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0月26日
立會DQ事件餘音未散，宣誓儀式又生風波。事源青政兩議員以「支那」的英文發音讀出就職誓辭裏的China一字。社會對此頗有反應，不只當權派，一些歷史學者以至個別民主派也反彈，認為無必要出言侮辱國人。不過，這個指控明顯過了頭。梁、游二議員這次說的不是「支那人」而是「支那」，所指對象不是中國人，也不泛指中國，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代表的那個「中國」，對準的是北方政權。除非認為那個專制政權足以代表中國人，否則，批評者對兩位議員的責難是「吠錯了樹」。
「支那」一辭帶嚴重貶義，的確沒錯，很多中國人對這個辭的政治用法十分忌諱、反感，聽到之後反應特別大。清末以來，一個看罷熱鬧還搶着吃革命黨人血饅頭的人民，的確需要有這麼一個能引起憤恨的語辭不斷刺激，才能調動起來打仗、離鄉背井上前線為國捐軀。
坊間對這個辭的忌諱和反感的一般解釋是「以『支那』藐稱中國的日本，曾經野蠻地侵略中國」。然而，這個解釋不充份。近代史上，英國也曾野蠻地侵略中國，對中國和中國人幹下的壞事，絕對不少於也不輕於日本。但奇怪的是，英文China一辭，不僅與「支那」同源，在英國，五百年來其背後涵義及變化，亦與「支那」一辭在日本一模一樣，國人卻甘之如飴。何解？
從十四到十九世紀初，即《馬哥勃羅遊記》發表到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夜，歐洲人包括英國人，每提起Cina、China、Catai、Cathay，一種對禮義之邦和先進物質文明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可是，英國社會在維多利亞女皇治下（1837-1901），China一辭卻越發帶有輕蔑；英國報紙雜誌提起China或Chinese時，語氣會讓今天中國人聽了難受得比給罵粗口還甚。
變化主因之一，當然是第一次鴉片戰爭清朝敗給英國。這跟「支那」一辭，在日本於甲午戰爭打贏中國之後，常用語意從中性或略帶褒義一變而充滿輕蔑，如出一轍。
以十九世紀英國上流社會最愛讀的時評雜誌《Punch》為例，所刊登的政治漫畫，把中國和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在英移民描繪得非常醜陋，旁白用的文字，更十分尖酸刻薄，Chinaman、Chink等字眼，比比皆是，例如指控華工喜歡虐待婦孺、題為「給若翰支那人的一個教訓」（1860）的這一幅：
英日二帝哪個更壞些？
若論十九世紀分別由英、日兩國發動的兩場侵華序幕戰，對中國造成的災難，前者比後者尤甚。第一次鴉片戰爭，在國共兩黨的近代史觀裏，是劃時代的；中國從康乾盛世一下子淪落到給列強瓜分的局面，嘉道守成結果守不住，這一仗是轉捩點。對外失利而內患生，未及第二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之亂已起。由此到日清甲午之戰，中間過了五十餘年，其後的清皇朝已日薄西山，維新後的日本打敗清國，不過是趁機撿了便宜。故若撇開自身腐敗因素不談，中國近代史上的屈辱篇，開篇及其後半個世紀的發展主線，都是英帝手筆。
戰爭的起因與影響也迥然有異。中日開戰是雙方為了爭奪對朝鮮的控制權（列強侵華之前，中國也是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國家）。英國對中國開打，則是為了鴉片與貿易利益，影響很直接。中國人吸鴉片，十八世紀初已非常嚴重，從用來止痛治病變成一種上癮成癖的大眾嗜好。早期「洋煙」主要來自南美，由葡萄牙和西班牙人輸入台灣之後，再轉口進入大陸沿海各地；台灣人發明的煙槍吸食法在大陸流行之後，更導致用量大增。（見復旦大學朱維錚教授遺著《重讀近代史》142頁。）
英國當時見有機可乘，於是藉口自由貿易，反對清政府禁煙並乘機挑起戰爭；得勝之後，印度鴉片輸入遂源源不絕。此後中國不僅無可用之兵，更無可用之將；甲午海戰中方北洋艦隊主力艦定遠號管帶（艦長）劉步蟾，便是煙癮大得在艦上吸鴉片出名的。百年積弱，到後來二次大戰，日本軍隊在大陸予取予攜，英國不啻是罪魁禍首。
至於《南京條約》和《馬關條約》，兩者對中國都十分嚴苛，傷害難分軒輊。《南京條約》割去香港島，《馬關條約》割去台、澎。前者人口少，由英國佔領一百五十餘年；後者人口較多，由日本佔領的時間則較短，只五十年。賠款數字是後者高，但原因之一是隔了五十多年，大清銀元含銀量下跌了一大半。
當然，論者可以舉出很多英國或英國人百多年來的對中國有益、友善的例子，試圖證明英帝比日帝好。例如，孫中山倫敦遇難，便是英國朋友和英政府協助化解的；中國很多留學生到英國學習，回國後的貢獻很大等等。但是，對中國好的方面，日本也不遑多讓。
孫文革命，日本人出了不少力，光是一個梅屋莊吉對孫氏的財物資助，足夠寫一本書，以至後來孫氏以國父之尊，稱梅屋氏為革命的「賢母」。日本更培育了大批清末民初中國知識分子，後者從日本的翻譯文獻間接學得很多西方知識，包括政治學、社會學和生、化、醫等科學；今天，這些學問裏的中文基本術語，大部份來自日本學者從西方原文翻譯所得。
魯迅vs 郁達夫
「支那」一辭在國人意識中開始變壞，大約是上世紀五四運動之後、二三十年代國民政府跟日本的關係變壞同步發生的，但起碼在知識分子的圈子裏，對「支那人」這個辭的感覺，當時仍因人而異。
以魯迅為例，中共電子版《全國黨建雲平台》十年前有一篇談魯迅的文章這樣說：「魯迅先生在他去世（1936）前十四天發表的《「立此存照」（三）》結尾語重心長地說道：『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翻譯史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來。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的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史密斯即美國傳教士Arthur Henderson
Smith，他那本書《Chinese
Characteristics》，大陸後來翻作《中國人德行》，但魯迅沒把Chinese硬性翻成「中國人」，反而是在書名裏用上「支那人」一辭，儘管那時已是「七七事變」前夜，日本控制了整個東北，滿洲國也成立了四年。
對「支那」一辭的認知和魯迅幾乎相反的，是跟他同時期的郁達夫。郁跟魯迅一樣，也是留學日本的，而且更是個風流倜儻的情種，追求過不只一個「大和撫子」（溫柔穩重並具有高尚美德的日本女性），可是都沒有結果。這在他其後寫的小說《沉淪》裏有強烈反映，提到「支那人」，既自卑亦復悲憤：
「他看了那侍女的圍裙角，心頭便亂跳起來。越想同她說話，但越覺得講不出話來。大約那侍女是看得不耐煩起來了，便輕輕的問他說：『你府上是甚麼地方？』一聽了這一句話，他那清瘦蒼白的面上，又起了一層紅色；含含糊糊的回答了一聲……。可憐他又站在斷頭台上了。原來日本人輕視中國人，同我們輕視豬狗一樣。日本人都叫中國人作『支那人』，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們罵人的『賤賊』還更難聽，如今在一個如花的少女前頭，他不得不自認說：『我是支那人』了。」
然而，清末民初中國知識分子跟日本女子成婚的不算少，個別人的負面經驗不能作準，寫成小說更不一定靠譜。《書屋》𤳙二年第九期的一篇題為〈閒話晚清以來的中外通婚潮流〉的文章，指出醫學家湯爾和、陶晶孫、財經專家吳鼎昌、殷汝耕、軍事學家蔣百里、法學家方宗鰲、數學家蘇步青、文學家郭沫若、田漢和魯迅的兩個弟弟，都娶了日本女子。如果這些人都留學英國，不見得都能夠奪得「英格蘭的玫瑰」歸。
可是，由始至終，英文中的China一辭，儘管與「支那」同源，卻在普通國人以至國家統治者的心目中安然無恙；無論是清政府還是國共兩黨組成的政府，都沒有要求英國及西方列強以其他無貶義方式（如以「中國」一辭的各種拼音Chung Kuo或Zhong Guo）書寫「中國」。國人聽到英文Chinaman一辭時的反應，縱不悅也遠不會如聽到「支那人」那樣狂飆。這個分別，單從歷史事實找不到滿意解釋；筆者試圖提供另類看法。
對白種人有洪荒敬畏
國人對西方白種人始終有一種「洪荒敬畏」，無論怎麼憎恨，始終「留有餘地」，因為潛意識裏認為他們的文明比我們先進，男子比我們的強壯，女子比我們的性感。日本呢？「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文化的學生，近代先進了也不過是學人家的，男的比我們矮，女的溫順一點而已，都沒甚麼了不起；大不了跟我們打個平手，搞不好又給我們「迎頭趕上」。於是，聽到China，國人完全可以接受，還以之放在國家的正式英文名稱裏；但聽到「支那」，便無明火起，馬上要全民聲討，否則就是漢奸賣國賊，如此才得心理平衡。
這個理論後面的道理，可以拿另外兩個虛擬例子來顯示。董建華可讓人稱他CH，但寫作䉪𤧹𥫩則他老人家會期期以為不可。同樣，梁振英給人呼作CY會覺得很高級很專業很潮，但莫說書寫，就以無口音日語叫他䉪𡡞䈑，他便可能會出律師信告你。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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