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普 - 中共批鬥佔中與香港政局驟變

主場新聞   2014年6月12日

6月上旬，在18萬人出席香港維園六四晚會之後，香港政局出現了相當重大的轉折，中共猛力批鬥佔中，然後扭曲普選，甚至否定普選。香港政局風雲驟變，值得大家慎思敏行，堅定意志，團結抗爭。

首先，政壇出現了一段小插曲。6月6日，反對新界東北發展的村民與團體發起「佔領立法會大堂」行動，整個過程和平理性非暴力，但後來聲援的團體與警方爆發衝突，更跟原本集結的部分團體展開罵戰。無論如何，不到半天，人群盡散，所謂佔領，言過其實。然而，民間罵戰並未平息，而且在網上延續，左翼與右翼人士、溫和與激進人士繼續互相指罵，甚至火上澆油（例如劉慧卿說立法會大樓不是示威區，湯家驊說可以報警），渙散抗爭焦點，正中中共下懷。曾鈺成資深黨員藉此順勢「拉一派打一派」。一眾地下黨員趁機強硬表態，提議加強立法會大樓保安。有些建制派人士更加聲稱這次是「預演佔中」。依我看來，真是風馬牛不相及，太高舉了部分抗爭人士。這次事件絕對不是「預演佔中」或者「預演佔領立法會」。它只不過是一次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畫的示威集會和短暫表態，既沒有長期持續集結抗爭的剛毅意志，也沒有把血淚故事和關鍵議題清晰呈現給媒體與大眾的能力，更沒有應對有人與警察衝突時的縝密部署。香港社會運動的組織技巧與實戰能力遠遠落後歐美與台灣，勇毅不足，意氣有餘，值得大家深切反省。

回到政改議題，情況益見嚴峻，中共加緊收網，三尊重砲伺候。一砲手周南，封殺佔中；二砲手饒戈平，扭曲普選；三砲手董建華，否定普選。三招狠辣，重拳出擊，再次反映出中共的治港核心目標：香港人乖乖聽話，做奴才，做順民，向共產黨「人心回歸」，甘做炎黃渣滓，願做黑心共奴，還要樂此不疲。三尊重砲出動之後，還要丟出一份國務院香港白皮書出來壓軸。想到這裏，6月20日至22日，難道大家還要猶豫不出來參與佔中全民投票嗎？

一砲手周南，封殺佔中。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周南批評「佔中」是違法行為。首先，他說：「如果香港發生了損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你中央干預不干預？」「不能夠容許香港在民主的幌子下，變成顛覆大陸社會主義政權的基地。如果出現這樣情況，中央必須干預，那就由亂而治，這樣的干預是好事。」他指：根據《基本法》第18條，如果香港發生動亂，中央有權宣布戒嚴。他又指：「佔中」口號不合法，違反法治，更說明了「這些香港的內部和外部的反華力量，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圖謀篡奪對香港特區的管治權，這是不能被容許的。」「這種內外的反華力量，一直沒有停止活動。你能夠正確地對待它這個力量，它就慢慢收縮，否則它就得寸進尺，越來越囂張。」他呼籲年輕人「不要受到蠱惑，不要受到煽動」，認為有些人想「利用青年的一時衝動，損害他們的未來的事業」。

總括而言，周南提倡「佔中動亂論」，散佈「反華奪權論」。

「佔中動亂論」既是恫嚇，也是法盲，因為《基本法》第18條規定必須先出現「香港特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才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亦即以前所謂「戒嚴」），中央政府才可以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

「佔領中環」的抗爭者和平地坐在馬路上，要求真普選，難道這就等於爆發了「香港特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市民和平集結在馬路上怎能構成「動亂」？「不控制」與「不能控制」的分別安在？怎樣能夠證明有人坐在香港馬路上即可「危害國家統一或安全」？為何「佔領中環」會跟旨在推翻滿清的黃花崗起義和武昌起義相提並論？

當然共產黨代言人周南的說法全是胡說八道，經不起法律考驗，但偏偏共產黨卻硬要說成天經地義，因為中共領導階層今天還是裝滿那套1989年「426社論」的痞子思維和無賴語言：一小撮人、煽動不明是非的市民、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反革命、危害國家安全、企圖分裂國家、勾結外部勢力、香港內小氣候、香港外大氣候、動亂、遲早要來、早來比晚來好。聽起來，大家不是很耳熟嗎？完全是徹底卑鄙無恥下流賤格的綁匪口吻！

「反華奪權論」更是可笑。把「民主派有意參與民主選舉」視同「圖謀篡奪對香港特區的管治權」，可真是共產黨的一大發明，其謬誤無庸贅言。至少共產黨這次正式承認了以下一點：香港市民全是被管治者，香港的真正管治者永遠只能夠是「不能被篡位」的中國共產黨「皇帝」。香港特首只能夠是黨員或統戰楷模，聽黨的話，執行指令，其餘免談。事已至此，民主派不要妄想再跟共產黨談判了，對話大門已經被共產黨緊緊鎖起來了。所謂「內外反華力量一直沒有停止活動，圖謀篡奪對香港特區的管治權」一說，恰似妄想症病人的話語，毫無根據，含血噴人。共產黨，你能清楚說出哪一些反華（實際上是反共）的人何時何地接受了甚麼樣的外國利益，然後決意參選，答應勝選後成為該外國的代言人？不要再說甚麼「大家心知肚明」了，共產黨是不是獨裁專制，恐怕大家更加心知肚明。重點是：共產黨要把話說清楚。沒有具體被告和控訴事實的空穴來風，全是廢話。罵人無膽，容人無量。

然後，國務院揮出超級重拳。6月10日，國務院新聞辦發表2.3萬字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香港回歸中國近17年，這是中央政府首次發表同類白皮書。白皮書聲稱：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國家對香港的「特殊管理制度」，中央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具有「監督權力」，特區只有「被授予的權力」，沒有「剩餘權力」，兩制不能「等量齊觀」，而且「港人治港」有界限和標準，必須由「對國家效忠」的「愛國」港人來治理香港，「愛國者治港具有法律依據」，從而「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云云。白皮書更聲稱：包括香港法官和司法人員在內的「治港者」，都要「愛國」和「正確理解《基本法》」，否則香港會偏離一國兩制，無法維護國家主權和發展利益。這樣說來，國務院擺明公然拋棄「法治」與「司法獨立」這些基本概念，更把「司法審判」曲解為「管治香港」，盡情配合習近平幾年前所發表的「三權合作論」，荒謬絕倫。

同日，地下黨員特首梁振英充分肯定白皮書內容，指出白皮書早在一年多前已經開始部署（但他卻刻意迴避中共為何悉心選擇在此時此刻才對外發佈），而且宣佈已經「邀請」中央官員周波、張榮順於19日訪問香港解釋白皮書。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也高度肯定白皮書，同時假意聲稱國務院發表白皮書與佔中全民投票活動「無關」。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更加火上澆油：白皮書反映中央憂慮香港目前狀況，香港一國兩制發展已臨轉捩點，可能走向與中央對抗，甚至成為顛覆基地，威脅國家安全，因而估計日後中央對港政策只會越來越強硬，不會容忍姑息云云。

由此可見，周南打頭陣，國務院白皮書壓軸，所說的只有一點：香港人永遠只能是「被管治者」，中共才是永遠的、全面的「管治者」。只有由讓「管治者」滿意、受「管治者」監督、對「管治者」效忠的人成為特首「管治」香港，香港人才可以有所謂「高度自治」。果真如此，實際上香港人根本已無任何「高度自治」可言，只剩「中共管治」。港人與中共意見一致的，聽港人，高度自治；港人與中共意見不一致的，聽中共，全面管治。面對這種貨色的獨裁歪理，只有抗爭到底，再無談判餘地。時至今日，香港人未必拿得出勇士胡佳先生穿着佔中T恤重返天安門拍照存念的勇氣，但應該至少率先拿得出在6月20日至22日參與電子投票與實體投票的力氣。香港人是嚇大的，中共越囂張，我們越要團結抗爭。

二砲手饒戈平，扭曲普選。6月8日下午，溫和派湯家驊議員在城市大學舉辦政改研討會，獲邀參與人士包括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基本法委員會委會饒戈平、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洪等。討論內容集中在提名委員會，沒有回應港人的公民提名訴求。關於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人的方式，饒戈平提出了「逐個陳述、逐個表決」方案，建議行政長官參選人向提名委員陳述政見，再由委員會對每名參選人舉行表決，由最高票的「N名」參選人成為正式的行政長官候選人。

由於提名委員會將由建制派親共人士控制，根本不大可能由立法會直選議員組成或由全民普選產生，饒戈平所建議的這種做法相當於交由這些提名委員「全票」逐個表決參選人，意味着提委會可以輕易篩走所有中共不喜歡的參選人。舉個例子，按照這種「逐個陳述、逐個表決」制度，如果曾鈺成、陳婉嫻、梁錦松、梁振英、梁愛詩、梁美芬、葉劉淑儀、林鄭月娥、林瑞麟、葉國華出來參選特首，各人都幾乎篤定可以在「逐個表決」的安排下，獲得過半數提名委員支持，然而任何一位香港民主派人士（被共產黨成功統戰收編者除外）都絕不可能獲得過半提名委員支持。然後，饒戈平設定了只有最高票的「N名」參選人，才可以成為行政長官正式候選人，這就等於在N少於11的情況下，民主派人士根本無緣成為候選人，「篩選」效果大功告成，扭曲普選，搞假普選，令人氣憤。即使是主張極度溫和「公民推薦」方案的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也當場質疑饒戈平的方案是「篩選而非提名」，有理有節。香港市民與民主派人士必須清晰向共產黨說不，參與全民投票，拉倒虛假普選，決志佔領中環。

三砲手董建華，否定普選。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在6月7日《明報》政改座談會中表示：最近聽聞前特首兼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曾經到北京，「跟北京說普選不是對的，並非對香港好」。她認為董建華曾經跟習近平相處一段時間後，就同意由梁振英出任特首，因而質疑董的說法可能影響中央取態，表示對政改不樂觀。劉慧卿的處方是：希望來自商界、親北京陣營的人多「出聲」，說服北京接受普選。當然，這完全是一廂情願。

如果董建華真的說過這番「普選不對、不好」謬論，情況就相當不妙。這等於聲稱不要在2017年普選特首，不要執行《基本法》第45條規定，亦即等於從根本上毀棄《基本法》的普選承諾，盡情否定普選，反證饒戈平所講的「普選」只不過是偽劣透頂的假普選。當然，熟悉中共高層「借口說話」運作模式的人都會知道：這不可能只是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個人意見，反而更有可能是董建華領會習近平心意，甚至接受其指示後的說法，幫黨出聲，直接反映出習近平面對香港政改呼聲耍弄無賴和翻臉不認人的痞子態度。

有趣的是，足以佐證董建華曾有上述說法的，絕非只有劉慧卿一家之言。立法會主席資深黨員曾鈺成在該座談會上也聲稱：「普選並非對香港好」的說法，不會只出自董建華一人，部分商界人士都會顧慮「普選導致民粹，令香港失去過往優勢」。這正是這隻「蓬間雀」最擅長的「拉一派打一派，借人把口說話」招數。他又說：在上世紀80年代《基本法》起草時，「全世界都相信民主是最優越的制度，無人懷疑」，但最近即使在西方世界，也有人問「民主出了甚麼錯」，例如有人見到泰國軍事政變，就會提出質問，懷疑民主，「如果董先生有這樣的說法，我覺得不奇」。他的迂迴說法等於變相默認了董建華確有此說。此外，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更高調地表示：即使沒有普選，也沒有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言已及此，《基本法》第45條的普選承諾轟然粉碎，再無懸念。

事實上，民主本身沒有出錯，錯只是出在民主做得不夠徹底，出在民主沒有被認真落實。泰國政變，錯在軍人政變，錯在有人不尊重民主法治，錯在人民和軍人迷信泰王權威，而不是錯在民主政制。普選更加不等於民粹，民主與理性、人性、法治必須並行，否則曾鈺成自己根本說明不了西方民主國家為何大多不會陷溺於民粹，更加說明不了他自己本人為何竟然用今天的我（質疑普選）來打倒昨天的我（支持普選）。正如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最近所指出：香港商界支持普選；香港與外國情況不同，香港財政儲備豐厚，「政府有錢去幫弱勢社群」，不一定令香港商界多交稅，「香港商界最想見到的是一個有效的管治，令商界可以投資」。顯然，對於這一點，董建華、曾鈺成都裝聾扮啞，偽裝糊塗。他們都知道習近平正在下達指令，習近平要否定普選，習近平要維持專政，那麼他們就只好乖乖遵命，照本宣科。

總而言之，周南封殺佔中，饒戈平扭曲普選，董建華否定普選，這三尊大砲猛轟一輪之後，中共丟出國務院那份「香港白皮書」，實際上卻是「香港收皮書」，企圖奠定香港政局的「路徑依賴」，「一皮定音」。際此，坊間有很多人說「香港玩完」。然而，筆者卻有另一想法：不抗爭，一定玩完；抗爭，可能不會玩完；那麼大家還要不要香港玩完？還要不要挺身而出，奮起抗爭？這是香港公民社會存亡絕續的生死抉擇。如果還要明天，敬請把握今天。只要大家專注於筆者先前所倡議的「佔中前三大策略」（佔中公投、三輪民調、五區公投），橫眉冷對中共這些狂囂亂吠，無需事事被動反擊，避免徒然浪費精力時間，即可拿回主動，不斷動員，全港苦行，營造氣勢，破除溫和激進的分化對立，通過佔領中環與一系列公民抗命行動，聯合一眾外國勢力共同聲援協助（當然必須維持港人的主導公民地位，不是成為他們的代言人），團結起來，破除銅牆鐵壁，爭取真正普選。這恐怕是目前香港民主前途所剩下的唯一路徑。

陶傑 - 白皮風暴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13日

中國國務院公布香港「白皮書」，明言中國政府有權「全面管治香港」，並下令香港的各級法官，也要「愛國」，在香港丟下一顆大炸彈。

梁班子和親中陣營，即刻叫香港人自行對「白皮書」，進行「組織學習」。根據中國國情，七十年代，當毛澤東發旨「最新指示」，深夜廣播，各地城市工人和農民，都要起床，敲鑼打鼓迎接，兼火速組織學習「最新指示」。

法官審案要「愛國」，第一個應無罪釋放的「罪犯」，是被控所謂「受賄」的前廉政專員湯顯明。

湯專員任內，推動內交，與大陸各級官員交流民族感情。中國官員送給湯專員的貴價茅台與高級工藝品，明明象徵祖國的關懷和各省市人民對香港的情誼，卻慘遭梁班子的律政司引用「港英」留下的地雷條例，抹黑為「贓物」，收受厚禮去大陸遊祖國河山，被誣指為貪污，此案再審下去，已經是公然違抗「白皮書」。

還有一宗：由「中央實質任命」、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名前任政務司司長，陷勾結地產財團的「世紀巨貪案」，正在開審。中央實質任命的一名特府領導人，如果受審，像薄熙來一樣，要經過中央宣布「雙規雙開」、「開除黨籍」之後，才「移交司法處理」，但中央實質任命、未經祖國官方表態批判的特府前領導人，現在淪為「罪犯」，而且由九個胡亂抽籤拉夫而成，也不知愛國不愛國的「陪審員」來決定有罪無罪，「白皮書」一出籠，也不知該如何「審」下去。

即使法官團隊，應該由馬道立領導學習「白皮書」，在靈魂深處，吃透「白皮書」精神之後，一齊表態，以後判案要「愛國」，但陪審團以後如何保障「愛國素質」？總不成以後組陪審團每抽籤，都巧合地抽中愛港力、工聯會會員、維港阿伯們吧？

所以，學習「白皮書」，是一場全民運動：公務員、大中學校長、教師、會計師、醫生、投行CEO、銀行出納、新移民洗碗阿嬸和實Q、十八區議會，通通都要組織學習。不然，香港不大亂才怪。

梁家傑 - 泱泱大國 何堪過橋抽板

2014年6月12日

【明報專訊】臨近6‧22全民投票與7‧1，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突然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洋洋2萬多字，重新界定「一國兩制」，中心思想是再次提醒香港人，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

白皮書近乎恫嚇的陳述：「中央政府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域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其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

白皮書亦提到：「要把『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繼續推向前進，必須從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宗旨出發。」

九七回歸以來，中央一直把「一國兩制」與「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相提並論，但到了2012年習近平主政，中共十八大工作報告便在「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之上，加了一條長尾巴「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此後，中央在不同場合一再提及這尾巴，今年1月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德江如是說；立法會議員4月訪問上海，王光亞當面提點一次；白皮書又不厭其煩地提述6次，生怕香港人注意不到，領略不到。

如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實踐「一國兩制」的大前提，是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原意，怎麼不寫入《基本法》？

白皮書亦把這條長尾巴套在香港政制發展的頭上：「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制度必須符合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基本法》關於普選的條文從來沒有這些內容。

討悅者有樣學樣

君好紫，滿朝皆紫，中央政府任意在原有條文僭建，討悅者有樣學樣，全國政協常委兼香港九倉集團主席吳光正日前公開論普選，他說《中英聯合聲明》訂明「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他沒說錯，《基本法》第45條也是這樣寫。但吳光正擅自加上註釋：「先協商，後選舉，而提名委員會是一個協商制度，協商完，根據民主程序投票去提名。」誤導公眾《中英聯合聲明》賦予提名委員會有權篩選特首候選人。事實上，無論京官、港官、建制派都採用這種愚民手法，製造提名委員會擁有篩選、預選權的假象，潛移默化，謊話說一萬次，令人以為是真相。正如，《基本法》第45條只不過訂明行政長官「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但官方僭建了兩個從天而降的條件：「機構提名」和「集體意志」，目的也是誤導公眾提名委員會擁有至高無上的篩選權；另一僭建是「均衡參與」，經年累月誤導公眾它是《基本法》的明文要求，用意是保留提名委員會四大界別的組成辦法，不得剝奪工商權貴的特權。

所有誤導、恫嚇、扭曲原意的動作，香港人心清眼亮，怎會不知道中央的意圖是篩選特首候選人，香港人只能從中央首肯的名單中挑選一人當特首，一人一票要打折扣。

不禁要反問，時光倒流，假如1990年中央頒布的《基本法》已清清楚楚白紙黑字寫明，將來香港普選特首，是有中國特色的普選，候選人要先經篩選，香港人不會有真正的選擇，若坦白如此，肯定九七回歸不會那麼順利，肯定有更多港人移居外國。是當年香港人太天真，太掉以輕心，以為《基本法》承諾的是真普選，抑或九七順利過渡後，中央背信棄義，過橋抽板？

中央政府24年前寫入《基本法》對香港人的另一個承諾，是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最能體現「一國兩制」。《基本法》第22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回歸初期，縱有干預亦低調、否認，但近年我們見到的是明目張膽，任意妄為，尤其梁振英出任特首以來，情况變本加厲，記憶猶新是中聯辦去年毫無顧忌地約見立法會議員，勸阻議員調查免費電視牌照事件。此外，今年5月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大會歷史性首次腰斬，此事與免費電視牌照一樣，百分百是香港內部事務，應由行政立法兩機關自行拆解，港澳辦竟然高調發表聲明，強調須尊重行政長官，反對濫用立法會議事規則干擾香港特區政府施政。及後，港澳辦主任王光亞開腔，批評拉布的議員。

不禁要反問，時光倒流，假如1990年中央頒布的《基本法》已清清楚楚白紙黑字寫明，何謂「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務」，純粹看北京意旨，不會按常理和《基本法》其他內容界定，若是這樣，肯定九七回歸不會那麼順利。是當年香港人太天真，以為《基本法》第22條的承諾是認真的，抑或九七順利過渡後，泱泱大國過橋抽板？

怎不教香港人不寒而慄？

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以至《基本法》起草時期，中央政府仍充滿自信。今天，表面上國力更強，為何反而種種迹象令人懷疑她堅持不了「一國兩制」？當白皮書甚至要求政治中立見稱的香港各級法官都要當「治港者」，並「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怎不教香港人不寒而慄？

香港值得享有「一國兩制」，因為歷史賦予這地方的一些獨特條件包括法治、言論自由、宗教自由、人權、公平營商環境等，不可能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名而叫這些獨特條件讓路，以致「一國兩制」名存實亡。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當然是香港人所願，但九七回歸前香港人所理解的「一國兩制」，並非以這幾個「根本宗旨」為主體。

要討論香港的發展包括民主發展，不能沒有歷史觀。過去100年，香港一直影響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發展，香港是國家現代化的試點；若沒有香港，中國歷史是另一個版本，今天的治國者對此必有所領會。

假使「一國兩制」未到50年便已把持不住，中央急不及待要對香港施以「全面管治權」，香港對國家的價值便會急速消失殆盡，無法繼續與國家在世界舞台扮演好伙伴的角色。這關乎香港的未來，每個香港人亦應撫心自問，一方面不認同其他人行事方式，另一方面自己有沒有付出過多少努力，維護「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及「港人治港」；所說的付出，有時只不過舉手之勞，在手機按一下，例如 6‧22全民投票，集體表示一個立場：香港人要真正的選擇。別讓自己有朝一日驚覺身處「一國一制」時，追悔什麼都沒做過。

作者是立法會議員

陳沛敏 - 家輝大戰發哥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12日

白皮書二萬三千字官場八股，沒有多少香港人有興趣細讀，當然更不會參加京官來港主持的簡介會。我們香港人做事向來講究效率，用幾齣電影，其實已可概括白皮書的精神以至香港當下的形勢。

看過大陸導演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沒有？周潤發飾演的大王對二王子周杰倫說：「朕賜給你的，才是你的；朕不給，你不能搶。」這就是白皮書解讀的「高度自治」了，中央喜歡給你香港多少權力，你就有多少權力，隨時一個不高興，要收回也不用通知你。

昨天阿爺說回歸只是換支旗，其餘的你香港人自己搞定，終審權都可以給你；明天阿爺不高興了，連香港制度的根本、繁榮安定的基石司法獨立都可以扔掉，訓示法官要愛國，維護國家利益。所以白皮書說，中央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如果你覺得晴天霹靂，那是正常的。雖然「古語有云」：共產黨靠得住，豬乸會上樹；雖然早在1990年《表姐，你好嘢！》鄭裕玲飾演的女公安已警告：「我老頭子一唔高興，你知佢老人家架啦，脾氣好差架，一聲令下，叫啲弟子兵開過嚟，嘿！到時聯合聲明，完喇！一國兩制，完喇！基本法，完喇！」但香港人當天仍然信了鄧小平，信了《聯合聲明》。以為承諾都寫進《基本法》這部憲法，地球上不會有人如斯無賴吧。誰知，就像黃秋生說的，把香港人追到手，共處一室，對方才說「我唔強姦妳囉，我哋做愛」。

那香港人怎麼辦？很擔心、很恐慌。《激戰》不是說過：「唔好怯。怯，就輸一世。」這就是王丹說的，這次港人要是被嚇住，以後就只有做奴隸了；港人要用更大的勇氣和團結，反擊白皮書對港人的恐嚇。所以，香港人要記住，現在我們的表態、我們的發聲、我們的行動，正如賤輝說：「其實我哋，都係想為自己做一件事。」

至於建制派紛紛出來說，這份白皮書其實沒甚麼，都是過去說過的呀、不要陰謀論，不要大驚小怪吧，那是因為白皮書有些「瀨嘢」，他們想降溫。

第一，「一國兩制」本來是鄧小平用來「解決台灣問題」的構想，後來在港實踐，也是想發揮示範作用。雖然隨時勢轉變作用已大減，但現在淪落至此，難怪白皮書一出，台灣輿論大為關注，民進黨即回應表示，憂慮香港公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基本權利將被犧牲，呼籲北京正視港人追求普世價值的權利。

第二，白皮書雖大力鞭撻「外國勢力」，但高度自治、司法獨立、法治原則都是外資留港的考慮因素，回歸前撤資、遷冊的困擾大家記憶尚在，雖然時移世易，但除非中央現在真的置香港經濟於不顧，否則不能不理會當中影響。

第三，中央可能想用白皮書阻嚇香港人參加全民投票、和平佔中，但隨時發揮相反作用。

還有，你看前日梁振英抹汗時的尷尬，昨日袁國強回應時的窘態，就應該領會一二。

陳沛敏 記者

區家麟 - 中國式水電有多環保？

2014年6月11日

【明報專訊】水力發電是再生能源，碳排放極低，水電很環保，這是常識。但國家崇尚「中國特色」，有時「常識」並不適用於中國。有中國特色的水電發展，環保嗎？是一個大問號。

特區政府諮詢未來發電燃料組合，從內地南方電網買電方案，似乎甚受重視。據環境局資料，南方電網之能源組合，現時有32%水電，尚會逐步增加。預計2020年後，南方電網超過一半供電來自非化石能源，按趨勢，仍以「西電東送」，來自四川雲南山區的水電為主。

筆者過去多次到大西南深山，目睹水電工程的驚人規模；當地的「壩業」，規劃發電量最少為三峽工程的6倍，由大渡河、金沙江至瀾滄江，以狂風掃落葉姿態，幾近全流域開發，嵯峨大山之中，主幹流裏奔騰的河水已消失，水庫與發電站，首尾相連，用水電集團術語，叫「用盡每一寸水頭」，河流已變成「梯級電站」，如大渡河數百公里河道，全是大工地。水電集團「跑馬圈水」，大城小鎮被淹沒、居民家園被摧毁遭逼遷、山河破敗；你見到的，是時代的瘋狂，人定勝天的奇想。

或許有人會說，工程完成後，環境可以修復。先不說當地山勢陡峭，常有山崩落石、地震災害，影響水庫壽命與安全。更離譜的是，大費周章破壞山河、未做環評就開工而煉成的龐大發電能力，竟然供過於求，而且規劃失衡，電網未建好，央企與地方政府博弈，又未傾掂數，水電無辦法輸出，要「棄水」，不能用作發電。

據內地傳媒引述中國電力聯合會資料，去年單是雲南「棄水」，就白白流失240億度電，相當於一個龍頭電站一年的發電量。水電大躍進下，內陸省市為求「消納富餘電力」，千方百計以優惠電價，於偏遠山區引入高耗能高污染如電解鋁產業，又以低價鼓勵工業大戶消耗電力，建成全國大小城區的空置「鬼城」，製造廉價卻非必須的消費品，一切化成GDP，成為發展是硬道理的唯一指標。

「水電環保」圖騰養活開發巨獸

也許又有人認為，既有剩餘電力，香港幫忙用一些，豈非兩全其美？這想法有道理，但未免有點天真。水電集團的大計，已伸延至川滇藏深山的最後淨土，「水電環保」的圖騰，養活一群遇山開山，瘋狂開發的巨獸。內地工程界，素有「草樓、銀路、金橋、鑽石壩」之說，意指建樓只賺到「草」，築橋賺到「金」，而築壩則由於規模龐大，要大規模開山劈石，築橋修路，兼建新城拆遷水庫移民，工程龐雜，賺的錢是「鑽石」級。

精銳的工程師團隊、超巨型的運輸與建壩機械，是產業鏈、也是獵食鏈，電力利益集團，不可能停下，有更多的電費供養，客觀效果正是鼓勵他們大踏步前行，進一步踐踏山河。

世上沒有一種又便宜又環保又絕對安全的發電方式，中國式水電的破壞力，不如燒煤造成空氣污染般易見，亦不如核電廠出事般驚心。但這種不理人文、不顧山河、不管效益；言必「大戰略」、「劃時代」、「跨越式」的規劃裏，公眾諮詢近乎零，環境評估形同虛設。香港應否以每年數百億電費，供養這條千瘡百孔的利益鏈，值得深思。

龐永欣 - 公民抗命

明報   2014年6月11日

1955年美國蒙哥馬利鎮的黑人Rosa Parks女士，因拒絕讓座給白人而被捕，最後罰款14美元。當時的法例是：白人登上巴士坐前面，黑人登上巴士要坐後面，若車坐滿了仍有白人上車，原來坐的黑人要站起來，給白人讓座。Rosa Parks的抗爭最後發展為一場全國性反歧視民權運動。不錯，Rosa Parks就是知法犯法了，但那是種族歧視的惡法！

今天，Rosa Parks事件被定性為「公民抗命」。哲學家Hannah Arendt曾說：公民抗命者不應被視為罪犯（criminals）：一般罪犯最怕的是曝光；相反，公民抗命者是要堂堂正正地爭取公眾的眼睛。

不可不知的是，Rosa Parks事件不但載入史冊，還跑進美國中學課程裡。美國學校《公民教育課程綱要》（1991）這樣說：公民抗命是一種觸犯法律的行為，但那是一種經深思熟慮、公開、真誠、非暴力的抗爭；參與者願意承擔責任，接受處罰。他們的抗爭，是要向不公義的法律挑戰，目的是尋求比法律更高的原則和理想。

由於違法，不是到了最後關頭，不可輕言公民抗命，但因為公民抗命者尋求的是公義而非私利，稍有胸襟的文明政府都不會過份打壓，一般是與抗爭者事前商討，盡量包容。香港的佔中運動，能否符合「公民抗命」的定義和標準，還有待觀察；但政治官員、附庸，以至警察首長單以一句「佔中不可能不違法」予以否定，就是對公民抗命的無知。當然，最令人難過的還是教育局長，他只懂用威嚇言詞警告教師學生不要參加，好像完全不明白公民抗命是教育上的一道敏感難題。

龐永欣 pongdidit@gmail.com

李純恩 - 太魯閣人真有種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11日

遊客肆虐台灣太魯閣，當地原居民忍無可忍，持槍封路，不讓遊客進入。新聞圖片所見，原居民持着槍當道而立，那氣勢，有點像兩個月前美國中部牛仔大戰政府軍警的場面。
這種場面，看了令人很解氣，除了鋤強扶弱的天性，香港人看到這樣的場面，也勢必百感交集。全世界都不會說遊客不好，只會說不好的遊客不好。不好的遊客會搞得全世界雞犬不寧。

太魯閣居民持槍封路現場，他們還寫了很多抗議的橫幅，內容都是抗議旅遊業破壞環境，其中有一條橫幅上寫：「解說不真遊客當真」，想必是抗議導遊介紹當地的時候信口開河胡說八道。

前兩天我說過黃永玉先生曾教過我一句湖南話：「奪翠」。意思是「好得不得了。」永玉先生在家鄉鳳凰古城中建了一個臨河的小樓，名字就叫「奪翠樓」。永玉先生是名人，他的小樓也就成了當地的旅遊名勝，導遊帶着遊客遊鳳凰古城，走到小樓下就信口開河：「你們知道黃永玉嗎？著名的大畫家。他有個姪子叫沈從文，你們看過沈從文寫姑娘翠翠吧，翠翠其實是沈從文的女朋友，但後來被黃永玉搶了過來，養在這幢小樓裏，所以這樓就叫奪翠樓！」永玉先生把這件事當笑話講給我聽，自己也笑得前仰後合。這就是「解說不真遊客當真」，到了太魯閣，人家就持槍封路了！

陳沛敏 - 白皮豬生吞雞本法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11日

《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將近30年，《基本法》頒佈超過24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快要17周年，「五十年不變」過了沒有一半，北京突然發表白皮書，就「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以至普選制度，重新界定演繹。

白皮書的內容，用港人的視點一言蔽之，就是這些話若早在九七年前頒佈，香港不是爆發騷動反對回歸，就是移民外逃的不止30萬人*而是300萬人。

北京當年不是說，回歸只是換支旗嗎？中英談判期間，鄧小平是這樣形容九七後的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可以繼續同其他國家和地區保持和發展關係。我們還多次講過，北京除了派軍隊以外，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幹部，這也是不會改變的。我們派軍隊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我們說這個話是算數的。」他還以「馬照跑、舞照跳」來說明「五十年不變」，為的就是安撫港人。

中英簽訂《聯合聲明》後，過渡期間京官每次提及《聯合聲明》，例必補上一口「這是莊嚴的承諾」。八九後江澤民又說，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是「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於是，港人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認知，就是除國防、外交外，香港內部事務港人自理；行政首長和立法議會最終是由普選產生；司法獨立。

國務院昨日首度就香港發表白皮書，將「高度自治」的定義變成中央有權對港「全面管治」、「香港享多少權力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一國兩制」變成「一國是前提、兩制從屬」；普選制度加上「符合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特首須「愛國」；司法獨立變成「法官要維護國家利益」。

類似的言論，其實近年已逐點透過領導人、京官和建制派的口中滲透出來。例如吳邦國年前說過，「高度自治不是香港固有的……中央授予香港特區多少權、特區就有多少權」。梁愛詩兩年前炮轟香港法官及法律界對中央、特區關係缺乏認識，還說回歸並非只換支旗、改個名，而是對國家民族認同，國民身份的接受。這是2003年以後中央收緊對港政策的折射，但今次以白皮書的形式發表，則顯示香港政改已進入關鍵時刻，為對付全民投票及未來佔中，北京不惜終極攤牌。

北京發表白皮書如同公然撕毀《聯合聲明》、《基本法》，卻是兵行險着，將香港推到危險的境地。特區政府「有商有量」的宣傳口號固然淪為欺世笑話，所謂的溫和泛民，也被推向死角。溫和派一直強調與中央溝通，尋求中央可接受的方案，也因此不支持公民提名，但現在，他們已退無可退。

有內地網民形容，白皮書如同八九民運時《人民日報》發表的「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四.二六社論，結果激起更大規模的抗爭。然後，一切已是歷史。

*據統計1992年至97年間有30萬港人移民加拿大、美國、英國、澳洲、新西蘭等地

陳沛敏
記者

蘇賡哲 - 孔子學院受杯葛

太陽報   2014年6月11日

中共豪灑三十多億港元，在一百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設立孔子學院。作為軟實力輸出，這本來不是創舉，英國有英國文化協會、德國有歌德學院、西班牙有塞萬提斯學院等，孔子學院只是晚輩。

雖然中共相當慷慨，但和其他國家同類機構有別，孔子學院在國際上頻受杯葛。最近加拿大多倫多公校教育局宣布設立孔子學院，就引發很多反對聲音。主持教育局事務的教育委員是民選的，政治立場不同，部分教育委員準備提出反對議案，並呼籲市民向自己選區的教委要求支持或簽署請願書。

此外，去年安省麥馬斯特大學就宣布關閉校內的孔子學院，理由是中方負責教師之招聘標準和加國大學的標準有衝突，存在信仰歧視和言論控制的問題。孔子學院在加拿大最大的反對者是擁有六萬多會員的大學教師協會。半年前，協會公開呼籲加拿大各大學及學校切斷由中國威權政府資助和監督機構的聯繫。加國情報局長法登曾稱，孔子學院受中共大使館及領事館控制，試圖影響加拿大政策。

其實，像德國的歌德學院也受德國外交部控制，規定在特殊情況下外交部可直接干涉學院活動，駐外使館可反對當地學院某項活動，並炒掉有損德國國家利益教師。孔子學院在西方國家碰壁，原因是中共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接不上國際的軌。杯葛還會陸續有來。

蘇賡哲 評論員

李怡 - 一流人才忽喉舌上身做三流政棍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11日

曾鈺成出席一個午餐會演講時，引述梁振英在回歸前接受傳媒訪問，被問到會否選特首，梁說不會，並指：「在香港，一流人才從商，三流人才從政」。曾鈺成隨後又說，希望香港有普選後，不能夠給三流人才作主，「多些一流人才作主！」幾乎已點明非普選的現狀，是三流人才作主啦。

縱觀回歸17年香港的變化，其實已逐漸打破「一流人才從商，三流人才從政」這個定律了，而是不管從商還是從政，實際上都是在從政。且看九倉主席吳光正出席股東會時，用了近一小時去講香港的普選，你說他是在從商還是在從政？談話中更曲解《中英聯合聲明》，講明香港不應有真普選，說「如果有真普選，咁咪即係有『假基本法』、『假回歸』？」他多番強調，自己不代表中央或任何人發言。作為一個商人，本來沒有人認為他代表中央發言，但他這樣此地無銀三百兩，就使人覺得他不是從商而是從政矣。

再看李嘉誠、李兆基、陳啟宗，一個個從商者都忽然齊齊反佔中。他們投資國際市場，也是選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國家，何以對香港爭取真普選的佔中運動就有如此反應？陳啟宗還說「佔中，……如果發生在美國，早就被捕入獄了」。他怎麼會不知道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受到紐約市長支持呢？說白了，就是這些從商者都忽然中共喉舌上身去從政也。

既從商又從政，本來也沒有問題。但在專權政治陰影下從政，就不是以信念為主的從政，而是以利益為主導的從政。從政者不會有自己的獨立意見，一切以極權政治的掌權者意志為依歸。這種政治語言，用英國作家奧威爾的話來說：「就是讓謊言聽來真實，讓謀殺受人尊敬，讓純粹的空談顯得無懈可擊的語言。」這麼說，還算是有點技巧的政治語言，實際上，專權政治君臨香港的政治語言，是連這種技巧都不再講究，根本就是赤裸裸說謊了。

所有的大陸所謂學者，甚麼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你相信他們講的是自己的意見嗎？何以都跟中共高幹喬曉陽、李飛之類如此一致？很明顯，他們也不是甚麼學者，而是從政者，說的都是「讓謊言聽來真實」的政治語言。

利益主導的從政者，他們的意見是隨利益而擺動的，並無信念的堅持。早前葉劉淑儀在特首答問大會上說，佔中的理念和本質，和西方真正的公民抗命是有所不同的。行騙長官回答說：概念確實是不同。但前天，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在一公開場合就強調：佔中是以公民抗命形式進行，公民抗命必然會涉及違法行為。究竟佔中是不是公民抗命，至少行騙長官與律政司司長就看法迥異也。這是他們在中央強烈反佔中的原則下，「讓謊言聽來真實」的各自發揮。

曾鈺成在午餐會上，又指中央政策組不應淪為只是做民意調查的機構。他說政府施政碰上如此多困難，部份原因是因為沒有認真和深入的政策研究。他憶述，以往英國殖民地政府會委聘一些國際專家，就香港的教育、公務員、房屋、交通等方面進行認真和深入的政策研究，回歸後已不復見：「自回歸以來，政府冇就任何一項政策進行過全面、科學、深入嘅政策研究。」

港英時代，崇尚精英管治。當年對各方面政策作深入研究，都是找些基地在新西蘭、愛爾蘭、加拿大等地，與香港全無利益瓜葛的國際顧問公司作研究和提出報告的，報告交給成員獨立的特設委員會審查，其後提交行政局審議。

回歸後，已不見有國際顧問調查這回事。各有關委員會的組成，帶酬庸色彩。即使是設於香港的國際顧問公司，也出現了免費電視報告被政府扭曲事件。精英管治名存實亡，公務員中立變成「立中」，即要站在中共國的政治立場。香港商界、專業人士、公務員等精英，這些曾經是穩定社會的力量，都變成倒向中共的從政者，也都變成「三流人才」也。

我們真是毋須花時間去認真反駁所有這些政治掛帥的人，不管他是周南、饒戈平，還是吳光正，不管他是大商家、學者、外交官，還是出身於公務員精英，講政治時都只是專權政治的應聲蟲，是沒有個人意志的小角色。比如周南的恫嚇，根本不是他個人意見，而且他這樣講正說明中共對佔中的恐懼。所以，你認真就儍了。在專權政治的蹂躪下，香港已漸漸沒有一流人才，而是全面滑向三流政治人才經營和管治社會。除了6.22投票，除了佔中，香港人沒有走出困境的其他選擇。（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黃宇軒 - 中國政府在「白皮書」中扭曲的沙士論述

主場新聞   2014年6月10日

中國政府發佈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10/6/2014)，隱含對「沙士在香港」的歷史敘述和詮釋，雖然只有一小段，但卻為嚴重偏頗的陳述。非典型肺炎疫症10年剛過，其歷史和記憶就被改至面目全非，是對2003年那個春夏之交，死去的299人，與及日夜與疫症搏鬥致力解除危機的醫護人員嚴重不敬。

筆者曾對沙士稍作研究，以下僅以簡單羅列數點，說明在白皮書中的說法，是如何失實。

白皮書敘述重點：

(1) 中央政府在沙士時向香港「伸出援助之手」，包括提供藥物和器材和領導人慰問

(2) 與香港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恢復香港經濟

有關「沙士在香港」，香港媒體和香港記憶中的主流論述：

(1) 有關香港與中國在沙士期間的關係，主要受關注的，是中國大陸隱瞞疫情和封鎖訊息的種種。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廣東省及北京的不對等關係，會讓重要資訊無法順利向香港流通，而中國封閉的政治體制也會在突發狀况下對香港構成嚴重威脅：疫情初期，就因廣東省已廣泛爆發，卻無向香港通報真實情況，以致香港公共衛生系統未有足夠防範。中國政府自身，也曾大量開除隱瞞疫情的官員(論者指出下台的多為京官，隱瞞疫情的最大禍首地方官卻絕少被問責)。巧合是北京在受世衛牽制和全球批評而不得不開除官員和加強透明度後，立時宣佈出現沙士疫情。其時全球疫潮正在退卻，讓人懼怕中國的疫情還有多少未被揭露。

(2) 沙士肆虐期間，北京為了強調一家親，讓人忘卻疫情功過的細節，2003年5月當香港有足夠藥物和疫情好轉，在自顧不暇的情況下，將少數的抗炎物資運往香港，作形象工程。此舉被認為是企圖壓下港人對內地隱瞞疫情的憤怒。

(3) 2003年5月中，香港疫情未過，未符世衛除去旅遊警告的三項要求，但中國為了顯露實力和緩與經濟影響，特派出吳儀向世衛施壓，用大國外交的方式替香港作主。不久香港在未達要求下，世衛忽然解除旅遊警告。然而，這旅遊警告雖然衝擊香港經濟，卻一度是唯一可牽制內地，逼其加強對世衛的透明度的重要因素。

(4) 沙士期間曾一度讓香港人反省，中港兩地急促加劇接觸，會帶來許多尚未全盤摸索得到的問題，即使「融合」也要摸着石頭過河，是為沙士的提醒。然而，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是在沙士疫情尾聲時，中國從上而下「贈給」香港的，那不是一個協定，而是瞬間完成的「安排」，香港社會尚未商討沙士之後，該如何重新反省中港間的連繫。6月23日世衛才將香港從疫區的名單上除名，6月29日香港就「被安排」了CEPA。299位死者還是屍骨未寒，沙士調查還未完成。

(5) 立法會沙士獨立調查委員會開會期間，醫護人員相繼指出前衛生署長陳馮富珍輕率對待疫情，犯上眾多可避免的嚴重錯誤，令原有可能逆轉的疫情轉壞，間接令死亡人數增加。沙士過後幾年，陳馮富珍作為「中國代表」參選世衛總幹事，部分沙士死者家屬難以接受，然而對中國來說那些反對聲音根本微不足道。

林卓廷 - 圍標肆虐 政府卸責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10日

我在廉署服務時，曾多次參與大廈維修圍標的調查執法工作。重返民主黨後，我開始向傳媒講述圍標肆虐問題，希望引起社會關注，迫使政府正視。當時傳媒朋友雖然相信我的說法，但經常會問我拿證據，我只能告知他們圍標集團犯案手法非常隱閉，根本不可能有白紙黑字的證據。

其後，曾參與圍標勾當的業界人士「強哥」接觸我，願意在隱藏其身份的情況下公開講述圍標黑幕。他清楚指出圍標集團如何串謀管理公司、貪腐的法團委員、顧問公司和工程公司操控投標程序和工程價格，更爆出參與圍標的主要成員可分得工程總金額的百分之五至十不等，以二億元的工程為例，賄款可達二千萬元。儘管如此，一些人仍質疑圍標之說「誇張、老作」，我只能一笑置之。

直至6月7日我代表大聯盟出席電台節目，講述多名反圍標業主遭恐嚇事件，一名聲稱參與圍標勾當的聽眾來電透露圍標內情：「落釘時我們會和法團主席傾偈，落釘即表示我們做的，其他人以後都不會做的，如果屋苑業主反對，可能會減少少，如果業主再要求減更多，他們會和法團主席再傾偈，你說法團主席操守有問題嗎？這也是沒辦法的，他們（法團）主席不袋錢也得袋……那些人是黑社會來的……你玩唔到佢，佢搞到你，我要豬腩肉切邊嚿就邊嚿，無得出聲！政府真係要幫手的了，我雖然食呢行飯，但我住的地方都俾人屈番轉頭！所以我打電話來告訴大家。」同場的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副主席龔瑞麟先生也指出，正當顧問不願做大廈維修的工程，形容參與這類工程是「撩鬼攞命」、「得罪多方面嘅人」。

大廈維修圍標肆虐其實已經是公開秘密，涉及貪污賄賂、串謀詐騙、刑事恐嚇、刑事毀壞等罪行，受影響業主水浸眼眉，民怨沸騰，但政府愛理不理。

負責大廈管理政策的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除了在反圍標大遊行當日發表網誌，口頭關注圍標問題，未見其具體跟進。民政署官員與大聯盟開會後，至今仍未具體回應大聯盟提出緊急修例的訴求，一味強調法例檢討需時，無視圍標集團利用法例漏洞，阻止小業主召開業主大會推翻工程，民政署推出的「顧問易」計劃亦被批評無實效，無助舒緩圍標問題。

警方方面，有參與反圍標運動的小業主早前收到恐嚇信，信件提及事主的懷孕妻子及幼兒，印有其家人照片，內容恐嚇事主「唔好攪咁多無為（謂）嘢……十月懷胎好辛苦㗎，有乜閃失就後悔莫及啦！」事主向警方報案，負責警員居然指有關信件不屬恐嚇，表示交由「警民關係科」處理，亦無撿取信件作為證物；及後，另一名小業主收到劉進圖被斬報道和白色粉末的恐嚇信，報警時警員居然表示只會備案，直至業主表示不適要求入院，警方才派員處理。見微知著，有前線警員明顯輕視屋苑問題衍生的恐嚇案件，以為是一般業主爭拗，低估案件的嚴重性。最終大聯盟透過傳媒公開事件，警方才重視交由重案組跟進。

廉署方面，雖然多年來屢次採取執法行動打擊圍標集團，但成功檢控可謂鳳毛麟角，集團的骨幹一直逍遙法外，令圍標集團氣燄日盛，肆無忌憚宰割小業主。競爭事務委員會雖然表明會優先打擊圍標問題，但最快要2015年才展開工作，遠水難救近火。

說到底，圍標問題根源在於政府大力推行大廈維修，但缺乏監管，只懂卸責，讓無權、無勢、無專業知識的小業主孤軍作戰，對抗財雄勢大的犯罪集團，他們由黑社會、法律界、建築測量界、物業管理等專業敗類組成，濫用法律程序、利用黑社會手段，迫使敢言業主收聲，令小業主任其宰割！

現時維修市場已被高度壟斷，維修市價被大幅抬高，政府絕不能再以「不干預私人市場」為藉口口，埋首沙堆，否則就是圍標集團的幫兇！大聯盟建議政府牽頭打擊圍標，從立法、執法、專業支援等方面協助小業主，讓市場重回正軌。

最後，容我引述參與圍標勾當的張生的說法作結：「政府真係要做嘢，政府一日唔做嘢，做縮頭烏龜的話，日日都有呢單嘢出現，我同情他們，但愛莫能助。」

林卓廷
全港業主反貪腐反圍標大聯盟發言人

林忌評論 - 大陸沒民主，香港沒普選？

自由亞洲電台   2014年6月9日

中國維權律師滕彪，在今年香港的廿五週年六四晚會上，提出了：「大陸若不民主化，香港人不會有真正的普選，香港現有的新聞自由、結社遊行示威其他的自由，也會被慢慢奪走，所以我們必須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我們也期待有一天，讓愛與和平佔領天安門」；這句讓台下激動萬分的說話，在香港引來了各方的轉載以及評論。

然而，這句說話被扭曲了；在當晚香港電台以及幾份報紙，居然把這段說話「簡化」成為「內地沒民主，香港沒普選」十個字。首先維權律師滕彪在中國大陸，已經不斷備受黨的打壓以及扭曲其言論，好不容易來到了香港，我們香港的傳媒居然不是盡量以原文去報導他的說法，還要篡改他的言論？為何「大陸」不能照用，而是要改為「內地」？如今連滕彪說「大陸沒民主」，究竟是甚麼龐大的力量，令全香港幾乎絕大部份的記者，凡見「大陸」二字即篡改成為「內地」二字？香港人在九七前說了幾十年的「大陸」以及「大陸人」，現今中國大陸仍然有很多人只說「大陸」以及「大陸人」，究竟是為了甚麼，要把「大陸」改為馬關條約之後，日本殖民者威迫台灣人把日本稱為「內地」般，改稱中國「大陸」為「內地」？其二「沒有真正的普選」七字，顯示滕彪頭腦非常清醒，也非常緊貼香港的時事，他知道中共如今是想推動「假普選」，不斷宣傳「有商有量」的假普選，因此無論如何再簡化，只應簡化成為「沒真普選」；香港的傳媒大刀一揮，把「真」字刪去，令沒有收聽或在場觀看的人，完全感受不到滕彪的智慧。

誠然，香港很多人，對把香港普選以及中國民主捆綁一起討論感到不快。很多「本土派」相信兩者應該分開討論，部份人認為兩者沒有關連，甚至有人認為爭取中國民主有可能會危及香港的民主；反之，一些所謂「大中華派」卻深信不疑，認為中港兩地的命運，是緊緊結合在一起的。因此，兩派不斷為了這課題，在網上狂打口水戰。然而，大家卻忽視了滕彪原句的重點，即在中國民主化之前，中共只會不斷地破壞香港各方面的自由，因此香港需要「佔中」，而也期待他日甚至可以「佔領天安門」。全段來讀，滕彪不是說要先要爭取中國民主──用「佔領天安門」來變相爭取香港真普選，而是香港人先用自己的方法──佔領中環，來爭取香港的民主，那麼他的說法，只是他對中共「不會給香港真普選」的分析，根本沒有「香港人應先爭取中國民主」的意思，這就是香港傳媒扭曲滕彪言論的最大錯誤。

至於高呼「建設民主中國」的「大中華派」，特別是這班包括了往年宣傳「愛國愛民」，堅持在六四晚會繼續大叫愛國口號的政黨成員──如果真正相信「中國沒民主，香港沒真普選」，那麼要佔領的就不是中環，而是佔領北京的中南海；做法就不是在香港退縮地，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議員，而是學孫中山及毛澤東，聯結外國去發動推翻現有政權的革命。

又再退一萬步，即使香港這些「愛國民主運動者」沒有這種「雄心壯志」，那麼作為「民主派」，其任務與角色，就是拒絕和中共妥協，根本不應該相信中共的任何合作，也不應和中共作出任何無謂的談判，因為這一切，最終都必然是徒勞，純屬中共分化民主派，破壞民主派團結，以及消耗民主派能量的統戰。

可是我們見到的，是這些相信「中港一體」的政治人物，平日樂於被中共統戰約見，例如教協的議員葉建源，最近就約見中聯辦秘密會談；支聯會主席李卓人的工黨黨友何秀蘭議員，就主動向中共提出要全體立法會議員，去大陸參加「國情研習班」，最終變成了民主派去上海和中共「交流」的「上海之行」。一面說不相信中共會給香港人民主，一面接受中共統戰，和中共會談見面「爭取普選」，這種截然相反的思想行為，究竟是人格分裂，還是思覺失調？

更荒謬的，這些「大中華派」多年來支持由共產黨主持的「中港融合」，他們一邊相信中共企圖破壞香港的自由，一面大開香港的中門，去和共產黨全面控制下的中國「融合」。結果正如滕彪所講，香港各方面，特別是自由方面，不斷倒退。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有連「大陸」也說不得，必須改為「內地」的所謂「新聞自由」。

究竟中共會否容許香港民主? 這政治信念或許最終要由歷史才能判斷。相信「中國沒民主，香港沒普選」者，請不要再和中共談判或者妥協，請奉行「漢賊不兩立」，請矢志推翻中共政權，不要再把與魔鬼妥協的愚蠢行為，說成是「階段性勝利」；近日香港流行一句，即形容這種不斷改變標準的行為，即「搬龍門」。（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蘇賡哲 - 日暮鄉關何處是

多倫多明報    2014年5月30日  

    六四流亡西方的民運人士，在解決生活問題後，往往被思鄉而歸不得的現實所苦。 張健在天安門廣場中槍後逃到巴黎，非常懷念家鄉的親人，又經常追憶犧牲了的年輕朋友。他記得有個故事：一群小孩在公園玩軍事遊戲，奉派看守「軍火庫」的少年被其他玩伴遺忘了，遊戲結束沒有人叫他回家。公園要關門，他仍站在那裡說，沒有司令解除禁令就不能回家。公園管理員只好上大街找來一個軍官，向少年下達任務已完成，可以回家了的命令。

    張健說：故事中的少年比他幸運，還有個軍官叫他回家，他自己就一直傻傻站著，沒有人叫他可以回家。而且這不是一場遊戲，是真正的戰鬥。更有很多小伙伴已經天人永訣，永遠回不了家。所以他要一直站下去，為這個真實的故事做見證。

    我想起的是另一個故事：唐代貞觀年間，南方的林邑進貢了一隻白色的鸚鵡。這隻鸚鵡乖巧可愛，善於應對答辯，很得太宗喜愛。後來鸚鵡向太宗訴苦說，牠來自南方，受不了這麼寒冷的天氣，太宗出於憐憫，就令使者把鸚鵡送回林邑。

    張健一定很希望有個唐太宗把他送回家鄉去，但現實當然是不會有的。「愛別離」是人生大痛苦，知道家鄉的親人陸續離世，自己單身飄零海外，淒楚自不待言。

    可是，還有人嘲諷張健他們這些人「不能直面人生的苦難」，這就未免令人覺得相當涼薄。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區家麟 - 黑勢力作惡，政府袖手

潮池   2014年6月9日

這件事，關心的人很少。也許是因為，只有業主才有這樣的煩惱，但是一世人遇到一兩次，已足夠麻煩，嚴重干擾日常生活。

試想想，一個中產家庭，努力工作，窮大半生之力，買了一個安樂窩，本來，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為舊樓要維修了，平實改豪裝，每戶要付三十萬裝修費，掀起漣漪，刮起風暴。原來業主立案法團，只需一成業主議決，或利益集團聯同管理公司，收集授權票，可輕易通過他們屬意的維修大計。

三十萬？有業主付不起，有業主覺得不值，群起反對，換來什麼？有人在貼街招咒罵業主，然後變本加厲，寄恐嚇信，附一家大細相片，問候孕婦「十月懷胎好辛苦架，有乜閃失就後悔莫及啦！」；近日，更無法無天，寄白色粉末、附劉進圖被斬雜誌封面，附業主相片，大字「往生地獄、死不足惜」、該當「死罪」、「死一百次、一萬次不足以謝天下」。

黑勢力入侵家居，恐嚇嚇入屋，這是什麼世界？

舊樓翻新維修，一個大屋苑，動輒費用數以億計，無疑是大肥肉大茶飯。阻人發達，罪大惡極，有勢力的維修公司，圍標傳聞不絕，小業主徒嘆奈何，奮起發聲，竟飽受恐嚇。翠湖花園事件，不是唯一。

香港電台《星期六問責》討論圍標與業主受恐嚇問題，有翠湖花園業主曾問測量師行，請他們獨立估價，豈料有測量師謂：我唔做呢啲嘢，會畀人斬架！

測量師學會龔瑞麟則說，確實有正派測量師被擠出市場，他說，曾聽過行內有些顧問公司參與維修的投標時，會有人問：「你真的去做這個工作嗎？你小心點，人家已經鋪排好的了。」這樣正當顧問就不做了，因為他們生意已經夠做的，這些「搖鬼攞命」的事就不做了！即使讓你投到標，你會做得很辛苦，開會要開到半夜三更，做完之後，又總會有業主不滿意你，又會得罪多方面既人，賺取的費用又不是很高。所以，絕少「正派」測量師，夠膽幫業主做一個合理估價。

更有一位參與圍標的張生，致電節目，爆圍標黑幕，集團如何隻手遮天。他說：

「落釘時我們會和法團主席傾計，落釘即表示我們做的，其他人以後都不會做的，如果屋苑業主反對，可能會減少少，如果業主再要求減更多，他們會和法團主席再傾計，你說法團主席操守有問題嗎？這也是沒辦法的，他們（法團）主席不袋錢也得袋。」他續說：「妖魔鬼怪有肉食，正派人無得企，那些人是黑社會來的，在翠湖花園發生的恐嚇事件，就是到了佢地做野既時候，你玩唔到佢，佢搞到你，我要豬腩肉切邊舊就邊舊，無得出聲！政府真係要幫手的了，我雖然食呢行飯，但我住的地方都俾人屈番轉頭！所以我打電話來告訴大家，政府真係要做野，政府一日唔做野，做縮頭烏龜的話，日日都有沙田（翠湖花園）呢單野出現，我同情他們，但愛莫能助。」

故事的教訓很清晰，即是說，任何大小業主，只要你的物業要全幢大檢驗大維修，你就幾乎逃不過被黑勢力襟住搶的命運，你斗膽反對，更有畀人嚇餐懵懞的風險。

現時的建築物管理條例，漏洞很多，讓圍標公司夥同管理公司有機可乘，民政事務局做緊乜？無反應。不要忘記，政府有份大力宣傳，鼓勵大廈業主大維修的。

競爭條例快實行了，拜託，那個久聞樓梯響的競爭事務委員會，第一件事請主動調查圍標惡行。還有，高效率的香港警察，不要花太多心機去滿足你的政治任務；黑勢力作惡，小市民有難，等你破案。

 (本文部分段落刊於晴報專欄《風起幡動》，此為加得好長版)

黎德怡 - 學歷造假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9日

近日有報道指鄉議局主席兼立法會議員劉皇發懷疑以千萬人民幣捐款換取中國政法大學名譽博士學位，而為捐款擔任中間人的簡福飴，其博士論文本來被評為不及格，但於校長公佈委任他為特別顧問後，居然成功通過評審。

筆者認為，劉議員買博士銜頭，並不算甚麼醜聞，皆因那不過是名譽學位。香港以至世界各地大學，以社會貢獻為準則，每年不知頒發幾多這類學位，沒有人會天真地以為擁有名譽博士的人是經過寒窗苦讀取得甚麼學術成就，至於業界貢獻則屬主觀。那麼簡所取得那個真正博士學位呢？因為政法大學不是香港學府，而其論文及格與否乃是大學內部決定，即使簡沒有真材實料，港人也奈不了何。

港人和港府須多關心的，是其他立法會議員的學歷造假。學歷造假其實可以分兩種：偽造學歷證明，並非畢業於某某大學，卻企圖用假證書來瞞天過海；又或者從不獲政府承認的文憑工廠（diploma mills）買學位/資格，渾水摸魚以誤導公眾。立法會議員葛珮帆申報從Greenwich University（Hawaii）辛苦9年、並於1996年取得的哲學博士（管理）學位，鑑於Greenwich在1990年才成立，兼且從未獲任何國家教育部門認可（最後更倒閉），很明顯是造假的一種。

有人會強詞奪理說，從文憑工廠輕易買回來的學位，即使學校恍如空殼，文憑本身卻非偽造，所以無犯法。況且，沒有法例要求議員擁有高學歷，所以學位再「野雞」也不是問題。究竟是否嚴重問題？在美國，不論是偽造證書還是將diploma mill買得的文憑放在履歷表上，都一律稱為履歷詐騙（resume fraud）。2004年，美國國家安全部高官Laura Callahan被發現其博士學位是從一間名為Hamilton University的文憑工廠買回來後，必須引咎辭職──縱使博士學歷根本不是其負責職位的必須條件。同樣地，2011年，堪薩斯州的資訊總監Tim Mann被發現其大學學位是從University of Devonshire取得後，亦自動辭職──即使州長堅持他很有才幹。讓欠誠信者繼續留在政府，實在對納稅人不公平。

反觀愛國愛港、理應重視禮義廉恥的建制派議員，被質疑造假時，跟以上美國前公務員成強烈對比。葛議員被問及學歷，老是面不改容兼堆砌出牽強理由，例如堅稱論文沒有留底。而最令筆者奇怪的，是公眾似乎對議員（兼中文大學校董）造假不甚關注，而政府更是不聞不問。大家不想香港淪為大陸城市，必須捍衞納稅人權益，更積極對抗造假現象。

黎德怡
美國執業律師、專欄作家

余若薇 - 抉擇時刻

明報   2014年6月8日

和平佔中發起人陳健民說：「（6.22全民投票人數）如果連10萬都唔到，我覺得係失敗。我哋三子討論過，如果最後得幾萬人投票，我哋三個應該出嚟向社會道歉，同表示我哋真係對成個運動冇領導力，大家要一齊重新諗吓，下一步點走落去。」另一發起人戴耀廷也說：「若香港人認為我們過去一年多所做的事不足以令他們走出來投票，我想我們也要有一定問責。」

每個社會運動，往往不是單憑一次行動便達到目標，也不是第一次行動便一呼百應，萬人空巷。

2003年我在立法會反對《基本法》23條倉卒立法，只是盡自己一分力，沒想過最終會有50萬人上街。2010年五區公投，呼籲廢除功能組別，50萬人投票，也沒想到會因此被曾蔭權挑戰在電視直播辯論政改。

和平佔中運動，三位發起人一顆赤子之心，一年多以來，佔中三子牽動數千人一起商討，數萬人在元旦投票，多個民主派政團與民間團體響應，兩個書生一個牧師做到這一步，已經十分不容易。下一個行動是6.22全民投票日，當然希望愈多香港人參與愈好，但不論結果如何，是香港人的選擇，並非佔中三子的責任，三子沒用一分公帑，也沒欠香港人什麼。

鄭宇碩教授作為真普聯召集人，苦口婆心，好不容易將立法會27名泛民議員的意見糅合為三軌方案，但民主黨已預告6.22後不再參加真普聯會議。

之後的路如何走下去，是香港人的選擇。也許你認為民主運動沒有領導人，全是以上這些人的錯，最好他們都鞠躬道歉，以後天下太平。也許真正的主人翁實在是香港每一個small potato（小薯仔），關鍵時刻才走出來，拯救香港。

李怡 - 要做一個反抗者嗎？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8日

希臘神話中，天神懲罰薛西弗斯將一塊巨石推上山頂，但總是在到達山頂時，巨石就滾下來，他只好下山再推，再一次推到山頂又滾下，如此無窮無盡地反覆。卡繆《薛西弗斯神話》說我們每個人都是薛西弗斯：起床，坐車，上班，吃飯，上班，吃飯，睡覺，一天接一天周而復始。直到某一天，意識中浮現「為什麼」，一切就都從厭倦中開始了。厭倦開啟了意識的活動。

荒謬起於追求意義的人面對世界與生命的無意義，因而產生衝突感。如果不知道荒謬，要反抗什麼？如果了解荒謬，任其宰制，不去反抗，又會是怎樣荒謬？我們可能屈從於得過且過，覺得生活就是這樣，怎麼樣都一樣，不然還能怎麼樣？

無所謂的態度讓人靜靜地、荒謬地享受着痛苦。使荒謬更加荒謬。

不安於荒謬就要反抗。卡繆195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詞說，我們這世代面對的任務在於阻止這個世界的崩解。香港目前正面臨文明的崩解。卡繆的書《反抗者》寫道：「人們有權享有的幸福，靠反抗才能獲得；轉身反抗不公不義，你才由奴隸變成自己！」不是變成主人，而是變成自己：一個忠於自己的人。反抗者不是因為自由所以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帶來真正的自由；不是由於希望才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在絕望中帶來希望。「在荒謬經驗中，痛苦是個體的；一旦產生反抗，痛苦就是集體的，是大家共同承擔的遭遇。反抗，讓人擺脫孤獨，奠定人類首要價值的共通點。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面對香港的種種荒謬，你要繼續享受荒謬，還是要「變成自己」，做共同的反抗者？（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梁文道 - 恥辱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8日

我只見過王丹一次，印象就和文字上看來的一樣，溫和而善良，所以我大概能夠理解他對柴玲的態度。當初大家傳聞柴玲貪生怕死，早早逃離廣場；王丹以親身經歷為證，憤怒地替她辯護。後來柴玲說自己原諒了殺人的軍隊，以及李鵬和鄧小平；王丹也只不過說她這番話「不能代表廣大的八九同學」而已。然後今年，柴玲寫了一封公開信給丁子霖女士，惹人非議；王丹則說他尊重柴玲的立場，「我想，她選擇公開信的方式，也是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她的內心吧」。或許就因為王丹是個溫和善良的人，於是他願意以老朋友的角度去看待柴玲，用最大限度的同情和善意來理解她那些古怪而紊亂的言語，而不只是把她當成一個與己無關的公眾人物。對他而言，問題可能是當一個曾經與你共患難的故人，漸漸變得你不認識甚至不認同的時候，你該如何處理此中的矛盾，又該怎樣面對你倆的關係。這個問題，大概也是六四拋給我們每一個人的問題。我把六四看成一個是非分明的事情，同時我又驚訝地發現有那麼多認識的人竟然在這最基礎的是非判斷上頭和自己相差得那麼遠；我該怎麼辦？又能夠怎麼辦呢？

比這個問題還要根本的，是六四之後，每一個中國人如何去面對自己的問題。查建英在〈國家的敵人〉那篇著名的文章裏頭寫道：「在那個春天，《人民日報》記者們曾在長安街上舉起過一幅著名標語：『我們不想再撒謊！』那個時刻彌足珍貴，它表達了群體的勇氣。兩個月後，他們被迫再次撒謊。一位《人民日報》記者向我描述六四後的清查運動是如何進行的：每個部門都要開會，每個人都必須參加，每個工作人員都必須說明自己在整個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麼，然後對官方的結論表態。他回憶起十七年前那個場景：『每個人都照做了──沒有人敢說不。那種恥辱你能想像嗎？我們所有人馬上被徹底擊垮了。』」恥辱，這就是我的意思；六四之後，我們就生活在恥辱之中。你所反對的，不只沒有消散，反而大獲全勝，它強大到了一個你連躲都躲不掉的地步。它安排一切，塑造了你生活其中的現實，甚至成為你呼吸的空氣；而你卻不能說出你所知道的真相。

除了〈國家的敵人〉，查建英的《弄潮兒》還有一篇〈北大！北大！〉，裏頭說了陳丹青的故事：在北大一場關於京城的文化研討會裏，他談到六四那天一個逃命的男人，談到這名男子在當天黎明所聽見的北京的聲音，然後「會場死一般寂靜，講完後片刻，一切彷彿停止了呼吸。忽然間掌聲四起，經久不息。會議主辦者數度試圖說話，但聽眾們，主要是學生們以及為數不多的教員們，一直不停地鼓掌。」有意思的是後來一個雜誌編輯對這件事情的評論：「所以他做了他的秀，人們看了他的表演，笑一笑，然後就結束了。如此而已。」

「做秀」，或者更簡單的「裝」，每當見人用這樣的字眼去形容陳丹青，我都覺得十分突兀。因為陳丹青是我會非常驕傲地去告訴人家「他是我的好朋友」的那種人，因為他有罕見的真誠。但他們如此評價陳丹青，我又一點也不奇怪，他在太多公開場合說過這類真誠的實話（例如在文化部部長面前談論政府如何毀滅了文化），每一次都有人批評他「做秀」，彷彿只有行禮如儀地鼓掌欠身才算不「裝」。不要說他，即使膽怯如我，竟也曾因在校園演講談到了六四，就被人指責「做秀」。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陳丹青告訴查建英：「他們並不是不喜歡我說的話，我想他們是不喜歡他們自己，不喜歡使他們『不能』說出我所說的話的那個環境。」「其實我們都很可憐，大家都得吃這碗飯。」然而，一個人很難長期地不喜歡自己，二十五年並不算短。想要好好地活下去，安安穩穩地活下去，一個人必須學懂與自己「和解」。前幾年，戴晴倡議「和解」，呼籲政府與民間一起放下；是一時熱話。我一直關心的卻是，這麼多年過去了，大家都是怎樣與自己「和解」？很少人能夠一直忍受屈辱；與我們平常駡人駡得那麼容易的情況相反，很少人能夠真正明知故犯地「埋沒良心」；大部份人都會試圖調和自己的矛盾，一方面讓良知遷就現實，另一方面則換一種看待現實的方式，使矛盾縮窄，使良心妥當。經過一番內在的「和解」，屈辱就不存在了，做人也就有了一個新的立足點。在一群「和解」了的人面前，陳丹青自然要被看成是「裝」。

每個人都「和解」了，但每個人與自己「和解」的方式都不一樣。有些曾經站在廣場上的人，今天真的選擇相信自己當年是「被人誤導」。有些曾經在運動中慷慨激昂的人，今天發現慷慨激昂原來才是悲劇的原因。有些曾經誓言永不忘記的人，今天明白了歷史長河波伏不定，做人要懂得宏觀放下。有些曾經在聲明上頭聯署的人，今天瞭解到社會穩定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更多人曾經渴盼變革的速來，今天踏實地知曉了一切都得慢慢來的真理。

在這樣的一大群人看來，陳丹青那番話雖然贏得了學生掌聲，但究竟不過是年輕人初嚐禁果的快感，就和鬧劇演員當眾大談黃色笑話一樣，是廉價的逾越，廉價的表演。他們可能自忖，六四不是不能談，但「現實」遠比你們這群孩子所知的複雜，所以他們才不願意輕易開口。他們更可能會想，六四自有是非可言，只不過小不忍則亂大謀，比起你陳丹青的輕率，我們現在默默幹的才是腳踏實地的工夫。

對了，絕大部份學懂與恥辱「和解」的人其實都不會輕易否定六四，也不會認為屠殺是對的（即便他們之中有人又相信這是政府的無奈舉措）。只是比起公開悼念或者聲討，他們認為還有些更重要的事情得做，一些細水長流的工夫；還有些更要緊的東西必須顧慮，一些非常現實的情況。於是我們都學懂了接受恥辱。例如我，就在另一個場合裏頭遇過學生站起來問我關於六四的事情，一時全場譁然。我對他說，我怕你們學校會被追究，我怕這個論壇以後會辦不下去，我怕你會被人記住名字惹上麻煩。所以我建議活動之後再私下和他交流。意外就這麼過去了，邀我來的朋友們抹了一把冷汗，事後誇我應對得體，救了他們一把，的確這些朋友都是認真的學者，而且開明，不只教出一群好學生，還常常在最大限度內秉筆直言，議論國是，乃至於被人看作是「漢奸」自由派。但我自己明白，我已經羞辱了自己，整個晚上無法入睡。二十五年過去了，政府或許真如他們所說，「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同樣地，我們也把恥辱紋在了自己的身上。（二十五年之後的恥辱與和解二之一）

吳文正 - 南北行百年興盛與孤寂

星期日生活   2014年6月8日

【明報專訊】今天上環的文咸西街，又稱為南北行街，看似是一條售賣海味參茸的小街而已，回顧歷史，早在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這裏是見證殖民地上，華商崛起風雲際會，商號林立之地，更擔當了當時香港經濟的重要命脈。

電影《胭脂扣》中，張國榮飾演的十二少，正好就是來自當年某南北行的紈絝子弟，為上世紀初的浮華璀璨，留下了不少想像。

回家在舊故紙堆中，竟發現數張早年的南北行單據，頗堪玩味，畢竟已是半世紀前之物，卻映照出一段鮮為人知的香港華商故事。

早於明代，已有不少潮州人到東南亞一帶營商落籍，僑民益多，對中國貨物需求甚切，海上貿易更見頻繁。而香港作為殖民地，享有自由港的方便，加上位處中心的地利，因此不少潮商到港開業，設置分號，趁季度風向，以帆船載運東南亞的土產和材料到中國，而將中國的物品往送當地變賣，形成南北的跨地域貿易生意，而這些具規模的經營商，皆稱為南北行。

當中元發行可說是此行業中的老大哥，創立於一八五○年，有說是更早，比乾泰隆還早。由澄海人高元盛所創，後為高楚香又名滿華，接手經營。至於乾泰隆則同是澄海人的陳煥榮所創。兩間字號加上合興行，被譽為行中的三國。至於元發行和乾泰隆都擁有自家船隊，對於貨運的時間以至載量和利潤的收益均能自主控制，令兩家相比同業更具規模和信譽。縱使早期只是代客貨運，收取佣金，已累積了不少財富。正所謂「發財立品」，兼惠及鄉里，因此不少南北行商更經常聯同其他商號，以貨價中抽取部分，籌集資金予中國賑災和建設，更在故鄉興建會館和興辦學校等，可說是一群早年具有社會責任的殷商。

惠澤社群建醫院辦學校

鑑於早年華人在港地位低微，不少本地商業事務都壟斷於西人手中，港府政策上，亦沒有任何鼓勵和支持，直至華商拼搏自強，漸漸崛起，之後他們自行組織商會；一來鞏固地位，維護業內利益互相關照，更可維繫鄉情，尤其是潮洲人對「自己人」的特別關顧，因此南北行業更於一八六八年，成立了「南北行公所」，此亦可說是香港最早的行業商會之一。

有見華人勢力逐漸強大，當時港府亦開始鼓勵華商多參與本地事務。一八六九年（清同治八年） ，港督麥當奴示意華人紳士，創建華人醫院，即後來的東華醫院；創建者則來自南北行、金山莊、洋行業、銀行業等。而元發行的高楚香更被同業推舉為倡建總理之一，其後不少本地公共事務的代表或發起人，都有來自南北行業者。不說不知，香港大學籌建初期，乾泰隆也曾慷慨捐助六百大元，可見業界對本地公益事業，漸趨積極投入。

鄉里之情 接待同鄉讀書人

從最初開始，南北行業務已遍佈東南亞和中國，彼此間多以聯營分號的形式合作，大家除了是家族成員外，多數是當地同鄉故里為合伙人，遂形成了強大穩固的族群商業圈，大大強化和凝聚相互的力量和溝通，遇有突發事件和商業紛爭時，都可透過此「網絡」盡快解決。這種特質相信除建基於互惠互利之下，不少亦出自族群的互相信賴和團結性格所驅使。據聞當年一些南北行大商號，經常招待同族人寄居，充當中途旅館和職業介紹所之角色。正如元發行後人憶述，上世紀初的數十年間，在他們商號的「食客」不計其數，有些「閒人」更一住就超過十年，終日無所事事，當家亦不會下逐客令。偶爾鄉人赴省城考舉人，為省旅費，取道香港的元發行「掛單」，能夠招待同鄉讀書人，老闆大多欣然慷慨支持，這腰纏萬貫的孟嘗君，可謂絕不簡單。後來因經濟不景，元發行後人不善經營，貨款一時周轉不下，不堪債主臨門追討，於一九三三年倒閉，是為可惜。

戰後南北行 風光不再

至於戰後的南北行業，更面對東南亞市場逐步開放，競爭劇烈，未能適當重整業務應對改變，除了僅存的乾泰隆在六十年代，仍是本港大米的進口商外，其他戰前商號早已收縮或結業，而香港更在六十年代中開始，步入工業起飛的新時代。轉口業更拓展到不同產品，再不限於傳統的柴、米、油、鹽和土產，傳統的南北行業早已風光不再。

香港經歷多番的變遷，商業往還早具有國際規模和格局，老早成為國際級的商業城市，今天作為營商者，應具有審時度勢的智慧外，更需有高瞻的遠見，和有惠澤社群和關顧弱小的善心，為社會謀福祉，令香港出現更多有良知的「儒商」，才是正道。

有單有據

做生意，最重要買賣雙方公平交易，真憑實據，一張舊單據上，除印有商戶名稱外，貨物的類別，數量和價值外，更附帶不少額外的商業元素或該行業的規則和條款列名，貨銀兩訖，免卻將來爭拗。例如以下兩張六十多年前的南北行收據，更可從中了解行業的一些有趣味之處。另一方面，可從設計和圖案的美學上，觀賞這些單據。

乾泰隆：最老字號 譽滿東南亞

乾泰隆創辦於一八五一年，是南北行業最早經營者之一。由澄海人陳煥榮創立，人稱「船主佛」，皆因別名亞佛，亦為船主。早年家貧，靠捕漁為生，克勤克儉下，自購帆船，在香港、汕頭，上海、東南亞之間，從事南北貨物買賣生意。由於經營有道，加上南北市場需求蓬勃，逐漸建立跨地域的貿易網絡；加上自家船隊，大量進口暹羅和越南大米到中國銷售，累積財富，成為譽滿東南亞的巨富。

百多年歷史的乾泰隆，從十九世紀中葉跨越二十世紀，亦是戰後僅存，字號最老的一間南北行商號。見證早年華人在香港、東南亞，營商創業，建立社會地位的各個階段。

商戶發貨印章，多由司理親手驗收蓋上，有時更需經手人印章或簽名，以作有效。

因中國兵災，在災款上扣銀，估計年份為1948年，為中國內戰期間的特殊捐助。

此為提醒客戶的一些業內規矩，如驗明貨品，

又不得在此貨額上有扣除借貸，否則後果自負，有如今天的免責條款。

蓋有「財源廣進」四字，一來有好意頭之意，還有指明貸款經扣除佣金的實數。

九八行的規矩細則，清楚列明，不得有誤。

盤生意點解咁好賺？

南北行業又稱為「九八行」，是指他們為客戶賣出貨物後，收取百分之二為佣金，雖然為數極微，但每宗生意額甚大，每年的獲利亦不菲。一些客戶甚至將巨額金錢擺放於一些信譽昭著的商號，賺取高息，跟存放銀行沒有分別，好些更經營匯兌作「副業」。行業中以一八五○年開業的元發行和一八五一年的乾泰隆和合興行，被視為十九世紀中葉南北行業的龍頭表表者。

文、圖 吳文正

編輯 蔡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