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從詹船長遭遇看國民身份的認同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1年5月25日

去年 9月發生的釣魚台撞船事件，被日本拘留原要用國內法審理的中國漁船船長詹其雄，經過中國強硬交涉尤其是拘捕在中國的日本建築公司 4名職員作人質反制之後，日本乖乖放了船長。詹其雄回到家鄉，受到英雄式歡迎。香港輿論也亢奮了一陣，認為中國贏了，一時民族主義的虛火隨之上升。

若香港推行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以此為典型事例，要學生對中國的強大、中國對維護領土的決心感到「自豪」的話，事情應該不是到英雄回鄉、敲鑼打鼓為止，而應該聽一下這位英雄如何與日本艦艇鬥爭的經過，然後也應了解英雄回國後的生活，以及受內地和海外愛國同胞擁戴的榮譽。

然而，這個英雄回國後就被政府隔離了，不僅沒有開過記者會，甚至沒有任何內地與國外的媒體可以接觸到他。中國外交部派專機接他回鄉，對他保證「國家會好好照顧你的生活」。派一次專機要花幾多錢？國家要照顧一個漁民會有甚麼問題呢？

經過 8個月後，被視為民族英雄的詹其雄打破沉默，接受香港媒體訪問，說自己 8個月無奈接受政府近乎隔離的「全方位保護」，不能出家鄉半步，不能出海捕魚，儲蓄耗光，要靠借貸度日。曾有 50個愛國企業要開慶功宴，還想給他發慰問金，但政府不同意。任何人要探望，即使不是媒體，也不允許。最近鎮政府才給他安排一份月薪 3,000元的工作，薪酬遠低於他過去月入萬元的打漁生涯。曾有人要拍賣他的那艘船，起拍價 1,500萬，想打造成「中日世代友好船餐廳」營業，也被政府擋住，結果政府用 200多萬買下他佔三分一股份的漁船，他分到 80萬都用來還債了。

若作為「要聽中央」的洗腦式「國民教育」教材，這個故事的後半截就太掃興了。實際上，詹船長的故事，只是專權政治下千千萬萬個「打完齋唔要和尚」的故事之一，而且詹的情況還算好了， 57年雙百方針下鼓勵鳴放，卻原來是引蛇出洞，最後來個秋後算賬，讓數以百萬計的愛國知識分子成為賤民；文革時鼓動紅衞兵造反，作為內部權爭的彈藥，最後全部送去上山下鄉； 71年鼓勵海外學生搞保釣運動， 72年中日建交對釣島隻字不提。詹船長說「要為國家做點事」，但只是「為黨所用」，中共在意的不是詹其雄的自由，而是不能讓日本用國內法審理而使中國政府沒面子。「為黨所用」以後，「國家會好好照顧你的生活」這句話就丟到九霄雲外去了。

國民教育，許多國家都有，而且各國領袖也常提「愛國」。以美國來說，總統講愛國必強調以美國憲法為傲，愛護憲法提供的民主自由制度，讓人民有選擇領導人的政治權利。在中國，則是法律「不能當擋箭牌」的體制，是維護憲法權利的人要進監牢的政治制度。政府不是你選出來的，國家是不屬於你的，你怎麼愛它？因此，胡適有一句名言：「爭取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取國家的權利；爭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從來不是一幫奴才建成的。」這句話，對中國、對「兩制」的香港，仍是警句。

對於一個人民無權的國家，在怎樣的情況下一個有良知的人才能產生國家民族的身份認同呢？波蘭思想家 Adam Michnik說， 1968年 8月 21日包括波蘭在內的 5個共產國家入侵捷克，摧毀「布拉格之春」時，就是他成為一個波蘭民族主義者的紀念日，他說：「為波蘭的罪過感到羞恥的人，就是波蘭人。」

2004年蔣彥永醫生因發出一封要求平反六四的公開信，被當局秘密羈押。被羈押第 40天，內地學者王怡，引用 Michnik的那句話，說這一天他成為民族主義者了，因為他為中國感到羞恥。

不是盲目的民族自豪，使一個人成為民族主義者。「『我羞故我在』，這就是在極權主義國家成為一個健康的民族主義者的邏輯。」王怡在他的一篇文章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