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這座城市對於那些有點不切實際的職業理想的人，總是顯得那樣不通容」，孰令致之？
【明報專訊】在來我家看房子的眾多訪客中，編輯大人是唯一一個感嘆過「你家真大啊！」的人。
我住的這個地方，面積約350方呎，夾在英皇道、電氣道和歌頓道的中間，沒有風景，噪音時常大得令電話另一邊的人誤以為我在街上。
黎小姐站在窗邊，望着下面車水馬龍的英皇道，天真地說﹕「挺好啊，不開窗就行了。」
她住的那個地方，面積更小，夾在干諾道西、德輔道西和皇后大道西的中間，可以看到貨櫃碼頭的日落，一排鐵窗幾乎常年不開。黎小姐半夜下班回家，偶爾會被困電梯，因為那幢房子實在太舊了。
樓下的住戶經營報紙檔。每當編完報紙的黎小姐倒進枕頭剛要進入夢鄉，就會聽到樓下阿伯出門賣報紙的用力關門聲。天天如此，脾氣再好的人也要發作，所以有時候黎小姐出於報復，回到家會用力關門以使阿伯早點起牀。
英雄氣短
最要命的還是租金。有一天，她英倫旅行歸來，到家接到的第一通電話竟是業主加租的通知，恍如一盆冷水當頭澆下。她行李未解立時下樓，賭氣去找地產中介以期搬家。結果，逛了一圈，只能垂頭喪氣地回來投降（或許還掉了兩顆便宜的眼淚）。原來，該區樓盤憑地鐵概念「雞犬升天」，全部都漲價了。
在我們這座城市，有些人賭氣時的激烈反應是去找地產中介，其中大多數在問過一圈租金之後，那口氣就這樣被自己生生地咽了下去。
我和林小姐同住，偶爾會鬧彆扭。遇過兩次最生氣的經歷，一次我去了中央圖書館，看完一堆香港電台製作、題為「生活逼人來」的紀錄片，終於用
「總比無家可歸好」的安慰把自己勸回了家。另一次，我下樓訪了三間地產中介，結論是我一個人無論如何也住不起天后這個地方，於是默默和林小姐修復了關係。
我明白自己根本沒有資格抱怨──我一個剛出來工作沒幾年的80後，對於生活可以有什麼要求呢？可是黎小姐這樣一個由始至終只打過明報一份工、從港聞記者一直做到副刊編輯的70後，至今也只能住在一間開不了窗的房子裏，我看了就覺得很委屈。
所以我對她說﹕「你令我很灰心。」她聽了，只是對我抱歉地笑笑。
或許她是不介意的──不介意把衣服晾在牆壁發霉的廁所裏，不介意窗外日夜塵土飛揚，不介意活在隨時加租和逼遷的威脅之下；可是我，見了她就會時刻提醒自己﹕千萬不要淪落為一個報紙編輯。
有一名中大同學，畢業之後頭腦一熱投身報紙行業，一年間在我們的朋友聚會上都見不到他，因為他總是在大家放假的時候上班。後來，他痛定思痛，改行當了公務員，我們才知道他之前的工作除了上班時間「斷絕六親」之外，工資也長期低得對不起親人。
最近，我從他的面書上首先看到那條關於「傳媒人薪酬低」的新聞，我想，已經離開報業兩年的他，內心深處終究「意難平」吧？這座城市對於那些有點不切實際的職業理想的人，總是顯得那樣不通容。
美人遲暮
「最低工資條例」尚未生效的時候，我們大廈的立案法團印發了重新安排大廈保安工作的住戶投票。我沒有資格投票，收到那張傳單，見業主們有兩個選擇﹕總體縮短保安時間，或者，把一個全職職位拆成兼職職位並縮短保安時間。第三個選擇按照條例直接增加保安員工資，卻明顯是拿來作參考的。上面詳細列出各種計算保安工資的辦法對於管理費的影響，簡直可以直接編入小學數學教材的應用題。我不僅由此獲悉保安員原本微薄的工資，而且看到，新的計算辦法中居然有一種能夠抵消「最低工資條例」的影響。
投票結果出來，保安因為工時縮短，工資甚至減少了一截。其實，於一個五六十歲的男人而言，終日枯坐在那裏，少坐一兩個鐘頭對於他的幸福指數應該不會有多大的提升吧？然而與此同時，一應物價卻在「最低工資條例」的幡號下，面無慚色地飈升起來，這位保安的生活從此恐怕更艱難了。如今每天早上見到他，比以前更加沉默寡言，我總在心裏感到過意不去。
我和飲食業者打了一年交道，看出那些發財的廚房佬全都不是靠炒菜發的財，而那些僅只會炒菜的，下場基本上都很悲慘﹕一把年紀了還要紅着臉去見工，哆哆嗦嗦地試煮一碗及第粥，生怕人家不請他。那請人的老闆在一旁直對我大聲抱怨﹕「你不知道啊小姐，我要請個合適的人有多難！我是不介意給廿八蚊，可他也要對得起那廿八蚊啊！手腳這麼慢，做事又粗心，我分分鐘被他連累死啦！」
我們已經量化了「最低時薪」，是不是將來還要量化「最低表現」、「最低效率」、「最低心機」？我們制訂「最低時薪」的初衷何在？是為了達到「最低表現」、「最低效率」和「最低心機」嗎？為什麼這個城市的人如此精於計算這些數字，卻絞盡腦汁也解不出一個提高彼此幸福指數的方程式？
最為神奇的是，這個條例實施之後，對低收入者的保護尚未顯見，於中低收入者的傷害已可預期。究竟是政府太愚蠢，還是市場太精明？如一位遲暮的美人，每個人見到她，都說﹕「可惜了。」
（僅以此文獻給和我一樣沒有漲工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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