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 - 超人才華，絕世淒涼──悼張愛玲

1995年9月8日

一、

張愛玲終於與世長辭。

九月八日星期五下午四時許高張信生教授從南加州來電話報知噩耗，我震驚之餘，想想張愛玲二十多年來一向多病，兩三年來更顯得虛弱不堪，能夠安詳地躺在地板上，心臟突然停止跳動，未受到任何痛苦，真是維持做人尊嚴、順乎自然的一種解脫方法。

張愛玲這幾年來校閱了皇冠叢書為她出版的「全集」，並新添了一本《對照記》，把所有要留傳後世的自藏照片，一一加以說明，等於寫了一部簡明的家史。

去年底她更獲得了「中國時報」頒給的文學「特別成就獎」。

張愛玲雖然體弱不便親自返國領獎，同多少敬愛她的作家、讀者見面，但她已為他們和世界各地的中國文學讀者留下一套校對精確的「全集」，可謂死無遺憾了。

大家都知道，張愛玲乃一九四三年崛起於上海的紅作家，其小說集《傳奇》、散文集《流言》大受歡迎，且為內行叫好。

我自己初讀張愛玲已在五十年代初期，那時我已有系統地讀了魯迅、茅盾、老舍、沈從文等的作品，大為其天才、成就所驚奇，認為「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

且謂「《秧歌》在中國小說史已經是本不朽之作。……《金鎖記》長達五十頁；據我看來，這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

這些判斷原見英文本《中國現代小說史》，一九六一年才出版。

但先兄濟安特把書稿張愛玲章的大部分分作〈張愛玲的短篇小說〉、〈評《秧歌》〉兩文譯出，先後載於一九五七年「文學雜誌」二卷四期、六期。

上面所引三句皆見「短篇小說」那篇。二文顯然引發了有志創作的讀者研讀張愛玲的興趣。

因之張愛玲雖曾於六十年代初期來過一趟台灣而未受大眾注意，她對台灣小說界發展的影響卻是既深且遠。

到了今天，世界各地研讀中國文學者，無人不知道張愛玲。

她在大陸也重新走紅起來，受到了學界、評者的重視。

我至今仍認為《秧歌》是部不朽之作（classic），〈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

早在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一年我認定張愛玲為「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也一點也沒有錯。

當時中共文學不值得一讀，台灣作家間，只有姜貴的《重陽》和《旋風》可同《秧歌》、《赤地之戀》相抗衡，可是短篇小說他寫得極少，也無法同《傳奇》相比的。

但《赤地之戀》（一九五四，英文本一九五六）出版之後，張愛玲的創作量大大減少，不免影響到我們對她終生成就的評價。

早在一九七三年，我為水晶《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寫序，就注意到這個問題。

水晶有一章把《沉香屑──第一爐香》同亨利·詹姆斯長篇名著《仕女圖》（The Portrait of a Lady）相比，我在序裏繼續較量兩人之短長：

在我看來，張愛玲和詹姆斯當然是不太相像的作家。

文體而言，我更歡喜張愛玲，詹姆斯娓語道來，文句實在太長（尤其是晚年的小說），紳士氣也太重。

就意象而言，也是張愛玲的密度較濃，不知多少段描寫，鮮豔奪目而不減其淒涼或陰森的氣氛。

但就整個成就而言，當然張愛玲還遠比不上詹姆斯。

我想，這完全是氣魄和創作力持久性的問題：詹姆斯一生寫了多少長短篇小說，而且據一般批評家的看法，越寫越好……，張愛玲創作欲最旺盛的時期是一九四三《沉香屑》發表後的三四年，那時期差不多每篇小說都橫溢著她驚人的天才。

逃出大陸後不久，她寫了《秧歌》和《赤地之戀》兩本小說。

至少《秧歌》已公認是部「經典」之作。

但她移居美國已十七年了，也僅寫了兩本：《怨女》是〈金鎖記〉故事的重寫，《半生緣》是四十年代晚期《十八春》的改編，她創作的靈感顯然逗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時代。

《怨女》、《半生緣》以及其後《張看》、《惘然記》、《餘韻》、《續集》四書裏所載的小說和散文當然我都細細品賞過，雖然尚未寫過評論。

連張愛玲不喜歡的早期小說（有些是未完成的，有些是重加改寫的），讀起來都很有韻味，因為張愛玲的作品總是不同凡響的。

但即是最精采的那篇〈色，戒〉原也是「一九五○年間寫的」小說，雖然初稿從未發表過。

「古物出土」愈多，我們對四五十年代的張愛玲愈加敬佩，但同時也不得不承認近三十年來她創作力之衰退。

為此，到了今天，我們公認她為名列前三四名的現代中國小說家就夠了，不必堅持她為「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

二、

一九五五年張愛玲移民到美國，翌年她在新英格蘭一個創作營（MacDowell Colony）寫作，碰到一位三十年代即從歐洲移民美國的老作家瑞額（Ferdinand Reyher），兩人相愛，同年八月結婚於紐約。

瑞額一九六七年十月去世。

想來《中國現代小說史》一九六一年出版前後，我已同愛玲開始通信了，可惜六十年代那束信一時找不到。

記得愛玲在信上曾嘲稱Ferd（她給丈夫的簡稱）為並無作品出版的作家（其實他早在三十年代即為好萊塢寫電影劇本）。

愛玲信上難得一露幽默，表示對其夫頗有感情。

愛玲那時期身體也好，畢竟年紀還輕。

一方面忙於為香港電影公司為劇本，一方面努力於英文寫作、翻譯。

張愛玲至死以瑞額為姓，不像一般嫁洋人的作家，保持原姓。

早在一九四四年夏天一個滬江同學的聚會上，我見到過張愛玲，她是主講人。

她那時臉色紅潤，數了副厚玻璃的眼鏡，形象同在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樣。

記得她講起了她那篇少作〈牛〉（見《流言》「存稿」此文）。

我自己那時專心攻讀西洋文學，只看過「西風」上那篇〈天才夢〉，她的小說一篇也沒有看過，不便同她談話，她對我想來沒有印象。

一九六四年三月乘亞洲學會在華府開年會之便，高克毅作東，請陳世驤、吳魯芹、夏氏兄弟同張愛玲在一家館子相會。

有人打翻了一杯香檳，我以為不是先兄即是愛玲，因為兩人比較緊張。

昨天（九月九日）看了張愛玲翻閱拙著《雞窗集》後寫的一封信（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廿六日），提及此事：

悼吳魯芹文中提起的，打翻一杯酒的是吳，我當時有點詫異，因為他不像是慌亂或是像我這樣粗手笨腳的人，所以記得。

由我推薦，張愛玲一九六七年九月抵達麻州劍橋，在賴氏女子學院所設立之研究所（Radcliffe Institute for Independent Study）專心翻譯晚清小說《海上花列傳》。

她離開華府後，先在紐約市住上一兩個月。

我首次去訪她，于梨華也跟著去，三人談得甚歡。

我說即在她公寓式旅館的附近，有家上海館子，週末備有小籠包子、蟹殼黃等點心，要不要去嘗嘗。

愛玲有些心動，但隔一兩天還是來電話邀我到她公寓房子去吃她的牛酪餅乾紅酒。

顯然她對上海點心興趣不大，而且對我的洋太太、女兒長相如何，一無好奇心。

愛玲離開紐約前，我又去看她一次，實在請不動她吃飯，或到第五大街去看看櫥窗。

隔一兩年，我去巴斯頓參與亞洲學會的年會，最後一次同愛玲相敘。

賴氏研究所任滿之後，張愛玲想必返華府住了一年，再赴柏克萊加大中國研究中心去研究中共術語的。

此頂研究計畫向由陳世驤教授主持。

先兄去世後，即由莊信正接任，張愛玲名氣如此之大，我不寫推薦信，世驤自己也願意聘用的。

但世驤兄嫂喜歡熱鬧，偏偏愛玲難得到他家裏去請安，或者陪他們到三藩市中國城去吃飯。

她也不按時上班，黃昏時間才去研究中心，一人在辦公室熬夜。

一九七○年開始，愛玲給我所有的信件昨天剛剛重溫了一遍，在中心那年向我訴苦的信特別多。

偏偏那年中共政府沒有倡用什麼新的術語、口號，世驤後來看到愛玲那份報告，所集詞語太少，極為失望。

更不幸的，一九七一年五月世驤心臟病猝發不救，愛玲在研究中心更無靠山，一年期滿解聘是必然之事。

愛玲到了柏克萊後，水土不服，老是感冒，決定搬居洛杉磯地區，氣候溫暖，身體或可轉好。

一九五五年來美後，年年都有一份薪水或獎金，供愛玲寫作、翻譯、研究之用。

一九七一年秋季搬居洛杉磯後，她再也不去請一筆獎金，找一份工作。

身體一年一年轉壞，不說上班工作，能對付日常生活之需求──買菜、付賬、看醫生、打電話──就把她累壞了。

兩年前，她能寫出這一小本《對照記》，而且文字保持她特有的韻味，真要有極大的勇氣和毅力。

一九七六年七月廿八日給我的信上她寫道：

「我自己是寫三封信就是一天的工作，怎麼會怪人寫信不勤，而且實在能想像你忙的情形。」

讀此段好為感動，我自己有了心臟病，比較要慎重措辭的英文信，有時打一封就是一天的工作。

不像當年，中英文信寫個不停，而且不會覺得累。

在洛杉磯住了幾年之後，不僅感冒照舊，牙齒也永遠看不好。

骨頭脆弱，不小心手臂就斷了。

最可怕的，愛玲添了一種皮膚病，而且覺得屋子裏到處是跳蚤，身上永遠發癢。

為了逃避「蟲患」（張語），她就不斷要搬家，每次遺失、丟掉些東西。

那兩年在賴氏研究所，愛玲差不多已把《海上花》譯好了。

隔幾年信上不時討論到譯稿的問題。

她想找經紀人把它交大書局審閱。

我勸她把書稿當學術性的讀物看待，加一篇她自己寫的導論，我的前言，交哥大出版所處理較妥。她不接受我的建議，後來的信上也就不提這部《海上花》了。

有一天莊信正對我言，這部譯稿搬家時丟了，我聽了好不心痛。

除了首兩章已發表過外，張愛玲三四年的心血全付之流水。

全書譯稿早該「全錄」一份副本，交信正或我保管的。

七十年代身體好的時候，愛玲每年給我三四封信。

平常每年至少給我一封信，夾在賀卡內。

遷居洛杉磯後，有兩三年我給她的信，得不到回音，只好同莊信正在電話上、見面時對她互表關懷。

一九八八年四月六日終於收到她一封滿滿兩頁的信，告知生活近況：

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遠道上城（按：主要去看醫生），有時候回來已經過午夜了，最後一段公車停駛，要叫汽車──剩下的時間只夠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徑。直到昨天才看了你一九八五年以來的信，相信你不會見怪。

去年劉紹銘同葛浩文正在合編一本中國現代文學讀本，由哥大出版。

紹銘托我去問愛玲，哥大有位學生已翻譯了她的〈封鎖〉，可否錄用在書內。

愛玲回信謂她自己早已譯了這篇小說，放在倉庫懶得去拿。她是比較歡喜自己的譯文的。

紹銘等了半年，尚未收到愛玲的譯稿，再囑我去問她一聲。

愛玲明知我信裏會提到此事，雖未加拆閱，也就在今年五月二日的兩頁來信裏告知我，此事以後「再詳談」。

信裏提到的炎櫻，大家都知道是愛玲當年最親的朋友，《對照記》裏載有她多幀照片。

來信夾在一張正反面黑色的卡片裏，正面圖案乃一個華麗的金色鏡框，有淡紫色的絲帶，五顆垂珠等物作裝飾。

卡片裏面有兩行字：「給志清王洞自珍　愛玲」。

她給我的每封信卡都不忘向我的妻女問好。

下面是張愛玲給我最後一封信的全文：

志清：

一直這些時想給你寫信沒寫，實在內疚得厲害。還是去年年前看到這張卡片，覺得它能代表我最喜歡的一切。想至少寄張賀年片給你，順便解釋一下我為什麼這樣莫名其妙，不乘目前此間出版界的中國女作家熱，振作一下，倒反而關起門來連信都不看。倘是病廢，倒又發表一些不相干的短文。事實是我enslaved by my various ailments，都是不致命而要費時間精力在上面的，又精神不濟，做點事歇半天。過去有一年多接連感冒臥病，荒廢了這些日常功課，就都大壞。好了就只顧忙著補救，光是看牙齒就要不斷地去兩年多。迄今都還在緊急狀態中，收到信只看帳單與時限緊迫的業務信。你的信與久未通音訊的炎櫻的都沒拆開收了起來。我犯了眼高手低的毛病，作品讓別人譯實在painful。我個人的經驗是太違心的事結果從來得不到任何好處。等看了你的信再詳談。信寫到這裏又擱下了，因為看醫生剛暫告一段落，正乘機做點不能再耽擱的事，倒又感冒──又要重新來過！吃了補劑好久沒發，但是任何藥物一習慣了就漸漸失靈。無論如何這封信要寄出，不能再等了。你和王洞自珍都好？有沒旅行？我以前信上也許說過在超級市場看見洋芋沙拉就想起是自珍唯一愛吃的。你只愛吃西瓜，都是你文內提起過的。

愛玲

五月二日

我在那封信上提到女兒愛吃洋芋沙拉，當然記不起來了。我童年愛吃西瓜，典出《雞窗集》〈讀、寫、研究三部曲〉此文。到了今天，怕拉肚子，西瓜也少吃了。愛玲在信裏把我的名字同炎櫻並列，要我感到高興。

可能到了今年春天，她就有意脫離塵世，所以連最好朋友寄給她的信劄，都怕事不想知道它們的內容。

愛玲同我一樣是不相信什麼上帝天堂的。

屍體焚化之後，留傳下去只有她的「全集」和尚未整理出版的遺稿、信件、照片。

她晚年的生活給我絕世淒涼的感覺，但她超人的才華文章，也一定是會流芳百世的。

李怡 - 香港政改入直路，形勢險峻存變數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23日

香港政治踏入6月的敏感時刻，有如2003年6月23條立法迫在眉睫，現在比12年前形勢更為嚴峻。儘管至今為止，27名民主派議員尚未有轉軚表示，但無人敢說一定可以否決方案。回顧2010年，中共在最後關頭作出策略性「讓步」，接受民主黨的超級區議會方案，卻使民主黨放棄對2012年雙普選和取消功能組別的堅持，並導致民主派大分裂。中共釋放小小善意卻原來是一個要贏得主導政改權的大騙局。筆者當年曾認為政改是向普選邁出一小步，但隨即檢討並直指其謬。現在中共面臨「硬任務」，又是它故技重施的時候也。

中共轉向有迹可尋

眼看支持與反對政改的民意接近而且在滾動民調中相當穩定，於是中共御用學者、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忽然指擴大提委會選民基礎、將公司票轉為個人票的建議有討論空間。他雖強調是個人意見，但在中共體制下，又擔任涉及香港政策的要職，怎麼可能是個人意見？儘管他的「討論空間」被人大法工委張榮順否定，但中共政策向來是隨政治需要「說變就變，其快如電」，所以張榮順作不得準。至於鄭耀棠就更不用說了，2010年的突變事前不是也一直被中共和親共人士否定嗎？

接下來是民主黨員黃成智和狄志遠呼籲中共接受公司票轉為個人票以及白票守尾門，與饒戈平遙相呼應。民主黨中委前天通過凍結黃成智黨籍的動議，但仍讓他留在黨內觀察6個月等紀律委員會報告。而更重要的是，該黨主席劉慧卿第一時間回應饒戈平，指饒的說法方向正確。另外，自由黨主席鍾國斌昨天表示，公司票改為董事票或個人票，並不違法，是政治決定，傾向支持這個改變。

因此，在未來數星期，極有可能的轉變，是中共接受公司票轉董事票或個人票，以此贏得政改的較高民意支持度，而本就「有意獻身」的泛民也就有了下台階。至於是董事票還是個人票，就要看形勢而定，若董事票也能夠得到泛民認同，就不會改為採取個人票。

改變產生提委的辦法，明明違反8.31關於「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規定，如果這個規定也可以改，就只能證明按照8.31提出的政改方案不是甚麼「依法」的方案，也證明中共的「法」是玩弄於股掌之中的政治工具，中共人治不僅踐踏《基本法》，也踐踏他們自定之法。這樣純人治的改變可以讓它通過嗎？再說，如果早些時提出採用個人票，還可以說是正確方向，現在眼看會被否決才作改變，就毫無誠意，純粹是政治操作啦。

風雨飄搖誰會轉軚

在政改的風雨飄搖中，支持否決政改的市民，最大被懷疑轉軚的對象，除了個別功能組別議員，就是在立法會擁有6票的民主黨。基於選民對民主黨信心動搖的形勢，筆者曾提出兩個建議，一是請老一輩泛民宣佈下屆立法會退選，來表達不受民意牌影響堅定否決8.31政改的強烈意志，更由此完成世代交替，給自己留下退場的漂亮身影。筆者雖無點名，但真意其實是指民主黨的老泛民。另一建議是請老泛民何俊仁擔任主席的支聯會，在今年六四重拾2003年緊貼時局、緊貼本土的精神，再次以「保住香港」、「否決政改」作為集會的主題，盡可能容納年輕一代的本土派上台發言，哪怕是批評支聯會過去做法的言論，尤其是香港人優先的言論。

筆者這兩個建議被網民批評為對民主黨和支聯會太過一廂情願地姑息了。兩個建議都沒有回應。而支聯會印製名為「六四答問」的小冊子，仍然是老調重彈，沒有回答網民質疑：在目前香港危急存亡之秋，何以民主黨和支聯會的領導人，不把香港人的民主、福祉放在優先爭取的地位，反而熱心於「建設民主中國」，熱心幫助無法作資產審查的新移民搶奪綜援，明明政府施政歧視本地人卻去聯合國投訴香港人歧視大陸人和新移民？

香港本土思潮近年興起，尤其在年輕人中更是無法阻擋的趨勢，原因固然是中共國對香港的政經社全面侵凌，而並非太次要的原因則是香港主流民主派政黨沒有為香港人的利益出頭，立法會支持香港人優先的聲音太少，兼且還受到泛民批評打壓。

民調中，年輕人對香港人身份的認同、對否決政改，比率都超高。如果我們不是埋首沙堆，而是承認年輕人才是未來，那麼老一輩有甚麼理由還要霸着茅坑不拉屎呢？如果在明年的立法會選舉，選民在泛民主派和建制派中，都找不到可以投票的對象，那麼香港就無可避免會淪亡，而香港人中哪些人的責任最大？希望不是我們曾經如此支持過他們的民主派。（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

陶傑 - 有趣小事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21日

香港資深愛國記者程翔先生回憶中國官員魯平，其中記述魯平的「人情味」，頗為有趣：

「六四後，我和太太都離開了文匯報，跟魯平乃至整個香港左派的關係都斷了。有一天，魯平到訪香港科技大學，在這處見到我太太，立刻偏離原來前進的方向，特意走過來與我太太握手問好。相比之下，有些原來的左派的朋友，對我們避之唯恐不及，則魯平的風度及對朋友的真摯，是令人難忘的。」所以，程先生說：「從私人的角度，我對魯平是很尊敬和感激的。」

此段珍貴文字，由文化角度，有兩大看點。

第一，是「六四」後，作者的「左派朋友」對作者之「唯恐走避不及」。為什麼呢？因為程先生那時已被「定性」為反共反中人物，在中國人社會，一旦「定性」，你身邊本來跟你要好的人，當然「唯恐走避不及」。

大陸有追憶「大右派」章伯鈞的傳記：「反右運動之前，章伯鈞時常在家開會待客，史良、沈鈞儒、儲安平、羅隆基、吳晗、許廣平、柳亞子、齊白石、梅蘭芳、馬連良等人，均是座上客。章伯鈞先生被打成右派後，門庭冷落。」

為何「唯恐走避不及」、「門庭冷落」？因為要看主人的臉色，藝術家當有赤子之心，但中國連齊白石、梅蘭芳、馬連良這等藝術家，都深知圓滑活絡、趨吉避凶、「寧買當頭起，莫買當頭跌」的股價插水當即拋售的生存之道，何況在香港那些「左派的朋友」。

中國人做哪一行，由開飛機到打鐵，都要訓練，唯獨仰觀主人臉色的奴僕走位之道，皆與生俱來，基因齊備，不須人教，所以拜讀程先生大作，看到這一段，看過中國現代名人許多相同經歷，實在耳熟能詳，但我還是忍不住「噗嗤」一笑──魯平「偏離原來的前進方向」──這一句實在是文字描寫之典範──之後，主人有了新姿態，嘩，這個股票，止跌停牌了，程翔的左派中國「朋友」，有沒有跟隨在復牌之後恢復笑臉，電話問候，聚攏過來，紛紛大手再入貨？

至於魯平這一握手再「定性」，程先生覺得感激。他覺得魯平很「開明」，很「念舊情」，這一點，程先生比較老實，魯平是一名共產黨員，共產黨的「開明」，皆是為了「組織工作需要」。周恩來關懷文化人、藝術家，形象「開明」，但是形勢一轉變，「敬愛的周總理」可以簽署將自己做戲劇演員、天真爛漫的姪女孫維世投入監獄。程先生後來不幸坐牢，未知魯平有寫過求情信並來探望否？

了解中國，要明白「人性」與「黨性」。中國的人性，受到專政的黨性統治、規範、扭曲，彼此有如男上女下、陰陽交泰。人性願意捱，乃有黨性之樂意虐打。虐打你幾天，忽然呵護你一分鐘，看，你就感激他的「開明」了。懂得一點道家哲學，你會更了解中國人。

梁家傑 - 昨日高鐵、今日蓮塘、明日三跑

評台   2015年5月22日

嚴重超支87億的蓮塘口岸工程撥款議案，明天(5月22日)將硬闖財委會。又一大白象工程，幾乎肯定再會在建制派議員保駕護航下，粗暴通過。

蓮塘位於沙頭角與文錦渡之間，不單人迹罕至，本身更沒有公路網絡，加上近年深港之間過境車輛數量開始下跌，我們從來不認為有理由花近250億巨額公帑興建。

蓮塘口岸是香港被規劃的典型項目，為的可能是要便利深圳「東進東出，西進西出」的跨界口岸貨運整體格局而設，並非以香港為本位的利民規劃。

政府和建制派卻認定發展就是硬道理，指延遲興建會令香港失去優勢，撥款遲了會使造價上升、影響工人就業。提出合理質疑的民主派議員被指阻礙中港融合，十惡不赦，是拖香港後腿的罪人。

這種誣告與指摘都似曾相識。不是嗎？2009、2010年間，立法會審議高鐵撥款時，民主派議員於財委會提出質疑：為什麼政府寧願花669億挖掘地下隧道，把總站設在西九，都不願回應可節省逾300億，由民間專業人士倡議的錦上路方案？不解決「一地兩檢」問題，又如何確保高鐵能達至聲稱的高速？

當年政府和建制派為保高鐵，動員群眾做簽名運動，不斷大肆攻訐、抹黑，來阻止泛民議員為市民把關；我們提出的重要質詢，也在類似今日蓮塘香園圍口岸的境况下被抹煞，政府同樣瞞天過海。五年了，當年的質疑成了今日的夢魘：地道工程遇難而嚴重延期、超支；「一地兩檢」仍未解決，高鐵隨時慢過直通車。事實為我們平反了，但香港人卻要承受沉重的損失！當日支持撥款的建制派呢？彷彿患了失憶症，只知將責任推到政府與港鐵身上。

空域使用權還未解決，但政府卻要強推機場三跑。民主派的質疑，同樣被標籤為逢政府必反，與民為敵。

粗暴而粗疏地通過的工程，後患無窮。開始時低估造價、高估成效氹市民；工程開展後才開天索價，等於洗濕了頭，迫立法會和市民埋單，將百億又百億的公帑往無底洞中灌送。情何以堪！

昨日高鐵、今日蓮塘、明日三跑。政府缺乏民意及憲制的制衡，恐怕歷史會不斷重演。

原文載於明報副刊

徐子軒 - 克拉運河假新聞鬧劇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22日

幾天前以簡體字為主的新聞媒體，突然瘋傳起關於泰中合簽建造克拉運河（Kra Canal）備忘錄的報道。一開始，筆者是在大馬朋友的fb頁面上看到「中泰開鑿克拉運河 打通亞洲財路」這樣的帖文，轉載自溫家寶曾經造訪過的大馬《光華日報》，裏面特別提到消息來自「寧波海事局官方微博」：15號在廣州舉行了盛大的簽約儀式。其他如台灣、香港親中色彩鮮明的媒體，更引用新華社資料，言之鑿鑿的以圖文介紹：泰國三軍總司令、前總理兼國防部長察哇立榮齋育上將，還有針隆坤頌上將、革滴薩達瑪朋海軍上將、披塔雅習里拉嘎警察少將等代表，和中國亞洲聯合投資集團合簽了一些商業協議。一時間親共人士紛紛讚嘆，彷彿克拉地峽已被鑿穿、馬六甲困局已被突破，新馬優勢已遭瓦解。

面對這樣的消息，筆者當下便認為是假新聞。一來國際主要媒體均無相關報道，甚至當事者如《Bangkok Post》、《Strait Times》都不見蹤影，只有中國官方喉舌不斷宣傳，這就啟人疑竇；二來那些人事時地大多貨不對辦，像是照片內明顯是亞聯集團的記者會舊照，地點是在曼谷、亞聯集團是中泰合資公司怎有代表中方發言的可能，最有趣的是，現今的泰國國防部長名為Prawit Wongsuwan，實在不知道中國媒體所謂察哇立榮齋育上將是哪位？其他如革滴薩達瑪朋、披塔雅習里拉嘎，無論看起來聽起來都像是隨機繕打的文字結果。這類不經查證的假新聞，在中國引起共鳴就算了，但在台灣、大馬、香港等地，居然也會直接引用，足見亞洲不只新聞自由受到威脅，新聞倫理與素質更需要拯救。

經濟效益成疑

不過，消息雖假，可能性卻仍然存在，這條倡議百年、曾讓李光耀表示是獅城夢魘的克拉運河如果真的誕生，將可能會改變東南亞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面貌，而此端視泰國的決心。但如果運河對於泰國經濟有莫大助益，如果中國的資金與技術盡數到位，那麼泰國為何踟躕不前呢？首先便是經濟問題，比起巴拿馬（Panama）運河擴建案、新蘇伊士（Suez）運河案的造價（前者初估為50多億美元，後者為80多億）與節省的路程（少則六千公里，多則上萬公里）相比，克拉運河要價近三百億，但僅節省1,200公里根本不成比例，更遑論工程一旦開挖，都有延期加價的風險，如巴拿馬運河擴建案因為工程款可能爆增至170億而暫時停止。再考慮到泰中兩國均非政治穩定國家，為期至少十年的工程亦有可能因改朝換代，面臨不確定的變數，這些都足以抵銷泰國人民的經濟幻想。

再撇開環境評估或社會影響不談，建造克拉運河對泰國人民會產生一種莫名的恐懼或抗拒感，那是因為運河將分割泰國南北兩端。無論是城市區域的黃衫軍、鄉村區域的紅衫軍，都會擔心南部省份的伊斯蘭分離主義者，將藉着運河的分離趁機擴大勢力。當然不是說一條運河就會切斷泰國政府的控制力量，而是會造成泰國人民心理上的距離，這點，相信千方百計要以科技工程將香港和廣東緊密連結起來的北京不會不懂，只有那些為了「重創美國戰略地位」的親共人士，才會選擇性忽略，而寧可沉醉於假新聞。

徐子軒
獨立研究員

吳靄儀 - 「一地兩檢」：提醒懶惰議員

立場新聞   2015年5月21日

「一地兩檢」的關鍵問題是，《基本法》第18條保障內地法律不能在香港特區實施。在香港進行「一地兩檢」，必然涉及在香港境內執行內地法律，所以與第18條有衝突。香港特區固然無權立法容許內地人員來港執法，但同樣亦不能自行執行內地法律，因為問題不在「誰執法」，而是在「執甚麼法」。

所謂「一地兩檢」有「先例」，並不正確。現時深圳灣口岸的「一地兩檢」，是在中國內地實施香港法律，與第18條不相牴觸。在中國內地執行香港法律的法律問題，原是香港立法機關無權為中國內地立法，其法律管轄權（有境外效力者除外），一般只限於香港境內。所以當年解決辦法，就是藉《基本法》第20條，中央額外授權特區，在深圳灣口岸租賃一幅土地，視該土地為香港區域，在該土地範圍內實施香港法律。這個方法其實有很多問題，不過都被掃入地氈底。但重要的是，在內地實施香港法律可行，不等於反過來內地法律在香港實施法律上可行。在內地實施「一地兩檢」，並非「先例」。

另一個所謂「先例」，是借鑑外國的機場、車站、海關，例如美國與加拿大之間，或歐盟各國之間，在邊界實行「一地兩檢」是平常事。但這也不是可援的「先例」。主權國之間可以透過協議，容讓互相在對方境內有限度執法。但特區與內地之間，並非主權國與主權國之間的關係。特區與內地，同受《基本法》第18條約束。

上述問題，全部在立法會充分辯論過，並有逐字紀錄及當時參閱的資料及審議的文件全套存檔，可以隨時在電腦上查閱。今時今日，議員公開發表意見及報上撰文，聲稱「一地兩檢」有上述先例，為何不見他／她們稍為翻查一下資料？說甚麼泛民否決政改迫香港「原地踏步」？最令立法會「原地踏步」的其實正是頭腦懶惰，信口開河的建制派議員！

2007年初，立法會審議《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條例草案》。當時我們已警覺到不能讓它含混變成在香港實行一地兩檢的先例。所以在2007年4月26日通過法案的辯論上，我已清楚發言，紀錄在案。深圳灣口岸的一地兩檢，基本上是在內地成立特區的「新租界」。「新租界」雖由國務院說明是由香港以禁區形式管理，但一切香港法律得以在區內生效。這個模式，其實會引起很多難以預計的法律問題，但若然將這個模式「回流」，反過來用於在香港實施，那就是眼前的一場大禍。所以還要清楚講明，內地劃地租給香港可以，但香港劃地「租」給內地，執行內地法律猶如是內地一部分則不可以，因為香港區域邊界早已由人大決定並通過為法律。

涉及重大憲制及法律問題，政府當年秘密諮詢過大律師公會。其中有一點，就是該次人大授權為何未經納入附件三就可以在特區實施。大律師公會認為那是內地的一次過性質的行政決定，並無一般的規範性，是故不是「法律」，不需納入附件三。政府則堅持人大決定是「法律」，但卻「同意」大律師公會不必納入附件三，成了極壞的先例。

當年費那麼大的勁，驚動人大常委會及國務院，當然志不在小小一個深圳灣口岸，其實志在為高鐡一地兩檢鋪路及試水溫。這正是我們當年已要致力死守防線的原因。

果然，法案通過後不久，黃定光議員在2008年5月7日就提出動議辯論，要盡快在高鐡和機場實施一地兩檢，而林健鋒提「修訂」，在跨境直昇機場也要一地兩檢，而且引用深圳灣口岸的一地兩檢及外國邊檢為先例，仿佛短短一年前的辯論沒有發生過。

正如我在明報專欄《一地兩檢點解唔得》提及，2009年12月18日財委會高鐡撥款辯論上，泛民如我，極力反對，因為一地兩檢違憲，不可行。政府不顧一切，建制派照撐，因為高鐡根本是政治項目。霸王硬上弓之後，今日「洗濕了頭」（「田北辰說全身盡濕」）就老調重彈，政府豈是失憶？其實早有預謀，深知建制派必然照撐，而香港市民就會像政改方案那樣認命。還有，純屬巧合，2007年的大律師公會主席，今天是律政司司長！

對有些人，一國一制等閒事，他們在內地也有特權，「一地兩檢」當然是叫政府快些解決的「技術問題」，但對廣大的香港人來說，「內地法律不能在香港實施」，附件三不濫用，卻是人權自由，港人治港的重大法律保障！

黃任匡 - 莫道鴉片毒 假普選更毒

2015年5月20日

【明報專訊】早前任建鋒撰文指，假普選有如清末流行的福壽膏，毒害百姓。今天有幸與任兄在《明報》共寫專欄，作為內科醫生，黃某斗膽，要從醫學角度為鴉片平反一下。因為比之假普選，鴉片之毒，實不足掛齒矣。

鴉片嗎啡 有用之毒

鴉片的主要藥用成分為嗎啡（Morphine）。嗎啡及其衍生物的用途多不勝數。嗎啡主要作鎮痛之用，其衍生物如可待因（Codeine）則為常用的止咳藥。所以鴉片既為毒藥，但如使用得當，亦可以是良藥。

反之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可謂百毒而無一利。

港府的政治宣傳廣告指，一人一票就是政制向前走。但事實上，8‧31框架之下，任何人想成為特首，最大的難關莫過於要得到提委二分之一以上提名票。候選人為求跨越超高的出閘門檻，無可避免地必然會優先考慮這1200人的利益，而並非500萬選民的福祉。

更甚者，方案規定出閘人數硬性規定為2至3人。因此，有志參選者不單要致力得到過半提名票，而且必定要出盡九牛二虎之力，爭取每一名提委的支持。因為即使你手握過半提名票，倘若另外有3人得到比你更多票數的話，閣下也必然出閘無望。結果是，在如此不堪的提名制度之下，無論何人當選，他都必然會將所有的政策和資源，盡力向這1200人的小圈子傾斜了。

試想想，我們過去幾屆的特首，皆是以八分之一的出閘門檻提名產生，尚且選了一個禍港殃民的梁振英出來。將來如果根據政府的方案，把提名門檻提高至4倍至二分之一，可以想像，小圈子的權力提高至4倍後，產生的特首將會比梁振英不堪至4倍。因為他會有至4倍的理由，繼續官商勾結，有至4倍的動機，繼續向權貴服務。

如此爛方案，絕非良藥，而是將香港推向末路的毒藥。

嗎啡之毒 有藥可解

嗎啡雖有藥效，但基於其毒性必須小心慎用。可幸的是，萬一不慎使用過量，醫生亦可處方解藥如納洛酮（Naloxone）。如及早解毒，加上護理得宜，病人當無大礙。

反之今日港人如若選擇袋住先，則恨錯難返，永不超生。

因為即使有明顯篩選，普選產生之特首將會戴上「一人一票」的光環，擁有無上權威。羅范椒芬亦不諱言，指特首若由普選產生，立法會就不應對其「縛手縛腳」。可想而知，屆時特首君臨天下，指點江山，23條立法，重推國民教育等等都指日可待了。

更為致命的是，一旦袋住先，基本法第45條關於落實普選的憲制責任即時大功告成。中央政府再無動機，將來再給予港人所謂「優化」。香港自此就正式與真普選永別，無藥可解，無藥可醫矣。

實證醫學 科學求真

現代醫學講求實證（Evidence based medicine），經過嚴謹科學驗證的治療方案，方可保障病人的健康。並非某某大國手說了算。這是科學的精神，也是專業的操守。

反觀政府一面厚着臉皮打民意牌，一面又見支持袋住先的民意江河日下，而不敢作公投，可謂自相矛盾。又正如早前兩次的醫學界大型民調，一再證明過半醫生反對袋住先，大家理應懷抱科學的精神，面對此真實民意。但香港醫學會居然輸打贏要，眼見兩次民調結果不合其胃口，現在又重新舉辦第三次業界民調了。

莫道鴉片毒，假普選更毒。可是政府這種摒棄科學精神，指鹿為馬的人心之毒，比之又更毒一層了。

作者是杏林覺醒成員

程翔 - 憶魯平，看香港「怎麽辦」？

2015年5月19-20日

【明報專訊】魯平先生是我認識的京官中，交往最多的其中一個。上世紀80年代我任《文匯報》駐京記者時，那時的重點新聞就是香港回歸和《基本法》的草擬，而主管這兩項工作的就是時任國務院港澳辦秘書長的魯平。我們彼此就在工作過程中認識、交往。

魯平先生對我的駐京工作幫助很大。從工作上看，每當中共領導人會見香港客人闡述對收回香港的立場、方針、政策時，他都會盡可能讓我列席旁聽，讓我多了解中共的想法，以便更好的「宣傳」中共的政策。當然，讓不讓我列席，全視乎他衡量會見的保密性大不大而定，例如，鄧小平會見黃麗松時，他就不讓我旁聽，因為那時中共尚未公布收回香港的决策。到了鄧小平會見包玉剛時，這决策已經公布了，所以就允許我旁聽。但即使是列席這些保密性不强的會見，對我來說還是很有幫助的。

從生活上看，魯平先生也很照顧我和太太。1981年開始駐京時，北京各方面的物質都非常短缺匱乏，更沒有恰當的辦公地點。我和太太兩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只能窩在華僑大厦一間只有70方呎左右的房間長達3年。魯平先生知道後，就在港澳辦位於三源里的宿舍中騰出一個「一居室」 給我夫婦居住，使駐京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

「六四」後，我和太太都離開了《文匯報》，跟魯平乃至整個香港左派的關係都斷了。有一天，魯平到訪香港科技大學，在遠處見到我太太（當時她在科大工作），立刻偏離原來的前進方向，特意走過來與我太太握手問好。相比之下，有些原來的左派的朋友，對我們避之唯恐不及，則魯平的風度及對朋友的真摯是令人難忘的。

所以，從私人的角度，我對魯平是很尊敬和感激的。至於他在香港問題上盡心盡力，為香港的平穩過渡而嘔心瀝血，竭盡所能，則是人所共知。不管人們是否贊成中共的對港政策，但對魯平個人的付出，則是多所肯定。

但是，從香港政策的角度看，我同魯平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從魯平身上，我隱隱然看到中共對港政策會隨着香港回歸而漸漸偏離其「一國兩制」的初衷。這並不是說魯平或者中共有意欺騙香港人，而是說他們的習慣思維以及習慣行事等，在在都使人對中共的政策產生懷疑。

魯平是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如果用劉賓雁先生的比喻，他是屬於「第一種忠誠」的人。這可從他的回憶錄《魯平口述香港回歸》看出。雖然他一家人歷盡文化大革命的摧殘，但他「從來沒有懷疑過黨的領導，對毛主席一直是非常崇拜」……「對黨，我始終沒有動搖過」（p.170-179）。作為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魯平的思維，就反映了整個共產黨的思維模式，而這些思維模式，我認為是不利於「一國兩制」的實踐的。我這裏舉幾個例子。

一，「港人治港」不科學

1986年初開始草擬《基本法》時，有位香港記者（已記不起哪一位）問魯平，「港人治港」如何治？記者這問題完全沒有機心，更不是要存心為難人，卻想不到魯平大發脾氣說：「港人治港」不科學！誰是「港人」啊？「港人」在哪裏啊？連珠炮發反問那個記者。

我想，天啊！「港人治港」的口號是1982年提出來的，在整個中英談判中，都一直用來吸引香港人接受回歸的一個口號。可是《中英聯合聲明》墨汁未乾，「港人治港」的口號就變得「不科學」。那麽這個「不科學」的提法為什麽在《中英聯合聲明》草簽之前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來吸引香港人？這不是存心騙人嗎？

魯平當年的這句話沒有引起太多港人的注意。我卻非常反感，因為這句話反映了中共把香港拿到手以後，過去動聽的說話就不見了，而且連番反問「誰是港人、港人在哪裏」？說明原來在京官眼裏根本不存在「港人」。我雖然反感，但作為《文匯報》記者，不便反駁。但專欄作家林保華先生就不客氣，尖銳地批評了魯平。他認為，這並不是魯平衝口而出的話，而是反映其共產黨的思維。根據林保華先生的解讀：

「港人治港」不科學的根本原因在於那「治」字。中共收回香港主權治權，怎麼可以給港人「治」港呢？治權留在北京，是北京統「治」香港。港人只能有「管理」權，所以用「港人管港」才夠確切。（見林保華 《「港人治港」何以不科學》見《信報》1986.1.14）

這個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因為證諸後來通過的《基本法》第二條，寫的正是「行政管理權」而不是「治權」。所以自從魯平提出「港人治港不科學」後，我就看到，北京信誓旦旦的承諾是可以隨時更改的。

二，「新界」不能寫進《基本法》

很多人可能沒有注意到，魯平是堅决反對在《基本法》內寫上「新界」這個地名。不得已需要寫時就必須加上括號（「」）。《基本法》第一稿提到香港的地理範圍時說：「香港，包括香港島和深圳河以南的九龍半島及附近島嶼……」，不提新界。1990年通過《基本法》時全國人大的决議也是這樣寫：「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域包括香港島、九龍半島，以及所轄的島嶼和附近海域」，也是不提新界。但這樣的表述在提到新界原居民時就不可能再用了，所以《基本法》第122條表述新界原居民時就改為：「1898年在香港的原有鄉村居民」，總之就是要迴避「新界」兩字。到了實在不能迴避時，就在新界兩字前後加上括號，例如《基本法》第40條：「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護，括號表達了「我不承認」的思維。

這是一件小事，所以當年並沒有引起任何風波。但見微知著，從這件小事中我們卻清楚地看到中共的思維模式對香港長遠來說是不利的。

有一天我到魯平家作客，我說：「一國兩制」是一個很脫俗、很有創意、很富想像力的構思，這個政策若要成功，執行的人必須是同樣脫俗超凡、同樣有創意和富想像力的人才能勝任。如果執行的人囿於傳統觀念、歷史成見以及自己的習慣思維，則更脫俗的構思執行起來也會走樣。

魯平聽出我話裏有話，就問：你是什麽意思？我說，就是你要新界改名的問題。既然是「一國兩制」，既然是「一切不變」，為什麽一定要新界改名？魯平說，不行，這個名反映了英國對中國的侵略，是中國人的恥辱。我知道他一定會這樣回答，所以我就問，那麽新疆呢？新疆這個名是不是反映了漢族對維族的侵略，是維族的恥辱？新疆應否也改名？魯平為之語塞，非常不滿的盯着我。

我從魯平要新界改名一事看出，魯平作為制定香港回歸政策「十二條」的主導者，尚且不能排除傳統觀念的束綁，更何况比他低級的人或者是繼任人？

看香港問題，用中國大陸的傳統觀念看，她是中國的恥辱。但是為什麽不能把她看成中國的瑰寶呢？因為事實上香港自登上歷史舞台以來，在過去150多年來一直默默地在推動中國走向現代文明，這方面的貢獻是任何一個內地城市都不能望其項背的。囿於傳統觀念，則對香港政策必然停留在「洗脫歷史恥辱」，只有擺脫傳統觀念，才能繼續讓香港發揮其重要的歷史作用。

傳統觀念多的是啊，例如：中央高於地方、國家先於人民、英國撤退必然留下蘇州屎、殖民地人民必然缺乏國家觀念……等等，誰都可以舉出一大串。這些觀念或許有其道理，但它們卻會把執行者的思維和政策引導到「以管為主」、「以我為主」的行為模式，從而忽略了香港這個公民社會比較多元成熟、肌體和精神都鮮活蹦跳的特點。如果執行者都被這形形色色的傳統觀念困囿，則「一國兩制」最終只能變成毫無特色的「深圳式特區」。

所以，從新界改名一事，我就預感到隨着香港回歸，將會有京官不斷把他們的定見强加給香港，例如：「特首愛國愛港是天經地義的」等一類的論調。

三，香港只能是經濟城市，不能成為政治城市

（續昨）魯平在起草《基本法》的過程中，一個反覆强調的觀點是：香港只能是經濟城市，不能成為政治城市。

所以有一次我又對他說：我認為制度是一個整體。每一個制度都具有你認為好的一面，同時也具有你認為不好的一面。好與壞，是同一個制度的一體兩面。既然中央希望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你就得準備包容它那些你認為不太好、甚至是壞的一面。如果排除了你認為不好的一面，就等於割裂了它的整體性，那麽它好的一面也就會慢慢式微了，我舉的例子就是思想言論自由（中共所不喜歡的）對維持金融中心（中共所喜歡的）地位的重要性。

魯平駁斥我說，一旦香港變成政治城市，對內而言就會紛爭不息，對外而言就會為外國勢力提供可乘之機。魯平這個觀點幾乎是所有共產黨人都共有的。

從魯平「只要資本主義的經濟，不要資本主義的政治」這種觀點，我當時就預感到，對中共來說，「一國兩制」中的「兩制」，只適用於經濟領域，不適用於政治領域。在政治領域，中共的政策會慢慢令香港走向「一國」，當年的這種觀察，今天看來可謂不幸而言中。

四，民主回歸是假，民主拒共是真

在《基本法》草擬工作開展以後，多個民間團體在1986年11月2日，在紅磡高山劇場召開「高山大會」，要求在1988年就實行直選（所謂「八八直選」），當日大會，象徵1980年代港人民主意識的高峰。會後各參與團體組成「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以便落實「民主回歸」的理想。他們希望通過有組織的行動，爭取當時正在草擬的《基本法》給與香港更多民主空間。

我當時身在北京，沒有參加「高山大會」，但仍感覺到香港人對「民主回歸」的熱切期待，所以就把香港人在「高山大會」上所表現出來的對民主回歸的支持情况告訴魯平。想不到他冷冷的彈出一句話：「民主回歸是假，民主拒共是真」！我無言以對！

從魯平這一句話，我體會到中共不可能真的相信香港人，或者更準確一點，不可能真的相信香港的民主派。事實證明這個觀察完全正確。

五，香港不能成為顛覆基地

《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從一開始就碰到一個尖銳的問題，魯平警告香港不能成為顛覆中央的基地。所以從第一稿開始就寫上：「香港特別行政區應以法律禁止任何導致國家分裂和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活動」（見第一稿、第二章第12條，1987年4月13日，到第七稿時才演變成為現在的第23條）。我覺得，這反映了從一開始，中央對香港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對「一國兩制」的落實是有很大障礙的。

我於是找機會對魯平說：你這樣寫，你就在默認現在的中央政府是走向人民的對立面。他問我何解？我說，從歷史看，香港從來就是一個顛覆中央政府的基地，例如孫中山先生以香港為基地顛覆了滿清，國民黨同樣以香港為基地顛覆了北洋政府（我是指20年代的北伐），共產黨也是以香港為基地顛覆了國民黨。從歷史上看，每當中央政府走向人民的對立面時，自然就會有人從香港發出反對這個政府的聲音。所以如果你認為香港在顛覆中央政府，那麽就說明這個中央政府已經走向人民的對立面，它才會懼怕香港。他聽後默不作聲，只是笑我少不更事，看問題太簡單化。但無論如何，我看到這個顛覆罪持續保留到第六稿後，終於在第七稿被删掉。

可是好景不常，「六四」之後，這個反顛覆條款又捲土重來。

我最後一次見魯平是在1989年5月下旬，當時正值天安門學運高潮。中共已經舉行了「5‧19動員大會」，宣布首都戒嚴，但還未動手鎮壓。香港發生了百萬人上街遊行反對鎮壓的壯舉。整個《基本法》草擬工作被迫停頓下來，作為港澳辦的領導之一，魯平對香港局勢憂心忡忡。他對我說：「你們香港啊！不能成為顛覆中央的基地啊！」。可見，對共產黨人來說，香港成為顛覆基地的可能性是他們念茲在茲的魔影。他接着搖搖頭，無奈地嘆息：「看來《基本法》要訂得嚴一點了」。

我相信，這個「嚴一點」，就體現在《基本法》23條在「六四」前後兩個版本的不同。「六四」前的23條版本說：「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針對的只有四種行為。「六四」後的版本除了上述內容外，還增加了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以及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共七宗罪。

值得指出的是，「六四」後在1990年通過的《基本法》第23條，嚴格來說比中共1993年通過的《國家安全法》（即舊國安法）還來得嚴格，換言之，對香港人的設防比對大陸人的設防還要嚴厲。因為舊國安法只禁止5種行為，即：

（一）陰謀顛覆政府，分裂國家，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
（二）參加間諜組織或者接受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的任務的；
（三）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的；
（四）策動、勾引、收買國家工作人員叛變的；
（五）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其他破壞活動的。

但香港的23條則多了兩罪（涉及與外國的政治聯繫）。魯平口中的「要嚴一點」，就體現在比內地的國安法還要嚴。

通過同魯平這些坦率的交流，我在1980年代已經對「一國兩制」不敢樂觀。《基本法》頒布25年來，看看官方不斷地對它進行隨心所欲的解讀，以及官方對港人的不斷設防，這一切，可以說，從魯平的思維已經看出其端倪了。

借用魯平的名句：「怎麽辦？怎麽辦？怎麽辦？」，我也想問，從魯平身上看到中共的思維，而面對這種與香港格格不入的思維，香港今後「怎麽辦」？ 

李怡 - 以自由的勇氣回應社會生態改變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20日

因拒絕赴記協餐會並寫下〈鄙視〉一文，又就曾俊華的記協講話寫《蘋論》，想不到引起社會特別是新聞行業內的議論。日前收到一個不具名的短訊，說「你的傲慢黑（乞）人憎，千年道行一朝喪」，並附一段電台就此事訪問當時同桌的有線新聞執行董事趙應春的錄音。趙認為筆者文章過份了，不喜歡跟甚麼人同桌，不去就是了，不必高調寫出來踩邀請者以示清高。他又認為做新聞工作不能只取自己合意的人採訪，意見不同也應該接觸，才能夠兼聽。

趙兄關於做新聞的看法筆者完全認同，而且也是筆者過去依循的做法。採訪跟自己意見不同的人不知凡幾，寫文章批評後又摸酒杯也不勝其數。但如果鄙視的是一個沒有個人意見一味幫689塗脂抹粉而且人格滿身污穢的人，尤其是這人據說在餐會到處找人拍照，出於自愛和不想委屈自己，也不想被利用作宣傳（儘管傳媒本不介意被利用），「傲慢和黑人憎」其實是不得已的。只須看看把與此人合拍的照片鋪上面書有何反應就知道了。何況筆者既沒有甚麼「千年道行」也不在乎「一朝喪」。

其實更深層的原因，是香港傳媒的生態已與前不同了。記協餐會中政經界名人與掌第四權的記者握手言歡的時空已今非昔比。

冠蓋滿華堂過時且示弱

「輔仁網」有一篇筆名「竇蓉」寫的文章講到這個變化，文中說：「記協ball的意義，在於表示記者與大企業、政府、高官針鋒相對，只是各司其職，一年一度的記協ball，就讓大家放下立場，歡聚一堂。這種邏輯的大前提是，整個社會還遵守舊的遊戲規則，即是說，政府怎樣憎記者，也不會下令企業抽廣告、搵大陸流氓搞蘋果、縱容黑社會打前線記者、打記者的暴徒獲警察不合理地包庇，凡此種種，多不勝數，政權無所不用其極地消滅傳媒，以官媒、黨委取代，記協中人卻仍陶醉在港英年代，罵完督爺，跟着和新聞專員在外國記者俱樂部喝啤酒的美好時代？」因此，作者說：「記協ball在今日的環境下，是過時及示弱的做法……。當參加辯論比賽的中學生也懂得舉起黃傘，表達抗爭之心，記協在這個行業存亡之秋，還只懂搞這些冠蓋滿華堂，為主辦者、嘉賓貼金的活動，實在令人恨鐵不成鋼。」

筆者是記協幾十年的會員，參加過無數次記協ball，從來不覺得有甚麼問題。但這次的主禮嘉賓面對689政府要消滅獨立媒體的形勢，居然在發言中批評新聞工作有甚麼話語霸權。因此，儘管不去記協ball是基於對某人的鄙視，但設想若在場，是否就會與其他人一起為財爺談話鼓掌哄笑呢？

一位資深傳媒人在筆者刊出評財爺講話的文章後，傳來短訊說：「我們在前線的文章經常被和諧，記者還有甚麼權力？有權力的是中央，把香港媒體的老闆擺平了，天天來censor，把負面新聞的影響減到最低。曾俊華在記協場合不撐記者，至少也該鼓勵或感謝一下記者的辛勞，他卻用此場合來教訓記者，卻還有人笑。……那些笑的人，根本不會體會到現在做記者多麼沒有尊嚴，多麼沒權力。」

自由是十分重要的養份

行業生態的改變不只是新聞界。早前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其失禮、垃圾、低劣也慘不忍睹，《蘋果》刊登陳沛敏及時的批評文章獲30多萬點擊，網上對頒獎禮更罵聲四起。但有資深電影人對筆者說，香港金像獎頒獎禮從來都是這樣垃圾的，為甚麼這次引起這麼大反應呢？原因就是香港電影生態變了。香港電影界一窩蜂去大陸拍片，爭奪大陸比香港大幾十倍的市場、高製作費用，以致香港本土電影萎縮，成龍更說，沒有港產片，只有中國電影。地方小、資源少、市場小，沒有關係，但小也有小的尊嚴。至少創作自由是香港值得展示的力量呀？沒有創作自由之下的港產片，有成龍嗎？竇蓉早前有另一文章說：「黃秋生那段我不知大家為何一面倒讚好？香港其實還有點點言論自由，不需要打擦邊球，如果明知業界藍絲帶多，無謂夾硬講我要真普選，但卻可以說：『電影從來都是夢工場，創作人要有將不可能變成可能的視野和勇氣，雖然香港電影界資源現在不及大陸，但對創作來說，自由亦是十分重要的養份，只要我們擁抱夢想和自由，香港電影都不會死。』如果連擁抱夢想和自由都不講，一句『我要真係做司儀』這樣走精面的說話，為何值得大家興奮呢？」

新聞，電影的生態改變，是政治、經濟、社會、民生都已受到大陸侵凌的個別影像。面對這種改變趨勢，守護香港原有價值的市民特別是年輕人，希望有關行業能夠挺起胸膛，維護新聞自由和創作自由，顯示勇氣，隨着生態的改變也要改變我們典禮與歡宴的形式。「自由的秘密就是勇氣。」這是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名言。（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余杰 - 誰是煽動種族仇恨的真兇？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19日

二○一五年五月十五日，北京市檢察院第二分院正式以涉嫌煽動民族仇恨及尋釁滋事兩項罪名，向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起訴人權律師浦志強。此時，浦志強已經被拘捕一年多的時間，法院、檢察院和公安局之間幾度公文往返，如今終於步入了「正常」的司法程序。

繼伊力哈木．土赫提、高瑜被判重刑以及郭玉閃、唐荊陵被拘押之後，浦志強的命運亦不容樂觀。習近平的笑容改變不了他「笑面虎」的本質。

網路控制日趨嚴密

「煽動民族仇恨」的罪名，最高可判刑十年。檢方指控浦「煽動民族仇恨」的主要證據是他所發的30多條微博。十年前，記者師濤因為通過雅虎信箱給海外媒體發送政論文章，被判刑八年，中國國安部需要向雅虎施加壓力索取有關資料；如今，微博本來就是中國自行研發的社交媒體，秘密警察蒐索微博訊息就如同進入自家的後花園一般。由此可見，中共的網路控制已日趨嚴密。

浦志強的獲罪言論有：「說新疆是中國的，就別把它當殖民地，別當征服者和掠奪者，先發制人後發制人都為制人，都是把對方當敵人，都是荒謬的國策。」、「昆明事件太血腥，兇手罪孽深重。說疆獨製造恐怖，這回我信，但這是結果，不是原因。死傷極慘重，後果太不堪，你就給了我一句話，說疆獨兇殘你沒責任，我不滿意。」在民主國家，這些都是卑之無甚高論的、受到憲法保障的公民的言論自由；在中國，這種如同安徒生童話《國王的新衣》中孩子脫口而出的真話，卻成為統治者眼中大逆不道、反動透頂的「致命話語」，一定要將言說者打入天牢。

浦志強是一位從六四屠殺的血泊中一路走來的人權律師，他不僅關注受專制政權迫害的天安門母親群體、四川地震死難孩童的家長群體以及形形色色的、基本權益被侵犯的公民，而且對藏族、維族等在中國作為「二等公民」的少數族裔伸出救援之手。由此，他本人也成為中共當局的眼中釘、肉中刺，乃至被冠以「煽動民族仇恨」的罪名。

那麼，究竟誰才是「煽動民族仇恨」的罪名的罪魁禍首呢？中國歷代統治者從來都不是熱愛和平的天使，從秦始皇開始就癡迷於開拓疆土、東征西伐。隋唐兩代興師動眾遠征高麗，明朝大儒王陽明屠殺西南地區的苗族人，清代名臣左宗棠屠殺西北的回民，歷史上的斑斑血迹，不堪回首。

而中共建政之後，漢族中心主義更是變本加厲，階級迫害和民族迫害齊頭並進，不惜以飛機大炮對付帝國邊陲的反抗運動和分離運動。中共一方面在新聞媒體和教科書中渲染近代以來中國受西方列強凌逼之民族主義悲情，一邊卻選擇使用比西方列強更加殘暴的方式屠戮那些更為弱勢的族群。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和習近平才是民族屠殺的元凶，他們將與希特勒一起站在歷史的審判台上。

林夕 - 欲求尊重，必先自重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18日

一個人如果因為犯了錯，要鞠躬道歉，往後還可以抬起頭來做人，倘若堅持不肯低這個頭，那麼，就只能夠讓人看得見他的頭顱，就瞧不起他的臉，藐視他的嘴。犯下彌天大錯而鄭重道歉，善忘人、善良人，或許還會體諒，死不認錯，就只有致死不獲原諒。

一個人最錯，是做錯了而堅拒認錯，以為這個錯一認，就會丟臉。把道歉當成失去尊嚴的人，其實臉皮都厚像千層糕，不斷地丟啊丟，幾時才丟到剩下顴骨？他們不曉得，只有俯首，才能重拾丟掉了的臉。

除了在靈堂會向無知無覺的死人鞠躬，他們一般很怕對活生生的人彎腰，可是他們同時最怕沒機會彎腰，一旦逮住了當走卒的機遇，連下跪也是光榮，對有頭有臉的人，能賣掉膝下的黃金，就是他們的面子。

一個人會受人敬重，可能因為他是個道德完人、功蓋千秋、萬人景仰，而且，永不犯錯──這種人不是人，即使當初是人，最後不是入魔，就是被封神，被庸眾供養成禍胎。半人半魔的歷史人物，總是輪迴出沒，而歷史有時是人類重複犯錯的紀錄，我們大概也該代祖先道歉，自己保持謙卑，別以為不會步上一代的後塵。

有血有肉的凡胎，難免有錯，欲求尊重，必先自重。自重不等於把自己看得很比世界還重，是有自知之明，尊重自己有軟弱的時候，會失德、會失敗，能坦承擁有人性的弱點，也總算是個優點。懂得把自身看輕，自然有別人為你平反。

囂張地歷數自己功績的，我們會鄙視；檢視自己做得實在不夠好，我們反而敬重。所謂敬畏敬畏，你想人敬重你有道歉的勇氣，還是畏懼你誓不低頭的霸氣？

一間機構的員工若是把事情搞砸了，無論是無心還是有意，惹來千夫所指，無須吃藥的上司，絕不會以為只要姿態強硬，發表我們做得很對、我們一向正確的宣言，這公司就很有膽氣，員工很有士氣。你只靠兇悍去建立威權，客戶即使不是八國聯軍，也看得出這隻紙糊的老虎，不圍攻一下，實在對不住自己。員工若只贏得老闆護短，卻輸掉了全世界的尊重，請問以後還有何面目跳槽？ 

馬嶽 - 信任消失的未民主社會

2015年5月18日

【明報專訊】英國大選結果對英國的傳統政治是很大挑戰。自由民主黨議席大幅流失，蘇格蘭民族黨崛興，傳統「兩黨半」體制受挑戰，亦反映傳統政黨未能回應人民的價值轉變，這將成為推動英國政黨改革的一次重要選舉。

對民主體制信心的下滑

自上世紀60年代，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民對民選領袖、政府、議會、政黨的信心（confidence）持續下降。人民信心下降的原因很複雜：首先，隨着人民的教育水平和公民意識提升，對政府和公職人員的要求提高，不會盲目相信政治領袖。生活改善令「後物質主義者」增加，傳統政黨的綱領不能回應他們的訴求。而當傳媒和網絡發達，人民更清楚看到民選政府各種弊端，信心流失，加上不滿政黨層級化的參與，覺得政黨和議員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和民主的理想脫離愈遠，選擇用更直接的方式例如社會行動參與政治。

簡單點說，這是因為西方民主政體在社會進入後工業和高度發展階段後，人民意識提升，覺得民主體制的實踐和理想相差甚遠，令他們對正規的參與體制的信心下降。從民主角度這是正面現象，因為人民的民主要求提高，迫使政體提高民主素質以滿足他們。

未見其利先見其弊

香港是極少數有極發達的資訊、高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但未有民主政制的後工業城市。香港的困難之處是：人民未真正體驗過民主政制的運作，但已經對民主的一些核心制度如議會和政黨失去信心。
非民主體制的信心

香港自1990年代政黨開始發展，由於政制發展停滯和各種制度設計刻意窒礙政黨發展，令政黨不能成熟及發展正常功能，但20多年下來人民卻會看清政黨的各種問題；例如發覺政黨中人道德水平不會比常人為高、政黨會出賣選民、政黨不一定實踐競選承諾等。這些在西方國家已是「常識」了，但西方人民知道民主制度運作，政黨仍是不可或缺，因為需要專業政黨組織政府，只是民間要加把勁直接參與和監察其運作而已。香港人則「未見其利先見其弊」，看不到議會和政黨最重要的組織政府功能，缺點看得一清二楚，對這些體制的信心自然更低。

香港多年的民調反映，市民對議會和政黨信任甚低，但對警察、法院、廉政公署、公務員體系的信心則甚高。港人對政府的信心一直並非建基於民主程序，而是某種專業理性的決策和執行模式，但近年的發展進一步惡化，這些一直頗受信任的體制的形象都迅速破損。這些都是行使公權力的最重要機構，是人民直接感受政府管治質素的渠道。

Pharr和Putnam的跨國研究反映，在成熟民主體制下人民因不滿政府和政治領袖表現而喪失信心（confidence），但社會信任（social trust）卻沒有降低，對維繫民主社會非常重要。人民自由結社是公民社會重要的基礎，因為人民透過結社來集體參與政治和集結資源，而互信則是組織結社的基要條件。公民社會理論指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重要性，而人與人間的連繫倚賴社會信任。如果社會環境令人民互不信任，很難組織成熟的公民社會。

香港人對政黨信心下降，把希望寄託在公民社會，但令人擔心的是公民社會近年的發展趨勢，亦在不斷的破壞社會信任（social trust）。近年社會內不同立場的群體互相攻訐，不乏肢體和語言暴力、人身攻擊，有不少人還是自言支持民主普選者，而往往攻擊同一陣營中人的兇狠程度，比攻擊另一陣營的有過之而無不及。整個社會彷彿充滿憎恨，而推動某些人作政治參與的，往往不是對某種理想社會的嚮往，而只是對某些群體或政治實體的憎恨。

公民社會的公民性

第三波民主化的經驗告訴我們：專制時期的公民社會發展水平，對民主化後民主政體是否能鞏固有很大幫助，原因之一是較成熟強大的公民社會有助監察政府，防止民選政治領袖濫權，原因之二是成熟的公民社會較能孕育求同存異的文化，有利在民主化後用民主及和平的方法解決社會和政治矛盾。

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除了是一個自行組織免受國家宰制的公共空間外，其概念還包括它應該是civil的，即以文明的方法共處和解決分歧。學者Whitehead便指出黑社會雖然本質上是民間自發，但由於用uncivil的方法解決問題，只能當成uncivil society。

台灣學者吳乃德在《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一書的序中說：「民主運動是齣道德劇。」很多民主運動是靠表現道德力量感召群眾，喪失了道德力量和civility便會流失支持。

專制帶來的憎恨

專制政府令人民憎恨政權及其追隨者，令不同政治傾向的人民互相憎恨（部分是因為沒有選舉機制去疏解矛盾）、令人民互相猜忌，猜測各人「是人是鬼」，以至令公民社會內出現嚴重分化，影響社會信任（social trust），對長遠建構民主社會相當不利。如果運動基礎不是某種良好社會的願景，而只是建基於憎恨，因而採用uncivil的方法，只會令社會信任處於低水平。縱使有一天憲制上建立了自由選舉制度，要重建社會信任不容易，也會損害民主的素質。

民主運動的弔詭是：你爭取民主時，是一併替反對民主的人爭取的，因為他們其實是人民的一部分，你不能把他們除掉。有一天香港有了真正民主政制，很多長年反對民主的人，還是要和支持民主而長年奮鬥的人一同在民主制度下生活，學習如何以民主方法調和各種矛盾。

最近的思考是：香港應該已錯過了全面民主化的最有利時機。香港如果跟台灣南韓般在1990年代走向全面民主，可能20多年後的今天，大家一樣會像台灣人般討厭主流政黨、擁抱素人政治，期望新力量挑戰傳統政黨。但香港的發展軌迹不同，未建立民主政體，對民主體制信心和社會信任便因各種因素被破壞，民主前路倍覺艱辛。

◆延伸閱讀
Susan Pharr and Robert Putnam eds., Disaffected Democracies: What's Troubling the Trilateral Count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林夕 - 警察保姆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17日

警察「誤會」了自閉智障男事件，無論是哪一方忘了吃藥、那完美口供之生產法，有沒有經過更完美的引導加工，離奇得像天方夜譚，正常市民都會敲起鳴冤鼓。此事最天方夜譚之處，不是警方終於會抱歉，並對被「誤解」的受害人賦予祝福，而是居然有前新聞工作者在她專欄裏為警方鳴冤叫屈。誰委屈了警方那麼無良？竟然是公眾反應會打擊警察士氣。

市面近來湧現大量慈母，視警察如孫子，體貼之情，讓市民羨慕，讓親生子女嫉妒恨。為警隊打氣打得像低級打手的，反而打擊了警隊聲譽。表關懷順道表忠表過了頭的表表者，首推那個什麼議員，說好多警察只有中五程度，於是控制情緒程度也跟着偏低。低智商議員以為在議事廳講麻將經，牌品好人品自然好、學歷低者情商自然低？學吳亮星議員，講一下幾千年來中國古訓，慈母固然多敗兒，那專欄作家已經去到屈警察需要保姆去安撫呵護關懷的肉麻地步。

有這批保姆，紀律部隊的形象就更難翻身了。紀律部隊負責執行紀律，因此更要嚴守紀律。普通打工仔如果不守紀律，犯了凡是男女漢子都會犯的錯，受上司挑剔批評，誰不是靠自強不息挺過去？做上司的，受了客戶氣，再學吳亮星引述古訓，誰不是抱着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自我監察？誰？誰有膽誣衊守護我們的警察叔叔伯伯哥哥，像溫室裏的花花朵朵，催一催逼就會殘，沒心情沒士氣執行任務了。

因此，我也要為警隊鳴冤，無論大丈夫還是女漢子，這份工是很惡打的，沒有義務保姆們想像那麼輕鬆容易。正常情況，警民不必要是高牆與雞蛋的關係，就當大家都是鹹鴨蛋好了，受過嚴格體能訓練的鴨蛋，依某議員邏輯，體格好，品格自然高，品格高，抗壓力更高。他們暫時沒機會對付恐怖份子，但要對付廢青，怎可能聽幾句粗口，一受批評，就會因士氣低落而反應過激，連廢青都不如？

長平觀察：究竟誰在煽動民族仇恨？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5年5月16日

遭受一年之久的關押審查之後，人權律師浦志強被北京市第二檢察院提起公訴，涉嫌罪名是煽動民族仇恨和尋釁滋事。據報道，起訴書中唯一的罪證來自浦志強發表的數條微博。

中國刑法中的尋釁滋事罪是指隨意毆打他人，追逐、攔截、辱駡他人，或者在公共場合起哄鬧事，情節惡劣的行為，曾經被稱作流氓罪。近年來，這個罪名被廣泛用於懲罰政治異議言論，顯得十分滑稽。如此濫用刑法，本身就是一種流氓作派。

煽動民族仇恨罪在漢人中並不多見。2014年，原中央民族大學教師伊力哈木·土赫提被判處無期徒刑，"罪行"包括散佈分裂思想，煽動民族仇恨。2013年，喀什地區莎車縣、英吉沙縣法院以"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等罪，判處9名維吾爾族人5至10年徒刑。

浦志強以參與公共事件推動人權和法治為人所知，針對民族問題僅僅發表了一些常識性的意見。警方和檢察院花了一年時間搜羅到的所有這類意見，加起來也不過三五條微博。這些微博意在批評中共民族歧視政策，譴責武警和軍隊在新疆和西藏的粗暴用武，呼籲民族權利，思索民族和解之道，"煽動民族仇恨"從何談起？

刑法中將煽動民族仇恨罪與民族歧視罪相提並論，這是十分恰當的，因為真正的仇恨來自歧視。對浦志強的指控，讓很多網民有機會思考，究竟誰在煽動民族仇恨，施行民族歧視？正如網民指出的那樣，在中國，中共控制了所有的輿論機器，掌握了制定民族政策的絕對權利，只有它可以做到煽動民族仇恨和民族歧視。

部分漢族異議人士被限制出境，正常的通行權利受侵。對於少數民族來說，往往是整片地區，甚至整個民族都很難取得護照，或者護照被收繳。藏人到拉薩還需要特別通行證，維吾爾人到內地旅遊不讓住旅店，不讓上網。漢人的大部分公共場所已經不用強制掛領袖像了，而藏人的寺廟裏還被要求掛上。漢人可以較為自由地穿衣打扮了，而維吾爾人卻不可以蓄須和穿長袍。

中國否認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殖民統治，但是卻完全按照殖民統治慣例，只讓漢人擔任少數民族地區一把手職務。有些漢人辯解說，這跟北京或上海的一把手必須由日本人或美國人擔任不同，漢人和少數民族同屬中華民族，不分彼此。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對等地規定在一些漢人地區必須讓少數民族人擔任要職呢？

大權在握的中共應該對目前新疆、西藏和內蒙等緊張的民族關係負全部責任，檢討並糾正民族歧視政策。中共宣傳總是把責任歸咎到境外勢力及受其影響的國人教唆。如果少數民族如此容易被洗腦，中共自身的宣傳教育和利益誘惑不是更直接、更廣泛和更充分嗎？

有人指出，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本身就是大漢族主義和仇恨教育。抗日宣傳片教人仇恨日本人，內戰宣傳片教人仇恨國民黨人，為了拒絕民主制度又教人仇恨西方人。依靠軍隊和武警鎮壓反對者，是仇恨和暴力最有力的宣揚。

需要強調的是，將呼籲少數民族平等權利的人治罪，這本身就是一種嚴重的民族歧視。不僅剝奪少數民族自身的言論自由，而且恐嚇和阻止一切揭露真相和說出常識的聲音，為了繼續維持專制統治下的歧視政策。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地牢裡的小孩

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

原文：The Child in the Basement
紐約時報   2015年1月12日

或許你熟悉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Le Guin）的短篇故事《離開奧美拉城的人》（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它講一個愜意、和平的城市，那裡有美麗的公園和愉悅的音樂。

奧美拉城的人由衷地感到幸福。他們熱愛當地漂亮的建築和「美妙的」農夫市集。

勒瑰恩描述奧美拉城的一個節日：大家喝著可口的啤酒，觀賞賽馬。「一個矮胖、笑容可掬的老婦人從籃子裡拿花送人，高大的年輕男子將她送的花插在他們閃亮的頭髮上。一名九或十歲的孩子一個人坐在人群的邊緣，吹著一根木笛。」

這是一個充滿田園氣息的迷人地方。

但是，勒瑰恩接著便描述奧美拉城另一個特別之處。在某間房子的地牢，有一個像清潔工具間那麼大的小房間，裡面沒有窗戶，門鎖了起來。有一個小孩被鎖在裡面。它看起來約六歲，但實際上接近十歲。「它是個智障兒。可能它出生時就是智障，也可能是因為恐懼、營養不良和無人照顧而變成智障。」

偶爾有人開門，看看裡面的情況。以前那小孩會大喊：「求求你們，放我走吧。我會乖乖的！」但是從來沒有人答話。現在這個小孩只會嗚咽。它瘦得嚇人，每天只能吃半碗麥片，就坐在自己的糞便上。

「他們全都知道這個小孩，奧美拉城所有人都知道，」勒瑰恩寫道。「有些人曾經去看它，其他人覺得知道它在那裡就夠了。他們全都知道這個小孩必須在那裡。有些人知道為什麼，有些人不知道，但他們全都明白，他們的幸福、奧美拉城之美、友情之溫煦、孩子的健康……全都有賴這個孩子承受可怕的苦難。」

這是奧美拉城的社會契約。某個孩子承受可怕的苦難，好讓其他人過幸福的生活。如果這個苦孩子得到自由或慰藉，奧美拉城將遭毀滅。多數人替這個孩子感到難過，有些家長因此更加看緊自己的小孩，然後他們繼續過著自己幸福的生活。

但有些人去看過這個孩子之後，一直走一直走。他們不想成為這種社會契約的一分子。「他們離開了奧美拉城；他們走進黑暗之中，不再回來。」

這故事可看作是一則有關剝削的寓言。根據這種解讀，我們許多人身處的社會，靠遠方地牢裡的某些孩子維持繁榮。我們購買一支手機或一件廉價的衣服時，背後有一些遭剝削的勞工，他們是地牢裡的孩子。我們容忍剝削，告訴彼此：他們的苦難是維持我們整體富裕的必要條件。但或許事實並非如此。

也有人認為，這故事是在質疑當代盛行的效益主義心態。

理論上，我們多數人認同一套價值觀，它們建基於一個觀念：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或手段。將人當成物件是說不過去的。奴役人是錯誤的，即使這種奴役可以產生很大的好處。殺人取其器官是錯誤的，即使這麼做可以救很多人。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並不奉行這個關鍵的道德法則。現實中充斥著各種悲慘的折中妥協。在許多不同情況下，少數人受苦受難被說成是正當的，因為我們要靠他們的犧牲來成就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企業成功，因為它們會炒人，即使被炒掉的人有整家人要養。有些學校變得非常尊貴，因為它們拒絕大量申請人，即使這些人為此畢生努力。領袖帶領我們打反恐戰爭，難免會殺死一些無辜的人。這些不幸的人是地牢裡的小孩，為了我們的生存和幸福而犧牲。

這故事迫使讀者問自己是否願意接受這種社會契約。有些人不願意。他們遠離繁榮，作出一些根本的承擔。他們寧願致力追求某種內在的純淨。

我們多數人則接受種種折中妥協。這故事使我們想到這種生活造成的精神麻木。留在奧美拉城的人不是那麼壞，他們只是愈來愈習慣自己的幸福建基於某個小孩的苦難。我發現，這故事吸引人是因為它迫使讀者面對現代生活中的種種慘痛妥協，面對所有地牢裡的小孩，而且它誘發我們的反抗慾望──反抗無動於衷地接受這一切。

還有一種解讀是：整個奧美拉城只是一個人的心理的各部分；這個人活在忙碌的現代社會，他的理想和道德感性是被囚在地牢的那個乾癟小孩。

Vic：我是看到網友在談《犧牲的體系：福島‧沖繩》這本書，提到Ursula Le Guin的故事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上網找到David Brooks這篇文章的。因為覺得很有意思，就把它譯出來。Le Guin原著篇幅不長，但要譯出來費勁得多，我就省一點力氣。

《離開奧美拉城的人》這個故事，使我不禁想到中國的眾多政治犯和良心犯，想到劉曉波、劉霞、許志永、浦志強等人。中共這個政權，以及很多支持它的人，似乎認為為了偉大的中國夢，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犧牲一些「地牢裡的小孩」算得了什麼。可是，我想所有良知未泯、神智正常的人，都難以接受這種迫害異見者的事，何況這種迫害是完全沒必要的。

《離開奧美拉城的人》是個意味深長的當代寓言，關心中國人權狀況和時代精神的人，如果文筆夠好，可以考慮仿作一篇。

相關文章：彭明輝為《犧牲的體系》所寫的導論

李怡 - 我們值得為曾司長拍手喝彩歡笑嗎？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16日

上周記協餐會後，收到一位曾是建制中名人發來短訊，對筆者為沒有赴會寫的〈鄙視〉一文的「傲節」表示「敬慕」，又說「當晚財爺妙語連珠，訴盡政壇趣事」，並附財爺當晚20分鐘的談話連結。筆者細聽了，也連帶聽了記協主席的講話。財爺輕鬆風趣，贏得滿場掌聲與笑聲。有關連結也有7、8萬點擊。但筆者卻笑不出來。

財爺自嘲若可以為記協做預算案必有盈餘，又說自己耍拳弄劍只能哄孫兒「呃細路」，不想講話太悶要大家開iPad「睇相提神」，唱歌又不能像「CY與老總唱朋友」，含沙射影半帶嘲諷引入政壇話題。大概近來聽煩了特首、高官「語言偽術」的廢話，財爺的妙語打點「擦邊球」，記協餐會的參與者和重聽連結者就拍晒手掌啦。

財爺賣的是甚麼膏藥

但在喜劇包裝下，財爺賣的是甚麼膏藥？正題有二，一是藉他被雞蛋誤中的事，講村上春樹的「雞蛋與高牆」論，他說這一論述被形容為政府與人民關係，等同將政府與人民放在對立面，當一個是「忠」，另一個就自然是「奸」，當一方被指是「真」的，另一方就無論如何都變成「假」。他又引述《愛麗絲夢遊仙境》中，愛麗絲和Humpty Dumpty的一段對話，認為當有人掌握話語權，就可以控制大家對事實的理解。

他說，人們輕易使用「雞蛋與高牆」，造成「二元對立」，無可避免將理性討論問題的空間收窄，要尋求共識自然亦更加困難。當控制語言的力量成為語言霸權，它的威力比社會其他霸權更加驚人。

財爺談話的另一正題是推銷政改。他並沒有提出新論述，主要是呼籲通過政改，讓有關多年糾纏不清的社會爭議可以放下，大家過平安日子。

在他講話之前，有記協主席岑倚蘭的講話，她講香港新聞自由的惡化，許多記者在採訪中受傷，粗暴對待記者的有執法人員；新聞自我審查嚴重，對示威者「拳打腳踢」的事實都不能報道；政府選擇性發佈新聞，更吹荒謬邪風，指鹿為馬，以篩選當普選；加上新聞界不景氣，新聞人員難保生計……。作為主禮嘉賓的曾俊華，對岑涉及政府的講話沒有一句回應，反而認為新聞界掌握話語權是甚麼驚人霸權。

曾俊華的記協發言兩天後，前年用雞蛋掟中他右額、被判囚3星期的陳德章，在獄中發出一封給曾俊華的 公開信，信中說從當天的行動到走進監獄的一天，他只想向社會大眾及特區政府表達清楚的訊息，就是「香港需要全民退休保障和全民普選」，他在獄中見證不少長者因貧窮犯下盜竊等罪行，「我不是要合理化這些犯罪行為，而是希望從現實的角度凸顯在香港這個繁華都市背後，長者貧窮問題已是如斯嚴重」。他說他不惜付出個人自由的代價，只想表達我們要公義，長者生活要有尊嚴，曾司長，「你能聽到嗎？」

沒有一句提及陳德章

曾俊華在記協講他被雞蛋扔中，沒有一句提及陳德章。即使陳德章的手段不可取，他的為公義的用心難道不值得慰問一下嗎？政府長年拒絕成立100億元的全民退休保障基金，卻亂花數千億元搞大白象工程，尤其那不切實際、只為了媚共的高鐵。曾司長顯然沒有從雞蛋中聽到市民的訴求。

陳德章就是雞蛋，而曾俊華維護的就是高牆。當然，雞蛋與高牆並非「二元對立」，正如村上春樹所說，「體制（即政府）本應是保護我們的，而它有時候卻自行其是地殺害我們和讓我們殺人，冷酷、高效，而且系統性」。香港近年談雞蛋與高牆，正是因為原來保護我們的政府，變成了冷酷地殺害我們。曾俊華又引用《蜘蛛俠》的一句話：權力越大責任越大。他講的是新聞界的話語權。但掌有實質公權力政府，對新聞界的話語權和市民的表達，根本不當回事，繼續我行我素。

曾俊華在抽水笑話中引出的立意，應讓我們想起陳德章、想起為了自食其力不惜假報年齡而被判囚4個月的施伯、想起老人退休基金和大白象工程。他作為一個擁有公權力的高官，在記協餐會推銷政改，也應該引起在座新聞界制止和即場抗議。

但大家笑了；影片的點擊率也高，許多市民都笑了。筆者不覺油然想起魯迅的故事。那是一百多年前他留日學醫的時候，課間放映日俄戰爭的片段，其中一段是有中國人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砍頭了，圍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他們都酒醉似的拍掌喝彩歡呼。魯迅於是悲涼地決定棄醫從文了，因為他「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

也許聯想不倫不類，香港人當然沒有淪落到像一百多年前的中國人，然而現場醉酒似的拍掌喝彩歡呼，豈能不使人警惕？豈能不為香港感到悲哀？（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吳靄儀 - 夠票，應要擋住先！

2015年5月15日

【明報專訊】8‧31框架的政改方案，是個共黨政治入屋操控特首選舉的策略，從上而下，香港全盤大陸化。特區政府無法不俯首聽命，死力推銷，但大部分市民眼睛雪亮。立法會還有三分之一是泛民，不用多言，夠票，應要擋住先！

高官推政改，不惜用低俗的不良推銷手法：有票，無理由唔要！可是，要的不止是一票，而是一定同時要了由中共揀香港特首候選人的機制。一經接受，永難擺脫！好比某些無良電訊服務商，「特惠價」送你「試用」一套服務，要不要？不拒絕已當你要，要了之後，麻煩在後頭，到時你要終止自動轉帳也不能！

全國人大常委陳永祺早前撰文講明，提委會愛國愛港力量佔絕對多數，任何搞對抗式政治的人都不能獲提名。提委會是哪些人、保障誰的利益，香港人太清楚了，如今要我們邀請這等人選拔特首候選人，然後再叫我們投票支持？

政改方案，真是免費午餐？給你好處，不是你最想要的，但起碼有着數落袋？這是真的嗎？公司欠你10個月糧，要你收1個月賠償算數你肯不肯要？買樓，間格面積建築材料全部貨不對辦，發展商送你免費裝修兼意大利櫥櫃全套，要你收樓，你肯不肯就此放棄一切權利，以後收聲？或者說，先簽了合約，以後可以補償多些就不排除優化方案的可能？

用完哄騙用恐嚇：唔要，就一世都冇！太厲害了！你相信嗎？只要對中央有利的，中央一定會再提！只要對香港有害的，議員也有責任要擋住！溝通，日後再講，但是政改方案，中央特區政府已講明沒有修改餘地！鐵板一塊的不是泛民！

我怎樣看民調

民選議員，要向自己的良心和對選民負責，不是視乎當天民調的百分比投票。要按百分比決定就公投！這個政府和建制派有膽量嗎？

但我很重視民調，因為公正獨立的民調，即使不完美，也是很有用的資料，幫助想改變社會的人思考。3間大學的滾動民調一直顯示，支持政改者在45%至49％間徘徊，反對者在35%至38％間徘徊。支持、反對的差距甚至曾一度收窄到2%！這種比率，不是推行任何重大政制改革的基礎，強制推行，兩邊不討好，必是亂局。別說市民大眾，這真是符合當權者的利益嗎？是以特區高官硬銷，不在成功通過方案，而在瓦解泛民。這個用心，路人皆見，只看泛民頂不頂得住。

我倒是看，人人都知道是「爛方案」，聰明的香港人，為何竟有近五成支持？當然，其中有一定數目是為了種種理由憎恨民主派的人，自然贊成禁止民主發展的機制，但這不會是全部。那麼其他人是為了什麼原因支持方案呢？是受不了「原地踏步」的心理壓力？還是覺得沒有其他出路？還是真的相信了政府的宣傳，這一票是沒有後着的免費午餐？任何一個原因，都值得泛民努力尋求改變。要爭取更多市民的信任，要市民相信民主有前途、泛民有力量。政治領袖的責任，是要為市民帶來希望，要市民有信心，泛民是撐得住的。

政府若以為藉着將政改失敗的責任推給民主派，就可以令民主派在 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大敗，這如意算盤也打得太早了。大陸剛出爐的《國安法》審議稿提醒香港人，我們阻不了內地通過國安法波及香港，但要在特區通過23條立法，仍須看立法會有沒有足夠的泛民票數擋住！在這些大事上，香港人不會信任自由黨加民建聯！民調顯示，年輕人及學歷高的大比數反對政改方案，他們的力量會愈來愈強，香港人決不會坐以待斃！

Vic - 古德明論李怡．香港之崩壞

2015年5月13日

一、

香港近年的政治情勢變得太快了，我雖然每日關注，但仍不時有霧裡看花之感。

向來反共的古德明先生，寫文嚴厲抨擊李怡先生（見〈遁辭知其所窮〉），這種事如今也給我看到了。

李怡以「敵人吃飯，我們吃不吃？」反駁「共產黨最高興」之說，無疑是引喻失義。但是古文倒數第二段，說李怡1970年代辦雜誌鼓吹文革，後來變成民主派，2010年支持民主黨的政制改革方案，如今又變成「本土派」，對民主派老少槍挑劍劈，前後三件事，不變的是中共很高興，我看完不禁搖頭嘆息。

李怡曾說：「一個人是一生行為的總和。」我深以為然。古德明提到的三件事，支持文革肯定是錯，李怡悔過了（見〈文革與我的心路〉）；第二件或者也錯了，李怡如果也悔過，那不是很好嗎？古德明心懷大中華，不屑香港本土派沒有關係，但是拿這些事來說李怡數十年來的重要作為無不令中共很高興，實在是極不厚道。古書有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這道理古先生不會不懂吧？

如果中共高不高興真的那麼重要，古德明重砲攻擊李怡，我相信中共是很高興的。那你為什麼還寫這種文章呢？說到底，中共是否高興不能用來判斷事情是否正確合理。

我看古德明和李怡兩位先生的文章也二十多年了，雖然對香港許多事情不敢下定論，但我相信李怡先生的人格。

二、

香港之崩壞，超乎多數人之想像。好多香港人不怎麼留意網上輿論（尤其是中老年人），看新聞只看無恥小人掌控的CCTVB或老闆早已歸順朝廷的主流報紙；即使去年爆發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民眾抗爭運動，也因為佔領者「阻住我搭車」而不屑這種「不理性的群眾暴力」，對於黑警暴打抗爭者無動於衷，甚至高呼「抵死」。

去年佔領運動期間，所謂建制派花錢請黑社會辱打抗爭者，警察故意縱容。七名黑警暗角打一名被捕男子，至今未被起訴，警務處長甚至說這些打人警察有權不配合調查。支持暴政的所謂藍絲在新聞鏡頭前打記者，人證物證俱在，認人時警察容許疑犯戴口罩和浴帽，最後以證據不足為由無罪釋放。

不了解香港情況的人，看到我寫這些事，會以為我是在胡說八道。也可能會有人認為，香港政府只是在對付政治異見者，一般人不會有事。但是近日我們又看到，香港警察竟然可以老屈一名智障者謀殺，難不成這名智障者也是政治異見者？

不久之前，新加坡男子梁錦華在法院門外掌摑「侮辱新加坡國父」的少年余澎杉，如今隨即被判囚三星期。法官表示這案件有許多加重刑罰因素，譬如被告想要自己教訓受害人，並選擇在國家法院和家事法庭的走道上這麼做，來加大事件的傳播度。法官表示，每位被告人有權經過法律程序和受到公正的對待，並由法官依照案情裁判，但被告卻選擇私自執法，這樣的做法不可容忍。

對比起香港的情況，我實在不敢再說香港有值得自豪的法治。我覺得香港的執法機構真係好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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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新聞：智障漢錄口供 詳細真實對答

陶傑 - 都忘了吃藥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13日

警方盤問一個殺人嫌犯，哪知捕錯了一名智障人士。智障者本來應該服藥。警方聲稱，盤問時只知道這個人不斷像鸚鵡一樣重複警察的話，而且說話斷碎，要不要吃藥，是不是智障，警方辨別不出來。

平心而論，警方沒有錯。說話像鸚鵡般重複、沒有主題中心、缺乏邏輯常識，四周都是這樣的人。警方哪裏會覺得這種「溝通方式」有什麼不正常？

譬如：外國勢力操控香港反對派顛覆中國。這句話，十多年來，斷斷續續，不是有許多人像鸚鵡一樣重複嗎？如果警署裏那個智障要吃藥，香港要吃藥的智障太多了。

學舌重複、句子零碎、缺乏邏輯溝通能力，追問下即情緒出現五毛式暴烈，此等反應如果要服藥，我想做此藥的總代理。

外國勢力想亂港顛覆中國？現在英美外國勢力，都公開叫香港人接納梁班子的二０一七政改方案。那麼英美勢力、梁班子、親中愛國派，都在合力密謀亂港顛中，反而拒絕方案的泛民，疾風勁草，原來是對抗外國勢力的愛國愛港者。

毛主席說：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英美外國勢力忽然叫泛民「袋住先」，連美國國會議員也來拉票？其中必然有詐。如果你是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此刻偏偏要將什麼政改方案撕掉。

這樣一來，中國式思維又一次陷入了死胡同。英美外國勢力這次干預內政，卻奇兵突出，選擇了「叫你袋住先」，將中國小農的大腦，以古希臘蘇格拉底的「悖論」（Paradox）方式狎玩之，這就好看了。

加上董伯的「反共論」。邏輯是這樣的：1，反共的人不准參選特首。2，英美當然是外國反共勢力，想中共倒台。3，現在反共勢力想我們接受政改方案，一定別有用心，將來香港不論真假普選，一旦一人一票，奸詐惡毒的英美外國勢力一定能操控出一個反共份子勝選。4，為了挫敗其反共陰謀，先行將反共特首墮胎於尚未受精的狀態，愛國愛港，不如全港團結一起合力否決「政改方案」。

所以，我同情香港警方。他們以為抓了一個像董伯一樣說話正常的「疑犯」，這種口供風格，聽慣了，哪裏知道原來要吃抗抑智障藥？

李怡 - 政改「硬任務」的成敗及後果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13日

一周前文章〈高官落區有助推高否決政改的民意〉果然應驗，三大學最新民調是支持與反對政改袋住先的比率已不相上下矣。建制派自我安慰說：「民調有上有落係正常」，問題是在政府大力催谷和被投訴「違反電視不得賣政治廣告」的情勢下，而支持的民調卻不走高反走低，對政府來說就不能說正常了。

市民回應越來越精彩；高官和董伯支持政改的說辭荒誕且跡近白癡；高官落區不敢通知傳媒；特首更等同偷偷摸摸落區然後自慰說「受歡迎程度，超乎你想像」……種種表現說明「無理寸步難行」，有腦的市民看在眼裏，支持政改的民意豈會不走低？

支持袋住先的論述已不談政改是否符合《基本法》25、26、39條的規定，不提人權公約訂明對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得有不合理的限制」了，而是主要講兩點，一是若否決政改方案，不可能期待會有改變，中央決不會取消對選舉有不合理限制的8.31決定；另一是若對「不理想」的方案袋住先，將來就可以期待有「優化」和改善。

袋住先邏輯極奇怪

說不通過，不會變；而通過，則反會變。這真是十分奇怪的邏輯。通過了，不是表示香港已接受8.31框架下的普選了嗎？既然普選已實現，為甚麼還會變？只有未通過，才可能促使改變。跑步已跑到終點何以還要努力向前跑？而未達終點反而說不能再向前？真是你不說我倒明白，你越說我越糊塗了。

市民要求改變的是甚麼？就是8.31框架所定的對被選舉權的不合理限制。若在這框架下的政改方案過了，就等於接受這種違反人權公約的限制，還會怎麼「優化」？只有否決之後繼續抗爭，才有可能撤除這種不合理限制。

中共已公開揚言，力促通過政改方案是「硬任務」。甚麼叫「硬」？就像鄧小平曾說「發展是硬道理」一樣，表示這是非實現不可的任務。因此特區政府和建制派，不管明不明白、講不講得出道理，都要出來死撐這個硬任務。香港普選何以是中共非實現不可的硬任務？沒有普選中共不是仍可以操控特首人選嗎？答案是「硬任務」關乎中共在香港以至在大陸的權威和權力。

梁振英昨天說，否決政改要考慮它的後果。那麼就讓我們看看對中共來說，是甚麼後果。

首先，如果政改方案被香港立法會否決，那就意味下一級的立法機關否決了上一級的決定。這不僅使中共操控的人大常委沒有面子，而且顯示人大常委的8.31決定根本就違反《基本法》，不應該在法治的香港實行，是中共體制的大缺失。

其次，方案被香港立法會否決，等於使中共處心積慮想要把人大常委的權力凌駕於《基本法》明文規定（等同廢棄法治）的做法破產，也就是使中共對通過政改後的種種部署泡湯。

政改通過後患無窮

其三，甚麼是政改通過後中共在香港的可能部署呢？一是實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500萬選民比1,200人難操控嗎？給你兩個爛人讓500萬選民投票不就操控了？有何難？梁振英與張志剛或馮煒光出閘給選民投票，相信梁振英篤定連任。接下來，立法會實現普選也會由人大常委決定沿用特首普選的方式，地區普選改由1,200人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功能組別就由原來的功能組別提名再給市民「普選」。於是兩個普選都在「民主集中制」之下實現了。當行政立法都在一黨的掌心中，這時23條立法、反港獨法，以至甚麼「五不搞」、「七不講」都可以用人大常委凌駕香港《基本法》的方式在香港實行也。因為一旦我們接受了《基本法》所賦予的香港特區政府權力以及香港人的權利是可以在人大決定之下不算數的，那麼香港就會從法律規定的人民權利最大化淪落為統治權力最大化。法治被毀，再下來實行三權合作，司法獨立也難存也。

中共的「硬任務」被香港立法會否決後，香港會如何？當然也不會有太平日子。但至少守住香港核心價值的法治，守住堅決不吃「三手飯」（見昨日拙文；如下附）的香港人尊嚴，不使香港迅速向野蠻的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淪落。我們仍然可以繼續為真普選抗爭。為政改把關的立會議員，所有為政改揚聲的公眾人物，若支持政改通過，須知後果就是香港向人治體制淪落，對得起這一代和下一代香港人嗎？

我們爭取的普選不是甚麼高不可攀的理想，我們只要求最基本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沒有不合理限制的選舉，若沒有，我們就繼續爭，但不可接受一黨提名即「集中指導下」的假普選。有網友留言說：吃三手飯還不如乞丐，乞丐有權選擇吃或不吃，假普選係要香港硬食喎！ （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李怡 -  三手飯
小評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12日

市民陳太路過「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的收集簽名街站，問在那兒當值的港區人大代表蔡素玉提委會有何代表性：「你踏乜嘢前一步，你𠵱家1,200人食完嘅二手飯，又叫我哋再食，跟住你哋又唔解釋俾老人家聽……佢哋連選1,200人出嚟嗰票都冇呀！」蔡素玉無詞以對。

二手飯是指到快餐店吃別人剩下的飯餸。1,200人食二手飯，意思是中共掌權者選定了兩三個人，讓1,200人的提名委員會當橡皮圖章投票選出特首候選人，1,200人等於食二手飯。然後這食完的二手飯，再給香港500萬選民再食，也就是再蓋一次橡皮圖章，這個中國特色的「普選」，就是讓香港市民食剩飯的剩飯，即三手飯。

這個形容實在太好，不能不佩服市民的智慧。高官落區，現又加上包括騙小孩和老人的簽名街站，已經不敢通知傳媒採訪了，偶而被傳媒碰上的市民反應都如此精采，而撐袋住先的高官和建制派的反應又如此笨拙。更讓全世界看到，香港人已淪落到食三手飯的可憐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