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牢裡的小孩

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

原文：The Child in the Basement
紐約時報   2015年1月12日

或許你熟悉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Le Guin）的短篇故事《離開奧美拉城的人》（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它講一個愜意、和平的城市，那裡有美麗的公園和愉悅的音樂。

奧美拉城的人由衷地感到幸福。他們熱愛當地漂亮的建築和「美妙的」農夫市集。

勒瑰恩描述奧美拉城的一個節日：大家喝著可口的啤酒，觀賞賽馬。「一個矮胖、笑容可掬的老婦人從籃子裡拿花送人，高大的年輕男子將她送的花插在他們閃亮的頭髮上。一名九或十歲的孩子一個人坐在人群的邊緣，吹著一根木笛。」

這是一個充滿田園氣息的迷人地方。

但是，勒瑰恩接著便描述奧美拉城另一個特別之處。在某間房子的地牢，有一個像清潔工具間那麼大的小房間，裡面沒有窗戶，門鎖了起來。有一個小孩被鎖在裡面。它看起來約六歲，但實際上接近十歲。「它是個智障兒。可能它出生時就是智障，也可能是因為恐懼、營養不良和無人照顧而變成智障。」

偶爾有人開門，看看裡面的情況。以前那小孩會大喊：「求求你們，放我走吧。我會乖乖的！」但是從來沒有人答話。現在這個小孩只會嗚咽。它瘦得嚇人，每天只能吃半碗麥片，就坐在自己的糞便上。

「他們全都知道這個小孩，奧美拉城所有人都知道，」勒瑰恩寫道。「有些人曾經去看它，其他人覺得知道它在那裡就夠了。他們全都知道這個小孩必須在那裡。有些人知道為什麼，有些人不知道，但他們全都明白，他們的幸福、奧美拉城之美、友情之溫煦、孩子的健康……全都有賴這個孩子承受可怕的苦難。」

這是奧美拉城的社會契約。某個孩子承受可怕的苦難，好讓其他人過幸福的生活。如果這個苦孩子得到自由或慰藉，奧美拉城將遭毀滅。多數人替這個孩子感到難過，有些家長因此更加看緊自己的小孩，然後他們繼續過著自己幸福的生活。

但有些人去看過這個孩子之後，一直走一直走。他們不想成為這種社會契約的一分子。「他們離開了奧美拉城；他們走進黑暗之中，不再回來。」

這故事可看作是一則有關剝削的寓言。根據這種解讀，我們許多人身處的社會，靠遠方地牢裡的某些孩子維持繁榮。我們購買一支手機或一件廉價的衣服時，背後有一些遭剝削的勞工，他們是地牢裡的孩子。我們容忍剝削，告訴彼此：他們的苦難是維持我們整體富裕的必要條件。但或許事實並非如此。

也有人認為，這故事是在質疑當代盛行的效益主義心態。

理論上，我們多數人認同一套價值觀，它們建基於一個觀念：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或手段。將人當成物件是說不過去的。奴役人是錯誤的，即使這種奴役可以產生很大的好處。殺人取其器官是錯誤的，即使這麼做可以救很多人。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並不奉行這個關鍵的道德法則。現實中充斥著各種悲慘的折中妥協。在許多不同情況下，少數人受苦受難被說成是正當的，因為我們要靠他們的犧牲來成就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企業成功，因為它們會炒人，即使被炒掉的人有整家人要養。有些學校變得非常尊貴，因為它們拒絕大量申請人，即使這些人為此畢生努力。領袖帶領我們打反恐戰爭，難免會殺死一些無辜的人。這些不幸的人是地牢裡的小孩，為了我們的生存和幸福而犧牲。

這故事迫使讀者問自己是否願意接受這種社會契約。有些人不願意。他們遠離繁榮，作出一些根本的承擔。他們寧願致力追求某種內在的純淨。

我們多數人則接受種種折中妥協。這故事使我們想到這種生活造成的精神麻木。留在奧美拉城的人不是那麼壞，他們只是愈來愈習慣自己的幸福建基於某個小孩的苦難。我發現，這故事吸引人是因為它迫使讀者面對現代生活中的種種慘痛妥協，面對所有地牢裡的小孩，而且它誘發我們的反抗慾望──反抗無動於衷地接受這一切。

還有一種解讀是：整個奧美拉城只是一個人的心理的各部分；這個人活在忙碌的現代社會，他的理想和道德感性是被囚在地牢的那個乾癟小孩。

Vic：我是看到網友在談《犧牲的體系：福島‧沖繩》這本書，提到Ursula Le Guin的故事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上網找到David Brooks這篇文章的。因為覺得很有意思，就把它譯出來。Le Guin原著篇幅不長，但要譯出來費勁得多，我就省一點力氣。

《離開奧美拉城的人》這個故事，使我不禁想到中國的眾多政治犯和良心犯，想到劉曉波、劉霞、許志永、浦志強等人。中共這個政權，以及很多支持它的人，似乎認為為了偉大的中國夢，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犧牲一些「地牢裡的小孩」算得了什麼。可是，我想所有良知未泯、神智正常的人，都難以接受這種迫害異見者的事，何況這種迫害是完全沒必要的。

《離開奧美拉城的人》是個意味深長的當代寓言，關心中國人權狀況和時代精神的人，如果文筆夠好，可以考慮仿作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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