厚，特區政府隆重其事，派了很多人出庭，民主派人士亦十分關注。我還記得，我提出的法律觀點之一，是特權法是否適用於臨立會。法官冷靜聆聽所有證供及陳辭，包括長毛的近乎政治宣言，後來宣判四名被告罪名成立，頒下的判決書，詳細分析證據、證人口供及法律理據。那只是一宗不守秩序的控罪，而裁判署案件數目龐大，頒下判決書絕無僅有，而如此清楚嚴謹處理，更顯示法庭意識到案件對社會公眾的意義重大，須讓人清楚理據。這宗案件，其實應作為典範。

今次七警案在杜大偉法官席前審訊，被告由全港最大名望的大律師代表，法官定罪判決，頒下的判決書共八百多段，判刑囚兩年，「愛港」組織破口大罵，污言穢語侮辱法官，並煽動種族仇恨，連同內地喉舌，威脅法官本人的人身安全。三萬多警員及家屬公開集會，有如黑社會「曬馬」，還有尊貴嘉賓到場，以壯挑戰司法的聲勢；餘勢未了，梁特不發一言。我無以得知杜官的感受，法官素來守則，不會回應對自己的攻擊，可能他早知會有極大爭議，安之若素。法官的尊嚴，一如法律界的尊嚴，不在顯示勢力霸道，而在謹守專業原則及公眾對專業水平的期望。

有言警隊執法，常需面對重大壓力，尤其是處於兩極化的政治環境之中，更動輒招惹不滿的一方辱罵，其實法官、律師、大律師，亦經常面對同一樣的壓力。他們所從事的專業，不但不因此降低對他們的要求，反而加重警惕，不論任何情况下都須做到專業準則的要求。法官就職時宣誓，以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公義：serve the HKSA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honestly and with integrity, safeguard the law and administer justice without fear or favour, self-interest or deceit——這就是真正的尊嚴所在。

卓文 - 黑警和狗官

夾心人   2017年2月22日

「黑警」這名詞據聞源自2014年無綫劇集《使徒行者》，不過廣為人知及所用，肯定是從七警毆打曾健超事件開始。單是這名詞流行，已證明「七警」案宣判合理。警察執法時犯法，更加上是七人對付一人。不要說曾氏只是政治示威者，就算是作姦犯科大賊，在公眾地方被集體毆打，警員也是罪有應得。此事黑白分明，不但令香港蒙羞，也令整個警隊蒙上污名。七警被判兩年徒刑，在情在法在理都說得通。

支持七警言論，大多充滿歪理。部分由同袍說出，尚可理解。其他政棍，只是混淆視聽，撈取政治本錢。不過個別「愛國」人士愈來愈出位，譬如大罵法官為狗官。政府若再姑息，對香港法治形象損害很大。另外警隊員佐級協會主席表示有警員打算發起遊行，明顯是向一哥施壓。盧處長內部發信表難過，應受言論所逼。警隊是專業紀律部隊，服從上級是天職。現在下屬擁兵自重，若再不識分寸，中央領導整頓港警，只是時間問題。

筆者維持以前觀點，認為當時大規模警民衝突，政府及警方高層責無旁貸。首先是判斷有誤，刺激大量市民上街。其後部署進退失據，亦令前線人員疲於奔命。最失敗的是，事後不作任何公開調查，遑論任何建議。若有獨立報告，比如警力不夠，警員處理大型示威經驗不足，也可還警隊一個公道，甚至可作為呈堂證供，幫助七警辯護。

「一將功成萬骨枯」，傳聞梁振英卸任後，將被委任為政協副主席，這當然基於他在佔領行動時強硬表現。可惜只是一人得道，難為他人承受惡果。與其大罵法官誤判，撐警者倒不如思考中間利害關係，可能更有得着。

陳文敏 - 七警案

2017年2月22日

【明報文章】「七警案」中七名警員被判意圖導致曾健超身體受傷罪名成立，各被判入獄兩年。警務處長隨即發表聲明，明顯不服判決，連最基本一句「尊重法庭的判決」也沒有。網上有不少人辱罵法官，亦有人發起撐警遊行。一時間，警察不該被判犯法，犯法也不該被判入罪，入罪也該獲赦的言論不絕於耳。

事件發生於佔中期間，市民一時間的情緒反應是可以理解的。情緒過後，讓我們較理性地回顧這案件。我自己絕對尊重警務人員，亦絕對明白前線警務人員在執法時所面對的困難。示威者表達訴求是憲法的權利，但刻意的挑釁行為則不該被縱容。與此同時，警務人員是執法者，法律賦予他們一系列的權力執法，亦同時規定他們必須合法行使這些權力。手執權力者更應守法。

司法獨立是香港法治的基石，沒有司法獨立，法治便無從談起。這並不表示法官不能被批評，法官絕對可能犯錯，學術界便不時對法官的判詞作出批評，這種理性的批評是大家習以為常的。這案的主審法官，頒下長達225頁的判詞，詳細解釋他的理據，大家絕對可以就這些理據作出批評；那些作出謾罵的人，我不知當中有多少人看畢整篇判詞，不喜歡這判決，便不理法官的理據，瘋狂地辱罵法官。縱容濫權，攻擊司法，最終只會損害法治。

這宗案件一項關鍵的證據是傳媒拍攝到曾健超被眾警員圍毆的情况，法官信納這些錄像為可信賴的證據。這不是兩個人在衝突之中一時衝動的即時反應，而是在曾健超向警員淋液後數分鐘才發生，數分鐘足夠讓警員冷靜下來。曾健超被抬去電壓站暗角，雙手被反鎖，倒在地上給眾人圍毆，這是在執行職務嗎？即使曾健超犯法在先，但警務人員的職責是拘捕他，交由法庭審理，而非自行執法懲罰疑犯，更遑論曾健超當時毫無反抗之力。嚴格而言，這屬濫用私刑，這難道不是警務處長該感到心痛嗎？

法官的判詞並沒有否定警方面對的困難和維護法紀的貢獻，但執法者犯法，同樣需要受法律的制裁，面對壓力並非犯法的理由。警方需要克制，示威者亦同樣需要克制。七警被判有罪，其實更突顯市民支持警方合法合理地執法。

練乙錚 - TFR低於1 中國必強迫生育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2月22日

連續五年（2011-15），中國的總和生育率（TFR）平均值為1.2；到去年，數字跌到全球最低的1.05，剛巧是維持總人口平穩即零增長所需的長期基準數2.1的一半。TFR指的是所有婦女終其一生育嬰數的總平均；低至1.05而持續一代人的話，下一代的人口就只有這一代的一半。上述都是官方數字，故1.05之數很可能還有水份。湖北宜昌的是0.81；全國有記錄以來最低的，則是黑龍江佳木斯的0.4，這個不奇怪，因為整個東北的TFR也不過是0.75。以這種「雪崩速度」衰減，中華民族無異於走上自絕之路。

人口內爆　漢族的自然消亡

說中華民族，有點不準確，因為這個大集合裏的「少數民族」，許可生育率和實際生育率都稍高，其TFR一般在1.5-1.8之間，其中4個超過2.1，維吾爾族稍高於2，俱未到「萬劫不復」的水平，拿到國際上比，至少還優於日本和意大利的1.4。但如果只算漢族，2016年的TFR就只有1（考慮到中國嬰兒出生性別男女比為1.16比1，漢族的有效生育率其實僅為0.92）。

工業革命200多年來的人口數據和研究清楚顯示，引致TFR下跌的兩個最重要自變量，一是都市化程度，一是婦女受教育年數，都與TFR成反比，而這兩個變量在中國皆遠未走畢全程。如果真的有「支爆」，漢族的人口消失很可能是其出現方式，而上述兩個變量──發展經濟學裏經常談到的「正面因素」──便是導火線。

2012年，中國的城鎮人口比例才剛剛超過50%，而日本是66%，台灣78%，美國82%，英國90%，新加坡和香港都是100%。婦女教育，按2013年年底數據，中國25歲以上女子平均上學年數為6.9，新加坡和香港是9.7，日本和南韓11.2，英國12.8，美國13。因此，當中國城市化和女子受教育看齊其他先進國家的時候，中國特別是漢族的總和生育率肯定還會從1（或0.92）的超低值大幅下跌，最後能夠穩定在目前東北的平均值0.75，便算不錯。如此，不出三代，漢族的人口便會縮小到現時的6%左右，甚或更低。

低生育率是二十世紀初以來的經濟發展通「病」，非中國獨有。在特定的時期裏，一個「嬰兒潮」出現之後，若生育率適時下降，還可能帶來「人口紅利」，即勞動人口多而要撫養的兒童少，社會整體負擔就很輕。問題是，人口紅利享盡之後，就一定會出現人口老齡化；要撫養的老年人增加，社會的新生勞動力卻不足，出現「人口負債」。由此可見，所謂的人口紅利，不過是寅吃卯糧，始終要還債。

缺移民補充　必走強迫路

遇上TFR過低、人口無以為繼之時，一個解救辦法就是接受移民。香港、台灣、新加坡以至不少歐美發達國都以採取這個辦法為主，但此法可能引起一些社會問題，政治上反彈，例如在英美兩國。如果不願或不能吸納移民，而要依賴刺激生育的話，便是成功，也會出現一段長時期裏的「擔挑兩頭斷」苦況。中國由於人口總量極大，新增勞動力欠缺不可能靠移民補充；況且，願意大量移民中國的人口，大都是在發展程度或質素比中國低的地方，北京未必想要。如此，中國為克服人口內爆，只能採取以增生為主的政策。

國際經驗說明，溫和的增生政策一般收效極微；若要以純經濟誘因成功誘導生育，則沒有任何國家的政府預算可以負擔得起。粗略計算，若要中國人口總數穩定，須於一代即25年裏每年多生現時的一倍即1,800萬小孩，若每個小孩每年津貼5萬元（20年共需100萬元，此是大陸網上討論這個問題的「共識」，有眾多事例佐證），頭一年的支出便達9,000億元；到第三年，年津2.7萬億元，就差不多是現在大陸一年的教育總開支（GDP的4%）。如此每年遞增，就算打個五折，強國也很快破產。

當然，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絕不會坐以待斃、滅種亡國，而會像過去推行絕育政策一樣，反過來以同樣強大的執行力推動增生政策；其具體內容無法預估，但參考一些極權國家曾經推行過的強迫生育，便可思過半。論政策動機，這些國家各有不同，有的是為了備戰，如二戰前的法西斯意大利；有的是因為屠殺人民過多，急需補充，如赤柬；有的則是為了提高「綜合國力」，以應付來自鄰近超級大國的威脅，如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東歐反蘇親中的羅馬尼亞。其中尤以後者的「成功經驗」，最可能為中國所用。

羅國在社會主義時期，曾經有全歐洲最寬鬆的婚姻、生育、墮胎等法例和政策；可是，在羅共總書記齊修斯古（Nicolae Ceausescu，1918-1989）統治國家的年代，卻長時期推行越發粗暴橫蠻的強制生育政策。1966年，為了加強「反蘇防修」，齊氏認為必須提高整體人口數量三成，以提升綜合國力特別是戰爭動員能力，於是對全國人民下達了《第770號政令》（D770），開始實施一系列嚴苛的增生政策。

羅國先例　不增生即叛國

D770開宗明義，宣稱「有生育機能卻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國家的叛徒」。據此，國家禁止離婚和節育、墮胎，每對夫婦至少要生四個孩子，才算盡了對國家的責任；生育五個或以上的婦女，國家授予不同等級的榮譽稱號，生產並育成十個或以上的，稱為「英雄母親」；不願生育的男性和不能受孕的女性，要額外交納最高30%的入息稅/罰金；替別人墮胎避孕及接受墮胎避孕者受牢獄之災。

為貫徹D770，除了在所有婦科醫院設立「國安政令督導組」，齊氏更命令政府裏的共產黨員進駐機關、工廠、學校、街道委員會等，督促所有育齡婦女每月做婦科體檢以確保無使用避孕工具。當時羅國人把這些黨工稱為「月經警察」。政令一出，立竿見影，1967年羅國嬰兒出生數字急升93%！

大家或對羅國當年的做法感到不齒，大陸網上言論一般也認為往後的增生政策應以說服、獎勵為主，而羅國當年推行D770的頭兩個月也是夠溫和的，中國八十年代初的計生政策開始也並不嚴苛，8月引產是後來的事；中國的計生詞彙更是十足溫和，強迫墮胎的事叫「計生」。但羅國隨後執行D770時的各種非人手法，在黨國一貫灌輸的國民教育內涵裏，卻完全合情合理，無懈可擊。

羅國做法　中國駕輕就熟

首先，羅共認為「蘇聯亡羅之心不死」，國家民族危難當頭，個人必須服從黨國、付出一切；增生必須一系列有效政策，反對或怠惰執行者就是背叛國家民族，必須嚴打。生活在中國邊緣上的香港人，太清楚這套黨國思維，以及後面的推動手法。

大家不可不知，羅國D770強迫生育政策，狹義而言可說是成功的；儘管生育率只飆升一兩年便從高位大幅回落，但始終比政策出台之前要高，而且到1989年羅共倒台為止，TFR一直高於2.1。對中共而言，這個非常吸引。

然而，此套政策後遺症很多。增生的孩子多出自沒錢賄賂官員的貧苦家庭，他們長大後痛恨父母、更痛恨黨國；1989年在廣場上推翻羅共、把齊氏夫婦就地正法的民眾，主要就是1967及後幾年裏出生的20歲出頭年輕人，即所謂的「政令仔」。因計生絕育而不能生下來的冤鬼對黨國沒威脅，但因強迫生育而被迫生下來的小孩長大了卻跟黨國不共戴天，「維穩」因此須要加碼。

筆者推斷，大陸不久就會推行類似羅馬尼亞的嚴苛強迫生育政策；至於會否以「民族存亡」為藉口，變本加厲仿效赤柬強制交配，就很難說。對計生辦而言，那都是駕輕就熟容易不過，只需把做了30年的事反過來做而已。

2002年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釋義》裏說：「公民的生育權是基本人權，是與生俱來的，先於國家和法律發生的權利，與其他由憲法、法律賦予的選舉權、結社權等政治權利不同，任何時候都不能剝奪。」在墮胎絕育時代裏，剝奪這權利很容易，一個方便有用而人民無法駁斥的理由是「一切自由和權利都是有條件和限制的」。中國人普遍受落這個說法在生育權上的任意應用，尤其是那享受過人口紅利的一代。因此，中國今後要搞強迫生育絕對不難：那是黨國把人民的生育權加倍強化擴大而已。

星期日現場：他安靜地 在青山過了七天六夜

星期日生活   2016年2月19日

【明報專訊】阿南說，他在青山醫院住了六天，每天都只看電視。精神病院內尖叫聲與哭鬧聲他都聽不見，他的世界死寂。有時，同房的病人會走來跟他談天，初時會在他耳邊大叫，見他沒有反應便寫字和他溝通。朋友進來探望他，叫他別理會這裏的人，悶了便乖乖上牀睡覺。「只要乖乖地，好快就有得走。」阿傑是這樣說的，於是阿南就這樣安安靜靜在青山過了七天六夜。他沒有精神病，只是聾。

童年的一場高燒帶走了聲音，阿南的右耳從此聽不見，另一隻耳亦嚴重弱聽，有時依稀聽到聲響，卻已無法辨別聲音內容。到了十三歲他才進聾人學校讀小三，一直讀到中四，算是識字，卻不是每個字都明白字意。「龍耳」創辦人邵日贊指出，聾人一般以圖像先行，他們構思句子習慣先想主題，再將細節慢慢補上，像他們談到去旅行，會先以打手語說明「旅行」和「我們」，進而才補上「去哪裏」和「幾時」，因此聾人就算學字也未必可以完全掌握健聽人士的溝通邏輯與語境，若將阿南的中文能力與常人比較，他能表達的字大概和一個小學生無異。（報道詳見頁26、27）

三十多年，他就只能用小四程度的中文與外界溝通。家人不懂手語，家裏的白紙於是寫滿了兩代人無聲的對話，以為單靠着簡單的字詞便可以維繫感情？事實卻不敵那本家家難念的經。

紙和筆也溝通不來

上年冬天，阿南在停車場通宵洗了十一個鐘的車，回家發現自己的書不翼而飛，他向素來關係就不太好的媽媽詢問書的去向，懷疑對方將自己的東西隨意扔掉，一氣之下扯了母親的衣服，對方報警，向警方講述正被有精神病與情緒病困擾的兒子襲擊。未幾，警察便拿着盾牌，煞有介事地衝進家門。警察將他推到椅子上搜身，他試圖用動作告訴警員，自己並沒有動手，又在白紙上寫字解釋，但警察望望他的字，一樣把他送到屯門醫院。

「他記得當時見到四、五個人，但分不到誰是醫生、誰是護士。他們為他做了基本的檢查，接着就問他為什麼要和媽媽爭執，如果媽媽日後再弄不見他的書，他會怎樣。整個過程無人為他叫來手語傳譯員，醫生和病人只用紙與筆問答。」龍耳的手語傳譯員Step正把阿南的回答一點一點地重整起來，「他說，那天他感受不到醫生嘗試理解他的需要，也沒有特別照顧他。」她記得初初為他做傳譯時，連她也覺得他問非所答，但見面多了，才發現其實是阿南活得太封閉，連人類表達的本能也在衰退，「聾人大多習慣單一的表達，像阿南，他不懂得對人詳細說明和解釋，只會答人有還是沒有，是還是不是。有一話一，有二話二。就算你問他當時發生什麼事，他也會因為不清楚你說的是哪個時間而不知所措。跟聾人談話，必須明確地提問，他才懂得應你。而且事後要把問題的答案像拼圖一樣整合起來，才會知道他的整體的想法，明白他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根本不知那是精神科醫院

現在阿南還是那個清瘦模樣，卻比在青山時長肉多了。每當他頭髮長長了，兩邊的髮就會翹起，像頭上長了對角，同學因而替他起花名，他們把雙手放在頭髮兩旁，往上撥幾下，這就是朋友叫他的名字，阿南笑了。

在屯門醫院住了兩天，醫院便給他一張紙，說醫生要把他送去青山，叫他簽名。他第一次聽到青山，原來青山有間醫院，更不用說，他根本不知道那是精神科醫院，只知醫生叫他簽，他就簽了名，連同意書的中文條款也未看清楚，一個車程，就到青山。

青山藍天白水沒有教他意會過來，直到住進病房，裏面的病人在他面前又哭又叫，甚至幾個人圍在他身邊故意在他耳邊大叫，他才知道這並不是普通的醫院。他記得青山醫院的牀很髒很濕，日間他會刻意睡在地上，醫生姑娘經過也由他去睡，直到晚上他才會回到那張牀上。

這樣一個性格既內向，又不能聽又不會說的人被關進了青山，彷彿會就這樣過上一輩子。這段日子，只有阿傑與妹妹來探過阿南。六年前他認識了同為聾人的阿傑，阿傑會說簡單句子，表達能力比阿南好，他介紹阿南到停車場工作，工時雖長，但聾人能找到工作，每月有八千至九千元進帳，已叫相當幸運。阿傑申請了青山的探病證，平日醫院只開放下午兩小時的探望時間，阿傑收了工便坐車去探他，有時陪他談天，有次更帶了阿南喜歡的外賣，他千叮萬囑阿南，見醫生時要小心說話，別被其他病人影響。

同房的一張紙

有天，阿南的同房拿着一張紙，上面問他有沒有財物交了給院方保管。他假裝看不見，那人之後又問他有沒有試過跌親、哽親。最後，他問阿南，你有無試過想死。

他拿着紙條，問來探他的阿傑：為什麼他要這樣問我。他們倆都不明白，自此他吃過晚飯就早早去睡，遠離病友。青山裏沒人幫他打針、給他吃藥，每天不過是量一下血壓，醫生再把血壓記錄到報告中。

阿南與阿傑其實長得像一對難兄難弟，阿傑長着圓臉，跟阿南的削臉相映成趣。在阿傑心中，對方只是個思想單純的人，連朋友也不多個，生活圈子簡單，為了生計，日子都拿來開工，就算進了青山，想的也是份工。阿南跟他說，他很想快點出去重回崗位。工作以外，阿南比較封閉，他不懂得表達自己，但平日就算他們罵他，阿南也從不還口動手，於是阿傑說，他信阿南，「他絕對無病」。他找到阿南的妹妹，兩兄妹從小相伴，感情較好，阿妹一聽，知道事態嚴重，急急到青山找阿哥，另一邊廂阿傑又找上邵日贊，邵日贊到了找張超雄，一行人互相搭路，終於聯絡到青山院長，事情水落石出，一句沒有精神病，阿南終於可以回家。

但現在，母親見他走過，都會扯高衣服擋臉，連見也不想見到這個兒子。阿南已經習慣，問他會不會難過，他搖搖手，「由她」，他勉強笑了笑，依舊的，去搓他外套衣襬的邊緣。

後記

訪問時，邵日贊幾次都說着同一句話：「聾人與健聽其實一樣」。

「我這個圈子待長了，常常覺得聾人其實是健聽人的一個縮影，許多事我們同樣無處可訴。」他感嘆，一個健全的人要解釋自己沒有病已經很難，更何况眼前這個說到激動處，也只能用舌頭拍打口腔，發出清脆幾聲㗳㗳的男人。在訪問裏觀察阿南，我想，就算他現在聽得見了，也改不了安靜的常態。他除了喜歡搓玩他的衣緣外，談到傷心處往往比無聲更無聲。攝影時我們走進公園一角，他拍完自己的照片就偷偷偷走遠，可能是跟着低飛的麻雀或是散步的老人，瘦削的背影顯得有點寂寞，那時我就相信他的安靜，並不是因為他聽不見。對從小就聾了的人而言，他們心裏根深柢固了一座孤島，一輩子有口難言，他之所以安靜是因為社會步伐無情，長年累月地傷害了那顆心靈。

文：黃雅婷

圖：蘇智鑫、阿傑提供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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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翎 - 海邊之城

2017年2月19日

【明報文章】《情繫海邊之城》（Manchester by the Sea，台譯：海邊的曼徹斯特）看完之初並沒有覺得怎樣，但隔了一天發現故事的情緒還留在那裏，慢慢從心底浮上來，這就是它厲害之處。不動聲色地沉到最底，然後在應該得到救贖的時候，果敢地拒絕了誘惑，誠實地直面真實。那不是絕望，而是無能為力。在細膩的戲劇推演裏，這些不同的狀態都有了恰如其分的演繹，層次分明。

編導是同一人，但編比導稍勝一籌。編劇是聰明的，也是冷靜的，克制是其最佳動作，好比冰山理論的代言人。劇本描述一個徹底死去的男子，如何在沒有光的所在徘徊經年後，始終沒法走過死蔭幽谷。縱使命運為他開了一扇窗，又打開了一道門，用另一個人的死亡和另一個人的重生來向他揭示路徑的可能，但他始終抵達不了。上帝在哪裏？為什麼他背負的軛要如此重。

「那裏什麼也沒有」。面對着已經翻過一頁的前妻，再嫁且和別人生了孩子的摯愛，過去如鐵幕降下阻隔了一切，他沒有什麼可以給出，甚至祝福也不能，他無言以對，難以放下，無法釋懷，剩下的只有抱憾悔恨終生，此生也無法贖完的罪。人總需要承認人的局限，就是有不能的時候，什麼也沒有，甚至是愛，把愛無能都抽掉的真空。

這才是真的「回不去了」，或再回頭已是百年身，而不是那載歌載舞幾場情愛追逐後的名利場假裝出來的刻骨銘心。這麼說也許不太公平，因為一個是擺明車馬娛樂大眾，另一個就決心要探究黑夜有多黑。一個是向藝術獻花，一個就是藝術自身的無止境追求，絕處登高。

而《海》也不是全然的閉絕，它還是留了一道裂縫，讓光透入，「由它去」，像夾縫中的野草，要生就生吧。冷到盡頭的冬天，總有融雪的一天。最後這一筆，是作者的心軟，或慈悲。

練乙錚 - 繼689之後 下屆特首最好是601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2月15日

小圈子特首選舉形勢未明朗：獲「欽點」者，可能高票提名低票落選；最有「民意」支持那位，湊夠提名票也有困難；餘下的能入閘即可左右大局。民主派有三個堪稱有理的提名選擇（曾、胡、梁）；如果策略性投票也考慮，則還有第四個（葉劉），是以坊間已有不少方案、攻略，合縱連橫，既有精算思維，也包含各種政治態度。如果把民主派選委的複雜性也算進去，以筆者有限智力，實在無法推導出甚麼才是民主派的最佳策（optimal solution）。

梁振英當政，給香港帶來嚴重損害。最值得留意的是，他僅以689票當選，而且是靠了西環發功；既無當權派大多數實質支持，民意也因甫上任便醜聞纏身而極速跌破紀錄，所以做起事來很多阻滯，他那「大有為」的破壞力因而受到制約。因此，689之數雖是他的個人恥辱，卻是香港不幸中的大幸。試想，他那年若以800至1,000高票當選，當權派空前團結地支持他施政，則不待甚麼廿三條立法，香港也早跟大陸融合了，甚至可能在多方面比大陸更大陸。

複雜問題簡單決　着眼601

這故事教訓香港人：小圈子選出來的特首不可能是民主的，故得票越低越好，最好僅僅過半，即以601票當選。這個數字後面必然是一個分裂的當權派，其中敗選一方或不合作或搞對抗，往往能產生政治上的負負得正。這就提示了這次小圈子特首選舉的民主派便捷策（heuristic solution）。

民主派怎樣做才最可選出一個601呢？答案簡單之極：盡量讓當權派的候選人像2012年那次一樣，鬥個死活。具體做法，就是如很多人直覺認為的那樣，保證曾及葉劉獲提名，而不必顧慮政治潔癖。

如此，三個當權派入閘，票越分越薄，一輪投票定勝負的話，勝者便很接近601。若需兩輪投票，第二輪若是如一般認定的「奶媽對薯片」，便幾乎是2012年的翻版；所不同者，是這次更勢均力敵。原因是，奶媽有西環全程壓陣，薯片便是贏，也會是僅贏；但薯片不會太弱，因為「真的唐派」已經苦撐五年，這次不全力搏殺、再衰五年的話，可以休矣（此派若被迫「支持」奶媽，會止於提名）。

筆者說的便捷策，中文維基有另外一個叫法──「啟發法」，意指依據有限知識或不完整資訊，依賴經驗在短時間內找到的處理問題方案。如此得到的方案通常有弱點，幾乎不可能是理論上的最佳策，卻簡單可行而且往往不太差。上述「601便捷策」的一個弱點，就是不提示讓哪一個參選人當選。另外一個弱點，是不與民意掛鈎。

其實，在本地的小圈子選舉裏用此法，這兩者都不一定是弱點。比方說，若林鄭當選，會延續梁振英的高壓反民主政治手腕，社運人要繼續付出高昂代價，卻會激起第二波分離主義思潮，更深入影響港人特別是年輕世代對2047二次前途問題的看法。況且，她若以低民意支持而靠北人撐腰上台，港人看不起她，當權派和公務員的一大半反對她，很可能促使她提早下台，進一步激起民怨。

曾當選，社運人或也可有一陣子「休養生息」的機會，但在相對懷柔的政治政策底下，民主運動可能反而敗於溫水煮蛙，未到2047便偃旗息鼓。林鄭固然不懂經濟金融國貿，最終不利民生，曾亦可能因「太懂」經濟而不自覺地延續深港一體化等融合政策而輕忽了背後的赤化政治。甚至可以說，以曾的圓滑手段和比誰都高的「民望」，推廿三條立法，可能比林鄭和葉劉都更到家。

西環說不出為何林鄭好

因此，誰當選特首對香港比較好、對民主運動及二次前途問題的解決更有利，都是說不準的。一些民主派要幫這個入閘助那個上台，另一些更在乎以參選作手段，宣揚公民提名等民主概念，等等，筆者都認為無可無不可，大家可以各顯神通，不必因之而傷了民主派內部最近稍多了一點的和氣。專制政權底下，誰掌權並不最重要，民主派卻必須見招拆招、見佛殺佛。

這次有京官試圖全程操控特首選舉，搞出的疑點特別多，滿天神佛。北京去年底狠下決心炒了梁振英魷魚，理應是對他的不滿大大超越了他對北京的貢獻；當時，港澳辦中聯辦那條線大感意外，但其後竟力捧梁特的左右手林鄭上位，卻說不出個所以然。如果兩辦是欣賞她與梁特的共同點，那麼北京在香港問題上就有兩個分裂了的「中央」，互拆牆腳；兩辦（一般認為是江派）負隅頑抗，另外那個「中央」（習派）則一言不發暗裏發功。

這個說法不是唯一可能，也非十全十美，例如不能圓滿解釋為何有些參選人斗膽受落中央某一派支持、與中央另一派對着幹，為何江派明推林鄭但習派卻只是暗撐曾。

姑且以此說為真，分析習派的想法。習是當今領導，每天最關心的事情，一是大陸經濟，一是中國的東、南方面地緣政治（從朝鮮半島、日本、台灣、越南、澳洲到印度的半月形包圍圈）。內政問題如藏疆等地的獨立運動等，幾十年來高壓對付行之有效，習不會太擔心；港獨亦然。香港是半月形包圍圈上的中心點兼突破口，更是交通中國與西方的唯一一扇經濟窗戶。這樣看，香港自是在中國本身經濟和地緣政治出問題的時候最有用。

可是，梁特把香港變成一座以反港獨為主要任務的政治城市，經濟上搞中港融合、深港同城，對習而言無甚可取。如果梁特思想搞通了，政治上他當然可以降調，但經濟上要放眼世界靠攏西方，他就無這方面的辦法和能力，西方也不會賣這位「地下黨員」的賬。至於女版689，則更為不濟；梁特起碼懂得量地度價，她就連這個也不會。曾有能力發揮香港的經濟潛力而有助中國，因此若說他有習在後面挺，也不無道理。

添煩添亂　習頭痕

那麼，到底中國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問題有多嚴重呢？本文只能簡單談經濟問題，地緣政治以後再說。

一、央行外匯存底跌破三萬億美元心理關口。《華爾街日報》估計中國一月份外匯存底只減少十億美元，但結果減少是估計的12倍，可見各種外匯管制手段都幾乎無效，今年必須加碼才能防止人民幣急跌。

二、信貸繼續猛增，北京無法壓抑。去年北京央行「閂水喉」，特別是收緊銀行對私企的貸款，目的是壓抑房地產和股債市泡沫。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大陸信貸資金殺出另外一條血路，以致今年一月份的全國非公營環節貸款猛增，資產市場又回暖。這條血路就是所謂的「委託貸款」，指由銀行安排的企業對企業貸款；一般是私企向擁雄厚現金的國企借錢，由銀行拉攏借貸雙方以及處理有關的資金往來，但不負責評估信貸風險。去年一年，這種信貸增加兩成，是GDP增速的三倍，利潤很高，借給地產環節的，年利率可達30巴仙。然而一般國企不像銀行，缺乏風險評估能力，很多時不熟悉借方償債能力和所在市場的風險，會導致系統出現危機。

三、人口雪崩，比此前認為的嚴重。今年北京春晚傳出完全開放生育的訊息，其他渠道也釋出一些「令人鼓舞」的中長期人口增長目標，背後其實是極為嚴峻的人口和勞動力減縮前景。國家統計局數據指，2010到2014年的總和生育率（TFR，育齡婦女終身育孩數）分別是1.18、1.04、1.26、1.24、1.28，平均為1.2。2015年跌到1.05，低於全世界199個國家的2014年數字。

中華民族正在自我滅絕

要保持人口長期平穩，TFR一般應該是2.1。考慮到中國的出生性別男高於女10%，1.05的TFR也就只相當於發達國的1.0。這個數字若持續一代人（一般指25年），則下一代人口數便只有這一代的一半還不到。中國人口收縮之快，可想像為中華民族正在自我滅絕！

其實，上述各年TFR統計數字還很可能偏高。2015年夏，湖北宜昌做了大規模生育調查，抽樣比例是30%的育齡婦女，理應非常準確；結果顯示當地的TFR只有0.81。

開放和鼓勵生育的政策起碼十年前就應該開始，無奈大陸計生委有自己的利益考量：限制生育政策底下，超生罰款是部門收入來源（更是貪污財路），鼓勵生育則要龐大支出。有此不等誘因，所以計生委專家的TFR估算，一直以來嚴重偏高，直至最近還堅持1.5至1.8的浮誇數字，就是為了營造「控生政策沒啥大問題」的假象。不過，政策改為鼓勵生育，正面效果也很微弱。2015年是開放「單獨二孩」政策的第二年，大陸專家不少認為會出現新增人口高峯，該年出生人口可望大幅攀升100萬。然而，2015年實際出生人口不升反降，比2014年還减少32萬。

大陸同樣需要「休養生息」

鼓勵生育困難是世界性問題，在中國尤其不易解決，原因其實很簡單：以典型三代五人雙職工家庭為例，多生一孩，淨撫養比便增加20%；如果祖父母年老，中間代多生一孩，家庭要變成單職工的話，淨撫養比更急升140%，這不是大陸中產或低收入家庭可以輕易應付的。幾十年來一孩政策造成的經濟毒癮已經無法改變。

人口老化、勞動人口收縮，在日本這個技術發達國也造成嚴重經濟困難，多年來的GDP增長都在1%左右甚至更低。中國經濟勞動密集程度比日本高，遇上同樣的人口問題，困難便大得多，政策上還要堅持GDP6.5巴仙的增長並不健康，人民太辛苦。如果還要全國總動員支持打仗，應付得來嗎？看來，要「休養生息」的，不只是香港。

習近平面對的問題一大堆，碰上特朗普當美國總統，實在難應付。大家看他處理香港現階段問題，是要一個「好打得」的人繼承689路線，撕裂當權派、公務員以至整個香港社會，挑起分離主義思潮第二波，把「休養生息」也當作大逆不道的東西狠批？理應不至如此，但共產黨人的德性，誰說得準？

RyuVSKen：人生劇場：四仔主義 枯燥人生

星期日生活   2017年2月12日

【明報專訊】很久之前我看畢華流的書，早已經說過「四仔主義」這詞語，可能不是所有人記得，四仔主義是八十年代香港大學生，想望自己踏入中產階級的一種人生態度，四仔是「屋仔、女仔、車仔、生仔」。坦白說就是一種追求個人享樂，自私勢利的生活態度，以自己得到這些東西為榮，而鄙視理想。

隨着時間，這個說法早已過時消失，但這思想塑造了今天的香港社會，隨着移民潮又影響到全世界人對香港人的看法。

穿梭四店舖 追四種目標

有個洋人造Jones in the Fast Lane的遊戲，也追求四項人生目標，不過跟香港的四仔主義不一樣：金錢、事業、快樂、學歷。遊戲中你活在一個畫面大小的市鎮，裏面建築物眾多，你要每個星期分配時間去建築物中虛度光陰。

唯一的飲食是一家無論外表與食物都跟麥記異常相似的快餐店。有一家只要付錢和浪費一點時間就能買學歷的學店，有一個給你工作的勞工署，一個負責收租和上車的地產舖。基本上遊戲一開始你就要找一份工作，然後用盡時間打工，再去麥記花錢餵飼自己、交租、回家睡覺。然後周末被豬朋狗友或意外虛耗你的金錢，張開眼就下一周。

遊戲結尾 變高級「奴工」

第一份工通常就是麥記，因為可以打完工就順便吃。食物通常是薯條，最沒營養也最便宜，此外你還可以去一間疑似七仔的便利店購買彩票，當然九成是不會中的。然後你就要擠出一點時間和錢，去學店買文憑，去勞工署找更好的職業，最後就是在工廠當ＧＭ。沒有更好的職業了？沒有，這遊戲去到最後你也只是個高級「奴工」。

這樣你才可住更高級的住宅，去電器店買電器，例如電腦，買更好的衣服；例如西裝，那你的快樂值就會提升。好吧，大概你已知道這遊戲怎樣玩了，反正就是怎樣在百忙中去進修、購物、換房子。不過沒有結婚這回事。

毫無疑問，這是個對香港人沒有難度的遊戲，基本上就是大家每天在做的事情，如果你過度工作忘了吃飯，就會五勞七傷，健康衰退，因而有機會在家裏養病而減少活動時間，以及要付錢看醫生。所以這遊戲還是有點教育意義的，就是太過「拼博」，到頭來還是不值得的。

最後你可以量化的東西都儲到某個點，人生就結束了。有什麼獎勵？沒有，你可以再投胎玩下一次遊戲。

文：九龍帝國

練乙錚 - 雞年殺雞猴子驚 胡潤上榜夜更長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2月8日

雞年伊始，震撼北京權貴階層的最大事，無疑就是特朗普1月27日下的一道行政命令，對七個輸出恐怖分子的國家國民入境美國的許可及程序設限，七國難民入境全部凍結。一些關口的移民官員「有殺錯、冇放過」，結果是嚴上加嚴。

政令一出的頭幾天，雷厲風行，令世界上不少人士包括不少美國人，看着非常反感、心寒，認為特朗普此舉不僅違憲，還徹底顛覆了一些美國基本價值、立國理想。好在，美國政體包含體制內外的各種制衡；聯邦上訴法院第十分院一位法官發出緊急七天禁制令，豁免了那些持合法准入證件而於法案生效之前已在前往美國途中或者剛抵埗美國入境口岸的人；後來西雅圖另一位聯邦法官亦發出對整道行政命令的臨時禁制令。特朗普政府司法部則馬上提出上訴。民意方面，路透社的民調顯示49%贊成特朗普的行政命令、41%反對；Rasmussen Report則錄得57%有投票意願的公民支持特朗普的做法。

借入境設限特露一手

鹿死誰手未可知，但美國聯邦法庭在國境准入問題上，因涉維護國家主權，一般傾向尊重行政首長的決定。再者，反對人士指總統針對回教國家及歧視回教徒，違反美國憲法對宗教自由的保證，而且採取的手段不近人情，會激怒世上所有回教徒，反恐效果適得其反。不過，特朗普團隊強調政令目的在於國安，而涉事七國之外還有不少回教國家不受影響，跟宗教自由和平等無關；而且，特別針對七國的做法，其實是九一一之後由小布殊提出、奧巴馬承襲，特朗普不過是「加辣」，只反對他並不公道。這樣辯說，邏輯上講得通，要否定，對手可能需要指控特朗普團隊有「違憲意圖」。筆者估計，官司打到底的話，特朗普團隊的法律贏面還是稍高半線。

然而，對於那些在大陸「深挖洞」、在美國「廣積糧」的中國權貴，問題不在於特朗普輸贏，而在於事件顯示了他的強悍作風，以及兌現一項重要競選承諾之時那種「雖千萬人吾往也」的霸態。下馬施威，特朗普的入國限制令有明顯的殺雞儆猴效用。儘管中國不是回教國家，特朗普這次並非針對中國，但偏偏他的團隊仇華，如果在貿易、一中、南海、釣島、北韓等雙方關係閃點上對中國發難，肯定也會十分強硬，而這些問題不涉人權、歧視等憲法問題，美國社會不會有大反應。若特朗普出招，中國縱非沒有還手之力，卻會因權貴階層在北美存放了龐大私人利益而非常被動！

美國這次收緊若干國家國民入境的規定，據報道「嚇出一身冷汗」者，不是甚麼恐怖分子，而是那些有意申請或已經取得美國綠卡而早已在美投資、置業或取得工作及營商機會的人士。他們萬一不能入境美國，個人經濟損失可以很嚴重，而解救辦法即使有，也十分困難。若再加上美國經常用來對付敵對國如北韓、俄羅斯等國內權貴群體的最辣招──宣佈凍結他們的在美資產，則處境更加不妙。

眾所周知，大陸權貴家人和資財外移，首選目的地是美國，從江澤民到習近平都如是。高幹不可有妻兒在國外居留的新規定，其實說說而已；別的渠道不提，這兩年黨政高層大力推動動輒以10億美元計的海外投資併購，大家猜猜，跟着資本出國進行收購之後的「業務管理」的是哪些人？

雙國籍太子黨有排驚

大陸黨政高層親屬跑美國圖利，絕對是「人性」超越「黨性」的表現；綠卡未到手的拼綠卡，綠卡到手了趕入籍，入了美籍的斷不會放棄中國籍，好處兩邊拿。美國一向國境准入相對寬鬆，但今年來了一個特朗普，連雙重國籍的美國人也完全可能在他對付之列。那些拿兩本護照而不誠實慣了的一級太子黨、駙馬黨不虞有此一變，個個「吊起」。

在國家層面，中美要是交惡、關係緊張起來的話，起碼短期而言，吃更大虧的還是中國。軍事方面不用說，只有強國論壇上的那些軍迷才以為解放軍可以瞬間把美軍打個稀巴爛。經濟方面，一旦貿易戰開打，雙方當然都受損，但付出的代價哪一方更大，主要看各自的「替代能力」。

美國進口大陸貨，來源替代性高，不從中國買，還有很多國家願意馬上作替代供應；技術含量低的東西，新的生產者的準備期不會很長。大陸不買美國貨，就困難得多。《環時》提議一旦中美打貿易戰，大陸可停買波音公司的飛機。問題是波音機替代性很低，大陸可改買空巴（唯一選擇），但空巴定單已經排滿好幾年，時間上的替代性因此很低，換句話說就是替代成本很高。其他高技術產品如手機芯片等，一般都如此。因此，若打貿易戰，更不利的是中國。

軍事、經濟都處下風，再加上自己的權貴階層受制於人而投鼠忌器，中國因此不宜與特朗普硬碰。這個陣勢，特朗普的商家頭腦當然明白。他新任命的國務卿Rex Tillerson在接受國會任命前審議諮詢時，竟然說「不會接受中國在南海佔島駐軍」，而特朗普用推特給他打氣，更說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若果不是這兩個人都口誤，就是有點齊齊向中國叫陣的味道。連繫特朗普首席政策顧問Steve Bannon1月底說的「美國十年之內終會就南海問題與中國一戰」，這就更不是兒戲。

大陸離岸灰錢失樂園

顯然，今天的美國越來越不是大陸權貴的離岸天堂。然則他們還有甚麼其他選擇呢？英國本來也不錯，同樣是盎格魯撒克遜文化，比較崇尚法治和政經自由，但去年卻比美國先一步走上民族民粹主義，脫離歐盟，也會因此失去歐洲統一市場成員的身份。以前，到得英國就是到得整個歐盟，對大陸權貴的離岸資金而言，好處多着，但以後再無這個方便。事實上，英國離開了歐盟，撼動了整個歐盟體系，如果還有一個大國（比較可能的是法國）步英國後塵，則歐盟很可能就此崩潰，資產貶值。一天有這個風險，大陸權貴資金就一天不會大舉流往。剩下的發達國還有澳洲、加拿大、新加坡，再不然就是日本。澳、加、新的經濟體積太小，大陸權貴資本一進入，就炒起人家的不動產，導致這些國家形成限制外資進入地產市場的政治力量，並已經見諸立法行為。這方面的限制只會越來越多。

至於日本，由於經濟成長緩慢、人口老化嚴重，房地產市場長遠不看好，不是大陸權貴投放離岸資產的理想地方。而且，一旦中日兩國為了爭奪釣魚台主權搞出武力衝突，大量投資日本的大陸權貴家族，日子不會好過，搞不好還會給政敵掛上親日派、漢奸賣國賊等罪名。

剩下的地方，要有點盎格魯撒克遜文化餘業（孽？）、健全的經濟金融市場、先進的基建和資訊系統，而在法治、保障私產、人身安全和自由方面能夠媲美西方發達國的，就只有香港了。香港的經濟體積也不大，但勝在資產市場夠國際性，錢到了香港就差不多等同到得了全世界任何地方。

但很可惜，香港的這許多優勝近幾年因為特府大力推動「中港融合」、「深港同城」而大不如前。香港人自己覺着不必說，大陸在港權貴也深刻感受到了。上周大陸富豪肖建華被中國公安黑道連人帶保鑣擄返大陸。

事件是繼華潤宋林被騙回大陸接受雙規和銅鑼灣書店李波等事件之後，給在港大陸人特別是大陸權貴的第三個警號：「一國兩制」並不能保障他們在香港的人身自由和財產安全，原因是「兩制」江河日下，越發失去與「一國」之間的有效區隔。

肖是大陸明天集團的實質控股人，據去年胡潤富豪榜，他在中國富豪當中排三十二，控制財富達千億人仔，年紀卻只有四十多。大陸流行的說法是，他乃曾慶紅親信，屬江派，在習近平上台以後根本不敢回大陸，只能躲在香港，請了保鑣在酒店度日，遙控他的生意帝國（或者僅僅是代別人打理）。

肖建華事件影響政經

肖擁巨額灰色財富卻苦無個人出路，在外國生存不易，在香港本來應該還好，但「一國兩制」起不到對他這種人的關鍵保護作用，因為法治的其中一塊無可避免地墮落了，無法抵擋來自北方的非法越界執「法」。根據筆者先前分析，如果香港按「瑞士模式」建構獨立中立國，實現中港之間徹底而恒久的區隔，像肖這號大陸居港人物會是最受惠者之一，因而會最鼎力支持。回想江派掌權的那十幾年，春風得意，誰也估不到他們後來如此不濟，成員一個一個倒下，給新的掌權者打壓得無立錐之地。風水輪迴，敢寫包單，十多年之後，在香港同情、支持建構「瑞士模式」的，會多了一批今天的習派人物；如果王岐山有幸長壽，恐怕會是其中之一。

話說回頭，特朗普團隊項莊舞劍，可能先針對香港，用的武器就是那部稱作「香港政策法」的美國法律。如果中港關係不斷偏離《中英聯合聲明》所定義的「一國兩制」，按此法美國即可把香港與中國等量齊觀一視同仁，把所有給香港的相對優惠都取消。《金融時報》和路透社的社評都已經咬着這點。的確，外國金融機構在香港運作，有必要跟這裏的大陸人打交道建立深厚工作關係，但如果這些大陸人忽然人間蒸發，過程後面還有一百個問號，那叫這些機構如何運作？搞出肖建華事件，中共又一次把香港推近這個前所未有的經濟險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